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 12 项 “战国” 相关结果
作者: 南怀瑾著述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简介:《老子》,又称《道德经》,是我国道家学派和道教最著名的一部经典、·它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短短的五千丈,以“道”为核心,建构了上至帝王御世,下至隐士修身,蕴涵无比丰富的哲理体系、本书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关于《老子》的讲记;作者以深厚的文史功底,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对《老子》的内涵作了充分的阐解、辨正和引述,具有深入浅出,明白通畅的特点,在普及中国传统丈化,使深奥的古籍通俗化,专门的学术大众化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书未还附有历代《老子》研究书目+本书原由台湾老古丈化事业公司出版、自1980年问世以来,作者丈根据自己的体认做了多次修订,现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授权,将老古1994年第6版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孟子》是儒家的经典名著,也是研究孟子的生平事迹及其学说的最重要的资料。许多激励人心、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源出于它。本书是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关于《孟子》的讲记。作者采用“经史合参”的方法,以《孟子》的原文为“经”,春秋战国的社会背景、人物活动为“史”,并配合其他种种历史故事和社会现象,对孟子立身处世的人格及其思想影响,作了透彻的讲述。它使读者能在谈笑风生的气氛中,轻松而又深刻地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习,增长文史知识,获取人生智慧。书末还附有历代《孟子》研究书目。本书原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自1980年问世以来,作者又根据自己的体认做了多次修订,现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授权,将老古1994年第6版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作者: 南怀瑾著述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简介:谋略,中国古代文化又称为纵横之术、长短之术、勾距之术。用现代话讲,就是领导的哲学与艺术。为总结历史的经验,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曾就中国古代谋略做过系统讲析,其讲记以《历史的经验》为名,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于1985\1986年分两册出版。第一册撷取赵蕤《长短经》、刘向《战国策》、桓范《世要论》精华,参以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实例,论述了治世、用人、防邪、辨奸之道。第二册是对《素书》、《太公兵法》、《阴符经》的逐句串讲。《素书》名为黄石公所传,张良辅佐刘邦,兴汉灭楚,兵机谋略,多得是书之助,张良之后,此书不知去向,至晋,有人盗张良墓,于玉枕处发现此书,始得再传于世。本书重在其中经义的阐发,并将近一百五十则历史故事,铺注于原经文之后,供读者经史相参,从中悟得创业待人的道理。1990年我社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授权,将《历史的经验》两册合为一册(分上、下编),以《历史上的智谋》为名,改排出版,以供研究。1992年恢复原名再版。如今刊出的是老古丈化事业公司 1995年11月的最新版。 本书初名《二十世纪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题》,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于1977年9月出版,1984年3月第3版时改为《新旧的一代》。它是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所作的专题演讲。在演讲中,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对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及其对人们心理状态的影响,作了透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值得审思的问题。内容叙及:清末民初的社会思潮;重大的政治事变;中西文化的冲撞;学术思想的演变;古代的文化教育制度;现代的道德价值观念;老少之间的代沟;新旧不同的读书;旧八股与新八股;私塾与家教;尊师重道;安身立命;以及青少年的个性、学识、心理、经验、行为,等等。言语委婉,知识丰富。 本书初名《序集》,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于1986年12月出版,1992年1月第2版时改为今名。它汇集了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历年来为自己的著作、他人的作品、整理出版的古籍所撰的序跋,以及其他文翰,总计七十二篇。分为儒家、易经、道家、经义、禅宗、密宗、健身、历史、其他等九大类,对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了精深的阐述。内容叙及:古代文献;诸家学术;社会变迁;文史掌故;经世治学;为人之道;孔孟精髓;道藏珍蕴;易学源流;佛经大义;禅宗语录;密教修行;兵法谋略;阴阳术数;瑜伽气功;保健养生;诗词歌赋;古文今译;以及作者的行履交往,等等。文辞典雅,见识独特。
References of the Chinese liberation war
作者: 王幸生,张敬山,王娜娜编著
出版社:京华出版社,2006
简介: 《中国解放战争大参考(全2册)》上党战役、中原突围、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陕北“三战三捷”、孟良崮战役、跃进大别山、解放石家庄、临汾战役、豫东战役等战役。 中原突围:蒋介石中原部队的30个旅被牵制,解放军英勇突围,为内战赢得准备时间。 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千里“耍龙灯”,四面围歼国民党王牌军,一代名将张灵甫命殒孟良崮。 跃进大别山:“狭路相逢勇者胜”,刘邓大军千里跃进,直捣国民党统治的腹心。 辽沈大战:毛泽东高瞻远瞩,拉开战略决战序幕;歼敌47万,东北全境解放。 淮海决战:60万战胜80万,解放军在淮海地区硬是一口一口吃下了“一锅夹生饭”。 渡江战役: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瓷器店里打老鼠”,粉碎国民党最后梦想。 海南登陆战:国民党撤防海南,垂死挣扎,解放军突破“伯陵防线”,小木船打败大军舰!
