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 237 项 “张謇” 相关结果
- 全部分类
- 全部
- 文学
- 历史
- 哲学/宗教
- 法律
- 政治/社会
- 医学
- 教育/心理学
- 艺术/传媒
- 研究生考试
- 资格认证考试
- 公开课
- 语言
- 经济金融
- 管理学
- IT/计算机
- 自然科学
- 工学/工程
- 体育
- 行业资料
- 音乐
- 汽车机械制造
- 文档模板
- 创业
- 农学
- 生活
- 数据库教程
- 民族
作者: 余秋雨 著
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4-8-1
简介: 合集总览(共二十卷) 主体八卷 第一卷 《中国文脉》 这是几十年来第一部以审美品级为标准的中国宏观文学史。出版后曾获联合国邀请在纽约联合国大厦隆重开讲,同时在纽约大学讲授,被美国资深翻译专家汪班先生评论为平生所见最独立、最简洁、最有魅力的中国文学通史。 第二卷 《山河之书》 如果说,《中国文脉》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时间力量,那么,《山河之书》则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空间力量。作者以二十余年的亲自踏访,唤醒了广大读者对一系列最重要文化古迹的当代认知。所写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著作,发行量在一千万册以上,相继在全国点燃了晋商文化热、清宫文化热、藏书文化热、敦煌文化热、都江堰文化热、书院文化热,并创建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体。本书就是对那些著作的精选、提升和增补。 第三卷 《千年一叹》 作者在完成对中华文明的时间梳理和空间梳理后,又投入了对世界上其他重大文明故地的对比性考察,此书为考察日记。由于整个过程需要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世界上最恐怖地区,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世界上有十一家报纸曾经同步刊载这份日记。直到今天,作者仍是全球知名人文学者中完成这一考察的唯一人。本书最后在尼泊尔山谷对各大文明的总结思考,非亲临者不能为。 第四卷 《行者无疆》 如果说《千年一叹》让中华文明在与其他古文明的对比中显现出了一系列优点,那么,《行者无疆》则让中华文明在与欧洲文明的对比中显现出了一系列弱点。作者为写作此书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全书最后的总结,是对中华文明的深切自省。据有关部门统计,本书由于独特的吸引力,已成为近十年来中国旅行者游历欧洲时携带最多的一本书。 第五卷 《何谓文化》 这是作者在系统考察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之后对文化的综合思索。其中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的主题演讲,在联合国发布世界文化报告仪式上的主题演讲,以及在境外获授荣誉博士仪式上的长篇演讲,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本书更大的篇幅,则描述了一批以自身人格来阐释文化的当代杰出人物,例如谢晋、巴金、黄佐临、章培恒以及台湾的星云大师、林怀民、白先勇、余光中等。这些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过强烈的情感效应。 第六卷 《君子之道》 本书进一步把《何谓文化》的整体课题延伸到中华文化的核心课题上。文化人类学认为,一切重大文化的核心机密是集体人格;而本书作者则进而认为,中华文化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之道。本书缕析了儒、道两家在君子之道上的九项要点和四大难题,作为打开中华文化核心机密的钥匙。同时,阐述了作者本人在佛学上的修行感悟。此外,作者围绕着人生问题还提供了一系列国际视角。此书的部分内容,曾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 第七卷 《吾家小史》 本书以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三代经历折射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困境,既是一种记忆文学,也是一种感性文化。整个记述与通常的历史定论处处相悖,却保留了一种平静的真实。这个中国家庭正好是作者自己的家庭,整部书的写作,早在文革灾难中作者为父亲写交代时已经开始动笔,然后又调查、考证了三十年。作者说:我写了中国,写了世界,最后写自家,终于进入了文化的秘境。 第八卷 《冰河》 文化的最终成果,更应该是感性形态。本书是继《吾家小史》之后的另一种感性形态:一项纯粹的创作。作者完成这项创作的美学追求是:为生命哲学,披上通俗情节的外衣;为颠覆历史,设计貌似历史的游戏。这种追求,处于当代国际艺术探索的最前沿。这项创作是作者为妻子马兰的演出而几度延伸的,因此又可看作《吾家小史》的一个实证补充。 学术六卷 第九卷 《北大授课》 本书是作者为北京大学不同系科授课的课堂记录,副题为中华文化四十七讲。与一般学术著作不同的是,它由教授和学生一起完成。课堂上北大学生的活跃、机敏、博识、快乐,体现了当代年轻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可程度,颇具学术测试价值。作者在课堂中的作用,是对文化哲学的思维路线作整体引导。此书从初版至今,已几度再版,在海峡两岸受到远远超乎预料的热烈欢迎。 第十卷 《极端之美》 这是一部特殊的美学著作。作者的美学思想曾接受又摆脱了过于学理化的康德、黑格尔,更倾向于解剖具体美学范例如《拉奥孔》的莱辛。作者认为解剖范例应取其极端状态为临界标本,而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范例有三项:书法、昆曲、普洱茶。其中普洱茶是一种极端性的生态美学范例,在美学的走向上具有开拓性。由于作者本人在这三项中都取得了社会公认的发言权,因此这部美学著作又包含着专业权威性。 第十一卷 《世界戏剧学》 文革灾难因发动全民批判《海瑞罢官》、全民独拜革命样板戏而爆发,因此在那十年间一直实行着戏剧恐怖主义,致使不少戏剧家为此入狱或丧生。本书作者就在这种背景下悄悄地以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外文书库为基地,开始了世界戏剧学学术体系的构建。这是一个在拼死对抗中建立起来的国际级文化工程,完整地展现了惊人的学术良知。此书在文革结束后快速出版,几十年来,获得多项学术大奖,至今仍是这一学科唯一的权威教材。 第十二卷 《中国戏剧史》 白先勇先生评价此书是第一部从文化人类学高度写出的《中国戏剧史》,在学术上非常重要。二十八年前,在两岸还处于基本隔绝的情况下,本书成了台湾书商首部盗印的大陆学术著作。 第十三卷 《艺术创造学》 本书建立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全方位地论述了艺术的第一本性是创造,而不是中国社会广泛误读的遗产保护和传统继承。本书所论,涵盖古今中外,却又主要取材于创造力最强的法国,以及创造态势最为综合的电影。本书曾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期在人文学科上最有代表性的几部突破性著作之一,也创造了高层学术著作获得畅销的奇迹。 第十四卷 《观众心理学》 本书以独创的学术体系,首次建立了实践型的心理美学。曾因美学界前辈蒋孔阳、伍蠡甫等教授的强力推荐,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与《艺术创造学》一样,本书也因艺术实例丰富而成为很多艺术创造者的案头之书。 译写六卷 第十五卷 《重大碑书》 这是作者应邀为各个重大文化遗址书写的碑文,而书法也出于作者之手,故称碑书。其中包括《炎帝之碑》、《法门寺碑》、《采石矶碑》、《钟山之碑》、《大圣塔碑》、《金钟楼碑》等。这么多顶级文化遗址都不约而同地邀请一个并无官职的文化人书写碑文,这样的事从古未有。作者所写碑文,都以现代观念回视历史,并以当代多数旅行者能够顺畅朗读的古典文体写出。书法用行书,但各碑因内容差异而采用不同风格。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两份重要的现代墓志铭。 第十六卷 《遗迹题额》 这也是一种重大碑书,只不过并无完整的碑文,而只是题写遗迹之名,称为题额。这些遗迹很多,例如:仰韶遗址、秦长城、都江堰、云冈石窟、荆王陵、东坡书院、峨眉讲堂、昆仑第一城、乌江大桥、张謇故里等等。这些题额,都已镌刻于各个遗址。作者把这些题额收入本书时,还叙述了每个遗址的历史意义以及自己选择题写的理由。把这些叙述加在一起,也可看成是一种依傍大地实景的历史导览。 第十七卷 《庄子译写》 这是对庄子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逍遥游》的今译以及对原文的书写。今译严格忠于原文,但不缠绕于背景分析、历史考订,而是衍化为流畅而简洁的现代散文,借以展示两千多年间文心相连、文气相续。书写,用的是行书。作者在自己所有的行书作品中,对《逍遥游》的书写较为满意。