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

作者：  (宋)刘义庆著

出版社：

简介：《曾国藩谋略(双色图文藏本)》主要内容：乱世出英雄。具有显赫地位而又引起后人评说纷纭的曾国藩的出现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十九世纪中期，在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传统的封建秩序日趋瓦解，内有民众起义，外有强敌人侵的晚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风云激荡之际，1838年，27岁的曾国藩进京参加会试，名列三甲，改庶吉士，后又授翰林院检讨，走上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读书求仕之路，并开始了漫长的仕宦生涯。曾国藩以他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底、老成持重的品性和非凡的才识，得到权臣穆彰阿的器重。1847年即超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1849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1853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任湖南团练大臣，以礼治兵，组建了一支儒家色彩极为浓厚、战斗力极强的湘军，转战十年，击败了拥有半壁江山、几乎取代清廷的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军队，同时使湘军总数达30万，以致形成“无湘不成军”之势，铸就了曾国藩政治生涯的顶峰。从1849年之后的九年中，曾国藩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掌管机枢军政大事，十年七迁，青云直上，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创造了清廷任官的奇迹。在此期间，曾国藩还受命围剿捻军、调解天津教案等事宜。1872年，曾国藩终于两江总督任所。旋即，清廷发布上谕，追赠其为太傅，溢文正，并准人京师昭忠词、贤良祠，于原籍和江宁建专祠，在国史馆立传，可谓身前地位显赫，身后倍享哀荣。《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曾国藩谋略（双色图文藏本）》以岳麓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曾国藩全集》为底本，以曾国藩为人处世、为政治军的谋略为核心议题，选编《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曾国藩谋略（双色图文藏本）》，并加以译注，同时注出节选页码，以方便读者查阅。如果读者能从此书中有窥一斑见豹之效，并受到不少启迪，译注者心愿也足矣。

春在堂全书

作者：  (清)俞樾著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10

简介：　　《春在堂全书(套装共7册)(精装)》内容简介：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清道光元年（一八二：十二月初二日生于德清县城东门外乌牛山麓南埭圩（今德清城关），卒于光绪三十二年（二九○六）十二月二十三日。俞家世代务农，自俞樾祖父俞廷镳为乾隆时钦赐副贡生，始为书香之家，俞樾父亲俞鸿渐，为嘉庆时举人士一人均有著作行世。 　　俞樾于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十六岁时童子试及第，人县学读书。翌年应乡试，中副榜第十二名。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中举人。道光三十年（一八五○）举进士，保和殿复试，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以首句“花落春仍在”大为主考官曾国藩称赏而取为第一，赐进士出身，五月授翰林院庶吉士。此为受知于曾国藩之始。咸丰二年（一八五二）授编修，举家迁北京南柳巷。咸丰五年（一八五五）春，奉派充任国史馆协修，八月出任河南学政，十月出都赴任。翌年二月主考。咸丰七年（一八五七）七月，御史曹泽《登庸》弹劾他“试题割裂”，俞樾受到革去学政工追回原籍、永不叙用的处分。俞樾此后一直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 　　咸丰八年（一八五八）春，南归，居苏州饮马桥，与巡抚赵静山交好，而得主讲于云间书院。此为俞樾正式讲学之始，也是侨寓苏州之始。读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著《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广雅疏证》、《经传释词》“高邮王氏四种”，遂有承绪王氏之学、研治经学之意。授课之余，得读经典，每有心得则记录之，始撰《群经平议》等。后从经学家陈奂、宋翔凤等，切磋经学。咸丰十年（一八六○）后，因战乱返德清，再辗转绍兴、上虞、宁波、上海等地。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春，抵天津。　　

中华民国史内政志:初稿

作者：  国史馆中华民国史内政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社：国史馆,[1992](中华民国八十一年)

简介：Political syst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y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1917-1991