作者: 李立著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2008
简介: 本书试图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揭示国民党在台湾近60年的兴衰沉浮,并对国民党能否东山再起略作分析。本书从蒋介石父子一直写到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国民党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马英九和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以人物和史实相结合的手法,再现国民党在台湾从执政到在野的历史风云。 全书分上、下册,共六篇。第一篇蒋介石——偏安一隅;第二篇蒋经国——“革新保台”;第三篇李登辉——迈向“独台”;第四篇连战——艰难求索;第五篇马英九——苦撑时艰;第六篇吴伯雄——东山再起
作者: 饶胜文著
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06
简介: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其疏张,置以会围 ,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 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 中国古代军事地理格局乃是一种棋盘型格局。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国的地理格局就像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 个不规范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 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 中国的地域虽然辽阔,但在历代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却主要是上述九 大地域。大体上分布在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上。 这里所说的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指在历代战争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 要性往往关系到天下的统一与分裂、关系到一朝一代的兴与衰,或者,在中 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关系到中原政权的存与亡。 古人惯讲“山川都会”。一般说来,在那些既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又 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战略要地。 几列东西向的山河与几列南北向的山河纵横交错,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 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国地势三级阶梯大体上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其中, 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的一系列山脉——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经嵩 山山脉、方城册,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转向鄂西、湘西山脉而接云贵高原 ——为中国的东、西部之间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南北之间也分出几个层次, 其主要的分界线则为长江、黄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条山、大别山 也起到了补充作用。 这几列纵横交错的山河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些 地理单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间容量,外围有险要的山脉或者江河为之 险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内外,既是这些地域内部流通的运输线,又将 不同的区域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乃是区域之间战略关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 山脉和江河的战略意义各相同。山脉的意义重在阻隔,而贵在有孔道可 以通行;河流的意义重在流通,而贵在有据点可以扼守。 一般说来,山地的断层地带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岭所形成的河谷低地便 于作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关中四塞、太行八陉所扼通道及穿越秦巴山 地的几条栈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为人力、物力运输的交通线。以江河 作为险阻,还须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与干流的交汇处建立据点,以确保对 这些江河的控制。如黄河的孟津和蒲津、长江的瓜洲渡和采石渡、淮河的颍 口、涡口、泗口等处,便都伴随着重要军事据点的形成。 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则易于在纷乱的局面中建立根据地,形成局部的 秩序,积蓄力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则便于向外部投递力量,便于向外 扩展,也便于介入全局。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大都拥有这些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并不全是按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来划 分,而是主要是考虑到它们在军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势的原因构成 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它们在历代战争中也的确显示出了它们作为 一个个独立单元的地位。其中,关中主要是指陕西省的秦岭以北部分;汉中 地区则因其相对独立,单独作为一个战略要地;东南主要是指江苏、安徽两 省的中南部;中原则主要指河南。其它几地则基本上同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 划。在称法上,关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称法,因为这种称法本身就极富 战略色彩。 在上述几大战略要地的外围,有一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地位也很 重要;但由于位置的关系,这些地域险要的山川固然保护了自己,同时也在 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与外部的联系,妨碍了它对于全局的全面介入,因此在 历代兴亡中,对于全局未能显示出决定性的意义。