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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全书分为十二章，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和论述了严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主要论及严复启蒙思想的形成、政治变革的主张、实业救国和兴办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对中西文化的继承与批判以及其作为中国第一译手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尤其是对严复早、晚期思想的变化及演变过程和原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本书资料较为丰富，所引材料有些至今尚未发表过。后附有《严复年谱简编》和《严复研究主要参考文献》。本书是我社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中的一种。 　　 　　 　　 　　 [

文化名人的墨迹与往事

作者：  方继孝著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简介：　　我与方继孝兄仅一面之缘。记得两年前，继孝兄自京来沪，由海上收藏家王金声兄安排，我们三人在幽雅的“?石斋”小酌畅叙。我孤陋寡闻，并不太清楚继孝兄是何方神圣，只知道三年前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民间藏书特展，继孝兄曾以自己丰富的近现代文化名人书札收藏参展。待到这次见面，觉得他谈吐不俗，既见多识广，又有北地汉子的豪爽，不由得暗想此兄是性情中人，可交。 　　继孝兄返京后寄我一篇他写的《陈梦家往事》，因为我正应海上一家出版社之约，编选一部新时期以来的书人书事集，想得到继孝兄的文字以光篇幅。这篇长文披露了继孝兄所珍藏的“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友朋信札多通，加上继孝兄详尽的考释，颇具史料价值。不料后来出版社变卦，出书流产，以至继孝兄这篇大作至今仍存我箧中，感到有点对不起他。 　　继孝兄的大著《旧墨记》讲述的是晚清民国时期学者文人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文坛艺苑足资读助的掌故逸闻，配以珍贵的信札、册页、条幅、镜心、扇面、稿本等墨宝真迹，令人读来兴味盎然。象陈衍、夏曾佑、林宰平、英敛之、马衡、杨天骥、 丁文江等位的书或手稿，或龙飞凤舞，或朴实凝重，我都是首次寓目，大开了眼界。 　　《碎锦零笺》是以陈独秀、黎锦熙、王云五、张申府、钟器、陈梦家等六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学人为主轴，集中追述他们的文字交、翰墨缘，进而阐发其中所蕴含的自由思想和人文情怀。于是，这些已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的人，越来越渺茫的事，如陈独秀的《甲戍随笔》等重要遗稿，如王云五往来书函背后的大小故事，如张申府与学界政坛友人的亲密交往，等等，等等，都借继孝兄的文笔得以重光，也借继孝兄提供的墨宝珍藏得以彰显。 　　显而易见，《碎锦零笺》的完成并非朝夕之功。继孝兄有锦心，有慧眼，多年来出没于旧书店古董铺杂货摊，寻寻觅觅，披沙拣金，探幽发微。“皇冠不负苦心人”，也让继孝兄不断有所斩获，有所发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检得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废纸处理的一堆五六十年代的发稿单和往来信札，其中竟有茅公亲笔所书《鼓吹集》序文两页，巴老亲笔所书《新生》序文一页，惊喜之余，继孝兄遂命名自己的书斋为“双序斋”。这样的“艳遇”，真叫人羡煞。《碎锦零笺》正是他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手迹收藏长途中结出的第二个硕果。

中国古代史

作者：  夏曾佑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01月

简介：

全书三册二篇四章凡170节，自上古至隋。虽仅写到隋代，突破传统的编撰方法，依据历史的进化和演变，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期。以章节体（或纪事本末体）写成，其长处，作者夏曾佑说得很清楚，即更适合“讲堂之用”，实际也就是更适合社会的需要。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总书目：

