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考

作者：  顾颉刚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6

简介：前言： 一提到中国的古史系统，任何人就想到三皇、五帝，以后就是三王、五霸，实在这个系统已经建设 了二千多年，深人人们的脑髓了。一般人不觉得其中有问题；少数人知道其中有问题，但因怕闹麻烦 也不敢讨论。如此相安无事，倒也做了六七十代的好梦，梦见三皇、五帝的黄金时代。陶渊明高卧北 窗下，涼风蹔至，自谓“羲皇上人”，就是这个好梦的追求者。 能做梦，本来也好；，可惜近几十年来，受了海通的影响这个好梦再也做不成了。西洋的学者不安 於创世纪的说法，有的研究地质学，有的研究生物学，有的研究人类学，有的研究社会学，把人类的由 来和進化弄得清清楚楚，使人知道古代的真相原来如此！最使人们的古史观念改变樣子的，是考古 学，他们挖出许多地下遗物，从古人的用器来证明当时的文化，更使人没法反抗。我们说古时是黄金 时代，但他们偏偏把蛮野的古代顯示给我们看，於是原来的古史立刻改变了樣子。 这个观念传到了中国，三皇、五帝就等着打倒了。放第一声礮的，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改制 考的第一篇是上古茫昧无稽考，他在开端的小序上说：“大地人道皆蓲旉於洪水后，然印度婆罗门前、 欧西希臘前亦已茫然，岂特秘鲁之旧劫，墨洲之古事黯芴渺昧，不可识耶？吾中国号称古名国，文明最 先矣，然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徵，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这 就是他受了新潮流的激盪的证明。第二声礮是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部书虽然名为教科，其实 是他的一家言，他把三皇、五帝的时代总称为“傅疑时期”。在傅统的历史里，三皇、五帝时的文物制度 反而较夏、商为整齐完备，怎么会“傅疑”起来？这两声礮都是在清末放的，因为那时人的目标专注在 立宪或革命，学问的空气淡薄，所以大家没有理会。但是力量是不会白费的，到了五四运动，对于旧思 想旧生活作一个总攻击的时候，这些散发的火星就燃烧起来了。 凡是做成一件事情，总是因缘凑合，具备了各种的条件。康、夏二氏立说后，为什么没人理会呢？ 政治关系固是一端，而另一端则因没有考古学的辅助，力量不厚。自从清末发见了殷墟甲骨，到民国 初年，罗振玉氏大加鼓吹，集合了许多拓片，著作了许多论文，于是大家认识了商代的文化。本来我们 所有的商代历史的智识是从商书、商颂、史记殷本纪，及竹书纪年等书里得到的，想象中的商代，虽没 有周代的“文”，一定很像个天朝的样子。哪知拿甲骨文字来看，那时的生产只是牧畜、渔猎，那时的文 化只是祭祀、占卜，他们的地域是这样小，他们的社会是这样简单！就在这个时候，地质调查所发掘了 仰韶遗址，出了不少的彩陶，没有一个文字，随着挖出来的没有一些铜器，这文化是我们在古书里完全 没有瞧见过的，又是一种面目。大家说，殷墟是铜器时代的初期，而仰韶是石器时代的后期。这样一 再的大发现，就把我们从向日的儒家、道家的历史观念里拖了出来，知道书本的记载确是大有问题。岂 但“傅疑”，直是作伪 商代的文化，我们从殷墟遗物里窥见一个大略了。夏，我们从种种方面知道商以前确有这一个大 国，但究竟是怎样状况，因为没有得到他们的遗物，已经“茫昧无稽”。三王尚且如此，何况三王以前的 五帝，更何况五帝以前的三皇！我，因为自己觉得把这件事实认识的真，所以民国十一年就在努力周 刊附刊的读书杂誌裏对於三王的第一代（禹）和五帝的末二代（尧、舜）下一番破坏，其实不是破 坏，乃是把关於他们的传说作一番系统的建设。为什么独对於他们三人注意呢？只因他们是儒家所 奉的中心人物，是尚书一经中的最大的偶像。那时商务印书馆邀我编中学历史教科书，我不能违背我 的信念，所以也学了夏曾佑的办法，列了一章“传说中的三皇、五帝”。 想不到到了民国十八年，这部教科书竟因没有承认三皇、五帝而被禁了。我打听禁止的理由，得到 的消息是这位主张禁的达官说：“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教科书上这样说，否则摇动了民族的 自信力，必於国家不利。”我初听得时，确是佩服这位达官的高见，惴惴慄慄，惟恐自己作了民族的罪 人。继而想：我们民族的自信力真是建筑在三皇、五帝上的吗？最明白的回答，是我们汉族都承认是 炎帝、黄帝的子孙，如果推翻了炎帝、黄帝，我们这一族就团结不起来了。然而使我疑惑的，我们口裏 常常说是“炎、黄神明之胄”，又常常说“炎、黄在天之灵实式憑之”，为什么我们这汉族老像“一盤散 沙”，无论如何团结不起来呢？三皇、五帝，固然大家承认他们是最古的帝王，固然很少数的士大夫还 在做好梦，可是同一班民众有什么关联呢？有哪一个地方影响於他们的生活呢？世界上事，“千虚不 敌一实”。以前学者对於三皇、五帝、竭尽能力去铺张，装了许多金身，画了许多极乐世界，似乎可以吸 收多少位信徒，但结果只落得貌合神离；反不如几个民族英雄的慷慨悲歌使人感动。如果我们要团结 这民族，那么我们民族经过多少次的磨难，这磨难中的犠牲人物正可唤起全民众的爱国精神。试看学 校裏、戏馆中、书场上，每一次讲到演到杨继业、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便洋洋有生气，使欢 众为之泣下。谁曾聴说讲演三皇、五帝而有同样的感动呢？至於说到汉族本身，我们可以说是许多小 民族的大圑结。三代，总算是汉族的核心了罢？但商和夏不是一民族，周和商也不是一民族，周和楚、 越又不是一民族，经过了千年的融冶，春秋时的蠻夷，到战国时就看不见了，宗全同化了。其间固然曾 感受多少苦痛，但到现在竟真成为一族了，这一族是拆不开的了。例如我们顾家，本是东越，居於东 瓯，语言衣服都不与华同，给汉武帝用了武力迁到江、淮，经了数百年同化，就是汉族了。到三国时，还 有未曾同化的越人，叫做山越，也常常出来擄掠，但经过吴国的努力开发，这些人又同化於汉族了。到 现在，有哪一个人出来组织越族同盟，想脱离汉族的？就使有这人出来，也決无人响应，因为血统早已 混合，分不清了。岂必远溯秦、汉，就是遼、金、元、清各族，凡同化於汉人的也都为汉族了。既为一族， 则利害所关自然一致，只要我们有方法圑结就圑结得起来，不必用同出一祖的空言来欺人。倘使藉欺 诈而结合，那么一旦民智大开，欺诈无法行使时，岂不是真把这个民族解散了吗？ 因此，我承认这位达官抱的是杞憂。我们的民族自信力应当建立於理性上。我们正应当把种种 不自然的连络打断，从真诚上来结合。三皇、五帝既经一定不可信，万无维持其偶像之理。我要顺从 “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这一句话，所以把三皇、五帝的成分细细地加以分析，把三皇、五帝的演化的历 史详详地说明。 自从民国十八年，我由广州回到北平，即本此志愿，搜集材料。在这一年燕京大学的中国上古史 讲义裏，把东周至东汉的人们对於古史系统的观念理出一个頭绪。其中五帝部分，十九年重加修 正，发表於清华学报，命题为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可惜只写得半篇，便因病因事没有續下。三 皇一部分，则於二十一年夏天，在妙峯山金仙庵中增改一过，分出章节，就是这一册书。因为三皇太一 的问题，自从道教起来之后又增加了多少故实，而道藏分量太多，我的生活已不容我一册一册的翻看， 所以这册三皇考没有写成。到二十二年，我想宕着总不是辦法，就请北京大学史学系同学杨拱辰先生 （向奎）代我續下。到二十三年春间，他写成了，便交哈佛燕京学社，编入燕京学报专号。那时燕京大 学历史学系同学翁独健先生正在编辑道藏子目引得，又请他校对了一回。本来此书在这年秋冬间即 可出版，不幸我的继母病逝，我奔丧南旋，此事遂尔搁置。直至去夏北行，始经改定付印，到现在刚得 出版。综计这书从起草到印出，前后经历七年，时间不为不久。然而这七年之中，是我们中华民族处 境最艰屯的时候，时时处处受着强烈的刺戟，只要这个人是有爱国感情的，他就没法安心做事，研究的 工作哪裏谈得到！所以，这本书还是写得粗糙。将来倘徼天之幸，我们有安安稳稳坐在学院裏研究古 史的一天，我很希望把这本书重新写过。唉，不知今生今世会不会有这樣的福气？ 我们非常欣幸，得到国立浙江大学教授钱琢如先生（宝琮）的合作。钱先生是数学史专家，兼通天 文学，著有中国数学史等书。一二八之变，我適省亲在杭，江、浙道路阻绝，只得留住数月，在这时期 中，就常常和钱先生会面。谈到三皇太一的问题，彼此有同心之契，我既曾搜集了神话的材料，他也曾 搜集了天文的材料。当下我便请他写一篇太一考，登入燕京学报。去年我因为母葬南旋，又和他往返 了多次。我就把三皇考稿本送去，请他改正，承他答應了。本篇第二十二章太一的墮落，二十三章太 一下行九宫及一十六章河图与洛书，改作的地方尤多。他並且允许我的要求，把太一考作为本书的附 录。感谢之情，真是非言可表！批评，我就请他做 童丕绳先生（书业）上年来北平，专心研究古史，见到此稿，很高兴，说要写一篇 序，序中多承指正。他主张把近时人讨论这问题的作品一起收入，我们表示赞同，就将蒙文通先生、缪 赞虞先生（凤林）的文字彙合编为附录，藉便读者勘证。童先生又转请冯伯平先生（家昇）把日本学者 是杨先生的原稿，经童先 三篇三皇研究的文字作为提要，也编入附录。三皇太一传说演变略团一幅， 生改作的。我们敬谢谢他们诸位的好意！ 三皇问题，这本书固然没有写好，但演变的规模已大略具备，这问题可算是解决了。这问题之所 以能解决，全由於这传说起得晚，让我们看清楚其中的机構。五帝问题就没有这樣容易。“五帝”的集 合名词固然起得也不早，但这五位帝王各有其深长的历史，有的商代已有，有的两周已有，而且也许一 人化作两人（如喾与舜），那时的史料零落不完，无法寻出其演变的系统，所以只能作为一个悬案。我 以前作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也只说秦、汉间的五帝而没有说殷、周间的五帝。三皇问题與 殷、周无关，只是秦、汉以来宗教史的问题而不是古代史实问题，所以容许我们作这原原本本的说明。 这正如伪古文尚书出於魏、晋，它所引用的材料大都存在，容易啓人怀疑，因此，虽有经典的权威，终为 可是一十八篇专於春秋、战国，编定於汉初，可供研究的材料太少了，我们虽有好 明、清学者所打倒。 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太 一泽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乾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 这文裏的太一泽山君，不就是天主、地主的變相吗？阴阳使者（汉书注［孟康曰：陰阳之神也”），不也 就是阴主、阳主的化身吗？ 第二：泰一来源的另一段材料。关於泰一问题，本文也漏掉了一段材料，那便是荀子裏所说的“五 泰”。荀子赋篇说： 有物於此，虫虫兮，其状屡化如神……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夫是之谓 蠶理。”）蠶） 这五泰他书裏没有见过，或许就是泰一的分化（道教裏的太一五神，和张衡灵憲、帝王世纪裏的五种 “太”的来源，一部分或即由此）。杨倞注说“‘五泰’，五帝也”；案之下节云“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与 帝相对，则释“五泰”为五帝也还不算错（不过他以这五帝为少昊、顓顼、高辛、唐虞，则是大错）。那末泰 一非但做过三二皇”，他还曾做过“五帝”哩（这裏的五泰是神是人看不清楚）。又荀子礼论篇也有“太 一”，是大道的意思，这与道家所说的“太一”相近。 第三：燧人、祝融列入“三皇”说的来源。本文質问纬书的作者道：“燧人和有巢本来是联带的，为什 么只请燧人入‘三皇’而把有巢扔在一边，不理他呢？而且用了什么理由，知道他的次序应在伏羲之 后，神农之前呢？”（第一六节）这个質问，我可以代纬书的作者答覆，便是太皞、燧人连称见於荀子，正 论篇说“何世而无嵬，何时而无琐，太皞、燧人莫不有也”：玩其语意，是以太皞、燧人为最古的帝王，他 们的地位正與三皇相当。成相篇说“文、武之道同伏戲”；这是说近如文、武，远如伏羲，他们的道仍是 一樣可见伏羲也是最古的帝王。在这一点上，太皞很有同伏羲併家的可能（但是拿太皞同伏羲两个名 词连起来，称做什么“太皞伏羲氏”，那一定是刘歆们捣的鬼！逸周书太子晋解也说“自太皞以下至于 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这篇书不甚可靠，故此处不引作证）。又庄子繕性篇也以燧人、伏 羲放在神农、黄帝之前。至乐篇並说“言黄帝、尧、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农之言”；可见燧人是在神農 前的。纬书的作者把燧人接伏羲，扔去有巢，而连数神农为三皇”，他们的根据是荀子和庄子。至白 虎通等书请祝融坐“三皇”的宝位，著者们也疑它没有根据，其实这也是有相当的根据的。庄子胠篋篇 列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 神农之前，这就是为至德之世；在这个太古帝王的系统中，祝融氏居然也得备员其中，位置且在伏羲、 “三皇”裏的祝融氏的来源；可惜他们把祝融、、伏羲的前后位次颠倒了。 第四：有人名的“三皇”的第四说。有人名的“三皇”，除（1）伏羲、燧人、神农，（2）伏羲、女娲、神 农，）3（伏羲、祝融、神农三说外，还有伏羲、共工、神農的第四说（这说三皇的次序想来如此），见刘恕 通鑑外纪引或说。这一说似是从刘歆世经的古史系统来的。世经以伏羲为木德，神农为火德，而廁一 闰水的共工於其间；作“三皇”第四说的人，他感觉“三皇”本来只有二皇，他想“那一皇怕是闰统罢”，所 以便把“霸九有”的共工氏给凑上了数。 第五：本文说“）王肃）有两个主张：第一是没有所谓‘五精感生’说，第二是不承认五帝之外再有 五天帝”）第一七节）。这末了的一句话似稍有语病。因为我们知道王肃以天上的五帝为五行之神，天 之辅佐（这仍跳不出谬忌的圈子）称为“五帝”；明王死而配五行，故亦称“五帝”：那末他並非不承认有 五天帝了。所以这句话若作“不承认有所谓‘六天’”，似稍妥帖。 第六：本文说鹖冠子裏的泰一即是九皇（第七节），这似乎是错误的。因为鹖冠子泰鸿篇明明说泰 皇问泰一曰”）注“泰皇、盖九皇之长也”）……又说“泰一……九皇受傅”；泰录篇也说“泰一之道，九 皇之傅”；则泰皇即是九皇（或是“九皇”之一）。九皇是学於泰一的，泰一是九皇的师傅；九皇与泰一是 二非一（至所谓“九皇殊制，而政莫不效焉，故曰泰一”，这也是说九皇之政效於泰一，泰一为殊制的九 皇所效，所以称作泰一。这段文义很是顯明）。 第七：庄子天運篇裏的“三皇”似乎是“三王”的误文（缪凤林先生说，见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页一 六三一六四，这層颉刚师从前好像也提出过的）。又天運篇裏又有“上皇”，其文云“天有六极五 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临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楚辞裏的神的 “上皇”在这裏也被人化了。 第八：左传“三墳五典”语是刘歆们所竄入，我还有一个证据，便是左史倚相在国语中是个賢人，他 能止司马子期的以妾为内子的乱伦行为（楚语上），王孙围又称他为楚国之宝（楚语下）；在左传这节裏 他卻变成一个被贬的人物了，他成了这件故事的犧牲品了。 上面把我的一点膚见说完，此下略略叙述“三皇”辨伪的历史： “三皇”这三尊偶像，在历史上说来，本来是不值一驳的东西；所以一般稍有历史观念的学者早就 对它不信任了。宋代以来，儒者们理智进步，对於“三皇”一名，便有持极端怀疑態度的了。刘恕通监 外纪说： 六经惟春秋及易、彖、象、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仲尼所作，诗、书，仲尼刊定，皆不称“三 皇”“五帝”“三王”。……六韬称“三皇”，周礼称“三皇五帝”及管氏书皆杂孔子后人之语，校其岁月， 非本书也。先秦之书存於今者：周书、老子、曾子、董子、慎子、邓析子、尹文子、孙子、吴子、尉缭子皆 不言“三皇”“五帝”“三王”。论语、墨子称“三代”。左氏传、国语、商子、孟子、司马法、韩非子、燕丹子、 称“三王”。穀梁传、荀子、鬼谷子、亢仓子称“五帝”。亢仓子又称“明皇圣帝”。……惟文子、列子、庄 子、吕氏春秋、五经纬始称“三皇”。鹖冠子称“九皇”。案文子称墨子，而列子称魏文侯，墨子称吴起， 皆周安王时人，去孔子没百年矣。艺文志鹖冠子一篇……唐世嘗辨此书后出，非古鹖冠子；今书三 卷十五篇，称剧辛，似与吕不韦皆秦始皇时人，其文浅意陋，非七国时书。艺文志云文子，老子弟子， 孔子並时，非也！庄子又在列子后，与文、列皆寓言，诞妄不可为据！秦、汉学者宗其文词富美，论 議辨博，故競称“三皇五帝”，而不究古无其人，仲尼未嘗道也。……讖纬起於哀、平间……名儒以为 祅妄，乱中庸之典。司马迁、孔安国皆仕汉武帝，迁据穀梁传、荀卿子等称“五帝”，不敢信文、列、庄 子、吕氏春秋称“三皇”。……孔安国为博士，考正古文，独见周礼，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左传云 左史倚相“能读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安国以周礼为古文，而不知周礼经周末秦、汉增损，伪 妄尤多；故尚书序云：“伏羲、神農、黄帝之书谓之三墳；少昊、顓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孔颖 达云：“三墳之书在五典之上，数与三皇相当，墳又大名，与皇义相类，故云三皇之书；……”此皆无所 稽據，穿金妄说耳！……秦初併六国，丞相等议帝号，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 上尊号，王为‘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乃知秦以前诸儒或言 五帝，犹不及三皇，后代不考始皇本纪，乃曰兼三皇、五帝号曰皇帝，误也！……（卷一） 刘恕是崔述前的一个谨严的史学家，他折衷於所谓“仲尼之言”，悍然断三皇、五帝为古无其人。他把 古书清理了一下，悍然断凡称“三皇五帝”的都是晚出之书，诞妄之说。他连周礼都割棄了，不能不说 他有相当的勇气。他把三皇的时代移到战国以后，太古的偶像已被他根本推翻了。在刘恕以前，固然 已有怀疑三皇的人，但总没有像他这樣徹底的；如他同时人司马光的稽古录道： 伏羲之前为天子者，其有无不可知也。如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之类，虽於传记有之，语 多迂怪，事不经见。（卷一） 他虽也怀疑伏羲之前的为天子者，但终不敢断定地说“古无三皇”，他远不及刘恕的勇敢。 到了清代，考证学大昌，当一般经师正在迷信汉人的经说，大开倒车之际，卻有一位头脑极清醒的 辨伪大家起来；这个人便是崔述。崔述在他的補上古考信录裏力闢“三皇”说之谬道： “三皇五帝”之文见於周官，而其说各不同：……后之编古史者各从所信，至今未有定说。