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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失去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中为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康有为的著作,和其他几位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比较起来,历来就被人们认为是“作伪最多”的一种,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此次《全集》整理中,就收入了很多“异文”的不同版本。这里不存在什么重复不重复的问题,而是为了使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康有为当时的历史处境,并通过历史文献的考察和分析而把康有为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2006
简介:本书根据梁漱溟先生1980年与美国艾恺教授对谈录音整理而成,谈话中,梁氏论述了儒释道各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陈独秀、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等),回顾了先生一生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等),内容丰富,因此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先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本书直接由声音转为文字,逐字逐句,未作任何修饰及增删,完全以录音为准。首次全文公开发表! 本书文字根据梁漱溟先生家属现有艾恺教授所存录音磁带(共计30盒)整理而成,直接由声音转为文字,逐字逐句,未作任何修饰及增删,完全以录音为准。为帮助读者理解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本书特意摘录《梁漱溟全集·思索领悟辑录》(卷八,1993)中的相关论述,置于正文相应部分的开头,以作对照,并将正文里谈及有关人事的评价、作者重要的观点提取出来,置于原文对应的书口,以作强调。同时,在编辑过程里,将整理者添注的说明文字,以楷体字标出;对全书前后不统一的译名,如艾恺教授序里的人名、地名,进行了规范统一;对文中的年代、时间、数字作了一致处理,如公元纪年均写为阿拉伯数字,中国纪年(如“民国十七年”)保留中文数字等。本书内容首次全文公开出版,是对《梁漱溟全集》第八卷内容的完整补充。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艾氏为印证事实,订正该书未尽正确、周详之处,1980年8月特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长谈十余次。 谈话中,梁氏论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康有为、章太炎、胡适、冯友兰……),回顾了先生一生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内容丰富,因此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先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作者: 刘梦溪主编;陈寅恪著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简介: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特定时代学术精英的活动,往往蕴藏着超越特定时代的最大信息量。处在世纪转换之际的中国,迫切需要在鉴往知今当中,获得富有前瞻性的思考。肇始于1900年左右的中国现代学术,在方法上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流行的新观念,并开始中西学术的交流与对话。学者们在认定学术本身价值的基础上,产生了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从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发端之重要标志的严复译著起,一大批学者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建构了弥久不变和与时俱新的双重品格,具有开辟意义和示范作用。这些经典著作,辉耀于中国学术璀璨的天穹,成为今日学子捕获学思灵感的重要源泉。本丛书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金岳霖、顾颉刚、冯友兰、陈垣、李济、熊十力、鲁迅、吴宓、吴梅、陈师曾、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廖平、蒙文通、汤用彤、蔡元培、杨树达、余嘉锡、赵元任、钱基博、马一浮、郭沫若、太虚、杨文会、欧最渐、吕澄、傅斯年、董作宾、洪业、杨联 、罗振玉、陈寅恪等现代学术巨子具有恒在意义的经典之作萃集一起,既展示了中国现代学术足可彪炳百代的巨大成就,更为面向未来、企盼更大腾飞的中华民族提供获致理性通明的精神营养。为方便阅读,每卷前附有作者小传,卷后附有作者的学术年表及著述要目。 陈寅恪(1890—1969) 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早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归国。1910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1914年归国。曾任蔡锷秘书,参加讨袁之役。1918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从朗曼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研习东方古文字。1925年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帅。清华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后,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大学讲学,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起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任教,兼治眼疾。1947牛返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转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文革后,惨遭折磨,并于1969年含冤去世。 1930年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 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 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泽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在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搞》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金 明论从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还撰有《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
作者: 梁漱溟,(美)艾恺 著
简介:《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晚年口述(增订本)》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在写作《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后,为印证事实,于1980年8月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的访谈记录。谈话中,梁漱溟论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也谈及与诸多政治文化名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康有为、章太炎、胡适、冯友兰等的交往经历,并回顾了他一生的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等。书中内容丰富,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对读者修身处世亦不乏启迪。
作者: 蒋廷黻著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2012
简介: 《中国近代史(最有分量的近代中国史未删节本)》由蒋廷黻所著,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本书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 《中国近代史(最有分量的近代中国史未删节本)》以中国的近代化为线索,认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 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作者: 汪晖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8
简介: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有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即知识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天理与郡县制国家的关系、公理与现代民族主义及其体制的关系等。在讨论康有为时,我特别地提到了他对儒学普遍主义的再创造,而这个再创造的前提恰恰产生于一种历史意识,即儒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概念之间的那种自明的关系发生松动了。在这个前提下,当你要论证儒学具有普世性的时候,必须以承认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之外存在着巨大的外部为前提——这个外部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政教意义上的。当儒学普遍主义与一个置身于众多国家或外部之中的中国形象相互连接的时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说明了民族主义对于某种普遍主义世界观和知识谱系的依赖。换句话说,这种新型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诞生是和作为一个新型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国家的中国的诞生同时发生的。这里所谓儒学普遍主义实际上正是现代公理观的曲折的呈现方式。 在历史研究中,任何脱离具体的语境、文本而将问题提炼为简短的结论的努力都会牺牲太多的历史感。这篇导论不准备对全书内容进行全面概述,而只是将历史分析过程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在阅读全书时参考。作者的讨论集中在两个反思式的问题上: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上述两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和视野展开讨论,本书的分析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即思想史的角度——展开的:作者从有关中国的历史叙事的分析出发讨论第一个问题,围绕着天理世界观和公理世界观的相互关系展开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