这份长篇书法,已镌刻于中国道教圣地江苏茅山。 第十八卷 《屈原译写》 作者对先秦文学评价最高的,一为庄子,二为屈原。屈原《离骚》的今译,近代以来有不少人做过,有的还试着用现代诗体来译,结果都很坎坷。本书的今译在严密考订的基础上,洗淡学术痕迹,用通透的现代散文留住了原作的跨时空诗情。作者曾在北大授课时朗读这一今译,深受当代青年学生的好评。作者对这一今译的自我期许是:为《离骚》留一个尽可能优美的当代文本。《离骚》原文多达二千四百余字,历来书法家很少有体力能够一鼓作气地完整书写。本书以行书通贯全文而气韵不散,诚为难得。 第十九卷 《苏轼译写》 这是作者对苏轼前、后《赤壁赋》的今译和书写。由于苏轼原文的精致结构,今译也就更像两则哲理散文。此外,本书又收录了作者研究苏轼的论文以及其他两份抄录苏轼名词的书法。 第二十卷 《心经译写》 今译《心经》,颇为不易;要让大量普通读者都能读懂,更是艰难。今译,是译而不释,也就是只能将深奥的佛理渗透在浅显的现代词语中而又简洁无缠,这是本书的努力。书中《写经修行》一文,是对《心经》的切身感悟。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作者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论文。作者对《心经》恭录过很多版本,本书集中了普陀山刻本、宝华山刻本和雅昌刻本三种。其中作者对刻于宝华山的草书文本更为满意。普陀山和宝华山都是著名佛教圣地,有缘把手抄的《心经》镌刻于这样的圣地,是一件大事。 散文自选 卷外卷《文化苦旅》 本书问世二十余年,多种版本在全球的发行量难以计数,如果包括层出不穷的盗版,应在千万册以上,无疑是印刷量最大的现代汉语散文著作。此次再度由作者自选,篇目与初版已有很大不同,除保留原来的中国之旅外,又增加了世界之旅和人生之旅。但是,由于多数篇目选自庞大的秋雨合集,本书就不能包罗在合集之内了。根据广大读者和出版家的强烈要求,姑且作为卷外卷来压卷。
作者: 徐建生著
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简介: 序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1912~1937)》出版了,可喜可贺! 十多年来,作者以民国时期的经济政策作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兢兢业业,默默耕耘,坚持不懈,成效渐著:搜集和整理了大批资料,发表了多篇专题论文,承担并完成了《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一书中有关北洋政府时期经济政策部分的写作任务;攻读在职博士生期间,一面学习,一面继续研究,并以民国时期(1912~1937年)的经济政策为题,写作和提交博士论文,这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书稿。论文获得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为优秀论文,推荐参加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可见本书并非急就篇或泛泛之作,而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民国经济政策研究的心血结晶。我作为作者的博士生导师和书稿的第一位读者,为作者在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感到欣慰和骄傲。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变化和兴衰起伏,固然受到自然、政治、社会和市场等多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但政府的经济政策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兴衰、产业结构、经营方式、经济效益、利益分配等等,都能从经济政策找到答案。因此,经济政策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越来越受到研究工作者的重视,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面世。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不能说是开创性的,但有创新和发展,有新的思路、视角、观点、方法和内容、材料,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民国时期北洋和国民党两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连贯和整体的探究,突破以往将两者截然分开的研究模式,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以“沿袭与变异”概括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政权性质、机构裁设、制度废立、人员去留、资产阶级参政的新旧替代、政策来源、政策思想和社会舆论发展轨迹,以及同西方列强的关系等的分析,揭示两者之间既有变异又有沿袭的内在联系,进而探究近代经济政策的阶段特性和整体共性。“沿袭与变异”,紧紧抓住了民国时期北洋、国民党两政府经济政策发展变化的脉络和特征,也是对经济政策和经济史研究的一种新的拓展。 在“沿袭与变异”的主线下,书中对北洋、国民党两政府的经济政策,从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到政府及官员的经济行为,从经济政策的外部环境到政策本身的内容实质,从政策的实施条件、手段到政策的实际执行,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考察分析。通过党政和立法途径制定发布的主要经济法规,北洋政府达100多项,国民党政府增至200余项,其间的传承、增删和修订,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统治阶级的经济意志和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变化。作者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经济法规,细心检索和梳理,扼要介绍和分析,使读者能窥其全貌。 不过,法律、法规以及条例、章程等只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及其官员的经济措施、经济行为是经济政策的另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更重要、对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所起的作用更直接的一部分。同时,各项经济法规、法律、条例、章程未必付诸实施:闭门造车,华而不实者有之;装潢门面,欺骗舆论,根本无意实施者有之;虽愿实施,但限于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心有余而力不足者亦有之。一些经济法规、法律和条例、章程即使付诸实施,也未必能够不折不扣、自始至终和达到预期目的,往往虎头蛇尾、半途而废者有之;南辕北辙、事与愿违者有之;阳奉阴违、挂羊头卖狗肉者更有之。可见写在纸上的经济法规、法律和条例、章程条文是一回事,决策和制定者的真正意图及如何诠释、是否愿意和如何实施、取得何种效果,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本书并没有停留在对经济法规、法律等条文的介绍和分析上,而是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考察北洋和国民党两政府及其官员的经济行为,揭示其经济政策在制定、诠释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蜕变和背谬。权力和财力是实施经济政策的基本条件和手段,北洋和国民党政府曾围绕经济政策的实施条件,实行多项改革措施。但由于巩固统治尤其是财政需要,原本是“养鸡下蛋”的经济改革很快蜕变为“杀鸡取卵”的财政搜刮。在国民党的产业政策中,不乏以扶植、奖助和促进私人资本发展为主旨的法规文件,但实际推行的却是千方百计渗透、改组、没收和夺占民营企业的经济暴政。 最为荒唐和背谬的还是国民党土地政策的蜕变及其对孙中山“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革命主张的公开背叛。国民党政府土地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是1930年6月颁布的《土地法》。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曾通过《土地法原则》,肯定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承认“人民有平均享受使用土地之权利”,为此“必须防止私人垄断土地”。但据此制定和颁发的《土地法》,却没有“平均地权”或“耕者有其田”的任何内容和条文。随着工农土地革命的发展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日益激化,国民党政府的土地政策加速蜕变和向封建大地主倾斜。