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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下文简称《种种》）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美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约翰·斯密（john e. smith）在20世纪80年代写道：“本世纪有关宗教题材的著作，就最初轰动和持续影响而言，没有哪一部能与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相媲美。不过，詹姆斯的成功倒不是因为宗教思想领域后继无人，缺乏旗鼓相当的力作。例如，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自然与人的命运》（nature and destiny）以及蒂利希（paul tillich）的《存在的勇气》（courage to be），都曾给人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著作的范围和影响比较有限。相反，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则关涉一个全球论题――东西方宗教经验的多维层面――他的生动实例加上他的精彩描述，激发了国内外好几代读者的兴趣和想象力。八十年后的今天，《宗教经验种种》仍然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正如许多作者指出的，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宗教或詹姆斯对所引实例的解释，他所描述的各种经验展示了基本的事实，需要我们思考。” 如果说，斯密的赞美还局限于宗教思想领域，那么艾迪（james m. edie）则试图将詹姆斯对宗教经验的探讨与一般的哲学方法联系起来，从更广阔的领域给以肯定。他说：“威廉·詹姆斯是在经验的意义上尝试宗教经验现象学的第一人。”而且“到目前为止，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几乎后无来者”。 艾迪的意思是说，从现象学发展的历史看，胡塞尔一生对宗教现象不感兴趣。他的后继者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除了梅洛庞蒂偶尔从现象学的观点讨论一些相关问题，其他人根本没有涉足宗教经验。至于宗教哲学领域以列欧（van der leeuw）、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瓦赫（joachim wach）以及奥托（rudolph otto）等人为代表的所谓“宗教现象学”，其思想传统沿袭狄尔泰，并非胡塞尔。这个学派的主要工作是运用解释学方法理解宗教典仪、宗教象征、宗教制度，等等，建立若干相对普遍的人类学或社会学形态或类型，以解释历史上的宗教。因而与其称之为“现象学”，倒不如叫“形态学”（morphology）或“类型学”（typology）更贴切。胡塞尔意义上的宗教现象学，确切地说，应该是宗教经验现象学，主要关注宗教经验的内容与活动，揭示它们的本质结构及关系。 迄今为止，真正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只有詹姆斯，而且他是独立进行这项工作的，其重要成果就是他的《种种》。当詹姆斯运用新的哲学方法（即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方法，尽管那是詹姆斯自己创立的）研究宗教现象时，便对宗教的本质有了全新的理解。 蓝伯斯（david c. lamberth）在其新著《威廉·詹姆斯与经验的形而上学》（william james and the 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中试图重新评价《种种》。他认为《种种》一书的确是詹姆斯最著名的著作，甚至是美国宗教论著中最杰出的著作。然而，恐怕也正是由于这种宗教主题，致使它成为詹姆斯作品中让人误解最多的一部著作。人们往往从宗教心理学和宗教思想的角度理解这部著作，却忽略了围绕这些宗教经验的哲学问题。 按照蓝伯斯的看法，《种种》一书尽管讨论宗教经验，但其背后隐含着詹姆斯的整个哲学体系，即经验的形而上学。《种种》的成功之处恰恰在其深厚的哲学背景，因而应该从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出发加以理解。 不难看出，对詹姆斯的《种种》，人们交口称赞，但并非众口一词。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1）《种种》是一部杰作，因而为众人称道；（2）《种种》并非像有人认为的那样，通俗易懂，如同一部理论小说，供茶余饭后观赏。诚然，书中确引录大量宗教体验的个案或实例，真实生动，引人入胜，但它们同时也那么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让不同人得到不同的理解和收获。因而，尽管都感觉其“伟大”，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并给以不同的评价。或许，《种种》之所以伟大，也是由于她的复杂和神秘。理查德·尼布尔（richard r. niebuhr）看到这种复杂性，他说，读者将发现，“《种种》的二十讲和后记设计了一次复杂的冒险，将各种不同的思想线索编织在一起，构成一张风格独特、魅力无穷的壁毯，而原来的设计方案始终没有完成”。 正是由于《种种》伟大而复杂，我们有必要就其结构和内容向中译本读者做一简单介绍，帮助读者理解原著。这是本篇导言的目的。 一、《种种》一书的形成 詹姆斯的《种种》是在吉福德讲演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1897年初，几乎同一时间，詹姆斯分别收到爱丁堡大学和阿伯丁大学的邀请，请他主持吉福德讲座，讲授自然宗教。出于各种考虑，詹姆斯拒绝阿伯丁，接受了爱丁堡。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阿伯丁的演讲定在1898－1899年和1899－1900年，比爱丁堡早1－2年（爱丁堡最初的时间安排是1899－1900年和1900－1901年），詹姆斯感觉准备时间过于仓促。主持吉福德讲座在詹姆斯眼里是一种荣耀，因此，他力求完美无暇。他在给弟弟亨利（henry）的信中说：“我必须竭尽全力，这个题目基本在我学校授课的范围之外，我需要一个较长的空闲时间进行研究。” 事实上，宗教问题对詹姆斯来说并不陌生，除了他家庭的宗教背景外，他本人亦经历过宗教与科学的生死搏斗，致使他一生的学术生涯都渗透着深刻的宗教关怀。 只不过长期的教学和心理学研究，使他无暇整理自己的宗教思想。1882年他父亲去世，使他萌发这一心愿。用培里（ralph b. perry）的话说，《种种》是詹姆斯尽孝道（filial piety）的结果。 老亨利去世不久，詹姆斯在给妻子的信里写道：“今后你有一个新的功能，或者，与其说是新功能，倒不如说是老功能重新理智化：你必须承担责任，让我更多地理解一点儿父亲意义上的宗教对人的心灵生活和命运具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按照父亲的说法，这并非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但对其他人来说，它是必不可少的。我的朋友完全忽略了它。我作为他的儿子（如果没有别的理由的话），必须帮助它在他们心目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因为这个缘故，我必须学会正确地解释它，你必须帮助我。” 吉福德讲座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为了准备吉福德讲座，詹姆斯投入大量精力：写信给友人，搜集宗教经验方面的传记材料，讨论宗教问题，阅读相关资料。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得到包括斯塔伯克教授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有幸接触到许多有关宗教经验方面的珍贵资料。在此基础上，他逐渐形成第一个讲演的初步计划。他在1898年10月19日兴奋地对妻子说：“我对第一个吉福德讲演已经有了好的想法；因此我认为，计划现在开始明晰起来。” 然而，准备工作并非想象的那么顺利。由于教学和其他工作干扰，研究时断时续，有时甚至根本无暇顾及。他时常抱怨说：“这些日子，阅读几乎毫无进展，干扰太多，浪费了时间。”“一个月来，我没有机会读一行有关吉福德讲座的资料。现在看来，我必须整个夏天泡在剑桥，弄出我的第一门课程来。” 1899年5月，情况发生了变化，詹姆斯因心脏病需要出国疗养。他坚持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备课，但进展缓慢。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他的阅读和写作几乎都是在床上进行的，一天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而且，他的健康状况全无改善。或许是因祸得福，爱丁堡方面考虑到詹姆斯的健康，将其演讲时间推迟一年。