《中国通史》

《中国文化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古代史》

《中国报学史》

《中国绘画史》

《中国交通史》

《中国民族史》

《中国娼妓史》

《中国书学史》

《中国风俗史》

《中国商业史》

《中国考古学史》

上海鲁迅研究 2010 夏

作者：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0-7-1

简介：鲁迅研究从中国文化研究的主要题目，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研究领域。经历了一个相对浮躁的阶段后，近两年来，鲁迅研究在平稳地展开和继续深入。 缪君奇的《鲁迅与(域外小说集)的发表》要言不烦，直指《域外小说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构建的意义；乔丽华的《果戈理之于晚年鲁迅》以文学性的笔调，论述了果戈理的文学作品于鲁迅创作的重要意义，以及鲁迅的翻译在当时的影响；施晓燕的《鲁迅赴日前接触的日本相关书籍》以史料学的方式，梳理了20世纪初日本书籍对鲁迅乃至对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李春林《不同艺术形态与取向的同样辉煌》从托尔斯泰的艺术世界来关照鲁迅的文学创作，指出两位作家在现代主义来临之际的不同态度和应对。张杰先生的文章，从鲁迅的一则日记引出鲁迅在民国教育部时代的同事夏曾佑，以细致的史料考察，指出了鲁迅与夏曾佑非同寻常的关系。在鲁迅作品研究栏目中，靳新来和杨红燕的文章重新审视了鲁迅笔下猫的意象，王祚庆的文章则再次论述了鲁迅小说的特点。

老盖仙论处世

作者：  夏元瑜[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老盖仙”夏元瑜半生老北京、半生台湾的人生经历，及品人阅世的丰富体验，使其在洞察、把玩为人与处世的门道上，颇具心得。《老盖仙论处世》呈现的即是，夏元瑜如何用自创的“盖式幽默”，将老北京的“温良恭俭让”，化为应对家长里短、生活尴尬的各式妙招。平日见怪不怪的细枝末节，经由“老盖仙”一点拨，遂令人发笑至喷饭。一笑而过之后，才知“老盖仙”的苦口婆心，是期望人人都能成为受欢迎的人。而人与人相处的诀窍，是学也学不完的。 作者简介 夏元瑜（1909—1995），祖籍杭州，生于北京书香世家，其父夏曾佑为著名史学家，其兄夏元瑮为中国第一代物理学家。早年负笈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后赴日本深造。曾为北京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园长，南迁台湾后，任过公务员，制过动物标本，当过大学教授，做过电视名嘴，评过“金马奖”。退休后专注于爬格子，人称“老盖仙”，遂文名胜过本业，成为“左手拿刀、右手执笔”的幽默大师，与至交唐鲁孙共被视为台湾文坛奇人。夏元瑜作品堪称当代幽默文学代表，毕生著作二十余部，均脍炙人口，其新书在台湾曾出版一周即再版。此次推出的“夏元瑜幽默精选”为其作品首次在中国大陆大规模结集出版。 　　一般所更多>>

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

作者：  陈其泰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2018年01月

简介：

《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全书共分四部分，总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趋势”、上编“19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下编“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以及“增订篇目”。

20世纪中国史学遗产丰厚，形成了“三大干流”：新历史考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新史学流派。“近代史学”的正式产生，以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及在此前后出版的新型学术史和通史著作为标志。近代史学是发扬传统学术的精华与接受西方新学理二者结合的产物。由于中国文化悠久的优良传统的滋养，又适逢中西文化交流提供的相互对话、切磋和启示，加上大量考古文物和稀有文献重见天日，凭借这些难得的时代机遇，20世纪中国史家人才辈出、成果丰硕。

通过分析龚自珍、魏源、徐继畬、夏燮、黄遵宪、梁启超、夏曾佑、陈寅恪、陈垣、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王国维、胡适等人的在史学研究上作出的贡献，探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途径，并阐发其理论意义。

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

作者：  宋志明，梅良勇著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简介：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