余 按：书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是帝亦称“皇”也。诗云“皇王惟辟”，“皇王烝哉”， 是王亦称［皇”也。书云［惟皇作极”，又云“皇后憑玉几”，诗云［皇尸载起”，又云“獻之皇祖”，传云［皇 祖文王”，又云“皇祖伯父昆吾”，离騒云“朕皇考曰伯庸”，然则“皇”乃尊大之称，王侯祖考皆可加之； 非帝王之外别有所谓“皇”者也。且经、传述上古皆无“三皇”之号，春秋传仅溯至黄帝，易传亦仅至 伏羲，则谓羲、農以前别有“三皇”者，妄也！燧人不见於传，祝融乃顓顼氏臣，女娲虽见於记，而文亦 不类天子，则以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皇”之数者，亦妄也！……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 之书谓之三墳；少皞、顓顼、帝喾、尧、舜之书谓之五典；其意盖以墳为“皇”书，典为“帝”史，然黄帝以 “帝”称而反为“皇”，名实迕矣！……盖“三皇五帝”之名本起於战国以后，周官后人所撰，是以从而 述之。学者不求其始，习於其名，遂若断不可增減者；虽或觉其不通，亦必别为之说以曲合其数：是 以各据传说互相诋諆。不知古者本无“皇”称，而“帝”亦不以“五”限，又何必夺彼以与此也哉！ （前论） 史记秦本纪云“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河图及三五历称：“天皇氏十六头……地 皇十一头……人皇九头……”后世序古史者往往採之；以余观之，谬莫甚焉。传曰“上古结绳而 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世又传仓颉始作书契，然则书契之起於羲、农以后，必也；羲、农以前未有 书契，所谓“三皇”“十纪”帝王之名号，后人何由知之？……夫尚书但始於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 起於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於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於开闢之初，岂非以其识愈 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且左氏春秋传最好称引上古事，然黄、炎以前事皆 不载，其时在焚书之前，不应后人所知乃反详於古人如是也！（本文） 他说“皇本是尊大之称，非帝王之外别有所谓“皇”。经传述上古统没有“三皇”之号，所以说羲、农以前 别有“三皇”那是妄谈！燧人、祝融、女娃们都够不上“三皇”的地位，所以以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 皇”之数，也是谬妄！至伪孔传、书序以黄帝为“三皇”，名实相迕，也不足據。三皇、五帝之名氏是战国 以后人所杜撰，周官是后世的伪书，所以从而述之。况且书契起於羲、农以后，所谓“三皇”“十纪”帝王 的名号后人何从知道？后人所知反比古人为详，这是“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专闻愈 繁”的一条史学公例。他的话驳得这樣有力，不知当时人何以还不觉悟？ 崔述以后辨斥“三皇”之说的有康有为、崔適等。他们以为“三皇”之名只是刘歆们臆造出来的，凡 是古书上说“三皇”的文字都是刘歆们所竄改。他们的话著者们已引入本文中，加以辨正，现在不赘 述了。 在近人中辨“三皇”说的伪最力的人，據我所知道的有三位大师。第一位便是本文的著者顾颉刚 先生。颉刚师在他的名著古史辨第一册裏说： 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自从秦灵公於吴阳作上时，祭黄帝……经过了方士的鼓 吹，於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擡出了神农，於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 易击辞擡出了庖犧氏，於是庖犧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 皇，泰皇最贵”，於是天皇、卋皇、泰皇更立在庖犧氏之前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 祖传了过来，於是盤古成了开天闢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 徵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页六五，与钱玄同先生 论古史书） 这就是所谓“層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这观念是导源於崔述的）。三皇是这層累裏的第二層。在此 以后，颉刚师曾编著了一种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因为裏面没有照通常的例叙说“三皇五帝”，犯了维持 道统的人的忌，他们用了政治上的力量压迫颉刚师，把这本书销灭了。哪裏知道不久便有第二第三怀 疑三皇、五帝说的人起来，那便是经今文学大师廖季平的高足蒙文通先生，和我们的右翼骁将缪凤林 先生。蒙先生说： 谷永言“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师古曰“‘三’谓三皇，‘五’谓五帝”；则“三皇、五帝之说起 自晚周，汉师固已言之也。郊祀志有梁巫、晋巫、秦巫、荆巫，晋巫祠五帝；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曰 “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是五帝本神只。……郑玄以“太一者，北辰之神名”，宋均谓是“北 极神之别名”；是北辰之神一，而五帝之神佐之。武帝时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 一：天一、地一、泰一”；是天地之神又並北辰之神而三。秦博士言“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 皇最贵”；则“三皇”之说本於“三一”；五帝固神只，三皇亦本神只；初谓神不谓人也。 他首先探讨“三皇”的来源，他以为“二皇”的娘家是“三一”（先有“太一”然后有“三一”）。他们本来是神 而不是人。他接着说： 撮周、秦书之不涉疑伪者而论之：孟子而上皆惟言“三王”，自荀卿以来始言“五帝，庄子、品氏 春秋乃言“三皇”。 以陆德明之言考之，则庄子书亦多有非漆圆作者杂出其间。则战国之初惟说“三 王”，及於中叶乃言“五帝”，及於秦世乃言“三皇”。 这是蒙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再看下去，他说： 五帝”说始见孙子，“三皇”说始见庄子；岂“三五”皆南方之说，駴子取之而别为之释，乃渐徧于 东方北方耶？ 他以为“三皇五帝”之说皆起於南方，后乃传到东方北方的。他的结论是： 帝固独贵之神，今乃有五，则不能不有尤贵者焉。周官春官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 祀五帝亦如之”则“五帝”之外别有“上帝”。“五帝上帝”之说，自三晋始也（蒙先生以周官为三晋人 所作）。又一变而为“泰一”，为“三一”，为“三皇”，又去古义益远也。（古史甄微一） 他这个議论虽然有些倒果为因（因为我们知道周礼是王莽的书，五帝上的那位上帝正是泰的七身 而武帝寺的 三一也正从三皇之说脱化而出），但在他以前没有人像他这樣把“三皇”徹底研究过，所以 他的劳绩是不能完全湮没的。此后他又说“三皇”之说既起，又以古之王者配“三皇”。“三皇”之兑未 定，而“九皇”之说又起。“九皇六十四民”在秦本属雍廟，入汉亦为古之王者（同上古史甄微一）。他以 “九皇六十四民”本是秦雍廟所祀的神，到汉也变成了古之王者，这个提议，虽然我们还不敢断定它可 靠与否，但也是值得注意的（蒙先生从皮鹿门说读郊祀志“雍有……九臣十四臣……之属”的［九臣十 四臣”为“九皇之臣”“六十四民之臣”）。 对於“三皇”的起源，与蒙先生持相反的说法，而各得一部分真实的，便是缪凤林先生。缪先生素 来是以“信古”著名的，但他也不是一味的迷信古初；他实在受崔述的影響很大，他只是一个儒家 正统派的古史学者。他曾说过“其世愈后，传说愈繁，古史之内容亦愈丰富”；“孔子订书始于唐、虞，传 易则言义、农、黄帝时事，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称述也；自余诸子皆以铺张上古为事，汉儒杂取其 书以为传记，故伏生、董子之书其博古皆非孔子所及，马迁史记观其自序亦欲继儒家之正统者，然所採 已杂；……盖自儒者习闻百家異说，採之以益经，流传既久，学者不复考其所本，以为其事固然，於是儒 者……学者……皆不知儒家所传之史矣”等话（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页一五○及页一五四），这都是同 崔述一鼻孔出气的。他确也有些“疑古”的精神（他的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唐、虞以前的古史题为“传 疑时代”，“上古之传说”）。他对於“三皇”说的意见是： “帝”为上帝之称，而“皇”初无天帝或帝王之义；，以君释“皇”，后起之义。……“三皇”之说盖起於 道家理想之世之具体化。道家不满现世，冥想古初，（案儒家何独不然？）老子尝言“失道而后德，失 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以－道”“德”“仁”“义”观世之隆污，而“道”“德”之世有理想而 无君。庄子始以容成、大庭、赫胥等氏为至德至治之世。在宥篇广成子曰－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 王”；又以“皇”为得道之君之称号。盖管子尝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 以“皇”“帝”“王”“霸”代表历史退化之四时期。古代尚“五”复尚“三”，“霸”五，“王”三，“帝”又为五， “皇”之说起，遂亦冠“皇”以“三二”。以周官言“外史掌三皇之书”观之，其说或兴於庄子前。然庄子书 言“三皇”者，疑皆“三王”误文。公羊襄二十九年注又引孔子曰“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像世顺机”： 语出纬书，更不足辨。吕氏春秋贵公“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 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盖至秦人而“三皇”乃确定，道家理想中之太古为上古史之首页矣。 缪先生以为“三皇”之说起於道家。在老子时还只有一种空洞的太古理想。到庄子时太古史上纔有容 成、大庭、赫胥等名号。而帝王之义的“皇”字，也始见於庄子和管子。因为古代尚“五”复尚“三”，所 以“霸”有五个，“王”有三个，而“帝”又是五个，“皇”说一起，便也不得不冠“皇”以“三”数。“三皇”之说 是确定於秦人的，於是道家理想中的太古，便變成上古史的首页了。他这段议论很覈实，我们只能相 当的承认。他接着又说： 吕覧不言何者为“三皇”，秦博士则曰“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此天 皇、地皇、泰皇疑即吕覧之“三皇”。汉书郊祀志（案蒙、缪二先生不引史记封禅书，而引汉书郊祀志 之文，岂信崔適辈之说，以封禅书为有可疑邪？其实封禅书甚可信，崔氏辈之疑未是）言太一，又言 天一、地一、泰一，皆古天神；近人或言泰皇之说本於泰一，“三皇”之说本於“三一”，其始亦为神，后 乃为人（蒙文通古史甄微说）。考先秦之神虽有以“皇”名者，然无“三皇”之神。周官有人之“三皇”， 而无神之“三皇”。郊祀志记秦一统后祀典最详，亦无“三皇”之祀。惟齐有天主、地主等“八神”，或言 天皇、地皇或由天主等转变。然神以天为尊，“三皇”苟为神，当曰“天皇最贵”，而秦博士言“泰皇最 贵”，又上秦王尊号为“泰皇”，故知其为人而非神矣。“泰一”之名始见荀子礼论，庄子亦屡言之，与 易传“太极”义略同，初不谓神。楚人以“太一”为神名，亦不谓上帝。日人津田左右吉太一说考之甚 详。汉世“泰一”“三一”之祠於古无徵，疑皆由“三皇”之说而出。武帝迷信神只，“而海上燕、齐怪迂 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以汉祀五帝，而三皇在五帝前，秦人又谓“泰皇最贵”也，故“谬忌奏祀泰一 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矣。谬忌仅取泰皇言泰一而不言天皇、地皇也，故“其后人上书 言‘古者天子三年”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皆见郊祀志）矣。是则“三一”之说本于“三 皇”，泰一之说出自泰皇；“三皇”初谓人，不谓神也。（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第三章［二］四七节） 缪先生反对“三皇出於三一”之说，他有三项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先秦及秦统一后皆无“三皇”之神。这 条理由欠充足，因为“三皇”固然是人而不是神，但这人儘可由神变化而来。第二个理由是古无上帝的 “泰一”。这一说也不大对，因为楚辞称东皇太一为“上皇”，“上皇”就是“上帝”的变文（参看本文第三 节）。况且即使楚辞九歌裏的“太一”不是上帝，同时也儘可有上帝的“太一”存在。第三个理由是汉世 “泰一”“三一”之祠於古无徵。这个理由便比较的站得住了。因为“三皇”之说若果由“三一”出，则“三 一”之祀当古已有之，为什么谬忌奏了一“一”，而忘了那两“一”，要叫其后人再来補奏呢？这分明是方 士们斗奇争巧的玩意儿，蒙先生实在被方士们瞒过了也，缪先生的举发是对的！至於他反对的或说， 以天皇、地皇为由天主等转变而来（观史学杂志所载缪先生三皇五帝说探源一文，知此即缪先生自己 之说），倒是不错！缪先生说神以天为尊，“三皇”苟为神，当曰“天皇最贵”，不应曰“皇最贵”。这个質 问，我们可分两層答覆：第一是泰皇之说当出於东皇太一，东方於五行中属木，四时中属春，行次皆最 先。所谓“帝出於震”，在五行说支配下的宗教，东皇太一焉得不成为天神中的最贵者？第二是“太一 是“道”的化身，“道”驾“天地”，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又说“道生一，一生二”；这“一”即是“太一”，等於“太极”，“二”等於“两仪”，也就 是“天地”（吕氏春秋大乐篇说“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注“‘两仪’，天地也”），泰皇的高於天、地 两皇，犹之乎“太极”的高於阴阳两仪。何况“太“（泰）字又本来是一个崇高尊贵的称号呢！（本文著者 说，见第五节。） “三皇”问题就这樣结束了。“三皇”的来源问题是蒙文通先生首先提出的。缪凤林先生補正蒙先 生的意见（史学杂志第一卷第五期载有蒙先生与缪先生的通信，题目就是“三皇五帝说探源”；这两封 信便是本文所引两先生论著的前身），他那段“三皇”略论（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三皇之传说与帝皇之 混合）简直就是本文十万言考證的缩影；在本文未出世以前，是要让它独霸“三皇问题”的论坛的。至 著者们的这篇十万言的论文，详博得未曾有，当然无疑地更是本问题的一个最后的大结帐！（本文与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都是由颉刚师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改编成的。那讲义是民国十八年度 所编，並记於此。） 二十四，十二，五，童书业。 -------------------------------------------------------------------------------- 请读片断： 可是，历史的压力总是重的。西汉一代，太一的权威何等强大王莽纵费力立出新系统来，究竟摆 脱不了这个习惯，所以在他的传中又有下列数事： 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鷩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 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 天之下，迄於四表，靡所不至！”（传中，始建国元年） 六年（天凤）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 图曰：‘太一、黄帝皆僊上天，张乐崑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 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传下） 七月（地皇元年），大风，毁王路堂。复下书曰：……昔符命文‘立安为新迁王；临国雒阳，为统 义阳王。……伏念紫阁图文’，‘太一、黄帝皆得瑞以僊，后世褒主当登终南山’。所谓‘新迁王’者，乃 太一新迁之后也。‘统义阳王’，乃用五统，以礼义登阳，上迁之后也。……其立安为新迁王，临为统 义阳王，几以保全二子。……”（传下） 这第一则五威将帅的制度即是武帝时泰一壇的制度。第二、三则所述紫阁图文，谓太一与黄帝皆仙而 上天，与武帝时公卿所述泰帝事相近，太一亦人王，且在黄帝前。即此可证泰帝即是太一。而太一的 神人之邮，也给紫阁图打通了。 一四太一的消失 太一和三皇好像是迴避似的。当太一势力高张时，不听得有人提起三皇；到王莽时，三皇又擡头 了，太一卻渐渐退让，终至於隐去了。但这是偶然的一件事，並非太一与三皇有一起一伏的必然关係。 要明白它的原因，须把武帝以后的泰畤情况先看一下。 汉书郊祀志记宣帝时事，云： 十二年（元康四年，前六二），乃下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 之祠阙而不亲，十有馀年，朕甚懼焉。朕亲饬躬齐戒，亲奉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 明年（前六一）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 作诗歌。其三月，祠后土。 汉书宣帝纪神爵四年（前五八）： 春二月，诏曰：“迺者凤皇甘露降集京师，嘉瑞並见，修兴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祉 福。……齐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错，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从四方来集于坛。上帝 嘉饗，海内承福。其赦天下！”

