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学术思想评传

作者：  牛润珍著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简介：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作者：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简介：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谓：“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这是一部未完成的“名著”。从太古三代述至隋代，作者就去世了。全书以西方“进化论”之观点，全面梳理中国历史之发展脉络、阶段特征，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成名的新式中国通史”。

夏曾佑遗诗

作者：  [夏曾佑著];朱宝智，陈业东整理

出版社：澳门文献信息学会,2011

简介：

钱塘夏曾佑穗卿先生纪念文集[海外中文图书]

作者：  夏曾佑著;夏丽莲整理

出版社：文景书局,1998

简介：

夏曾佑穗卿先生诗集[海外中文图书]

作者：  夏曾佑著

出版社：文景书局,1997

简介：

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

作者：  刘俐娜著

出版社：

简介：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

钱穆学术思想评传

作者：  汪学群著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简介：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

中国古代史

作者：  夏曾佑著

出版社：

简介：本书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亦简称《中国历史教科书》，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学课本，列入大学丛书，改名《中国古代史》，共三册。 　　夏曾佑开史学新风气，他写的历史作品，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世纪史学变化的最初的标志。他在历史观点上、在历史材料的处理上以及史书编纂形式上，都进行了探索，并且把探索的认识在自己的史著中体现出来。他在史学上的成就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历史的原国，也是自身思想上的缺陷所致。 　　《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二篇四章凡170节（自上古至隋）。是书原计划写五册，实际只写三册。第一册初版发行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发行了六版。第二、三册于同年初版，宣统元年（190年F、三册发行了五版。1933年，商务印书馆印大学课本，列入大学丛书，改名为《中国古代史》。此外有《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论中日分合之关系》叫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等，这些文章大多刊载在《新民丛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上。更多>>

张元济研究论文集

作者：  张国华主编;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编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2006

