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 312 项 “张政” 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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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共同题名: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
光盘作者: 张政总主编;李树清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简介: 本书按照PETS一级B考试要求采用模块化设计,共分听力训练、阅读理解及口语交流三大模块;每个模块按具体考试内容分成不同的小节。每个模块的各类题型各有7套模拟练习题,而后集中整合,配有三套综合模拟题,供读者自检、自测,旨在使读者能知彼知己、成竹在胸。 本书属于全国英语等级考试自学辅导系列中的考前训练,可以帮助考生认识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的特点,为考生全面提供出题规律,分题型给出最切实有效的解题方法。对准备参加考试的学生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可配套全国英语等级考试考试大纲(全新版)、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标准教程(全新版)使用。
英文共同题名: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
光盘作者: 张政总主编;李从容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简介: 张政主编的《全国英语等级考试考前冲刺(第3级)(全新版)(附MP3光盘1张)》采用模块化设计,共分听力、英语知识运用、阅读理解、写作和口语等5大模块,每个模块又有7套模拟练习题,而后集中整合,并配有3套综合模拟题,供考生自练、自学、自测、自检,旨在使考生能知彼知己、成竹在胸。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考前冲刺(第3级)(全新版)(附MP3光盘1张)》属于全国英语等级考试自学辅导系列中的考前训练,可以帮助考生认识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的特点,为考生全面提供出题规律,分题型给出最切实有效的解题方法。对准备参加考试的学生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可配套全国英语等级考试考试大纲(全新版)、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标准教程(全新版)使用。
作者: 张政主编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2009
简介: 《速战速决大学英语四级一书通关(2009)》的内容与改革前的考试相比,新的四级考试难度有所增加、侧重有所变化,更加强调考生的综合能力。那么,考生该如何应对,才能在更具挑战性的四级考试中得心应手呢?其实,四级考试轻取高分,并非难事,因为它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规可矩,只要考生稍事努力、方法得当,便可取得好成绩。因此,作者精心设计了此书,以技巧介绍,句型参考,段落参考,范文参考的方式为大学四级考试提供最直接,最便捷,最丰富的指南。
英文共同题名: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
光盘作者: 张政总主编;董虹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简介: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进一步了解PETS,有效地备考和实战,总主编张政严格按照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的《全国英语等级考试考试大纲(全新版)》,编写了这套《全国英语等级考试考前冲刺》。 该套丛书针对PETS一至三级(包括一级的附属级一级B)考试,分别编写成册。本书为其中的《全国英语等级考试考前冲刺(第1级)》。 本书采用模块化设计,共分听力训练、单项选择、完形填空、阅读理解、书面表达、口语交流等6大模块,每个模块的各类题型各有7套模拟练习题;而后集中整合,配有3套综合模拟题,供读者自检、自测,旨在使读者能知彼知己、成竹在胸。
英文共同题名: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
光盘作者: 张政总主编;张卫晴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简介: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考前冲刺(第2级·全新版)》内容简介: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简称PETS)是教育部考试中心设计并负责的全国性英语水平考试。PETS惟一面向全体社会公民的多级别的权威英语测试体系,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英语水平选择参加其中任何一个级别的考试。PETS分为笔试和口试两个相对独立的考查部分,对考生听、说、读、写等能力进行全面考查,对合格者颁发相应的英语等级证书,以满足社会上英语能力鉴定和人才市场的需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和本科的公共英语考试己分别承认PETS-2-IIPETS-3考试。PETS-5考试已经替代了主要用于评价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英语水平的全国外语水平考酞(WSK)中的英语水平考试(EPT)。PETS-2-IPETS-4考试的标准和题型已经用于改造了全国普通高考.和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中的英语考试、有关省份的普通高考英语听力考试成绩采用了PETFS-2听力考试成绩,高考外语类考生的口试使片JTPETFS-2H试。
征服Pro/ENGINEER Wildfire 4.0中文版完全实战学习手册:多媒体超值版
光盘作者: 张政编著
出版社:北京科海电子出版社,2009
简介: 《征服Pro/ENGINEER Wildfire4.0中文版完全实战学习手册(多媒体超值版)(含1DVD+1配套手册)》是指导初中级读者快速掌握Pro/ENGINEER Wildfire 4.0实体造型设计的入门书籍。全书由教育专家和行业资深人士共同组织,合作编写。书中详细介绍了初学者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使用方法和操作技巧,并对初学者在参数化实体造型设计时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专家级的指导,使初学者能在起步过程中少走弯路。 《征服Pro/ENGINEER Wildfire4.0中文版完全实战学习手册(多媒体超值版)(含1DVD+1配套手册)》全面、系统地介绍了Pro/ENGINEER Wildfire 4.0的安装和用户界面、基础操作和使用技巧、视角操作与自定义设置、2D草绘环境和约束、2D草绘图形、编辑图元和尺寸标注、三维造型设计和基准特征、创建曲面特征、创建基础实体特征、创建放置实体特征等,还包括特征常用操作、提高工作效率、编辑曲面特征、创建圆角和拔模特征、创建装配件、创建工程图和收缩率与模具检查,最后通过机械零件设计、齿轮设计和工业造型设计等实例来对Pro/ENGINEER Wildfire 4.0的应用技巧进行归纳和总结。 全书共18章,以“入门一提高一精通一行业案例”为线索具体展开,涵盖了Pro/ENGINEERWildfire4.0参数化实体造型设计的方方面面。书中还涉及大量的实例,难度由低到高、循序渐进,并注重技巧的归纳和总结,以“高手指点”等形式穿插于基础知识的讲解中。 《征服Pro/ENGINEER Wildfire4.0中文版完全实战学习手册(多媒体超值版)(含1DVD+1配套手册)》配套光盘系作者精心开发的专业级多媒体教学光盘,它包含了书中所有的实例源文件,重要知识点和基本概念的MP3音频文件,实用的素材资源文件以及实例制作过程的视频教学录像,紧密结合书中的内容对各个知识点进行了深入讲解,大大扩充了《征服Pro/ENGINEER Wildfire4.0中文版完全实战学习手册(多媒体超值版)(含1DVD+1配套手册)》的知识范围。 《征服Pro/ENGINEER Wildfire4.0中文版完全实战学习手册(多媒体超值版)(含1DVD+1配套手册)》及配套的多媒体光盘主要面向Pro/ENGINEER Wildfire 4.0实体造型设计的初中级用户,适合于广大Pro/ENGINEER wildfire爱好者以及从事机械设计、工业产品造型设计等行业人员使用,同时也可以作为各大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相关设计专业师生的教材和学习辅导书。
作者: 徐建生著
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简介: 序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1912~1937)》出版了,可喜可贺! 十多年来,作者以民国时期的经济政策作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兢兢业业,默默耕耘,坚持不懈,成效渐著:搜集和整理了大批资料,发表了多篇专题论文,承担并完成了《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一书中有关北洋政府时期经济政策部分的写作任务;攻读在职博士生期间,一面学习,一面继续研究,并以民国时期(1912~1937年)的经济政策为题,写作和提交博士论文,这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书稿。论文获得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为优秀论文,推荐参加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可见本书并非急就篇或泛泛之作,而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民国经济政策研究的心血结晶。我作为作者的博士生导师和书稿的第一位读者,为作者在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感到欣慰和骄傲。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变化和兴衰起伏,固然受到自然、政治、社会和市场等多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但政府的经济政策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兴衰、产业结构、经营方式、经济效益、利益分配等等,都能从经济政策找到答案。因此,经济政策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越来越受到研究工作者的重视,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面世。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不能说是开创性的,但有创新和发展,有新的思路、视角、观点、方法和内容、材料,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民国时期北洋和国民党两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连贯和整体的探究,突破以往将两者截然分开的研究模式,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以“沿袭与变异”概括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政权性质、机构裁设、制度废立、人员去留、资产阶级参政的新旧替代、政策来源、政策思想和社会舆论发展轨迹,以及同西方列强的关系等的分析,揭示两者之间既有变异又有沿袭的内在联系,进而探究近代经济政策的阶段特性和整体共性。“沿袭与变异”,紧紧抓住了民国时期北洋、国民党两政府经济政策发展变化的脉络和特征,也是对经济政策和经济史研究的一种新的拓展。 在“沿袭与变异”的主线下,书中对北洋、国民党两政府的经济政策,从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到政府及官员的经济行为,从经济政策的外部环境到政策本身的内容实质,从政策的实施条件、手段到政策的实际执行,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考察分析。