作者: 梁启超[著]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简介: 吾乡曰茶坑,距崖门十余里之一岛也。岛中一山,依山麓为村落。居民约五千,吾梁氏约三千,居山之东麓,自为一保,余、袁、聂等姓,分居环山之三面,为二保,故吾乡总名亦称三保。 ……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称任公,号饮冰子,或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二十六日 (2月23日)生于新会县南西江入海口半岛上的熊子乡茶坑村。祖父名维清,字镜泉,秀才,为县学教谕。父名宝瑛,字莲涧,科名不得志,教读乡里。 生平和思想梁启超幼从家庭及城乡多师受学,6岁读毕《四书》、《五经》。(见彩图梁启超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自称'自十七岁颇有术于中外强弱之迹'(《适可斋记言记行·序》)。光绪十四年(1888)起,肄业于广州学海堂(道光四年两广总督阮元所建立),仍为乾嘉以来正统派'汉学'及词章之学。光绪十六年中举人。此年秋,他和学海堂同学陈千秋,同奉南海康有为为师。康有为'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三十自述》)。康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梁启超从康有为始习经世致用之学,包括今文经学、史学、西学乃至佛学,思想为之一变。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梁启超并参与校勘、分纂。 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举国悲愤。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中日和议成,梁启超随同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1300多人上书清廷请变法;七月,发起并领导京师的强学会,主办《中外纪闻》,每日作一篇数百字短论。这是梁启超办报的开始。光绪二十二年,他和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七月一日发刊第一册,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并开始连载著名的《变法通议》,主张'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同年撰《西学书目表》,搜罗、总结20多年前旧译西学著作约300种。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之聘,主讲长沙时务学堂。讲学'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40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讲学对湖南的学风和士气的激励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发展,影响深广,为统治集团顽固派所嫉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梁启超于九月流亡日本,作《去国行》。从此,梁启超居留日本,先后奔走夏威夷、南洋、澳洲、美洲各地,与康有为建立保皇会(1899~1900),创办《清议报》(1898.11,旬刊)、《新民丛报》(1902.正月,半月刊)、《新小说》(1902.11,月刊)等期刊杂志,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宣传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到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他和革命派辩论立宪主张日益激烈。但梁启超同时以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思想品德为己任,集中外历史文化于一身,努力于'新学'即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的整理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也起了广泛影响。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梁启超遂趋向实际运动,与熊希龄、蒋观云、徐佛苏等进行组党活动。次年九月,成立'政闻社',出版《政论》杂志。宣统二年(1910),又办《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宣统三年十月,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推翻了2000余年的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次年(1912)三月,北洋军阀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氏所窃取。梁启超于九月由日本返国,备受各界欢迎。十一月创办《庸言报》。他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通过袁世凯的统治可以实现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因而热心从事政党活动。先参加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又合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进步党,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和张謇等为理事。1913年7月,熊希龄为国务总理。9月,梁启超为司法总长。1914年2月,为币制局总裁。次年8月,杨度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运动,暴露了袁世凯阴谋建立袁氏王朝的野心。梁启超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与蔡锷等发动护国之役,反对袁氏称帝。反袁运动结束,辑《盾鼻集》。1916年6月,袁世凯羞愤死,黎元洪继为大总统。梁启超又与袁氏旧部干将冯国璋、段祺瑞合作。次年7月,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为财政总长。同月,他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后即参与冯、段讨伐复辟之役。同年11月,由于冯、段内部矛盾,国务总理段祺瑞辞职,梁启超亦辞去财政总长。从此,他离开了上层政治活动而致力于著述。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2月下旬,梁启超同蒋方震、丁文江等启程赴欧洲,游历了英、法、比、荷、瑞、意、德等国20多个名城。到秋冬间,梁启超在巴黎写成《欧游心影录》。次年3月,自欧洲归国,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此后,除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校任课和在各地巡回讲演外,以全力从事学术著作。《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大乘?鹦怕劭贾ぁ贰ⅰ读喝喂学术讲演集》、《陶渊明》、《朱舜水先生年谱》等相继出版?1925年 9月,正式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清华时期,写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儒家哲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书。1927年6月,脱离清华研究院。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 文学革命论及其创作实践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和他的政治思想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改良运动的发展,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学革命论。他所谓革命就是改良。①诗界革命。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和夏曾佑、谭嗣同曾试作'新诗',反映了对新思想、新知识的要求。后来梁启超在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中,登载了改良派及其他作者的许多诗篇,并不断发出了'诗界革命'的呼声。他的'论诗宗旨大略'已见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由日本去夏威夷舟中的《日记》,而充分的论述则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新民丛报》第四号开始连载的《饮冰室诗话》。他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批判'以满纸堆积新名词'的作法,重申'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但亦不绝对排斥新名词。这是诗界革命论的一个发展,也是近代进步诗歌的一个概括和理想。他认为'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吾重公度诗,谓其意境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他所谓新意境,实指包含新思想、新知识的内容。所以他又主张'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新中国未来记·总批》)。后来梁启超于《新小说》中登载《杂歌谣》,形式语言都趋向通俗化,又赞许其与音乐结合,使之能歌唱,似传统乐府诗而有新面貌新精神,发挥诗歌的社会教育作用,这是诗界革命又一重要内容。②小说界革命。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与改良社会的关系,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缘故。他认为文学有'移人'即改变人们思想感情的作用,'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所以他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又具体指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这是小说所以能'支配人道'或'移人'的原因,小说所以成为改良社会的关键的原因。他认为当时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等,都是从小说来的。所以他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篇论文,对晚清小说理论的探讨、创作的繁荣以及古典小说的研究评价,起了积极的作用。③文界革命。'文界革命'与'诗界革命'同时在上述《日记》提出,也起点于欧西文化思想的输入,这是内容的革新。后在《新民丛报》第一号'绍介新著'栏介绍严复译英国斯密亚丹《原富》时指出,'欧美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主张对'学理邃赜之书',应'以洗畅锐达之笔行之',就是改古文体为通俗文体。