简介：　　本书是一本张元济的人物研究文集，主要介绍了发扬张元济精神、深切怀念张元济先生、张元济家世源流述略、论张元济的编辑活动等内容。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深夜，上海炮声四起，日本侵略者突然侵犯闸北，中国守军奋起自卫。在隆隆的爆炸声中，当时的东方文化中心机关——商务印书馆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建筑物被焚烧殆尽、书籍文献付之一炬……上海沦陷后，日军更是潜入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纵火焚烧，馆中３０余年搜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图书４０余万册，包括无价之善本珍籍，全部化为灰烬。 　　“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面对商务印书馆的厄运，张元济悲愤异常。商务印书馆从此要消失了吗？他默默地问着自己。不！这位一生“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出版家发出了铿锵的回答：“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他和同事们坚定地走上了重振商务印书馆之路。 　　普及教育智民梦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在张元济心中，一直有个理想，即开通民智，教育救国。张元济认为，国家的政治全靠国民的意愿形成，而中国民众的知识水平太低，无论采用什么办法，都难以很快达到最佳状态。国民教育的目的是让人人都受教育。学习的内容不需太高深，只要能了解处于当今世界不可不了解的事物，这样就可以自立于地球之上，否则难免不被别人奴役，遭到灭绝。 　　而当时中国的现实是怎样的呢？号称四万万人，但受过教育的人估计不过４０万人，而这些人也只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写点八股文章罢了，对于生存于世所必须知道的事物，却是茫然无知。张元济心里非常担忧，因此他呼吁广设学堂，改掉“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的弊端。 　　１９０２年１月，张元济在上海《教育杂志》上发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以答问的方式详细表述了他的教育观点。在文中，他提出了两条办学宗旨：一为“勿存培植人才之见”，不要只培养英才，而是要人人通过读书提高自身素质，要做到“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得以“民智大开”；二为“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反对教育上全盘西化。他这是针对当时办教育盲目崇尚西学而提出来的，尽管他本人比较仰慕西学，但他指出，各国教育之法，都是以本国的民情、风俗、宗教、政体为基础，“各有其独立之道而不可以强同”，一切教育皆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这些中国应学习。同时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亦自有其不可不学之事，何必舍己芸人”，要中西结合，振兴中国。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张元济积极行动起来。当然，他所说的教育并不仅仅是设立学校，开班上课，而是运用各种文化设施和教育手段对民众进行教育。他认为实现自己“智民”理想的最佳办法就是办出版事业。 　　革新教材育新人 　　１９０１年，张元济应创办人夏瑞芳邀请，投资商务印书馆，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不久，张元济担任编译所所长。他开始积极编写出版新式教材。他约请我国近代科学编辑工作者杜亚泉编辑一套《文学初阶》作为启蒙学堂课本，学生读完便可转入小学，读《文学进阶》；请夏曾佑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 　　１９０４年，清朝公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每周读经１２小时，中国文字４小时，实质是强调“谈经”。张元济等人对此很不满，认为“不合教育公理”，于是决定自己动手，编写一套适合国情的新课本。 　　在张元济等人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推出了一整套初等和高等小学最新教科书。１９０６年前，《最新国文教科书》陆续出版，共计十册，为初等小学所用。不久又出版为高等小学用的国文教科书八册。内容除国文外，还包括修身、格致、笔算、珠算、中国历史、中外地理、理科、农业、商业等，书中极力宣扬我国的悠久文化和古代圣贤的言行，同时极力矫正迷信、缠足、鸦片等社会陋习，“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这正是张元济等人提倡普及教育、反对科举，欢迎西学、但反对数典忘祖的宗旨。 　　《最新国文教科书》出版后，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全国各地、包括被日本侵占的台湾在内，小学生大多使用这套课本，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冰心后来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回忆道：“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去，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学问与知识。” 　　后来，商务印书馆又编了一些教科书，共计１６科７８册，统称为《最新小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从普及教育的宗旨出发，根据儿童特点，采取了由浅入深的原则，从儿童熟悉的事物讲起，满足了国人对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如饥似渴的需要，非常受国人欢迎，对近代中国普及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人曾说，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成为出版界巨擘，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机关，也是因为此套丛书。 　　传新学 整古籍 　　商务印书馆在出版教科书的同时，也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著作。为了保证质量，张元济聘请了许多有学问的人当编辑，而作者呢，大都是一些当时的著名学者，如严复、林纾、梁启超、蔡元培、丁文江等。同时，张元济还善于培养青年，发现人才。商务印书馆的作者群中，还有许多著名人物，如鲁迅、巴金、冰心、李大钊、朱自清、费孝通……他们为了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了在中国倡导新知新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张元济和他的商务印书馆亦功不可没。 　　在大量介绍西学之时，张元济也在为整理、保存祖国文化遗产而努力。在他的心中，他从未把西学和传统文化遗产对立起来，他就是要让中西文化沟通，促进祖国文化的发展和光大。 　　“我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之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张元济为了保存文化遗产，无怨无悔地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特别是在１９２６年退休后，更是专心埋头于影印工作。《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数十部古籍凝聚着张元济的数十年心血，其间几番磨难，几多甘苦，旁人如何理解。 　　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还搜书藏书，当时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大量藏书，吸引了众多学人。可侵略者的炮火摧毁了这些文化财富，让张元济怎不痛心！ 　　近代中国，国贫民困。一代代仁人志士探索奋斗，寻求强国之路，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改良救国、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文学救国……张元济走的是教育救国之路。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教科书和学术、文学、科技著作，为实现“智民”之梦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当我们提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历史功绩时，我们不能忘记张元济这位出版大家、教育家。正如茅盾先生在张元济９０寿辰所写的祝词中所说：“商务印书馆在介绍西洋的科学、文学，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方面，都有过重大的贡献。将来的历史将记录菊生（张元济的号）先生这些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

秦汉兴亡备忘录

作者：  刘德增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13

简介：《帝国的兴衰（秦汉兴亡备忘录）》编著者刘德增。 《帝国的兴衰（秦汉兴亡备忘录）》内容提要：从秦到东汉，441年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内容。每当我们打开中国历史，那一段历史总会吸引我们的目光，令我们流连忘返。秦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使“秦”、“汉”成为影响巨大的名词。夏曾佑说过这样两句话：“有为汉一朝之皇帝者，刘邦是也。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秦皇、汉武是也。案中国之政，始于汉武者极多。”在这册小书中，我们从秦汉历史的关键点——关键事件、关键制度与关键人物入手，解读秦汉441年的历史。