这为詹姆斯赢得一些时间备课，当然，他同时也要与病魔做斗争（有一个时期詹姆斯病情严重，他曾向爱丁堡提出辞呈，但爱丁堡方面不准，并允许他的演讲可无限期推迟）。 1900年9月，詹姆斯给爱丁堡的朋友塞斯（andrew seth pringle-pattison）写信，通报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准备演讲的进展情况。他在信中称第一门课程基本成形，前四讲已经完稿，其他六讲资料齐备，腹稿成熟，可随时喷涌而出。他随信寄去课程的大纲： 1．宗教是“神经病”吗？ 2．宗教是“残存物”吗？ 3．看不见之物的实在 4．一次生，健康心灵的态度 5．病态心灵 6．异样人格，二次生与救赎 7．新生、皈依，等等 8．圣洁、苦行，等等 9．神秘主义与信仰 . 10．结果 如果将这份提纲与《种种》的目录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二者极其相似，后者不过是前者的扩充。事实的确如此，詹姆斯在《种种》的序言里已经明确指出，他原来构想的吉福德讲演有两门课，两个讲题，第一个讲题是描述性的，题为“人的宗教欲望”（man’s religious appetite），第二个讲题是形上学的，题为“以哲学满足这些欲望”。然而当他下笔时，“一旦涉及心理学问题，内容出乎意料地多；因此，第二个讲题就完全搁置了。现在，这二十讲都是描写人们的宗教性格。”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詹姆斯最终没能写出第二个讲题，但是他对这一讲题情有独钟。他曾写信给友人介绍他的两门课程，称“第一门课是对‘各种宗教经验’的客观研究，第二门课是我的夙愿和遗嘱，阐述最符合一般宗教需求的哲学”。 后来人们在詹姆斯的一个笔记本里发现第二门课的大纲，写作日期不详。笔记本记有“宗教经验种种”和“宗教哲学的任务”两大标题，后一标题下的内容如下： 1．统一的神化 2．从实用的角度考虑它的各种意义 3．邻接的个案，毗邻及其作为终极关系的辩解 4．消解于亲密的投射（eject） 5．认知关系 6．驳倒布拉德雷（bradley） 7．驳倒罗伊斯（royce） 8．解释实用主义 9．取代－结局 10．进化 这里已经进入詹姆斯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和实用主义哲学，完全是抽象理论。按照詹姆斯的构想，两门课程一个侧重素材，一个侧重理论；一个描写，一个论辩，交相辉映，彼此补充，珠联璧合，从不同角度全面地向听众介绍他的宗教观。遗憾的是，由于健康原因，此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好在每门课程相对独立，各自的内容和逻辑均完整无缺，自圆其说。在友人的建议下，他扩充第一讲题，放弃第二讲题。 詹姆斯的吉福德讲座终于在1901年5月16日开讲。初次讲演取得圆满成功，无论出席人数还是听众的兴趣，都出人意料。他在给弟弟亨利的信里描述了这一天讲演的情景：“天气晴朗，听众有二三百人，挤满了屋子――似乎比预料的要多。在办公室与六七位教授和主持人缪尔（muir）会面，我们穿上礼袍，随一个执权标的领队者，穿过院子走进讲演厅。据爱丽丝（alice, 詹姆斯的妻子――译者注）和h讲，一时间，学生们（约占听众的1/3）吹口哨、唱歌、跺脚。缪尔向听众介绍我，结结巴巴，趔趔趄趄。我站起来，开始宣读我的材料。听众精力集中，心领神会，最后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总之，生米已经下锅，严寒已经过去，热烈的反应已经开始产生。” 讲演的成功使詹姆斯精神大振，一扫长期病患带来的抑郁情绪，随后的讲演自然进展顺利。全部讲演分两段，分别在1901年春和1902年春进行。1902年6月9日詹姆斯写道：“最后一讲今天结束，――约四百听众，鸦雀无声，聚精会神，热情洋溢，直到终场。然而，一切都结束了，我是多么高兴啊！” 詹姆斯在准备讲演稿时，已经有了出版的计划。很快，书稿付梓刊印，出版发行，并立刻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詹姆斯告诉友人：“……书卖得出奇好，因为一本只卖3元多。现在已经印了10,000册。我收到许多陌生人寄来的热情洋溢的信函。评论者无一例外，都用了“不满足”（unsatisfactory）这个词，以抚慰自己的良心，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我抱以同情和赞许。” 《种种》的初版是1902年6月，8月第二次印刷，有所修订，随即多次重印。据统计，第一版问世后50年，重印40次，加上其他出版社的印刷，共达56次，还不算国外的各种译本。 《种种》的第一版也是最流行的版本，由longmans, green & co. 出版，曾为学术界广泛运用。198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种种》，将其列入哈佛版的“威廉·詹姆斯著作集”第15卷。这一版本在文本上并无多大变化，但编者对文本做了历史考证，不仅在长文“《宗教经验种种》的文本”中详述文本的形成过程，而且增加了若干附录，将詹姆斯文献档案中有关《种种》的部分草稿、笔记和书信公之于众。编者还对文本增加了一些编者注，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容。这是《种种》目前最好的学术版。不过，该书的文字印刷错误稍多。 二、《种种》的思想内容 1．《种种》的写作意图 《种种》有一个附标题：“人性的研究”（a study in human nature），常常为人忽略。然而，它对理解詹姆斯的写作意图，深入领会文本的意义，都至关重要。詹姆斯在致友人莫斯（frances morse）的一封信里谈及《种种》的主题，他说：“我给自己设定的问题很难：第一，捍卫（一反我的‘阶级’偏见）‘经验’，反对将‘哲学’作为世界宗教生活的支柱――我的意思指祈祷、引导，以及所有私人直接感受到的那类东西，反对对我们的命运和世界的意义持高贵的、普遍的观点；第二，使听众和读者相信我自己坚信不移的东西，即，尽管宗教的所有特殊宣示都是荒谬的（我指它的教义和理论），然而，整个宗教生活却是人类最重要的功能。恐怕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可能将失败；但是，尝试它是我的宗教行为。” 詹姆斯这里所说的第二点似乎给出了人性研究的结论：“宗教生活是人类最重要的功能”。将宗教生活与人性联系起来，或者说，从宗教生活的层面发掘人性的秘密，这正是詹姆斯《种种》的目的和特点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认识人性、发掘人性、揭示人性是詹姆斯整个学术生涯的使命。他早年从事解剖学和生理学，试图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人性，结果发现这些学科仅局限于人的肉体，触及不到人的灵魂。因而，他转向心理学研究。他借助心理学手段分析意识的不同层面，发现了规定个体自我的经验之流（意识流）。然而这个时期，他的主要工作是分析意识的结构，揭示意识流的基本特征，阐释意识的各种机能，尚无暇顾及道德与宗教的层面。直至19世纪90年代，他才逐渐转向这些领域。詹姆斯知道，只有超出普通心理学领域，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用于人的自由、审美、道德、宗教等各个层面，才能深入理解人性。詹姆斯的《种种》将宗教生活与人性联系起来，正是他的学术历程的一个必然结果。 詹姆斯的结论对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西方，是发聋振聩的呐喊。自笛卡尔创立近代哲学之后，人们愈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也就是说，从理性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人性。其结果不仅是相信理性至上，将理性看作人的本质，而且将理性规则等同于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从而将人变成“科学”的人：“生物人”或“物质人”。拉美特利（la mettrie）“人是机器”的论断就是这种趋势的极端代表。在他眼里，人的一切机能，包括人的灵魂，都服从物质的运动规则，与机器并无差别。固然，人有自身的特殊需求，也有满足这种需求的各种能力，但这种需求和能力都取决于他的身体结构。人的本质如此，人的其他一切生活自然应该由此出发加以考虑。所以霍尔巴赫（baron d’holbach）声称，肉体人与道德人的区分显然是荒谬的。人纯粹是物质的，所谓道德人，不过是从另一角度观看而已，其物质本性并无改变。道德的命运尚且如此，更何况宗教呢？它们统统变成物质运动的副产品。詹姆斯的《种种》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将宗教生活作为人生的最主要功能，应该说是对当时盛行的西方科学主义的挑战。如果套用一般定义的格式，似乎可以这样表述詹姆斯的意思：人不仅是理性动物，人更是宗教动物。 应该承认，肯定宗教与人性的内在关联并不新鲜，古已有之。古希腊人在追求不朽的过程中，将人与神紧密联系起来，不断诉诸信仰和崇拜。甚至与宗教分离而诞生的哲学，也总少不了宗教的内涵。正如巴雷特评价柏拉图时所说的：“哲学是灵魂寻求拯救，这对柏拉图来说，则意味着从自然界的苦难和罪恶中解脱出来……哲学决不能放弃这些原始要求，这些要求是过去的一部分，是永远也消失不了的。” 柏拉图的哲学“充满神话和直觉因素”，到处“显露出一种超乎他们自身的伟大启示，他们透露给世人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启示。” 