通过党政和立法途径制定发布的主要经济法规,北洋政府达100多项,国民党政府增至200余项,其间的传承、增删和修订,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统治阶级的经济意志和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变化。作者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经济法规,细心检索和梳理,扼要介绍和分析,使读者能窥其全貌。 不过,法律、法规以及条例、章程等只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及其官员的经济措施、经济行为是经济政策的另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更重要、对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所起的作用更直接的一部分。同时,各项经济法规、法律、条例、章程未必付诸实施:闭门造车,华而不实者有之;装潢门面,欺骗舆论,根本无意实施者有之;虽愿实施,但限于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心有余而力不足者亦有之。一些经济法规、法律和条例、章程即使付诸实施,也未必能够不折不扣、自始至终和达到预期目的,往往虎头蛇尾、半途而废者有之;南辕北辙、事与愿违者有之;阳奉阴违、挂羊头卖狗肉者更有之。可见写在纸上的经济法规、法律和条例、章程条文是一回事,决策和制定者的真正意图及如何诠释、是否愿意和如何实施、取得何种效果,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本书并没有停留在对经济法规、法律等条文的介绍和分析上,而是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考察北洋和国民党两政府及其官员的经济行为,揭示其经济政策在制定、诠释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蜕变和背谬。权力和财力是实施经济政策的基本条件和手段,北洋和国民党政府曾围绕经济政策的实施条件,实行多项改革措施。但由于巩固统治尤其是财政需要,原本是“养鸡下蛋”的经济改革很快蜕变为“杀鸡取卵”的财政搜刮。在国民党的产业政策中,不乏以扶植、奖助和促进私人资本发展为主旨的法规文件,但实际推行的却是千方百计渗透、改组、没收和夺占民营企业的经济暴政。 最为荒唐和背谬的还是国民党土地政策的蜕变及其对孙中山“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革命主张的公开背叛。国民党政府土地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是1930年6月颁布的《土地法》。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曾通过《土地法原则》,肯定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承认“人民有平均享受使用土地之权利”,为此“必须防止私人垄断土地”。但据此制定和颁发的《土地法》,却没有“平均地权”或“耕者有其田”的任何内容和条文。随着工农土地革命的发展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日益激化,国民党政府的土地政策加速蜕变和向封建大地主倾斜。1932年,蒋介石在亲自坐镇的豫鄂皖“剿共”总部发布的《土地处理条例》,强调土地分配“重在均耕,不在亟亟均其所有”。具体办法是在承认和保护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向各村有耕作能力者“计口授田”。同时实行“限田”,准备规定私有田亩的最高限度,对地亩超额的地主,用累进法征课田租所得税,限制地主的土地收益,使其资金投向其他领域。并声称要通过“和平”和“渐进”的方式达到“耕者有田”。次年12月,蒋介石从南昌向南京发了一纸专谈土地政策的电报,全面推翻自己亲手制定的《土地处理条例》。他声称中国既无土地分配不公的情况,也不存在土地总量供应不足的问题;认为从全国人口和土地分配看,“不苦人不得地”,而是“地浮于人”;而且各省“亦绝少数百亩、数千亩之地主”,三数十亩的中小自耕农“确占半数以上”;中国土地“不患地主把持”。因此,他的结论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不是“平均地权”,而是“均佃”,即以合作社集体耕作方式,按各户耕作能力,“公平分佃,随时由社评定增减”。这样,蒋介石不仅推翻了自己刚刚提出的“限田”和“渐进”式均田设想,而且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革命主张。 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是统治阶级经济意志的体现,其目的首先是维护和扩张统治阶级的利益,北洋和国民党两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行为及其变异都是基于这一目的。但是,一个开明和进步的政权,在政策制定和利益分配等问题上,会在统治阶级和全体民众之间、在维护统治集团利益和保持社会安定、和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北洋、国民党两政府政策的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或者根本不愿寻找这个平衡点,而是越来越不择手段地侵夺广大民众的利益,以满足统治集团不断膨胀的贪欲。 作者在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探索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观点,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如提出了经济政策“近代转型”的标准及其衡量尺度,以此检视民国经济政策的历史脚步。书中提出,所谓近代转型,就是经济政策从古代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人治为主以维护和调整封建经济秩序的型式,转向近代民族国家以法、依法管理社会经济,维护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型式。民国经济政策即处于这种转型中。其中,北洋政府的转型基本滞留在制定法规、法律的阶段;国民党政府的法制水平亦有限,未能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而是凭借国家政权采取法制及其他非常途径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转型的脚步尚蹒跚于半途,并已走上岔道。作者提出并运用“官商资本”概念来分析经济政策,也有其独到的见地和意义。同时,作者有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方法,如政策手段、条件的剖析,政策显性和隐性层面的分解与剖析等等。这是在借鉴国外学者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经济政策研究的理论、方法的创新。 总之,《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1912~1937)》是一部构思新颖、内容充实、值得一读的好书。当然,民国时期经济政策涉及面很广,值得探讨的问题很多。由于时间和经验的限制,本书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初步的。一些重要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地方资料的发掘、整理;一些新的观点、论断的阐发、充实和提升;一些重大问题,诸如经济政策的内外环境,中外关系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制约,经济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前近代社会封建文化、社会政策的积淀及其影响等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尚待时日。我期盼作者更多的优秀研究成果问世。 刘克祥 2005年6月于香江 引 言 民国经济政策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1945年二战结束至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后,由于国民党政权与美国的关系,鲍岳甫(D.S.Paauw)、杨格(Arther N.Young)、费维恺(A.Feuerwerker)和稍后的费正清(J.K.Fairbank)等美国学者,以及在美国的吴元黎、钱端升、薛光前和王业键等华人学者,就开始检视和总结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用他们的专著或在著作中专门加以论述。一时间这个话题成为中国学的热门。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开始较晚也相对薄弱,是随着对北洋军阀史和民国经济史的探讨的深入而引发的专门研究。20世纪80年代,随着早期现代化新命题的展开,近代经济政策及中外比较引起重视。据《中国经济史研究》索引,1986~1995年的10年间发表近代“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管理”的论文近40篇。其间,朱荫贵、朱英、石柏林等学者贡献了晚清或民国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专著,外国学者杨格、小科布尔(P.M.Coble Jr)、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ére)的有关论著的中文版先后面世。1998年,朱英与石柏林合作出版了《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对从晚清到国民政府整个中国资本主义时期的政府政策进行了分段式的研究。 本书将对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作贯通性的探究,这在尚属不平衡和薄弱的民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应是一番新的尝试。1912~1937年,是百年近代中国的经济政策的一个典型时期,是从民国1~26年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虽然发生了1927年的政权更替,但南京政府并非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而是承认了北京政府的债务,留任了它的人员,沿用了它的法规。其间既有延续和沿革,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至1937年,如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近代经济政策也具有了典型性、代表性和一定的完整性。在此以后,中国经济的总量再没有恢复到同等的水平,而经济政策也进入了战时的非常状态,战后则只有短暂的调整和挣扎。为完成这项探究,本书将依次追究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经济政策出台的综合背景,分析众多的政策文件以抽象其中的政策内容,并说明两政府经济法规的沿革和经济法制的进度,考察实现政策目标的权力和财力两大政策手段的状况及其前后变化,透过政府经济行为来充分揭示政策的实质与得失。本书提出经济政策“近代转型”的命题,以转型标准全面衡量民国经济政策的程度和水平。本书试图围绕沿袭与变异的主题,将理论与史实相结合,对经济政策进行解析,以求在方法和观点上有所创新。 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的,政府通过税收、预算支出和利率等经济杠杆和政策工具,对市场机制进行干预并利用该机制的作用来影响总需求,以实现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目标。这些理论都有规定的假设前提,所针对的是西方国家一个时期的经济现实;它们本身也在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演变和发展,如20世纪60~80年代西方普遍存在的滞胀局面,又将时滞、预期等因素引入,促使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和博弈理论的兴起。