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

作者：  (北齐)魏收撰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7,2008重印)

简介：　　二十四史【缩印本】（全二十册）： 　　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息、发展的清晰脉络，留下了一部部浸透着古人心血和智慧的历史史籍。这里面最优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记载了我国自上古洪荒时代至明代数千年的历史流程，展示了数十个王朝的兴衰变迁，是研究中国历史最具权威性的史料，也是考索我国周边国家历史的珍贵资料，堪称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由于其内容的博大精深，《二十四史》不仅为研史之人所必读备各，而且被政治军、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奉为治国安邦、运筹帷幄、推陈出新、建功立业的宝典，也被有识之士视为修身治家。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明镜。 　　史记：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侯，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后汉书：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侯，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 　　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烦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梁书：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徒，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氏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 　　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北齐书》，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李百药撰。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 　　《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为我们了解东魏、北齐历史提供了一部断代史著作。 　　周书：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 　　《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杀父淫母，"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 　　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南史》是合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为一编的纪传体史著，记事起自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止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公元589年），记述南朝四代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李大师（公元570--628年），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南朝末期由隋入唐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各朝的断代史，彼此孤立，记事重复，又缺乏联系，打算采用编年体，撰写《南史》与《北史》，使南朝与北国各代的历史，分别统编于这两部史著之中。隋末，李大师曾参加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建立的夏政权，任尚书礼部侍郎。因此，在唐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所撰《南史》与《北史》未能成书。此后，由李延寿继续撰成，合称为《南北史》。 　　李延寿，字遐龄，生卒年代已不可确知，大约卒于唐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唐初历史学家，曾任崇贤馆学士，官至符玺郎。唐太宗时，李延寿曾参加《隋书》纪、传、志和《晋书》的编写，又参预唐朝国史的编纂工作。但他主要成就在于承接其父未竟的事业，完成《南史》与《北史》的写作。 　　《南史》以《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为本，删繁就简，重新编纂，成为史林新著，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南史》有本纪和列传，无表、志。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其编撰方法按朝代顺序、帝王在位先后，排列各朝帝王、宗室、诸王、大臣等纪传。 　　本纪中有《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列传中除专传外，列"类传"九种。 　　《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南史》《北史》中，某些传文亦有重复现象。 　　北史： 　　《北史》一百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记述北朝从公元386年到618年，魏、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作者李延寿，唐初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曾任史官，参与修撰《隋书》、《晋书》，并另外著有《南史》。 　　《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 　　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炼，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 　　旧唐书：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赵莹立即组成修纂班子，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 　　《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但是，由于肃宗以后的国史尚未编出，宣宗以后的实录也未修成，所以《旧唐书》的作者在修《旧唐书》时，唐代晚期的史料相当缺乏。虽然作者曾做过不少搜集史料的工作，但由于成书仓促，所以对于唐代晚期史事的记述，仍显得粗糙，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简洁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点。 　　《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 　　等到明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闻人诠等重新刊印后，才又广泛流传开来。《旧唐书》传布过程中的兴衰，既反映了它的缺点，也说明它有自己的长处，非《新唐书》所能取而代之。 　　新唐书：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其中列传主要由宋祁负责，本纪、志、表主要由欧阳修负责，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列传与本纪、志、表合在一起时，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整齐划一。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首先，《新唐书》的作者对志下了一番功夫，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没有的《仪卫志》、《兵志》。其他几个志也各增补了新资料，质量多在《旧唐书》之上。 　　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便习称《旧五代史》。 　　这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经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成书如此迅速，主要在于宋太祖十分重视，组织的撰修班子规格高、阵容强；同时也因为去古未远，可资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范质又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实录简编--《建隆五代通录》，从而为修史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间曾有过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 　　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撰者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大约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至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的十八年间编成此书。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史学家，奉命和宋祁领衔编撰《新唐书》。崇儒复古是他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修史的指导思想。他意禀承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在编排体例上，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线，把五朝的人事综合统编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 　　《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四卷。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它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臂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又如根据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 　　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 　　本书的世家及世家年谱，大致相当于《旧五代史》的《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明确将中原以外的割据政权分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东汉等十国。各小国的划分编排，条理清晰，首尾完具，显然胜于旧史。《四夷附录》相当于旧史的《外国列传》。 　　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尤其对十国部分的补充。由于《旧五代史》已非原帙，残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价值就更不应低估。再从其它角度来着眼，欧阳修撰史，浑然一体，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文字凝炼；思想上不像旧史那样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创《职方考》，独树一帜，提纲挈领，眉清目秀，颇受称道，都是它的长处。平心而论，两部《五代史》各有短长，可以互为补充，不应偏废。 　　《新五代史》问世后，即有徐无党注。但徐注旨在解释《春秋》笔法、阐述微言大意，对读者并无多少裨益。 　　宋史： 　　《宋史》撰修于元朝末年，全书有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计四百九十六卷，约五百万字，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因体例未定而未能成书。元朝末年，丞相脱脱主张分别撰修宋、辽、金三史，各自独立，这一意见得到元顺帝的同意，于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三月开局，三史同时修撰。 　　经过二年半时间，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宋史》匆匆成书。 　　《宋史》是在原宋《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两宋时期，史官组织完备，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书籍流传和保存都较为便利，积累了大量史料。这就为元修《宋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宋史》修撰者匆匆急就，在史料的裁剪、史实的考订、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不少缺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抵牾等，这使它在二十五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 　　尽管《宋史》存在不少缺点，但是它卷帙浩繁，仅《列传》就有二千多人，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叙事详尽，就史料的学术价值而言详胜于略。同时《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而《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统的一部书。 　　辽史： 　　《辽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本书较系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二百多年的历史，并兼载辽立国以前契丹的状况，以及辽灭亡后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概况，是研究辽和契丹、西辽的重要史籍。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初，依仿汉人制度，设立监修国史官，并且仿照中原的做法，撰修《起居注》、《日历》、《实录》等。辽代曾先后四次撰修实录。 　　金朝建立后，很注意总结前朝的兴衰得失，着力修撰《辽史》，前后撰成两部《辽史》。第一次是熙宗皇统年间（公元1141--1149年），耶律固主持修纂，最后由萧永祺完成，此《辽史》有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但未曾刊行。 　　第二次撰修《辽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陈绎曾分撰，从至正三年四月开始撰写，四年三月即告脱稿，仅仅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这是因为前人所撰《辽史》和实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一般人认为，元修《辽史》失之简略，但不应否定它特有的长处。《辽史》的志、表多有特色，其中一些志、表是其它正史所没有的。 　　金史： 　　《金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以后在至元元年、十六年，以及仁宗朝、文宗朝都分别议论过修史的事，都因义例难定未付诸实行，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三史的都总裁官是右丞相脱脱，参加修《金史》的有铁木尔塔识、张起岩、欧阳玄、王沂、杨宗瑞等，其中欧阳玄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制订《金史》撰修的发凡举例，书中的论、赞、表、奏皆他属笔。 　　元史： 　　《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成书于明朝初年。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 　　洪武二年，以宋濂、王为裁、汪克宽等十六人为纂修，开史局于南京天界寺，进行编写。从洪武二年二月到八月，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修成顺帝以前各朝的历史，共一百五十九卷。接着，明朝政府派欧阳佑持等十二人到全国各地征集顺帝一朝的资料。洪武三年二月重开史局，仍由宋濂、王任总裁，但纂修人员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这一次纂修共十五人，只有赵埙曾参与第一次工作，其余都是新人。八月书成，共五十三卷，历时一百四十三天。前后两次修成的文稿经过统一加工，共二百一十卷，内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两次开局共历时三百三十一天。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立即着手组织《元史》的编纂，而且在很短的期间成书，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的意图是以此来说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兴起都出于"天命"，而他自己则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元史》问世后，很多学者对它表示了不满，钱大昕则是不满者中持激烈否定态度的一个。对于《元史》的批评，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的融合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但是，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元史》仍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 　　明史：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 　　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从第一次开馆至最后定稿刊刻，前后经过九十多年，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部。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　　