作者：  沈志华主编;杨奎松[等]撰稿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简介：　　本书围绕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和地方档案馆，以及台湾“国史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档案资料。作者还曾到美、俄、波、匈、德等收集资料，对当事者作了访谈。这在中外 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在书中作者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拍案叫绝，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序 　　陈　兼 　　几年前，《中苏关系史纲》一书出版，我在书付印前有“先读为快”之幸运，当时便为其大手笔所感叹并折服。现在，《中苏关系史纲》将要再版，除由沈志华、李丹慧、杨奎松根据新披露的档案史料对各自所著章节做增订外，又由牛军重写了第四篇：走向“正常化”。日前，接到志华兄的电邮，以不容商量之口吻，要我为再版本作序。我认识志华已近三十年了，深知他的秉性。虽然我自知学识浅薄，绝没有为这么一本大书作序的资格，但面对这位老友的强硬指令，知道争辩推托是没有用的，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中苏关系史纲》是一本极为重要的学术专著，这首先是因为这个课题极为重要。中苏关系的演变，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的发展以及整个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演进，都有着紧密关联并交互影响的关系。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整个冷战时期，没有哪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过如同中苏关系那样大起大落的变化。中苏两国于上世纪50年代初缔结战略同盟关系时，两国之间的“兄弟团结”曾被称为“永恒的”与“牢不可破的”。但后来，随着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严重争端，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亦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走向破裂。此后，两国间的敌意不断加深，终于导致了1969年的流血边界冲突。此后，直到80年代中期，中苏全面对抗一直是构成冷战国际关系全部总和的一个基本要素。不仅冷战对峙双方的力量对比因之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连冷战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对抗的基本特征，也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了。到了80年代末，中苏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全球冷战则几乎在同时走到了尽头。 　　从中苏关系发展同中国国内情势演变的关系来看，中苏两国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盟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苏联模式为楷模，建立了由国家指令占据统治地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文化的基本发展方向，也打上苏联影响的深刻烙印。50年代末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裂痕，逐步卷入了一场互相给对方扣帽子、抓辫子的“大论战”。对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也很快便涉及在社会主义国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大问题。那场“史无前例的”的“大革命”的发生，从一开始就是同“反修防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进入7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起步和发展，又是同对于苏联模式的扬弃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这段历史既十分重要又有着峰回路转的曲折过程，实在是写历史的好题材，因此，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在国际学术界，多年来相关论著不少，但真正有深度并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佳作并不多。大体来说，人们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受到了两方面的大因素的制约。首先，受到中苏两国档案开放情况的制约，也囿于学者本身语言能力等方面的不足，绝大多数学者很难，也很少从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及其他第一手资料入手从事研究。近年来，随着“冷战史新研究”学术潮流的兴起，一些国外年轻学者（如吕德良、拉钦科等）开始从多边档案研究入手对冷战时期中苏关系演变进行探讨，并写出了有分量的专著。但从总体上来看，这样的杰出个案仍属少数。第二，由于中苏关系演变同现实国际政治变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很多学者在研究中的视野和方法也受到了现实政治发展的严重影响。再加上长期以来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大多属于政治学学科，他们的学术关注重心之所在，往往是为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各种时髦理论之间的论辩提出个案层面的“注脚”，其结果，则是所产生的论著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看显得极为粗浅，一些论者中甚至出现了连基本史实都搞不清楚的现象。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中苏关系史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曾经是“禁区”。例如，关于中苏同盟的形成、发展及破裂，在官方体系的“大叙事”中早已有一定之规，很难“越雷池一步”。同时，对大多数学者来说，长期以来也存在着看不到第一手资料的障碍。近年来，随着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以及许多省市及地方档案馆资料文献的解密与开放，以及各种文稿、年谱等文献汇编的出版，从事第一手资料研究的条件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问题在于，中苏关系方面的档案开放仍然相当有限，学术利用也仍然存在着诸多限制。与此同时，由于中苏关系演变本身的历史魅力（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在这个题目上又出现了大量抄来抄去、以讹传讹的编撰类书籍，充斥于市，搞得人们良莠不分，甚至将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往往缺乏可读性）挤到边缘去了（有时甚至完全挤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苏关系史纲》的出版及增订再版，便显得尤为可贵。这本书围绕着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极具可读性，同时又具有原创性并写出了新意。本书作者的研究和写作首先是以极为广泛而扎实的第一手资料的发掘为基础的。他们在研究中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国家计委、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等存有的档案资料。同时，他们还广泛利用诸如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上海、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江苏等省市区地方档案馆的材料，并利用了台湾“国史馆”及其他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文献资料，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资料。他们还曾在俄罗斯和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等属于苏联集团的成员国从事过深入的档案收集与研究，也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家安全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威尔逊中心、胡佛研究所等从事过深入研究。此外，他们还对当事者做了大量的访谈。在国内外学者中，他们所做的访谈也许是无人能比的（例如，他们曾同毛泽东的三代俄文翻译——师哲、李越然、阎明复——进行过多次甚至反复的访谈）。由于他们的访谈活动是在广泛而深入的档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因此在访谈中提出的问题往往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带有批判性意识，常常成为一种档案资料与亲身经历之间通过他们而进行的一种“对话”。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和尊重，许多当事人在接受访谈后将自己保存的笔记和相关文献提供给他们使用。