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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汎森著
简介: 王?森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探讨了从道光到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约一百年问的思想学术变化中的几个问题,对这一段历史中比较为 人所忽略的层面做了一些研究。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旧典范的危 机”,作者考察了方东树、邵懿辰、汪士铎、太谷学派等各层知识分子的 种种变化,以描绘出晚清内部的思潮变动,作者对这一时期的细察说明“ 从道光以来,中国思想界便进入不安定期,每一种学问都因内外的挑战而 产生了分子结构的变化。它们催化了后来一些范畴性的转变。”以此为张 本,作者在第二部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中深入剖析了中国近代思想中 的传统和反传统的复杂关系,在第三部分“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 ”中,讨论了后科举时代从“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这些知识 分子建立新“学术社会”的努力以及这个新“学术社会”的命运……
作者: 江晓敏主编;南开大学图书馆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 本丛刊从南开大学馆藏清人别集数百种中择其稀见者选录161种。其作者上起清初,下迄清末。作者身份各异,有尚书、御史、状元、进士、贡士、隐逸、遗民、道士、释子以及妇女等。除陆圻、余怀、张伯行等少数知名人士外,大多为不见经传之一般文人,故其所作,颇少藻饰。但其题咏、序跋及唱和者又颇多出自名人之手,如毛晋、周亮工、钱大昕、卢文弨、方东树、林则徐等,不仅可备了解此集及其作者之大概,或可补重要人物记事之不足。其版本有抄本、刻本、写刻本、活字本等。自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至民国,历朝不缺。其文体涵盖较广,有诗赋、传记、书序、记事、杂剧等多种。为方便读者,每种分别撰写提要一篇,记作者生平经历,学术交游,集中大要等。丛刊搜罗宏富、类型多样,无论研究版本异同或检索证史、佐史之史料,都可作为有利的参考资料。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作者: 袁行霈主编;袁行霈,罗宗强卷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简介: 片断: 愤诗》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平、阮璃、应杨、刘极为“七子”。 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参加 了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钟嵘《诗品》列之 于上品。 王粲,字仲宣,今存诗23首。他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此前的作品 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代表诗作是 《七哀诗》三首,尤以第一首最为著名: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遭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 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机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 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 言。南登源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清然伤心肝。 此诗写诗人在初平三年(192)董卓部将李侬、郭汜作乱长安时避难荆州途中的 所见所闻。“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概括了战乱后生灵涂炭的惨象;“路有 饥妇人”六句,具体地描写一位饥妇人抛弃亲生骨肉的场面,揭露了战乱给人 民带来的灾难。清代吴淇评此诗说:“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 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沈德潜 说此诗为“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古诗源》卷五),足见其影响 之大。《七哀诗》其二写山川景物之荒凉、飞禽走兽之有家可归,反衬自己滞留 他乡的痛苦,也十分真切感人。归曹后,王粲比较重要的作品是《从军诗》五 首,主要描写诗人几次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诗歌再现了汉末战乱后农村田园 荒芜、满目疮痍的景象;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 为国效力的意愿。 王粲还有一些在邺下时期与曹丕、曹植兄弟及其他文人唱和的作品,如 《公宴诗》等。这些作品虽然是“怜风月、狎池苑”之作,但在诗歌题材的开拓。 诗歌技巧的探索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 王粲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谢灵运说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 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序》)“自伤”是王粲的感情特征, 贵公子孙的出身,遭乱流寓的遭遇,使他格外地感物兴怀、忧世悲己。这是他 写诗的出发点,他的作品虽有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但这些都是从 个人身世的感伤中展开的。因此“发揪怆之词”(钟嵘《诗品》上)便成为他的主 要特点,却难免“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王粲的诗歌取得了很高的 成就,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方东树评之为“苍凉悲慨, 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他的诗对后世也颇有影 响,钟嵘《诗品》说潘岳、张协、张华、刘琨、卢谌等著名诗人皆源出于他,连魏文 帝曹丕也“颇有仲宣之体”。 刘桢,字公干,存诗二十馀首。在当时甚有诗名,曹丕即称其“五言诗 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他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其诗一如其人, 刘勰说:“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钟嵘说他:“仗气爱 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 刘桢的诗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 他的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这三首诗分别用频藻、松树、 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其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刘履 说:“初言频藻可充荐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节操之坚,而本章复以仪凤期之, 则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选诗补注》卷二)其中第二首最佳: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 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写得豪迈凌厉,颇有“挺立自持”(陆时雍《诗镜总论》)、“高风跨俗”的气概。与 王粲不同,刘桢的风格是“壮而不密”(曹丕《典论·论文》)。同样面对动乱的社