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

作者：  朱政惠著

出版社：

简介：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

南北史演义

作者：  蔡东藩著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简介：　　“蔡先生的这部书，从文学上看去，只能说是中平之作。但，它是一座矿山，山一样的巍峨，中有茂林修竹、流泉飞瀑，内含煤铁金玉，自然也有土，有毫不起眼的砂石。它的非凡就在于它的丰富蕴藏。前面说过，它不是应遵命评论应运而生，而是应时而生。在整个封建制度崩溃、新时代还在阵痛时，他用毕生精力唱出了这部史诗史，可以听为挽歌，也可以看做新时代的催生符。从实效意义上看，它的生命力还在加强，现在还有多少人能看书排版繁体字的廿四史的，不能，就是简体字的古文版也不能。但我们的民族历史要承、要绪。读蔡先生的书可以导你入门，且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从这个意味上说，真的是厥功甚伟了。” 　　蔡东藩（1877-1945），浙江萧山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考中秀才。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分发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于1911年称病归里。其后长期以写作和在小学教书为生。抗日战争爆发，他不愿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辗转避难，颠沛流离，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 清朝末年，严复、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说的巨大社会教化作用，企图借小说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创办《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自此，小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包括“历史演义”在内的各种小说风起云涌。民国时期，此风相船，小说创作日趋势繁荣。蔡东藩是个爱国者，他为武昌起义、共和初建兴奋过，欢呼过，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凯窃国。蔡东藩幽愤时事，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自1916年至1926年的10年间，他夜以继日，笔耕不辍，陆续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1040回，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加上另撰的《西太后演义》，总计约七百余万字，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出版以后，迅速风行，多次再版。 　　民国著名史学家、小说家蔡东藩，以“演义救国”旨，历时十年，创作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上起秦始皇，下至1928年，全面记述了中国封建时期2166年的历史，以内容丰富、取才翔实名重一时，深受读者青睐。 　　 这套书的编写体例综合了《三国演义》及毛宗岗的批注，有正文、有批注、有总批，只不过是蔡东藩自批自注。通过这些批注，或对有关的虚诞说法加以批驳，或对某些史料的运用注明出处和异同，或对古代的某些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方言俚语加以通俗的解释，或对所写某些人物加以褒贬，以此达到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弄清历史。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蔡东藩以“正史”为主，兼采稗史、轶闻，而出于稗史、轶闻者必有旁证，对史料“几经考证”，“务求确凿”。由于蔡东藩如此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反对虚构杜撰，因此，这套演义虽然通俗，但却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南北史演义》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之一。共一百回，作者论述了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更替。 　　

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

作者：  刘良明等著

出版社：

简介：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是一系列研究我国古代文学流派的丛书，《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是其中的一本，为大家介绍的是我国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包括传统评点叙说派、译介欧美西籍派、“新小说”派等等派别，具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我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古代文学流派纷呈，绚丽多彩，而流派研究却是一个薄弱环节，鉴于此，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一系列丛书，《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阐述了我国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各个流派，并对一些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分析。本书共有五章，在第一章为我们介绍的是传统评点叙说派，并分别列举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名著的评说；第二章讲的是译介欧美西籍派，本章首先介绍了洋务运动与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新变，接着为大家介绍了一些著名的欧美小说译介者及其作品特点；介绍“新小说”派时，作者对梁启超、夏曾佑、狄葆贤等对于小说原理、小说原理、小说理论主张的观点、风格一一作了详细阐述；第四章、第五章作者分别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理论研究派进行了深刻透彻的讲解，并对徐念慈等人的小说理论进行了介绍，同时还对管达如、吕思勉等人的作品进行了观摩，极大有利于读者对近代小说的研究、领悟。　　