西夏通史

作者：  李范文主编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简介：　　《西夏通史》用翔实有力的史实，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全面、系统地向世人展现出绚丽多彩的西夏政治、经济、文化风貌，有力地肯定了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西夏通史》不仅丰富了中国历史的内容，而且不失为一部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西夏通史》是国家“九五”重点课题，《西夏通史》的完成使我多年来想看的西夏史，终于看到了。通读全书，我深感从前想要说的话书上都已有了，白滨教授没有涉及的地方，李史本人也都写了。从纵的方面看，关于党项羌的来源，党项族北徒建立割据政权，直到西夏国亡，对西夏历代帝国将相的丰功佳绩以及他们的内部权力斗争，都写得一清二楚。关于成吉思汗灭亡西夏后党项民族融合的方向，李范文史经过多年调查研究，提出结论：汉化 、藏化、蒙化、回化，这正如梁任公所说的民族融合是纵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横的方面看，书中对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地理等都作了全面论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导论》部分，除了充分利用了近年来出土的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还利用了黑水 城出土的西夏文献，这是以前的西夏史专家难以想象、望尘莫及的。据了解参加《西周通史》的撰稿人，懂西夏文的就有五人之多，其中有的撰写者学术成就享誉海内外。由这样一批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高水平的《西夏通史》使人欣赏之余，更催人奋起直追。