作者: 孙稼阜著
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
简介: 黄庭坚(1045~1105),北宋诗人、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其父黄庶是专学杜甫的诗人,舅父李常是藏书家。黄庭坚自幼好学,博览经史百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登进士第。神宗熙宁时期,黄庭坚先后任汝州叶县(今属河南)尉、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元丰三年(1080)知吉州太和县(今属江西),政令清简平易。七年,移监德州德平镇。元□时入京编修《神宗实录》,其间苏轼知贡举,曾聘为参详官。《实录》修成,黄庭坚迁起居舍人。绍圣时新党章□、蔡卞等用事,迫害元□旧臣,黄庭坚被劾修实录诬枉,责贬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后移戎州(今四川宜宾)。徽宗即位,受命内迁,又因赵挺之排挤,被除名编管宜州(今广西宜山),死于贬所。 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首。他的政治态度与苏轼相近,他不大赞成王安石变法,但关心国事,同情人民,为人有抱负,有识见,讲操守。“丈夫存远大,胸次要落落”,“今年贫到骨,豪气似元龙”(《次韵杨明叔见饯》),可看作他的自我写照。他身临逆境。能安贫乐贱,泰然自处,“不以得丧休戚芥蒂其中”(《豫章先生传》)。一生承受了儒学思想的影响,对禅学也濡染较深。 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冷斋夜话》还载有黄庭坚的“夺胎换骨”法,被江西诗派奉为“创作纲领”,曾对后来作者发生过消极影响。其实,“夺胎换骨”说,不见于山谷的著作中,未必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主张。而在谈论点铁成金的那封信中他还说:“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即自有主旨;又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正因作者自有主旨,所以虽取古人陈言,只是作为供陶冶之物。所以他的论文并不忽视社会作用,认为文章应“规摹远大,必有为而后作”(《王定国文集序》)。以此他赞佩杜诗“善陈时事”(《潘子真诗话》引)。对理与辞的关系,肯定“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与王观复书》)。他又认为“诗者人之情性”(《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文章本心术,万古无辙迹”(《寄晁元忠》)。黄庭坚还说过“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无斧凿痕,乃为佳耳”(《与王观复书》)的话,主张“矢诗写予心,庄语不加绮”(《次韵定国闻苏子由卧病绩溪》),“不雕而常自然”(《苏李画枯木道士赋》)。这两方面的看法自然都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创作实践。 黄庭坚有“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的名言,矢志在诗歌上“独辟门户”。终于以其独特的诗歌风貌卓然自立,与苏轼并称“苏黄”。并被后人奉为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他存诗一千五、六百首,内容丰富。黄庭坚关心现实。对百姓疾苦深表同情。早年写过著名的《流民叹》,任太和令时曾深入山区察访乡农,写了《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等描写人民疾苦真切的诗篇。他慨叹“民病我亦病”,提出了“年丰村落罢追胥”(《次韵寅庵》),“要使鳏寡无颦呻”(《赠送张叔和》)的愿望,盛赞友人“不以民为梯,俯仰无所怍”(《寄李次翁》)的品德,体现了怜贫恤苦的爱民思想。黄庭坚也有关注国防问题的爱国诗篇,如《次韵游景叔闻洮河捷报》、《和游景叔月报三捷》等诗,热情地表彰边将战功。《送范德儒知庆州》、《次韵奉答吉邻机宜》,以奋发的激情勉励友人为保卫疆防贡献才智。 黄庭坚的诗往往具有超迈的识见和襟怀。北宋后期党争剧烈,仓皇反复,黄庭坚也牵连其中,备受其害,却能破除门户之见,较为公正地看待问题。如在《次韵子由绩溪病起》、《再作答徐天隐》、《病起荆江亭即事》等诗中,曾针对党争的偏见,提出了“人材包新旧,王度济宽猛”,“开纳倾万方,皇极运九畴”,“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的可贵见解。黄庭坚政治上的升沉虽与元□旧僚连在一起,但在《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等诗中却能对王安石的人品和新学,给以公允的评价。 写景、寄识、遣怀、赠答、题画等类抒情诗,最能体现黄庭坚的艺术匠心和独创个性。如古体诗《题竹石牧牛》、《次韵子瞻寄眉山王宣义》,以命意新颖、笔力奇崛见称。七言律绝诗,如《登快阁》写洒脱襟怀,《寄黄几复》写友情,《病起荆江亭即事》咏时事,《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描摹江南胜景,《过平舆怀李子先》抒发思归情怀,《清明》寄托世事人生的感慨等,大都思致幽远,情趣深浓,能给人以美感享受,是历来深受赞赏的佳篇。 由于黄庭坚胸襟旷达,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创作态度谨严,因而在诗歌创作上确能独树一帜,有鲜明的个性。他的诗立意曲深,富有思致,耐人寻绎;章法细密,线索深藏,起结无端,出人意表;讲究烹炼句法,点石化金,下语奇警,使人惊异,所谓“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跋高子勉诗》),只字半句不轻出;在语言上,“洗尽铅华,独标隽旨,凡风云月露与夫体近香奁者,洗剥殆尽”(陈丰《辨疑》)。黄庭坚长于点化辞语,锻造句法,如“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寄黄几复》),“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鱼游悟世网,鸟语入禅味”(《又答斌老病愈遣闷》),“翩翩佳公子,为政一窗碧”(《咏竹》),都是下字奇警的名句。黄庭坚把杜甫、韩愈偶一为之的拗句、拗律的体制加以发展,大量运用,以音调反常、名法更变的办法,使诗格变得拗峭挺拔。如“酒船渔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过平舆怀李子先》);“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题竹石牧牛》);真所谓“奇健之气,拂拂意表”(刘□《隐居通议》卷八)。