这种情形，在中外学者中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因为这是一本扎扎实实地写出来的书，所以，其论述信实可靠。同时，本书作者还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种种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读来拍案叫绝。在此，谨列举我觉得应当引起读者注意的若干片段。 　　关于1949年以前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长期以来，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一再讲述的关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错误干预而他本人则不断予以抵制的故事，对中外学者的相关历史叙事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外学者往往强调双方存在的诸多分歧与矛盾，似乎后来的中苏分裂早在1949年前的中共与苏联关系历史中便已事先“命定”。本书的论述则表明，1949年之前，中共同莫斯科的关系发展中固然有过种种曲折，但就其基本轨迹而言，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支持和援助，一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若是没有来自苏联的帮助，中共要在“旧中国极端复杂和危险的境况下生存发展”，并最终获得内战的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即便并非全然不可能，至少也要困难得多。 　　关于中苏同盟的建立，从来便是中外学界关注的重点。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之际提出了“一边倒”的大政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两个月，他又以日理万机之身亲自访问苏联，从头至尾（加上途中时间），历时达三个月之久，以求同苏联结成同盟。书中对斯大林的种种盘算以及毛泽东的应对之策的描述可谓有声有色。中苏两国最后能够缔约，既有冷战兴起以及中苏两国各自需求的大背景，又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折冲樽俎的结果。中苏两国之间建立起战略互信和合作的转折点是朝鲜战争。双方在经历了中国做出参战决策过程中的一系列曲折后，苏联在战时对中国提供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由此而展开了此后10年间中苏两国全面合作的篇章。 　　关于50年代的中苏同盟关系，中外学界的研究相对薄弱，并受到了中苏分裂后许多出于当时的政治考虑而形成的“污名化”解释的影响。本书作者则提出，中苏同盟对于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转变所起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而当时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在援助中国的问题上，也是竭尽全力和敞开胸怀的，甚至到了苏联有什么，只要中方提出要求，苏联就给什么的地步。苏联领导人也并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主观意图。例如，在常常被人们当作莫斯科“大国沙文主义”表现典型案例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上，苏联领导人思考的出发点是，这不仅将会加强苏联在与美国对抗中的战略地位，也有助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现代化，从而使得中苏战略同盟关系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 　　在苏共二十大这个一直被视为中苏同盟关系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的问题上，本书作者通过对中苏双方第一手资料的研读发现，毛泽东对于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比之中外学者已成定论的看法其实要积极得多。他对于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批判，是到后来才变得越来越严厉的。而从根本上来看，使得中苏两国走上分裂之路并难以逆转的起点，并不是北京和莫斯科在苏共二十大及“和平共处”等国际问题上的分歧，而是由中国本身从“反右”到“大跃进”的一系列国内政策上的激烈转变所导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的作用又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 　　关于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起始、发展及影响，本书作者既将论述的视野放大到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十分注意这同当时中国国内情势变化之间的联系。其中，关于毛泽东对于“苏联威胁”问题的强调和中国国家安全大战略的相应转变的论述，以及关于中苏边界谈判进程何以会举步维艰的描述及分析，都是中外学者在以往关于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中较少或完全没有涉及的。同时，对于中苏对抗以及中美缓和这样已经在中外学界有过大量讨论的问题，本书作者通过对于一系列关键性细节的叙述，将这个全球冷战过程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的过程极为清晰地呈现给读者。 　　在冷战时期中苏关系历史演变的各个时段中，最难写的，也许是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曲折过程这一部分了。同其他部分相比较，这一段发生得最晚，学者可以接触到的第一手资料也最少（或根本就没有）。再版本的这一部分，是由牛军重写的。他不仅将这一段中苏关系发展的复杂线索理清楚了，更要紧的是，他也在改革开放兴起对中苏关系的基本影响、1982年前后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中苏关系何以会最终实现正常化以及邓小平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等重要问题上，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基本看法。这也是本书再版本同初版本相比较，改进最大的地方。 　　本书的结论部分篇幅不长，但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在结构上所存在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极有见地。一方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由共产党所领导，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以国际主义为基本取向的。然而，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从界定并追求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又必须抓住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旗帜。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结盟问题上所面临的根本性质的结构性矛盾，并难以找到从体制上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和手段。当这种情况又同社会主义国家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传承和记忆纠缠在一起时，便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保持结盟关系变得更为困难。 　　若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看，在本书作者的研究思路和路径中，还透露出一种关于“有意义问题”的独特界定。对于本书作者来说，他们所研究的，是一个他们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以“宏大革命”为特征的时代。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它的动力之所在，以及它所面临的挑战——仍然处在那个“革命时代”的巨大遗产的影响之下，并往往是由那些遗产所界定的。其实，在本书作者对于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问题的设计和提出，以及研究路径的确定上，便时时处处都受到了一种潜在的“后革命”意识的影响。这四位作者都出生在1950年代前半期，对于他们来说，关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活动，而且也是一种对于自身“知识关怀”的回应。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本书的出版，应该具有超出关于中苏关系史这一个案研究的远为深广的意义了。 　　写到这里，我想应该更有理由重复几年前我为本书初版本所写的推荐语：“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本书作者是在这一课题上造诣最深、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学者。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Th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Management in Modern China:1860-1949