《新小说》第七号'附录'栏开始连载《小说丛话》,梁启超所撰的第一条说:'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他回顾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认为:'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唐代韩、柳之文'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进一步指出,'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一大进化',就是由于'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又说:'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为儒家、禅宗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有文章,莫不有然。'可见他在20世纪初已有中国白话文学史、俗文学史的看法,已有提倡白话文的主张。不过当时他又认为'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这是改良派提倡'文界革命'的本色。从理论到实践,他们还不能完成文界革命的历史任务。 在文学创作上,梁启超有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他都写过,而以散文为大宗。他'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幼学为文,学晚汉魏晋'的束缚,自求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新文体',对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王韬以来散文社会化进一步的发展。他的散文可分政论、传记、杂文三大类。政论如《变法通议》、《排外平议》、《新民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辟复辟论》等,都是现实政治、社会的产物,或为原则议论,或为具体事论,务于详论博辩,说理深透,有现实和历史意义,有思想认识价值。他的传记文,长短大小不一,作风亦多变化。有些略似旧史传,如《殉难六烈士传》(《戊戌政变记》),叙事谨严,语言简练,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有形象性,代表其早期传记文风貌。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作《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即《李鸿章传》和《南海先生传》,自觉地改革中国传统的史传文,而代之以西人的夹叙夹议的评传体,并溯源于《史记》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强调写传记写得象其为人,注重传记的历史性,要求符合历史的实际,写出真实的历史。他写了许多历史人物传记,实际都是写一个时期的历史。他?剐戳舜罅吭游摹U庑┰游模内容形式多种多?,篇幅较小,难以分类。光绪二十五年(1899)作的《自由书》,成于'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则是读书笔记或随感录之类,是最初一本杂文集。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清议报》出版100期,他有《〈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其中说:'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这三篇是他早期散文的代表作,篇幅较长,亦属杂文一类。它们都不是通常的政论文,而只是以政论的内容,出之以特殊的形式,指出现象,提出问题,发为感慨,振奋人心。最突出的是《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富有朝气的精神作用?振奋老大帝国的暮气沉沉和日益衰颓的人心;不嫌重叠堆砌,反复强调,多用譬喻,淋漓尽致;运用语言,又非常自由,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打破一切格式,运用各种手段,力求表达一事一理明白无碍。这种文章才华横溢,气势奔放,感情充沛,语言丰富,有强烈的鼓动性,是适应改良运动宣传需要的产物。他充分发挥了散文宣传作用,使散文成为政治斗争最有效的工具。他的散文虽有重叠累赘的缺点,过于疏展铺陈,但就形式风格和社会影响来说,确是代表散文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梁启超作诗较晚,绝大部分是流亡国外的作品,今存古近体诗 360多首,词60多首。他热心提倡'诗界革命',但并不以诗人自命,而以余事为诗。《雷庵行》、《读陆放翁集》、《太平洋遇雨》、《澳亚归舟杂兴》、《自励二首》、《志未酬》、《举国皆我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爱国歌四章》等等,抒发被迫流亡的愤慨,富有自豪感和积极乐观、献身革命的精神,歌颂新天地、新思想、新文化,突出地歌颂爱国主义,有进步意义和认识意义。作品表现了自己诗论的特点,即旧风格含新意境,亦不排斥新名词。一般热情奔放,直抒胸臆,朴实晓畅,格调妥当,足称一种'新派诗'。他自认'诗半旧',亦符合实际。 梁启超的小说有《新中国未来记》,是一种未完成的政治小说,共 5回,发表于1902年《新小说》一、二、三、七号。《绪言》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即利用旧小说的形式,宣传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他原来设想写出未来60年维新派当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前10年是预备时代,由君主立宪,各省自治,过渡到召开国会,全国统一,建立'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这个理想的'新中国'是由清德宗皇帝让位又被国会选为第一代大总统建立起来的,走的是'折中调和'的一条路,而不是'那破坏一条路'。可见作者企图用形象化的方法,宣传自己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完成的五回小说,以'全国教育会会长'孔子后裔孔弘道老先生演说'中国近六十年代史'开场。前四回主要写'宪政党'创始人黄克强和李去病的论战,黄主立宪,李持革命,而以黄说服李,立宪论战胜革命论而告终。第五回写黄克强制服热心革命的郑伯才,发泄对革命派的不满。正如作者所说:'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其体'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绪言》)。所以小说在艺术上是失败的,得意处只是政论。但它仍有一定历史意义。第四回写中国苦难现状,黄克强同李去病游历旅顺大连,遇一'少年中国的美少年'陈猛,借陈猛的歌唱,介绍拜伦及其诗篇《渣阿亚》和端志安赞扬拜伦的诗歌,'倒象有几分是为中国说理哩','句句都象是对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接着便写俄国人对大连旅顺的暴虐统治,视为中国被瓜分的缩影。所以作者在总批中指出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等'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便是中国'诗界革命'的方向;写'瓜分之惨酷'实'为国民当头一棒,是煞有关系之文'。 梁启超有翻译小说《佳人奇遇》16回,日本柴四郎著,亦政治小说。《世界末日记》,'法国著名文学家兼天文学者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记也。'载《新小说》第1号,译者列为哲理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载《新小说》第 2号,译者列为语怪小说,《十五小豪杰》共18回,梁启超译前9回。 梁启超也写过戏曲,有《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但都没有写完。《劫灰梦》和《侠情记》都只写了头一出,《新罗马》也只写了6出。用传奇形式反映中国现实政治和外国近代历史,是戏曲的推陈出新,在当时也就是戏曲界革命。作者写戏曲比写小说艺术上成功得多,韵散文结合,旧风格含新意境,运用新旧语言词汇自然纯熟。《新罗马传奇》每出后有扪虱谈虎客即作者少年同学韩孔厂的批注,对理解作者创作用心和长处颇有帮助。 梁启超有广泛的学术研究,特别提倡历史研究。他早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著《新史学》,即提出'史界革命'口号,批判旧史学,创立新史学。明确目的,探讨理论,缕述方法,总结史学史。后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他对史学的实际研究包括古今中外,对许多历史时代和历史部门,特别是对许多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个别的、历史的研究,形式多种多样。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新思想界之陈涉',卓越的开风气人物之一。 著作集及其版本 梁启超著作,最初有何擎一辑《饮冰室文集》,止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为编年体,同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局后编《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为分类体,'每类文字略依性质分别先后,并于每题下注明年份'(《凡例》),断至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同年出版。此后增订的版本主要有:①《饮冰室全集》,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②《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梁廷□编,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此编分为五集:一集,戊戌以前作;二集,居住日本时作;三集,归国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作;四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晚近作;五集曰附集,录题跋、诗、词、曲、小说、诗话等。③《饮冰室合集》,林志钧编,1936~193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包括已印未印诸作,分为两大类:甲类文集,附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乙类专著,附门人笔记若干种,约以时代先后为次。专著中又各自为类,而第其年次'(《例言》)。此集虽最后出版,但搜罗未尽,亦非全集。 梁启超全集卷帙浩繁。中华书局于1916年选其重要著作34篇,分为14卷,为《常识文范》。 关于梁启超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术的研究,其本集及其所办《时务报》、《清议报》等杂志,可以钩稽而得其大概。其中可直接供参考者有《三十自序》和《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二十六,都为自我评传文字,简括客观,颇称允当。他逝世后一月,即1929年 2月,郑振铎作《梁任公先生》,附有《梁任公先生年表》,载《中国文学研究》第5卷,这是梁氏逝世后研究他的最早著作。 . 在梁氏生前及身后,关于梁启超的研究专著则有以下几种:①《梁任先公生年谱》1卷,杨复礼编,1941年新河南日报铅印本;②《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编,梁思庄藏有稿本,近年台湾世界书局已印行,38卷,2册,搜罗梁氏许多书札,记述颇详;③《曼殊室戊辰笔记》,梁启勋撰,不分卷,稿本;④《梁启超传》,孟祥才著,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后者是近年研究梁启超篇幅较大的一本评传。 总之,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梁启超是一位多才多思,多情多欲,善变多变之人。要认识像他那样思想活跃,智慧超群、性格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殊非易事。而在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梁启超迄今仍是学者们争议颇多的一个人物。从梁氏千数百万言的著述和书信中,选编这区区10万字的“自述”文字,目的就是希望有助于我们走近一个真实的梁启超。