1932年,蒋介石在亲自坐镇的豫鄂皖“剿共”总部发布的《土地处理条例》,强调土地分配“重在均耕,不在亟亟均其所有”。具体办法是在承认和保护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向各村有耕作能力者“计口授田”。同时实行“限田”,准备规定私有田亩的最高限度,对地亩超额的地主,用累进法征课田租所得税,限制地主的土地收益,使其资金投向其他领域。并声称要通过“和平”和“渐进”的方式达到“耕者有田”。次年12月,蒋介石从南昌向南京发了一纸专谈土地政策的电报,全面推翻自己亲手制定的《土地处理条例》。他声称中国既无土地分配不公的情况,也不存在土地总量供应不足的问题;认为从全国人口和土地分配看,“不苦人不得地”,而是“地浮于人”;而且各省“亦绝少数百亩、数千亩之地主”,三数十亩的中小自耕农“确占半数以上”;中国土地“不患地主把持”。因此,他的结论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不是“平均地权”,而是“均佃”,即以合作社集体耕作方式,按各户耕作能力,“公平分佃,随时由社评定增减”。这样,蒋介石不仅推翻了自己刚刚提出的“限田”和“渐进”式均田设想,而且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革命主张。 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是统治阶级经济意志的体现,其目的首先是维护和扩张统治阶级的利益,北洋和国民党两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行为及其变异都是基于这一目的。但是,一个开明和进步的政权,在政策制定和利益分配等问题上,会在统治阶级和全体民众之间、在维护统治集团利益和保持社会安定、和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北洋、国民党两政府政策的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或者根本不愿寻找这个平衡点,而是越来越不择手段地侵夺广大民众的利益,以满足统治集团不断膨胀的贪欲。 作者在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探索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观点,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如提出了经济政策“近代转型”的标准及其衡量尺度,以此检视民国经济政策的历史脚步。书中提出,所谓近代转型,就是经济政策从古代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人治为主以维护和调整封建经济秩序的型式,转向近代民族国家以法、依法管理社会经济,维护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型式。民国经济政策即处于这种转型中。其中,北洋政府的转型基本滞留在制定法规、法律的阶段;国民党政府的法制水平亦有限,未能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而是凭借国家政权采取法制及其他非常途径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转型的脚步尚蹒跚于半途,并已走上岔道。作者提出并运用“官商资本”概念来分析经济政策,也有其独到的见地和意义。同时,作者有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方法,如政策手段、条件的剖析,政策显性和隐性层面的分解与剖析等等。这是在借鉴国外学者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经济政策研究的理论、方法的创新。 总之,《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1912~1937)》是一部构思新颖、内容充实、值得一读的好书。当然,民国时期经济政策涉及面很广,值得探讨的问题很多。由于时间和经验的限制,本书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初步的。一些重要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地方资料的发掘、整理;一些新的观点、论断的阐发、充实和提升;一些重大问题,诸如经济政策的内外环境,中外关系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制约,经济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前近代社会封建文化、社会政策的积淀及其影响等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尚待时日。我期盼作者更多的优秀研究成果问世。 刘克祥 2005年6月于香江 引 言 民国经济政策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1945年二战结束至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后,由于国民党政权与美国的关系,鲍岳甫(D.S.Paauw)、杨格(Arther N.Young)、费维恺(A.Feuerwerker)和稍后的费正清(J.K.Fairbank)等美国学者,以及在美国的吴元黎、钱端升、薛光前和王业键等华人学者,就开始检视和总结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用他们的专著或在著作中专门加以论述。一时间这个话题成为中国学的热门。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开始较晚也相对薄弱,是随着对北洋军阀史和民国经济史的探讨的深入而引发的专门研究。20世纪80年代,随着早期现代化新命题的展开,近代经济政策及中外比较引起重视。据《中国经济史研究》索引,1986~1995年的10年间发表近代“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管理”的论文近40篇。其间,朱荫贵、朱英、石柏林等学者贡献了晚清或民国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专著,外国学者杨格、小科布尔(P.M.Coble Jr)、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ére)的有关论著的中文版先后面世。1998年,朱英与石柏林合作出版了《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对从晚清到国民政府整个中国资本主义时期的政府政策进行了分段式的研究。 本书将对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作贯通性的探究,这在尚属不平衡和薄弱的民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应是一番新的尝试。1912~1937年,是百年近代中国的经济政策的一个典型时期,是从民国1~26年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虽然发生了1927年的政权更替,但南京政府并非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而是承认了北京政府的债务,留任了它的人员,沿用了它的法规。其间既有延续和沿革,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至1937年,如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近代经济政策也具有了典型性、代表性和一定的完整性。在此以后,中国经济的总量再没有恢复到同等的水平,而经济政策也进入了战时的非常状态,战后则只有短暂的调整和挣扎。为完成这项探究,本书将依次追究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经济政策出台的综合背景,分析众多的政策文件以抽象其中的政策内容,并说明两政府经济法规的沿革和经济法制的进度,考察实现政策目标的权力和财力两大政策手段的状况及其前后变化,透过政府经济行为来充分揭示政策的实质与得失。本书提出经济政策“近代转型”的命题,以转型标准全面衡量民国经济政策的程度和水平。本书试图围绕沿袭与变异的主题,将理论与史实相结合,对经济政策进行解析,以求在方法和观点上有所创新。 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的,政府通过税收、预算支出和利率等经济杠杆和政策工具,对市场机制进行干预并利用该机制的作用来影响总需求,以实现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目标。