相形之下,民国时期的经济现实还在新旧交织状态之中,并没有形成可称完备的市场机制;政府干预也常常并不顺应和利用这种机制,而采用以行政手段直接插手经济运行的方式。因此,对当时的经济政策的认识是不能生硬地套用这些理论的,否则,只能譬如以解剖大象的方法来解剖麻雀。当然,民国时期的财税和货币举措,已开始有意识地仿行西方的既成制度,乃至请英美顾问帮助筹划;随着社会经济之中资本主义制度因素的增加,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西方理论中的某些机理。不将经济政策的内容界限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层次和意义上,并不妨碍对财政、货币因素的政策意义进行分析。而且,由于中国历代经济政策思想与实际的“财政本位”的传统,财政因素将更加有助于认识经济政策的实质。 对经济政策的探讨将围绕是否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这一主线来展开。对于近代出现的新的生产方式,国人最早名之为“洋务”,后又曾赋予“工艺”、“商务”等名称。由不予认同转而向传统思想寻找名称移植的依据,但是终究未能脱离传统概念中“商”的笼统含混与视“工”为奇巧末技等局限。其实,早在1893年郑观应就提出了“实业”的新概念。他在《盛世危言后编》中说:“查工艺一道向为士大夫鄙为末技,谓与国家无足轻重。不知富强之国,首在振兴实业。”这里虽然仍将实业与工艺并称,但自此“实业”(Industry,Business统称)概念逐渐推广。从梁启超到孙中山,都以“振兴实业”相号召。清末民初的实业巨子张謇,对实业概念作了更为准确和完整的阐释:“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抑商之说为完善,无工商则农困塞”;“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可见实业概念较之洋务、工艺、商务,更为适当地涵盖和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同时又是对传统的经济观念和经济关系的批判和否定。新经济概念的提出与转换,蕴含着观念与现实变革的深刻内涵。民国初年,实业救国和建国成为广泛的社会要求。就政府的经济主管部门而言,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始设实业部,北京、南京政府的部门设置,不论是作农林、工矿、农商或工商、农矿的分设调整,都有合并为实业部的趋势,各省所设相应机构为实业司(厅)。这又表明实业概念逐渐为统治者所接受和运用。 如果将中国社会经济的早期现代化,扼要概括为实现“大农大工大商”的工业化,那么,实业政策即是近代经济政策的主要和中心的内容。因此,本书既不是套用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也不拟对经济政策依行业划分作单独的论列,如将农、林、渔、牧、工、商、矿、金融、交通运输等百业一一分门别类予以大而全的胪列(如同产业政策);而是取经济政策的狭义,遵从和沿用当时总体性的实业概念,将经济政策的中心内容和主要范围界定为实业政策,并以此及于其他。 后 记 本书是我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学习和研究的阶段性的探索之作。继2001年合著《清末民初经济政策研究》出版后,我以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研究为题申请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本书即该项目成果。写作过程中,幸得刘克祥先生指导,蒙朱荫贵先生、史志宏先生、陈争平先生指教,得到吴承明先生、王方中先生、孙健先生等学界前辈的宝贵意见。书成后既觉瑕疵或已减少,又深感与诸位先生的教导、期许相去仍远,因此感激与惭愧共存于心。 本书的出版,获得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助。特别感谢尊为同行师长的陈支平教授,承蒙他对本书的梓行鼎力相助。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魏芳女士,为此也投入了热心细致和高效的工作。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徐建生 2005年岁末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iscal policies and demand structure unbalance
作者: 李永友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财政分权财政政策与需求结构失衡》主要从财政角度分析需求结构失衡,尤其是其中的居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主要源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中国内外经济双重失衡的根源。居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不解决,中国内外失衡问题不可能有效解决。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扩大内需,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就一直是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主要抓手,但收效甚微,因为在经验上,居民消费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10年已下降至37%以下,这远远低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为什么宏观调控未能稳定并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本项研究试图从财政分权、财政政策等财政角度对上述两个问题展开分析。应该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已有文献讨论的收入分配差距、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二元治理等,但从财政角度研究的文献却很少。而实际上,在中国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居民消费需求受到挤压主要源于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因为在现行的分权体制和制度结构下,政府与企业更容易形成隐形战略联盟,从而形成不利于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同时,政府出于竞争压力和增长目的,更倾向于采取有偏的财政政策治理经济,而这些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对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有一定作用,但从长期看,由于受工具性约束和制度性约束,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所以不仅未能稳定和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反而使居民消费意愿进一步下降。 整个研究包含八个部分,这八个部分既相互独立,又有一定关联性,从不同角度分析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财政原因。 第一部分对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与否及其失衡程度作出判断,在钱纳里和赛奎因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造需求结构变化与收入转换、市场规模和结构特征的关系等式,探究需求结构,主要是居民消费率变化的一般模式及其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数据模拟结果对我国需求结构变化是否偏离其变化的一般模式作出判断。 第二部分给出从财政角度研究我国需求结构失衡的分析框架。首先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分权制度设计与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政策选择对中国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揭示前者引起后者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进而对需求结构失衡的风险传递效应进行实证描述。接着对需求结构失衡中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可能的财政解决办法进行分析,构筑居民能消费、敢消费的财政体制与政策环境。最后对体制调整和政策选择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第三至第五部分主要从财政分权角度考察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财政体制因素。其中,第三部分主要从体制演进视角研究财政分权策略与政府财政支出意愿的关系,重点解释公共品供给不足产生的原因。第四部分主要从地区间竞争视角研究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策略选择,重点解释竞争压力与政府财政收支决策的内在逻辑关系。第五部分主要从激励结构视角研究分权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制度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行为的关系,重点解释分权制度安排对公共品提供主体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影响。这三部分主要是对第二部分分权体制及其制度安排对需求结构主要是其中的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分析的深化。分析遵循的逻辑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源于公共品供给短缺,而公共品供给短缺又源于财政分权策略及其分权制度安排。 第六至第八部分主要从财政政策角度考察居民消费率下降的财政政策因素。其中,第六部分主要研究消费者信心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重点解释消费者信心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性。第七部分主要研究消费者信心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重点解释消费者信心在财政政策调控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消费者信心非对称变化的财政政策因素。第八部分主要研究消费者消费意愿与财政政策关系,重点解释消费者消费意愿趋势变化特征及其财政原因。这三部分主要针对第二部分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政策选择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分析的深化。分析遵循的逻辑是:居民消费需求高低是否除了受收入约束外还受信心约束?消费者信心与财政政策之间存在怎样的双向作用关系?消费者信心下降直接表现为消费者消费意愿的下降,在消费意愿下降过程中,财政政策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通过研究,获得了如下结论: ·在经验上,我国需求结构自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就开始进入失衡状态,其中水平偏低和下降速度过快是其主要特征。尽管失衡一直存在,但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如果考虑水平偏低的历史因素,需求结构失衡程度依然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当前需求结构失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高增长的必然结果。 ·我国分权体制下的财政制度安排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重要财政原因。重新平衡需求结构,需要在现行体制框架内重构财政支出体系,构筑居民有钱消费、敢于消费的制度环境,同时确立以直接税为主的财政收入制度,构筑政府有效行政的激励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内生平衡机制。 ·以中央政府为主导、财权划分为核心的财政分权策略是中国公共品供给相对短缺的根源。提高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和政府公共品提供意愿,需要重塑财政体制的激励结构,从财权意识转向公共责任意识,而不是仅仅解决财政体制存在的收支不匹配问题。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国地区间竞争正在由单纯的粗放式税价竞争转向财政支出竞争,财政支出竞争的结果是社会事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以及社会性支出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社会事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社会性支出增长滞后,直接导致公共品供给相对不足。 ·分权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制度设计对地方财政收支决策构成了不恰当激励,造成地方政府严重的预算软约束和有偏的支出倾向。转移支付下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行为变异,直接导致转移支付资金难以充分转化为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 ·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导致的公共品供给不足,不仅使低收人群体难以充分参与经济增长成果分享,而且恶化了中等以上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预期,成为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财政根源。 ·积极财政政策对恢复消费者信心作用显著,但作用效果在不同政策工具之问差异明显。扩张偏向的财政支出政策虽在萧条时期对消费者信心有显著促进效果,但主要是通过增加社会性支出实现的;而快速膨胀的行政管理费却恶化了消费者信心,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主要源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与财政政策调控策略密切相关。中国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的内需扩张政策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呈显著非凯恩斯效应。虽然财政收入政策的作用效果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但在过去10多年中,我国财政收入政策总体上却是紧缩的。 《财政分权财政政策与需求结构失衡》的作者是李永友。
作者: 徐继华,冯启娜,陈贞汝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14
简介: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大数据时代。人成为一切数据足迹的总和,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录、被储存、被处理。 作为最大的数据占有者,政府掌握着社会方方面面的数据,但各部门间的数据没有进行高效整合,给政府管理和民众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荐国家治理的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如何达成目标,本书给出了符合时代发展的答案。本书首次将大数据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主张政府管理者应该具备大数据思维。通过对数据的整理与分析,政府管理者可预测民众的下一步公共服务需求,进而提供更加智能与高效率的管理和服务,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 本书认为,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海量的数据状态及其相应的数据处理技术,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一个影响整个国家和社会运行的基础性社会制度。它是治理交通拥堵、雾霾、看病难、食品安全等“城市病”的利器,更将为政府打开了解社情民意的政策窗口,打造平台的政府、服务导向的政府、开放的政府,即智慧政府。本书更在论述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大数据战略的相关经验的同时,介绍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做法,更引入了网格化社会管理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实践,使本书更具可操作性和借鉴意义。 作者指出,大数据并不仅是一场技术变革,更意味着一场社会变革,而这种社会变革又伴随并呼唤着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的变革。 大数据治国时代已悄然来临,一场改变世界格局和人类生活的大数据变革即将引爆。
作者: 喻江编著
出版社:中国民航出版社,1999
简介: 霸权主义古已有之。它在表现形式上的共同点就是搞强权政治,奉行对别国进行侵略、掠夺、控制或统治的扩张政策。当代的霸权主义更是起到了导致或加剧国际紧张局势,诱发武装冲突或战争,破坏世界和平的作用。就战争动因而言,如果说利益矛盾和冲突使战争成为可能,那么,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就预示着战争的现实性。
作者: 杨旭中,张政治编著
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2001
简介:: 本书结合国内外汽轮发电机组发生的典型事故,对汽轮机超速、通流部分严重损坏、大轴弯曲、烧轴瓦、转子断裂、轴系扭振的原因及反事故技术措施进行了分析、叙述。
作者: 郑天挺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8年01月
简介:
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正式建校,1946年7月31日停办,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研究不辍,保存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培养了大批未来的学术骨干。对这一过程,郑天挺先生参与始终,始以教授膺聘,自1940年起担任总务长,主持教务、校务等工作。此期间郑先生坚持记日记习惯,其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阙1941年5月至12月、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馀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郑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职。总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可想而知。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而郑先生于此时,展现了为教育事业奉献的无私热忱和超人才能,使得事事得宜。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绩彪炳史册,在这中间,郑先生的管理工作功不可没。日记作为郑先生记录事务,梳理思路的重要工具,不出意料地该载了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故称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史级材料,殆非过誉。
郑先生朋友众多,并一直住集体宿舍,且位处“枢机”,接待、拜访,几乎是每日的“必修课”。除了公务酬对之外,郑先生的交际绝大多数属于学人交往,如与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陈雪屏、罗常培、钱穆、姚从吾、叶企孙、贺麟、雷海宗、罗庸、潘家洵、章廷谦、闻一多、毛准、林徽因、金岳霖、向达、唐兰、魏建功、吴大猷、周炳琳、曾昭抡、查良钊、张奚若、邵循正、吴宓、吴文藻、朱自清、吴晗、梁漱溟、李方桂、陈省身、邓广铭、游国恩、张政烺……不胜枚举。在何日,于何处,谈何问题……言及某事、某君、某书;以及1946年为北大复员事提前到北京,与北京教育界、文化界的交往,如余嘉锡、陈垣、沈兼士、俞平伯、启功、溥雪斋、周祖谟、黄公渚、黄君坦……无不缕述清晰,今日治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者,于郑先生日记中可得无数之线索也。
郑先生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入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细密详明,直是经济史研究的*手材料;又如日机空袭,教授、学生“跑警报”等记载,包含时间、地点、方式、人物等诸多要素,更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珍贵素材。作为西南联大八年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叙说至真,令人读之,赞叹不已。
概言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跨度大,涉及广,记载周详,行文严谨,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集中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治学的精神风貌。
书末附《人名索引》与《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便于检索查阅。
作者: 桂立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5
简介: 苏美关系是历史上第一种两种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制度国家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在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度主导了国际关系发展的主流,使世界各国无不受到其关系发展的影响。在苏联解体的情况下,用中国人眼光、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从总体上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与共处的关系,如何在根本制度对立的情况下,既坚持其根本制度不变,又能妥善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化解其在各方面的进攻,是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全文从历史的角度,对美苏关系的这两条主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全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分析了苏俄初创时期列宁的对外政策思想,指出列宁是坚持革命原则与应用灵活妥协方法的策略大师,他从未忘记“谁战胜谁”的问题,但又主张在现实中坚持“和平共处”的策略方针。 第二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美苏同盟关系中存在的共同利益、矛盾斗争进行了分析。指出共同对敌是联盟形成的基础,而对各自利益的考虑则是破坏联盟基础的基本因素。苏美英三国的意识形态情结,苏联战前战后的扩张主义行为,英国力图维护帝国,美国欲要主导世界的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联盟瓦解、反目为仇、斗争又起。 第三章揭露了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实力原则和势力范围原则在二战后的大国关系中复活了。苏联要维护战争中夺得领土和范围与美国要称霸全救的政策迎头相撞。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行强权政治之实,这就是冷战出现的原因及其实质。在这一点上,杜鲁门与斯大林不相上下。 第四章分析了赫鲁晓夫与艾豪威尔时期稍有缓和的原因。指出赫鲁晓夫的现实和解政策和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是导致苏美关系初步缓和的主动因素,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僵硬不妥协政策则是缓和不能发展的消极破坏因素。斗争和说冲突仍是这个时期的旋律。 第五章指出,社会主义苏联现实力量的大力增强和美国深陷越战不能自拔的窘况是六七十年代美苏关系出现缓和的基本因素。。全作性竞争有所发展,但苏攻美守的形势不能维持长久。勃烈日涅夫只顾追求超级大国地位,而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错过了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扩张政策遗患无穷、有百害而无一利,也是要失败的。 第六章说明由于苏联不能正确处理内外政策的关系而使自己日益陷入被动停滞的境地,自苏联成立以来专注重工业发展的计划经济已现衰败之像。戈尔巴乔夫过分退让的政策虽有利于国际形势总缓和,却不能减缓反而促进了“振兴抗苏”的里概对苏联的全面挤压和演变班策的加剧。 第七章揭露了美国政府“图穷匕见”、假友真敌的面目,指出布什政府的“超越遏制”战略是瓦解苏联东欧集团的重要因素。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9-1