作者: 萧公权著;汪荣祖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2005
简介: 《康有为思想研究》是萧公权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原为英文撰写,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后再汇集成书,补写家世与生平两篇以及教育改革一章,分为四编。今由汪荣祖译成中文,列入萧公权全集第七册。 萧先生深入研究康有为,文长四十余万言,缘起于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现。资料既备,萧先生以其精湛的哲学素养来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而且源源不绝。这批康氏未刊稿微卷即由萧先生赠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流传台湾的。 萧先生以“平心”阅读康有为的未刊稿之后,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与论断。当英文原著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作者于康虽有批评,然大体而言过于同情康氏,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种观点多少受到民国以后革命史观的影响。事实上,萧先生本人早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康有为一章时,亦有所不免。这些观点经深入验证后,都有所修正,斯乃史家忠于文献、实事求是的态度。故所谓过于同情云云,不过是以“公心述”而己。 [
作者: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著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2014-11-1
简介: 2014年是农历甲午年,一个对国人来说刻骨铭心的年份。120年前甲午战争的历史阴影尚未淡去,亚太地区的国际局势依旧波诡云谲。美国为推行其亚洲“战略再平衡”,正巩固和加强美日同盟,在钓鱼岛问题上为日本站台。日本因此有恃无恐,解禁集体自卫权,并力推修宪,试图再度拥有对外发动战争的权力。这给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平添巨大的不确定性。而日本之所以拥有如此强横的底气,就是因为“安倍经济学”短时间内提振了日本经济。但这也是日本的软肋,中国对日博弈在金融和经济战线上颇有空间,应避免被美日刻意营造的军事对抗之局所迷惑。为了增加战略回旋空间,中国在陆上也要向西拓展战略纵深,和陆权大国俄罗斯加强战略合作。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倡议,体现了中国进一步拓展欧亚地区经济外交的新战略思路。为此,本辑中林晓光教授、孙壮志研究员、吴迪先生的文章从各角度考察了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并进行了相应解析。 近年,中国西部边疆地区民族问题逐渐复杂化和尖锐化。民族问题、社会问题与外部势力影响交织,使地区和谐、稳定与发展面临多重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北大孔寒冰教授亲自游走在科索沃地区,将所见所感如实记录下来。这样的“接地气”之作,可以为增进族群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科索沃那些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说明,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民族和睦相处多么可贵,而正确的政治观对这种和睦又多么重要。而民族问题的背后,深层次的症结是国家结构的相应设计。当下的中国,需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干春松教授通过梳理近代康有为关于地方自治与国家一统的思想性资源,对现代国家建构进行了深入思考。 改革事业要顺利向前推进,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经济民生问题的解决上来。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根本原因就是内需不振。而要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当下,现有社保体制不改革就绝无出路。为此,郑秉文先生对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基金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的战略部署提出了政策建议,值得决策者重视。另一方面,财税体制不理顺,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过程就难以向民生倾斜。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必须改“分税制”为“财税分级制”。柯华庆教授以明晰概念为起点,建构起财税分级制的原则体系,颇具现实意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关系着国家战略性安全。从当前和长远趋势来看,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发展农业服务业,有利于利用分工协作的优势,促进粮食生产的节本增效,更好地激发普通农户增加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减少粮食生产对劳动用工的需求,更好地应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挑战;也有利于缓解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资农业的“非粮化”倾向,更好地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增进粮食安全方面的带动作用。而且,建设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让农业生产简单化、方便化、标准化、社会化,为农民、农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将对现代农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繁荣稳定产生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但是,中国的农业生态环境有日益恶化的趋势。再这么下去,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粮食安全将无险可守。因此,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应当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对此,关锐捷研究员、姜长云教授进行了认真考察,值得大家注意。 当前,美国经济正在复苏,美联储有可能明年加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美元回流压力增大。在此情势下,为了对冲美元回流的影响,我国应当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潘英丽教授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在于规避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影响,促进中国从GDP大国走向经济金融强国的全面改革进程。
作者: 梁启超著;陈书良编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简介: 《梁启超文集》作者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的斗士,大政治家,大文豪,大学者,本世纪最大的悲剧人物。他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融汇中西,出入经史,显示了“百科全书”的气派。他的文章,挟雷生电,恣肆汪洋,当时“一纸负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慈禧太后读后愤而痛哭,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击节赞赏。梁启超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风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风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刃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炊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失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中。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之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作者: 冯友兰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9
简介:《中国哲学史(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本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全书分为上、下册。第一篇是子学时代,第二篇为经学时代。从孔子到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到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子学时代主要介绍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说,经学时代则记述了从汉代到晚清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
作者: 李德林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 1872年,大清王朝拉开了一场华丽的改革开放大幕。慈禧、李鸿章、盛宣怀、唐廷枢、伊藤博文、胡佛……各路风云人物逐一盛装亮相,合奏了爱新觉罗王朝的最后一曲挽歌。百年前这一曲悲壮挽歌背后,是谁在推动大清改革开放?又是谁在操纵稚嫩的大清股市? 风雨飘摇的大清复兴之路上,是谁在导演连环金融风暴?又是谁在操控资本将大清埋葬?诡异的间谍背后,是谁在扼住大清改革开放的咽喉?又是谁终结了最后的希望?是她?是他?是他?还是他?《帝国沧桑:晚清金融风暴幕后的历史真相》重现了1872-1911年间的晚清王朝的资本市场,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今昔会否惊人的相像。中国官僚和资本家、股份制改革、内幕交易、金融骗局、国家诚信缺失等,带领我们找到了当今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基因。金融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怎样地发挥着作用?读罢全书,你会发现,大清帝国所交的学费和金融沧桑正是今日之鉴。 《帝国沧桑:晚清金融风暴幕后的历史真相》的新观点: 1、晚清资本市场的多元化 2、晚清股市内幕交易案 3、晚清金融危机的政府救市 4、光绪皇帝操纵舆论发行债权融资 5、慈禧太后的金融改革贡献 6、晚清重工业复兴计划遭遇商业间谍 7、戊戌变法首领、一代国学大师康有为涉嫌非法集资 8、美国孤儿总统在中国一手导演的旷世股权欺诈案 9、国学大师严复远赴伦敦打世纪股权大案官司 10、晚清虚假发行股票引发的金融危机案 11、股市黑嘴左右晚清资本市场 12、晚清改革开放过程之中,政府制定法律卖官 13、晋商错失晚清金融改革机遇,江浙资本的历史性崛起 14、商标案击垮晚清的烟草工业 15、晚清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生丝泡沫环环相扣的国际阴谋 16、孙中山跳楼价发行债券的隐秘历史。