这些理论都有规定的假设前提,所针对的是西方国家一个时期的经济现实;它们本身也在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演变和发展,如20世纪60~80年代西方普遍存在的滞胀局面,又将时滞、预期等因素引入,促使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和博弈理论的兴起。相形之下,民国时期的经济现实还在新旧交织状态之中,并没有形成可称完备的市场机制;政府干预也常常并不顺应和利用这种机制,而采用以行政手段直接插手经济运行的方式。因此,对当时的经济政策的认识是不能生硬地套用这些理论的,否则,只能譬如以解剖大象的方法来解剖麻雀。当然,民国时期的财税和货币举措,已开始有意识地仿行西方的既成制度,乃至请英美顾问帮助筹划;随着社会经济之中资本主义制度因素的增加,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西方理论中的某些机理。不将经济政策的内容界限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层次和意义上,并不妨碍对财政、货币因素的政策意义进行分析。而且,由于中国历代经济政策思想与实际的“财政本位”的传统,财政因素将更加有助于认识经济政策的实质。 对经济政策的探讨将围绕是否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这一主线来展开。对于近代出现的新的生产方式,国人最早名之为“洋务”,后又曾赋予“工艺”、“商务”等名称。由不予认同转而向传统思想寻找名称移植的依据,但是终究未能脱离传统概念中“商”的笼统含混与视“工”为奇巧末技等局限。其实,早在1893年郑观应就提出了“实业”的新概念。他在《盛世危言后编》中说:“查工艺一道向为士大夫鄙为末技,谓与国家无足轻重。不知富强之国,首在振兴实业。”这里虽然仍将实业与工艺并称,但自此“实业”(Industry,Business统称)概念逐渐推广。从梁启超到孙中山,都以“振兴实业”相号召。清末民初的实业巨子张謇,对实业概念作了更为准确和完整的阐释:“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抑商之说为完善,无工商则农困塞”;“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可见实业概念较之洋务、工艺、商务,更为适当地涵盖和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同时又是对传统的经济观念和经济关系的批判和否定。新经济概念的提出与转换,蕴含着观念与现实变革的深刻内涵。民国初年,实业救国和建国成为广泛的社会要求。就政府的经济主管部门而言,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始设实业部,北京、南京政府的部门设置,不论是作农林、工矿、农商或工商、农矿的分设调整,都有合并为实业部的趋势,各省所设相应机构为实业司(厅)。这又表明实业概念逐渐为统治者所接受和运用。 如果将中国社会经济的早期现代化,扼要概括为实现“大农大工大商”的工业化,那么,实业政策即是近代经济政策的主要和中心的内容。因此,本书既不是套用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也不拟对经济政策依行业划分作单独的论列,如将农、林、渔、牧、工、商、矿、金融、交通运输等百业一一分门别类予以大而全的胪列(如同产业政策);而是取经济政策的狭义,遵从和沿用当时总体性的实业概念,将经济政策的中心内容和主要范围界定为实业政策,并以此及于其他。 后 记 本书是我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学习和研究的阶段性的探索之作。继2001年合著《清末民初经济政策研究》出版后,我以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研究为题申请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本书即该项目成果。写作过程中,幸得刘克祥先生指导,蒙朱荫贵先生、史志宏先生、陈争平先生指教,得到吴承明先生、王方中先生、孙健先生等学界前辈的宝贵意见。书成后既觉瑕疵或已减少,又深感与诸位先生的教导、期许相去仍远,因此感激与惭愧共存于心。 本书的出版,获得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助。特别感谢尊为同行师长的陈支平教授,承蒙他对本书的梓行鼎力相助。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魏芳女士,为此也投入了热心细致和高效的工作。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徐建生 2005年岁末
作者: 吴晓波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09
简介:本书分3部分。主要内容为第1部1870~1910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第2部1911~1927唯一的“黄金年代”;第3部1928~1937国家主义的回归。 继《激荡三十年》之后,吴晓波溯流而上,再写中国企业100年。了解中国百年崛起,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史诗般作品。 此为上卷,叙述1870~1937年的中国企业变革。作者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寻找中国商业进步的血脉基因。 作者从一个特殊角度记录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既有文献价值,又有生动故事,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英雄主义的魅力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作者: 梁启超[著]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简介: 吾乡曰茶坑,距崖门十余里之一岛也。岛中一山,依山麓为村落。居民约五千,吾梁氏约三千,居山之东麓,自为一保,余、袁、聂等姓,分居环山之三面,为二保,故吾乡总名亦称三保。 ……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称任公,号饮冰子,或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二十六日 (2月23日)生于新会县南西江入海口半岛上的熊子乡茶坑村。祖父名维清,字镜泉,秀才,为县学教谕。父名宝瑛,字莲涧,科名不得志,教读乡里。 生平和思想梁启超幼从家庭及城乡多师受学,6岁读毕《四书》、《五经》。(见彩图梁启超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自称'自十七岁颇有术于中外强弱之迹'(《适可斋记言记行·序》)。光绪十四年(1888)起,肄业于广州学海堂(道光四年两广总督阮元所建立),仍为乾嘉以来正统派'汉学'及词章之学。光绪十六年中举人。此年秋,他和学海堂同学陈千秋,同奉南海康有为为师。康有为'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三十自述》)。康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梁启超从康有为始习经世致用之学,包括今文经学、史学、西学乃至佛学,思想为之一变。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梁启超并参与校勘、分纂。 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举国悲愤。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中日和议成,梁启超随同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1300多人上书清廷请变法;七月,发起并领导京师的强学会,主办《中外纪闻》,每日作一篇数百字短论。这是梁启超办报的开始。光绪二十二年,他和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七月一日发刊第一册,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并开始连载著名的《变法通议》,主张'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同年撰《西学书目表》,搜罗、总结20多年前旧译西学著作约300种。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之聘,主讲长沙时务学堂。讲学'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40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讲学对湖南的学风和士气的激励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发展,影响深广,为统治集团顽固派所嫉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梁启超于九月流亡日本,作《去国行》。