希腊人的不朽灵魂，本身就具有神性，本身就是神的见证。中世纪更是把信仰看作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信仰的核心是圣爱与博爱。人性只有在圣爱与博爱中才得以实现，人只有在信仰中才得到拯救。人与上帝的关系是施恩者与受恩者的关系，是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关系。这种关系中最重要的东西在于spirit（灵）。《创世记》2:7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灵即精神。精神既然为上帝所注入，便成为人与上帝联系的纽带。人的宗教性质十分明显。然而，詹姆斯与古人不同。如果说，古希腊人仍然保留了先民敬神的遗风，中世纪人为基督教神学体制的枷锁所束缚，那么，詹姆斯则生活在经过科学洗礼的时代。他的结论是对历史反思的结果，是理性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对丰富的宗教经验进行科学的分析，非但不排斥宗教，反而充分肯定人类的宗教本性。在詹姆斯心目中，宗教与科学绝非水火不容，反而和平共处。正因为如此，他甚至试图创立一门所谓“宗教科学”（science of religion）。 事情就那么奇特。詹姆斯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宗教经验，却得出宗教乃人类本性的“非科学”的结论。事实上，解开这个谜团正是正确理解詹姆斯哲学的关键一步。我们前面所引詹姆斯信中的第一点似乎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他说宗教的支柱是经验，并非哲学，因而他要捍卫经验，反对哲学。一般认为，这里所说的“哲学”指罗伊斯的绝对哲学。有信为证。詹姆斯1900年9月写信给罗伊斯说：“你依然是我关注的中心，我心灵磁石的磁极。当我写作时，一只眼看纸，另一只眼盯着你。当我构思吉福德讲稿时，就是计划如何推翻你的体系，打破你的安宁。我过着一种寄生于你的生活，因为我的宏伟志向，就是成为你的征服者，并这样留名史册。” 信的口气有点玩笑，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詹姆斯反对以罗伊斯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罗伊斯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维护绝对理念，其结果最终将思想与感情、哲学与经验分离，将宗教的价值限制在思想体系的发展，而非感情和经验。如果从这种结果出发，詹姆斯的反对不仅针对黑格尔主义，而且针对所有建立在僵化理论基础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理性主义”。 因为他用以反对哲学的“经验”，正是他的意识之流，或经验流，其基本特征是生动、鲜活，始终保持生命的活力。他借以考察宗教经验的方法，最根本的一条是保持它们的鲜活性，将活生生的经验呈现给读者。任何概念或范畴，一旦脱离具体的经验过程，便立刻死亡，失去其源始内涵。就像生物的器官一旦从活体上摘除，便立即失去原有功能一样。詹姆斯用经验反对哲学，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冰冷生硬的哲学理论扼杀生机勃勃的宗教生活。究竟什么支撑着人的宗教？不是任何抽象的概念或理论，而是人亲身经历的生活。宗教的意义和价值在这种真实的生活之中。 其实，詹姆斯的这种探究方式自《心理学原理》便已开始。遗憾的是，这一点似乎并不为人们所认识。罗宾逊（daniel n. robinson）在《通往人性的科学》一书，将詹姆斯的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混为一谈，将他的人性研究等同于对认知能力和情感机制的研究。 就连约翰·斯密，也将詹姆斯的心理学考察与他的宗教和哲学研究加以分离，认为它们分属詹姆斯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以为《种种》是詹姆斯从心理学转向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种看法的弊端在于，割裂詹姆斯一以贯之的统一思想，看不到他的心理学与其哲学以及宗教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既不能正确理解他的宗教关怀，又无法从总体上把握他的思想展开的脉络。正如译者曾经指出的， 詹姆斯的心理学与他后来的实用主义、彻底的经验主义以及宗教研究是一脉相承的。其间自然有思想的发展过程，但基本架构和雏形在他撰写《心理学原理》时就已经确立了，后来的研究无非是早期思想的展开和深化。正如西方人建筑大教堂，因经费问题往往分阶段进行，时断时续，整个过程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然而，教堂的总体结构早有蓝图。各期建设相对独立，但都按规划为后期留有空间，甚至要在建设过程中照顾后期的具体布局和衔接。詹姆斯撰写《心理学原理》时，已经经历过“宗教病”的折磨，已经怀有深切的宗教关怀。尽管当时没有直接探讨宗教问题，但已经为其预留地盘，宗教与哲学的考虑已经作为更大的结构衬托或支撑着他的《心理学原理》。正因为如此，他的心理学独树一帜，与当时颇为流行的实验心理学分道扬镳。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深刻地领会《种种》的独到之处：这里并非心理学与哲学的区分或对立，而是“经验”与传统哲学的区分与对立。“经验”代表詹姆斯哲学的精髓：将人们带进生活经验，直接体会经验的流动，体验事物本身的走向。当你进入其中，自然会体验到，宗教生活是人类的最重要的功能。 2．宗教的本质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制度、组织、典仪、习俗、道德、思想、心理、语言、艺术、等等。然而，在詹姆斯看来，宗教的本质在于个人的亲身体验。为此，他提出“个人宗教”的概念。他在《种种》一书中说：“我们一开始便注意到一种广泛的分界，将宗教领域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宗教；另一方面是个人宗教。正如萨巴蒂埃（m. p. sabatier）所说的，宗教的一支最注意神，另一支则最注意人。崇拜和献祭，感动神性的程序，神学、典仪和教会组织，都是制度宗教的本质要素。假如我们仅限于讨论制度的宗教，那么，就必须把宗教界定一为种外部技术，即赢得神宠的技术。反之，比较注重个人的宗教部分，关注中心是人自己的内心倾向，他的良心、他的功过、他的无助、他的不全备。虽然上帝的宠眷――无论失还是得――仍是宗教生活的一个本质特征，而且神学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这种个人宗教所激发的行为，不是仪式的行为，而是个人行为。个人独自料理宗教事务，而教会组织，包括牧师、圣礼，以及其他媒介，都统统降到了次要地位。宗教关系直接由心到心，由灵魂到灵魂，直接发生在人与上帝之间。 詹姆斯的意思很明确：制度宗教与个人宗教分属不同的层面或领域，个人宗教是原生的，制度宗教则是次生的。 宗教制度是宗教的外表形式，为人所见；个人宗教则指宗教的内在意图，与某种不可见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人们辨认宗教，常常依据宗教的外部特征，殊不知，即使最简单的崇拜仪式，也为不可见的内在的宗教动机所驱使。尽管宗教的外部形式清晰可见，甚至可以触摸，似乎是实实在在的，然而，一旦离开宗教的内在方面，它便成为一个没有生命的躯壳。不光是宗教仪式方面，甚至宗教教义、学说、伦理、社会等各个层面，都远没有个人的宗教经验和行为重要。没有信徒的意念和体验，很难说有什么宗教。因此，宗教的本质部分在于个人的宗教经验，个人宗教比制度宗教更根本。他说：“个人宗教，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证明比神学或教会主义（ecclesiasticisms）更根本。教会一经建立，便间接地依存于传统。然而无论哪个教会，其创立者的力量最初都来源于他们个人与神的直接感通。不仅基督、佛陀、穆罕默德这等超人的创教者如此，而且一切基督教派的组织者，都莫过于此。所以，连那些仍旧坚持个人宗教残缺不全的人，似乎也承认它是最源始的东西。” 詹姆斯的意思很清楚：宗教的本质主要在于个人体验，在于个人感受。传统宗教或者落入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教条，或者过分注重教会的礼仪制度，注重外在的形式，实际上把次生的东西当作源泉，其结果必然扭曲宗教本身，阻碍宗教功能的正常发挥。按照詹姆斯的理解，宗教实质上意味着“个人独自产生的某些感情、行为和经验，使他觉得自己与他所认为的神圣对象发生关系”。 真正的宗教依赖于个人对神圣对象的感觉和品味。丧失个人与神的交流，丧失个人对神圣的切身感觉，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宗教。不幸的是，这正是近代宗教的现状。詹姆斯强调宗教经验正是为了恢复宗教的本来面目。 宗教是一种情感态度，是个人针对某一境遇做出的整体反应。在同一环境下，宗教徒与普通人的反应大不相同。例如，事业失败，生活失意之时，即便有德之人，也不可能始终屏息运气，紧绷肌肉，坚持不懈，因为最坚强的人，到了身体开始衰朽，或者病态的恐怖侵入心灵之时，也免不了心情抑郁，万念俱灰。