作者: 梁启超 等著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2016年6月
简介: 他是一位大英雄,平生指挥作战百余次,从未有过败绩;他是一位大政治家,对上勇于劝谏皇帝,对下善于安抚百姓。 他是一位大思想家,在“百死千难”的逆境中,阐发了“知行合一”之旨;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发明“致良知”之教。 他的学说,至今仍为我国哲学的擎天一柱,开启了日本明治维新之业,启迪了中国无数志士仁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等等,都从中受益匪浅。 他就是王阳明,中国历史上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境界的人物之一。梁启超等著的《王阳明传》融王阳明生平与学说于一体,为您认识王阳明、读懂阳明学说,打开了一扇智慧之门。
作者: 李泽厚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9
简介: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套装共3册)》共计3本其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错综演变的基本线索,论述了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20世纪新文学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辨析了现代“新儒家”和“西体中用”思想,并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分析,简明而深入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诸多重要方面和问题。《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使用的是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本。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从剖析孔子仁学开始,提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并以此论说了自先秦至明清的各种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对儒家思想、墨家思想、孙老韩、苟易庸、庄玄禅宗、秦汉思想、宋明理学进行了重新解读和再评价,着重阐释了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缘由,并对古代中国的辨证法、“天人感应”宇宙观、“内圣”与“治法”分离现象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使用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本。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系统论述了近代中国自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时期各种主要思潮的基本内涵及其成因,深入分析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章太炎、王国维、鲁迅等重要人物的思想,阐释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复杂的心路历程,生动展现了中国传统思想走向近代化的整体风貌和内在嬗变肌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使用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本。
作者: 王晓秋著
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2003
简介: 《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围绕近代巾国与世界的互动与比较这个主题,把28篇论文分成以下4编。第一编是关于近代中国人如何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一个不认识世界的国家是无法真正走向世界和实现现代化的。在当代巾国改革开放加入世贸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更有必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第一篇论文通过魏源、郭嵩焘到康有为等典型人物,论述近代巾国的先驱者们认识世界和推动中国近代化艰辛的历史轨迹。第二篇论述近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历史变迁过程及各阶段的特点。第三篇《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是对过去鲜为人知的1887年清政府派遣12位海外游历使出访欧亚、南北关20多围之事进行原创性的实证研究。第四篇则是通过剖析近代一批中国人的日本游记,从中寻找近代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热心向日本和西方学习的历史痕迹。后三篇论文分别是对康有为的仿洋改制、傅云龙的海外游历和吴汝纶的考察日本教育所作的典型事例的具体研究。 第二编是关于近代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进行中外比较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和历史规律的探索。前两篇论文分别对19世纪东亚中、日、朝二三国的对外意识和中、日、泰三国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运用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前者分析了对外意识变化对各国对外政策与发展道路的影响;后者论述了改革的契机、深度、领导、阻力与各国现代化的启动、进展、成效、延误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许会给今人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其次是关于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比较,这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论文通过蒲安臣使团与日本岩仓使节团、李鸿章与森有礼的辩论等几个典型事例,进行生动深刻的比较研究。后两篇是关于中韩和中日两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横向比较,如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与韩国的东学农民革命是近代尔亚两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但似乎前人尚未作过深入的比较研究。而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败原因则被称为“历史之谜”,受到史学界关注,《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通过层层剥笋式剖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一篇是对相隔半个世纪的甲午战争与抗日战争进行纵向比较。从两次中日战争的性质、方式、于段及胜败因素等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历史启示。 第三编是关于近代中国改革、革命、战争与世界的互动和影响。即用世界眼光去考察探讨中国近代历史与世界的互动关系。第一篇论文系统阐述了我以世界眼光对晚清改革史研究的意义、方法、角度的一些新观点和建议。第二篇则具体论述了近代中国革命与日本民间舆论的双向互动关系,这里既有中国革命对日本的影响,又有日本舆论对中国革命的反应。中外原始资料的发掘利用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基础。第三篇论文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一部日记稿本,叙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的史实。《甲午战争百年祭》一文是在1995年甲午战争百周年时,用世界的眼光和历史辩证观点为《光明日报》写的一篇论文。而《世界各国进步人士同情义和团的正义呼声》则是2000年义和团运动百周年时为《人民日报》写的一篇论文,用历史事实驳斥帝国主义者对义和团的种种污蔑攻击。最后两篇论文是关于辛亥革命的。一篇论述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着重分析他们如何从爱国走向革命。另一篇则深入阐述辛亥革命对日本的影响,具体体现了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 第四编是关于近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应该成为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前两篇论文足较宏观的论述。前者试图运用文化学原理,从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角度,探索五四时期巾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规律;后者则是较全面地论述近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和特点。第三、四篇论文是具体细致的微观论述。前者是作者在日本各地寻找、查阅了《海国图志》的20多种版本的基础上,具体考察分析了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后者生动地介绍了鲜为人知的近代第一个赴日的中国文人罗森及其所,与的近代第一部日本游记。为此作者曾亲自到罗森去过的日本北海道函馆市进行调查研究。第五篇则评述了对近代中外义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黄遵宪的研究,尤其是黄遵究对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种种贡献。第六篇是1998年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百周年而写的《京帅大学堂与日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日之间的义化教育交流。第七篇是以李大钊与吉野作造、北京大学师生与东京大学师生的交流为中心,论述了五四时期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牛之间的思想与人员交流。最后一篇《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澳门》是1999年为纪念澳门回归祖国而写,其中概述了澳门住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 顾颉刚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6