黄庭坚这些避熟就生、翻新出奇的诗法,矫正了晚唐、西□的熟滑丽靡,形成了以瘦硬峭拔为主调,而兼有老朴沉雄的独特诗风。方东树对此誉为“英笔奇气,杰句高境,自成一家”(《昭昧詹言》卷十)。黄庭坚《诸上座帖》黄庭坚词[鹧鸪天]《渔父》插图选自明代万历四十年刻本《诗余画谱》 不过,黄庭坚生活视野不广,又过多地从技巧上下力,讲究用字有来处,力求以故为新,“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题意可诗后》),这就不免有晦涩生硬之弊,而一些学步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岁寒堂诗话》),变本加厉地发展了他的弱点。这就使江西诗风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讥评。王若虚说:“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滹南诗话》)这段话评议黄庭坚诗歌的缺点,是比较中肯的。 黄庭坚写词不像写诗那样谨严用力,今存词约180余首,艺术琢炼颇不平衡。部分作品接近柳永,多写花月艳情、伤别、狎妓,有的流于猥亵,与其诗绝少写恋情大异其趣。有人曾警告他写这类词,“当下犁舌之狱”(《小山集序》),足见其早年词风。 他的另一部分词作,以疏宕洒脱见长,时有豪迈气象。如〔念奴娇〕《断虹霁雨》、〔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写谪居生涯,〔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写傲兀不羁的性格,〔青玉案〕《烟中一线来时路》写兄弟间的离别情怀,都笔力峭拔。此外如“落日塞垣路,风劲戛貂裘”(〔水调歌头〕),“平坡驻马,虚弦落雁,思临虏帐”(〔水龙吟〕),或写塞垣风光,或写守边壮志,语言气格清壮明畅,可以看出苏轼的影响。 黄庭坚工书法,兼擅行、草。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瘗鹤铭》。以侧险取胜,纵横奇倔,自成风格。 黄庭坚的著述,常见的有《豫章先生文集》30卷,《四部丛刊》本,诗文兼收;《山谷全集》39卷,《四部备要》本,只收诗赋,宋任渊、史容等笺注。另还有清同治重刊《山谷全书》,乾隆庚子刊《豫章先生遗文》。诗有龙榆生点校《豫章黄先生词》、研究资料有傅璇琮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
作者: 曹聚仁著
简介:近读方东树(清桐城人)《书林扬觯》,其中犹引前人评论著述文学,有谓“著书立论,必出于不得已而有言,而后其言当,其言信,其言有用,故君子之言,达事理而止,不为敷衍流宕,放言高论,取快一时”。又谓:“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盖古人把解决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当作著作的难一目的,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探切著明也”。这为人生而著作的态度,颇值得我们首肯的。可是这种态度最难于保持:战国诸子百家各逞己意,说点切实的话,秦始皇以法家统一天下,只留方土神仙之说,先秦儒家最重节操,持论不远仁义,而西汉儒家,丢开孔孟济世主张,涂饰阴阳家色彩以干君听。清初顾、黄、颜、王诸大儒,通经之用,明夷以待访,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乾嘉文字狱迭兴,一般学者,只讲训诂义例,不敢稍谈世务。自甲午以来,思想界感受强烈的刺激,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几度成为讨论的中心,这一类著作也如波浪似的有时销行得很多。(光绪二十七、八年,民国九,十年,十七、八年间,坊间都印这一类著作。)现在又转为《四库珍本》、《古今图书集成》的流行期了,盖“为人生而著作”,无分古今,此路皆不通行的! “权力”这样东西真有点古怪,一个人当了权,就会不知不觉地自尊自大起来。拿破仑走上阿尔比斯山时,敢说我和阿尔比斯山一样伟大,所谓得意忘形。清代中兴名将,曾国藩的冲和谦退,世所共知;他教训自己的诸弟,以及儿侄辈,无不以保泰持盈为言。但曾氏一家,除了曾国藩自己及曾纪泽以外,骄蹇的习气都很重很重,鱼肉乡里的事,也不时做出来。郭暧说那样的话,也是情理中常有的。至于末路皇帝,说那样凄凉的话,也在情理之中。黄远生在《忏悔录》中记革命时见庆王、那桐的情形,他说: 余被推为代表谒见庆王、那桐者说宪法事,此平日赫赫炙手可热之庆、那,到此最后关头,其情状可怜,乃出意表。庆王自谓:“此后得为老百姓已足。”那桐乃至躅蹐而道,谓“吾曹向日诚假立宪,此后不能不真立宪。”余非到此等时,尚不知彼等之恶劣一至于斯也。 地上原无天纵之子,一样的皮包骨头,越是养尊处优,左右指挥的人,当了大事,越没有担当责任的勇气和力量;走到了末路,自然比丧家之狗都不如了。 他大概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那长身玉立的丰神,也像一只白鹤。出落得一身飘流,会喝酒会做诗,会写蝇头那么小的楷书,和王衍、乐广、谢灵运那些人凑在一起,一定是合得来的。他在文澜阁过一暑假,他的后脑,就给那张藤椅磨得平平滑滑的,坐着睡着,就在那藤椅上消磨了那么多天。假使这只白鹤不要吃东西的话,大可以入山做神仙了。潘凫工到“暨南”来教书,就和他成为诗友。有一夏天,潘凫工下午照例要去看礼吾,适逢礼吾夫妇睡了,凫工就在客厅上的椅上也自己睡下去了;有时主人醒来,客人没有醒,主人就让他睡在那儿。有时客人醒了,主人还没有醒,客人也就走了。假使这些情节,能好好写下来,放入“世说新语”中去,有什么不合呢? —千多年来,诗说多矣。有尊李而抑杜者,有尊杜而抑李的,亦有李杜并尊者,亦有李杜并抑者,亦有独尊王孟的,亦有独尊元白的……这种种,只是各人的感受,用不着定于一尊的,钱钟书先生论唐宋诗,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未可厚非;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德诗人希勒(Scbiller)有《论诗派》一文,谓诗不外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希勒又作旨注,云:嘶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裁,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搀合今古者,是亦非容刻舟求剑矣。” 按某君来信,承询“不学无术”这句话该怎么说?假使依一般人的口头说法,那就不必我来多说了。 假使要说得正确一点,那就应该有几种说法:一、因为“不学”,所以“无术”。二、其人既“不学”,又“无术”。三、其人虽是“多学”,依旧“无术”。四、其人虽是“不学”,却是“有术”。每一种说法,都有它的含义的,非先弄清楚不可的。清末光绪年间,张之洞入枢府,与袁世凯共主政局,其幕僚高友唐由汉归京,张问外间对其有何议论?高曰:“人皆谓岑西林不学无术,袁项城不学有术,老师有学无术。”之洞笑曰,“项城不但有术,且多术矣。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这一有趣的故事,可作某君的参考。 不过,这样推衍了一番,并不曾解决真正的问题。因为什么是“学”?什么是“术”?不先搅清楚来,笑话只能算是笑话,无补于事的。有人说学习下围棋,就是学习兵法,学习战术。可是,当代大围棋手就否认这一说法,他认为下围棋和《孙子兵法》并不相通。至于“学了什么家的思想,在政术上可以应变?”那更是言人人殊了。《庄子·天下篇》一开头就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方,道也。)各人根据各人的“道”,找寻各人的“术”,并不是用张三的“道’,就可以运用李四的“术”的,《天下篇》所列用的“道”,有儒、墨、名、法、道之别,所以各家的“术”大不相同。即如我们童而习之的《大学》,儒家的政治方案,一开口就说“修身”以“齐家”,“齐家”乃”治国”,其实以柳下惠为兄,而盗跖为其弟,试问修身有什么用?