周易注疏

作者：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余培德点校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2004

简介：本书分为上下两册，《周易正义》的后世传本甚多，或题为《周易注疏》，或题为《周易兼义》。但根据书前作者自序及《旧唐书》、《新唐书》，可知《周易正义》应是最初的书名。竭力排除了南北朝时期以佛、道等玄学思想解《易》的各种学说，对北朝象数学派易所取亦不多。主要对王、韩的注释进行了疏解，并根据汉唐之间的义理派易学对王、韩二人的易学加以补充和订正。

Form - the making of design

作者：  胡飞，卢世主编译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简介：《德国Form杂志精华版·形》内容简介：看到这样一个题目，读者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易·系辞上》中的一句名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道”指的是儒，墨、道各家心目中所认定的，那能够统摄宇宙、世界以及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中国古代社会中评判器物设计制造的基本原则和标准也直接来源于此，如儒家讲礼治、讲仁义道德，因而器物取舍标准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道德进步密切相关；墨家讲兼爱、讲尚同，因而特别强调器物的实际功用和利民价值。从现代设计的视角解读，“道”指“器”所表达的思想观念及其体现出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理性，“器”是把“道”应用于实际而制造出来的产品。 那么“形”又指什么呢？形、道、器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一疏》中解释道“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形是物质，道是从形中抽象出来的规律，因而道在上，形在下；器是道的具体化和形的实际应用，因而形在上，器在下。

禹贡:半月刊

作者：  顾颉刚等主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2010

简介：《禹贡（半月刊）（套装全11册）》内容主要包括：《禹贡（半月刊）（1）》、《禹贡（半月刊）（2）》、《禹贡（半月刊）（3）》、《禹贡（半月刊）（4》、《禹贡（半月刊）（5）》、《禹贡（半月刊）（6）》、《禹贡（半月刊）（7）》、《禹贡（半月刊）（8）》、《禹贡（半月刊）（9）》、《禹贡（半月刊）（10）》和《禹贡（半月刊）（11）》。 　　《禹贡（半月刊）（套装全11册）》是《尚书》（一作《书经》，简称《书》）中的一篇。汉马融说： “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①唐孔颖达说： “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方史料集，保存了上古部落活动的历史文件和政史论文，是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尚书》相传由孔子所测定，实际上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禹贡》篇者，历代学者一般设为贡赋之法。其说导源于是书“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汉孔安国就“任土作贡”释作“禹制九州贡法”。后之学者注释大致类此。本篇既以浚川——治水为主，而贡赋仅占很小份量（在全文257个短句1193字中，直接间接说贡赋者不过57句299字，所占比重较小），所以不能看作贡赋的文献。今天看来，它其实是上古人类对天下的认识。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保留了非常重要的远古地理资料，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也可见上古中国人活动的区域。

《毛诗》郑王比义发微

作者：  史应勇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2016年07月

简介：

本书是大型系列丛书“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的“古学纵横”系列之一种。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二千多年来，国人诵读和解读《诗经》的方法论取向和观念取向并不相同。孔颖达说“诗迹所用，随运而移”。这种“随运而移”是中国人思想观念发展史和学术史重要却有些隐而不彰的证据和参照系。本书《〈毛诗〉郑王比义发微》正是想要发现并表彰这种“随运而移”的轨迹。本书选择的切入点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场公案——“郑王之争”。

东汉末年，郑玄整合了两汉纷繁复杂、歧义百出的经学诠释，成为中世纪中国经学史上一位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宗师。然而，郑玄辞世后不久，中国的经学诠释领域又出现一位著名的经学家——王肃。王肃本来“自幼习郑学”，可成年以后却越来越觉得郑玄这位前辈对于儒家经典的系统诠释有漏洞、有误解，于是向这位前辈权威发起挑战，重新遍注群经。在魏晋南北朝的几百年间，郑玄与王肃的经学诠释之争是一个文化热点事件，许多重要事件与此关联，许多重要人物卷入其中，甚至在官学中每一经都是郑、王并立。这就是中国经学史上著名的“郑王之争”。

对《诗经》的诠释，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四家中，《毛诗》学后来居上，加之其他三家后来都失传了，于是《毛诗》成了中国《诗经》学历史最悠久的一个解释学原则。然而，郑玄笺《诗》名曰宗毛为主；王肃重新遍注群经，与郑氏相抗衡，却也号称“申毛”。郑、王均以毛义为尊，却形成一对《诗》学劲敌。这是《诗经》诠释学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

郑、王诠释《诗经》的不同之处，至少有以下两点：（1）郑玄笃信谶纬并以之解经，王肃则不以谶纬解经。（2）郑玄“泥迹寻情，辄见拘失”，“然《诗》教温柔敦厚，在情不在迹”，“王肃因情推说，多得诗人本旨。”

本书将目光聚焦于《毛诗》的郑、王诠释争议，从历代的各种典籍中全面分析了郑、王之争的历史、学术渊源，并有个人独到的见解。

中国哲学史

作者：  胡适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2017年10月

简介：
国学大师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近百年来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好评，再版数十次，销量极为可观。胡适先生是白话文的倡导者，其著作大多通俗易懂，本书可谓是一套中国*通俗的中国哲学史。本套《中国哲学史》对应着先秦、中古、近代哲学三个分期分为上中下三册。本套《中国哲学史》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并称为中国哲学史上并蹄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近代化、通俗化有开创之功。因此，《中国哲学史》可谓先生的定鼎之作。也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目录】

（上）
*篇导 言 /1
第二篇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 /21
*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 /22
第二章那时代的思潮（诗人时代） /28

第三篇老 子 /31
第四篇孔 子 /47
*章孔子略传 /48
第二章孔子的时代 /51
第三章《易》 /56
第四章正名主义 /66
第五章一以贯之 /75

第五篇孔门弟子 /87
第六篇墨 子 /103
*章墨子略传 /104
第二章墨子的哲学方法 /110
第三章三表法 /115
第四章墨子的宗教 /119
第七篇杨 朱 /127
第八篇别 墨 /135
*章墨辩与别墨 /136
第二章墨辩论知识 /141
第三章论辩 /148
第四章惠施 /166
第五章公孙龙及其他辩者 /172
第六章墨学结论 /183

第九篇庄 子 /187
*章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188
第二章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197

第十篇荀子以前的儒家 /207
*章《大学》与《中庸》 /208
第二章孟子 /215
第十一篇荀子 /225

*章荀子 /226
第二章天与性 /230
第三章心理学与名学 /240

第十二篇古代哲学的终局 /253
*章西历前三世纪之思潮 /254
第二章所谓法家 /268
第三章古代哲学之中绝 /284

……
目录（下）

*篇 近 世 哲 学 /1
第二篇 理 学 时 期 /5
*章周敦颐 /6
第二章邵雍 /9
第三章 程颢 /19
第四章 程颐 /28
第五章 朱子 /31
第三篇 反理学时期 /55
*章顾炎武 /56
第二章 颜元 /60
第三章 费经虞与费密 /68
第四章 李塨 /99
第五章 戴震 /104
第六章吴稚晖 /204
第四篇 清代思想史 /225
第五篇 论科学 /237
*章科学的人生观 /238
第二章 格致与科学 /243
第三章实验主义 /245
第四章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 /249

第三篇 老子


一、老子略传

老子的事迹，已不可考。据《史记》所说，老子是楚国人（《礼记 •曾
子问 •正义》引《史记》作陈国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史记》
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乃是后人据《列仙传》妄改的。