简介: 约翰·洛克编著的《政府论(下)》分为两篇。上篇是洛克反驳罗伯特·菲尔默爵士关于君权神授的观点,主张政府的权威只能建立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之上;下篇提出,当政府违反社会契约论的时候,人们有权推翻其统治,这被后人认为是巧妙地暗示读者当时英国的国王已经违反了这个理论,为将要发生的光荣革命作辩护。洛克的主要政治思想都体现在《政府论》中,该书对英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即使到今天,该书都有着巨大的思想启蒙意义。
作者: 张政桢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09月
简介:
本书相对系统地介绍了树莓派的使用方法以及其他相关内容。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树莓派,能着手利用树莓派去创造和实现自己的一些有趣的想法。本书结合很多简单实用的例子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书中的知识。本书涉及的知识面较广,学习本书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树莓派整体的知识体系,并足以让读者应付一些小型的项目。本书不仅适合高校以及中小学生学习树莓派,而且适合一些想使用树莓派开源硬件去做项目的工程师。相信本书一定会成为读者入门掌握树莓派的得力助手。
【媒体评论】
评论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machine translation:an introduction
作者: 张政主编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简介: 计算机技术与语言的联姻催生出一个新的领域——语言工程,大到信息 检索、计算机辅助翻译,小到电子字典、电子收发邮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紧密相连。这一领域文理融合而相辅相成,学科交叉而相得益彰。当代的外 语人理应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发挥语言优势,率先登入语言与计算机融合 的殿堂。本书正是在此大背景下撰写而成,以语言工程、机器翻译、计算机 辅助翻译及应用为垒书脉络,具有如下特点: 覆盖面广:全书系统垒面、重点突出,可谓是语言工程的百科知识宝典 、语言与技术的实用指南; 言简意赅:全书内容及语言简洁易懂,旨在使读者学而知之,学而能之 ; 提纲挈领:每章的章首概述便于读者从宏观上理解和把握该章的主要内 容和精髓要义; 简明实用:全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应用操作,使学习者能学以致 用、学而有用、学而好用。
作者: 张政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2016年08月
简介:
本书以知识梳理为主,以具体实用为纲,以简洁易懂为本,将翻译与其它领域的关联进行概括性介绍,内容涉及翻译与语言、翻译与哲学、翻译与当代中国、翻译主体性、不可译性、翻译理论、翻译研究方法、翻译技术等,希冀使其成为翻译相关学科的小“百科”。全书共17个章,书后附有思考题,以便读者加深理解和掌握。本书供翻译专业本科、翻译硕士及已经外国语言文学方向是硕士研究生使用,助其轻松自如地走进五彩斑斓的翻译艺术殿堂。
作者: 胡鞍钢著
简介: 《中国经济波动报告》中文提要 经济周期波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它表现为经济扩 张因受到资源供给约束或者消费需求约束而出现经济收缩; 经济收缩又因资源供给充裕或者消费需求拉动而重新进入经 济扩张;周而复始,不断循环。 通常,经济周期波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社 会主义国家都普遍否认存在经济周期现象。但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 家不仅存在经济周期波动,而且出现多次的经济衰退,甚至 爆发经济危机。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之一,也是世界上经济波动较为明显的国家之一。它们构成 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两大显著特点。 本书中心讨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 总是大起大落?二是如何防止和避免中国经济发展大起大落? 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只要我们比较客观地承认这一现 象,十分认真地分析这一现象的本质及症结,老老实实地按 经济规律办事,才有可能防止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上述问题 的实质是中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 稳定的关系。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点 建国四十多年来,中国先后经历了多次的经济周期和经 济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特点之一是:经济增长率的 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周期波动,伴随而来 的是经济政策的扩张――紧缩(调整)――再扩张――再紧 缩(再调整)的反复变动过程。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既是中 国经济发展的最显著特点之一,也是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的根 源之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经济稳定,则社会稳 定,政治稳定;经济不稳定,则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点是: ――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经济发展是有起 必有落,大起必大落。改革以来已经出现四起三落。 ――每次经济同期长度不尽相同,呈不规则变化,一般 而言,扩张期长度大于收缩期长度。 ――各周期波动幅度(指真实GNP增长率偏离增长率 均值的标准差)差异甚大,改革以来经济波动幅度呈现明显 减缓趋势。 ――经济波动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经济波动系数(指真 实GNP增长率标准差与增长率均值之比)愈大,经济增长率 均值就愈低;反之则反。改革以来,经济波动系数大幅度下 降,这是与中国经济增长道路的决定因素发生变化密切相关 的。但经济波动和经济不稳定仍然是核心的问题。 ――每两个周期(指短周期)构成一个中周期,平均每 10年出现一次较大的经济调整。 ――中国经济波动系数大大高于西方国家,也远远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据作者计算,1960―1989年期间,中国经济 波动系数约为前南斯拉夫、英国和印度的1.8倍,美国的2.2 倍,日本的2.6倍,韩国的3.0倍,前苏联的3.4倍,世界 平均水平的4.3倍。 ――中国经济波动是以外部冲击为主,内部传导为基础 的波动类型。反映外部冲击作用的循环分量波动幅度相当高, 同时反映内部传导作用的趋势分量波动幅度也高于同期美国 的水平。 此外,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还有其他特点。例如,除了经 济总量(GNP)增长波动之外,还有十大类型经济变量波动: 生产波动、投资波动、消费波动、工资波动、货币波动、信 贷波动、价格波动、财政收支波动、商业和库存波动、外贸 波动;中国不仅存在全国性经济增长波动现象,还存在地区 性经济增长波动,反映了中央政府任何一种经济政策(无论 是扩张政策,还是紧缩政策)都会对全局产生深测影响。 大量数据和事实表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是十分明显的, 经济增长始终处于很不稳定状态,这种大幅度的频繁的周期 振荡,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经济周期发展过程:从大起到大落 尽管每次中国经济周期和重大经济调整在许多方面有所 不同,但是仍具有类似的过程和相同的特点。 每次经济周期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经济复苏期或经济扩 张期;经济繁荣期或经济高涨期;经济调整期或经济紧缩期; 经济衰退期或经济低谷期。 (1)经济复苏期或经济扩张期。 假定经济增长从前一次低谷点开始进入经济复苏期。由 于前一次经济衰退造成大量闲置生产能力和生产潜在能力, 在投资增长的带动下逐渐复苏,并开始发挥作用。由于连续 性的技术进步,投资积累,劳动力调整,从供给要素方面为 经济复苏准备了条件。由于连续性的人口增长、消费需求增 长、国内外市场扩大,以及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扩张,从需 求市场方面为经济复苏准备了条件。经济复苏期的主要任务 是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使实际生产能力接近或达到充分生 产能力。一旦恢复到原有的生产水平,就完成了经济复苏,开 始新的经济扩张。 在经济扩张初期,中央领导人意识到形成经济建设高潮 的机完已经到来,号召全国抓住时机,加快经济建设,争取 高速度增长。各地方积极呼应中央号召,曾遍争上投资项目, 投资规模扩大,投资增长速度上升。与投资增长相联系的资 本货物(如原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能源、交通等)需 求迅速扩大,又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工业生 产高速增长,货币发行超量投放,银行贷款激增,财政支出 明显增加,消费基金迅速膨胀。这一时期中央向地方下放更 多的权力,包括下放投资审批权限,放松贷款额度和限制,扩 大市扳机制范围,赋予地方更多的优惠政策,减少地方上交 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各地方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 国出现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的经济跃进景象。对此新闻界也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适舆论,使人们感觉“形势大好,愈 来愈好”。 (2)经济繁荣期或经济高涨期。 经济繁荣期是指经济增长率以一个暂时的高速度增长的 时期。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增长趋势,并接近潜在生产能力 上限。经济扩张不是无限的、任意的,它必然受到资源供给 约束(如资金、能源、原材料供给约束)和增长瓶颈约束 (如交通、通讯瓶颈约束)。 