Through the years and far away

作者：  落落著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简介：正值花季的少年夏圣轩和夏政均是离异家庭的单亲子女。两家比邻而居，两人既是朋友又如兄弟，有一种专属于少年间的微妙的羁绊。但是由于两人父母再度结合，使少年们的心中产生了矛盾和抗拒，两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并因为一次不幸的事故，让两个人的少年之间的关系陷入更大的危机……亲情，友情，爱情。如何做出抉择。摆在两个少年面前的是一道难题。 　　本书讲述的两个少年青春的挫折和成长，落落的文章里悲伤的情绪足够煽动坚强的泪腺，所有的文字都在呼唤着一种人性的美好与温暖。这是青春市场一直难以寻觅的东西。让人读后有种微微酸楚但内心却微微暖热的感觉。 本书是落落继《年华是无效信》之后的又一长篇力作，也是第三本单行本。小说讲述了是两个离异家庭的单亲子女、正值花季的少年夏圣轩和夏政颐的成长故事：两家比邻而居既是朋友又如兄弟。但是由于两人父母再度结合，使少年们的心中产生了矛盾和抗拒，两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因为一次不幸的事故，让两个人的少年之间的关系陷入更大的危机……亲情，友情，爱情。如何做出抉择，摆在两个少年面前的是一道难题……

宁夏满族述往[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李凝祥著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

简介： 本书对宁夏满族历史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述说和考证，内容涉及到宁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民俗民情等多个方面。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作者：  张荣明，董志广　主编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9-1

简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政治思想呈现为两大政区格局，各自特点、发展趋势截然不同。一大政区是三国两晋南朝，特点是华夏政治思想居主导地位；另一大政区是十六国北朝，特点是少数民族政治思想居主导地位。在华夏民族政区，皇权逐渐衰弱，士族、权臣日盛，他们专断朝权甚至频繁易代，这导致政治思想衰落，宗教思想流行；在少数民族政区，最初是民族仇视，后来是民族融合，与之伴生的是汉化思潮及以华夏正统自居。经济、政治重心的下移与社会奢靡和宗教思潮成正比，而与中央集权和国富兵强成反比。

英语.新族秘书

作者：  夏政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1995年01月

简介：

早期党项史研究

作者：  周伟洲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简介：在中国历史上曾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族，其早期历史过去学界研究不多，且因史料阙如，许多问题难以解决。然而，早期党项史（即在西夏政权正式建立前的党项史）对于中国民族史、隋唐五代史及西夏史、宋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1988年本书作者曾经出版了《唐代党项》一书，获得学界好评。十余年过去了，随着西夏史（包括西夏文献）研究的深入，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不断发现，有必要对《唐代党项》一书进行增补。本书利用新的文物考古资料及西夏学研究成果，增加了五代后至北宋初（1032年）的内容，解决了许多过去早期党项史中的疑难问题，阐发许多个人的新见解，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

宋夏关系史

作者：  李华瑞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　　 全书引用各种文献资料200余种，正文分12章。主要论述了北宋对西夏 　　政策的演变，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宋夏的统兵体制、兵力配置、 　　装备、给养，宋夏的历次重要战役，宋夏战争的阶段划分及各阶段的特点， 　　宋夏贸易与双方战争的关系，宋夏与辽的三角关系，宋夏对西部吐蕃、党项 　　等族的争夺，北宋和西夏的交聘情况，以及双方的国信使制度、“外交”文 　　书等，尾论就宋夏关系史的研究方法、史料的运用以及相关理论问题作了简 　　要的论述。 　　