《索隐》云：“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也。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王念孙《读书杂志》三之四引《索隐》此节，又《经典释文 •序录》、《文选注》、《后汉书 •桓帝纪》注，并引《史记》云老子字聃。可证今本《史记》所说是后人伪造的。后人所以要说老子字伯阳父者，因为周幽王时有个太史伯阳，后人要合两人为一人，说老子曾做幽王的官，当孔子生时，他已活了二百五十岁了）。他曾做周室“守藏室之史”。《史记 •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孔子曾见过老子。这事不知在于何年，但据《史记》，孔子与南宫敬叔同适周。又据《左传》，孟僖子将死，命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从孔子学礼（昭七年）。孟僖子死于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清人阎若璩因《礼记 •曾子问》孔子曰：“昔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遂推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巳时，日食，恰入食限。阎氏因断定孔子适周见老子在昭公二十四年，当孔子三十四岁（《四书释地续》）。这话很像可信，但还有可疑之处：一则《曾子问》是否可信；二则南宫敬叔死了父亲，不到三个月，是否可同孔子适周；三则《曾子问》所说日食，即便可信，难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的日食。但无论如何，孔子适周，总在他三十四岁以后，当西历纪元前 518年以后。大概孔子见老子在三十四岁（西历前 518年，日食）与四十一岁（定五年，西历前 511年，日食）之间。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 570年左右。老子死时，不知在于何时。《庄子 •养生主》篇明记老聃之死。《庄子》
这一段文字决非后人所能假造的，可见古人并无老子“入关仙去”、“莫知所终”的神话，《史记》中老子活了“百有六十余岁”、“二百余岁”的话，大概也是后人加入的。老子即享高寿，至多不过活了九十多岁罢了。上文说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何以又称老子呢？依我看来，那些“生而皓首，故称老子”的话，固不足信（此出《神仙传》，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用之）；“以其年老，故号其书为《老子》 ”（《高士传》）也不足信。我以为“老子”之称，大概不出两种解说：
（一）“老”或是字。春秋时人往往把“字”用在“名”的前面，例
如叔梁（字）纥（名），孔父（字）嘉（名），正（字）考父（名），孟明（字）视（名），孟施（字）舍（名），皆是。《左传》文十一年、襄十年，《正义》都说：“古人连言名字者，皆先字后名。”或者老子本名聃，字耳，一字老（《老训寿考》，古多用为名字者，如《檀弓》晋有张老，《楚语》楚有史老）。古人名字同举，先说字而后说名，故战国时的书皆称老聃（王念孙《春秋名字解诂》及《读书杂志》俱依《索隐》说，据《说文》：“聃，耳曼也。”《释名》耳字聃之意。今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聃字下引汉《老子铭》云：“聃然，老旄之貌也。”又《礼记 •曾子问》注：
“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是聃亦有寿考之意，故名聃，字老。非必因其寿考而后称之也）。此与人称叔梁纥、正考父，都不举其姓氏，正同一例。
又古人的“字”下可加“子”字、“父”字等字，例如孔子弟子冉求字有，可称“有子”（哀十一年《左传》），故后人又称“老子”。这是一种说法。
（二）“老”或是姓。古代有氏姓的区别。寻常的小百姓，各依所从来为姓，故称“百姓”、“万姓”。贵族于姓之外，还有氏，如以国为氏、以
官为氏之类。老子虽不曾做大官，或者源出于大族，故姓老而氏李，后人不懂古代氏族制度，把氏姓两事混作一事，故说“姓某氏”，其实这三字是错的。老子姓老，故人称老聃，也称老子。这也可备一说。这两种解说，都可通，但我们现今没有凭据，不能必定那一说是的。
二、老子考
今所传老子的书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这书原本是一种杂记体的书，没有结构组织。今本所分篇章，决非原本所有。其中有许多极无道理的分断（如二十章首句“绝学无忧”当属十九章之末，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两句为同等的排句）。读者当删去某章某章等字，合成不分章的书，然后自己去寻一个段落分断出来（元人吴澄作《道德真经注》，合八十一章为六十八章。中如合十七、十八、十九为一章，三十、三十一为一章，六十三、六十四为一章，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为一章，皆极有理，远胜河上公本）。又此书中有许多重复的话和许多无理插入的话，大概不免有后人妄加妄改的所在。今日*通行的刻本，有世德堂的河上公章句本，华亭张氏的王弼注本，读者须参看王念孙、俞樾、孙诒让诸家校语（章太炎极推崇《韩非子》《解老》、《喻老》两篇。其实这两篇所说，虽偶有好的，大半多浅陋之言。如解“攘臂而仍之”、“生之徒十有三”、“带利剑”等句，皆极无道理。但这两篇所据《老子》，像是古本，可供我们校勘参考）。

三、革命家之老子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看他对于当时政治的评判道：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四段都是很激烈的议论。读者试把《伐檀》、《硕鼠》两篇诗记在心里，
便知老子所说“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是以饥”的话，乃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更回想《苕之华》诗“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话，便知老子所说“民不畏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的话，也是当时的实在情形。人谁不求生？到了“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时候，束手安分也是死，造反作乱也是死，自然轻死，自然不畏死了。还有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也是当时政治的反动。凡是主张无为的政治哲学，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动。因为政府用干涉政策，却又没干涉的本领，越干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种反动，主张放任无为。欧洲十八世纪的经济学者政治学者，多主张放任主义，正为当时的政府实在太腐败无能，不配干涉人民的活动。老子的无为主义，依我看来，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不配有为，偏要有为；不配干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上篇所引《瞻卬》诗说的：“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说之。”那种虐政的效果，可使百姓人人有“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的感想（老子尤恨当时的兵祸连年，故书中屡攻击武力政策。如“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皆是）。故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
老子对于那种时势，发生激烈的反响，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
他说：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所以他主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
贼无有！
这是*的破坏主义。他对于国家政治，便主张*的放任。他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河上公注：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
挠，恐其糜也）。

又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说：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乃也）。犹兮其贵言（贵言，不轻易其言也。所谓“行不言之教”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的放任无为，要使功成事遂，百姓还以为全是自然应该如此，不说是君主之功。故“太上，下知有之”，是说政府完全放任无为，百姓的心里只觉得有个政府的存在罢了；实际上是“天高皇帝远”，有政府和无政府一样。“下知有之”，《永乐大典》本及吴澄本皆作“不知有之”；日本本作“下不知有之”，说此意更进一层，更明显了。
我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学思想不是悬空发生的。有些人说，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以为人类目睹宇宙间万物的变化生灭，惊叹疑怪，要想寻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故产生哲学。这话未必尽然。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人类见日月运行，雷电风雨，自然生惊疑心。但他一转念，便说日有日神，月有月神；雷有雷公，电有电母；天有天帝，病有病魔；于是他的惊疑心，便有了满意的解释，用不着哲学思想了。即如希腊古代的宇宙论，又何尝是惊疑的结果？那时代欧亚非三洲古国，如埃及、巴比伦、犹
太等国的宗教观念和科学思想，与希腊古代的神话宗教相接触，自然起一
番冲突，故发生“宇宙万物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泰尔史（Thales）[1]的惊奇心忽然劈空提出这个哲学问题的。在中国的一方面，*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破坏混乱了，政治的组织不但不能救补维持，并且呈现同样的腐败纷乱。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但是老子若单有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说，也还算不得根本上的解决，也还算不得哲学。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着想，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遂为中国哲学的始祖。他的政治上的主张，也只是他的根本观念的应用。如今说他的根本观念是什么。

四、老子论天道

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老子以前的天道观念，都把天看作一个有意志，有知识，能喜能怒，能作威作福的主宰。试看《诗经》中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又屡说“帝谓文王”（《皇矣》），是天有意志。“天监在下”、“上帝临汝”（《大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临观四方，求民之莫”（《皇矣》），是天有知识。“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正月》），“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板》），是天能喜怒。“昊天不佣，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节南山》）；
“天降丧乱，降此蟊贼”（《桑柔》）；“天降丧乱，饥馑荐臻”（《云汉》），是天能作威作福。老子生在那种纷争大乱的时代，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以为若有一个有意志知觉的天帝，决不致有这种惨祸。万物相争相杀，人类相争相杀，便是天道无知的证据。故老子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这仁字有两种说法：*，仁是慈爱的意思。这是*明白的解说。王弼说：“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

[1]　即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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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各适其所用。”这是把不仁作无有恩意解。第二，仁即是“人”的意思。《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刘熙《释名》说：“人，仁也；仁，生物也”。不仁便是说不是人，不和人同类。古代把天看作有意志，有知识，能喜怒的主宰，是把天看作人同类，这叫做天人同类说（ Anthropomorphism）。老子的“天地不仁”说，似乎也含有天地不与人同性的意思。人性之中，以慈爱为*普通，故说天地不与人同类，即是说天地无有恩意。老子这一个观念，打破古代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打破古代的天人同类说，是老子的天道观念的消极一方面。再看他的积极的天道论：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老子的*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这个道的作用，是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自是自己，然是如
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谢著《中国哲学史》云，“自然者，究极之谓也”不成话）。老子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的作用，只是万物自己的作用，故说“道常无为”。但万物所以能成万
物，又只是一个道，故说“而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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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无

老子是*先发见“道”的人。这个“道”本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太微妙了，不容易说得明白。老子又从具体的方面着想，于是想到一个“无”字，觉得这个“无”的性质、作用，处处和这个“道”*相像。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无即是虚空。上文所举的三个例，一是那车轮中央的空间，二是器皿的空处，三是窗洞门洞和房屋里的空处。车轮若无中间的圆洞，便不能转动；器皿若无空处，便不能装物事；门户若没有空洞，便不能出入；房屋里若没有空处，便不能容人。这个大虚空，无形、无声；整个的不可分断，却又无所不在；一切万有若没有他，便没有用处。这几项性质，正合上文所说“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形容。所以
老子所说的“无”与“道”简直是一样的。所以他既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方面又说：

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与无同是万物的母，可见道即是无，无即是道。大概哲学观念初起的时
代，名词不完备，故说理不能周密。试看老子说“吾无以名之”，“强名之”，可见他用名词的困难。他提出了一个“道”的观念，当此名词不完备的时代，形容不出这个“道”究竟是怎样一个物事，故用那空空洞洞的虚空，来说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却不知道“无”是对于有的名词，所指的是那无形体的空洞，如何可以代表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只因为老子把道与无看作一物，故他的哲学都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庄子便不如此。老庄的根本区别在此）。
老子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且看他怎样说这无中生有的道理。老子说：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曒，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又说：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这也可见老子寻相当名词的困难。老子既说道是“无”，这里又说道不是“无”。乃是“有”与“无”之间的一种情境，虽然看不见、听不着、摸不到，但不是完全没有形状的。不过我们不能形容他，又叫不出他的名称，只得说他是“无物”；只好称他做“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只好称他做“恍惚”。这个“恍惚”，先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故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后来忽然从无物之象变为有物，故说“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便是“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历史（论象字参看下文第四篇第三章）。

六、名与无名

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名实之争。老子是*初提出这个
问题的人。他说：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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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本原作说。今刊本作阅，乃后人所改）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王本今作状。原本似作然）哉？以此。
这一段论名的原起与名的功用。既有了法象，然后有物。有物之后，于是发生知识的问题。人所以能知物，只为每物有一些精纯的物德，*足代表那物的本性（《说文》：“精，择也。”择其特异之物德，故谓之精。真字古训诚、训天、训身，能代表此物的特性，故谓之真），即所谓“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些物德，如雪的寒与白，如人的形体官能，都是极可靠的知识上的信物。故说“其中有信”（《说文》：“信，诚也。”又古谓符节为信）。这些信物都包括在那物的“名”里面。如说
“人”便可代表人的一切表德；说“雪”，便可代表雪的一切德性。个体的事物尽管生死存灭，那事物的类名，却永远存在。人生人死，而“人”名
常在；雪落雪消，而“雪”名永存。故说“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众甫即是万物。又说：“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此字指“名”。我们所以能知万物，多靠名的作用。

老子虽深知名的用处，但他又极力崇拜“无名”。名是知识的利器，老子是主张绝圣弃智的，故主张废名。他说：

道可道，非常道（俞樾说常通尚；尚，上也）。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
以观其徼（常无常有，作一顿。旧读两欲字为顿，乃是错的）。

老子以为万有生于无，故把无看得比有重。上文所说万物未生时，是一种“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故说“无名天地之始”。后来有象有信，然后可立名字，故说“有名万物之母”。因为无名先于有名，故说可道的道，不是上道；可名的名，不是上名。老子又常说“无名之朴”的好处。无名之朴，即是那个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老子说：
道常（常，尚也）无名朴（五字为句，朴字旧连下读，似乎错了）。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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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相合以降甘露（此八字既失韵，又不合老子哲学，疑系后人加入的话）。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之（王弼今本之作止。下句同。今依河上公本改正。之止古文相似，易误）。知之所以不治。（王弼本所作可，治字各本皆作殆。适按王弼注云：“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细看此注，可见王弼原本作“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若作知止，则注中所引叔向谏子产的话，全无意思。注中又说“任名则失治之母”，可证殆本作治。注末殆字同。后世妄人因下文四十四章有“知止不殆”的话，遂把此章也改成“知止可以不殆”。又乱改王注知之为知止，所以不治为所以不殆，却忘了“失治之母”的治字，可以作证。不但注语，全文可作铁证也。）
这是说*的道是那无名朴。后来制有名字（王弼训始制为“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似乎太深了一层），知识遂渐渐发达，民智日多，作伪行恶的本领也更大了。大乱的根源，即在于此。老子说：

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即是上文“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的注脚。
老子何以如此反对智识呢？大概他推想当时社会国家种种罪恶的根源，都由于多欲。文明程度越高，知识越复杂，情欲也越发展。他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
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这是攻击我们现在所谓文明文化。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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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读现）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这一段是老子政治哲学的根据。老子以为一切善恶、美丑、贤不肖，都是对待的名词。正如长短、高下、前后，等等。无长便无短，无前便无后，无美便无丑，无善便无恶，无贤便无不肖。故人知美是美的，便有丑的了；知善是善的，便有恶的了；知贤是贤的，便有不肖的了。平常那些赏
善罚恶，尊贤去不肖，都不是根本的解决。根本的救济方法须把善恶美丑贤不肖一切对待的名词都销灭了，复归于无名之朴的混沌时代，须要常使民无知无欲。无知，自然无欲了。无欲，自然没有一切罪恶了。前面所引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也都是这个道理。他又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欲是名词，谓情欲也），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老子所处的时势，正是“化而欲作”之时。故他要用无名之朴来镇压。所
以他理想中的至治之国，是一种：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什是十倍，伯是百倍。文明进步，用机械之力代人工。一车可载千斤，一船可装几千人。这多是什伯人之器。下文所说“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正释这一句）。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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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无名”一个观念的实际应用，这种学说，要想把一切交通的利器，
守卫的甲兵、代人工的机械、行远传久的文字……等等制度文物，全行毁除。要使人类依旧回到那无知无欲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