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柬和制约条件面前,领导人有两种 选择的可能:一是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抑制社会总需求 迅速扩张,采取温和的紧缩政策,实施反周期措施。但是作 出这一选择,对中央领导人来说是比较困难的,这无疑给 “热火朝天”的大好形势泼了一盆冷水,既挫伤广大干部群众 的积极性,也会遭到各地方官员的普遍反对。他们常常倾向 于选择另一种作法,进一步解放思想,运用各种非经济手段, 企图突破资源约柬,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包括:大搞群众 运动,发动大跃进,反对保守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动员新 的非经济要素资源(指群众干劲);修改年度计划或者五年计 划,大幅度提高产值或产量指标,重新分配资源,超额发行 货币,超规模发放贷款,大量举借国债和外债,增加财政向 银行透支,扩大可分配资源。 中央领导人的急于求成,各级地方政府的急于求上,干 千万万厂商的急于求快,十几亿老百姓的急于求富,这四股 力量汇集在一起,目标一致,共同推动整个经济增长急剧走 向高峰。这时的中国经济如同制动闸失灵的特别快车,是没 有任何办法(包括小调整、局部调整或者软着陆)可以减速 下来,或者停止下来,除非来一次伤筋动骨的急刹车式的重 大经济调整。 此时,领导人和经济学界就经济增长是否“过热”出现 不同意见,面临的是调整还是不调整,是早调整还是晚调整, 小调整还是大调整,是“点刹车”还是“急刹车”的争论与 选择,由此产生深刻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 (3)经济调整期或经济收缩期 经济发展大起必然引起经济发展大落,这是不依人们的 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每次较大幅度的经济波动,都产生了严 重的经济危机:农业翻收,粮食产量停滞甚至下降,使“吃 饭”问题十分突出;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固定资产 投资膨胀,投资规模过大,且超越国力;连续超额发行货币, 发生高通货膨胀率,直接损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居民阶层的 利益,引起社会公众普遍不满;连年巨额财政赤字,使政府 困感于财政危机之中;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能 源电力供应不足,交通运输十分紧张,缺电缺煤缺 材(指原 材料)又引起开工不足,部分生产能力闲置;生产成本不断 上升,商品库存量大量积压,经济效益不断下降;进口量急 增,国际收支恶化。 “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央政府是经济波动的发动机,又 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只要出现如下情况中央政府就会被迫 决定实施重大经济调整:全体居民消费超过农业供养能力,基 建规模超过社会供给能力,通货膨胀超过群众承受能力,信 贷规模超过银行支付能力,地方盲目行为超过中央政府的控 制能力,中央就会召开紧急会议(例如中央全会,中央工作 会议或者省长会议等),连续下发中央文件,决定经济调整, 并正式成为中央政府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建设方针。 此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厂商和老百姓的目标不一致 了,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目标形成尖锐矛盾,前者坚持经 济调整,而后者继续坚持经济扩张,前者坚持经济稳定,而 后者继续坚持加剧波动。最后中央被迫采取“一刀切”或者 行政手段强行在全国实行经济调整。 中央政府采取了一些几乎相同的经济紧缩政策和经济调 整措施: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 规模,削减财政支出,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增加农业投入, 促进农业增长。同时中央向地方收回下放的各种权力,强调 各地方服从中央,加强行政手段干预,普遍进行财经违纪大 检查,增加中央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号召人民勒紧裤带或 者过几年紧日子,中央公开或者内部承担经济决策失误责任, 保证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一旦削减投资规模,经济增长率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随 之下降,并低于生产能力水平;大量企业停工停产,开始进 入经济低谷期。此时,通货膨胀率在惯性作用下,继续攀升;企 业之间的债务危机开始爆发,并迅速形成“债务链”。 (4)经济衰退期或经济低谷期。 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严重衰退,经济增长率和工业总 产值增长率降至远低于增长趋势的水平上,甚至出现负增长, 大量生产设备闲置,能源紧缺、交通瓶颈约柬作用有所缓解。 资金从工业部门流向农业部门有助于促进农业生产增长。投 资下降引起资本货物需求下降,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总需求 与社会总供给的矛盾。 但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大量公开的或隐蔽的失业人口 群,社会犯罪率上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贫困人口增 多,群众普遍不满,社会矛盾尖锐冲突。这是经济发展的艰 难时期。通常中央政府制定较为适宜的经济增长目标,采取 较为谨慎的经济稳定政策:稳定增长、稳定通篙、稳定信贷、 平衡财政、支持家业、调整结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促进经 济复苏。 当经济逐渐复苏,全面回升时,又开始进入下一个经济 周期。 农业波动是经济波动的基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的真正含义是,农业波动是 经济波动的基础;农业稳定是经济稳定的基础。解决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届政府的首要任 务,“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形象地说明农业生产以及粮食 生产波动是中国经济不稳定,社会不称定的基础。与其他国 家相比,中国农业波动与经济波动这一特殊关系就在于中国 国情的特殊性。 中国最突出的国情特点是:人口过多,农业资源相对紧 缺,粮食消费量大,农业供养人口能力不足。具体表现为: ――庞大的人口群对耕地资源造成持久的巨大压力。人 口激增,耕地减少,两者逆向发展,导致人均耕地呈下降趋 势,达到中国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中国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劳动 生产率低下,农产品商品率水平低,每个农业劳动力仅供养 3.4个人口(还包括农业劳动者本人)。农业收成好坏直接影 响广大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 ――中国农业是高投入、高集约、高单产、高成本类型 的农业。只要减少对农业的投资,农业产出不是停滞就是下 降。 ――中国农业极易遭受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抗灾能力 较差,多半耕地还是靠天吃饭。 农业是国民经济最基础的部门,又是最薄弱的部门,也 是经济波动最敏感的部门,农业波动系数高于GNP波动系 数,粮食产量波动系数又高于农业产值波动系数。据作者计 算,1953―1991年期间,粮食总产量、农业总产值、国民收 入增长率波动系数分别为231%、144%和130%。 为什么农业波动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波动呢? ――农业部门是广大城乡人民基本食物的主要供给者。 中国居民膳食结构是以植物型为主,粮食是人民食品消费的 主要来源。农业产出下降,特别是粮食产量下降,引起家副 产品供应短缺,导致农副产品价格急剧上涨。食品价格上涨 还抬高了工业劳动成本,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从而推动价 格总水平上涨。农业产出波动影响价格波动。 ――农业部门是消费品工业(指轻工业)原料的主要供 给者。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比重高, 尽管这一比例不断下降(1952年为87.5%,1987年下降至 70.1%),但是轻工业农产品原料需求的绝对量是不断上升 的。农业产出下降,导致轻工业原料短缺,农产品原料价格 上升。农业产出波动直接影响消费品工业波动,间接影响资 本货物工业产出波动。 ――农业部门是出口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农业产出下降, 影响农产品及加工品的出口量,同时也增加农产品进口量,例 如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农业波动直接影响出口 波动,间接影响进口波动。 ――农业部门是工业产品的主要需求者。农业人口占总 人口绝大多数,是国内最大的市场,既包括生产资料市场,也 包括消费品市场,成为工业部门发展的前提条件。农业产出 下降,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下降,影响农业对工业品的购买量, 减少对工业品的需求量。农业波动直接影响商业波动,间接 影响工业产出波动。 ――农业部门是人口与劳动比重最大的部门。农业产出 下降,使得“吃饭”问题突出,经济不稳定,社会不稳定,迫 使政府削减对工业投资支出,引起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农业 产出波动直接影响投资波动,间接影响工业产出波动。 ――农业部门是国民经济主要组成部门。农业产出下降, 直接引起GNP总量减少。农业波动直接影响经济波动。 农业波动影响经济波动有如下特点: ――农业波动对经济波动影响具有滞后性影响。通常是 农业和粮食增长波动在前,经济增长波动在后。上年农业和 粮食增长率上升时,次年国民收入增长率随之上升;反之,则 随之下降。 ――农业波动幅度高于经济波动,且对经济发展具有制 约作用。农业部门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部门,也是经济波动 最为明显的部门。 ――农业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递减性,但是仍有 很强的制约作用。这是因为农业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以 及农业波动幅度不断减小的双重作用结果。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紧缺,尚未实现现代化 的大国中,农业收获的丰歉对经济波动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农业增长速度制约GNP增长速度和工业增长速度。只有大 力发展农业,稳定粮食增长,才能稳定整个国民经济发 展。 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 现代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经济系统对外部冲 击的响应曲线,它是外部冲击与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 一过程表现为:(1)外部冲击(shocks),包括随机冲击或者 序列相关冲击;(2)初始响应(resp0nses),出现一个初始振 幅,振幅大小取决于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与特性;(3)振荡 衰减(damped0scillation),由于经济系统的结构特性与制约 性所产生的内部阻力所致;(4)循环运动(cycles),转化为 重复出现的经济周期。上述过程可由系统响应曲线来描述 (例如利用动态联立方程计算和模拟这一过程)。 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外部冲击。这包括来自 经济扩张期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冲击”和经济收缩期中央 政府的“政治命令冲击”。