Selected 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

作者：  (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著;秋风译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简介：《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讲述了：即使是那些怀疑巴斯夏作为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的人也会同意，他是一位天才的政评作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经称他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经济新闻记者。"为了介绍现在您手头这本收入了他写给普通公众的最成功的文集，我们倒是很乐意承认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同意熊彼特对巴斯夏的苛评，他说"他不是一位理论家"，但这一点却也并不足以抹杀他的地位。在其非常短暂的写作生涯快要终结的时候，他确实曾经想为他的一般的概念提供一种理论上的论证，但他最终没有讨得专业圈内的欢心。如果一位针对公共事务仅仅撰写了五年评论，然后在绝症迅速地侵袭他的时候，在几个月时间内，为自己截然不同于既有学说的论点进行辩护，而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可能真的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然而，人们可能会问，恐怕不会仅仅是他年仅49岁时就英年早逝才使他没有取得更大成就。但是，他那雄辩的著述当然证明，他对什么是重要的问题具有洞察力，也具有把握事物本质的天赋，而这按说是能够为他提供丰富的材料，从而对科学作出真正的贡献。证明这一点的再好不过的例子，就是收入《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第一篇、他那著名的《政治经济学中什么是看得见的什么是看不见的》。从来没有人用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就清楚地揭示了理性经济政策的关键难题所在，我还想加上一句，也为经济自由给出了决定性的论证。正是因为他把整套这种观念浓缩为这么几个单词，所以我才在上一段中称他为"天才"。他围绕这句话组成的一篇文章，就清楚地阐明了一整套自由至上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这句话尽管只是头一篇文章的题目，实际上它是整《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的一个提纲挈领。巴斯夏在反驳他那个时代流行的谬见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阐明了其含义。我后面将会提到，尽管他所驳斥的那些看法，今天只是穿上了一件更为复杂的外衣，但其实质自巴斯夏以来，并没有根本改变。不过，首先我想就他的核心观念的一般含义多说几句。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经济政策措施的当下的和可以具体地预测得到的效应判断这些政策，那么，我们就不仅仅不可能实现某种可以维续的秩序，还将必然一步一步地丧失自由，从而阻止了比我们的措施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更好的东西之出现。自由对于各不相同的个体充分地利用只有他们自己了解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如果我们限制他们以自己乐意的任何方式服务于其他人的自由，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已然阻止了什么样的有益的行动。而所有的干预行动，就正是这样的限制。当然，这些干预行动总是许诺要达到某些明确的目标。只有在完全阻止一些个体的某些不为人知的但却有益的行动的时候，政府的这类行动才能每次都达到其事先预见到的直接结果。其后果就是，如果这样的决策一个接一个，并且不受对作为一种普遍原则的自由的忠诚的约束，那么，我们必然会在几乎所有方面丧失自由。巴斯夏把选择的自由看作是一种道德原则，决不能出于权宜的考虑而牺牲自由，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假如只有在废止自由的具体损害能够被明确指认出来的时候才尊重自由，那么，自由的任何方面就都不是不能废止的了。 巴斯夏对他那个时代谬种流传的观点予以迎头痛击，今天，很少有人再像当时那样那么天真地使用那些论证，但我请读者不要自欺欺人，以为同样的谬论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已经销声匿迹了：今天，那些观点只不过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态出现，因而也更难察觉。读者如果逐渐认识到以更简单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这些大量谬误，那么，当他看到从那些看起来更为科学的论证中得出的同样的结论，至少就会更为小心。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特征就是用那些最日新月异的证据来论证那些十足错误的见解，这些见解的魅力非常之大，因为从它们那里推论出来的定理太令人愉快或者是太方便了：支出是好事情，而储蓄是坏事情；浪费有益，节约会伤害广大群众，钱掌握在政府手里，要比掌握在民众手里更好一些；保证每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是政府的职责，等等等等。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这些想法仍在大行其道。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巴斯夏在驳斥这些看法的时候，有整个专业经济学家队伍都站在他一边来反对利益集团所使用的那些流行的俗见，而今天，同样的看法却是由某种极有势力的经济学派，用门外汉根本就不懂的、给人印象深刻的词汇提出来的。在这些谬论中是否有某一点，人们原本以为巴斯夏已经将其一劳永逸地驳倒了，恐怕再也难以见到其复活了？这一点还真成疑问。我不妨举一个例子。在巴斯夏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寓言《蜡烛制造商抗议太阳竞争的陈情书》中讽刺说，应该禁止房子上安装窗户，因为蜡烛制造商的繁荣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然而，法国一本颇为有名的经济学史教科书的最新版上却为这篇文章加了一条脚注："必须注意到，按照凯恩斯关于不充分就业的假设，及乘数理论，严格地说，蜡烛制造商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 有心的读者将会注意到，巴斯夏驳斥了那么多我们似曾相识的经济学万应药，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危险他却似乎没有预料到。尽管他也批驳了他那个时代信用问题上的种种奇谈怪论，不过在他那个时代，由政府赤字造成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却不是太大的危险。在他看来，支出的增加必然立刻导致要加捐增税。原因就在于，在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只要一生经历过一次大的通货膨胀，就再也不会容忍货币持续贬值这样的事再发生。因此，如果有读者看到巴斯夏觉得需要反驳的那些很简单的谬误之后有一种优越感，那他应该记住，就某些方面而言，一百年前的那些人其实比我们现在的人要明智得多。

敦煌

作者：  郑炳林，李军著

出版社：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

简介：《丝路明珠:敦煌》主要内容：敦煌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其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到两汉时期的设置郡县；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民族政权的激烈争夺到隋唐时期的繁荣昌盛；从吐蕃时期佛教的迅速发展到归义军时期的苦心经营；从西夏政权的统治到元、明、清时期的日渐衰落，可以说各个时代的敦煌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