当然,近代以后,中国的 国防形势发生变化,它们在军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 在这个棋盘型格局中,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分处其四角。四角之地 ,都各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有比较优越的山河形势,有相对稳 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险阻,能够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势;有 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的 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势力兴起之初,占据四角山 川险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据地,从容经营,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 下基础。 关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 山、淆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有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地 势上,关中对东部平原地带呈高屋建瓴之势。关中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 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关扼崤函之险,控 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通道;武关控秦岭东段之险,扼守着关中东南方 向的进入通道;散关扼秦岭西端之险,控制着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 咽喉;萧关扼陇山之险,守备着关中西北通道。四塞险固,闭关可以自守, 出关可以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从而使关 中具备一种能进能退、可攻或守的态势。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北游牧 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居庸关、山海关、松 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几条交通孔道。 太行山脉为河北的右侧翼的重要屏障。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等关 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脉的往来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 如拒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也能 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对于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 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地区与游牧经济的 塞北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来自中原的挑战时显得为尤重要 。 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南北 对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 基础的。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下连吴越,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上 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 挥着对抗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 ,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刮 洲渡,分处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强对两处渡口的防守。 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分别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北岸分别有广陵 (今江苏扬州)和历阳(今安徽和县),都置兵戊于守,立为重镇。淮河与 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 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 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 列重镇,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钟离(今安 徽凤阳)和寿春(今安徽寿县),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江苏淮安)和盱 眙。寿春正对颍口(颍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颍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来敌 ;钟离正对涡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涡河之冲。淮河下游主要支流 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 水运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 积极的态势,还可以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随着南北力量的消长变 化,其攻守之势也随着而变化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北进取中原;南方衰 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南北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前沿。 四川居长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 都是崇山峻岭,其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 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孔道。