从此,梁启超居留日本,先后奔走夏威夷、南洋、澳洲、美洲各地,与康有为建立保皇会(1899~1900),创办《清议报》(1898.11,旬刊)、《新民丛报》(1902.正月,半月刊)、《新小说》(1902.11,月刊)等期刊杂志,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宣传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到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他和革命派辩论立宪主张日益激烈。但梁启超同时以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思想品德为己任,集中外历史文化于一身,努力于'新学'即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的整理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也起了广泛影响。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梁启超遂趋向实际运动,与熊希龄、蒋观云、徐佛苏等进行组党活动。次年九月,成立'政闻社',出版《政论》杂志。宣统二年(1910),又办《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宣统三年十月,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推翻了2000余年的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次年(1912)三月,北洋军阀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氏所窃取。梁启超于九月由日本返国,备受各界欢迎。十一月创办《庸言报》。他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通过袁世凯的统治可以实现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因而热心从事政党活动。先参加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又合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进步党,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和张謇等为理事。1913年7月,熊希龄为国务总理。9月,梁启超为司法总长。1914年2月,为币制局总裁。次年8月,杨度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运动,暴露了袁世凯阴谋建立袁氏王朝的野心。梁启超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与蔡锷等发动护国之役,反对袁氏称帝。反袁运动结束,辑《盾鼻集》。1916年6月,袁世凯羞愤死,黎元洪继为大总统。梁启超又与袁氏旧部干将冯国璋、段祺瑞合作。次年7月,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为财政总长。同月,他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后即参与冯、段讨伐复辟之役。同年11月,由于冯、段内部矛盾,国务总理段祺瑞辞职,梁启超亦辞去财政总长。从此,他离开了上层政治活动而致力于著述。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2月下旬,梁启超同蒋方震、丁文江等启程赴欧洲,游历了英、法、比、荷、瑞、意、德等国20多个名城。到秋冬间,梁启超在巴黎写成《欧游心影录》。次年3月,自欧洲归国,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此后,除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校任课和在各地巡回讲演外,以全力从事学术著作。《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大乘?鹦怕劭贾ぁ贰ⅰ读喝喂学术讲演集》、《陶渊明》、《朱舜水先生年谱》等相继出版?1925年 9月,正式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清华时期,写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儒家哲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书。1927年6月,脱离清华研究院。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 文学革命论及其创作实践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和他的政治思想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改良运动的发展,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学革命论。他所谓革命就是改良。①诗界革命。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和夏曾佑、谭嗣同曾试作'新诗',反映了对新思想、新知识的要求。后来梁启超在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中,登载了改良派及其他作者的许多诗篇,并不断发出了'诗界革命'的呼声。他的'论诗宗旨大略'已见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由日本去夏威夷舟中的《日记》,而充分的论述则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新民丛报》第四号开始连载的《饮冰室诗话》。他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批判'以满纸堆积新名词'的作法,重申'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但亦不绝对排斥新名词。这是诗界革命论的一个发展,也是近代进步诗歌的一个概括和理想。他认为'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吾重公度诗,谓其意境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他所谓新意境,实指包含新思想、新知识的内容。所以他又主张'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新中国未来记·总批》)。后来梁启超于《新小说》中登载《杂歌谣》,形式语言都趋向通俗化,又赞许其与音乐结合,使之能歌唱,似传统乐府诗而有新面貌新精神,发挥诗歌的社会教育作用,这是诗界革命又一重要内容。②小说界革命。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与改良社会的关系,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缘故。他认为文学有'移人'即改变人们思想感情的作用,'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所以他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又具体指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这是小说所以能'支配人道'或'移人'的原因,小说所以成为改良社会的关键的原因。他认为当时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等,都是从小说来的。所以他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篇论文,对晚清小说理论的探讨、创作的繁荣以及古典小说的研究评价,起了积极的作用。③文界革命。'文界革命'与'诗界革命'同时在上述《日记》提出,也起点于欧西文化思想的输入,这是内容的革新。后在《新民丛报》第一号'绍介新著'栏介绍严复译英国斯密亚丹《原富》时指出,'欧美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主张对'学理邃赜之书',应'以洗畅锐达之笔行之',就是改古文体为通俗文体。《新小说》第七号'附录'栏开始连载《小说丛话》,梁启超所撰的第一条说:'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他回顾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认为:'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唐代韩、柳之文'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进一步指出,'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一大进化',就是由于'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又说:'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为儒家、禅宗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有文章,莫不有然。'