西夏河西佛教研究

作者：  崔红芬著

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10

简介：自确立“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战略方针起，继迁就开始谋划占据河西地区。经过德明、元昊祖孙三代的共同努力，党项政权在景祐三年(1036年)彻底拥有了河西的凉、甘、肃、瓜和沙等州，对河西地区的统治长达近2个世纪，这是河西地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河西佛教在这一时期得以继续繁荣，它前承瓜沙归义军、甘州回鹘和凉州吐蕃等政权的佛教发展基础，后接蒙、元王朝佛教的兴盛，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崔红芬的这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对河西地区存在的西夏时期的石窟、碑刻、出土佛教文献等进行系统梳理和吸收，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等，着重论述西夏占领河西前的诸政权及夏政权对诸州占领情况，并对学界有争议的“瓜沙回鹘王国”阐明自己的观点和原由。对河西地区的寺院和佛事活动进行考证，说明西夏的佛事活动与归义军时期是一脉相承。尤其对学界尚未涉及的西夏寺院经济和寺院依附人口等问题作了尝试性探讨研究。利用黑水城、凉州和敦煌等地出土佛教文献探讨了河西地区高僧及其相关佛事活动。对西夏僧尼管理机构、僧官设置、僧人师号和赐衣体系等予以关注，认为西夏帝师封号是受吐蕃僧人师号的影响而出现的。西夏实行“计亩输赋”政策，寺院和僧人占有土地也要纳税服役。在国家紧急情况下，僧人还被应征人伍，以充兵源，僧人不是一个不劳而获的阶层。还考证了西夏设译场和翻译佛经及陀罗尼的情况，对河西地区流行的佛经及佛经中出现的皇帝尊号进行考证，阐述河西地区人们信仰的延续性及皇室对佛教的重视。佛教兴盛还推动西夏印刷事业的飞速发展，对佛经的刊印和装帧等也有论述。对河西地区的禅宗、净土和观音信仰进行研究。从而证明西夏河西地区的佛教是一种普及信仰类型的佛教，它能够适应不同阶层信众不同需要乃至同一信徒不同心理需要，体现了西夏佛教信仰的民众性和功利性特点。从党项僧人与吐蕃僧人的早期交往、藏文佛经的翻译等方面入手探讨了藏传佛教在西夏发展的具体情况及藏族僧人的生活习俗对西夏僧人的影响。最后《西夏河西佛教研究》就河西地区的佛塔、塑像和绘画进行详细论述，透过洞窟题记、供养人画像及新材料等就某些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个别洞窟的分期提出一些思考，对创造辉煌西夏佛教艺术的匠人的情况作了有益的探讨。

民国宁夏风云实录

作者：  杨少青，胡迅雷主编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简介：　　本书以历史人物自述的方式（包括回忆录以及日记、文献等），实录民国时期（1911年至1949年，）发生在宁夏境内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与军事等方面的历史事件，并围绕每一历史事件的方方面面，以时间顺序为纵线，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横面，以同一事件方方面面的决策者、领导者、执行者、参与者以及当事人亲历、亲见、亲闻者的口述体纪事本末。力求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多视角，再现并折射民国时期宁夏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跌宕起伏的军政局势和曲折变奏的斗争情景。 　　本书在编审过程中，本着： 　　一、坚持唯物史观，以客观、科学的态度收录和编造史料，力图给广大读者和历史研究者提供一部多方位、全场景的民国时期宁夏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口述历史资料。 　　 二、所选资料，以现宁夏行政区划为范围，考虑并参照当时宁夏行政区域所辖，并酌选宁夏统治者及军队、民众在外地开展的活动与发生的历史事件，作为宁夏境内进行各种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历史延伸和延续。 　　 三、内容主要选自区内外出版的文史资料和各类书籍报刊，并注有出处，以方便广大读者和历史研究者阅读与使用。 　　 四、在尊重原文原意的基础上，对部分文稿及文题进行了删节、修改和重编；对通述文稿，按编进行了分类择取；对同类文稿，经排比对照，比较异同，斟酌取舍。 　　 五、以“述而不论”的原则，对一些文稿的评论性、议论性、修饰性等文字进行了删节。 　　 六、以“史料性”与“可读性”并重，以“罕见”与“实用”并举。 　　 七、为保证本书的完整系统与真实准确，特聘请了我区该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本着“去伪存真”之旨，“存史资政”之意，对文稿进行了订正和勘误。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作者：  史金波等译注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00

简介：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颁行的一部法典，简称天盛律令，原文是西夏文。 　　天盛律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全书二十卷，分一百五十门，一千四百六十一条，其详细程度为现存中古法律之最。法典总计二十余万言，没有注释和案例，全部是法律令条文，其内容包括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多方位地反映了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给研究西夏政法、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大量资料，对研究中国法制史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天盛律令的最早着録风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一九三二年）、书题当时译作天盛改良新定法令、天盛年变更定戒教或天盛年变新民制学。