两个方向的 往来孔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 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由重庆东出,经三峡穿越巫山 ,可入湖北,大抵以奉节(古夔州)为其门户,矍塘关(亦称江关、捍关) 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 ,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此处。在重庆与成都之间,又有几条江 河水路相连通。 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四角地位得以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 ,即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农业生产的发 展,才能够储粮养兵,供养、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关中腹地为渭 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 ,灌溉便利,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虽不如现在, 但河北特别是河北北部拥有一种比较好的在内地与塞外之间、在农耕经济与 游牧经济之间进行贸易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跟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 一个重要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优 越,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发展,到南朝时,在《禹贡》中称为“厥田下下”的 东南扬州地区已呈现出相当繁华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时起,东南财赋便为关 中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 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必仰仗东南,也经营运河 ,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四川盆地在历史上每被称为“天府之土”。四 川腹地是长江及其众多支流冲积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农业生产; 加上四川及其周围地区物产丰富,因此,四川地区每被赞为“民殷国富”。 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业。但要统一天下,仅有地理 条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整合 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是进取天下的社会基 础。在分处四解的几大战略要地中,建立于关中和河北的政权都曾经完成过 统一天下的大业,历史上的全国性政权也大多定都于此二地;建立于东南的 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对峙之局,而少有统一天下的 (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多为割据政权,而没有一个政权曾 统一过天下。究其根源,都可从这些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中探寻一二 。 一个地域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域的民风、社会文化特 色及其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自商 鞅变法,秦人以耕战为本,遗风流披,影响深远,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 异的社会风尚,秦汉时期即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注:《后汉书》 卷五十八虞诩传]的说法;北朝后期,鲜卑军事贵族与北方汉姓土族结合 ,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 基础。河北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
作者: 黄葵著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
简介: 马克思说,人民创造历史必须“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同样不能抛开传统文化遗产。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有凝聚力。凝聚力的基础是人民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根本来源于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明确认知。 值得欣慰的是,在精深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的精神物质兼顾的文明观,等等,都是救治“现代病”的良药,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的营养。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机盎然。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一流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学大讲堂》。 学习元典。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元典。所谓元典,指。较早产生并对本民族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元典是一种文化,开始独立存在的标志,它塑造了该文化的核心内涵。中华元典大多出;现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因为时代久远,这些先秦典籍大多文字古奥,令人望而生畏;无法探幽致远,自然谈不上反思和扬弃。为此,我们决定首先出版《中华元典导读书系》,作为这套“大讲堂”丛书的第一辑。 本书系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作者: 赵国华著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简介: 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总是一派光明,也常有暗淡的时候。和谐造就和平, 冲突引发战争;和平与战争做伴,和谐与冲突毗连;和平隐藏着战争,和谐 包含着冲突。所以,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纠缠着人类社会,让我们感受到 和平的珍贵,也为战争的危害而困惑,即使在轻松的氛围里,仍不能撇开这 一话题。 近五千年间,世界上发生过无数次战争,真正没有战争的年代,其实并 不多见。 在中国历史上,从五帝时代到清朝灭亡,发生过3791次战争。其中,五 帝时代5次,夏商西周时期38次,春秋战国时期614次,秦汉时期411次,魏 晋南北朝时期605次,隋唐五代时期353次,宋元时期759次,明清时期1006 次。这些只是文献有记载的,而缺乏记载的,肯定还有一些。 