谁能与自然规律抗衡呢？万事万物都是有生有灭的，我们最终都会成为无可奈何的失败者。“我们当中心智最健全的人，其肉体材料与疯子和囚犯是相同的。况且，体魄最强健的人，最后也是一死。无论何时，我们一旦感受到这一点，就觉得我们立志进行的事业都是空虚的，暂时的，因而，我们的一切道德似乎只是一块狗皮膏药，用来掩盖永远无法医治的疮痍，我们的一切善行似乎是最空洞的代用品，替代我们的生活应该植根其中的福址――生活应当如此，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哀哉！”然而对宗教徒来说，到了这时，自有宗教前来营救他们。“有一种心态，只有宗教徒知道，其他人并不知道。一旦进入这种心态，个人表现自我和坚持自己立场的意志统统没有了，他情愿闭口无言，情愿化作虚无，为上帝的滔天洪水所裹挟。进入这种心态，我们最害怕的东西变成了安全的处所；我们德行的死期变成了精神的生日。我们灵魂的紧张时期终于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幸福的松弛、平稳的深呼吸、永恒的现在，以及无须忧虑的未来太平盛世。恐惧不是用纯粹的道德暂时压制，而是积极地清除和荡涤干净。” 这就是宗教的功能和力量。 宗教情感或宗教经验与某种特殊的对象发生联系。因为“我们的一切态度，道德的、实用的、情绪的以及宗教的，统统起因于意识‘对象’，即我们相信与我们并存的东西，无论它们的存在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 所谓宗教经验，指个人对超自然的不可见世界的一种特殊感受，由此产生一种临现感、平和感、快乐感或神圣感。或者说，宗教经验是个人直接感受的一种神秘现象。詹姆斯曾经这样描述宗教经验：“人的意识好像有一种实在感，感受到客观的临现，知觉到我们所说的‘有个东西在那’，比任何特殊“感觉”更深刻，更普遍，尽管当下流行的心理学认为，实在最初都是由后者发现的。假如真的如此，我们可以认为，感觉首先激发了实在感，然后才像平常那样，产生出态度和行为。但是，其他事物，例如，同样可以激发实在感的观念，恐怕也具有感觉对象一般具有的特权，即显现实在。宗教概念能够触及这种实在感，因此，它们尽管模糊不清，遥不可及，几乎不可想象……信众还是不顾他人的批评去信仰它们。” 詹姆斯的意思是说，人的内在灵魂为实在感所渗透，使人感受到外界对象在场，完全不同于抽象的知识，不同于一般的心理感觉。也就是说，许多人相信宗教的对象，根本不是通过纯粹的理性概念，而是通过对这种实在的直接感受，是经验中的相遇。人的信仰是随着这些经验而产生的。 对这种经验的对象，那些理性主义者极力反对，认为它们毫无意义，因为理性主义者坚信，我们的一切信念必须具有可靠依据。这里的依据是指：（1）明确表述的抽象原则；（2）确定的感觉事实；（3）以这些事实为基础的明确的假设；（4）明确的逻辑推论。凡不合这些规则的东西，都是不确定的模糊之物，必须统统加以摈弃。然而，詹姆斯却回答说：“如果观察一下人的整个心理生活，观察一下脱离学问和科学的生活，以及人们内心深处的私人追求，那就不得不承认，理性主义论述的那部分生活，相对说来，十分肤浅。它的论述无疑具有威望（prestige），因为它能言善辩，滔滔不绝，它要求你拿出证据，它能诡辩，用言语将你打倒。但是，它还是不能说服你，让你信服。既然你有直觉，它们就一定来自你的深层本性，远远超越理性主义栖居的言说层面。你的整个潜意识生活，你的冲动、你的信仰、你的需要、你的直感，统统为这些前提做准备，现在，你们的意识感受到它们的结果至关重要。你的内心绝对有某个东西知道，这种结果肯定比与它相抵触的理性主义诡辩更真实，不管后者多么机智。” 人的亲身体验是最好的裁判。脱离自己现实的生活，为抽象的原则或“真理”所束缚，实在是本末倒置。道理很简单，“出于冲动的信念建立了真理的原型，用语言表述的哲学不过将其转译成花里呼哨的公式。非推理的直接确信是我们内心的深刻部分，推理论证只是表面的展示。本能是领导，理智是随从。假如有人……感受到活生生的上帝就在面前，那么，你们对他的批评教育不管多么高明，恐怕都是徒劳无功，丝毫也不能改变他的信仰。” 3．宗教生活的展开 詹姆斯的《种种》运用大量个人的传记材料和生动实例，真实再现了人类光怪陆离、不可思议的宗教生活。詹姆斯怀着同情态度，详细描述了人类的各种宗教现象。他的描述文字优雅、眼光独到、笔法细腻，力透纸背，或催人发省，或给人启发，或令人震撼。当然，也会让人生疑。读者惊讶地发现，人们所经历的宗教经验居然那么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纷繁复杂，简直让人应接不暇；无数的教派和教宗，无数的教义和教规，无数的宗教行为和宗教感受，难道没有什么统一？这也是他在结论一讲的提问：“我们是否应当假定，在一切人那里，宗教与其他成分的混合应是同样的？我们是否应当假定，所有人的生活应该表现同样的宗教成分？换句话说，有这么多的宗教类型、宗教派别以及宗教教义存在，是否一件遗憾的事情？”他的回答斩钉截铁：“不！”其理由是：“神圣不可能仅仅意味一个德性，必定意味一批德性；不同的人倡导不同的德性，因此，都可能发现有价值的使命。每种态度只是人性全部信息的一个音节，所以，需要我们全体把它的意义完整地拼写出来……我们必须坦率承认，我们生活在局部系统中，并且，各个部分在精神生活中无法彼此交换。” 这正是詹姆斯宗教多元论的反映。生活本来就是多样的，宗教自然亦是多元的。用某一抽象原则统一丰富多彩的人类宗教生活，其结果是扼杀活生生的宗教。 不过，《种种》对各类宗教生活的描述仍然遵循一条基本线索：由简至繁，从主观性情到经验结果，从原初的宗教情绪到最终的神秘主义形式，在不同层面逐一揭示个人宗教经验的各种不同类型，将个人的宗教生活展示在读者面前。我们下面便按照詹姆斯的思路，简单勾勒宗教生活的展开过程。 詹姆斯认为，人在生活中必须对周围事物从整体上做出反应，由此产生最原初的宗教情绪。所谓“神”，就是满足人的这种需求和渴望。因此“宗教无论是什么，都是一个人对人生的整体反应”。不过，“面对世界的感受，确实需要迎合我们特有的个人气质，使我们或奋发或疏懒，或虔敬或侮慢，或郁闷或狂喜；我们的反应，虽然无意，且难以言说，往往还是半觉不觉，然而，却是对‘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的性质如何’这一问题的最完全的回答。它最明确地表达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 按照詹姆斯的划分，这种原初的宗教情绪有两个类型：健康心灵的宗教与病态灵魂的宗教，前者表现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后者则是悲观主义的典型代表。 健康心灵似乎是天生的乐天派，世界、自然和人类在他们眼里都那么美好和善良，使他们有意无意地将其与神统一起来。他们或者断然否认世间罪恶的真实存在，满怀激情为灿烂的阳光和幸福的生活而歌唱，或者对罪恶视而不见，遮遮掩掩，强调事物的美好性质，坚信美好最终战胜丑陋，善良最终战胜邪恶。他们陶醉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只须此生此世，便能够享受宗教的快乐，因而詹姆斯称之为“一次生”灵魂。病态灵魂亦叫“二次生”灵魂，因为包括他们在内的整个世界暗无天日，污秽不堪，罪恶滔天，其自身亦无回天之术，故而悲观失望，唯有等待超自然的神灵前来拯救，让他们与罪恶的世界一起燃烧，死而后生。两者的差别虽说反映个人的不同气质，实际上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对罪恶的不同态度：前者认为罪恶不过是个体与事物不协调，因而可以调整或治愈；后者则认为事物的本质即罪恶的，无药可医，除非神灵拯救。两种态度直接影响人的行为，，都具有宗教的性质。因为“生活行为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争取神圣的力量，让它们站在自己一边，人敞开自己的心灵，让神圣的力量注入”。 不过，二者相比，“最完备的宗教，应该最充分地发展悲观主义因素。佛教和基督教，当然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完备的宗教。它们实质上是救赎的宗教：人必须随虚妄的世界一同死去，然后才能降生于实在的生活”。 病态灵魂并非意识不到现世的美好，但感受更多的是罪恶与丑陋，因而，他的自我是分裂的。分裂的自我激烈争斗，若获得安宁与平和，必须重新达到统一。统一有多种方式：或逐渐的，或突然的；或凭借理智的洞见，或凭借神秘的经验，如此等等。而且，混杂的人格重新获得统一，不一定非得采取宗教的形式。从相信上帝到不信上帝，最后断然弃绝宗教生活，从而获得统一人格者，亦不是没有先例。然而，宗教皈依与其他形式不同。詹姆斯的所谓“皈依”意味着再生或新生，个人由此确信，分裂的自我完全被征服，达到统一。自我的转变实质上意味着建立一个主导目标，驱逐所有对手，成为个人能力的“习惯中心”。用詹姆斯的话说：“原来处于意识边缘的宗教观念，现在占据了中心位置，而且，宗教目标构成他能力的习惯中心。” 这个过程中，皈依者现时的罪感与希冀新生活的理想是皈依的两个基本因素。所有皈依都包含这两个因素。不过，哪个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将导致不同的皈依类型。这是就获取心理结果的方式而言。如同回忆名字：“通常，你竭力搜索，在脑海里浏览与这个名字相关的地方、人和物。但是，这种努力常常无效：你觉得，好像用力越多，希望反而越少，名字似乎被堵塞了，朝那个方向施加压力，只能使它更难想出来。相反的方法则经常奏效。完全放弃努力，考虑完全不同的事情，半个小时，忘记的名字浮现出来，在你的脑海里漫游，正如爱默生所说，它是那么漫不经心，好像根本没有邀请它。