可见他在20世纪初已有中国白话文学史、俗文学史的看法,已有提倡白话文的主张。不过当时他又认为'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这是改良派提倡'文界革命'的本色。从理论到实践,他们还不能完成文界革命的历史任务。 在文学创作上,梁启超有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他都写过,而以散文为大宗。他'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幼学为文,学晚汉魏晋'的束缚,自求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新文体',对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王韬以来散文社会化进一步的发展。他的散文可分政论、传记、杂文三大类。政论如《变法通议》、《排外平议》、《新民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辟复辟论》等,都是现实政治、社会的产物,或为原则议论,或为具体事论,务于详论博辩,说理深透,有现实和历史意义,有思想认识价值。他的传记文,长短大小不一,作风亦多变化。有些略似旧史传,如《殉难六烈士传》(《戊戌政变记》),叙事谨严,语言简练,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有形象性,代表其早期传记文风貌。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作《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即《李鸿章传》和《南海先生传》,自觉地改革中国传统的史传文,而代之以西人的夹叙夹议的评传体,并溯源于《史记》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强调写传记写得象其为人,注重传记的历史性,要求符合历史的实际,写出真实的历史。他写了许多历史人物传记,实际都是写一个时期的历史。他?剐戳舜罅吭游摹U庑┰游模内容形式多种多?,篇幅较小,难以分类。光绪二十五年(1899)作的《自由书》,成于'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则是读书笔记或随感录之类,是最初一本杂文集。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清议报》出版100期,他有《〈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其中说:'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这三篇是他早期散文的代表作,篇幅较长,亦属杂文一类。它们都不是通常的政论文,而只是以政论的内容,出之以特殊的形式,指出现象,提出问题,发为感慨,振奋人心。最突出的是《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富有朝气的精神作用?振奋老大帝国的暮气沉沉和日益衰颓的人心;不嫌重叠堆砌,反复强调,多用譬喻,淋漓尽致;运用语言,又非常自由,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打破一切格式,运用各种手段,力求表达一事一理明白无碍。这种文章才华横溢,气势奔放,感情充沛,语言丰富,有强烈的鼓动性,是适应改良运动宣传需要的产物。他充分发挥了散文宣传作用,使散文成为政治斗争最有效的工具。他的散文虽有重叠累赘的缺点,过于疏展铺陈,但就形式风格和社会影响来说,确是代表散文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梁启超作诗较晚,绝大部分是流亡国外的作品,今存古近体诗 360多首,词60多首。他热心提倡'诗界革命',但并不以诗人自命,而以余事为诗。《雷庵行》、《读陆放翁集》、《太平洋遇雨》、《澳亚归舟杂兴》、《自励二首》、《志未酬》、《举国皆我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爱国歌四章》等等,抒发被迫流亡的愤慨,富有自豪感和积极乐观、献身革命的精神,歌颂新天地、新思想、新文化,突出地歌颂爱国主义,有进步意义和认识意义。作品表现了自己诗论的特点,即旧风格含新意境,亦不排斥新名词。一般热情奔放,直抒胸臆,朴实晓畅,格调妥当,足称一种'新派诗'。他自认'诗半旧',亦符合实际。 梁启超的小说有《新中国未来记》,是一种未完成的政治小说,共 5回,发表于1902年《新小说》一、二、三、七号。《绪言》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即利用旧小说的形式,宣传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他原来设想写出未来60年维新派当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前10年是预备时代,由君主立宪,各省自治,过渡到召开国会,全国统一,建立'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这个理想的'新中国'是由清德宗皇帝让位又被国会选为第一代大总统建立起来的,走的是'折中调和'的一条路,而不是'那破坏一条路'。可见作者企图用形象化的方法,宣传自己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完成的五回小说,以'全国教育会会长'孔子后裔孔弘道老先生演说'中国近六十年代史'开场。前四回主要写'宪政党'创始人黄克强和李去病的论战,黄主立宪,李持革命,而以黄说服李,立宪论战胜革命论而告终。第五回写黄克强制服热心革命的郑伯才,发泄对革命派的不满。正如作者所说:'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其体'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绪言》)。所以小说在艺术上是失败的,得意处只是政论。但它仍有一定历史意义。第四回写中国苦难现状,黄克强同李去病游历旅顺大连,遇一'少年中国的美少年'陈猛,借陈猛的歌唱,介绍拜伦及其诗篇《渣阿亚》和端志安赞扬拜伦的诗歌,'倒象有几分是为中国说理哩','句句都象是对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接着便写俄国人对大连旅顺的暴虐统治,视为中国被瓜分的缩影。所以作者在总批中指出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等'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便是中国'诗界革命'的方向;写'瓜分之惨酷'实'为国民当头一棒,是煞有关系之文'。 梁启超有翻译小说《佳人奇遇》16回,日本柴四郎著,亦政治小说。《世界末日记》,'法国著名文学家兼天文学者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记也。'载《新小说》第1号,译者列为哲理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载《新小说》第 2号,译者列为语怪小说,《十五小豪杰》共18回,梁启超译前9回。 梁启超也写过戏曲,有《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但都没有写完。《劫灰梦》和《侠情记》都只写了头一出,《新罗马》也只写了6出。用传奇形式反映中国现实政治和外国近代历史,是戏曲的推陈出新,在当时也就是戏曲界革命。作者写戏曲比写小说艺术上成功得多,韵散文结合,旧风格含新意境,运用新旧语言词汇自然纯熟。《新罗马传奇》每出后有扪虱谈虎客即作者少年同学韩孔厂的批注,对理解作者创作用心和长处颇有帮助。 梁启超有广泛的学术研究,特别提倡历史研究。他早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著《新史学》,即提出'史界革命'口号,批判旧史学,创立新史学。明确目的,探讨理论,缕述方法,总结史学史。后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他对史学的实际研究包括古今中外,对许多历史时代和历史部门,特别是对许多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个别的、历史的研究,形式多种多样。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新思想界之陈涉',卓越的开风气人物之一。 