唐太宗为历史上所谓“英明之主”,他的家却一塌糊涂,糟得不能再糟了!可见儒家政术,毫不切实用的。 有人说:研究《孙子兵法》,可以学习恋爱(追求)术。那位以幽默驰名的刘麻哥(禺生),他在美国读书时,并未读过《孙子》。他寄寓的宿舍中,房东的女儿,美貌动人,追求的满裙下,麻哥照镜自怜,不敢存奢望。哪知一天晚上,宿舍大火,娇女火困在楼,命危旦夕。这时,麻哥奋不顾身,冒着火焰上了五楼,把那小姐抢救出来。这就美人入怀,结成夫妇了。他的吃了天鹅肉,谈的说他熟读《孙子兵法》,懂得“集中火力,中央突破”的战术,那又是过情之誉了。人生究竟该学什么而后得什么术,也就无成法可拘的。所以,“不学无术”这句话,也是似通非通的。 上面我所说的,或许已经超过了某君所要了解的视野了;不过,我还要说下去,涉及谈政的范围。因为一般人用这一成语时,所谓“学”,大体是指谈政之学,所谓“术”,便是用政之术,值得推寻一番的。 一般人所谓谈政之学,总是以儒家为宗法;我说过,在先秦,儒、墨、名、法、道并立,并非专宗儒家。汉武帝尊信儒术,他所信任的并非申公、董仲舒、赵绾、公孙弘那些儒士,而是桑弘羊、张阳、孔仅那些刑名之士。汉宣帝二年,皇太子见上所用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他们父子的谈话,即说明“政学”和“政术”,并不一定有什么关连的。即如北宋行新法的王安石和洛派首领司马光,各有各的政术;司马光近于儒家,王安石却是名法家。王安石便对司马光道:“我和你所操之术多异,所以论议政事,彼此不能相合。”至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不独管仲、子产、李斯是法家,诸葛亮、王猛、张居正也是法家,连曾国藩也是法家,穿件儒家的“外”衣而已。所以不习儒家的政治观,自有治国的政术,也是常事呢! 且让我就王安石和司马光谈新政所操之术多异的异点说一说。名法家治天下,着重理财,苛刑罚,儒家则主张轻刑罚,薄税敛。所以李斯、桑弘羊都主张政府统制经济,被儒家讥为聚敛之臣,司马光就说古圣贤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讥王安石“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头会箕敛即统计人口,依箕斗计算)。儒家的国家经济,本于孔子所谓“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一句话,要藏富于民,正和法家相反。王船山在这一点上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宋神宗的心意,在养兵备边,求府库之丰裕。王安石所以得君,也在于理财的主张。王安石理直气壮地对司马光说:“我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所以“不学”或“多学”或“有学”是一件事,至于“无术”或“有术”或“多术”又是一件事,不能囫囵吞枣似去了解的。 有一天晚上,友人传来欢迎巴比塞的民众运动将被严厉干涉的消息,不觉义愤填膺。因翻取《孙总理全集》、《汪精卫集》、《胡汉民讲演录》、《戴季陶集》以及《现代评论》等等,集腋成裘,做一篇宣言式的欢迎词,且看有什么滑稽的反响。果然,反响来了,《晨报·淞滨夜谈》上一位罗园先生就以此派我许多罪名了,他还迫我:“要打倒国民党,请你加紧你的工作!”啊呀!乌鸦是一只多么没有用的东西,怎叫他打倒国民党呢?不过那些话,都是孙总理、汪院长、戴院长、胡委员以及当朝一品大人先生们的话呀,不要冤枉他们也被第三国际牵着鼻子走呀!在下姑且卖个关子,不把原文篇页目注出,让大家也找一找。先把我那篇宣言中的国民自觉运动的根本主张的来源举出来,以明“非我作古”、“公然反动”! 孙总理《北上宣言》: 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为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于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至不恤与民众为敌,屠杀工人、学生,以摧残革命之进行,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帝国主义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得志于一时,卒之未有不为国民觉悟所屈伏者。……吾人于此,更可以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 老实说罢,《涛声》上看起来似乎十分激烈的文章,都是有来源的;其来源非自第三国际,而自孙总理、汪院长、蒋委员长、戴院长的平日言论。若是孙总理还未判定为反动派,那他的言论,还不能禁止我不去“引经据典”! ……
作者: 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
简介:《昭昧詹言》内容简介:在晚清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一批抨击腐朽无能的清帝统治、针砭黑暗丑恶的社会面貌、提出挽救国家的改良主张的小说,它们在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被称为“谴责小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四部-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和曾朴《孽海花》,即我们今天熟知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这四部小说不仅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价值,更因其在文学成就上的突出而被人们关注,因此它们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历年校注整理出版的一系列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组成。此次整体推出,除了保留老版本中研究专家们精准详细的点校、注释,每种还增加了来自晚近刻本的相关插图数十幅,并进行了全新的装帧设计,使这四朵在中国古典小说园地散发异彩的奇葩以更完好丰美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 方东树
简介:
《书林扬觯》的作者是清代著名学者,汉宋学互相争胜期间宋学最重要的人物。本书是作者撰写的一部专谈古今著述体例的著作,历来广受好评,现代史学大家陈垣先生最为推荐,并要求作为启蒙发凡的良好读物。
作者: 黄爱平 吴杰
简介:方东树和唐鉴都是清代著名的理学家,其思想、著述都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书从其诸多著述中,选择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数种予以点校整理,包括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大意尊闻》、《考集文录》和唐鉴的《学案小识》、《唐确慎公集》。其中《汉学商兑》、《大意尊闻》均全文收录;《学案小识》略有取舍,仍按原书顺序编排;《考集文录》和《唐确慎公集》则多有去取,并依据文章内容体裁重加编排。期冀通过上述著述的整理,既反映方东树和唐鉴二者或同或异的思想面貌,也展现出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
作者: 李震著
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