心灵内部隐含的某个过程从努力开始，努力停止后继续进行，结果就好像是自发产生的。” 努力搜索的过程是自觉的，放弃而后获取则是不自觉的。皈依历史中亦有类似的两种方式，詹姆斯分别称作“有意的类型”与“屈从的类型”。前者在于一点一滴地建构，形成一套新的道德和精神习惯。当然，也有一些临界点，达到临界点，前进的速度便突然加剧。后者在于放弃个人的意志，事实表明，除非个人停止抵抗，停止按照自己的意愿努力，否则，解脱永远不会来临。即便有意的类型，其最后一步也必须留给屈从。因为运用个人的意志，就是停留在原来的生活领域，注重的依然是不完全的自我。若获得新生，“他必须放松，也就是说，他必须依赖那个支撑正义的伟大力量，让它按自己的方式完成它已开始的工作，而这种力量，正是从人的本心喷涌而出的……从这种观点看，所谓屈从行为，就是让自我进入新的生活，成为新人格的中心，以前认作自我的客观真理，现在则从内部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人的绝境便是上帝的机会。从人们的皈依的事例中，可以看到人的宗教需求，看到人对宗教如何形成深刻的洞见和感悟。 从“圣徒性”一讲开始，詹姆斯从描述个人的宗教类型转而描述宗教经验的结果，即宗教经验对经验者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将个人具体的宗教经验置于整个人生的广阔背景。詹姆斯通过圣徒的实例表明，皈依的直接结果是平和与安宁，领受神灵的恩典，将自身全部奉献给神，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为一切宗教所共有的圣徒性，其基本特征有四：（1）感觉过着一种更广阔的生活，超越尘世微末的私利；确信存在着一种理想力量，不仅是理智的，似乎也是可感的。（2）感觉理想力量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是连续的，亲密无间，并心甘情愿为理想的力量所支配。（3）极度的兴奋与自由，好像约束自我的界限熔化了。（4）有关非我的要求，情绪中心转向慈爱与和谐，转向“是，是”，而远离“不”。 这些圣徒生活的特性是皈依的结果，是心灵得到净化的标志，源于个人自觉地屈从于神，奉献给神。圣徒完全牺牲掉自我，从而换取生活的幸福。此幸福并非尘世的享乐，而是实践中的禁欲、苦行、纯洁与慈善。当他放弃自己的意志，把自己全部交给神灵安排时，便相信神的旨意，相信对他人要有仁慈之心，并付诸具体行为。 问题在于如何评价这些圣徒品性和行为，用什么标准进行评价。詹姆斯的回答是：“我试图用常识检验圣徒性，借助人类的标准去判定，宗教生活能在多大程度上尊奉为一种理想的人类活动。假如能够尊奉，那么凡激发宗教生活的神学信仰，便在这个程度内是可信的。否则，就不可信。所有这些，仅仅指涉人的行事原则。它只是人类事务的不适者消亡，人类事务的最适者生存，并将这个原则用于宗教信仰。假如我们不带偏见地正视历史，那就必须承认，最终没有任何宗教曾以其他的方式被建立或被证实。宗教始终在证实自己；宗教始终要满足它们时代盛行的各种生活需要。倘若它们过分侵害其他需要，或者，倘若新产生的其他信仰比它们更好地满足同样需求，那么，先前的宗教便被取而代之。” 詹姆斯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让人们重视自己内心经验和常识的呼声，摈弃抽象的教义或原则。倘若从这一点出发，圣徒性必然揭示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必然证明宗教信仰的生活功用。圣徒的偏激性格的确有悖常人的习惯，让人望而生畏。但是，常人之所以觉得偏激或过分，完全是因为环境使然：那是因为圣徒稀少，多数人与圣徒正相反对，在这种环境里，圣徒行为必然显得不合时宜。圣徒生活的偏激并不说明圣徒性格本身荒谬。恰恰相反，圣徒的生活方式正是人类未来的预言家。正如詹姆斯所说：“一切圣徒具备的人类慈善，以及有些圣徒的过度，都是真正创造性的社会力量，试图将原本只是可能的某种美德变为现实。圣徒是善良的创作者，是善良的添加者。人类灵魂的发展潜力深不可测。” 从圣徒的怪异性格中，可以看到人类应当追求的理想美德和美好生活。不合时宜的圣徒用不合时宜的言行使环境得以改善，并促使许多人皈依，从而有效地激励善良，缓慢地将世俗秩序转变为天国的秩序。 詹姆斯对宗教生活的描述在“神秘主义”的几节讲演达到高潮，不仅更深入地展现个人宗教经验的特征，而且揭示了全部宗教经验所依赖的前提。詹姆斯明确指出：“个人的宗教经验，其根源和中心，在于神秘的意识状态。” 他在致蓝金（rankin）的信里说：“一切宗教的母亲之海（mother sea）和源头在于个人的神秘经验，这里‘神秘的’一词取广义。” 詹姆斯所谓的神秘经验有主要四个主要标志：（1）不可言说性（ineffability）；（2）可知性（noetic quality）；（3）暂时性（transiency）；（4）被动性（passivity）。 一句话，神秘经验的发生尽管也需要先前的酝酿，具有一定的秩序，但神秘经验仅为经验者所感受，而且经验者本人并非产生神秘经验的原因。自然界的某些方面似乎具有特殊力量，能够唤起这种神秘经验，但是，它仅为经验者所知晓，却无法传达给其他人。不可言传性是一切神秘主义的精髓。问题在于，神秘经验作为宗教经验的源泉，其权威性能否为人们所认同；神秘主义能否保证，它所倾向的二次生、超自然的对象以及泛神论都是真实的？詹姆斯的回答分三个部分：“1.神秘状态得到充分发展之时，通常是而且有权利成为绝对权威，完全支配经验它们的那些个体。2.神秘状态无权强迫外人承担义务，让他们毫无批判地接受它们的启示。3.神秘状态打垮了非神秘或理性意识的权威，这些权威仅仅建立在理智和感官的基础上。神秘状态表明，理性意识只是意识的一个种类。它们揭示其他真理的可能性：为了维持生命，我们内心事物总会对神秘状态做出反应，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地继续相信这种真理。” 并不是说理性没有权威，而是说，在宗教信仰的事务上，理性的论证都是第二位的，次生的，“感受才是宗教更深刻的根源”。信仰是人生的依靠。如果一个人经历的神秘经验是他赖以生活的力量，我们其他人有什么权利命令他按照另一种方式生活？即便我们把他关进疯人院之类的地方，其结果非但无法改变他的信念，反而迫使他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信念。神秘经验与理性认知都具有人性的深刻根源，二者只有互补，才能使人生更为协调，更为健康。这意味着宗教不仅是人生的重要功能，甚至比理智更本源。 詹姆斯最后总结说：“我们所看到的宗教生活的特性，应该包括以下几个信条：1.可见世界是更广阔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前者的主要意义是从后者获得的；2.与这个更高的世界达成融洽或和谐的关系，是我们的真正目的；3.祈祷或与世界精神——这个精神无论是‘上帝’，还是‘法则’——的内心交感，是产生实际作用的过程，精神能量在现象世界流动并引发结果，无论心理的还是物质的；宗教也包含以下心理特性：4.一种新的热情像天赐的礼物一样进入生活，其形式或者是感情的迷恋，或者激发真诚和英雄气概；5.安全的保障与平和的性情，而且，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友爱的情感占优势。” 人的宗教经验来源于人的欲望和需要，宗教在人的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将人称作“宗教的动物”，并无丝毫过分。 三、《种种》与詹姆斯的哲学 读者在读到最后几讲时或许会产生疑问：詹姆斯强调宗教经验的优先地位，将哲学与神学放在次生地位，强调“经验”而反对“哲学”，难道他的论述不是以某种哲学为背景？尽管我们前面将他所反对的“哲学”限制在“绝对主义”的范围，然而，詹姆斯在《种种》中不是分明反对从某种既定的理性原则出发解释宗教的性质吗？《种种》与詹姆斯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占据什么地位？ 以上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因为它们直接影响读者对《种种》的理解。按照前面所引的蓝伯斯的看法，《种种》一书背后隐含着詹姆斯的整个哲学体系，要正确理解《种种》，必须从这种哲学背景出发。蓝伯斯的说法有一定道理。詹姆斯的《种种》的确根植于他那深厚的哲学土壤。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詹姆斯的哲学尽管也有许多命题和原则，但是，那些东西并非哲学的目的，而是手段。更确切说，他的哲学无非提供一架阶梯，帮助人们进入或得以展开自己的经验世界。阶梯本身并不进入个人的经验。如同教授气功者，他告诉听众如何发功的理论只是一种门径，并非气功本身。教授者不过是给听众指点道路，实际地走路并达到目的地还须听众本人身体力行，无人可以替代。个人的发功过程才是真正的气功；经验者本人的经验过程才是真正的经验。这种性质正是詹姆斯哲学的独到之处。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詹姆斯为什么反对从某种既定原则出发解释宗教的性质了。 如果说，詹姆斯哲学是提供阶梯让人们展开自己的经验世界，《种种》是引导读者去领略宗教经验，那么，詹姆斯哲学与《种种》的关系便转换为经验与宗教经验的关系。既然神秘经验是宗教经验的根源，上述关系自然可以通过神秘经验加以理解。 巴尔那德（g. w. barnard）认为，神秘经验除了不可言说性、可知性质、暂时性和被动性四个特征之外，在詹姆斯的论述背后，实际隐藏着另一个没有明说的定义，即“神秘经验是经验到与超自然的实在相接触，力量强大，改天换地，并包含个人的理解”。 