中国古代史

作者：  夏曾佑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年01月

简介：
20世纪初，夏曾佑写《中国古代史》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开创了以新的章节体裁撰写通史的先例，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编写史书的主要体裁，是中国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的一部著作。
在夏曾佑之前，国内已经有人用新观点、新体裁写作新式的中国通史。但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影响更大，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近代史学家

作者：  胡逢祥,李远涛编著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简介：本书共收编了二十四位史学家的故事。中国历史渊源流长，卓越的史学家层出不穷。在近百年的近代史中出现了一位经世史家的开山——魏源；取法东瀛、导引国人的黄遵宪；近代史书体裁革新的先驱夏曾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李大钊，……读者可通过这些史学家了解到他们生

前汉演义

作者：  蔡东藩著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简介：　　“蔡先生的这部书，从文学上看去，只能说是中平之作。但，它是一座矿山，山一样的巍峨，中有茂林修竹、流泉飞瀑，内含煤铁金玉，自然也有土，有毫不起眼的砂石。它的非凡就在于它的丰富蕴藏。前面说过，它不是应遵命评论应运而生，而是应时而生。在整个封建制度崩溃、新时代还在阵痛时，他用毕生精力唱出了这部史诗史，可以听为挽歌，也可以看做新时代的催生符。从实效意义上看，它的生命力还在加强，现在还有多少人能看?榕虐娣碧遄值呢ニ氖返模不能，就是简体字的古文版也不能。但我们的民族历史要承、要绪。读蔡先生的书可以导你入门，且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从这个意味上说，真的是厥功甚伟了。? 　　蔡东藩（1877-1945），浙江萧山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考中秀才。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分发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于1911年称病归里。其后长期以写作和在小学教书为生。抗日战争爆发，他不愿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辗转避难，颠沛流离，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 清朝末年，严复、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说的巨大社会教化作用，企图借小说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创办《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自此，小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包括“历史演义”在内的各种小说风起云涌。民国时期，此风相船，小说创作日趋势繁荣。蔡东藩是个爱国者，他为武昌起义、共和初建兴奋过，欢呼过，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凯窃国。蔡东藩幽愤时事，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自1916年至1926年的10年间，他夜以继日，笔耕不辍，陆续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1040回，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加上另撰的《西太后演义》，总计约七百余万字，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出版以后，迅速风行，多次再版。 　　民国著名史学家、小说家蔡东藩，以“演义救国”旨，历时十年，创作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上起秦始皇，下至1928年，全面记述了中国封建时期2166年的历史，以内容丰富、取才翔实名重一时，深受读者青睐。 　　 这套书的编写体例综合了《三国演义》及毛宗岗的批注，有正文、有批注、有总批，只不过是蔡东藩自批自注。通过这些批注，或对有关的虚诞说法加以批驳，或对某些史料的运用注明出处和异同，或对古代的某些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方言俚语加以通俗的解释，或对所写某些人物加以褒贬，以此达到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弄清历史。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蔡东藩以“正史”为主，兼采稗史、轶闻，而出于稗史、轶闻者必有旁证，对史料“几经考证”，“务求确凿”。由于蔡东藩如此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反对虚构杜撰，因此，这套演义虽然通俗，但却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前汉史演义》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之一。共100回，概述了前汉二百一十年间的历史，有女宠，有外戚，有方镇，有夷狄，有嬖幸，有阉宦，故治日少而乱而多。皇帝专制四字，是笼罩全书之大宗旨。秦造成之，汉沿袭之，是秦汉本一脉相关，无甚区别，且秦皇汉武，为后人连语之口头禅，两两相较，不期而合，即秦即汉，会心固不选耳。 　　

作者：  

出版社：

简介：夏曾佑，近代诗人﹑历史学家、学者。早年中进士，授礼部主事，民国时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后调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他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之一，对经学、佛学、乾嘉考据学和诗文都有精深的研究。本集收入夏曾佑1881至1924年的论著，共分为七部分：一、文录，收入夏曾佑已刊或未刊的文章，共400余篇。二、诗集。三、书札，收入夏氏致严复、梁启超、汪康年等师友的部分信函。四、日记，收入夏氏1881年至1905年的日记。该日记虽简略，但记录了夏氏青壮年时期的日常工作、读书、生活、社会交游，时间跨度较大，史料价值较高。五、专著，收入夏氏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一书。六、杂著，收入夏氏手抄书目和乡试试卷等。七、附录，收入夏氏后人、师友关于夏氏的传记文章、部分数据汇编及夏氏年表。