简介: 曾巩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省南丰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一O一九年),卒于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一O八三年)。他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文学家,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 曾巩的一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三十九岁登仁宗嘉佑二年(公元一O五七年)进士第以前,是怀志进取、步入仕途期;进士及第后至神宗熙宁元年(公元一O六八年),先是任太平州司法参军,继而由欧阳修推荐,至京师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英宗实录院检讨官,是初入仕途、校书馆阁期;自神宗熙宁二年(公元一O六九年)至神宗元丰三年(公元一O八O年)九月,出通判越州,历知齐、襄、洪、福、明、亳诸州,是自求补外、转徙七郡期;自神宗元丰三年(公元一O八O年)十月至元丰六年(公元一O八三年),留判三班院,迁史馆修撰,擢试中书舍人,是受知朝廷、任职京师期。 曾巩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宋史·曾巩传》说他“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这些评价无疑是正确的。曾巩的文章“皆因事而发”(曾肇《亡兄行状》),对国计民生发表过不少独特的见解。他的散文既不像韩文那样奇崛雄辩,又不像欧文那样纡徐巧妙,形成了“古雅”“平正”的艺术风格。他的诗歌或感叹人生,议论国事;或描绘自然,吟咏名胜;或师友题赠,咏史抒怀,大多言之有物,平实质朴,“格调超逸,字句清新”(符遂《曾南丰先生诗注序》)。他早期多写古体诗,有着丰富的想象,有着豪纵的激情,写得洋洋洒洒,从容不迫,颇有太白遗风;后期多写格律诗,有许多寄意幽深或婉朴秀美之作。他的诗作,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值得称道的。 曾巩以他扎扎实实的文学实绩,为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对宋以及宋以后的文学有着很大的影响。和他同时代的王安石热情地赞扬过他:“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把他比作“横海鳣”(《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苏辙认为他“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曾子固挽词》);陈师道、秦观、孔武仲、张耒、晁补之等都曾受知于曾巩。南宋朱熹曾说:“熹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常诵习,以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乃为非苟作者。”(《跋南丰帖》)明代唐宋派特别推尊曾巩。钱谦益《初学集》载有归有光(字熙甫)事迹:“熙甫上公车,凭骡车以行。熙甫俨然中坐,后生弟子执书夹侍。……偶拈一帙,得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挟册朗诵至五十余过。听者皆欠申欲卧,熙甫沉吟讽咏,犹有余味。”茅坤说王慎中对曾巩文“读而酷好之,如渴者之饮金茎露也”(《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明代何廷秀给曾诗以很高的评价,他用“峻”、“壮”、“清”、“澹”四字概括曾诗特点,认为曾诗“一扫西昆体,力追骚雅遗”(《读曾南丰诗》)。清代的钱谦益说:“余每读子固文,浩汗演迤,不知其所自来。”(《读南丰集》)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非常欣赏曾文的“长于道古”、“淳古明洁”(《古文约选序例》)。方东树对曾诗很有研究,认为“南丰学鲍学韩,字字句句,与之同工,无一字不着力”(《昭昧詹言》)。总之,曾巩生前享有盛名,身后受到推重,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位有杰出贡献和很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很值得我们研究。(本书为繁体竖排)
作者: (唐)韩愈著;陈霞村,胥巧生解评
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
简介: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本书在旧稿基础上增补修订完成的。收选韩文35篇,凡文体相近者排在一起;韩诗30首,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选自世级綵堂本《昌黎先生集》,并以马通伯《韩昌黎集校注》、《钱昌黎诗系年集释》参校。注评时参考时贤著作多种,恕不一一详列,在此谨致谢忱!为方便读者使用此书,末附“韩愈年谱简编”、“韩愈重要研究著作”及“《韩愈集》名言警句”。
作者: 盛可以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2005
简介: 朱妙三十岁之际,努力掩藏劣迹斑斑的过去,试图寻找一个“干净”的 男人结婚。然而,已婚男人方东树的神秘退缩、少年程小奇的欺骗手腕以及 摄影师许知元的猜忌侮辱,使本来觉得一切在握的朱妙备受打击,遍体鳞伤 ,无爱一身轻的无奈及生命中不堪忍受之虚无,使她对理想婚姻的追求草草 收场。
简介: 目录 《永乐大典》考 缪荃孙 九旗古谊述 孙诒让 《论语》郑氏《子路篇》残卷跋 罗振玉 八卦释名 章炳麟 董小宛考 孟森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王国维 汉唐宋起居注考 朱希祖 火葬考 柳诒徵 元也里可温教考 陈垣 西汉石刻文字初探 徐森玉 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 马衡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义 吕思勉 古籍多虚数说 刘师培 杨家将故事考信录 余嘉锡 《汉书》所据史料考 杨树达 《春秋名字解诂》补谊 黄侃 “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 沈兼士 《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 岑仲勉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陈寅恪 《红楼梦》考证 胡適 释祖妣 郭沫若 甘石《星经》源流考 钱宝琮 “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 顾颉刚 王树民 读《太平经》书所见 汤用彤 《诗总》考 郭绍虞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 洪业 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 容庚 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 姚从吾 法家流变考 蒙文通 论吃菜事魔与墨家者流 庞俊 跪坐蹲居与箕踞——殷墟石刻研究之一 李济 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 释两 于省吾 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 朱东润 《大乘起信论》考证 吕溦 末耜考 徐中舒 九族制与《尔雅·释亲》 芮逸夫 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现在所见的杨东来评本 《西游记》杂剧不是吴昌龄作的 孙楷第 《明史》编纂考略 黄云眉 关于徐一夔《织工对》 郑天挺 《通志·七音略》研究——景印元至治本《通志·七音略》序 罗常培 说鱼 闻一多 驾头考 