巴尔那德的看法是正确的，这正是从詹姆斯哲学背景理解神秘经验的结果。如果说，四特征更多的是描述神秘经验的外部形态，巴尔那德的“隐藏”定义则试图透过这四个特征揭示神秘经验的性质和内容。该定义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1）强调神秘经验的“经验”性质。这不是同义反复，而是要说明神秘经验是日常意识状态的扩展，是一个完整的意识状态。按照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意识是一个不间断的流，是一个场。但这“一”中有“多”，不同时刻的意识状态范围有很大差别，意识场周围的模糊边缘时大时小。日常意识的注意通常是有限的，这种注意的视野勾勒出意识的边界，似乎在界外有个潜意识领域。事实上，意识场的边缘始终模糊不清，边缘的内容不时进入意识的视野。也就是说，意识的范围在扩大。我们不知道意识最后能够扩大到什么程度，但我们确实知道，某些时候界外的内容进入意识的视野，构成统一的意识状态。神秘经验就是这种意识状态，就是意识场的扩展。从这个角度看，神秘经验与日常经验在性质上没有根本区别，只是范围的大小有所不同。詹姆斯曾经通过麻醉状态证明这一点。他说：“我们正常的清醒意识，即我们所谓的‘理性意识’，只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在这个意识周围，还有完全不同的潜在的意识形式，仅仅由于一层薄幕将它与它们隔离。我们可以一辈子不觉察它们的存在，但是，倘若有必要的刺激，它们将一触即发，完全呈现，表现为某种确定的心理状态，或许在某个地方具有自己的应用场所和选用范围。” 就经验性质而言，“潜在的意识”更根本，更贴近源始状态，更能体现经验的本来面目。或者说，这种状态的经验才是完全意义的经验。进入这种经验，意味着面对无限的可能，进入暧昧不明的复杂关系，憧憬幸福而高尚的生活。个人的意识觉得为巨大的力量所推动，所改变，尽管不可言传，却是实实在在的经验。不难看出，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只有根据彻底经验主义，才能理解神秘主义，才能更好地解释神秘经验。正如詹姆斯指出的：“理性在我们的其他许多经验上起作用，甚至对我们的心理经验发生作用，但决不会在这些特殊的宗教经验现实地发生之前，将它们推导出来。……宗教经验一旦现实地产生并给与，在接受者的眼里，宇宙万物的范围将大大扩展。宗教经验暗示，我们的自然经验，我们严格的道德经验和慎行经验，恐怕都不过是真正的人类经验的一个片断。宗教经验模糊了自然的轮廓，开拓了最为奇怪的可能性和视野。” 神秘经验的效用不纯粹是解释世界，或主要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使经验者获得“救赎”。按照詹姆斯的看法，尽管神秘状态否认用语言描述自身，但是，它们确实蕴含或支持一种相当明确的趋向，即看到生活的希望。神秘经验鼓励经验者“出世”，至少怀有出世的愿望，以脱离或缓解现世的苦难。这种“救赎”之感实际上指向一个“他者”，这正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二点。 （2）神秘经验让经验者遇见一个具有权威的超自然的“他者”。这实际上指神秘经验的内容。其实，就生理和心理机制而言，经验没有“宗教的”与“非宗教的”之分，我们说一种情绪或经验是“宗教的”，完全取决于经验的对象。所以，詹姆斯说：“宗教的爱情只是人的自然爱情指向宗教的对象；宗教的恐惧只是对‘交往’的一般恐惧，就是说，神明报应的观念可以激动人心，使人的胸部产生普通的震颤；宗教的敬畏就是我们身体的战栗，其感觉如同我们黄昏时留在林莽之中，或是在山峡之间，不过这次，是由于我们想到超自然的关系。对宗教徒的生活发生作用的种种情操，都有类似的情形。宗教情绪是具体的心理状态，即一种感受加一种特殊的对象，因此，当然是与其他具体情绪截然有别的心理状态。但是，我们并没有理由假定，存在一个单纯而抽象的‘宗教情绪’，其本身是一个独特的基本心理感情，毫无例外地出现在每一个宗教经验中……因此，似乎并没有一种基本的宗教情绪，只有共同的情绪仓库，可以为宗教对象所利用……” 詹姆斯想透过个人动态的心理生活揭示神秘的对象，即宗教对象。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詹姆斯认为，神秘经验并不展示任何一种“本质”，只是表现出一些特征。也就是说，只能从形态上加以描述。 詹姆斯所说的“神秘对象”，可以通过加拿大精神病医生巴克（r. m. bucke）所描述的“宇宙意识”（cosmic consciousness）窥见一二。巴克说：“宇宙意识的特征，是对宇宙的意识，即意识到宇宙的生命和秩序。伴随着宇宙意识，理智得到开启，单单籍此便将这个人升到新的生存层面――使他几乎成为一个新种的一员。……与这些同来的，还有所谓不朽之感，即永生的意识，不是相信他将来会不朽，而是意识到他现在已经不朽。” 这种不朽之感意味着人与“宇宙”的界限已经打破，人与“绝对”融为一体。这种状态迫使经验者惊呼：“上帝就在这里！”经验者觉得自己已经消失，逐渐溶化在上帝的无边海洋之中。詹姆斯借用波墨（jacob boehme）的话说：“当你完全脱离了造物和有形之物……你对所有的自然和造物来说，就成为虚无，于是，你进入那个永恒的一，即上帝本身……灵魂在这里说：‘我一无所有’，因为我完全被剥夺，赤身裸体；‘我无所事事’，因为我没有任何权力，只能像水一样随波逐流；‘我是虚无’，因为我不过是存在（being）的一个影像，对我来说，唯独上帝才有‘我是’（i am）。因此，我缩进自己的虚无，将荣誉归于永恒的存在，自己无欲无念，以便让上帝在我内心随心所欲，成为我的上帝和一切事物。” 亲历神秘状态的经验者不能不相信，自己与一个更大更广的实在整体有着密切的接续关系。这种关系为他开辟一个新领域，使他觉得为一种超越的力量所把捉。作为个体，经验者不过是这个神圣统一体的一个元素。“宇宙意识”带来一种新的“实在”的信息，这种“实在”为宗教信徒称作“上帝”。 因此，神秘经验的核心内容就是与这种神圣生活的连续感。经验者意识到，心灵的“这个更高部分接续着同一性质的‘more’（还有），在他以外的宇宙发生作用，而且，他能够与那个‘more’保持有效的联系，一旦他的低级部分即将在灾难中分崩离析，那个‘more’便采用一种形式，使他能够搭乘，得以自救”。 这种more的拯救功能事实上相当于宗教的救赎作用，因此，more指向神明，指向上帝。 通过神秘经验与一般经验的关系，我们可以断定，詹姆斯的《种种》是其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假如将彻底经验主义看作詹姆斯哲学体系的核心， 那么，《种种》的理论背景便是彻底经验主义，必须借助后者才能完全理解前者；反之，假如没有《种种》对宗教经验的全面考察，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亦是不完整的。 以上文字，尽管得自笔者数年的阅读、翻译和研究，但仍不过为一管之见，其意图无非是帮助读者走近《种种》，理解《种种》。倘若读者通过这篇文字能够由此及彼，亲自披览《种种》，那实在是笔者的最大心愿。相信读者定会跟随詹姆斯的思路，进入川流不息、丰富多彩的经验之流，领略宗教体验的种种奥秘。倘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心领神会，颇出心得，形成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并且不吝赐教，对笔者的文字和译文提出批评和建议，那更是笔者的荣幸。真正的学术不是在吹捧或诋毁中发展，而是在批评、切磋和争论中发展。 [
作者： (德)罗姆巴赫(Heinrich Rombach)著
简介： 内容简介： 罗姆巴赫的思想继承了欧洲神秘主义哲学中对于存在和原初性的探求，同时又与东方思想（尤其是道家和禅宗哲学）有着高度的契合；在现象学史上，他试图批判和超越海德格尔哲学基于人的存在之上的固定，将眼光扩展到自然和世界的整体存在。《世界作为活的结构：结构存在论的问题和解答》这本论文集，最初是海因里希-罗姆巴赫教授1996年访问韩国期间亲自构想和编定的。2003年德文本出版，这也是罗姆巴赫教授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 目录： 导言一 导言二 实体-体系-结构 作为生活结构的世界 意义 今日现象学 现象学之道 “我” 从一到非它的六个步骤 今日哲学的时代批判 科学以及人的历史性自我规定 人类交流的基本结构 关于教育事件的哲学思考 哲学符号中的民族间相遇 石头的世界 一切从何而来 文献提示 本书文献来源 译后记 导言二［德］乔治?斯汀格 哲学家海因里希?罗姆巴赫（Heinrich Rombach, 1923—2004）代表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既是为了西方和欧洲的哲学、也是为了亚洲的哲学才出现于世。一方面，他的名字已蜚声国外，另一方面，他的思想至今相对说来还甚少被接受。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罗姆巴赫生前越来越置身于通常的哲学讨论之外，因为他自信为哲学的未来开启了一个更加深刻和广阔的领域，而他本人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之中。这册文集一方面展示了罗姆巴赫哲学中极为丰富的多样性，而另一方面则提供了观察他思想方法和系统之基础的一个窗口。 1 形成过程和思想特征 海因里希?罗姆巴赫出生于布莱斯高的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sgau>，他在弗莱堡大学学习了数学、物理和哲学，后来还学习过历史和艺术史，最终是以受马丁?