著作集及其版本 梁启超著作,最初有何擎一辑《饮冰室文集》,止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为编年体,同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局后编《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为分类体,'每类文字略依性质分别先后,并于每题下注明年份'(《凡例》),断至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同年出版。此后增订的版本主要有:①《饮冰室全集》,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②《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梁廷□编,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此编分为五集:一集,戊戌以前作;二集,居住日本时作;三集,归国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作;四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晚近作;五集曰附集,录题跋、诗、词、曲、小说、诗话等。③《饮冰室合集》,林志钧编,1936~193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包括已印未印诸作,分为两大类:甲类文集,附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乙类专著,附门人笔记若干种,约以时代先后为次。专著中又各自为类,而第其年次'(《例言》)。此集虽最后出版,但搜罗未尽,亦非全集。 梁启超全集卷帙浩繁。中华书局于1916年选其重要著作34篇,分为14卷,为《常识文范》。 关于梁启超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术的研究,其本集及其所办《时务报》、《清议报》等杂志,可以钩稽而得其大概。其中可直接供参考者有《三十自序》和《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二十六,都为自我评传文字,简括客观,颇称允当。他逝世后一月,即1929年 2月,郑振铎作《梁任公先生》,附有《梁任公先生年表》,载《中国文学研究》第5卷,这是梁氏逝世后研究他的最早著作。 . 在梁氏生前及身后,关于梁启超的研究专著则有以下几种:①《梁任先公生年谱》1卷,杨复礼编,1941年新河南日报铅印本;②《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编,梁思庄藏有稿本,近年台湾世界书局已印行,38卷,2册,搜罗梁氏许多书札,记述颇详;③《曼殊室戊辰笔记》,梁启勋撰,不分卷,稿本;④《梁启超传》,孟祥才著,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后者是近年研究梁启超篇幅较大的一本评传。 总之,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梁启超是一位多才多思,多情多欲,善变多变之人。要认识像他那样思想活跃,智慧超群、性格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殊非易事。而在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梁启超迄今仍是学者们争议颇多的一个人物。从梁氏千数百万言的著述和书信中,选编这区区10万字的“自述”文字,目的就是希望有助于我们走近一个真实的梁启超。
作者: 朱江 主编
简介:朱江编著的这本《麦文果(南通的魏特琳)》以美籍护士麦文果在南通的经历为线索,反映了中西文化在南通的交流与融合,展示了民国初年至1930年代南通的社会状态。由于引用大量原始档案,《麦文果(南通的魏特琳)》对西方人士对张謇及民国南通的评价、南通西医的发展以及抗战时期南通的慈善救助等方面,有着独到的挖掘和评述。
作者: (美)保罗·S. 芮恩施(Paul S. Reinsch)著;李抱宏,盛震溯译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简介: 1913年至1919年,有一位出使中国的美国外交官,他叫保罗·芮恩施 。他亲历了差不多那个时代中国所有重要的时刻和事件。他与孙中山来往 ;他见识了袁氏当国、他也亲历了段氏执政;他支持张謇兴办实业;他还 参与庇护康有为的行动;他曾经与梁启超探讨东西方文化;他支持过顾维 钧的外交活动。他还亲历了中国签订对日本的“二十一条”、“巴黎和会 ”和“五四运动”等事件。这本写于差不多一百年前的回忆录,现在读来 依然栩栩如生,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给我们。
作者: 吴晓波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09
简介: 继《激荡三十年》之后,吴晓波溯流而上,再写中国企业100年。 了解中国百年崛起,一部不容错过的史诗般作品。 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 ,寻找中国商业进步的血脉基因。作者从一个特殊角度记录中国企业的发 展历史,既有文献价值,又有生动故事,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英雄主 义的魅力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简介: [p] 张謇善于用人,其用人之道也是成就其非凡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举贤不分亲疏,用人不拘一格,不论地域、国籍、资历、辈分、年龄、性别、行业与阶层,唯才是举。张謇用人以事业之所需,做事之尽责,才干之高超为标杆,并提出“今日用人不患无用,而患无体。其人果正,则必有忠君爱国之心,则勤求事理必于当”的用人理念。他在这里所讲的“体”与“用”,其实就是品德与才干,他用人的标准首先在于德。张謇交往的人士中,有许多出自他的门下,他慧眼识人,在芸芸众生中发现他们,培养他们,历练他们,终使他们成为自己方方面面得力的助手。在用人上,他还颇具世界眼光和魄力,大胆从国外引进先进人才。张謇高明的用人之道,知人善任的点点滴滴,在《张謇的交往世界》一书中俯拾皆是,本书为大家全面了解和借鉴张謇的思想理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丰富的资料。 [/p]
作者: 吴晓波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4-8-1
简介:《跌荡一百年(上)》是继《激荡三十年》之后,吴晓波溯流而上,再写中国企业100年。了解中国百年崛起,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史诗般作品。此为上卷,叙述1870~1937年的中国企业变革。作者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寻找中国商业进步的血脉基因。作者从一个特殊角度记录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既有文献价值,又有生动故事……,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英雄主义的魅力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作者: 章开沅,田彤著
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卜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30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1978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问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作者: 寒波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简介:《盛宣怀别传》主要内容:盛宣怀(1844-1916)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论科举,不过秀才出身;论官阶,在他事业的顶峰时期,也只是四品天津海关道,后来连道台也不是了,挂了个有名无实的虚衔“太常寺少卿”,是个管理皇室祭祀吃冷猪头肉的闲衙门,一天也未曾到任。可是他所办的事业和政治上的成就,即使新科状元如张謇,或是朝中一二品军机大臣和地方总督巡抚也望尘莫及! 在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倡导下,宣怀发挥无限能量,轰轰烈烈,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洋务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垂及后世,至今上海交通大学犹树有学校创始人盛宣怀的半身铜像。 宣怀又曾在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时,当北方战火蔓延,南方督抚大臣束手无策之际,挺身登高一呼,各方景从,策动两江、湖广总督与洋人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在纷纷乱世中保全了东南半壁。