简介:前言: 一提到中国的古史系统,任何人就想到三皇、五帝,以后就是三王、五霸,实在这个系统已经建设 了二千多年,深人人们的脑髓了。一般人不觉得其中有问题;少数人知道其中有问题,但因怕闹麻烦 也不敢讨论。如此相安无事,倒也做了六七十代的好梦,梦见三皇、五帝的黄金时代。陶渊明高卧北 窗下,涼风蹔至,自谓“羲皇上人”,就是这个好梦的追求者。 能做梦,本来也好;,可惜近几十年来,受了海通的影响这个好梦再也做不成了。西洋的学者不安 於创世纪的说法,有的研究地质学,有的研究生物学,有的研究人类学,有的研究社会学,把人类的由 来和進化弄得清清楚楚,使人知道古代的真相原来如此!最使人们的古史观念改变樣子的,是考古 学,他们挖出许多地下遗物,从古人的用器来证明当时的文化,更使人没法反抗。我们说古时是黄金 时代,但他们偏偏把蛮野的古代顯示给我们看,於是原来的古史立刻改变了樣子。 这个观念传到了中国,三皇、五帝就等着打倒了。放第一声礮的,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改制 考的第一篇是上古茫昧无稽考,他在开端的小序上说:“大地人道皆蓲旉於洪水后,然印度婆罗门前、 欧西希臘前亦已茫然,岂特秘鲁之旧劫,墨洲之古事黯芴渺昧,不可识耶?吾中国号称古名国,文明最 先矣,然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徵,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这 就是他受了新潮流的激盪的证明。第二声礮是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部书虽然名为教科,其实 是他的一家言,他把三皇、五帝的时代总称为“傅疑时期”。在傅统的历史里,三皇、五帝时的文物制度 反而较夏、商为整齐完备,怎么会“傅疑”起来?这两声礮都是在清末放的,因为那时人的目标专注在 立宪或革命,学问的空气淡薄,所以大家没有理会。但是力量是不会白费的,到了五四运动,对于旧思 想旧生活作一个总攻击的时候,这些散发的火星就燃烧起来了。 凡是做成一件事情,总是因缘凑合,具备了各种的条件。康、夏二氏立说后,为什么没人理会呢? 政治关系固是一端,而另一端则因没有考古学的辅助,力量不厚。自从清末发见了殷墟甲骨,到民国 初年,罗振玉氏大加鼓吹,集合了许多拓片,著作了许多论文,于是大家认识了商代的文化。本来我们 所有的商代历史的智识是从商书、商颂、史记殷本纪,及竹书纪年等书里得到的,想象中的商代,虽没 有周代的“文”,一定很像个天朝的样子。哪知拿甲骨文字来看,那时的生产只是牧畜、渔猎,那时的文 化只是祭祀、占卜,他们的地域是这样小,他们的社会是这样简单!就在这个时候,地质调查所发掘了 仰韶遗址,出了不少的彩陶,没有一个文字,随着挖出来的没有一些铜器,这文化是我们在古书里完全 没有瞧见过的,又是一种面目。大家说,殷墟是铜器时代的初期,而仰韶是石器时代的后期。这样一 再的大发现,就把我们从向日的儒家、道家的历史观念里拖了出来,知道书本的记载确是大有问题。岂 但“傅疑”,直是作伪 商代的文化,我们从殷墟遗物里窥见一个大略了。夏,我们从种种方面知道商以前确有这一个大 国,但究竟是怎样状况,因为没有得到他们的遗物,已经“茫昧无稽”。三王尚且如此,何况三王以前的 五帝,更何况五帝以前的三皇!我,因为自己觉得把这件事实认识的真,所以民国十一年就在努力周 刊附刊的读书杂誌裏对於三王的第一代(禹)和五帝的末二代(尧、舜)下一番破坏,其实不是破 坏,乃是把关於他们的传说作一番系统的建设。为什么独对於他们三人注意呢?只因他们是儒家所 奉的中心人物,是尚书一经中的最大的偶像。那时商务印书馆邀我编中学历史教科书,我不能违背我 的信念,所以也学了夏曾佑的办法,列了一章“传说中的三皇、五帝”。 想不到到了民国十八年,这部教科书竟因没有承认三皇、五帝而被禁了。我打听禁止的理由,得到 的消息是这位主张禁的达官说:“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教科书上这样说,否则摇动了民族的 自信力,必於国家不利。”我初听得时,确是佩服这位达官的高见,惴惴慄慄,惟恐自己作了民族的罪 人。继而想:我们民族的自信力真是建筑在三皇、五帝上的吗?最明白的回答,是我们汉族都承认是 炎帝、黄帝的子孙,如果推翻了炎帝、黄帝,我们这一族就团结不起来了。然而使我疑惑的,我们口裏 常常说是“炎、黄神明之胄”,又常常说“炎、黄在天之灵实式憑之”,为什么我们这汉族老像“一盤散 沙”,无论如何团结不起来呢?三皇、五帝,固然大家承认他们是最古的帝王,固然很少数的士大夫还 在做好梦,可是同一班民众有什么关联呢?有哪一个地方影响於他们的生活呢?世界上事,“千虚不 敌一实”。以前学者对於三皇、五帝、竭尽能力去铺张,装了许多金身,画了许多极乐世界,似乎可以吸 收多少位信徒,但结果只落得貌合神离;反不如几个民族英雄的慷慨悲歌使人感动。如果我们要团结 这民族,那么我们民族经过多少次的磨难,这磨难中的犠牲人物正可唤起全民众的爱国精神。试看学 校裏、戏馆中、书场上,每一次讲到演到杨继业、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便洋洋有生气,使欢 众为之泣下。谁曾聴说讲演三皇、五帝而有同样的感动呢?至於说到汉族本身,我们可以说是许多小 民族的大圑结。三代,总算是汉族的核心了罢?但商和夏不是一民族,周和商也不是一民族,周和楚、 越又不是一民族,经过了千年的融冶,春秋时的蠻夷,到战国时就看不见了,宗全同化了。其间固然曾 感受多少苦痛,但到现在竟真成为一族了,这一族是拆不开的了。例如我们顾家,本是东越,居於东 瓯,语言衣服都不与华同,给汉武帝用了武力迁到江、淮,经了数百年同化,就是汉族了。到三国时,还 有未曾同化的越人,叫做山越,也常常出来擄掠,但经过吴国的努力开发,这些人又同化於汉族了。到 现在,有哪一个人出来组织越族同盟,想脱离汉族的?就使有这人出来,也決无人响应,因为血统早已 混合,分不清了。岂必远溯秦、汉,就是遼、金、元、清各族,凡同化於汉人的也都为汉族了。既为一族, 则利害所关自然一致,只要我们有方法圑结就圑结得起来,不必用同出一祖的空言来欺人。倘使藉欺 诈而结合,那么一旦民智大开,欺诈无法行使时,岂不是真把这个民族解散了吗? 因此,我承认这位达官抱的是杞憂。我们的民族自信力应当建立於理性上。我们正应当把种种 不自然的连络打断,从真诚上来结合。三皇、五帝既经一定不可信,万无维持其偶像之理。我要顺从 “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这一句话,所以把三皇、五帝的成分细细地加以分析,把三皇、五帝的演化的历 史详详地说明。 自从民国十八年,我由广州回到北平,即本此志愿,搜集材料。在这一年燕京大学的中国上古史 讲义裏,把东周至东汉的人们对於古史系统的观念理出一个頭绪。其中五帝部分,十九年重加修 正,发表於清华学报,命题为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可惜只写得半篇,便因病因事没有續下。三 皇一部分,则於二十一年夏天,在妙峯山金仙庵中增改一过,分出章节,就是这一册书。因为三皇太一 的问题,自从道教起来之后又增加了多少故实,而道藏分量太多,我的生活已不容我一册一册的翻看, 所以这册三皇考没有写成。到二十二年,我想宕着总不是辦法,就请北京大学史学系同学杨拱辰先生 (向奎)代我續下。到二十三年春间,他写成了,便交哈佛燕京学社,编入燕京学报专号。那时燕京大 学历史学系同学翁独健先生正在编辑道藏子目引得,又请他校对了一回。本来此书在这年秋冬间即 可出版,不幸我的继母病逝,我奔丧南旋,此事遂尔搁置。直至去夏北行,始经改定付印,到现在刚得 出版。综计这书从起草到印出,前后经历七年,时间不为不久。然而这七年之中,是我们中华民族处 境最艰屯的时候,时时处处受着强烈的刺戟,只要这个人是有爱国感情的,他就没法安心做事,研究的 工作哪裏谈得到!所以,这本书还是写得粗糙。将来倘徼天之幸,我们有安安稳稳坐在学院裏研究古 史的一天,我很希望把这本书重新写过。唉,不知今生今世会不会有这樣的福气? 我们非常欣幸,得到国立浙江大学教授钱琢如先生(宝琮)的合作。钱先生是数学史专家,兼通天 文学,著有中国数学史等书。一二八之变,我適省亲在杭,江、浙道路阻绝,只得留住数月,在这时期 中,就常常和钱先生会面。谈到三皇太一的问题,彼此有同心之契,我既曾搜集了神话的材料,他也曾 搜集了天文的材料。当下我便请他写一篇太一考,登入燕京学报。去年我因为母葬南旋,又和他往返 了多次。我就把三皇考稿本送去,请他改正,承他答應了。本篇第二十二章太一的墮落,二十三章太 一下行九宫及一十六章河图与洛书,改作的地方尤多。他並且允许我的要求,把太一考作为本书的附 录。感谢之情,真是非言可表!批评,我就请他做 童丕绳先生(书业)上年来北平,专心研究古史,见到此稿,很高兴,说要写一篇 序,序中多承指正。他主张把近时人讨论这问题的作品一起收入,我们表示赞同,就将蒙文通先生、缪 赞虞先生(凤林)的文字彙合编为附录,藉便读者勘证。童先生又转请冯伯平先生(家昇)把日本学者 是杨先生的原稿,经童先 三篇三皇研究的文字作为提要,也编入附录。三皇太一传说演变略团一幅, 生改作的。我们敬谢谢他们诸位的好意! 三皇问题,这本书固然没有写好,但演变的规模已大略具备,这问题可算是解决了。这问题之所 以能解决,全由於这传说起得晚,让我们看清楚其中的机構。五帝问题就没有这樣容易。“五帝”的集 合名词固然起得也不早,但这五位帝王各有其深长的历史,有的商代已有,有的两周已有,而且也许一 人化作两人(如喾与舜),那时的史料零落不完,无法寻出其演变的系统,所以只能作为一个悬案。我 以前作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也只说秦、汉间的五帝而没有说殷、周间的五帝。三皇问题與 殷、周无关,只是秦、汉以来宗教史的问题而不是古代史实问题,所以容许我们作这原原本本的说明。 这正如伪古文尚书出於魏、晋,它所引用的材料大都存在,容易啓人怀疑,因此,虽有经典的权威,终为 可是一十八篇专於春秋、战国,编定於汉初,可供研究的材料太少了,我们虽有好 明、清学者所打倒。 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太 一泽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乾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 这文裏的太一泽山君,不就是天主、地主的變相吗?阴阳使者(汉书注[孟康曰:陰阳之神也”),不也 就是阴主、阳主的化身吗? 第二:泰一来源的另一段材料。关於泰一问题,本文也漏掉了一段材料,那便是荀子裏所说的“五 泰”。荀子赋篇说: 有物於此,虫虫兮,其状屡化如神……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夫是之谓 蠶理。”)蠶) 这五泰他书裏没有见过,或许就是泰一的分化(道教裏的太一五神,和张衡灵憲、帝王世纪裏的五种 “太”的来源,一部分或即由此)。杨倞注说“‘五泰’,五帝也”;案之下节云“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与 帝相对,则释“五泰”为五帝也还不算错(不过他以这五帝为少昊、顓顼、高辛、唐虞,则是大错)。那末泰 一非但做过三二皇”,他还曾做过“五帝”哩(这裏的五泰是神是人看不清楚)。又荀子礼论篇也有“太 一”,是大道的意思,这与道家所说的“太一”相近。 第三:燧人、祝融列入“三皇”说的来源。本文質问纬书的作者道:“燧人和有巢本来是联带的,为什 么只请燧人入‘三皇’而把有巢扔在一边,不理他呢?而且用了什么理由,知道他的次序应在伏羲之 后,神农之前呢?”(第一六节)这个質问,我可以代纬书的作者答覆,便是太皞、燧人连称见於荀子,正 论篇说“何世而无嵬,何时而无琐,太皞、燧人莫不有也”:玩其语意,是以太皞、燧人为最古的帝王,他 们的地位正與三皇相当。成相篇说“文、武之道同伏戲”;这是说近如文、武,远如伏羲,他们的道仍是 一樣可见伏羲也是最古的帝王。在这一点上,太皞很有同伏羲併家的可能(但是拿太皞同伏羲两个名 词连起来,称做什么“太皞伏羲氏”,那一定是刘歆们捣的鬼!逸周书太子晋解也说“自太皞以下至于 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这篇书不甚可靠,故此处不引作证)。又庄子繕性篇也以燧人、伏 羲放在神农、黄帝之前。至乐篇並说“言黄帝、尧、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农之言”;可见燧人是在神農 前的。纬书的作者把燧人接伏羲,扔去有巢,而连数神农为三皇”,他们的根据是荀子和庄子。至白 虎通等书请祝融坐“三皇”的宝位,著者们也疑它没有根据,其实这也是有相当的根据的。庄子胠篋篇 列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 神农之前,这就是为至德之世;在这个太古帝王的系统中,祝融氏居然也得备员其中,位置且在伏羲、 “三皇”裏的祝融氏的来源;可惜他们把祝融、、伏羲的前后位次颠倒了。 第四:有人名的“三皇”的第四说。有人名的“三皇”,除(1)伏羲、燧人、神农,(2)伏羲、女娲、神 农,)3(伏羲、祝融、神农三说外,还有伏羲、共工、神農的第四说(这说三皇的次序想来如此),见刘恕 通鑑外纪引或说。这一说似是从刘歆世经的古史系统来的。世经以伏羲为木德,神农为火德,而廁一 闰水的共工於其间;作“三皇”第四说的人,他感觉“三皇”本来只有二皇,他想“那一皇怕是闰统罢”,所 以便把“霸九有”的共工氏给凑上了数。 第五:本文说“)王肃)有两个主张:第一是没有所谓‘五精感生’说,第二是不承认五帝之外再有 五天帝”)第一七节)。这末了的一句话似稍有语病。因为我们知道王肃以天上的五帝为五行之神,天 之辅佐(这仍跳不出谬忌的圈子)称为“五帝”;明王死而配五行,故亦称“五帝”:那末他並非不承认有 五天帝了。