后汉演义

作者：  蔡东藩著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简介：　　“蔡先生的这部书，从文学上看去，只能说是中平之作。但，它是一座矿山，山一样的巍峨，中有茂林修竹、流泉飞瀑，内含煤铁金玉，自然也有土，有毫不起眼的砂石。它的非凡就在于它的丰富蕴藏。前面说过，它不是应遵命评论应运而生，而是应时而生。在整个封建制度崩溃、新时代还在阵痛时，他用毕生精力唱出了这部史诗史，可以听为挽歌，也可以看做新?贝的催生符。从实效意义上看，它的生命璃a乖诩忧浚现在还有多少人能看书排版繁体字的廿四史的，不能，就是简体字的古文版也不能。但我们的民族历史要承、要绪。读蔡先生的书可以导你入门，且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从这个意味上说，真的是厥功甚伟了。? 　　蔡东藩（1877-1945），浙江萧山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考中秀才。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分发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于1911年称病归里。其后长期以写作和在小学教书为生。抗日战争爆发，他不愿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辗转避难，颠沛流离，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 清朝末年，严复、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说的巨大社会教化作用，企图借小说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创办《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自此，小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包括“历史演义”在内的各种小说风起云涌。民国时期，此风相船，小说创作日趋势繁荣。蔡东藩是个爱国者，他为武昌起义、共和初建兴奋过，欢呼过，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凯窃国。蔡东藩幽愤时事，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自1916年至1926年的10年间，他夜以继日，笔耕不辍，陆续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1040回，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加上另撰的《西太后演义》，总计约七百余万字，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出版以后，迅速风行，多次再版。 　　民国著名史学家、小说家蔡东藩，以“演义救国”旨，历时十年，创作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上起秦始皇，下至1928年，全面记述了中国封建时期2166年的历史，以内容丰富、取才翔实名重一时，深受读者青睐。 　　 这套书的编写体例综合了《三国演义》及毛宗岗的批注，有正文、有批注、有总批，只不过是蔡东藩自批自注。通过这些批注，或对有关的虚诞说法加以批驳，或对某些史料的运用注明出处和异同，或对古代的某些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方言俚语加以通俗的解释，或对所写某些人物加以褒贬，以此达到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弄清历史。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蔡东藩以“正史”为主，兼采稗史、轶闻，而出于稗史、轶闻者必有旁证，对史料“几经考证”，“务求确凿”。由于蔡东藩如此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反对虚构杜撰，因此，这套演义虽然通俗，但却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后汉演义》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之一。全书共一百回，记述后汉一百九十六年及蜀汉四十三年这段历史，内容起自前汉末年王莽篡位，刘秀（后汉光武帝）起兵反莽，建立后汉王朝，至三国鼎立。 　　

民国演义

作者：  蔡东藩著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简介：　　“蔡先生的这部书，从文学上看去，只能说是中平之作。但，它是一座矿山，山一样的巍峨，中有茂林修竹、流泉飞瀑，内含煤铁金玉，自然也有土，有毫不起眼的砂石。它的非凡就在于它的丰富蕴藏。前面说过，它不是应遵命评论应运而生，而是应时而生。在整个封建制度崩溃、新时代还在阵痛时，他用毕生精力唱出了这部史诗史，可以听为挽歌，也可以看做新时代的催生符。从实效意义上看，它的生命力还在加强，现在还有多少人能看书排版繁体字的廿四史的，不能，就是简体字的古文版也不能。但我们的民族历史要承、要绪。读蔡先生的书可以导你入门，且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从这个意味上说，真的是厥功甚伟了。” 　　蔡东藩（1877-1945），浙江萧山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考中秀才。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分发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于1911年称病归里。其后长期以写作和在小学教书为生。抗日战争爆发，他不愿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辗转避难，颠沛流离，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 清朝末年，严复、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说的巨大社会教化作用，企图借小说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创办《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自此，小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包括“历史演义”在内的各种小说风起云涌。民国时期，此风相船，小说创作日趋势繁荣。蔡东藩是个爱国者，他为武昌起义、共和初建兴奋过，欢呼过，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凯窃国。蔡东藩幽愤时事，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自1916年至1926年的10年间，他夜以继日，笔耕不辍，陆续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1040回，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加上另撰的《西太后演义》，总计约七百余万字，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出版以后，迅速风行，多次再版。 　　民国著名史学家、小说家蔡东藩，以“演义救国”旨，历时十年，创作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上起秦始皇，下至1928年，全面记述了中国封建时期2166年的历史，以内容丰富、取才翔实名重一时，深受读者青睐。 　　 这套书的编写体例综合了《三国演义》及毛宗岗的批注，有正文、有批注、有总批，只不过是蔡东藩自批自注。通过这些批注，或对有关的虚诞说法加以批驳，或对某些史料的运用注明出处和异同，或对古代的某些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方言俚语加以通俗的解释，或对所写某些人物加以褒贬，以此达到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弄清历史。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蔡东藩以“正史”为主，兼采稗史、轶闻，而出于稗史、轶闻者必有旁证，对史料“几经考证”，“务求确凿”。由于蔡东藩如此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反对虚构杜撰，因此，这套演义虽然通俗，但却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民国演义》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之一。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下野、袁世凯称帝、蔡锷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 　　