明代状元奇谈·明代状元谱

作者：  周腊生著

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2004

简介：　　《明代状元奇谈明代状元谱》前六辑为趣闻轶事，共有故事116篇，大抵因人因事谋篇，涉及状元70余名，占明代状元的绝大部分。第七辑为笔者所作的杂谈，从若干方面对整个明代状元进行了鸟瞰。以上七辑为上编。下编为《明代状元谱》，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明代全部状元的一些基本情况。附录有四。其一是《大夏状元谱》，介绍明朝建立之前大夏政权的科举简况；其二为《科场万象》，写的是状元以外的科场奇闻，意在多提供一些明代科场信息；其三为《征引书目》；其四为《人名索引》。 　　《明代状元奇谈明代状元谱》内容力求健康、生动、有趣，行文力求简明、通俗。文中对一部分字、词、官名、地名 　　加有简注，篇末注明了资料出处，有的还附有少量按语，或以注释形式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 　　考证辨析。期望她能熔知识性、趣味性与资料性于一炉，做到雅俗共赏；也相信她对读者了解明代状元，进而了解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会有些帮助。

中国传统政治的基因

作者：  马平安　著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2015-3-1

简介：中国传统政治基因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华夏政治文明的源头自炎黄时代至秦统一天下。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统治者汉承秦制，同时十分重视总结亡秦的教训，实现国策转移，采纳百家主张，先后对黄老及儒、法理论进行高度整合，最终形成了颇具汉家特色的“霸王道杂之”治国之道，并对后代发生影响。百代都行秦汉政法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政治基因即传统华夏政治的“东方模式”至汉代已经完全形成。

资治通鉴白描

作者：  司马光原著;郑林主编

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

简介：　　《 白描(套装上下册)》分为八大部分，展示了从战国到五代十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既有安邦治国的谋略，又有为人处世的道理；既有微妙的宫廷斗争，又有惨烈的沙场征战。一书在手，尽览华夏政治智慧。第一部分：逐鹿中原定天下（战国，秦朝）。这是一个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秦国经过彻底变法，加上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实现统一。第二部分：承上启下大一统（西汉）。西汉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巩固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第三部分：光武中兴复汉室（东汉）。王莽篡位不久，群雄并起，刘秀脱颖而出，恢复了刘家天下。第四部分：豪杰名士争风流（东汉末～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英雄尽显本色，三国鼎立之后，又重归统一。第五部分：胡汉对峙大融合（南北朝）。少数民族进入北方地区建立政权，与南方的汉族政权对峙。各民族之间有战争也有融合，南方经济得到开发。第六部分：盛世尽扬大国威（隋～唐中期）。隋朝和继之而起的唐朝，将中国历史推向空前繁荣的时期，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第七部分：藩镇割据国势微（唐晚期）。唐玄宗以后，国势逐渐衰落，军阀争斗，宦官专权，中央政权名存实亡。第八部分：小国林立无定数（五代十国）。唐朝之后，中国又出现一个分裂时期，先后出现大大小小十多个国家，政权频繁更替，国无宁日。　　

宋夏关系史

作者：  李华瑞著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简介：　　一、主要内容:10-13世纪是两宋和辽朝、西夏、金朝等政权对峙的时代,也是中国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的时期,宋朝和西夏前后有一个半世纪的直接接触,期间大部分时间处于敌对和交战状态,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时间较短。正是如此,双方剑拔弩张的对峙、刀光剑影的厮杀以及充满人情味的民间友好往来,构成了复杂而悲壮的宋和西夏关系的历史篇章。 　　 全书39万字,引用各种文献资料200余种。分12章,主要论述了北宋对西夏政策的演变,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宋、夏的统兵体制、兵力配置、装备、给养,宋夏的历次重要战役,宋夏战争的阶段划分及各阶段的特点,宋夏贸易与双方战争的关系,宋夏与辽朝的三角关系,宋夏对西部吐蕃、党项等族的争夺,北宋和西夏的交聘情况,以及双方的国信使制度,“外交”文书等。而结论和尾论则就宋夏关系史的研究方法、史料的运用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作了简要的说明。 　　 二、主要观点:后世叹惋宋朝之不武,在与西夏的交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西夏与宋不论是其幅员还是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两者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宋在与西夏的交往过程中却常常处于尴尬的地位,以至宋神宗慨叹"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偏偏然,惟恐其盗边也。"那么,如何解释泱泱大国难于应付“撮尔”小国的挑战呢?若仅从宋夏关系中的具体事件或表象去探究,显然是不够的,只有深入到对方的政治、军事体制中,深入到双方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大环境中去探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本书对宋夏关系的描述没有停留在双方经济、军事交往中的人和事件上,而是以北宋政治运行机制为切入点去探寻宋与西夏交往的发展轨迹。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无庸讳言,宋与西夏的时战时和构成了宋夏关系最重要的特征,和与战的转换,在宋夏关系前80年中主要取决于西夏对宋的挑战,这一时期宋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被动的应战态势。那么为何西夏要屡屡发动战争?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已做了多方面的探讨,但结论似不能令人满意。该书以唯物史观关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宋夏不正常的经贸关系探究个中原因。 　　 1978年由杰里弗巴勒克拉夫主编、80位西方历史学家执笔编撰的《世界历史地图集》曾指出"宋比唐的世界主义为少,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这有两方面的具体表现:一是北宋建立后,为避免重蹈五代的覆辙,对唐未五代以来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制度等作了重大改革和调整,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防范武人专权太甚,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军政弊制使得军力国势不振。自宋太宗朝起军事失败主义抬头,政治逐渐走向内倾,从而导致守内虚外国策的形成。二是由于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对周边诸族滋生了一种文化优越感,在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本民族文化上,也抱着盲目自大的故步自封的态度,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那种经由宋学强化了的道德至上主义的鄙视讲利的思想日益突出。认识这两点,对考察、理解北宋对西夏的政策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不论是宋的消极应战,还是此消彼长的主战论和反战论的交替,与这两点都有直接密切的关联。 　　 该书出版后,聂鸿音、罗炳良、朱瑞熙等专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图书评论》等报刊上发表评介文章,给予较高的评价。　　