作者：  刘文宾(Wen-pin Liu)著

出版社：国史馆,2001

简介：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六十八年(一九七九)七至十二月份

作者：  郭凤明编辑

出版社：国史馆,[2004](中华民国九十三年)

简介：

History of European renaissance

作者：  蒋百里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07

简介：《民国学术经典·西洋史系列(套装共9册)》包括了：《欧美经济学史》、《西洋哲学史纲》、《西洋美术史》、《西洋教育通史》、《西洋史》、《欧洲文艺复兴史》、《欧洲文学史》、《西洋医学史》和《欧洲政治思想史》。《西洋史》内容简介：陈衡哲曾于美国五所最著名女子大学之一的瓦沙女子大学（Vassa College）专攻西洋历史，兼修西洋文学。一九二○年得硕士学位后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历史系教授。作者在西洋史领域成果丰硕，除《西洋史》外，尚有《文艺复兴小史》、《欧洲文艺复兴史》等著述。 胡适评价《西洋史》说：“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实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工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著作。”又说：“西洋史要这样做方才不算是仅仅抄书，方才可以在记述与判断的方面自己有所贡献。” 《欧洲政治思想史》作者高一涵曾于安徽高等学堂受学堂总监严复之教益，又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主攻政治科，得受专门系统的西方政治学教育，“通晓西方政治思想”。 “高一涵是中国现代政治科学体系的重要奠基者，作为‘五四’启蒙运动中最显赫的一批‘大众导师’之一，他又是少有的具备深厚西方政治学素养的专业人士，是继严复之后的又一学院派思想启蒙大师。” 《欧洲政治思想史》之撰，蒋氏本人谓依据法国巴黎大学图书馆主任白黎许（Smédée Britch）所做临时讲演“参酌群书以补成”，梁启超则谓“不过取材于彼”，“至于论断，则皆百里自摅其心得”…… 《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九二一年问世，十四个月内连出三版。全书约五万言，梁启超作序，“下笔不能自休”，亦得五万言，与原书字数等。“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名曰《清学概论》，别索百里为余序”，成就一段空前未有之文坛佳话。 梁启超以“极有价值”评《欧洲政治思想史》：“然则此书者，吾不敢径指为百里所得之曙光，然吾有以窥其求曙光所由之路也。……吾证其为极有价值之作，盖述而有创作之精神者也。” 金宝山以“第一”评《欧洲政治思想史》：“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时代精神。” 著名文史学家曹聚仁读过《欧洲政治思想史》后，以达·芬奇之“多方面的光芒”评蒋百里：“百里先生也是这样一种人物，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也擅长文史研究，诗词都不错，字也写得很好，说话滔滔不绝，风趣横溢。” 《欧洲文学史》内容简介：一九一七年四月，经鲁迅推荐，周作人进入北京大学国史馆工作。九月被聘炎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馆编篡编辑中，开始撰写《近代文学史》与《希腊文学史》讲义，合而为《欧洲文学史》，一九一八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入“北京大学丛书”。全书约十万言，分希腊、罗马、中古与文艺复兴及十七十八世纪三卷，为“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讲义”，被视为“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堪称文学史建构之典范”，“颇有见解的学术专著”。 吴宓评价《欧洲文学史》说：“盖自新文化运动之起，国内人士竞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仅有周作人之《欧洲文学史》上册，可与谢六逸之《日本文学史》并立），……。” 陈平原评《欧洲文学史》说：“……是过去十年间阅读欧洲文学及文学史著作的一个总结。具体论述或许不够深入，颇有将前人成果‘拿来作底子’的，但毕竟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欧洲文学史。……这一借‘调和古今’而寻求新生命的文学理念，在其日后的社会及文学实践中，得到自觉地凸现。” 《西洋医学史》，一九一四年上海医学书局出版,此即《西洋医学史》。上编述内科学史，下编述外科学史。一九○九年丁氏应两江总督端方医学考试，获最优等内科医士证书，得端方与盛宣怀赏识，被委派至日本考察医学，得以接触日本之西洋医学书籍。归国后仿日本前野良泽、杉田玄白译述荷兰医学之例，译出日文西洋医书数十种，结集为《丁氏医学丛书》。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上乘”，为世所公认，被吴葆真评为“空前之巨著”。先后获中国内务部、南洋劝业会、万国医生会、罗马卫生赛会等所颁各种奖励。其所编《蒙学生里教科书》发行达十万部，《卫生学问答》一九○八年已出至十六版，《医学指南》五版，《内科全书》五版以上…… 伊广谦评论说：“在20世纪的前数十年，丁福保在学界却是声名赫赫的人物。他一生焚膏继晷，孜孜矻矻，著述等身，成就斐然，集医家与学问家于一身，是一位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学者。”又许以“学贯古今中西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可谓举世无双”等誉，说：“在丁先生治学范围内的某一个领域，后人可能会赶上或超过他，但欲在全部领域与丁先生比肩，甚至超过丁先生，恐怕是很难的了。” 著名医学史家陈邦贤评论说：丁氏的工作与当年日本学者翻译荷兰医学著作，将西方医学引入日本，是同样的功绩。