冯汉骥 火把节考 游国恩 两关杂考 向达 五言诗起源说评录 罗根泽 姜白石议大乐辨 夏承焘 《水浒传》与天地会 罗尔纲 清初东北流人考 谢国桢 太史公书名考 陈直 周王※钟考 唐兰 秦权使用及辨伪 商承祚 楚郢都考 姜亮夫 中国祖庙的起源 凌纯声 唐蕃会盟碑(821—822年)考释 李方桂 徐梦莘考 陈乐素 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 王重民 宋代制举考略 聂崇岐 爱薛之再探讨 韩儒林 北朝之鲜卑语 缪钺 花蕊夫人宫词考证 浦江清 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 吕叔湘 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 陈槃 火药的发现及其传播 冯家昇 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 赵万里 斡脱杂考 翁独健 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 邓广铭 商鞅变法考 齐思和 《鲒崎亭集》谢三宾考 柴德赓 亭林诗文用南明唐王隆武纪年考 潘重规 陈衍《秋柳》诗解辨正 钱仲联 “何当”解 丁声树 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 杨明照 成吉思汗生年问题 邵循正 胡惟庸党案考 吴晗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钱锺书 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 夏鼐 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 杨向奎 读《周礼正义》 洪诚 “左徒”与“登徒” 汤炳正 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 胡厚宣 汉居延考 陈梦家 文学古训辨正 王利器 浮屠与佛 季羡林 所谓王维《江山霁雪图》原底、后摹本合考 徐邦达 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党争 唐长孺 秦郡界址考 谭其骧 新秦中考 史念海 山水画南北宗说辨 启功 “十又二公”及其相关的问题 张政娘 说宛 周一良 《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 王仲荦 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 程千帆 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 王锺翰 “龙宿郊民”解 杨联陞 “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 杨宽 《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敕勒等羁縻州府与民族迁徙 王永兴 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 周祖谟 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 杨志玖 《周南》《召南》释言 朱季海 “分茶”小记 蒋礼鸿 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 严耕望 《老子想尔注》考略 饶宗颐 王阳明与道教 柳存仁 关索考 周绍良 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 沈文倬 苏轼的文人画观论辨 阮璞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王元化 说“屯(纯)、镇、衠” 朱德熙 论“入”字的音 李荣 朱仙镇之役与岳飞班师考辨 徐规 北宋汴梁雕板印刷考略 宿白 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 田余庆 《瘗鹤铭》之谜 卞孝萱 张择端及其作品的时代 金维诺 《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 杨廷福 《长恨歌》新解 黄永年 吴声西曲杂考 王运熙 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 张永言 裴颇是否著有《贵无论》 汤一介 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时间 曹道衡 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 蔡美彪 《唐语林》考 周勋初 百炼钢刀剑与相关之问题 孙机 魏晋南北朝尚书左丞纠弹职掌考——兼论左丞与御史中丞的分工 祝总斌 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 余英时 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 朱大渭 碎叶城今地考 张广达 论韩国庆州发现的印本《陀罗尼经》 潘吉星 “五十以学《易》”问题考辨 李学勤 刘长卿事迹考辨 傅璇琮 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 陈得芝 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 章培恒 评久佚重见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 王水照 《宋会要》食货类的复原 陈智超 洛、蜀、朔党争辨 王曾瑜 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 邹逸麟 茶传入欧洲及其欧文称谓 黄时鉴 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 裘锡圭 汉学与反汉学——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 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 朱维铮 平仄新考 丁邦新 《诗序》作者考辨 陈允吉 “隶书”辨 鲁国尧 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 王春瑜 《元史》纂修考 陈高华 唐令舞考——兼论陈寅恪先生《元白诗证史》的文化阐释 姜伯勤 敦煌遗书中有关王梵志三条材料的校订与解说 项楚 汉郡再考 周振鹤 关于龚自珍生平事迹中的几个问题 樊克政 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中国古代的袄神崇拜 林悟殊 汉武帝时“户口减半”考实 葛剑雄 《梁书·西北诸戎传》与《梁职贡图》 余太山 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 李家浩 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 李零 “实学”考辨 姜广辉 关于元朝“东诸侯”的几个考释 姚大力 谢灵运《十四音训叙》辑考 王邦维 荷泽宗考 葛兆光 《全唐诗》误收诗考 陈尚君 南朝“太学”考 阎步克 “将无”考 朱庆之 《正续清经解》编纂考 虞万里 巨鹿之战地理新解 辛德勇 通颊考 荣新江 “蒲州刺史充关内盐池使”与景云政治 李锦绣
作者: 陈晓红著
出版社: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简介:本书以高中历史选修6 为依据,同步到章、节。主要学习“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世界文化遗产”、“古代埃及的历史遗产”、“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遗迹”、“中国著名的历史遗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遗产”、“具有警示意义的世界文化遗产”等内容。本书设置了“解读课标”、“聚焦要点”、“巩固基础”、“拓展能力”四个栏目。在巩固学生所学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习能力。