前者是采用扩张政策,后者是采用 紧缩政策。之所以称为“外部冲击”,因为它们不是经济因素, 而是非经济因素,主要是政治因素和行政手段,对经济正常 发展具有强烈的冲击干扰作用。 每次经济扩张期与各次党代会具有――对应关系。从 1977―1993年的17年中,共计召开了四次党代会,形成了四 次扩张期。作者发现,在党代会召开的当年经济增长率高于 上一年(平均GNP增长率为9.2%),第四年较低(为8.3%), 第五年最低(为6.7%),根据作者动态模拟,由于党代会召 开影响当年GNP增长率比正常年份多上升3.3%,投资增长 率多上升12.4%。仅1992年因党的十四大召开,当年GNP 增长率比正常年份高出3.8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率高出19.2 个百分点(作者是采用二阶自回归动态方程模拟政治动员冲 击影响)。党代会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作用,产生新的领导人, 提出新的奋斗目标,拟定新的经济计划,制定新的经济政策, 发出新的战斗动员口号,在党内外和全国上下普遍取得共识, 掀起新的经济建设高潮。这种政治动员对经济扩张具有十分 明显的作用。作者这一结论得到实证计算的难证。 “政治动员冲击”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扩张期的“技术冲 击”(指科技进步,厂商技术创新),属于非经济因素,且具 有放大响应效应。系统的响应就是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 经过一个短暂的“传达动员”通讯期,各地方、各单位积极 贯彻中央精神,纷纷制定行动计划。在信息社会,中央指示 精神是人人皆知的,中央的经济计划指标就成为省区经济计 划指标的下限。当中央把经济增长率指标由百分之六提高到 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这就使得各省区经济增长率指标至少 要提高到百分之十以上,相应地市县经济增长率指标则会抬 得更高。层层加码,逐级放大。这些经济行为反映在“投资 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最终表现为 “经济过热”。 当经济增长愈来愈快,中央政府因缺乏宏观经济调控能 力,又不能有效使用经济手段,例如大幅度提高贷款利率控 制货币需求,抑制经济过热。当地方政府以及厂商响应的盲 目性,危及全局经济稳定,中央政府被迫实行经济紧缩政策。 由于这一政策是以政治命令的形式下达的,它比采用市场经 济手段的“自动刹车”机制来得要快,基本采用行政手段的 “急刹车”机制。故称为“政治命令冲击”,或称“急刹车冲 击”。 每次经济收缩期与历次中央政府经济紧缩期政策密切相 关。“急刹车冲击”是导致经济增长曲线出现转折点并进入经 济收缩期的直接原因。经济调整成为中央政府处理各类经济 危机(通货膨胀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以及农业危机)的 主要手段。随着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及其规模,严格控制信贷 发放及其规模等经济整顿措施出台,经济增长率在发生转折 之后,迅速下降,进入经济衰退期。根据作者动态模拟,由 于实行经济紧缩政策,GNP增长率比正常年份下降4.8%, 投资增长率下降17.0%。 “政治动员冲击”与“政治命令冲击”不仅直接导致中国 经济波动而且呈现政治性经济周期特点。这一特点是指,党 代会前后实行促使经济繁荣的扩张政策,政治动员获得地方 政府、厂商和老百姓的积极响应和一致拥护,导致经济高涨。 但是“经济过热”的代价是在党代会之后显现出来,这包括 急剧上涨的通货膨胀,规模愈来愈大的基本建设等等。中央 政府被迫实行经济紧缩政策,结果经济衰退。上述非经济因 素的政治冲击的周期性交替变化直接影响经济扩张和经济衰 退,形成连续性的经济波动。 在西方国家,商业周期是由无数厂商盲目性以及经济信 息不确定性所致,中央政府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但是在 中国,当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指标在高一低之间反复变化时, 国民经济运行则出现扩张一收缩的周期性变化。这正是中国 经济波动的真实含义。中央政府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冲击源, 各地方政府则放大和加剧经济波动。 为什么总是急于求成 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总是大起大落呢?这个问题的实质 是为什么领导人总是急于求成? 建国四十多年来,关于如何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目标以 及以什么速度实现这一目标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速 胜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应当开“特别快车”;另一种是持久 战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开快车,但是不能开“特别快 车”。应当说,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为大多 数领导人所接受,对中国经济发展危害最大,影响最烈,纠 正最难。 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为三个“过高估计”。一是 过高估计经济发展形势;二是过高提出经济发展目标和要求; 三是过高估计处理困境与危机的能力。 若细心观察的话,中国经济发展指导方针及其经济政策 是反复变化的,很少有保持三年以上、构成明显的政策周期。 这反映了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与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 实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变化。 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是指领导人强烈的“赶超”意 识和“赶超”目标,即中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发 达国家。这是因为,第一,作为人口最多国家的领导人,无 论哪一届领导人都意识到,落后意味着挨打,中国应当在世 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充分表现了世界大国领导人的历 史责任感。第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赶超发达国 家是为了充分体现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三,作 为每一届新任领导人,在他的任职之内,必须充分表现他的 政绩。这反映了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压力,使领导人更容易犯 急于求成的毛病。 每当我们的日子好过一点,就头脑发热,幻想经济出现 奇迹,实行经济跃进。每一次发动的脱离国情、超过国力的 经济跃进,又必然会陷入经济衰退的困境之中,导致经济重 大损失。这已是多次的深刻的历史教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 因是什么呢? 第一,对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缺乏深刻认识。中 国发动工业化时间晚,发展起点低,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 缺,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等诸多因素限 制,都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的进而 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不可能企望搞几次大跃进就能够 迅速改变中国的经济落后面貌。中国经济发震必须坚持“持 久战”。 第二,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认识不足。经济史所揭示 的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渐变的长期历 史过程。据统计,从1860年或1870年到1986年的一百多年 间,日本人均GNP平均增长率最高,达到3.5%;具次是瑞 典,为2.5%;德国和加拿大分别为2.1%和2.0%;美国、法 国、丹麦为1.9%;意大利为1.8%;英国为1.4%,即使是 像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也用了一百多年以上的时 间才建成了发达国家。同时也表明,只要一个国家不出现内 战内乱和经济起伏,以一个相对高的增长率持续性增长,就 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从1978―1990年期间,人均GNP平 均增长率为5.3%,其增长速度相当高。但是有时我们还嫌 慢,总以为提出高目标、高指标才能鼓舞雄心,激励壮志。速 度愈快愈好,口号愈响愈好。只要一有时机,就以各种理由 开起“特别快车”,使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由此而越出了轨道。 第三,还习惯于采用革命党和革命战争的作法搞经济建 设,尚未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变,以及从运用革 命战争理论“打天下”向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治天下”转变。 现代经济发展本身是一项极其复杂而庞大的社会实践和系统 工程。这一特点就决定了领导经济建设,不能单靠政治动员, 大搞群众运动,一哄而上的作法;胆子再大,不等于随心所 欲;思想再解放,不等于胡思乱想;步伐再大,不等于搞大 跃进。应当承认的是,在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发展不 平衡的国家如何发展现代经济(而不是小农经济),现代经济 规律(而不是战争规律)是什么,我们知之不多,知之不深, 有时盲目性多于自觉性,片面性多于全面性,主观性多于客 观性。 第四,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的严重缺陷,现行的决策 体制缺乏对领导人的权力制衡机制与失误纠错机制。领导人 对经济发展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 占统治地位,而那些少数不同意见又很难为最高决策者所接 受,因而在历史上曾一度出现过凡是不赞成“经济跃进”或 “经济冒进”的主张不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被 封为“保守派”。在每一次经济调整时,领导人又都痛心疾首 于急于求成的失误,决心再也不能白白交付高昂的学费了。由 此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中央政府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器 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的发展 目标,政府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通常,当通货膨胀率 较高时,政府首先追求经济稳定目标,适当牺牲经济增长速 度,以实现物价稳定;当物价稳定时,政府首先追求经济增 长目标,采取刺激经济增长措施,加速经济增长。根据不同 的经济环境变化和发展,政府采取更加灵活的经济措施,在 “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之间有所舍取,有所兼顾,有所 平衡,有所替换。因此,“在增长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求增 长”,就成为政府指导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策略。 为什么创造和保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中国政府 的重要目标呢?为什么中央政府应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呢? 第一,经济不稳定,发展总是大起大落是中国经济发展 四十多年的核心问题之一。改革以来经济波动系数减小,但 是经济发展还是出现了四起三落。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使中 国经济增长实绩大打折扣。 