特别是在被人们称为“战争世纪”的20世纪,战争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 伤害,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从整个世界来看,世界大战两次上演,人类经过 残酷的杀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仅就亚洲而言,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里,世界大战几乎席卷所有大国 ,中国和其他国家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竟长达14年之久。在后半个世纪里 ,亚洲部分地区仍是主要战场,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1948~1982年的 中东战争、1961~1975年的越南战争、1979~198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 1991年的海湾战争……战火遍及亚洲各个地区,改变着亚洲的政治格局。 仅就中国而言,从20世纪之初八国联军入侵,到30年代日本全面侵华, 中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捍卫了民族的尊严。从1911年武昌起义,到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四分五裂,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从 1927年秋收暴动,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内战,迎来 了一个新的局面。 整个人类文明史或中华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战争史。 有人说: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是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 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一种最高形式。历史上的 战争,只有正义的非正义的两类。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反革命战 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还有人说:战争有正义和邪恶的区别,和平也有正义和邪恶的区别。人 类既可以利用正义战争,去消除邪恶的战争状态,也可以利用正义战争,去 打破邪恶的和平状态。战争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维 护国际社会的安全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纵览人类文明的进程,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军事变革:传统军事变革和 现代军事变革。前者与农业革命相连,后者与工业革命相伴。我们有理由相 信:与知识革命相伴随的未来军事变革是一场更加深刻的军事变革。农业社 会的战争是以冷兵器为工具的群体格斗,工业社会的战争是以火器为手段的 大规模毁灭,知识社会的战争是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全方位对抗。每一种战 争模式的发生和发展,都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一个充满问题的过程,又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和平既为人们所向往,战争遂为人 们所关注。在中国历史上,总有一批人怀着人文主义情怀,围绕战争、战争 指导和军队建设诸问题,不断地进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军事思想。 这些人就是中国兵家。 中国兵家作为一个学派,主要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崇尚和平,重视战争。 自从战争降临世间,人们围绕战争、战争指导问题,就有过各种各样的 解释。而在中国传统时代,通过权威的解释,产生了一种基本理念:崇尚和 平,重视战争。这种理念得到整个社会普遍的认同,形成一种文化传统。这 一传统具体体现在创造文字的时候,就以“止戈为武”的理念,来表达对和 平的向往;在战争观方面,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就统治阶级来说,既不能穷兵黩武,又不能忘却战备,要慎重地对待战 争。 战争是一种暴力手段,必然会给人们带来伤害,因而在中国军事史上, 人们并不喜欢战争,总说是不得已而用之。如春秋时人范蠡说:“兵者,凶 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老子》第三十一章说:“兵者 ,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战国时人尉缭说:“兵者,凶 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这些说法完全一 致,表明人们对战争往往持排拒的态度。 历史上,不同阶级、民族和政权之间,总会诉诸暴力手段,来解决彼此 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战争总是不可避免。然而,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历代 统治者更加注重和平,而不是鼓吹战争。崇文抑武成为一种浓郁的社会风尚 ,重文轻武成为一种倾斜的政治制度,修文偃武成为一种理想的治国模式。 特别是在唐宋以后,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反对战争的政治倾向表现得 越来越突出。 即使面对战争状态,中国兵家也不赞同杀戮,而以“全胜”为最高原则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认为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 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这说明战争的目,标,是以最小的 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甚至不付出代价,就能够达到目的。 第二个特点:高扬正义,讲究功利。 既然人们厌恶战争,为什么又要实施战争呢?中国兵家的基本主张,一 方面高扬正义的大旗,一方面讲究功利的取向,追求正义和功利的统一。实 施战争的根本目的,主要在于禁暴除乱,稳定社会秩序。“兵者,所以禁暴 除害也,非争夺也。”“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很显然,战争以 其禁暴除乱的特性,被人们视为正义事业。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繁荣昌盛的治世,还是黑暗惨烈的乱世,战争时有 发生。就战争性质而言,或者是实现天下统一,或者是制造分裂割据。中国 兵家注重战争,却是为了消除战争。“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 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说明消除战争作为战争的本质, 既有正义的一面,也有功利的一面。 