作者: 张伯伟,蒋寅 主编
简介: 本书收录《全宋诗》考辨七则、续补80首、辑佚净土诗百首、辑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23首,《<诗渊>之流传与版本新考》等文献学论文,《未刊稿<石洲诗话>卷十与翁方纲“肌理”说的完成》、《方东树<昭昧詹言>“棱、汁、浆”考论》等诗歌理论文章,《王闿运与张之洞诗学比较》等诗学史论文,都以求实创新为宗旨,运用各种方法对中国古典诗学进行广泛深入的新开拓。
作者: 邓新华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中国古代的文艺家、美学家何以对“品味”的艺术鉴赏理论和接受方式有如此独特的理解?这种艺术鉴赏理论和接受方式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它又何以得到古代艺术鉴赏者和接受者的普遍认同?要圆满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对之进行审视。这是因为,“品味”的艺术接受理论和接受方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它与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这个角度人手,不仅可以弄清“品味”的艺术接受方式产生的内在因由,亦可探求和窥见此种接受方式所融凝的传统文化的种种基因。 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品味”论的影响 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品味”的艺术接受方式,不能不首先研究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因为正是后者内在地决定了前者的思维性格和理论品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与“玩味”的艺术接受方式之间的关联,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 1.直觉了悟的认识方法对“品味”论的影响 张岱年先生把“重了悟不重论证”看作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色,这是很有见地的。就方法论而言,中国古代哲学确乎不像西方古代哲学那样注重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抽象思辨,而是推崇那种不经过分析和推论就直接把握事物本质的直觉了悟的认识方法。 在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有关直觉认识论的思想,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色调。 儒学面向现实人生,所以注重“为学”。“为学”之道何在呢?孔子认为,首先在于“博学”和“多识”,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要想获得真学问,懂得大道理,还需“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即以一种直觉了悟的方法将所学的各种知识贯穿起来。孔门后学中不乏深契此种认识方法的知音,如程颐和朱熹提出“格物致知”说,把“豁然贯通”作为认识万事万物的前提。这表明,、在如何把握现实人生的知识方面,以提倡“学思”、“慎思”著称的儒家并不排斥直觉了悟的认识方法。 道家崇尚自然无为,所以不重“为学”,而讲“为道”(即对于现实人生之上的自然之道的把握)。老子最早给我们描述了作为宇宙本体的“道”的存在状态:它无形无名却又无处不在,既非感觉所能把握又不能靠概念知识去认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此,老子提出,要把握“道”,致道之人就必须“弃圣绝智”(《老子·十章》),“涤除玄鉴”(《老子·十九章》),即凭借一种既超越感性又超越理性的直觉去直接冥合“道”。庄子承袭老子,进一步强调和突出了直觉的超感性和超理性的特征,他一再申说,“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庄子·人间世》),“无思无虑始知道”(《知北游》),“离形去智,同于大通”(《大宗师》)。在庄子看来,所谓“为道”的过程,也就是认识主体由“外天下”、“外物”、“外生”直致“朝彻”而“见独”的多级深入的直觉过程。 佛学宗派禅宗既不像儒家那样注重对现实人生实际知识的学习,也不像道家那样彪炳对于天地自然之道的把握,而是追求对于永恒不朽的宇宙终极——实乃人的本觉之性的真如佛性的彻悟。如何才能彻悟真如佛性呢?禅宗提出“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顿悟”法。禅宗理论上的先驱人物竺道生这样解说“顿悟”:“夫称顿者,明理不可分,悟语极照。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理智恚释,谓之‘顿悟’。”(慧达《肇论疏》)由此可见,所谓“顿悟”,不过是指在排除一切常规的思虑和语言,取消一切常规的概念性认识之后所实现的对真如佛性的顿然的一次性领悟,禅宗所张扬的同样还是一种直觉了悟的认识方法。 儒、道、佛三家各具特色的直觉了悟的认识方法相互融和并渗透到华夏民族的心灵深处,遂成就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从而也为古典美学中“品味”的艺术接受方式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养料。从诗歌接受上说,提倡赏诗不求“知解”(方东树《昭昧詹言》),“诗道亦在妙悟”(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从绘画接受上说,要求“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董檗《养素居画学钩深》),从书法接受上说,亦是如此,正如虞世南《笔髓论》所云:“机巧必须必悟。” 2.心灵体验的致思模式对“品味”论的影响 杜维明先生说: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认知”,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体知”。在他看来,所谓“认知”,就侧重对客观物质世界进行观察、分析、综合和判断推理,这是“科学之知”。而“体知”则是把外在之物纳入“自家生命之中”,使之“和自己的身心打成一片”,用心灵去体验外物,这是“道德之知”。“认知”和“体知”这两种不同的致思方式的确反映出中西思维性格的又一深刻差异。 心灵体验的认识方式同直觉了悟的认识方法一样,也贯穿于两千年的哲学探索之中。 “诗味”与“兴会”是我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中的两个重要范畴,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古人对文学活动的心理特点和规律的认识的逐步深化。