A Biographical List:The Birth and Death Dates and Resume of the Chinese Notables in Modern Period

作者：  胡健国(Hu Chien Kuoh)编著

出版社：国史馆,2003

简介：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

作者：  周作人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07

简介：　　一九一七年四月，经鲁迅推荐，周作人进入北京大学国史馆工作。九月被聘炎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馆编篡编辑中，开始撰写《近代文学史》与《希腊文学史》讲义，合而为《欧洲文学史》，一九一八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入“北京大学丛书”。全书约十万言，分希腊、罗马、中古与文艺复兴及十七十八世纪三卷，为“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讲义”，被视为“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堪称文学史建构之典范”，“颇有见解的学术专著”。 　　吴宓评价本书说：“盖自新文化运动之起，国内人士竞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仅有周作人之《欧洲文学史》上册，可与谢六逸之《日本文学史》并立），……。” 　　陈平原评本书说：“……是过去十年间阅读欧洲文学及文学史著作的一个总结。具体论述或许不够深入，颇有将前人成果‘拿来作底子’的，但毕竟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欧洲文学史。……这一借‘调和古今’而寻求新生命的文学理念，在其日后的社会及文学实践中，得到自觉地凸现。”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10-12

作者：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编委会编辑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1991重印)

简介： 第一辑：从1－12，1987年第一版，1991年2印，印数1－100；第二辑13－23，1991年1版1印，印数1－100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大量明清时代名家稿本。这些稿本，都是海内孤本，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丛书汇集了数十家清人手稿，装订为23册。定价：2800元第一册:《汪荣宝日记》 正文1157页 定价：140元。 汪荣宝（1878－1933）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清廷民警部参事、民政部右参议。宣统时为资政院议员、宪法协理大臣，起草宪法，为清末立宪派的核心人物。该本日记起于宣统元年正月初一，终于民国元年十二月三十日，比较全面反映了立宪派的活动。第二册：《药炉集旧六卷.弟鲭小纪.查悔余文集》 正文790页 定价：115元《药炉集旧六卷》 郭杰撰 郭杰，字人杰，自号注韩居士，福建侯官人。此书原为嘉业堂旧藏，卷一、二为杂考，卷三为碑石、墓志，卷四为书目提要，卷五、六为杂录。 《弟鲭小纪》 薛传均撰。薛传均（1788－1829）清嘉庆时诸生，精研经学、小学。此书系汇集方言俗语之作，取材以读经所说为主，参以”耳目所及”、“故老所讨论”。《查悔余文集》 查慎行撰 。这部文集为未刊稿本收文约120篇。第三册：《孙文靖公奏牍稿本》 正文938页 定价：125元孙尔准（1770－1832）叔平，又字莱甫，号戒庵。江苏无锡人。尔准予乾隆六十年(1795)秋乡试中举；嘉庆十年(1805)，登进士榜，初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十四年(1809)奉命协助编纂《全唐文》，后又编纂《永定县志》。十九年(1814)出为福建汀州知府。后又历任江西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广东布政使、安徽巡抚等职。道光三年(1823)，调任福建巡抚。道光五年(1825)九月，孙尔准擢任闽浙总督。道光七年(1827)，孙尔准回京述职。宣宗嘉其“治台湾匪乱，悉合机宜” 自京返闽途中，道经莆田。他亲自勘察和主持重修了那里的防海水利工程木兰陂。因其阅历丰富，又为封疆大吏，《奏牍稿本》涉及到当时的各个领域：造船、练兵等，尤其是对台湾的记录更为珍贵。第四册：《从戎偶笔》 正文1281页 定价：145元 。《从戎偶笔》巩生文撰。巩生文，清代乾嘉时人，原为陕西大荔县属吏，后奉调经略大臣额勒登堡军营办理文墨事宜。《从戎偶笔》系撰者随军日记手稿。记事始于嘉庆五年（1800）至七年（1802），其时清军正镇压川楚数省的白莲教起义。第五册：《戊辰奏牍三卷.盛伯羲杂记》 正文：409+176 定价：115元。《戊辰奏牍三卷》 陈希曾撰。 陈希曾，乾隆进士，官内阁学士、工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文颖馆副总裁，此稿为按目排比奏稿，记载了京师修建工程、漕运、造船、赋税、征收等情况，是研究清代中期经济的宝贵资料。《盛伯羲杂记》盛昱撰。盛昱，字伯熙，隶满洲镶白旗。光绪二年进士，既，授编修，益厉学，讨测经史、舆地及本朝掌故，皆能详其沿革。累迁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 有著作《椼华阁遗集》、《访碑录》等，《盛伯羲杂记》是其未刊遗稿。第六册：《郭则云遗稿三种》 正文419＋706＋97 定价：135元郭则云（1981－1947）清光绪进士，历任浙江温处道、政事堂参议、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著述很多，小说著有《红楼真梦》。这里收入三种：《家乘述闻》、《竹轩零拾》、《杂稿》，其中《杂稿》为论诗之作，《零拾》为杂记，所记多礼俗考据等。第七、八册 ：《鄂庚垣手书日记》 两册正文1584页 定价：210元。鄂多台（1863—？）历任民初参议院议员、军部咨议员、蒙藏院委员等，爵号镇国公。这本日记系鄂多台手写，记事起民国元年迄民国十年四月，所记内容多涉政局变动等。第九册《劳乃宣公牍手稿.崇雅楼自传稿本.伍尚书条呈手稿.兰墅制艺.钝夫年谱四卷》 正文203+114+30+127+260页。定价：100元《劳乃宣公牍手稿》。乃宣（1843—1921）撰。1871年中进士，1879年至1900年先后在河北临榆、南皮、完县、吴桥等地任知县。1901年10月至1902年任浙江求是大学堂总理，1902年至1903年6月任浙江大学堂总理。1908年任宪政编查馆参议。1911年11月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又兼任学部副大臣。本书多记光、宣间事，涉及中外交涉、工程、赋税等诸多方面。《崇雅楼自传稿本》。李烈钧（1882──1946），1905年留学日本学陆军，不久加入同盟会。1910年回国，先后任讲武堂教官和陆军小学总办。武昌起义后，被推为安徽都督。次年改任江西都督。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主张武力讨袁，掀起“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5年到云南参加护国运动，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进军两广。1917年护军政府成立，任参谋长。后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46年病逝。本书记事起辛亥革命，迄西安事变。《伍尚书条呈手稿》。伍廷芳（1842—1922），1874年留学英国，获得大律师资格。，1880年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1882年正式进入李鸿章幕府，1896年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任公使。1902年应召回国，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与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订法律。1907年再次出任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公使，两年后回国。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旋任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司法总长。临时政府北迁，退居上海。1916年出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次年代总理，旋因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解职出京。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1921年任广州军政府外长兼财政总长。北伐战争时，曾代行总统职权。1922年孙中山兼任广东省长。同年6月23日，逝。这个条呈系甲午之战时所上，凡十一条五千言。《兰墅制艺》 高鹗撰 此高鹗即修改《红楼梦》之高鹗，此书为他所作的八股文集。《钝夫年谱四卷》 胡传撰。提起胡传，声名不著，但他的儿子胡适却大大的有名。在年谱后有胡适所题长跋。第十、十一、十二册 《吕海寰杂抄奏稿》 正文3052页 定价：115＋145＋105元。《吕海寰杂抄奏稿》。