夏曾佑卷

作者：  杨琥　编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2-1

简介：　　本书收入近代学者、诗人、政论家和思想家夏曾佑1895年至1910年的政论、史论、文论及少量书信等。夏氏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活跃人物，其思想和主张对晚清思想、史学和文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夏氏发表于《国闻报》、《时务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新民丛报》等著名报刊上的文章，对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文化史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将主要文章汇集一册，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严复作品精选

作者：  许祖华选编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简介：　　严复（1854－1921） 初名体乾、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又易名复，字几道，晚号愈野老人，别号尊疑，又署天演哲学家。福建福州人。特赐文科进士出身，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 　　 1866年以第一名考入马尾船政学堂，5年后以最佳成绩毕业后上军舰实习。1877年作为首批海军留学生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在英国期间除学习海军专业外，还精心研读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著作，并到英国法庭考察审判过程，作中西异同比较。学成归国后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翌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会办、总办。 　　 甲午战败后严复感于时事弥艰，开始致力译著，并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斥责历代帝王是“大盗窃国者”，力主变法图强，以西方科学取代八股文章。　二十二年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次年又与王修植、　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二十四年九月，又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极力倡导维新变法；同年，他翻译的第一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天演论》正式出版。至1909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 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　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　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西方名著，达160多万字。他是近代中国系统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通过翻译《天演论》，将科学进化论带到中国，并便之超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范畴而具有了世界观的意义。又通过翻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将逻辑归纳法和演绎法介绍到中国，其中对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尤为重视，　并猛烈抨击陆、王学派主观唯心主义的“心成之说”。因此，严复是将中国哲学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之上、使中国近代哲学真正摆脱古代“经学”形式的划时代人物。除译著外，他还倾心于教育事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受聘为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三十一年参与创办复旦公学，并于次年一度任校长；三十二年赴任安徽省师范学堂监督；1912年又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文科学长。他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1902）中，提出一个比较详细的学校教育制度蓝图，并对各级学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为中国资产阶级新式教育作出贡献。但辛亥革命后，严复思想日趋保守。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他于翌年被委为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同年参与发起孔教会，极力主张尊孔读经。1914年5月任参政院参政及宪法起草委员，并任海军部一等参谋官。1915年列名于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为该会理事。1918年回到福州养病。“五四”时期又反对学生运动。晚年他主要靠译书为生。1921年10月27日卒于故里。他的著述有《严几道文集》、《愈懋堂诗集》及《严译名著丛刊》等。　　

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

作者：  贾维著

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把谭嗣同及其师友作为研究对象，谭氏放在与其师友的关系中加以考察，以谭氏本人经历为线索，叙述了其在不同时期的交往活动，探讨了这一交往的历史背景和影响。书中不仅对谭嗣同的家世、早年生活、思想发展、政治活动和学术成就作了详细叙述，而且涉及刘人熙、欧阳中鹄、唐才常、汪康年、陈三立、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宋恕、黄遵宪、熊希龄等一大批晚清著名知识分子，对他们与谭嗣同的交往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在书中还对谭嗣同与湖湘文化的关系，以及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谭嗣同及其师友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它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为谭嗣同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

国学必读.下

作者：  钱基博编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简介：　　《民国文存28：国学必读（下）》精心挑出了一批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民国作品。这些书，包括夏曾佑的《孔子学说》、梁任公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金可庄的《声音学听讲录》、梁任公的《历史统计晕》等三十七本。目的是使学生明白古今学术的源流和演变。

瞿秋白学术思想评传

作者：  余玉花著

出版社：

简介：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作者：  夏曾佑

出版社：吉林出版社 2017年01月

简介：
这是一部未完成的“名著”。述至隋代，作者就去世了，所以再版只得将“中国历史”更名为“中国古代史”。全书以章节体（或纪事本末体）写成，在材料的取裁上，以廿四史为底本，然后篡辑其他古籍。凡采用参考书，一律注明出处，便于寻找；为使叙述清晰简洁，还特别重视图画和表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