中国考古学要论

作者：  佟柱臣著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2004

简介：　　２００４年４月佟柱臣先生的新作《中国考古学要论》出版，这部著作是杨迅文、任士英先生策划编辑的“名师讲义”丛书之一，丛书包括费孝通、张岱年、林庚、林耀华、何兹全等多位文史哲名师的讲义，《中国考古学要论》是其中的一部考古学讲义与论著。 　　 《中国考古学要论》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收入三篇讲义，１９５７年在北京大学讲的《考古材料的陈列》和１９６０年在南开大学讲的《中国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新成就》，两者是那个历史时期学术见解的代表，也是博物馆学、考古学发展史上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重要脚印；第三篇是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讲义：《中国东北及周缘地区考古概论》，分量最重，约１７万字，这是迄今所见以考古史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所写出的我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历史考古学最系统的要论。 　　 佟先生长期致力于东北考古学研究，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就在辽西发现了牛河梁遗址、夏家店遗址以及燕长城赤峰段，１９５０年又同裴文中先生一起发掘了吉林西团山。１９７９湥保梗福澳辎熚了给研究生讲授东北考古学，佟先生将多年收集的文献和考古学资料以及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分十一章讲授，这就是《中国东北及周缘地区考古概论》讲稿的形成，以后又经佟先生的受业弟子靳枫毅整理，使之有可能结集发表。 　　 第一章“东北地区考古学史”，对梁思永、裴文中、李文信、金毓黻、罗福颐诸位先贤的业绩逐一做了讲述，还系统地介绍了俄国人、法国人、瑞典人在我国东北地区考古活动和发现；对日本人的工作做了详细的说明，严肃地指出一些工作所具有的文化侵略性质；同时指出，一些保存在我们几个博物馆的手里的材料，如有关“东省”（即从伊尔库茨克到海参崴地区）考古文物的俄文刊物、步达生留在北疆博物院的石器等等，不要束之高阁，因为，他们所取得的材料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遗留下来的古代文化遗产。这是迄今对外国人在东北的考古所做的最全面、系统、客观的评介。 　　 第二、三章系统讲授了东北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收获。 　　 第四至第八章讲了从西周到清初东北地区的历史与考古。其突出特色是把广袤的东北地区上下数年错综复杂的民族、政治关系、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讲得清楚而无枝蔓，把所有重要文物和考古发现都放在赖以产生的民族、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把“死”的考古材料变成鲜活的历史见证；还从考古材料中提取了史书上没有的信息，丰富了历史的内容。这不论对东北史学还是东北考古学来说，都具有首创性，读者必将开卷有益。 　　 历史时期考古学着重讲述东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考古。第四章讲述了汉及汉以前的东胡（及其后裔鲜卑、乌桓）、肃慎（汉称挹娄）、夫余等族的历史，为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团山文化、望海屯文化等提供了族属线索和文化背景；第五章讲授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时期东北地区所经历的政治变迁及民族的互动与融合；阐述了重要魏墓、晋墓以及诸如嘎仙洞拓跋焘祝文石刻的重要历史意义；对同一时期高句丽的历史、高句丽山城、平地城、积石墓（如集安好太王陵、其他贵族墓）、墓葬壁画所反映的民俗、汉文化影响、佛教文化影响以及其他佛教文物逐项做了讲评；对鲜卑、室韦、勿吉—靺鞨的历史与考古也作了要述。第六章专章讲授了唐代的海东盛国——渤海的历史与考古，既反映出渤海文化的繁荣昌盛，又把东北、内蒙古、北京等地的有关重要发现置于唐王朝与渤海关系的大系之中，点出大唐与渤海“是一家”的要义。第七章讲授了东胡——鲜卑系的契丹族辽国和肃慎系女真族金国的久远历史及开国史、相互关系与存灭，把有关辽上京（今巴林左旗内）、中京（宁城）、东京（辽阳）、南京（北京）、西京（大同）以及其他辽国城址的史书记载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讲述得丰满多彩；对辽皇陵、贵族墓及其随葬品、壁画，辽瓷及瓷窑，契丹文字，还有佛教遗存如寺院、辽塔、经幢、石窟、石刻等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做了科学分析。讲述了金五京、金界壕、金官印、女真文字、碑刻、书画以及对辽、金佛教遗存做出精到分析；还讲到金朝末年在东北东部建立的东夏政权及有关考古发现，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对于后金国及清初的关东遗迹也做了概述。第八章“元明清时期考古”着重于考古收获的讲授。 　　 有两个史观非常突出：一是提出民族融合的规律性途径：首先形成的是几个民族融合的共同体，再到更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其途径如墓志材料反映的不同民族间的通婚以及契丹人、渤海人、汉人、女真人的密切接触与文化融合；强调指出中央王朝文明、汉民族（如东汉末年幽冀移民、辽金时期的“俘户”等）对东北各族社会发展、民族融合的积极影响和巨大贡献；一是以科学、系统的考古证据反复说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早已在金朝—东夏的辖境之内；翔实地论证了明王朝在黑龙江口特林设置努尔干都司的史实和重要意义。征引大量墓志、官印、珍稀古籍来考证著名的“敕修努尔干永宁寺记”等两大丰碑的内容，说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都归努尔干都司统辖，均属明王朝疆域。清朝前身的后金国也已统辖着上述地区。因此，在第九章“苏联远东考古”中，就明确指出“苏联远东考古”实际上是历史上属于我国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考古学。对上述两大地区从旧石器时代直到靺鞨文化、渤海文化、金代女真文化的考古分别做了讲述。 　　 第十章“朝鲜考古学”，从旧石器时代一直讲到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代的考古成就，分析了朝鲜半岛文化与中国东北地区文化的关系。第十一章“日本考古学”，介绍了十九、二十世纪前期的日本考古学简史；从旧石器时代考古一直讲到奈良时期，介绍了正仓院的收藏，并对此后的历史做了简述。先生认为，古代对隋唐文化的吸收、近代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是日本文化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该书第二部分是从作者１００多篇论文中精选的十三篇。包括作者２２岁时发表的长篇大作：《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之移动》，昭示了对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志向和功力。有四篇是分地区、分文化研究新石器的结晶，对石器类别、型式、分布等作了定性、定量分析；对制作微痕、使用微痕做了力学研究。这在考古界是独一无二的。还有细石器和新石器复合工具两篇专论；另有五篇宏观论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特征和中国文明起源的道路，提出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三个接触地带论、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论等理论。最后是《我与中国新石器研究》。 　　 [