七、无为

本篇第三节说老子对于社会政治有两种学说：一是毁坏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张*放任无为的政策。*说的根据，上节已说过。如今且说他的无为主义。他把天道看作“无为而无不为”，以为天地万物，都有一个独立而不变、周行而不殆的道理，用不着有什么神道作主宰，更用不着人力去造作安排。老子的“天道”，就是西洋哲学的自然法（ Law of Nature或译“性法”非。）日月星的运行，动植物的生老死，都有自然法的支配适合。凡深信自然法*有效的人，往往容易走到*的放任主义。如
18世纪的英法经济学者，又如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的政治学说，都以为既有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何必要政府来干涉人民的举动？老子也是如此。他说：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
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这是说“自然法”的森严。又说：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
者，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这个“司杀者”，便是天，便是天道。违背了天道，扰乱了自然的秩序，
自有“天然法”来处置他，不用社会和政府的干涉。若用人力去赏善罚
恶，便是替天行道，便是“代司杀者杀”。这种代刽子手杀人的事，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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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大匠斫木头，不但无益于事，并且往往闹出乱子来。所以说：“民之难
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所以又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他主张一切放任，一切无为。“损之又损，以
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

八、人生哲学

老子的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殊未当）和他的政治哲学相同，也
只是要人无知无欲。详细的节目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他说：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
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
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
于人而贵食母。

别人都想要昭昭察察的知识，他却要那昏昏闷闷的愚人之心。此段所说的
“贵食母”，即是前所引的“虚其心，实其腹”。老子别处又说“圣人为腹
不为目”，也是此意。老子只要人肚子吃得饱饱的，做一个无思无虑的愚
人；不愿人做有学问知识的文明人。这种观念也是时势的反动。《隰有苌
楚》的诗人说：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老子的意思，正与此相同。知识愈高，欲望愈难满足，又眼见许多不合意
的事，心生无限烦恼，倒不如无知的草木，无思虑的初民，反可以混混沌
沌，自寻乐趣。老子常劝人知足。他说：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罪莫大于可欲（孙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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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按，《韩诗外传》引可欲作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

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但是知足不是容易做到的。知识越开，越不能知足。故若要知足，除非毁
除一切知识。
老子的人生哲学，还有一个重要观念，叫做“不争主义”。他说：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

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

之争。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胜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

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这种学说，也是时势的反动。那个时代是一个兵祸连年的时代，小国不
能自保，大国又争霸权不肯相下。老子生于这个时代，深知武力的竞
争，以暴御暴，只有更烈，决没有止境。只有消极的软工夫，可以抵抗
强暴。狂风吹不断柳丝，齿落而舌长存，又如*柔弱的水可以冲开山
石，凿成江河。人类交际，也是如此。汤之于葛，太王之于狄人，都是
用柔道取胜。楚庄王不能奈何那肉袒出迎的郑伯，也是这个道理。老子
时的小国，如宋，如郑，处列强之间，全靠柔道取胜。故老子提出这个
不争主义，要人知道柔弱能胜刚强；要人知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
与之争”。他教人莫要“为天下先”，又教人“报怨以德”。他要小国下
大国，大国下小国。他说暂时吃亏忍辱，并不害事。要知“物或损之而
益，或益之而损。……强梁者不得其死”。这句话含有他的天道观念。他
深信“自然法”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故一切听其自然，物或损之
而益，或益之而损，都是天道之自然。宇宙之间，自有“司杀者杀”，故
强梁的总不得好死。我们尽可逆来顺受，且看天道的自然因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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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庄  子



*章 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一、庄子略传

庄子一生的事迹，我们不甚知道。据《史记》，庄子名周，是蒙人。曾作蒙漆园吏。《史记》又说他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我们知道他曾和惠施往来，又知他死在惠施之后。大概他死时当在西历纪元前275年左右，正当惠施、公孙龙两人之间。
《庄子》书，《汉书•艺文志》说有五十二篇。如今所存，只有三十三篇。共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其中内篇七篇，大致都可信。但也有后人加入的话。外篇和杂篇便更靠不住了。即如《胠箧篇》说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自田成子到齐亡时，仅得十二世（此依《竹书纪年》。若依《史记》，则但有十世耳）。可见此篇决不是庄子自己做的。至于《让王》、《说剑》、《盗跖》、《渔父》诸篇，文笔极劣，全是假托。这二十六篇之中，至少有十分之九是假造的。大抵《秋水》、《庚桑楚》、《寓言》三篇*多可靠的材料。《天下》篇是一篇绝妙的后序，却决不是庄子自作的。其余的许多篇，大概都是后人杂凑和假造的了。
《庄子•天下》篇说：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释文》云：稠音调，本亦作调）。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这一段评论庄子的哲学，*为简切精当。庄子的学说，只是一个“出世主义”。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中国古代的出世派哲学至庄子始完全成立。我们研究他的哲学，且先看他的根据在什么地方。

二、万物变迁的问题

试看上文引的《天下》篇论庄子哲学的*段便说：“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可见庄子哲学的起点，只在一个万物变迁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前的人也曾研究过。老子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便是老子对于这问题的解决。孔子的“易”便是孔子研究这问题的结果。孔子以为万物起于简易而演为天下之至赜，又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便是孔子的进化论。但是老子、孔子都不曾有什么完备周密的进化论，又都不注意生物进化的一方面。到了墨子以后，便有许多人研究“生物进化”一个问题。《天下》篇所记惠施、公孙龙的哲学里面，有“卵有毛”、“犬可以为羊”、“丁子有尾”诸条，都可为证。《墨子•经上》篇说“为”有六种：（一）存，（二）亡，（三）易，（四）荡，（五）治，（六）化。《经说上》解“化”字说：“龟买，化也。”买有变易之义。《经上》又说：“化，征易也。”《经说》解这条说：“化，若龟化为鹑。”征字训验，训证，是表面上的征验。“征易”是外面的形状变了。两条所举，都是“龟化为鹑”一例。此又可见当时有人研究生物变化的问题了。但是关于这问题的学说，*详细*重要的却在《列子》、《庄子》两部书里面。如今且先说《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三、《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列子》这部书本是后人东西杂凑的，所以这里面有许多互相冲突的议论。即如进化论，这书中也有两种。*种说：

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口，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

这一大段全是《周易•乾凿度》的话（张湛注亦明言此。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夫有形者”至“故曰易也”一段，亦言引《乾凿度》，不言出自《列子》也）。《乾凿度》一书决非秦以前的书，这一段定是后人硬拉到《列子》书中去的。我们且看那第二种进化论如何说法：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声之所生者，闻矣，而声声者未尝发。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尝显。味之所味者，尝矣，而味味者未尝呈。皆“无”为之职也。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短能长，能圆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宫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膻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列子•天瑞》）

“疑独”的疑字，前人往往误解了。《说文》有两个疑字：一个作，训“定也”（从段氏说）。一个作，训“惑也”。后人把两字并成一字。这段的疑字，如《诗经》“靡所止疑”及《仪礼》“疑立”的疑字，皆当作“定”解。疑独便是永远单独存在。
这一段说的是有一种“无”：无形、无色、无声、无味，却又是形声色味的原因；不生、不化，却又能生生化化。因为他自己不生，所以永久是单独的（疑独）。因为他自己不化，所以化来化去终归不变（往复）。这个“无”可不是老子的“无”了。老子的“无”是虚空的空处。《列子》书的“无”，是一种不生、不化，无形色声味的原质。一切天地万物都是这个“无”、“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结果。
既然说万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自然不承认一个主宰的“天”了。《列子》书中有一个故事，*足破除这种主宰的天的迷信。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噆肤，虎狼食肉，岂天本为蚁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说符》）

此即是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和邓析“天之于人无厚也”的意思。这几条都不认“天”是有意志的，更不认“天”是有“好生之德”的。《列子》书中这一段更合近世生物学家所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话。

四、《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庄子•秋水》篇说：

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

“自化”二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寓言》篇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并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
这条学说可与《至乐》篇的末章参看。《至乐》篇说：

种有几（几读如字。《释文》读居岂反，非也。郭注亦作几何之几解，亦非也），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蛙玭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此一节亦见《列子•天瑞》篇。惟《列子》文有误收后人注语之处，故更不可读。今但引《庄子》书文）

这一节，自古至今，无人能解。我也不敢说我懂得这段文字。但是其中有几个要点，不可轻易放过。（一）“种有几”的几字，决不作几何的几字解。当作几微的几字解。《易•系辞传》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正是这个几字。几字从，字从，本像生物胚胎之形。我以为此处的几字是指物种*初时代的种子，也可叫做原子。（二）这些种子，得着水，便变成了一种微生物，细如断丝，故名为。到了水土交界之际，便又成了一种下等生物，叫做蛙玭之衣（司马彪云：“物根在水土际，布在水中。就水上视之不见，按之可得。如张绵在水中。楚人谓之蛙玭之衣”）。到了陆地上，便变成了一种陆生的生物，叫做陵舃。自此以后，一层一层的进化，一直进到*等的人类。这节文字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如今虽不可细考了，但是这个中坚理论，是显而易见，毫无可疑的。（三）这一节的末三句所用三个“机”字，皆当作“几”，即是上文“种有几”的几字。若这字不是承着上文来的，何必说“人又反入于机”呢。用“又”字和“反”字，可见这一句是回照“种有几”一句的。《易•系辞传》“极深而研几”一句，据《释文》一本几作机。可见几字误作机，是常有的事。从这个极微细的“几”一步一步的“以不同形相禅”，直到人类；人死了，还腐化成微细的“几”，所以说：“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这就是《宣言》篇所说“始卒若环，莫得其伦”了。这都是天然的变化，所以叫做“天均”。
这种生物进化论，说万物进化，都是自生自化，并无主宰。所以《齐物论》借影子作比喻。影说：

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

郭象说这一段*痛快。他说：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返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焉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知北游》篇也说：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适按，非物下疑脱一耶字）。

西方宗教家往往用因果律来证明上帝之说。以为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从甲果推到乙因，从乙果又推到丙因，……如此类推，必有一个“*后之因”。那*后之因便是万物主宰的上帝。不信上帝的人，也用这因果律来驳他道：因果律的根本观念是“因必有果，果必有因”一条。如今说上帝是因，请问上帝的因，又是什么呢？若说上帝是“*后之因”，这便等于说上帝是“无因之果”，这便不合因果律了，如何还可用这律来证明有上帝呢！若说上帝也有因，请问“上帝之因”又以什么为因呢？这便是《知北游》篇说的“犹其有物也无已”。正如算学上的无穷级数，终无穷极之时，所以说是“无已”。可见万物有个主宰的天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了。

五、进化之故

生物进化，都由自化，并无主宰。请问万物何以要变化呢？这话《庄子》书中却不曾明白回答。《齐物论》说：“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这竟是承认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但是《庄子》书中却也有许多说话和这问题有关。例如《齐物论》说：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
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且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又如《秋水》篇说：

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不见邱山：言殊性也。

这两节似乎都以为万物虽不同形，不同才性，不同技能，却各各适合于自己所处的境遇。但《庄子》书中并不曾明说这种“适合”（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果否就是万物变迁进化的缘故。
这一层便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缺点。近世生物学者说生物所以变迁进化，都由于所处境遇（Environment）有种种需要，故不得不变化其形体机能，以求适合于境遇。能适合的，始能生存。不能适合，便须受天然的淘汰，终归于灭亡了。但是这个适合，有两种的分别：一种是自动的，一种是被动的。被动的适合，如鱼能游泳，鸟能飞，猿猴能升木，海狗能游泳，皆是。这种适合，大抵全靠天然的偶合，后来那些不能适合的种类都澌灭了，独有这些偶合的种类能繁殖，这便是“天择”了。自动的适合，是本来不适于所处的境遇，全由自己努力变化，战胜天然的境遇。如人类羽毛不如飞鸟，爪牙不如猛兽，鳞甲不如鱼鳖，却能造出种种器物制度，以求生存，便是自动的适合*明显的一例。《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所以说：

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天运》）

又说：

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秋水》）

又说：

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这是完全被动的、天然的生物进化论。




第二章 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上章所述的进化论，散见于《庄子》各篇中。我们虽不能确定这是庄周的学说，却可推知庄周当时大概颇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依我个人看来，庄周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与这种完全天然的进化论很有关系。如今且把这两项分别陈说如下。

一、庄子的名学

庄子曾与惠施往来。惠施曾说：“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但是惠施虽知道万物毕同毕异，他却爱和人辩论，“终身无穷”。庄周既和惠施来往，定然知道这种辩论。况且那时儒墨之争正烈，自然有许多激烈的辩论。庄周是一个旁观的人，见了这种争论，觉得两边都有是有非，都有长处，也都有短处。所以他说：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

“小成”是一部分不完全的；“荣华”是表面上的浮词。因为所见不远，不能见真理的全体；又因为语言往往有许多不能免的障碍陷阱，以致儒墨两家各是其是而非他人所是，各非其非而是他人所非。其实都错了。所以庄子又说：

辩也者有不见也。（《齐物论》）

又说：

大知闲闲（《简文》云：广博之貌），小知闲闲（《释文》云：有所闲别也）。大言淡淡（李颐云：同是非也。今本皆作炎炎。《释文》云：李作淡。今从之），小言詹詹（李云：小辩之貌）。（《齐物论》）

因为所见有偏，故有争论。争论既起，越争越激烈，偏见便更深了。偏见越争越深了，如何能分得出是非真伪来呢？所以说：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齐物论》）

这种完全的怀疑主义，和墨家的名学恰成反对。《墨辩•经上》说：

辩，争佊也。辩胜，当也。《经说》曰：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佊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

《经下》说：

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说》曰：谓，非谓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马）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辩胜便是当，当的终必胜：这是墨家名学的精神。庄子却大不以为然。他说你就胜了我，难道你便真是了，我便真不是了吗？墨家因为深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故造出许多论证的方法，遂为中国古代名学史放一大光彩。庄子因为不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所以他的名学的*步只是破坏的怀疑主义。
但是庄子的名学，却也有建设的方面。他说因为人有偏蔽不见之处，所以争论不休。若能把事理见得完全透彻了，便不用争论了。但是如何才能见到事理之全呢？庄子说：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