饮冰室诗话——清末民初文献丛刊

作者：  梁启超

出版社：朝华出版社 2017年09月

简介：

《饮冰室诗话》，近代诗论专著，*初发表于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后收入梁氏文集。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于1902年初至1907年冬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饮冰室诗话》即连载于该刊第4～95期，计204条。后编订成书，辑录了其中72期的内容。诗话反映了作者的文艺思想，提出了“诗界革命”，并对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蒋观云等人的诗作进行了评述。

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中国古代史

作者：  夏曾佑

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年04月

简介：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

梁启超诗文选

作者：  戴逸主编;马金科注译

出版社：巴蜀书社,2011

简介： 在诗词方面，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积极倡导者。他曾赞赏夏曾佑、黄遵宪以新思想、新词汇镕铸诗中，将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称为“近世诗界三杰”。梁启超的诗受上述人影响，在初期的词诗创作中不过分注意格式，热情奔放，通俗流畅，直抒胸臆，忧国忧民思想充溢诗中。后期诗词功力渐深，用词方面也趋于典雅，往往采取比拟的手法抒发情感，反映了思想的深沉。由戴逸主编的《梁启超诗文选》所选的《和夏穗卿》一诗反映了在戊戌变法前忧愤时局的心情。《去国行》、《志未酬》、《爱国歌四章》、《壮别》，与词作《水调歌头》、《贺新郎》都代表了初期的诗词特点。《东归感怀》、《归舟见月》与词作《浪淘沙》代表了功力趋于成熟，讲究用词与典雅的表达方式。

明史演义:插图本

作者：  蔡东藩著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2004

简介：风靡海内外的一套通俗历史巨著，史学大家蔡东藩正史为经，逸闻为纬。呕心沥血十载，真情演义上下五千年，章回体结构，通俗的文笔，机智的点评；真实再现了中华文明历史演进波澜壮阔的进程。描慕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朝代更替下的民俗民生，参透疆场血战、宫廷阴谋，千古兴亡中的生存智慧。 蔡东藩，浙江萧山人。1890年考中秀才。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分发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于1911年称病归里。其后长期以写作和在小学教书为生。抗日战争爆发，他不愿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辗转避难，颠沛流离，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 清朝末年，严复、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说的巨大社会教化作用，企图借小说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窗臁缎滦∷怠吩又荆提倡“小说界革命”。自此，小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包括“历史演义”在内的各种小说风起云涌。民国时期，此风相船，小说创作日趋势繁荣。蔡东藩是个爱国者，他为武昌起义、共和初建兴奋过，欢呼过，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凯窃国。蔡东藩幽愤时事，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1916年至1926年的10年间，他夜以继日，笔耕不辍，陆续更多>>