Finance English Readings

作者：  夏政主编

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简介：《财经英语趣文阅读(高级)》内容简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和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正面临空前的机遇与挑战。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商务等领域的交往日益增多，这使社会迫切需要既懂外语又懂财经的复合型人才。为满足各级英语读者对适合他们的财经英语读物的强烈需求，我们编写了“大学生英语活页文选”《财经英语趣文阅读》系列。本系列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册，语言真实地道，风趣生动，内容新颖，时代感强，涉及到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每册收录文章30篇，包括宏观与微观经济学、会计学、保险学、银行学、证券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以及经济法等方面，向读者介绍了各领域的基本情况、背景知识、相关词汇，使读者对经济社会有一个由浅渐深的了解。 本系列的文章大多来自英美国家的专业财经类报纸与杂志，如《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经济学家》、《财富》、《福布斯》等，在此编者谨向原文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辽夏关系史

作者：  杨浣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

简介：　　 本书立足的研究基点是根据辽朝政权利益和对外战略的转移来重新评 　　估辽朝对夏政策的演变及其意义。就辽夏关系的实际情形而言，宋、金两 　　政权是影响其走向的主要外部力量。最初辽宋武力对抗，辽朝扶植西夏以 　　牵制宋朝；接着宋辽缔结和平协议，宋辽联手遏制西夏图霸；之后西夏在 　　宋朝的强硬政策下日渐衰微，辽朝为确保南北均势不被破坏，便积极支持 　　西夏与宋朝议和；到了辽朝末期，金朝崛起并在金辽战争中势如破竹，辽 　　朝被迫给予西夏对等政治地位以求联合抗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