“以明”，是以彼明此，以此明彼。郭象注说：“欲明无是无非，则莫若还以儒墨反复相明。反复相明，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非非则无非，非是则无是。”庄子接着说：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这一段文字极为重要。庄子名学的精义全在于此。“彼”即是“非是”。“是”与“非是”表面上是*相反对的。其实这两项是互相成的。若没有“是”，更何处有“非是”？因为有“是”，才有“非是”。因为有“非是”，所以才有“是”。故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秋水》篇说：

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
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
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

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尧桀之自是而相非，即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的明例。“东”里面便含有“西”，“是”里面便含有“非是”。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彼是相反而实相生相成。所以《齐物论》接着说：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郭注：偶，对也。彼是相对而圣人两顺之。故无心者，与物冥而未尝有对于天下）。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这种议论，含有一个真理。天下的是非，本来不是永远不变的。世上无不变之事物，也无不变之是非。古代用人为牺牲，以祭神求福，今人便以为野蛮了。古人用生人殉葬，今人也以为野蛮了。古人以蓄奴婢为常事，如今文明国都废除了。百余年前，中国士夫喜欢男色，如袁枚的《李郎曲》，说来津津有味，毫不以为怪事，如今也废去了。西方古代也尚男色，哲学大家柏拉图于所著“一席话”（Symposium）也畅谈此事，不以为怪。如今西洋久已公认此事为野蛮陋俗了。这都是显而易见之事。又如古人言“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又说“不可一日无君”。如今便有大多数人不认这话了。又如古人有的说人性是善的，有的说是恶的，有的说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究竟谁是谁非呢？……举这几条，以表天下的是非也随时势变迁，也有进化退化。这便是庄子“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的真义。《秋水》篇说：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故曰：“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

这一段说是非善恶随时势变化，说得*明白。如今的人，只是不明此理，所以生在二十世纪，却要去摹仿那四千年前的尧舜；更有些人，教育二十世纪的儿童，却要他们去学做二三千年前的圣贤！
这个变化进化的道德观念和是非观念，有些和德国的海智尔相似。海智尔说人世的真伪是非，有一种一定的进化次序。先有人说“这是甲”，后有人说“这是非甲”，两人于是争论起来了。到了后来，有人说：“这个也不是甲，也不是非甲。这个是乙。”这乙便是甲与非甲的精华，便是集甲与非甲之大成。过了一个时代，又有人出来说“这是非乙”，于是乙与非乙又争起来了。后来又有人采集乙与非乙的精华，说“这是丙”。海智尔以为思想的进化，都是如此。今用图表示如下：

（1）
（2）
（3）

这是“甲”。
这是“非甲”。
这是“乙”

（4）
（5）
（6）

这是“非乙”
这是“丙”。
这是“非丙”。

（7）

这是“丁”。



这就是庄子说的“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
以上所说，意在指点出庄子名学的一段真理。但是庄子自己把这学说推到*，便生出不良的效果。他以为是非既由于偏见，我们又如何能知自己所见不偏呢？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齐物论》）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
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秋水》）

“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我们有限的知识，如何能断定是非？倒不如安分守己听其自然罢。所以说：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司马彪云：莛，屋梁也。楹，屋柱也。故郭注云：夫莛横而楹纵）。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齐物沦》）

这种理想，都由把种种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所以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既然都是天道，自然无论善恶好丑，都有一个天道的作用。不过我们知识不够，不能处处都懂得是什么作用罢了。“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四句是说无论什么都有存在的道理。既然如此，世上种种的区别，纵横、善恶、美丑、分合、成毁……都是无用的区别了。既然一切区别都归无用，又何必要改良呢？又何必要维新革命呢？庄子因为能“达观”一切，所以不反对固有社会；所以要“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他说：“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即是庸言庸行之庸，是世俗所通行通用的。所以说：“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既为世俗所通用，自然与世俗相投相得。所以又说：“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因即是“仍旧贯”；即是依违混同，不肯出奇立异，正如上篇所引的话：“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万物如此，是非善恶也是如此。何须人力去改革呢？所以说：

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

这种*“不谴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的守旧主义。

二、庄子的人生哲学

上文我说庄子的名学的结果，便已侵入人生哲学的范围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只是一个达观主义。达观本有多种区别，上文所说，乃是对于是非的达观。庄子对于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也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这种达观主义的根据，都在他的天道观念。试看上章所引的话：

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因为他把一切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又把天道看得太神妙不可思议了，所以他觉得这区区的我哪有作主的地位。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那《大宗师》中说子舆有病，子祀问他：“女恶之乎？”子舆答道：

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而乘之，岂更驾哉？……且夫物之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后来子来又有病了，子犁去看他，子来说：

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是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又说子桑临终时说道：

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我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这几段把“命”写得真是《大宗师》篇所说：“物之所不得遁。”既然不得遁逃，不如还是乐天安命。所以又说：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揖（一本作捐，一本作揖）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养生主》篇说庖丁解牛的秘诀只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八个字。庄子的人生哲学，也只是这八个字。所以《养生主》篇说老聃死时，秦失道：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安时而处顺”，即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都是乐天安命的意思。《人间世》篇又说蘧伯玉教人处世之道，说：

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这种话初看去好像是高超得很。其实这种人生哲学的流弊，重的可以养成一种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小人；轻的也会造成一种不关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痛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

三、结论

庄子的哲学，总而言之，只是一个出世主义。因为他虽然与世人往来，却不问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贫富……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要“正而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虽在人世，却和不在人世一样，眼光见地处处都要超出世俗之上，都要超出“形骸之外”。这便是出世主义。因为他要人超出“形骸之外”，故《人间世》和《德充符》两篇所说的那些支离疏、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哀骀它、趾支离无脤、瓮大瘿，或是天生，或由人刑，都是极其丑恶残废的人，却都能自己不觉得残丑，别人也都不觉得他们的残丑，都和他们往来，爱敬他们。这便是能超出“形骸之外”。《德充符》篇说：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

这是庄子哲学的纲领。他只要人能于是非、得失、善恶、好丑、贫富、贵贱……种种不同之中，寻出一个同的道理。惠施说过：“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庄子只是要人懂得这个道理，故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只是要人知道“万物皆一”四个大字。他的“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无成与毁”，……都只是说“万物皆一”。《齐物论》说：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我曾用一个比喻来说庄子的哲学道：譬如我说我比你高半寸，你说你比我高半寸。你我争论不休，庄子走过来排解道：“你们二位不用争了罢，我刚才在那埃菲尔塔上（Eiffel Tower在巴黎，高九百八十四英尺有奇，为世界*高塔）看下来，觉得你们二位的高低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何必多争，不如算作一样高低罢。”他说的“辩也者，有不见也”，只是这个道理。庄子这种学说，初听了似乎极有道理。却不知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世界上社会的维新，政治的革命，也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若依庄子的话，把一切是非同异的区别都看破了，说太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尧未必是，桀未必非。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国家世界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庄子是知道进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进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为人力全无助进的效能，因此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

周易入门

作者：  张善文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周易》这部书，充满了神秘色彩。 旧时江湖上卖卜的术士，常常高悬“文王神卦”的奇播，招徕一群群求问吉凶祸福的人们；至今仍存留一些老宅，门楣上尚可发现类似蜘蛛网状的八卦图案，以为驱邪纳福之用。《周易》真有这么神奇吗？ 前代的圣贤名哲，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开始，到汉魏六朝的孟喜、焦赣、京房、司马迁、班固、马融、郑玄、刘表、虞翻、王弼、阮籍，唐宋的孔颖达、李鼎祚、司马光、欧阳修、苏轼、邵雍、周敦颐、程颐、朱熹、杨万里，以及元明清以降的胡一桂、来知德、黄道周、李光地、陈梦雷、惠栋、张惠言、焦循等人，都孜孜不倦地探研《易》理，各有重要创获。历代朝廷以科举取士，均将《周易》冠于群经之首，士子学人遂视《周易》为必读之教科书。累积至今，诸家撰成传世的《周易》著述较群经为最多，而《易》学终亦成为一项精微奇妙的专门学问。《周易》果属如此精奥吗？ 朱熹曾经说过：“《周易》难读，它说一物并非真是一物，它是用卦象来喻示人生道理。”翻开《周易》，读者看到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八卦、六十四卦符号，以及晦涩艰深的卦辞、爻辞，初览之下，未免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无怪乎像朱子这样的大学问家在注解《周易》时也留下不少“阙疑”、“未详”之处。《周易》确实这样难读吗？ 万事开头难，读书入门难。笔者撰写此册文字，旨在针对基本的《易》学问题，叙谈有关研探《周易》的一些必备常识，帮助初学者寻求治《易》的正确途径。然撰者未敢自信读此书者必能即刻洞彻《易》理，此固非一朝一夕之功也；惟能缘此而渐悟读《易》要领，则笔者之愿足矣。 著名《易》学专家、本师黄寿棋教授曾审阅此书稿。学术沿承，渊源有自，虽一册小书，微不足道，然师恩实未可忘也，谨兹志之。

毛诗注疏

作者：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简介：《詩經》是周代至春秋時代詩歌的總集，由漢代毛亨作傳的稱為《毛詩》，漢代鄭玄曾加以箋注。到了唐代，孔穎達又為之作疏，稱為《毛詩正義》或《毛詩注疏》，後人將之列為《十三經注疏》之一。本次對《毛詩注疏》的標點校勘整理，以日本足利學校所藏的南宋劉叔剛一經堂刊刻的《毛詩注疏》為底本，此本是真正的宋刊十行本，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本子。參校本則博采眾書，如唐石經、阜陽詩經殘簡、《四部叢刊》影印宋刻巾箱單注本、嘉慶二十年阮元所刻注疏本等等，達數十種之多。校勘成果則撰成《校勘記》，附於每卷之後。

《毛诗大序》接受史研究——儒学文论进程与士大夫心灵变迁

作者：  郑伟　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5-4-1

简介：　　《毛诗大序》是一篇极重要的历史文献，对古代经学史和文学史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毛诗大序》参与到后世文化重建的过程中，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　　郑伟编著的这本《毛诗大序接受史研究－－儒学文论进程与士大夫心灵变迁》在厘清汉代诗经学基本问题与经世致用旨趣的基础上，将重点考察了魏晋六朝的文人身份观念与汉代诗教之间的对抗性效应、唐宋文化变革论视野下孔颖达诗经学的范式意义、宋代儒学文论与“诗经宋学”的独特气质、郑樵诗经学与明代七子派诗学的乐教文化底蕴、清初“诗史”论域中的“温柔敦厚”，以及朴学影响下的儒学文论的知识生产方式等问题。最后，重点考察了现代文学观念、现代诗经学观念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等问题与现代个人崛起、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及现代知识制度等方面的联系。

周易译注

作者：  周振甫译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1.4

简介：《周易》又称《易经》，不过《易经》也可指《周易》的卦爻辞，《周易》六十四卦，分为《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不包括《易传》，即《十翼》。因此称《周易》就可把经和传都包括进去。再说《周易》的名称来源较早，《周礼·春宫·大卜》里就称《周易》，历来有关《周易》的著作也大都称《周易》，如魏玉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的《周易正义》，唐李鼎祚撰集的《周易集解》，宋朱熹撰的《周易本义》，因此书名还是称《周易》。

礼记正义

作者：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简介：　　十三经是儒学的基本典藏，是中华传统中化中影响至深至关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舆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对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虽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虽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 　　《礼记正义（套装全3册）（竖排版）》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学习、研究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文献。汉代有郑玄作注，唐代有孔颖达为之正义，都是古人对《礼记》的注释，是今人阅读研究《礼记》的重要版本。今归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十三经注疏》，由吕友仁先生拟影印宋绍熙刻本《礼记正义（套装全3册）（竖排版）》校以品本，并将唐陆明《经典释文》中《礼记音义》，分别插入经、注各条之下，以方便读者。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周易》又称《易经》，不过《易经》也可指《周易》的卦爻辞，《周易》六十四卦，分为《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不包括《易传》，即《十翼》。因此，称《周易》就可把经和传都包括进去。再说《周易》的名称来源较早，《周礼·春官·大卜》里就称《周易》，历来有关《周易》的著作也大都称《周易》，如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的《周易正义》，唐李鼎祚撰集的《周易集解》，宋朱熹撰的《周易本义》，因《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周易译注》名还是称《周易》。