第二,保持经济稳定是中国顺利实现经济起飞(take- off)的关键。从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看,中国从80年代 以来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即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如果中国要 在长期而不是短期保持这一增长趋势,中国就会成为世界经 济大国。这就是中国顺利实现经济起飞的含义。 需要指出的是,一国的经济增长趋势是由该国的生产函 数决定的,即由各种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 本资源以及技术进步)所决定的,而不是由非经济因素和非 生产要素所决定的。经济稳定的含义就是使真实GNP增长 率曲线尽可能接近增长趋势,或者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围绕 增长趋努上下波动,既减少两者之间的绝对偏差,又减少其 相对偏差(指经济波动系数)。因此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防止 上下“栽跟头”尤为重要。 第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之一。从长期发展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保持一个较高的投 资水平,政府能够鼓励和动员国内储蓄,能够吸引和获得国 外资金。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可以增加本国国民 对政府的信任,提高国外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的信心,从而可 以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或国内投资率。同时,还可以避免 因高通货膨胀使全体居民受到损害,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受到 最大的损害而引起的收入分配恶化和社会动荡。 第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对经济改革成功具有决定性 影响。物价稳定,人心就稳定,提高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财 政秤衡,财力充裕,改革措施才有条件出台。从这个意义上 看,改革是在“稳中求进”的。相反,高通货膨胀率,巨额 财政赤字是导致藏革停滞或者改革方案流产的主要原因。 第五,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对维护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至 关重要。70年代末,中国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 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等于转移了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基 础。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巨 国,且处于经济社会迅速变革时期,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化,各 类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如果中央政府不能有意识地或者有 目的地减少经济不稳定因素,调整发展不平衡状态,反过来 盲目地强化不稳定因素,加剧不平衡状态,这就等于自我削 弱,不断把自己推向危险的边缘,一旦爆发经济危机,中央 政府将再次成为各类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进而产生合法化 危机,不仅毁掉政府本身,而且还会中断中国经济起飞的连 续过程。经济稳定,才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使社会政治 利益最大化及社会政治成本最小化;反之则反。 因此,无论是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保持经济稳定 始终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 “在高速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 在经济稳定中实现持续增长” 建国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指导方针总是不断变化 的,缺乏一个正确的具有连续性的经济发展指导方针。 作为一个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是永恒的主题。中 国经济长期发展而不是短期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应当是什么 呢?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多年之后,对此我们应当有哪些深刻 的认识呢? 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是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重 要的历史总结,在高速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 实现持续增长是今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方针。持续,是 针对追求总产值、经济过热、效率低下而言的,它是追求长 期的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全面的实质性的社会进步,保持人 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稳定,是针对大幅度的经济波动和 被迫实行重大经济调整而言的,它是力求缓和经济波动,减 小周期幅度,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协调,是针对国民经济重 大比例关系失调,经济结构不合理而言,它是指在经济发展 过程中保持各产业部门之间的适当增长速度和合理比例关 系,促使各个部门之间的纵向关联和横向联系,加快产业结 构合理化和现代化 。 在经济发展中保持经济稳定,只有经济稳定,才能实现 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这一方针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也 符合经济学的经济稳定化(ec0n0micstabilizati0n)理论。 经济稳定化是实现经济持续性高速增长的基本条件。它 并不意味着经济平滑增长,而是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或 者恶性通货膨胀。首先,经济稳定化意味着降低经济周期波 动幅度,减小经济波动系数,使真实产出增长率接近于增长 趋势。诚然,经济增长率会出现波动,但不会出现大幅度的 上升或大幅度的下降。具次,经济稳定化目标是使经济增长 避免陷入通货膨胀,实现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或者低通 货膨胀的经济增长。 实现经济稳定化不仅是一项经济选择与决策目标,而且 还是一项政治选择与决策目标,甚至后者比前者有时更为重 要。作者发现,对某一时期而言,经济波动系数愈小,经济 增长率均值就愈高,社会就愈稳定;反之则反。这表明经济 稳定化并不等于低速增长,恰恰是为了保持持续性高速增长, 其目的就是国家(指中央政府)通过控制宏观经济,避免经 济大波动,政治大动乱,社会大动荡。 在中国,经济稳定化目标及其政策是:稳定增长,稳定 物价,稳定通货,平衡财政,重视农业和粮食生产,创造和 保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第一,稳定经济增长,保持一个合理范围的经济增长率。 假定真实经济增长率yt在一个接近增长趋势yn范围内上下 波动(正负偏差为25%),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是“合理”的, 也是“稳定”的;如果真实经济增长率yt超出这个范围,我 们则认为经济增长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稳定的”。 第二,稳定物价。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是经济稳定 化的核心。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不是指物价上涨率为零增长,而 是指控制在一个相对低的范围之内。当物价上涨率小于3%, 我们认为经济稳定;当物们上涨率超过3%,我们认为经济开 始不稳定;当物价上涨率超过6%,我们认为经济不稳定;当 物价上涨率超过10%,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了高通货膨 胀期,也进入经济极不稳定期,与此同时开始进入政治不稳 定和社会不稳定期。 第三,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保持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基 本平衡,减小财政赤字是经济稳定化的重要内容。财政赤字 占财政收入比重的2%以下,就可以认为是基本平衡。 第四,保持工农业按比例发展。农业稳定是经济稳定的 基础。稳定农业生产,保持工农业按比例发展是经济稳定化 的基础。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可以认为,粮 食总产量、粮食价格、粮食库存量指标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 生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参数。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制约工业生 产增长速度,两个产业部门之间具有关联性和制约性(即产 业联系)。在中国,农业增长率与工业增长率合理的比例范围 是1:2.0―2.5。超过这一比例,则认为农业增长速度过慢, 工业增长速度过快,农业与工业增长比例失调。 第五,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调 整产业结构,是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职能。从国 力规模看,国内投资主要来自国内储蓄,总储蓄率制约着总 投资率,总储蓄额决定了总投资额。从投入产出比例看,投 资增长率应答于或低于产出增长率,否则是高投入低产出,这 样的产出增长率愈高,所付的投入成本则愈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避免中国经济大起大落,最关键的 是要减少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特别是来自中央政府的 “政治动员冲击”和“政治命令冲击”。我们所关心的是使中 国经济发展失衡的冲击力在哪里,如何保持经济与社会的平 衡和稳定。我们所需要的不再是一时的极不稳定的高速增长, 而是持续的稳定的高速增长。
作者: (美)加雷·加勒特著;徐珊译
出版社:海峡书局,2014
简介:81年前,加雷加勒特警示我们:泡沫是金融体系错乱的根源,货币流动性过剩是最大的祸因! 1.著名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对《美国金融泡沫史》推崇备至。 通货膨胀、债务危机正在变成全球性的压力,罗斯巴德再一次将加勒特的泡沫理论复兴——美联储或者中央银行的信用扩张政策,才使得各种货币泡沫成为贷款,进而引发漫天的金融危机。 2.货币宽松是拯救经济的特效药,还是另一个超级泡沫的制造机? 全球通胀和金融危机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究竟是谁一次次吹大货币泡沫?到底谁应该对通货膨胀负责?《美国金融泡沫史》为你揭开其深层联系。 3.阳光下没有新鲜事,每次金融泡沫都有一个相同的模板! 金融泡沫、金融危机、金融丑闻、金融过山车轮番上演,每一次金融泡沫的形成都是相似的——政府的默许、掩盖风险夸大收益的金融创新、金融杠杆的不断放大、疯狂的投资者以及本希望保护市场泡沫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