所以这句话若作“不承认有所谓‘六天’”,似稍妥帖。 第六:本文说鹖冠子裏的泰一即是九皇(第七节),这似乎是错误的。因为鹖冠子泰鸿篇明明说泰 皇问泰一曰”)注“泰皇、盖九皇之长也”)……又说“泰一……九皇受傅”;泰录篇也说“泰一之道,九 皇之傅”;则泰皇即是九皇(或是“九皇”之一)。九皇是学於泰一的,泰一是九皇的师傅;九皇与泰一是 二非一(至所谓“九皇殊制,而政莫不效焉,故曰泰一”,这也是说九皇之政效於泰一,泰一为殊制的九 皇所效,所以称作泰一。这段文义很是顯明)。 第七:庄子天運篇裏的“三皇”似乎是“三王”的误文(缪凤林先生说,见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页一 六三一六四,这層颉刚师从前好像也提出过的)。又天運篇裏又有“上皇”,其文云“天有六极五 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临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楚辞裏的神的 “上皇”在这裏也被人化了。 第八:左传“三墳五典”语是刘歆们所竄入,我还有一个证据,便是左史倚相在国语中是个賢人,他 能止司马子期的以妾为内子的乱伦行为(楚语上),王孙围又称他为楚国之宝(楚语下);在左传这节裏 他卻变成一个被贬的人物了,他成了这件故事的犧牲品了。 上面把我的一点膚见说完,此下略略叙述“三皇”辨伪的历史: “三皇”这三尊偶像,在历史上说来,本来是不值一驳的东西;所以一般稍有历史观念的学者早就 对它不信任了。宋代以来,儒者们理智进步,对於“三皇”一名,便有持极端怀疑態度的了。刘恕通监 外纪说: 六经惟春秋及易、彖、象、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仲尼所作,诗、书,仲尼刊定,皆不称“三 皇”“五帝”“三王”。……六韬称“三皇”,周礼称“三皇五帝”及管氏书皆杂孔子后人之语,校其岁月, 非本书也。先秦之书存於今者:周书、老子、曾子、董子、慎子、邓析子、尹文子、孙子、吴子、尉缭子皆 不言“三皇”“五帝”“三王”。论语、墨子称“三代”。左氏传、国语、商子、孟子、司马法、韩非子、燕丹子、 称“三王”。穀梁传、荀子、鬼谷子、亢仓子称“五帝”。亢仓子又称“明皇圣帝”。……惟文子、列子、庄 子、吕氏春秋、五经纬始称“三皇”。鹖冠子称“九皇”。案文子称墨子,而列子称魏文侯,墨子称吴起, 皆周安王时人,去孔子没百年矣。艺文志鹖冠子一篇……唐世嘗辨此书后出,非古鹖冠子;今书三 卷十五篇,称剧辛,似与吕不韦皆秦始皇时人,其文浅意陋,非七国时书。艺文志云文子,老子弟子, 孔子並时,非也!庄子又在列子后,与文、列皆寓言,诞妄不可为据!秦、汉学者宗其文词富美,论 議辨博,故競称“三皇五帝”,而不究古无其人,仲尼未嘗道也。……讖纬起於哀、平间……名儒以为 祅妄,乱中庸之典。司马迁、孔安国皆仕汉武帝,迁据穀梁传、荀卿子等称“五帝”,不敢信文、列、庄 子、吕氏春秋称“三皇”。……孔安国为博士,考正古文,独见周礼,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左传云 左史倚相“能读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安国以周礼为古文,而不知周礼经周末秦、汉增损,伪 妄尤多;故尚书序云:“伏羲、神農、黄帝之书谓之三墳;少昊、顓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孔颖 达云:“三墳之书在五典之上,数与三皇相当,墳又大名,与皇义相类,故云三皇之书;……”此皆无所 稽據,穿金妄说耳!……秦初併六国,丞相等议帝号,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 上尊号,王为‘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乃知秦以前诸儒或言 五帝,犹不及三皇,后代不考始皇本纪,乃曰兼三皇、五帝号曰皇帝,误也!……(卷一) 刘恕是崔述前的一个谨严的史学家,他折衷於所谓“仲尼之言”,悍然断三皇、五帝为古无其人。他把 古书清理了一下,悍然断凡称“三皇五帝”的都是晚出之书,诞妄之说。他连周礼都割棄了,不能不说 他有相当的勇气。他把三皇的时代移到战国以后,太古的偶像已被他根本推翻了。在刘恕以前,固然 已有怀疑三皇的人,但总没有像他这樣徹底的;如他同时人司马光的稽古录道: 伏羲之前为天子者,其有无不可知也。如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之类,虽於传记有之,语 多迂怪,事不经见。(卷一) 他虽也怀疑伏羲之前的为天子者,但终不敢断定地说“古无三皇”,他远不及刘恕的勇敢。 到了清代,考证学大昌,当一般经师正在迷信汉人的经说,大开倒车之际,卻有一位头脑极清醒的 辨伪大家起来;这个人便是崔述。崔述在他的補上古考信录裏力闢“三皇”说之谬道: “三皇五帝”之文见於周官,而其说各不同:……后之编古史者各从所信,至今未有定说。余 按:书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是帝亦称“皇”也。诗云“皇王惟辟”,“皇王烝哉”, 是王亦称[皇”也。书云[惟皇作极”,又云“皇后憑玉几”,诗云[皇尸载起”,又云“獻之皇祖”,传云[皇 祖文王”,又云“皇祖伯父昆吾”,离騒云“朕皇考曰伯庸”,然则“皇”乃尊大之称,王侯祖考皆可加之; 非帝王之外别有所谓“皇”者也。且经、传述上古皆无“三皇”之号,春秋传仅溯至黄帝,易传亦仅至 伏羲,则谓羲、農以前别有“三皇”者,妄也!燧人不见於传,祝融乃顓顼氏臣,女娲虽见於记,而文亦 不类天子,则以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皇”之数者,亦妄也!……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 之书谓之三墳;少皞、顓顼、帝喾、尧、舜之书谓之五典;其意盖以墳为“皇”书,典为“帝”史,然黄帝以 “帝”称而反为“皇”,名实迕矣!……盖“三皇五帝”之名本起於战国以后,周官后人所撰,是以从而 述之。学者不求其始,习於其名,遂若断不可增減者;虽或觉其不通,亦必别为之说以曲合其数:是 以各据传说互相诋諆。不知古者本无“皇”称,而“帝”亦不以“五”限,又何必夺彼以与此也哉! (前论) 史记秦本纪云“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河图及三五历称:“天皇氏十六头……地 皇十一头……人皇九头……”后世序古史者往往採之;以余观之,谬莫甚焉。传曰“上古结绳而 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世又传仓颉始作书契,然则书契之起於羲、农以后,必也;羲、农以前未有 书契,所谓“三皇”“十纪”帝王之名号,后人何由知之?……夫尚书但始於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 起於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於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於开闢之初,岂非以其识愈 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且左氏春秋传最好称引上古事,然黄、炎以前事皆 不载,其时在焚书之前,不应后人所知乃反详於古人如是也!(本文) 他说“皇本是尊大之称,非帝王之外别有所谓“皇”。经传述上古统没有“三皇”之号,所以说羲、农以前 别有“三皇”那是妄谈!燧人、祝融、女娃们都够不上“三皇”的地位,所以以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 皇”之数,也是谬妄!至伪孔传、书序以黄帝为“三皇”,名实相迕,也不足據。三皇、五帝之名氏是战国 以后人所杜撰,周官是后世的伪书,所以从而述之。况且书契起於羲、农以后,所谓“三皇”“十纪”帝王 的名号后人何从知道?后人所知反比古人为详,这是“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专闻愈 繁”的一条史学公例。他的话驳得这樣有力,不知当时人何以还不觉悟? 崔述以后辨斥“三皇”之说的有康有为、崔適等。他们以为“三皇”之名只是刘歆们臆造出来的,凡 是古书上说“三皇”的文字都是刘歆们所竄改。他们的话著者们已引入本文中,加以辨正,现在不赘 述了。 在近人中辨“三皇”说的伪最力的人,據我所知道的有三位大师。第一位便是本文的著者顾颉刚 先生。颉刚师在他的名著古史辨第一册裏说: 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自从秦灵公於吴阳作上时,祭黄帝……经过了方士的鼓 吹,於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擡出了神农,於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 易击辞擡出了庖犧氏,於是庖犧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 皇,泰皇最贵”,於是天皇、卋皇、泰皇更立在庖犧氏之前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 祖传了过来,於是盤古成了开天闢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 徵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页六五,与钱玄同先生 论古史书) 这就是所谓“層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这观念是导源於崔述的)。三皇是这層累裏的第二層。在此 以后,颉刚师曾编著了一种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因为裏面没有照通常的例叙说“三皇五帝”,犯了维持 道统的人的忌,他们用了政治上的力量压迫颉刚师,把这本书销灭了。哪裏知道不久便有第二第三怀 疑三皇、五帝说的人起来,那便是经今文学大师廖季平的高足蒙文通先生,和我们的右翼骁将缪凤林 先生。蒙先生说: 谷永言“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师古曰“‘三’谓三皇,‘五’谓五帝”;则“三皇、五帝之说起 自晚周,汉师固已言之也。郊祀志有梁巫、晋巫、秦巫、荆巫,晋巫祠五帝;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曰 “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是五帝本神只。……郑玄以“太一者,北辰之神名”,宋均谓是“北 极神之别名”;是北辰之神一,而五帝之神佐之。武帝时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 一:天一、地一、泰一”;是天地之神又並北辰之神而三。秦博士言“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 皇最贵”;则“三皇”之说本於“三一”;五帝固神只,三皇亦本神只;初谓神不谓人也。 他首先探讨“三皇”的来源,他以为“二皇”的娘家是“三一”(先有“太一”然后有“三一”)。他们本来是神 而不是人。他接着说: 撮周、秦书之不涉疑伪者而论之:孟子而上皆惟言“三王”,自荀卿以来始言“五帝,庄子、品氏 春秋乃言“三皇”。 以陆德明之言考之,则庄子书亦多有非漆圆作者杂出其间。则战国之初惟说“三 王”,及於中叶乃言“五帝”,及於秦世乃言“三皇”。 这是蒙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再看下去,他说: 五帝”说始见孙子,“三皇”说始见庄子;岂“三五”皆南方之说,駴子取之而别为之释,乃渐徧于 东方北方耶? 他以为“三皇五帝”之说皆起於南方,后乃传到东方北方的。他的结论是: 帝固独贵之神,今乃有五,则不能不有尤贵者焉。周官春官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 祀五帝亦如之”则“五帝”之外别有“上帝”。“五帝上帝”之说,自三晋始也(蒙先生以周官为三晋人 所作)。又一变而为“泰一”,为“三一”,为“三皇”,又去古义益远也。(古史甄微一) 他这个議论虽然有些倒果为因(因为我们知道周礼是王莽的书,五帝上的那位上帝正是泰的七身 而武帝寺的 三一也正从三皇之说脱化而出),但在他以前没有人像他这樣把“三皇”徹底研究过,所以 他的劳绩是不能完全湮没的。此后他又说“三皇”之说既起,又以古之王者配“三皇”。“三皇”之兑未 定,而“九皇”之说又起。“九皇六十四民”在秦本属雍廟,入汉亦为古之王者(同上古史甄微一)。他以 “九皇六十四民”本是秦雍廟所祀的神,到汉也变成了古之王者,这个提议,虽然我们还不敢断定它可 靠与否,但也是值得注意的(蒙先生从皮鹿门说读郊祀志“雍有……九臣十四臣……之属”的[九臣十 四臣”为“九皇之臣”“六十四民之臣”)。 