作者: 主编赵津
简介: 《范旭东企业集团历史资料汇编(套装上下册)》1953年12月,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谈到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提出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在中小学的教学楼里,侯德榜的照片与世界著名科学家的画像比肩陈列,孩子们都知道他是闻名世界的化学家。然而鼎力支待侯德榜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和他创办的永利、久大、黄海企业团体的历史功业,却往往鲜为人知,且在经济史学界至今尚未进行过系统的发掘。《范旭东企业集团历史资料汇编(套装上下册)》的出版,正是为弥补这一缺憾所作的努力。 久大精盐公司是范旭东创办的第一家企业,也是范旭东企业集团之中的老大哥。 民国初年,社会剧变,近代工业兴起。然而盐的生产和运销依然承袭传统的引岸专商制度,由封建盐商所把持,不仅垄断性高、运销环节多、中间盘剥重,而且手工生产技术落后,盐质低劣,产品均为粗盐,根本达不到食用卫生标准,更谈不到提供工业用盐了。 范旭东早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化学,以求科学实业救国。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得以到欧洲各国考察盐政和工业用盐。
作者: 苏小和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2016年1月
简介:过去一百多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商场发展史,汇聚了中国商场、官场与国际市场对撞的所有难题。本书精选十一种改变时代的典型中国企业家,从晚清的胡雪岩、郑观应、唐廷枢、徐润、民国的张謇、陈光甫、周学熙,一直到当代的秦晓、柳传志等企业家的命运中,解析中国企业在官商缠斗、国际变革背景下的十一种发展思路和生存、致胜之道。
简介:张謇不是革命家,然而却与辛亥革命发生密切联系。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张謇选择了实业与教育,欲以实业与教育救国,把实业和教育称为“富强之大本”。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等多家企业,并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女红传习所等。他的所有与政治有关的活动,都从实业和教育救国的前提出发。辛亥革命前,他参与发起立宪运动,1906年成立预备立宪公会,1909年被推为江苏谘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他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1913年出任袁世凯政府农商总长,袁世凯称帝后辞职南归。1926年病逝,给世人留下一个号称全国模范县的南通。张謇并不在意身后名,他曾自拟生圹墓门联语:“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 本书详尽描写了这位状元实业家、教育家艰难而不平凡的一生。
作者: 陈左高著
出版社: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
简介:《历代日记丛谈》的大部分内容属于第一手材料,很多是尚未公诸于世的稿钞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珍藏价值。全稿七十五万字,评述了唐、宋、元、明、清约五百种日记名作,始于公元808年唐代李翱,迄止辛亥革命,乃从一千多种日记中遴选出来,其中若干短简,附入篇末《日记知见书偶录》(近二百种)中。 重点评介日记长著,如李日华、祁彪佳、林则徐、曾国藩、李慈铭、王文韶、袁昶、张荫桓、康有为、梁启超、叶昌炽、吴虞、胡适等数十种。 还力求重点辑佚,如李慈日记,除《越缦堂日记》及《日记补》外,又辑得三种,已得其全,解决了百年来悬案疑案,又如,海内外认为文廷式日记佚失二种,著者补辑佚失,纠正误传,再如,梁启超日记,刊行者仅访美日记——-《新大陆游记》,著者补以驻日所记《双涛阁日记》,还从公私藏家访求稿钞本,所评介的,若明?高攀龙、潘允端、清?查慎行、沈宝禾、袁昶、王乃誉日记皆是,占全书六分之一。 所辑内容,涉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气象、农业、医药以及地方掌故、民间风俗等许多方面,兼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资料。 历代日记具有丰富内容,行文直率,为其它文体所不能替代。一是真实。如洪亮吉遣戍前,文坛胜流送行之真挚场面,李慈铭记杨乃武冤案的真实情况,对清朝官场的谴责。二是具体。如潘允端自述卜筑上海豫园的经过,袁昶不断记同光间学术界的动态。三是坦率。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故能畅抒胸臆,如文延式痛斥清王朝全面弊政,列举事实。宋教仁叙述自已在日本的恋爱史,张謇揭露张之洞有五气,从而抨击其为人。均直吐心声,行文自如,类似许多篇章,不失为既是文学之异葩,又属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 朱英著
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 本书力图矫正过去对清朝后期的政府一概否定的简单化弊病,力求历史主义地客观陈述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的演变过程。作者把辛亥革命前期这一时间概念界定为甲午战后,因为清朝政府经济政策转变的广度、深度与力度,确实是在1895年以后才有清晰的轨迹可寻。过去我们往往过分强调“百日维新”的昙花一现和庚子之役的极端愚昧落后,殊不知这两件大事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都曾留下深刻的印痕。如果说前者至少是通过一系列诏谕,初步勾画了虽然简略却也清楚的现代国家的草图;后者则是以历史的反动及其空前加深的民族灾难,为清朝政府的顽固传统路线谱写了一曲悲惨的挽歌。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才使清政府的整体趋新政策导向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辛丑以后的新政,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继续,尽管它缺乏足够的自觉。 张謇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他也有爱谈因果关系的习惯,譬如上述“政因而业果”,士大夫(即学)需要“通因果为权”之类。我们史学界的祖师爷司马迂,早在两干多年以前就对历史学家提出极高的要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可以说是“通因果为权”的典范。但是在我国晚清史的研究中,对因果关系的寻求往往失之于公式化、简单化,因而有时难免忽略了因果关系内涵与外延的错综复杂特点。对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十年新政的研究与论析,人们常常是因为清朝最终的覆亡,而否定了它在某个时期和某种程度上多少顺应潮流的转变与努力。如果说,社会转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处在这个大潮流中的人群(包括统治者)就绝不可能一成不变,其中总有某些人在某些方面做某些适应社会转型的事业,充其量无非是存在着主动适应与被动适应、奋力推进与勉强因应之类的差别而已。
作者: 张廷栖,孟村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7
简介: 建国初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4个人是我们 万万不可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 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 本书以期通过传主的生平事略与历史图片及简要的文字说明,向人们再 现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謇开拓奋进、自强不息的 一生,告诉人们不要忘记他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进步作出的杰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