周易

作者：  [(商)姬昌著];宋祚胤注译

出版社：岳麓书社,2000

简介：任何一种事物都受环境条件制约，不首先弄清楚《周易》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要读懂它就有困难。传统说法是，伏牺画八卦，周文王把八卦演化为六十四卦，并写出卦辞和爻辞，是《周易》在西周初年成书。关于伏牺画卦，近人多不相信。“文王拘而演《周易》”，也只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考之于《尚书·周书》，并没有片言只字记载。相反，《大诰》却说“宁王惟卜用”。因此要说由文王写出一部在书的组成形式和语言资料方面都对古代筮书有所沿袭的《周易》就成为不可能，何况《周易》有不少爻辞都绝不能出于文王之手，更是《周易》不作于文王的证明。明夷六王“箕子之明夷 ”，是武王戴文王木主以观兵于孟津以后的事，文王不能事先知道。夹卦九四“牵羊悔亡”，是微子在武王伐纣灭商以后的事，文王也不能事先知道。履卦六五“武人为于大君”，是厉王末年的“伯和篡位立”(《竹书纪年》) ，就更不是文王所能知道的了。《周易》既然不是文王作的，传统的《周易》作于西周初年的说法就难以成立了。 近年有人提出《周易》写成于西周末年，值得重视，今论证如下。 《周易》语言与《尚书·周书》比较，要容易懂得多，不像《周书》那样艰深难读，例如屯卦六二“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损卦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到羊，无血” ，都与后来春秋时代书面语言接近，因此与其说成书于西周初年，不如说成书于西周末年。如上指出，“武人为于大君”是记载了厉王时候的事。但只凭这一条断定《周易》作于西周末年，论据还嫌不足。明夷九三有“于南狩 ”，升卦卦辞有“南征吉”，都是说要向南方楚国用兵，并希望取得胜利，应该是写在“昭王南征而不复v(《左传》僖公二年)。和“穆昔南征军不归 ”(韩愈诗)之后，其时已接近西周末年。再加上《周易》充满阴阳观念，它的六十四卦都是由阳爻和阴爻组成，但全书却还没有阴阳这两个词，要到宣王大臣虢文公才说“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国语·周语》)，因此《周易》成书不可能在宣王时候。上不能到昭王穆王，下不能到宣王，但又记载了有关厉王的大事，因此要说《周易》成书于西周末年，该可以讲得过去了。 《周易》是为什么写的?这是一个最值得研究的核心问题。《周易》大量提到王和大人、君子，并着重加以表现。坤卦六三和讼卦六三都有“或从王事”，师卦九二有“王三锡命”，比卦九五有“王用三驱”，随卦上六有 “王用亨于西山”，蛊卦上九有“不事王侯”，离卦上九有“王用出征”，家人卦九五有“王假有家”，蹇卦六二有“王臣蹇蹇”，益卦六二有“王用享于帝”，央卦卦辞有“扬于王庭”，萃卦卦辞有“王假有庙”，井卦九三有“王明，并受其福”，丰卦卦辞有“王假之”，涣卦卦辞有“王假有庙” ，九五有“涣王居”，王一共出现十六次。还有大人，在《周易》与王同义。乾卦九二和九五，讼卦卦辞，蹇卦卦辞和上六，萃卦卦辞和巽卦卦辞，都有“利见大人”，升卦卦辞有“用见大人”，否卦六二有“大人否”，九五有“大人吉”，困卦卦辞有“大人吉”，革卦九五有“大人虎变”，大人一共出现十二次。还有不少‘君子’也指王，例如同人卦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就是说有一个王在集合人众；革卦上六“君子豹变”，豹变犹言虎变，是君子就是大人。还有大君，在《周易》与王同义，出现三次，即师卦上六的“大君有命”，履卦六三的“武人为于大君”，和临卦六五的“大君之宜”。天子出现一次，即大有卦九三的“公用亨于天子 ”。这些应该可以说明，《周易》是为了西周一个王写的。但到底是哪一个王呢?从“于南狩”和“南征吉”看，不可能是昭王、穆王和他们以前的王，因为西周初年还没有向楚国用兵，而昭王、穆王用兵又都是失败。从“武人为于大君”看，不可能是写共王、懿王、孝王和夷王，因为他们在位时还没有出现这件事。从宣王时才开始有阴阳这一对词看，《周易》的王不可能是宣王，因为《周易》还没有这一对词。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断定，《周易》所写的王不能是厉王以前的王，也不能是厉王以后的王，而只能是厉王了。 《周易》为厉王而作，在有些卦也能看出苗头。例如把睽卦九二“遇主于巷”和九四“遇元夫”联系起来，就是说有一个大夫(元夫)在深宫永巷之中碰上了厉王(主)，是厉王受到武人囚禁的证明。再例如明夷卦初九“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就是说厉王在被流放到彘的道路中忍饥挨饿，稍有行动，就受到如同于主人的武人责骂。还例如旅卦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就是说有一个旅居异乡的人还掌握着齐斧(资斧应作齐斧，即黄钺)，也就是还掌握着天子用来指挥天下的黄钺，这就更非常明白地显示出被流放于彘而成为羁旅之人的是厉王了。 《周易》表现出作者希望厉王恢复王位，中兴西周的思想，乾卦九五的 “飞龙在天”，坤卦六五的“黄裳元吉”，是集中而鲜明的反映。这是由于对故国西周的热爱而流露出来的爱国思想。至于厉王是昏暗之君，不能寄托什么希望，作者也很知道，一个蛊卦就全是讲厉王有严重错误的。井卦九三 “井渫不食，为我心侧，王明，并受其福”(水井淘干净了却不去喝，使我心里难过，王如果英明，我们都会得到好处)，也是作者对厉王不能勤于政治的担心和昏聩不明的指责。旅卦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这个羁旅之人渺小得很，这是他遭受灾难的原因)，更严厉斥责了厉王不识大体，监谤专利，以致自取放逐的过失。至于西周的终难复兴，丰卦上六“丰其屋，薛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屋子很大，可是房里却像被草席子遮住那样昏暗，从门户中向里面看，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已经用比喻形象地指出；而西周将终于顶不住，会迁都到别处去，益卦六四“利用为依迁国”(用来作为依靠迁都的国家得到好处)，也明确地给揭示出来了。这些都说明，《周易》作者希望厉王复国中兴，无非是尽他的一片忠君爱国之心罢了。 《周易》作者为了帮助厉王复国中兴，提出了一些理论和方法，先从政治方面看。 一、策略战略：厉王要复国中兴，最要紧的是用武力赶走武人。其时厉王弱小，武人强大，要达到目的，就得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去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这些就是《周易》作者希望厉王采取的策略和战略，在不少卦都有表现，而以小过卦为最集中突出。小过卦卦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这些是说，应该居于小而不居于大，应该肯定下而不肯定上，才会以小胜大，以下克上而大吉。这就是要运用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去取得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的战略效果。 二、两手并用：对武人要讨伐，是武的一手。还要安抚，是文的一手。需卦上六“入于穴”，是说对武人要进行讨伐。比卦六二“比之自内”，是说对武人要加以安抚。需卦在前，比卦在后，显示出应该以武为主，以文为辅，二者要很好地结合起来。 三、宽大政策：讼卦九三“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是说武人与厉王打仗打败了，他领地内的人将不会受到牵连。这是《周易》作者提醒厉王要注意宽大政策，以分化瓦解武人内部。 四、严明赏罚：讼卦上九“或锡之擎带，终朝三褫之”，是告诉厉王，将领如果有功，就厚予赏赐，如果打败，就严加惩罚，以提高战斗力。 五、求贤相助：这在《周易》大都用男求女做比喻，如咸卦卦辞“取女吉”，家人卦卦辞“利女贞”等。 六、重视人民：同人卦卦辞“同人于野”和上九“同人于郊”，都是说要在广大范围内团结人民，讨伐武人。 七、注意德治：临卦卦辞“至于八月有凶”，是反对残暴政治。周历八月是夏历六月，正是骄阳似火，灼石流金的时候，用来比喻残暴政治是恰当的。上六“敦临”，是说要以宽厚为治，不能虐待人民。把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周易》作者要厉王在赶走武人以后，必须痛改前非，“为政以德” 。 八、进行改革：革卦九五“大人虎变”，是说改革将在厉王主持下进行 ，并取得很大成绩。鼎卦卦辞“元吉，亨”，是指出改革将使国家大吉，国运亨通。革卦和鼎卦的改革思想，是《周易》作者要厉王得到解脱后用来复兴西周的。 《周易》还有不少哲学思想，也服务于厉王的复国中兴。这些就是孚、中行、道和无为以及循环论。 孚在《周易》出现四十二次，以讲成“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中庸》第二十三章)的诚的为最多，也最重要。一个人只要有这种孚就“勿问元吉 ”(益卦九五，不用问都大为吉利)，或“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坎卦卦辞，只要内心有诚，就凡事顺利，所作所为都有很高成就)。这种孚服务于周厉王的复国中兴是明显不过的，而在《周易》作者心目中周厉王有这种孚是必然的，因为他是天子。 这种孚能使一个人所作所为恰到好处，如益卦六三的“有孚，中行”。中行就是中道，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具有这种品德的人当然不能遭到放逐，而应该君临天下了。《周易》的中行也是为厉王复国中兴服务的。 《周易》由孚生道，见于随卦九四“有孚在，道以明”。这是说有孚存在，道就彰明，是由孚生道的一种说法，在我国哲学发展史上是首创，并为周厉王政治服务。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是说走上大道的坦途，即使囚犯也会以合于正道而吉利。幽人指被幽禁的人，而厉王当时正好是一个被幽禁的人。他以得到道的帮助而贞吉，也就是得到道的帮助而解脱，从而道也就是帮助周厉王复国中兴的强大武器了。“履道坦坦”的道不是道路的道，是大道的道，因为囚犯走在道路上哪能贞吉，只有得到大道帮助才能贞吉。 《周易》有无为思想。大壮卦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是说小人 (武人)以力量欺人，君子(厉王)凭无为取胜(罔，无，指无为)，这是以武力与无为对比，来显示无为正确。小过卦九四“往厉，必戒，勿用，永贞”，是说搞过分了会有危险，一定要防止，只有无为，才永远正确。这是用过分与无为对比，来显示无为正确。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凭主观去为，全凭客观去为，无处不尊重实际，就无往而不利，也就是无不为了。《周易》的无为无不为是从与武人作斗争的策略和战略发展来的，因为柔弱取后，接近于无为，刚强得先，接近于无不为，以柔弱取后而刚强得先，就接近于无为而无不为了。无为也是《周易》作者要厉王用来与武人作斗争的武器，因为尊重客观是有助于取得胜利的。 《周易》创立了循环论。泰卦卦辞“小往大来”，是说阴去了阳会来，否卦卦辞“大往小来”，是说阳去了阴会来，合起来看，就是阴和阳在进行循环。这种理论用于一个王朝的盛衰，就是盛了以后会衰，。衰了以后还会盛，或盛或衰，循环不停。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就是说出现一群龙既没有为首的，也没有尾随的，用来比喻西周王朝的盛和衰将循环不停，“飞龙在天”以后就“亢龙有悔”，“亢龙有悔”以后还会“飞龙在天。”这样，厉王衰了还会盛，西周王朝衰了也还会盛，是《周易》作者所十分盼望的。但是如果按照循环论，那厉王还会衰下去，西周王朝也还会衰下去，这是《周易》作者所不乐意看到的。于是他在把循环论用于厉王或西周王朝的时候，就只从衰到盛，不再从盛到衰。否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 系于苞桑”，就是说恶劣命运将要终止(休)，厉王终归吉利，厉王会失掉江山社稷吗?厉王会失掉江山社稷吗?国命是像拴在一丛桑树上那样牢固的。这些说明了《周易》的循环论只有助于厉王和西周王朝从衰到盛，再不管从盛到衰，也就是只从“亢龙有悔”循环到”飞龙在天”，就凝定而不移。这样，《周易》的循环论就成为半截子循环论。不过《周易》毕竟还是创立了循环论，复卦卦辞的“反复其道”是作了明确表达的。 为了正确理解《周易》，必须摒弃两种错误的研究方法。 一、爻位说：爻位说是把一个卦的六个爻分成阳位和阴位，初、三、五 是阳位，二、四、六是阴位。阳爻居于阳位，阴爻居于阴位，是得位而吉，否则便是失位而凶。《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学书，内容错综复杂，现在却用人为的模式去套，怎么能不窒碍难通呢?例如恒卦九四“田无禽”(打猎没有得到鸟兽)，《小象》说：“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这是认为阳爻居于阴位就不吉利(九是阳爻，四是阴位)。大壮卦六五“丧羊于易”(由于马虎失掉了羊)，《小象》说：“‘丧羊于易’，位不当也。”这是认为阴爻居于阳位也不吉利(六是阴爻，五是阳位)。但通查《周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爻位说都讲不通。既济卦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是说由于用了小人，拖延了胜利时间，不能说阳爻以得位而吉。未济卦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是说君子以正确吉利，没有悔恨，还前途广阔，是由于内心有诚，不能说阴爻以失位而凶。在爻位说基础上附会起来的有相应说，即初爻与四爻相应，二爻与五爻相应，三爻与上爻相应。阳爻与阴爻，阴爻与阳爻相应，是顺应而吉；阳爻与阳爻，阴爻与阴爻相应，是敌应而凶。这些与《周易》也不相合。恒卦《彖传》：“刚柔皆应，恒，恒，亨。”是说初六与九四相应，九二与六五相应，九三与上六相应。相应的或者是阴爻与阳爻，或者是阳爻与阴爻，都以顺应而吉。艮卦《彖传》： “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说初六与六四相应，六二与六五相应，九三与上九相应，相应的或者是阴爻与阴爻，或者是阳爻与阳爻，都以敌应而凶。这些是否合于《周易》实际?恒卦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上六“振恒，凶”，都明明是凶不是吉，要说以顺应而吉，没有根据。艮卦初六“艮其趾，无咎”，六四“艮其身，无咎”，都明明是吉不是凶，要说以敌应而凶，也没有根据。《周易》本身证明相应说也是不符合《周易》实际的。在爻位说基础上附会起来的还有得中说。所谓中，是指内外卦的中爻，即内卦的二，外卦的五。以阴爻居于二，就既得中，又得正，以阳爻居于五，也既得中，又得正，都非常吉利。但用《周易》检验，情况却不是这样。同人卦六二“同人于宗，吝”，履卦九五“夹履，贞厉”，都是凶不是吉，得中说也与《周易》实际不合。在爻位说基础上附会起来的还有关系说，即阴爻居于阳爻之下是正确关系，因而吉利；阴爻居于阳爻之上是错误关系，因而凶险。这也是把爻的关系固定下来，用一个死板模式去套的。履卦六三 “履虎尾，呸人凶”，并不以居于九四之下而吉。小畜卦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也不以居于九三之上而凶。关系说同样禁不起《周易》本身的检验。此外还有从爻位变化而引起卦的变化的卦变说。例如泰卦，朱熹《周易本义》：“自归妹来，则六往居四，九来居三。”这是说归妹卦六三上升成为六四，九四下降成为九三，就变成泰卦。一个卦还可以同时从几个不同的卦变来，例如随卦，朱熹《周易本义》：“以卦变言之，本自困卦九来居初，又自噬嗑九来居五，而自未济来者兼此二变。”这是说困卦九二下降成为初九，初六上升成为六二，就变成随卦；噬嗑卦上九下降成为九五，六五上升成为上六，也变成随卦；未济卦初六上升成为六二，九二下降成为初九，上九下降成为九五，六五上升成为上六，也变成随卦。这些在《周易》都全无根据，对研究《周易》也是一种干扰。 二、占筮说：占筮是利用《周易》本身所绝对不存在的以爻的性质变化所引起的卦的变化来预测吉、凶、祸、福。用这种方法研究《周易》最早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为陈厉公小儿子推算未来，“遇观之否”，即观卦六四变九四，成为否卦。周史用变爻六四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断定陈厉公小儿子和他的后代将前途远大。《左传》和《国语》常以《周易》为占筮，《易大传》的《系辞传》和《说卦传》更是推波助澜。《周易》是否在搞占筮?从三个方面看，回答都是否定的。首先蒙卦卦辞有“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比卦卦辞有“原，筮，元永贞，无咎”，似乎都可以成为《周易》在搞占筮的证明。但是除了这两个筮字以外，《周易》就再也没有提到筮。而且关于蒙卦的筮字，不少人还认为不是讲筮，而是借 来作为决定和研究的意思。例如程颐《易传》就说：“筮谓占决卜度，非谓以筮龟也。”关于比卦的筮字，孔颖达《周易正义》也说：“筮，决其意。 ”即一般地断定一件事情的意义，与占筮也无关。《周易》全书只有这两个筮字，还都不指占筮。如何能认为《周易》是占筮之书呢?其次，《周易》不但不搞占筮，还反对占筮。革卦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是说君王进行改革像老虎那样变得文采斑烂，成绩显著，不占筮也很能相信。说不占筮也很能相信，就说明《周易》是不搞占筮钧。由于《周易》不讲占筮，更不相信占筮，所以后来几个最伟大的学者像老子、孔子、荀子都不认为《周易》搞占筮。老子《道德经》对《周易》有全面的继承，并作出很大发展，但却没有一个字涉及《周易》与占筮的关系。有人与孔子讲起《周易》，孔子就说“不占而已矣” (《论语·子路》)。荀子也说：“善为《易》者不占。”(《大略》)这些都可以作为《周易》不搞占筮的证明。再其次，最为重要的是，以《周易》为占筮大都要通过变爻变卦，如同前面所引的“遇观之否”；但通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再加上乾卦的“用九”和坤卦的 “用六”，都找不出任何迹象，足以说明变爻变卦为《周易》所无，只能是后人的外加。《系辞上传》第十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历来公认为《周易》有变爻变卦的权威说法。据说两仪是阴阳，四象是老阴老阳，少阴少阳。老阴叫六，老阳叫九，少阴叫八，少阳叫七，六和九可变，八和七不可变。由于《周易》阴爻叫六，阳爻叫九，于是《周易》也就有了变爻和变卦了。其实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因为《周易》从来就没有不可变的少阴八和少阳七，又哪里来与之相对待而可变的老阴六和老阳九呢?以九和六为老阴老阳而可变，在逻辑上通不过，是无中生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占筮是对《周易》的外加但却风靡两千多年，对我国人民的毒害是很深的。 最后还要指出，《周易》有经和传之分，六十四卦的卦爻辞是经，《彖传》、《象传》、《文言》、《系辞》、《说卦》、《序卦》和《杂卦》是传，二者有联系，但更有区别，不能混同。传有时合于经义，例如讼卦《彖传》的“上刚下险，险而健，讼”，复卦《彖传》的“复，亨，刚反”等。但不少都与经义不合，例如上面提到的爻位说和占筮说等。不过传虽然大都不能与经义相合，但有时却能正确地加以改造或发展，例如道，《周易》认为出于孚，是唯心主义，《系辞上传》第五章“一阴一阳之谓道”，就作了唯物主义改造了。再例如循环论，《周易》还只是一种事物的循环，《系辞下传》第五章“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就把矛盾纳入循环而加以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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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本书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四部备要》本缩印而成。原书据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校排，包括《周易注疏》、《尚书注疏》、《毛诗注疏》、《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注疏》、《春秋左传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毂梁传注疏》、《孝经注疏》、《论语注疏》、《孟子注疏》、《尔雅注疏》。撰疏者孔颖达、贾公彦、徐彦、杨士勋、邢？、孙奭 为唐宋人，故名《唐宋注疏十三经》。