中国古代史.上.插图珍藏本

作者：  夏曾佑著

出版社：

简介：　　中西文化的激烈冲撞、孕育了20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对于19世纪苦难的反思，成为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动因，有识之士几都不谋而合，把修撰“中国通史”作为对既有社会体制，思想文化的病理解剖之道。“进化论”与“唯物史观”成为全部“新史学”的两根杠杆。晚清学制改革，课程革新的需要，更把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推向高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成为“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本书系张元济初建编译所时特聘夏氏所撰，初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出版于1904年6月，至1906年三册出齐，出版者为商务印书馆，1933年商务辑印大学教科书，本书被升格为《大学从书》之一，易名《中国古代史》，20世纪50年代三联书店重印，90年代再度重印…… 　　黄遵宪赞夏氏云：“兼综九流能说佛，旁通四邻善谈天。红灯夜雨围炉话，累我明朝似失眠。”梁启超评夏氏云“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又评“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得到意见一致。” 　　夏氏晚年贫病交加，郁郁寡欢。“平生不喜谀附，做官无所干求，升沉听之” 　　中国历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比较史学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文化之秉承者或唾弃者，中国现代命运之研究家或同情者，大中学生……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谓：“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 　　这是一部未完成的“名著”。述至隋代，作者就去世了。所以再版只得将“中国历史”更名为“中国古代史”。 　　本书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成名的新式中国通史”。全书以西方“进化论”之观点，全面梳理中国历史之发展脉络、阶段特征。“中国历史”不再只是单纯的王朝史与帝王史，一变而为社会逐步演进的“整体历史”…… 　　全书文字流畅，叙述简明，情理并重，学者评为“在当时是最好的，超过了刘师培、柳诒微、京师大学堂诸教师等人的本子”…… 　　本书被赞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内容提要 　　我国史学遗产丰富多彩，但以往的研究，一般只就史学论史学。本书独辟蹊 　　径，是对史学与文化作双向考察的创新之作。作者运用新的视角，对中国史学的 　　丰富内涵及其发展作深入的开掘和现代的审视。一方面结合各个时代的文化走 　　向、社会思潮、价值观念，考察历代优秀的史著如何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具有什么 　　样的宝贵价值；另一方面，又深入一步回答史学如何体现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从而推进史学的研究。对于自孔子、《左传》、司马迁、班固，至全祖望、王鸣盛、钱 　　大听、章学诚、魏源、黄遵宪、夏曾佑、梁启超等名家、名著，都有精湛、系统的论 　　述，全书视野开阔，发前人之所未发。本书初版于1992年，印行后受到海内外读 　　者广泛的欢迎，迅速售罄，现应读者要求再版。作者除作文字上的校订外，又增 　　补了论司马迁在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等三章共4万字的新内容。 　　

近代名人手书诗札释笺

作者：  江瀚编集;高福生释笺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9

简介：本书是江瀚编集的近代名人写给他的诗札集。江瀚，字叔海，号石翁，福建长汀人。民国元年，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14年，任北京政府政事堂礼制馆总编纂。1916年，任总统府顾问。《片玉碎金》收入伍肇龄、黄云鹄、王先谦、柯劭、沈瑜庆、易佩绅、胡延、徐树钧、王之春、李超琼、吴庆坻、何维棣、俞樾、费念慈、刘心源、吴汝纶、何维朴、严复、顾云、陈衍、赵熙、陈三立、叶德辉、汪荣宝、贾景德、范当世、张謇、陈锐、陈夔龙、袁克文、易顺鼎、姚华、胡玉缙、夏曾佑、胡骏、徐世昌、成多禄、杨增荦、程颂万、张瑞玑、鲍振镛、陈庆、黄侃、伦明、郑沅、汪诒书、郑孝胥、黄节、梁启超、曹经沅、李家驹、邵章、宝熙、萧方骏、林开计五十七人诗札，凡七十九通，原件影印。本书大致有三方面的价值：其一，书法鉴赏；其二，版本校勘；其三，拾遗补阙。高福生先生对此进行整理，所做工作如下：一是释读文字；二是考证时间；三是钩稽本事；四是书艺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