吕海寰（1843—1927），清同治六年（1867）中举，后任兵部员外郎十余年，光绪二十年（1894）任江苏常镇通海道。以善办外交闻名。光绪二十三年，李鸿章专荐吕海寰为驻德国、荷兰大臣。回国后任工部尚书。光绪三十年（1905）创办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目的在于救护日俄交战双方伤兵及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光绪三十三年，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吕海寰任会长。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批准中国红十字会立案，2月正式获得承认。10月，政府以袁世凯总统令形式任命吕海寰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此后，吕海寰领导红十字会在国内主要进行救灾事宜，如1912年浙江水灾，1917年皖北大水，1919年苏、浙、皖、鄂水灾的救、医、赈，均成绩斐然。1920年9月，年事已高的吕海寰辞去了会长职务，仍被公推为名誉会长。此后定居天津，1927年1月病逝，享年85岁。该书共三册，分别为《奏稿》、《来往函电》、《往来信稿.译文》，对近代史上的义和团运动、变法利弊、路矿权利等均有记载。第十三册《庚子辛丑海军纪闻.夷艘人寇记.浙江英法战事纪略.林之望庚申日记》正文：549页定价：82元。《庚子辛丑海军纪闻》佚名撰共分四册：庚海备记、海军记要、倭患直记、庚子海军记闻，是1840年、1841年鸦片战争史料汇编。《夷艘人寇记》魏源撰是《道光洋舰征抚记》的祖本。《浙江英法战事纪略》李应珏撰分为两卷：上卷《英事记略》重点记载鸦片战争中的浙江沿海战争；下卷《浙中英法战事纪略》记述中法战争期间浙江战事。《林之望庚申日记》林之翼撰作者于庚申（1860年）任内城团防之职，其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进攻和侵占北京，本日记对当时北京的形势和签约经过均有生动记载。第十四册《津案纪略.常胜军案略.咸丰要录》正文：782页定价：115元。《津案纪略》佚名。(曾国藩幕僚)撰该书记载了曾国藩自1870年5月25日奉上谕到天津处理教案至是年9月23日处理完教案离开天津时止。《常胜军案略》谢光寿撰主要记载谢端、谢敬组织和雇佣常胜军与太平天国作战事。《咸丰要录》吴廷燮撰是书为编年体的咸丰朝大事记。吴廷燮，光绪二十一年(1895)科举人，辛丑(1901)署太原府同知。次年，署太原府知府。民国成立后，为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总纂。在馆日，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5朝本纪，大学士、军机大臣、疆臣、藩部、部院大臣5年表。第十五册《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筹夷丛牍.成山堂公牍》正文：700页定价：125元。《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翁同和撰是翁同和在光绪九至十年担任军机大臣期间的值班日记，为四十册本的《翁文恭公日记》以外的亲笔手稿。《筹夷丛牍》佚名撰辑录洋务运动和中法战争的史料。《成山堂公牍》唐炯撰唐炯（1829年一1909年）1862年，唐炯募集两千新兵，在四川南部与太平军将领石达开多次接仗。1862年末，因病被迫回到成都。1866年，赴陕西，协助其友陕西巡抚刘蓉抗击捻军。1868年，唐炯及其率领的川军六千人，被派往贵州北部，镇压苗民起义但是，由于贵州军队妒忌其功，1870年，唐被迫让出指挥权。1877年，在四川改革盐政。唐炯主持建立的一个新机构直接售盐给消费者。废除少数盐商专卖传统方法，政府税收由此大为增长。1882年，唐炯擢云南布政使。是时法国正侵入安南北部，唐炯受命协助总督岑毓英加强云南南部边界防务。秘密地支持在安南北部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抗击法国侵略者。1883年，清政府，任命唐为云南巡抚，兼领云南军队，防卫边界，奉令在必要时增援刘永福。但是唐炯于9月1日命守边部队从边界后撤一小段距离，从而铸成大错。1883年下半年，刘永福战败，唐炯因影响土气受责，翌年初被逮，囚于北京，1885年初，被判"斩监侯"。但是，1886年末，唐炯被赦，受命戍云南，交岑毓英差遣。1887年初，赏巡抚衔，督办云南铜矿、铅矿。1894年，唐炯因十六年前在四川督理盐务有贪污行为而受劾，降三级。但唐炯在此后九年中为铸币厂解送铜料有功，1906年致仕时，蒙恩恢复巡抚衔。1909年年初，逝。由于唐炯历经多次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因此，唐炯的公牍和信函就成为重要的史料。第十六册《光绪军机处事由档录要》正文：835页定价：135元。由三部分组成:1,《甲午军机处事由档录要》：主要记载朝鲜交涉和中日甲午战争；2，《辛丑军机处事由档录要》：主要内容为：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的签订；3，《庚子军机处事由档录要》第十七册《俄游日记.俄程日记.惩斋日记.东三省边防奏稿》。正文：1061页定价：155元。《俄游日记》缪祜孙撰该日记起自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三日，终于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其实缪祜孙奉派至中国驻俄使馆供职。《俄程日记》杨宣治撰该日记起自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终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其时作者随湖北布政王之瑜参加沙皇亚历山大的葬礼。《惩斋日记》杨宣治撰起自光绪十三年九月初一，终于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其时作者供职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东三省边防奏稿》穆图善撰穆图善，自1885年至1882年任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钦差大臣。此书收录了穆图善等筹划练兵、选将、筹饷、设防诸事宜的奏稿。第十八册《护法纪程.护法日记.大树堂来鸿集》正文：697页定价：110元《护法纪程.护法日记》吴宗慈撰。吴宗慈（1879～1951），光绪二十三年（1897）参加乡试名列第一。宣统二年（1910），参加殿试，名列文科第二；任建郡中学堂（今南城一中前身）监督（校长），后任江西省视学。武昌起义爆发时，任《江西民报》主笔，率先登载武昌起义与九江响应独立的文件布告，自撰社论《满城风雨近重阳》，呼出“满清政府从此长辞矣”而震惊报坛。1913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兼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主编《醒华报》。此后，出任四川将军署秘书长、巡按署秘书、政务厅厅长。1917年，赴广州参加非常国会，受孙中山之命任川滇劳军使，前往调停川、滇两军。随后，任军政府列席政治会议秘书兼交通部主任秘书，参谋部秘书长。1919年，出任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理事兼书记长，主持起草宪法，至1924年北伐开始时止。1929年，转向投身实业。1936年秋，应聘为中山大学研究院与文学院教授，专门讲授《清史》、《中国民族同化史》、《方志学》等课程。1939年，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通史》、《中国文化史》、《清史》、《七十年来中日交涉史》等课程。1940年12月，应约为重修《江西通志》筹备委员会主任、《江西通志》馆馆长兼总纂、江西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直到1949年2月。1950年1月，受聘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1年11月，逝。本书就是他参于护法战争中的记录。《大树堂来鸿集》冯国璋撰冯国璋，无须多加介绍，此书收录了他所收到的各种函牍信件。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册《随时录》正文：三册共2323页定价：三册共398元。《随时录》庄受祺撰信札抄本，均为庄受祺在咸丰年间的各种来往信函、公牍。其中涉及到清军与天平天国的战争实况和军中内幕。第二十二册《续碑传集.循良传稿》正文：573页定价：105元。《续碑传集》、《循良传稿》缪荃孙撰。《续碑传集》未刊稿本，是为补充《续碑传集》而编辑的清代数百名人物的碑传文。《循良传稿》是为国史馆所撰的循良类人物传记的未刊稿本。第二十三册《奎顺奏稿.驻藏大臣升泰奏稿》正文：694页定价：125元。《奎顺奏稿》奎顺著该书收录了1891年——1896年间奎顺任青海西宁办事大臣时的奏稿及有关上谕等文件。《驻藏大臣升泰奏稿》升泰撰。1888年3月，英军突袭隆吐山驻防藏兵，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清政府改任升泰为驻藏帮办大臣，令其尽快实现与英国停战议和。1890年3月17日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共8款。主要内容有：哲孟雄由英国保护；西藏与哲孟雄以咱利山一带山顶为界；有关游牧、通商等问题，在本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6个月内，由两国委派大臣再议。该书收录了升泰1890年——1891年间的部分奏稿