对於“三皇”的起源,与蒙先生持相反的说法,而各得一部分真实的,便是缪凤林先生。缪先生素 来是以“信古”著名的,但他也不是一味的迷信古初;他实在受崔述的影響很大,他只是一个儒家 正统派的古史学者。他曾说过“其世愈后,传说愈繁,古史之内容亦愈丰富”;“孔子订书始于唐、虞,传 易则言义、农、黄帝时事,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称述也;自余诸子皆以铺张上古为事,汉儒杂取其 书以为传记,故伏生、董子之书其博古皆非孔子所及,马迁史记观其自序亦欲继儒家之正统者,然所採 已杂;……盖自儒者习闻百家異说,採之以益经,流传既久,学者不复考其所本,以为其事固然,於是儒 者……学者……皆不知儒家所传之史矣”等话(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页一五○及页一五四),这都是同 崔述一鼻孔出气的。他确也有些“疑古”的精神(他的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唐、虞以前的古史题为“传 疑时代”,“上古之传说”)。他对於“三皇”说的意见是: “帝”为上帝之称,而“皇”初无天帝或帝王之义;,以君释“皇”,后起之义。……“三皇”之说盖起於 道家理想之世之具体化。道家不满现世,冥想古初,(案儒家何独不然?)老子尝言“失道而后德,失 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以-道”“德”“仁”“义”观世之隆污,而“道”“德”之世有理想而 无君。庄子始以容成、大庭、赫胥等氏为至德至治之世。在宥篇广成子曰-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 王”;又以“皇”为得道之君之称号。盖管子尝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 以“皇”“帝”“王”“霸”代表历史退化之四时期。古代尚“五”复尚“三”,“霸”五,“王”三,“帝”又为五, “皇”之说起,遂亦冠“皇”以“三二”。以周官言“外史掌三皇之书”观之,其说或兴於庄子前。然庄子书 言“三皇”者,疑皆“三王”误文。公羊襄二十九年注又引孔子曰“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像世顺机”: 语出纬书,更不足辨。吕氏春秋贵公“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 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盖至秦人而“三皇”乃确定,道家理想中之太古为上古史之首页矣。 缪先生以为“三皇”之说起於道家。在老子时还只有一种空洞的太古理想。到庄子时太古史上纔有容 成、大庭、赫胥等名号。而帝王之义的“皇”字,也始见於庄子和管子。因为古代尚“五”复尚“三”,所 以“霸”有五个,“王”有三个,而“帝”又是五个,“皇”说一起,便也不得不冠“皇”以“三”数。“三皇”之说 是确定於秦人的,於是道家理想中的太古,便變成上古史的首页了。他这段议论很覈实,我们只能相 当的承认。他接着又说: 吕覧不言何者为“三皇”,秦博士则曰“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此天 皇、地皇、泰皇疑即吕覧之“三皇”。汉书郊祀志(案蒙、缪二先生不引史记封禅书,而引汉书郊祀志 之文,岂信崔適辈之说,以封禅书为有可疑邪?其实封禅书甚可信,崔氏辈之疑未是)言太一,又言 天一、地一、泰一,皆古天神;近人或言泰皇之说本於泰一,“三皇”之说本於“三一”,其始亦为神,后 乃为人(蒙文通古史甄微说)。考先秦之神虽有以“皇”名者,然无“三皇”之神。周官有人之“三皇”, 而无神之“三皇”。郊祀志记秦一统后祀典最详,亦无“三皇”之祀。惟齐有天主、地主等“八神”,或言 天皇、地皇或由天主等转变。然神以天为尊,“三皇”苟为神,当曰“天皇最贵”,而秦博士言“泰皇最 贵”,又上秦王尊号为“泰皇”,故知其为人而非神矣。“泰一”之名始见荀子礼论,庄子亦屡言之,与 易传“太极”义略同,初不谓神。楚人以“太一”为神名,亦不谓上帝。日人津田左右吉太一说考之甚 详。汉世“泰一”“三一”之祠於古无徵,疑皆由“三皇”之说而出。武帝迷信神只,“而海上燕、齐怪迂 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以汉祀五帝,而三皇在五帝前,秦人又谓“泰皇最贵”也,故“谬忌奏祀泰一 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矣。谬忌仅取泰皇言泰一而不言天皇、地皇也,故“其后人上书 言‘古者天子三年”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皆见郊祀志)矣。是则“三一”之说本于“三 皇”,泰一之说出自泰皇;“三皇”初谓人,不谓神也。(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第三章[二]四七节) 缪先生反对“三皇出於三一”之说,他有三项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先秦及秦统一后皆无“三皇”之神。这 条理由欠充足,因为“三皇”固然是人而不是神,但这人儘可由神变化而来。第二个理由是古无上帝的 “泰一”。这一说也不大对,因为楚辞称东皇太一为“上皇”,“上皇”就是“上帝”的变文(参看本文第三 节)。况且即使楚辞九歌裏的“太一”不是上帝,同时也儘可有上帝的“太一”存在。第三个理由是汉世 “泰一”“三一”之祠於古无徵。这个理由便比较的站得住了。因为“三皇”之说若果由“三一”出,则“三 一”之祀当古已有之,为什么谬忌奏了一“一”,而忘了那两“一”,要叫其后人再来補奏呢?这分明是方 士们斗奇争巧的玩意儿,蒙先生实在被方士们瞒过了也,缪先生的举发是对的!至於他反对的或说, 以天皇、地皇为由天主等转变而来(观史学杂志所载缪先生三皇五帝说探源一文,知此即缪先生自己 之说),倒是不错!缪先生说神以天为尊,“三皇”苟为神,当曰“天皇最贵”,不应曰“皇最贵”。这个質 问,我们可分两層答覆:第一是泰皇之说当出於东皇太一,东方於五行中属木,四时中属春,行次皆最 先。所谓“帝出於震”,在五行说支配下的宗教,东皇太一焉得不成为天神中的最贵者?第二是“太一 是“道”的化身,“道”驾“天地”,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又说“道生一,一生二”;这“一”即是“太一”,等於“太极”,“二”等於“两仪”,也就 是“天地”(吕氏春秋大乐篇说“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注“‘两仪’,天地也”),泰皇的高於天、地 两皇,犹之乎“太极”的高於阴阳两仪。何况“太“(泰)字又本来是一个崇高尊贵的称号呢!(本文著者 说,见第五节。) “三皇”问题就这樣结束了。“三皇”的来源问题是蒙文通先生首先提出的。缪凤林先生補正蒙先 生的意见(史学杂志第一卷第五期载有蒙先生与缪先生的通信,题目就是“三皇五帝说探源”;这两封 信便是本文所引两先生论著的前身),他那段“三皇”略论(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三皇之传说与帝皇之 混合)简直就是本文十万言考證的缩影;在本文未出世以前,是要让它独霸“三皇问题”的论坛的。至 著者们的这篇十万言的论文,详博得未曾有,当然无疑地更是本问题的一个最后的大结帐!(本文与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都是由颉刚师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改编成的。那讲义是民国十八年度 所编,並记於此。) 二十四,十二,五,童书业。 -------------------------------------------------------------------------------- 请读片断: 可是,历史的压力总是重的。西汉一代,太一的权威何等强大王莽纵费力立出新系统来,究竟摆 脱不了这个习惯,所以在他的传中又有下列数事: 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鷩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 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 天之下,迄於四表,靡所不至!”(传中,始建国元年) 六年(天凤)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 图曰:‘太一、黄帝皆僊上天,张乐崑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 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传下) 七月(地皇元年),大风,毁王路堂。复下书曰:……昔符命文‘立安为新迁王;临国雒阳,为统 义阳王。……伏念紫阁图文’,‘太一、黄帝皆得瑞以僊,后世褒主当登终南山’。所谓‘新迁王’者,乃 太一新迁之后也。‘统义阳王’,乃用五统,以礼义登阳,上迁之后也。……其立安为新迁王,临为统 义阳王,几以保全二子。……”(传下) 这第一则五威将帅的制度即是武帝时泰一壇的制度。第二、三则所述紫阁图文,谓太一与黄帝皆仙而 上天,与武帝时公卿所述泰帝事相近,太一亦人王,且在黄帝前。即此可证泰帝即是太一。而太一的 神人之邮,也给紫阁图打通了。 一四太一的消失 太一和三皇好像是迴避似的。当太一势力高张时,不听得有人提起三皇;到王莽时,三皇又擡头 了,太一卻渐渐退让,终至於隐去了。但这是偶然的一件事,並非太一与三皇有一起一伏的必然关係。 要明白它的原因,须把武帝以后的泰畤情况先看一下。 汉书郊祀志记宣帝时事,云: 十二年(元康四年,前六二),乃下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 之祠阙而不亲,十有馀年,朕甚懼焉。朕亲饬躬齐戒,亲奉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 明年(前六一)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 作诗歌。其三月,祠后土。 汉书宣帝纪神爵四年(前五八): 春二月,诏曰:“迺者凤皇甘露降集京师,嘉瑞並见,修兴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祉 福。……齐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错,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从四方来集于坛。上帝 嘉饗,海内承福。其赦天下!”
作者: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简介: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卷》以收藏单位为3家及以下作为入选珍本的标准,并且剔除历年来已影印出版的珍本古籍。目前在这一选目标准下,已遴选260种古籍加以编辑,按经史子集分类,所收古籍多为明清刻本或稿钞本。其中反映广东地区近代历史的稿本尤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古籍,如《广州永康炮台工程》、《修建东莞炮台文牍》等都为稿本,史料价值大;《春秋笔削大义微言》为康有为撰写的稿本,是经学、史学研究不可多得的资料。选入的多数古籍珍本都钤有收藏者印章,体现了古籍的收藏、流传情况。
作者: 蒋廷黻著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2014
简介:《中国近代史(插图珍藏本)》编辑推荐:中国近代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强迫中国面对外面的世界。此后,人们开始了一步步的探索,从李鸿章、曾国藩为首的洋务运动,到康有为等人提出的百日维新,最后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插图珍藏本)》将近百年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娓娓道来,不是枯燥地堆积史料,不是简单地平铺直叙,却体现了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发展趋势。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充满了侵略和反侵略、压迫和反压迫、变革和反变革、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用血泪写出的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