认真考察和研究这两个范畴,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本质特征和把握文学创作的心理规律,进而全面地挖掘和清理古代文艺心理学思想,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心理学体系,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对“诗味”说与“兴会”论的形成与发展作一初步的梳理,以便为将来更好地把它们纳入到当代形态的文艺心理学体系中去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一、“诗味”说的形成与发展 在我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味”这个概念曾被诗论家们普遍地用来评价诗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中一个极富特色的理论观点——“诗味”说。 从文学理论和美学的角度来看,“诗味”说之“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诗歌本身所具有的艺术美感力量,即“诗味”;一是指诗歌鉴赏者对诗歌艺术美的欣赏、体味和领悟,即“味诗”。当我们从文艺心理学史的角度来考察“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时,我们的研究任务似应为:一方面要历史地探讨诗作者的创作心理——诗人在诗歌作品中如何创造出诗的艺术美才能引起欣赏者的审美注意和审美兴趣;另一方面要历史地研究诗歌鉴赏者的审美欣赏心理——鉴赏者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把握诗歌的审美特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诗味”说才被纳入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作为一种美学和文艺心理学理论观点,“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大致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和明清四个大的阶段。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在使用“味”这个概念了。不过一开始,人们对“味”的理解还仅仅限定在人的口舌等感觉器官对物质的感觉这样一种生理活动的范围之内。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医和的话:“天有六色,降生五味”,同书《昭公二十五年》所记子产的话:“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还有《国语·郑语》也说:“五味以调口。”所有这些都是在口味感觉这一本来的意义上使用“味”这个概念的。后来,人们才逐渐较为普遍地用“味”作比喻,来说明音乐文章和作品语言的美感力量。如《论语·述而》就记载有孔子为听《韶乐》而忘了“肉味”的故事,由此可以见出孔子是被《韶乐》的美感力量所征服,“乐味”才带替了“肉味”。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用味的调和来说明音乐只有“相济相成”才能产生美感力量。《礼记,乐记》也用大羹遗味来比喻朱弦遗音所具 有的艺术感染力。一直到汉代,这种情况仍无根本的改变。如王褒用“味”比喻音乐给人的美感作用:“哀悄悄之可怀兮,良醇醇而有味”(《洞萧赋》),东汉王充则用大羹淡味作比喻来为自己的文章不讲究文采进行辩护:“大羹必有淡味,……辨眼必有所屈,通文犹有所黜”(《论衡·自纪》),班固《汉书》也记载时人评价郑当时的话是“有味之言”。(颜师古注:“有味者,其言甚美也。”) 那么,为什么作为生理感觉的口味之“味”在先秦两汉会被普遍地用来比喻音乐、文章、言语所包含的美感力量呢?这是因为,“味”这个概念,在一开始就与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中国,关于美的认识,虽然最初和实用功利以及道德上的善密不可分,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不同于功利的和善的美,这就是那种能够给人以感官享乐的声、色和味的美。如《左传》恒公元年记载:“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荀子·王霸》云:“……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而且从字源学考察,美就是味道好吃的意思。如《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徐铉注:“羊大则美,故从大。”)由此可以见出,人类社会早期味觉的快感同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密切相关。人们之所以用“味”来比喻文章、音乐所具有的美感力量,根本原因就在于味觉的快感中已经包含了美感的萌芽。而且人类早期这种以味为美的审美观念还给我们以诸多重要的启 示:第一,味觉的快感是直接或直觉的,而不是理智的思考;第二,它具有超出功利欲望满足的特点,不仅仅是要求吃饱肚子;第三,它同主体的爱好兴趣密切相关(孟子的“口之于味有同嗜”的命题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逆命题)。而这三点,正是美感所具有的不同于科学认识和道德判断的重要特征。明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代的文艺家们何以要执着地寻求诗味的表现而不是诗理的解说,读诗者何以要味诗而不是析诗。 金圣叹不仅是我国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小说美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戏剧美学家。以往有不少研究者认为金圣叹的戏剧理论不如他的小说理论,因此更多的注意的是金圣叹的小说理论而相对地忽视了他的戏剧理论。而实际上金圣叹的戏剧美学理论内容十分丰富,不乏新鲜卓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戏剧美学理论的宝库。由于金圣叹的戏剧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他对《西厢记》的评点和批改之中,因此本文试结合金圣叹的《西厢记》评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金圣叹的戏剧美学思想作一初步的描述和分析。 一、金圣叹戏剧美学理论的反道学思想倾向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名作,由于这部戏剧表现了青年男女对恋爱和婚姻自由的追求,所以历来受到假道学的猛烈诋毁和抨击,被诬为“诲淫之书”,金圣叹则针锋相对地宣称“《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并系统阐述了他自己的理由,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反道学的思想倾向。 那些假道学所以把《西厢记》看成是“淫书”,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西厢记》“中间有此一事”,即作品涉及对张生和崔莺莺的性爱的描写。在金圣叹看来,假道学的这条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从两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首先,男女之性爱本来就是人的性命中固有的一种自然普遍的生理需求: 人说《西厢记》是淫书,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 有人谓《西厢》此篇最鄙秽者,此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言也。夫论此事,则自从盘古至于今日,谁人家中无此事者乎……谁人家中无此事,而何鄙秽之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