海德格尔启发而构思的博士论文《关于发问的起源和本质》，于1949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成为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的教学助手，通过穆勒，罗姆巴赫主要学到了中世纪思想。1955年他以一部关于笛卡尔和帕斯卡的著作完成了教职论文，由它而产生了一部致力于讨论近现代世界的哲学和存在论基础的两卷本著作――《实体，体系，结构：功能主义的存在论和现代科学的哲学背景》（1964/65）。罗姆巴赫出身于现象学的“弗莱堡学派”，并跟随海德格尔、奥根?芬克<Eugen Fink>和魏尔海姆?斯基拉斯<Wilhelm Szilasi>学习过。他通过广泛的研究，将哲学史的基础置于一个新的、迄今为止尚未被认识到的联系之中，由此产生出了奠基性的系统著作《结构存在论》（1971）。 度过弗莱堡的讲师生涯之后，1964年罗姆巴赫被授予并接受了维尔茨堡<Wuerzburg>大学的首席哲学教席，1972年在拒绝了来自慕尼黑大学的教席邀请之后，他就一直待在维尔茨堡直至1990年退休。之后他仍然有教学安排，一直陪伴着他的学生，直至最后他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不得不逐渐退出学术活动。在他“活跃的”时期，他积极参与了各类学术组织的活动，比如做《哲学年鉴》的共同编者，以及“德国现象学研究协会”的共同发起人——他作为第一任主席领导了这个协会。 罗姆巴赫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他不得不面对两个根本上冲突的倾向和构造，而他却想将这二者拢到一起：一个是对于技术过程、逻辑、发明创造和革新的根本兴趣，与此相对的是一种朝向艺术的自发趋向，它在雕刻和绘画的尝试中表达自己。这种紧张的关系也贯通到他的全部著作之中，人们会这样描述这种情形：在技术方面它表现为对简洁、精确和分析型的区分力的关注，在艺术方面它表现为设想的热情、自由创作和对哲学思想过程的创新性领会。这个由海德格尔发起的思想上的争论以及由此获得的对于哲思化<Philosophieren>的洞见，还是没有使罗姆巴赫成为海德格尔的“门徒”，真实的情况是，他在接受海德格尔思想、但同时也是对它的舍弃和批判性的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种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这样罗姆巴赫也看到了一个必然的递进过程，它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发展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再发展到罗姆巴赫的“结构现象学”。如果人们一旦掌握了这个结论——罗姆巴赫在《当代意识的现象学》（1980）以及在本文集中关于现象学的文章中特别表达了这个结论，面对这种对现象学的深入的继续发展和加深，那种抱残守缺的观念会震惊不已。 罗姆巴赫作为哲学家的工作和自视远远地超越了高校政治的和内部的事务。可以肯定，他一方面是“教师”和哲学专业的教授者，但是在某个意义上，比这更重要的是，他是投身到哲思本身的工作和过程中的“大师”。就像他的老师马克斯?穆勒有一次所说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对于这种真正的哲学家，那种大多数情形下被理解成“哲学教师”的哲学教授范畴下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因此，罗姆巴赫那种有时以完全绝然的口吻出现的语言方式，也要首先归因于他哲学上的、以那种基本前提和深层结构为目标的展开，尽管在有些方面对同时代的理论进行构思时，恰好是在勾勒自身思想轮廓的意义上，一个更为开放的对话态度可能也非常值得期待。 2 三个构想 罗姆巴赫的三个构想，在他自己看来是完全独立的并且不能相互推论；这三个构想，每一个都以其自己的方式拥有它的来源、它的思想传统和提倡者。它们引出了最基础的思想和发展的路线，因此对话的双方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历史上的思想伟人。就现实的哲学讨论而言，罗姆巴赫反而所得较少，那些东西相比于其它哲学上的追求并不意味着该受藐视，但最终会因为直接关联到多种多样的现实题材而阻碍他的思想中有所助益和富有成果的东西通向更广阔的开放空间。 结构思想 那种“结构思想”牢不可破地与罗姆巴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想具有一个漫长的起源历史，并且在“实体”、“体系”和“结构”的哲学思想阶段和基本概念中被确立下来。如果以“实体存在论”来称呼古希腊和基督教中世纪时期的思想经历，那么“体系存在论”就会表现为是那种从近代一直延伸到20世纪、并且时至今日还一直产生影响的思想形式。但是，将那个隐藏在体系思想中的“结构”的基本特征作为原本要寻找的“存在论”揭示出来，这才是主要被关切的事情，这一点要到19世纪后半期，但更主要是在20世纪才变得日益清晰。那种主要是对库萨的尼古拉、伽利略、笛卡儿、斯宾诺莎、帕斯卡、莱布尼茨和康德的深入浅出的诠释会一如既往地表现得极具现实意义，如果单个科学以及哲学传统流派的不同的分枝和发展能被这种诠释带入崭新的和富有成果的光辉之中的话。而为了如此去阐述，那种已经被贯彻的体系思想一方面推动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近代科学概念，另一方面却同时致力于一种宏大的还原主义——这种还原主义令那种自由和尊严停滞失败。就像人们对这两个转向所称呼的那样，这种“体系的”和“本我论的”理性概念的后果时至今日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还有留存。罗姆巴赫的“结构思想”清晰地显露出与所谓的“结构主义”还有“后结构主义”的不同——这两种思想同样都还带有很多体系的内涵，而“结构思想”与此相反地表达了一种尝试，即将那种“实体”和“体系”共同引导到一个新的层次上。《结构存在论》一书的副标题是“一门自由的现象学”，这是这种思想“系统的”和“方法上的”奠基性著作。《起源：人与自然的共创性哲学》（1994）一书体现了结构现象学的内涵，并且澄清了位于其中的所有事件的创造性基本质性。“结构状况”并不只是在它的“推动力”中被表明——“体系”也可以这样，而是首先在它的“生成”（Genese）之中，这种生成不仅将人之缘在的基本形式，更是将所有生活结构（aller lebendigen Strukturen）、也就是一般生活的基本形式表述为“生成的轨迹”。在“结构生成的”思想中，“形成”和“产生过程”取得了基础的地位，而在这之前，如果只谈论最重要的思想传统，那么这种地位是由“存在”、“主体”和“体系”所拥有的。“共创性”<Konkreativit?t>一跃而成关键概念，因为它能够清楚地说明，从一个共同的事件中某物是如何一个出自另一个地产生出来的，因而在其中它最先成为人们在实体化形式中所认识者，以及人们习惯性地由它出发的东西。在这里，艺术事件的现象获得了哲学的和存在论上的尊崇地位，如果艺术品和艺术家二者相互关联<aneinander>且相互出发<auseinander>地产生出来，也就是说它们超越了它们迄今为止所得到的自我理解的话。人不再被看作对立于这个世界，而是在人和世界的产生过程中［与世界一起］共同创造着。这种“人的特殊地位”不再被表现为可把持的形而上学内容，因为自然也已经作为一个自我生发和自我创造的过程从自身中产生出来。 因此，情况绝非像各方所批评指责的那样，即罗姆巴赫的目标是一个新的哲学体系。情况正好相反。他的“结构思想”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有穷性学说”，他的分析总是从某个确定的现象出发，以便然后追寻此现象本身的道路和过程，一直深入它的深层结构和高层结构之中。这种现象会成为“基本现象”，这种基本现象自身又显示成为某个哲学理论的基础。在这些方面，他对“感知”（《当代意识的现象学》），对“情势”<Situation>以及相关的对“行为”（《结构人类学》，1987，1993第二版），还有对“社会秩序”（《社会生活的现象学》，1994），都做了全面且开启式的现象学分析。 如果说《实体 体系 结构》在比较大的程度上还致力于对经典哲学家的文本诠释，那么相比较之下那个薄薄的小册子《哲学的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哲学问题的当代状况》（1962，1988第二版）则进行了以下尝试：即不仅将文本自身放回到它们的历史背景中，而且在此之前预先说明了一个理解的范围，这个范围自身才预备和开启了认识和行为的可能性。哲学并非仅仅以认知的形式面对现实，它本身就已经是“行动的哲学”，人与现实性的事件就是被这种“行动哲学”推动着的。如罗姆巴赫所言，这种“基本哲学”不会也不能被写下来，因此它也就不会出现成为思考的对象。“它是所有文本的基础，但是自身不是一个文本。它是意识的前提，但是自身未被意识到。它被作为先于一切被开启之物的开启者，但是在它的时代它自身从来不是被开启之物。”（同上，第7页）。在这里，罗姆巴赫是在西方的关联语境中阐释这种“基本哲学”，而这基本哲学显示出一个自身内在的重大后果——那些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都遵循着和回应着这个后果。在任何小家子气的哲学概念看来，这一点很难理解，但这只是因为这种概念预设了诸如“主体”或者“客体”之类的基本概念，而从基本哲学出发，这些预设首先就要受到质疑。 