当然,在军事理论方面,正义与功利的统一,是很不容易达到的。无论 战争性质如何,都要运用一定的手段,达到预期的目的。尤其是战争发动者 ,更具有功利的意识,更需要高度的理智,来考虑自身的利益。正是秉持功 利的态度,孙子对待战争指导问题,一面指出“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一面强调“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这说明功利作为驱动力 ,是战争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战争指导的基本准则。 第三个特点:强调实力,注重谋略。 战争是实力的比拼,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增强国家的实力,特别是 增强军事力量。只有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形成绝对的优势,才能够稳操胜券 。为了增强军事力量,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中国兵家注重制度化。在战争准 备方面,主张农战结合,富国强兵;在军队建设方面,提倡走精兵之路,注 重提高军人的基本素质;在后勤供给方面,强调足食足兵,保障有力。有关 军队建设的问题,始终被摆在重要位置。 不过,战争也是谋略的较量。为了降低我方的损失,减轻对敌人的伤害 ,中国兵家在战争指导方面特别强调运用谋略,迫使敌方屈服。“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因为倡导谋略制胜,中国兵家经过深 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一系列谋略原则。关于“奇正”,有所谓“以正合,以 奇胜”;关于“虚实”,有所谓“避实而击虚”,“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关于“攻守”,有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关于“分合”,有所谓“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诸如此 类表明,对于军事谋略的重视,是中国兵家的重要特征。 第四个特点:突出将帅,关怀士卒。 战争是所有军人的事情,也是整个国家的事情,就战争指导来说,主要 是将帅的事情。战争的胜败、人民的安危和国家的存亡,都与将帅密切相关 。有鉴于此,兵家非常重视将帅的作用,认为将帅能指导战争,国家就会强 盛;将帅不能指导战争,国家就会衰弱。所以,将帅的素质和才智,一直备 受兵家的关注,形成各种不同的将论。这些将论的主要标准,在于“智”、 “仁”、“勇”三项,要求将帅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成为国家的坚固栋梁 。 作为一名将帅,既要善于处理君臣关系,又要善于处理军民关系,而在 军队建设方面,更要善于处理官兵关系。将帅对待士卒,必须注重素质教育 ,力求全面发展。“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无论是军事训练,还是对敌作 战,都要做到令必行,行必果,赏罚分明。将帅要强调官兵团结,与士卒同 心同德,要关心和爱护士“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有处理好官 兵关系,才能增强军队的凝聚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作者: 月明日著
出版社:中原农民出版社,2008
简介: 《探秘中国盗墓》主要内容:盗墓在我国是一项古老的活动,最早的记载见于新石器时代。不过,那时的盗墓是偶然的,并没有形成规模。专业盗墓盛行于春秋时期,这与那时开始形成的厚葬风气有关。 春秋时期,诸国争霸,全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许多相对独立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在财政上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只需要向名存实亡的周天子象征性地定期缴纳一些贡品就可以了。因此,诸侯王们都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王宫内积聚了大量的珍奇财宝,金石玉器。这些诸侯王们大都相信灵魂的存在,他们认为,人死后要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如果死后能够把生前使用的东西全都带进坟墓里,到另一个世界仍旧能过着王侯般的奢侈生活。俗话说:上行下效。一些富裕的达官贵人也开始效仿诸侯们的葬制。于是,厚葬之风渐渐兴起。 秦汉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又一个厚葬的高潮。这一时期,统治者及社会上层人士无不在生前就对自己的陵墓大做文章。后来的历代统治者都沿袭了厚葬的传统,厚葬之风有增无减。清朝末年最后一位埋进清朝皇陵的光绪皇帝,虽然国力衰弱以至于亡国,但都没有抛弃厚葬的传统。 在已经被发掘的墓葬中,处处都流露着让人叹为观止的宝物。商朝的妇好墓,就出土了铜、玉、石、陶、象牙、宝石等珍贵陪葬品1900多件,还不包括当时流行的将近7000枚货币;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葬中不但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陪葬品,还出土了一件令世界为之震惊的“金缕玉衣”。这件金缕玉衣是用1100克金线连接2498块精美的玉片组成的。虽然秦始皇陵的地宫还没有被打开,但据《史记》记载,“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白官奇器珍怪徒藏满之”,可以看出陵墓里陪葬品的丰富。 这些被带入坟墓的宝藏从被埋入地下开始,就成为了许多人觊觎的对象。王侯们希望得到宝藏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所需;军阀们希望得到宝藏来扩充军饷,充实部队,以取得战争的胜利;爱钱的官吏们希望得到陵墓中的钱财来挥霍;苦难的百姓们希望得到陵墓中的宝藏来改变生存困境;游手好闲的人们希望得到陵墓中的宝藏来发财……种种原因驱使着各类人群去盗墓。这些盗墓贼包括王侯、军阀、官吏、土匪、平民百姓。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盗墓高峰期,分别是西汉、清朝、现代。西汉时期,盗墓盛行与当时的钱币制度有关。官方允许私人铸钱,而铸钱的原料就是铜。春秋战国时期以及秦朝陵墓中的许多陪葬品都是铜制品,包括青铜器物和兵器。这些陪葬品成为私人铸钱者稳定、大量的原料来源。清朝时期,不仅社会上的各个群体盗墓,许多历史学者、考古学家为了获得信息也加入了盗墓的行列。 我国很多书籍中都对盗墓有着明确的记载。唐朝诗人写下的“白骨下纵横”、“荒冢入锄声”等诗句就反映了这一现象。有的盗墓贼为了使盗墓效果更显著还专门设置了一些专职盗墓的官吏,如曹操就设置了“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的官职,大齐国皇帝刘豫也效仿曹操,设置了“河南淘沙官”、“汴京淘沙官”等官职。这些官职虽然名称不同,但职责都是一样的,就是盗取古墓获得财宝。 在几千年的盗墓过程中,盗墓技术、盗墓工具等都有了相应的发展。一些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只用眼看看地貌、摸摸封土、嗅嗅气味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有无墓葬,墓葬的大小、丰厚,墓葬的年代等详细因素。 