Cold war and the fate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59

作者：  沈志华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简介：中苏同盟关系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最具影响的双边关系之一。中苏同盟的形成、发展及最终走向破裂，台上台下上演了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剧。如要理解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解读中苏同盟关系是一把重要的锁钥。 材料丰富，论证严密。《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上下)》由沈志华所著，本书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国家计委、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和地方档案馆，以及台湾“国史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档案资料；作者还曾到美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等收集档案资料，并对当事者作了大量的访谈。这在中外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在此基础上，对中苏同盟的形成背景、深化到分歧进行了严密的分析和论证。 眼光独到，观点深刻。作者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的颠覆中外学者既有定论的独到看法以及对中苏同盟结构性弊病的深层分析，令人掩卷沉思。 线索清晰，语言生动。本书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叙述风格，围绕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所展开的历史叙事，线索清晰，文字晓畅，极具可读性。

Documentary collection o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Vol. 2,government developments.2

作者：  周琇环(Annie H. Chou)编著

出版社：国史馆,[1995](中华民国八十四年)

简介：

Documentary Collection on the Reports of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50-1953.1950-1953

作者：  周琇环(Hsiu-Huan Chou)编辑

出版社：国史馆,2001

简介：

清史稿.1～4

作者：  赵尔巽撰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8

简介：　　　　《清史稿》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清史稿》是由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缀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民国三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纇”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干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溢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Wang Jingwei, the Nationalist Party, and the Nanjing Regime

作者：  王克文(Wang Ke-wen)著

出版社：国史馆,2001

简介：

清史列传

作者：  王钟翰　点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6年3月

简介：　　清代人物传记书。八十卷。不著撰稿人。卷目列宗室王公三卷，大臣划一传档正编二十二卷，大臣传次编十卷，大臣传续编九卷，大臣划一传档后编十二卷，新办大臣传五卷，已纂未进大臣传三卷，忠义传一卷，儒林传四卷，文苑传四卷，循吏传四卷，贰臣传二卷，逆臣传一卷。记录了自清开国功臣费英东、额亦都起，直至清末李鸿章等为止的二千八百九十四篇传记。其根据大体出自清国史馆《大臣列传稿本》、《满汉名臣传》和《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清代的传记书，就目前而言，当以《清史稿》和本书收录*为齐全。但《清史稿》的多数传记叙事简略，本书一般要详尽得多，在某些方面还可纠补《清实录》中的缺失。该书于1928年由中华书局印行。后经校点，分八册由中华书局再版。1987年，中华书局分二十册出版王钟翰点校本，是为*新版本。

建设台湾

作者：  陈诚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11

简介：　　《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较为详细地记述了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台湾“行政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期间，参与台湾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大决策活动情况。这部回忆录对于我们研究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早期活动及其决策内幕，进一步研究和把握台湾的发展变化，深化台湾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建设台湾此方面书在中国大陆图书市场目前没有。销售前景较大。既能成为畅销书，也能成为常销书。 　　书稿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台政一年。主要记述陈诚奉命主台的前前后后；陈诚提前策划迎接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内幕；实施临时管制和入境限制，防止左翼人士入台；召开粮食增产会议、整顿公营事业；实行“三七五”减租，进行土地改革；改革币制；实施地方自治；推行计划教育；进行省府改组；进行军队整建等等。第二部分为陈诚担任四年“行政院长”的重要回忆。陈诚在台湾实施的所谓“内政”、“外交”，包括在军事、经济、财政、侨务、美援等方面的措施；同时还有对李宗仁、吴国桢、毛邦初、陈立夫、傅斯年、胡适等国民党重要人物的追忆。第三部分为陈诚言行纪要。第四部分为陈诚与国民党蒋介石等高级官员之间的重要往来函电。 　　《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是《陈诚回忆录》系列丛书之一，原由台湾“国史馆”2005年出版发行。原丛书共分六卷：《北伐平乱》（一卷），《国共战争》（一卷），《抗日战争》（两卷），《建设台湾》（两卷）。　　

中苏关系史纲（第三版）

作者：  沈志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0月

简介：中苏关系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影响的双边关系之一。中苏关系的演变，对解读中国历史是必不可少的。本书围绕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极具可读性。书中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国家计委、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和地方档案馆，以及台湾“国史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档案资料；作者还曾到美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等国收集档案资料，并对当事者做了大量的访谈，这在中外学术界是*的。正因为如此，本书的论述信实可靠。作者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种种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读来拍案叫绝。正如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陈兼所言：本书作者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牛军，是在这一课题上造诣*深、*影响力的权威学者，这部著作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朱希祖文存