哲学密释学<Philosophische Hermetik> 尽管人们可以把罗姆巴赫的“结构的”思想开端称为是“存在论的－现象学的－系谱学的”思想，但罗姆巴赫还发展出另外两个构想，这两个构想虽然也拥有它们的哲学传统，但是看上去却是与一般的和惯常的哲学形象相对立地发展着的。事实上，不仅是“哲学密释学”的想法，还有那种“境象哲学”<Bildphilosophie>的想法都可以被“解读”成基础的哲学批判，只要“这种哲学”在那里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专业特殊性上都被超越了。换句话说：那种所谓的哲学，经历了一种整体上的变迁。 “哲学的密释学”严肃地处理了以下的基本经验，即要避开一切看上去终极有效的可认识性和可理解性经验，但是这种避开在这里变成肯定意义上的了，指向一种隐藏在所有一切之中的普全性和世界性，这种性质仍然可以被找到并且被释放。从密释学角度看来，存在着一种世界的多元性，这触及到了哲学关怀的最内在的范畴核心，因为在这里那种古典的统一和多元的原理在其各种各样的游戏</运作>变体中遇到了它们的界限。这“在理论上”就是说：先于“认识”和“理解”的诸层次——这种认识指向“事实关联”、而理解则朝向“意义关联”，存在着那种“看”的层次，这种“看”使一个关涉到其总体结构和基本结构的“世界”逐渐显现并且进入到经验之中。不过，并且这也是关键性的：这个世界经验只对那种人，即某个“世界”也为之展开的人才显露。谁想对此有所怨言，世界就会避开他，他只能从一个对他自己而言处于隐藏和埋没状态中的自身世界中得出那种模棱两可性和相似性。因此，那个迄今为止被否定地占据的“密释学状态”的概念就触动了以下情形：人们“从外部”面对了某物，但事实上人们却并不理睬有关它的一切。这个密释学的“世界”抗拒着低估和平均化，它表明：一个世界必然出现，它才将会被作为世界来理解。在这个肯定性的标志之下，人们长久以来只晓得去尊重“我的世界”。但重要的倒应该是，也要通过它学会认识和尊重其它的世界，比如文化的世界和宗教的世界等等。不仅仅哲学上的、而且还有精神政治上的密释学的重要性都抓住了这一点，而密释学关于“世界多元性”的基本原理却会尝试着对那些紧迫的问题给出答案，比如像种族、民族和文化不再以一种相互排斥和战争的方式来相互遭遇，而是能够在和平的并且相互促进的方式中彼此共同存在，而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在这样做时，它们不必放弃自家的自主性和特殊性。密释学一方面表明，世界之间既不是可比较的，也不会落入一个普遍的相对主义状态，因为根本不存在超越那种世界间差异的裁判机构；另一方面它则展示出，这些世界彼此之间是相互支持的，在其中它们通过成就各自的独立性和自身性而塑造出一种和平的共同存在。密释学使那些以前只会在敌视中出现的对立之物，以某种方式变得富于积极成果了，它们现在在彼此相互接受、相互尊重之中相遇。密释学在跨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非常明显，它能够挣脱那种捆得过紧的欧洲中心论的束缚——这种束缚的轨道无外乎理性的统一性原理。密释学宣扬了世界的多元性，这同时也是“理性”的多元性，它超越了诸如“现代对后现代”、“形而上学对后形而上学”之类的游戏范围。 如果罗姆巴赫是通过与那种思想上的“阿波罗学”</光明化Apollinik>的争论才引出关于他的密释学的最初想法（《世界与反世界：哲学密释学》，1983），那么在一个再度开始的过程中（《正在来临的上帝：密释学，一种新的世界观》，1991），他更尖锐地针对解释学、特别是伽达默尔影响下的解释学，勾勒出了密释学的特征。相对于那种“解释学经验的原理”，在这里一种“密释学经验的现象学”被针锋相对地设立。在这里，如果只从解释学的论证方面看，就必然会导致误解，这一点非常明显。但是它们更多地指向以下情形，即密释学和解释学之间的哲学对话还处于起始阶段。特别是，两者在对荷尔德林诠释中的维度上的差异，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对于双方各自通过“对话”而领会到的内容的分析，在此都可以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境象哲学<Bildphilosophie> “哲学”不再单单只能建立在文本基础之上了。罗姆巴赫曾前往亚洲和非洲做过多次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旅行。我们可以说，他在那里通过探索得到了关于“境象哲学”的又一个或第三个思想开端。由于“境象”<Bild>拥有一种自身的维度和“语言”，它们并不能通过那种被叙述的语言和书写被获得——哪怕或正是因为这二者尝试着使境象变得更加持久。在“境象”之下罗姆巴赫理解了所有的那些构形<Gestaltung>，比如将它们理解成使用和祭拜的对象，理解成美术品和建筑物，理解成日常事件，比如礼俗以及很多其它常见的东西。但是在此之下也有“基本境象”被理解，每个人都以他的方式在自身中承担了这种基本境象，并且面对这些基本境象他尝试着给出的答案都非常糟糕而不是正确的。因此，“深度”可以像“孩子”那样成为一幅“境象”，“击鼓”也可以是像“论证”那样的境象。 如果人们曾经见过，就像非洲的例子那样，击鼓不简单地只是对交流的一个隐喻，而是其自身也具有一种普全的实在性含义，所以由此出发，语言就像舞蹈一样、社会结构与日常的生活维持一样、女祖先就像宇宙一样被理解，这之后人们就对“境象”之下所意谓的内容有了一个了解。“境象哲学”开创了一种境象思维（Bilddenken），它也允许论证的逻辑学从基本境象的角度来接近它，有点像它在“物”之中或者还在“视域结构”中被奠基的那样。它并没有取代“论证”，但是它可以向论证展示其“基本境象”，即论证自身具有的一个不同的且更加深远的维度。《灵之生活：一本关于人类基础历史之境象的书》（1977）是将“关于境象的境象”带到我们面前的第一次尝试。这是一次冒险，通过它，伴随着“基础历史”，一个新的历史哲学的维度一同呈现了出来。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基本哲学”的构想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借用了“境象哲学”，它们的“境象”意义，尽管能变得很清楚，却不可以与常见的“境象”概念相混淆。在《龙斗：流血内战的哲学背景》（1996）这本书中以及其它地方，罗姆巴赫进行了一次“关于日本文化的尝试”，那种“境象哲学的”以及“基本哲学的”思想再一次被示范性地引导到一起。 3 前景 尽管所有的这三个构想还刚刚开始被人们合适地加以接受，但它们还是指示出了这些思想的未来前景。 通过这本文集的翻译，罗姆巴赫的思想也将进入到中国的哲学之中，这是张祥龙教授以及他的同事们的巨大贡献。这本文集中文章的选择 出自多重角度的考虑：一方面考虑到要对结构思想、即上述事关全局的三个构想提供最根本的和基础性的阐述，另一方面则考虑到要表现出它们跨学科的应用领域，由此能穿越各种科学文化间的界限，并且将之引入一个富有成果的相互对话之中。由此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罗姆巴赫的这些哲学构想远远地超越了西方的思想视域，因此它们在方法上就已经为一种“文化间的思想” <interkulturellen Denken>预先做了系统性的准备，这种文化间的思想目前正逢其时。 在这里，这种欧洲和东方（东亚）之间的紧张场景拥有示范性的功能，一种未来的文化间的思想将会接受所有的文化世界和哲学，并且一定要将它们都带进一个富有成果的对话之中。 2007年5月 维尔茨堡
作者： 尼采著;维茨巴赫(F. Wurzbach)编;林笳译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简介：《重估一切价值》是为尼采未刊文稿的独具匠心的卓绝编撰。编者维茨巴赫长期担任尼采协会的主席，参与穆莎里昂版本的编辑出版，是著名的尼采作品和思想世界的专家。维茨巴赫长期研究由魏玛尼采文库管理的遗稿，花了十年时间筛选和整理尼采80年代的全部笔记材料，终于编就。 维茨巴赫编就之格言，不再简单地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力图用清晰的线条向我们展示结构有序的尼采思想世界的巨大浮雕。全书分为四卷，每卷包含若干章节，读者通过标题可按图索骥地寻读尼采相关的思想。 《重估一切价值》的末尾有一附录，标出了每段格言写作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不仅收入80年代的遗稿，而且还有早在1875年写的断片，对于写作时间不确定的，维茨巴赫则注上“不明”。这份附录体现了德国学者治学的严谨，有助于读者了解尼采思想发展的脉络。
O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abermas
作者： 陈勋武著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哈贝马斯评传》主要内容：杜塞尔多夫是哈贝马斯母亲的家乡。她在那里出生和长大。正是因为对自己有着浓厚文化气息的家乡所感到的骄傲，她坚持把哈贝马斯生在杜塞尔多夫，并经常地把哈贝马斯和他哥哥、妹妹带回杜塞尔多夫去体验那里的生活，接受那里的文化熏陶。 哈贝马斯虽然在杜塞尔多夫出生，但是没有在那里长大。他的童年、青少年与青年早期（19岁以前）主要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叫古默斯巴赫（Gummersbach）的小城市。只是周末，他父母才会带他、哥哥和妹妹回到杜塞尔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