盗墓活动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到了近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盗墓活动更为猖獗。虽然我国政府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来保护古代墓葬,但是盗墓贼仍顶风作案。1990年西安的沣镐古墓被盗,盗墓者的技术、手段与盗墓工具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其中,有些盗墓分子就在考古队工作过,有着丰富的经验。盗墓现场共留下214个盗洞。这些盗洞的钻探技术之精、速度之快、设备之先进,就是有些专业的考古队也达不到。 盗墓贼对陵墓的破坏是非常惨重的。他们对陵墓野蛮地盗掘不仅破坏了陵墓建筑本身,更是将里面的珍宝盗走。许多珍宝因为他们在盗墓过程中的不慎而遭到破坏。那些带不走的壁画等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受到了摧残。许多陵墓被盗后,都会出现尸骨暴露、破碎的瓷器碎片撒满陵墓的现象。有的盗墓贼为了掩盖自己丑恶的盗墓行径,干脆放一把火把整个陵墓全部烧掉。 墓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历史遗迹与文化象征。通过墓葬可以了解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但是,盗墓给我国的文化事业、历史研究等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因此,面对着现代猖獗的盗墓活动,我们更应该加大对古墓的保护,挽救遗存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者: 徐勇注译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简介:《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它围绕“刑德可以百胜”之说,广泛论述用兵取胜之道。它强调农战,富国强兵,认为“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制]则国治”,这样才能“威制天下”。它的另一重要观点是注重谋略和战前准备,讲究“廊庙”决策,主张“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先料敌而后动”。在治军上,它主张“制必先定”。 《吴子》是一部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古代著名兵书,据说是战国时著名兵家吴起所作。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整理和删补,篇目和内容有所亡佚,现只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励士》六篇。
作者: (秦)黄石公著;何晓释评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2009
简介:上下五千年,一部谋略史。在这条充满智慧的历史长廊中,那些卓有成效的谋略家,像每一个拐角处最醒目的雕塑,各自无声地讲述着一段曾经的惊天动地——手握《素书》的张良,就是其中极其引人注目的一位。 张良是战国末期韩国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是韩国的宰相。韩国被秦灭亡后,张良招募刺客刺杀秦王失败,不得已逃亡到下邳,得遇当时的大隐士黄石公。在下邳的一座小桥上,黄石公通过故意扔鞋,让张良捡鞋、穿鞋,五天后天亮时见面等方式考察了张良,认为他“孺子可教”,然后传给他一本“读之可为王者师”的奇书。 这部奇书,就是《素书》。“素”的本意是白色生绢,含有“质朴”、“根本”的意思,在这里指的是“简单的道理”。《素书》全书仅有六章、一百三十句,用一千三百六十个字说明了一个想要成就大业的人必须具备的思想基础、修身方法、处世之道、用人原则、治国经验。凭借这本书,张良在楚汉相争的乱世帮助汉高祖刘邦创建了大汉王朝,化解了无数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危机,以至于刘邦慨叹:“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更多>>
简介: 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生卒年代不详,大约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属于同时代而略晚。孙子是齐国贵族和名将的后裔。他的祖先原是陈国的公子--陈完。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完便逃奔至齐国避难,改称为田完。田完的第五世孙田书(即孙子的祖父)曾经是齐国大夫,在攻打莒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战攻,齐景公便把乐安封给了田书,同时还赐“孙”为姓,以表示对田书嘉奖。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孙子便离开齐国,到了南方的吴国,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过起了隐居生活,潜心研究兵法。在吴国,孙子结识了伍子胥。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在诸候争霸中,南方新兴的吴国国君阖闾,为图霸业,欲攻打楚国,但是,一时难以选出合适的将领。伍子胥常与吴王论兵,他曾向吴王推荐说:孙子“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任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经过伍子胥七次向吴王推荐,吴王便让伍子胥拜请孙子出山。 《吴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宋以前没有人提出疑问,明清以后,学者以书中所载“四兽”和“笳笛”非战国时所有为由而断为西汉或六朝时人伪托之作。据考,战国时期已有“四兽”之说,军中已出现“笳笛”;战国末期《吴子》就已广为流传,“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篇》)。书中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军事特点。所以,《吴子》不是伪书,当是经后人整理的吴起军事思想的纪录,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 《吴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作《吴起兵法》一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三卷,并称唐陆希声类次为之,凡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六篇。《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均作三卷。今存本有的并为一卷、二卷,也有的分为三卷、六卷,但除“变化”作“应变”外,篇目与《读书志》著录的完全相同。可见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各书著录的一卷本和三卷本《吴子》即今存《吴子》。然只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四十八篇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