礼记正义

作者：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简介：十三经是儒学的基本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远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对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虽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虽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 十三经的成书年代，至今争论不休。然而易经、尚书形成于西周；诗经始于西周而成于春秋；仪礼、周礼、礼记基本编定于东周，汉代有所变更；左传、论语、孟子、尔雅成书于战国；孝经古本完成于战国，而改定于汉初；公羊传、榖梁传写定于汉代，基本内容源出于孔子弟子之说，还是大体可信的。 本书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学习、研究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文献。汉代有郑玄作注，唐代有孔颖达为之正义，都是古人对《礼记》的注释，是今人阅读研究《礼记》的重要版本。今归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十三经注疏》，由吕友仁先生拟影印宋绍熙刻本《礼记正义》校以品本，并将唐陆明《经典释文》中《礼记音义》，分别插入经、注各条之下，以方便读者。更多>>

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

作者：  钱存训著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简介：《周礼·考工记》：“筑氏为削。”唐贾公彦疏云：“古未有纸笔，则以削刻字。至汉虽有纸笔，仍有书刀，是古之遗法也。”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四云：“古未有笔，以书刀刻字于方策，谓之削。鲁为诗书之国，故《考工记》以鲁之削为良。”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十八云：“古作书以削刻简札，故谓之书刀。” 近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云：“大抵秦汉公牍文多是刀刻”；又云：“刻竹削牍，镂金勒石，皆以刀作字之先河。” 《辞源》刀部“刀笔”条云：“古简牍用竹木，以刀代笔，故日刀笔。” 以上所引各家之说，乃系对于古代简牍制度的未加深究。不仅以为削即书刀或刀笔，更以为书刀或刀削乃为刊刻文字于简册之用者。古代确曾用刀刻字于甲骨金石，但非以刀代笔。至于简牍，皆以笔墨书写，并无以削刻字于简牍的证据。至于汉代虽用纸笔仍有书刀，盖竹木为书写材料，在纸发明以后三百年间，仍普遍应用。所以纸笔与书刀的同时存在，时间上并无冲突。 其实自东汉以来，书刀的功用，早就很清楚的说明是在删削简册。郑玄虽仅说削“今之书刀”，而未道及它的功用，但刘熙的《释名》里已很清楚的下过定义。《释兵》云：“书刀，给书简札有所刊削之刀也。”《说文》谓“刊，剥也”，和删字的意义相同，并未说是刻字， 直到唐贾公彦才误解为“以削刻字”。虽然其后少数学者误从其说，可是和贾差不多同时的颜师古就已经说过：“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8〕可知以刀刻字之说，在唐时也并不存在。 至于今人论书刀者，〔9〕均已考定刀笔为两物，刀用以削，笔用以书；且刀笔非用以刻字，此说已成定论。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至简策之文，以刀书或以笔书，殊不可考。”但他又说：“汉之书刀殆用以削牍，而非用以刻字，故恒以刀笔并言。” 沙畹(EdouardChavannes)“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一文论书刀用在削，笔之功用在书。” 马衡“中国书籍制度研究"亦述及书刀云：“古人以刀笔并称，与所谓笔削是一个意思，并非说以刀刻字也。” 王重民“刀笔考”云：“盖刀笔为两物，笔用以书，有误则用刀削去之也。” 李书华“纸未发明以前中国文字之流传工具”亦云：“削与笔不同、刀与笔为二物，刀所以削去简册上所写之错误者，并非以刀刻字。正与今日用铅笔在纸上写错字时，以橡皮擦去相同。” 可知书刀的功用在删除写错的简面，以便改正重写，或者削去旧简已经书写的旧面，取得新的简面，以便再行书写。至于简策之文，多系在狭仄的简面上书写一行或二行，所以如有笔误之处，可用刀削的长刃削去误处的整块简面，而非如挖改许多行中某一字之困难。因为刀削短小轻巧，携带便利，所以可和用作书写的毛笔同置一处，遇有笔误，则以削改。因此刀笔二字便形成一个常用的名词。最近在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发现的一竹筐，其中铁削、毛笔，和竹筒同置一处。[10]这可知道刀笔二物的关系。 至于书刀仅是削治简牍的许多工具之一种，而非唯一的工具，可以断言。由劈剖大块竹木以至切断为一定长短宽仄的狭条，大概非仅仅长尺博寸的书刀可以胜任。因此可以推测刃坚背厚而较大的刀和锯、凿等，必系初步剖治简牍时应用的工具。而削和书刀只是书写前后，刮治简面和删改笔误时的一种工具。观于最近信阳战国墓出土的一件木质漆文具匣内，置有铜刀、铜锯、铜凿及铜刮刀各一件，谓皆系修削木简的工具。[11]可知刀削之外，锯、凿亦当是削治简牍时必备的工具。 (四)形制 刀削的形状，颇为相近。但是何者称刀?何者称削?从来并无一定的界说，亦有人以为削乃刀之别名者。究竟刀削有无分别?参考各家的解释，刀和削最主要的区别，似乎是在刃、背、首三个主要部分。 刀系直刃，削系曲刃，弧形向内弯曲，约六十度。 《周礼·考工记》：“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唐贾公彦疏云：“削反张为之，若弓之反张。”清孙诒让《正义》云：“据贾说，疑贾于诸家，咸以削为偃曲却刃，谓削形偃，折刃却向内也。”又引刘岩麟云：“削长一尺，合六而成规，是规周六尺也。周六尺，应得半径九寸五分五厘，即六十度。” 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亦云：“凡刀刃皆在外，削刀独在内。”所谓刀刃在外。当系直刃。因为削系曲刃却向内，所以削背也跟着弯曲，以适应刃的弧度，此所谓削形偃也。 刀削的另外一种分别，似在末端的柄首。刀的末端有环，可以佩带悬挂。削的末端有把，执取便利。 《尚书·顾命》孔颖达《正义》云：“刀施钚，削用把，削似小于刀。” 《礼记·少仪》日：“刀却刃授颖，削授拊。”郑玄注：“颖，钚也；拊，把也。” 刘熙《释名·释兵》日：“刀，到也，其末日锋，若锋刺之利也；其本日环，形似环也。” 宋陈祥道《礼书》卷二十二云：“然则直而本环者刀也；曲而本不环者削也。” 根据各家的说法，似乎削是曲刃，偃身，面狭，下端用把，较刀为小。刀是直刃，直身，面较阔，下端有环，较削为大。虽然如此，实际上的区别亦非如此清楚简单。有的是平刃直身者下端有把，有的曲刃偃身者柄首有环。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云： 予所藏古削中环者二，而予藏古刀中鸾刀与疏首之刀亦略偃，但其度甚微。牺首柄二刀侧偃度有加，诸刀皆尺二寸，与鸾刀同，其为割用之刀无疑。则刀亦未尝不偃，但不如削较甚耳。惟战阵之刀与小刀直而不偃。 ……

礼记

作者：  胡平生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7年11月

简介：

　　所谓“礼记”，就是关于“礼经”的“记”，即对“经”的诠释讲解，是礼学家对礼经的解释以及他们所采择的各种意见的辑录。《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就是这类的书。《大戴礼记》，相传是由西汉时期的礼学家戴德编纂；《小戴礼记》,相传是由西汉礼学家戴德之从兄子戴圣编纂。《小戴礼记》,也称为《礼记》，凡四十九篇。本书是对《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全文注译。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出题解，扼要概括通篇内容旨意。其次出正文，正文的分节参考了北大标点本《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及各家译注本的分节，文字也参考各种版本进行了勘校,有调整者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再次出注释,注释兼及章句训诂与名物制度介绍，在引述各家说法时，为求简明，常见的郑玄注、孔颖达疏,简称“郑注”“孔疏”，其他注家或相关著作则引作者与书名,如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陈澔《礼记集说》，或径直引作朱彬说、孙希旦说等。*后出译文，译文以直译为主，原文太过精练无法直译表达时，兼用意译。

《礼记》研究四题

作者：  吕友仁　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4-6-1

简介：　　《礼记研究四题》主要研究了围绕《礼记》的四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礼记成书管窥》，通过考察西汉宣帝以前《记》的实际存在状况和西汉末年以前《礼记》的实际存在状况，利用扎实的十多篇调查报告，分析出了比求之于目录学途径的泛泛而论者更有说服力、更有新意的结论。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是对应的两个问题：《“刑不上大夫”旧解发覆》和《“礼不下庶人”旧解发覆》，通过与前人不同的两个研究切入点“刑”与“礼”的分析论证，得出了非常具有新意的结论。第四个问题，《“疏不破注”——一个亟待重新认识的概念》，用“以孔证孔”的方法，论证了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的三条体例。

远古中国的生活图景与婚恋乐歌

作者：  宋书功著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

简介：　　《诗经》——自孔子将它立为教经以来，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被用作对青少年进行政治教育的教材。这就是所谓的诗教，用封建政治观来讲说《诗经》，旨在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自汉代起，注家蜂起，影响较大的有齐、鲁、毛、韩四家。后齐、鲁、韩三家淡出，而西汉毛亨的毛诗故训传独存，且一直流传流传下来。唐孔颖达为之正义，清儒阮元将其收入十三经注疏中，是千古以来经生家步入仕途的必读经典。 　　一部《诗经》，特别是“风”诗部分都是街头里巷的民歌民谣，写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是他们爱与恨的感情生活的实录，并没有什么家国天下的大道理。而齐、鲁、毛、韩四家及后世经生家都有故意曲解之嫌，从中引申出许多本不该有的意义来，以用于官方的意识形态来教化百姓；致使《诗经》的很多内容被弄得面目全非，看不到它的本事本意了，其影响之深远达数千百年之久。 　　本书从《诗经》三百篇中读得婚姻、变爱等男女两性之诗约137首之多，将近诗经全书一半了。其中不少是被经生家否定为情爱之作的。这里根据这些诗篇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将其分为八大类，即：一、生殖崇拜篇，二、寻爱求偶篇，三、结婚崇拜篇，四、夫妻恩爱篇，五、两地相思篇，六、弃妇出妻篇，七、淫佚性乱篇，八、婚情杂录篇。如此分类，也只是大略而已，意图从历史社会学、历史民俗学的角度，从远古祖先的生殖崇拜观念、人的本能的性欲观念出发，予以训诂、今译、解说之，旨在清除掉汉儒及历代经生家堆放在《诗经》上的政治尘垢和诗教的诺言，使《诗经》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正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来。 　　相信今天的人们会用真情实感去解读这些原始文学的真面目，读出原貌，读出本事本意来1 　　

周易口诀义疏证

作者：  徐芹庭著

出版社：中国书店,2009

简介： 庚戌孟冬，余得古经解汇函重刻孙本《周易口诀义》，爱而读之。观其易注，既以王辅嗣注、孔颖达疏为宗，复征引子夏、马融、荀爽、郑玄、虞翻、陆绩、周氏、褚氏等汉唐间二十余家易注为辅。其书或发注疏之所未发，或订注疏之失误，或较注疏为详，或较注疏为精，或有异于注疏，或取经典史事证成其义。观其考名销义，阐理证文，亦时有新证，用契易旨，诚可谓博学深思，研精入神者也。《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皆以为直抄《注疏》者非矣，《四库提要》论述征引其说者，复多谬误。以《口诀义》校《注疏》，知孔氏疏亦有失误，而阮元校本犹未全也；以《注疏》校《口诀义》诸本，知《口诀义》亦有谬者。观古今哲士，既未有专研其书者，故本文从而阐述之、疏证之，复从而补其所阙豫、随、无妄等八卦，庶发潜德之幽光，撮垤壤于崇山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