作者：  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简介：　　一 　　朱希祖，字逖先，1879年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长木桥上水村。朱家浙西望族，自明以迄清季，共出了13名进士，其中，翰林一人，状元一人，可谓诗礼家传，源远流长。但至希祖祖父一代，已家道式微。祖父、父亲都只是庠生，在家乡以教书为生。然他们笃学力行，亦为乡人敬重。希祖兄弟六人，他行次第二，长兄、三弟、季弟早夭，故于诸弟中实居长。他幼承庭训，聪慧颖，为家族所厚望。叔祖父曾以“努力读书正少年，愿伊早着祖生鞭”的诗句予以勉励，父亲因以赐名希祖，字逖先。不幸的是，在希祖十四岁时，父亲突然得病去世，希祖不得已就馆他乡。1896年中秀才，1901年举禀生。为抚养诸弟，他从当地风俗，早早地结了婚，到富人大户家课徒授业。1905年，希祖以优的成绩考取了浙江省官费留学生，于是年7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攻读历史，1909年夏卒业。这期间，章太炎东走日本，帮助孙中山主编《民报》，宣传革命思想，开设国学讲习会。希祖与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朱宗莱、龚未生等人共同受业于章氏，常至民报社及大成学校，听章太炎讲《说文》、音和史学，时常请益。在章门的著名弟子中，他专攻史学。章太炎《自定年谱》“宣统二年”条云：“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它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1909年自日本归国后，朱希祖就职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时在这个学校当教员的多是留日学生，如马裕藻、周树人等。1910年春因师范学堂发生风潮，而改任嘉兴第二中学教员，沈雁冰（茅盾）即是他这一时期的学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响应。朱希祖携眷归里，被推戴为海盐县民政长，后改民事长、知事。因为从政非其素愿，故半年后辞职，而至沈钧儒任司长的浙江省教育司任职。去职之时，乡人扶老携幼，遮道请留。1913年正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国语读音统一会，聘专家若干人，各省派代表二人，蒙、藏代表各一人，华侨代表一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代表资格要求甚严：一须精通小学，二须旁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三须谙晓多种方言。朱希祖与马裕藻代表浙江省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提出的议案众多，分歧很大，争论也很激烈。最后通过了朱希祖联合马裕藻、陈睿、许寿裳、周树人、钱稻孙等人提出的议案，即择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又符合其本音。凡声母二十四，母十二，介母三，称注音字母。国语有注音符号，始于此时，朱希祖与有功焉。由是朱希祖名播京师学界，北京大学预科学长胡仁源定聘他为预科教授。1914年，清史馆又聘他为协修。时袁世凯密谋帝制，清史馆总纂赵尔巽赞成辅翼之，朱希祖羞与为伍，愤而辞去史馆职务。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与其它章门弟子奔走营护，劝慰至备。一日，章氏呼朱希祖至榻前，说：余为国绝粒，虽以身殉，亦无遗憾。余殁后，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耳。这一时期，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据说他常向章太炎请教中国文学史，以分散章氏愤懑之情绪。他编辑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流传较广，颇得好评。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广延学者，兼容包，倡导新文化。朱希祖当时作为国文研究所主任，积极响应，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新聘教授胡适之等，相与上下议论，提倡白话文学，以及民治与科学等思想，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倡导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白话文的价值》等。在北京大学这个新旧思想汇聚之地，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当时以保守著名的《国故月刊》同仁希望他加入他们的编辑部，被他婉言谢绝。1919年，他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刘复、胡适等向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议案三件，即《请从速加添闰音字母以利通俗教育的议案》、《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极大地促进了国语统一和白话文的推广。1920年底，他与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 　　1920年夏，北大史学系系主任康宝忠去世。经蔡元培校长推荐，朱希祖继任史学系系主任。除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朱氏因不满奉系军阀改组北京大学而暂就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外，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31年初。在教学体系上，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规划史学系课程；在课程设置上，他重视史学理论课的建设；在教学方式上，他主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在师资方面，他广揽人才，耆儒新进，皆所延聘。经过这个阶段，北京大学史学系成为具有现代学术体系的历史学系，对国内其它高校史学系的建设也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独立以及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在北京期间，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有教授之职，主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概论等课程。1928年10月，他兼任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的主编。这年年底，他发起筹备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六校教师和学生共94人。这是中国最早由多个高校历史学系的师生自发组织的历史学会。朱希祖以得票最多被推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在此之前，他还被举为故宫博物院审查《清史稿》主任，负责对《清史稿》的审查。 　　1932年10月，朱希祖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南下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文史学研究所主任，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广州是南明诸王兴兵抗清之地，朱希祖搜集南明史料已逾十年，所以很想借在中山大学工作之便，进一步访求史料，实地考察南明史迹。他与中山大学史学系的教师一起发现了南明绍武君臣冢，作《恭谒南明绍武君臣冢记》。他访问了广州当地的藏书家，见到不少珍贵版本书。在广东通志馆，他撰写了《广东通志略例》、《广东通志总目》、《广东通志说明书》等。对新编《广东通志》，他实际起了发凡起例的作用。他还为这部新型的通志撰写了《明广东东林党列传》。在这一时期，他对屈大均的研究卓有成就，撰写了《翁山年谱》、《屈大均传考证》、《翁山诗外版本考》等。他为史学系的学生，开设了四门课程：中国史学概论、元明史、史通研究以及地方志研究。有一位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说，他开设“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当时史学系主任为朱谦之，以介绍西洋史学理论为同学欢迎，史学系同学称他们为“二朱”。在文史学研究所，他招收了研究生，此举盖为中山大学研究生培养之始。 　　1934年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致函朱希祖，欲聘他为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早就打算北归，又因南京距故乡海盐不远，亲戚故旧颇多，且其长子朱也在中央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于是定北上。3月到任。朱氏离开中山大学令校方颇感突然，校长邹鲁、文学院院长吴康、史学系主任朱谦之均先后致书于他，希望他仍回中山大学。但朱希祖最终没有回去，而是在中央大学开始了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 　　中央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赶超北京大学之势。一是南京系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央大学的投资建设；二是南京也是东南文化荟萃之地，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历史悠久的高等学校；三是从北京大学等校因派系之争受到排挤的不少一流学者，纷纷到中央大学就职。此时的中央大学文学院，章门弟子的地位举足轻重。黄侃、汪东、朱希祖这些章太炎的著名弟子，都任教于此。汪东还是文学院的院长。朱希祖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所定课程体系，自然还是以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当主任时制定的课程标准为基础，略为变通。除了中央大学的教职，朱希祖还有不少社会兼职。如1934年6月以后，被行政院聘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35年10月，被考选委员会聘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1936年2月，受章太炎之约，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每月去苏州讲学一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还利用课馀时间，与长子朱及滕固等人在南京及周边城市考察六朝陵墓，辨认文字，从事摄影、测量、考证工作，最终完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中央大学开全体教授会议，定将校址迁到重庆。朱希祖一方面忙于史学系师生搬迁的安排，另一方面设法安置自己多年经营的藏书。经过极其艰难的不断转运，终于把书籍迁藏于安徽隆阜戴东原后人戴伯瑚家。10月下旬，将藏书安置停当后，纔起程入蜀，于11月初到达重庆。初到新校，骨肉离散，亲朋寥落，希祖感怀国难，时常忧心忡忡，尽管如此，他仍然奔波于住处和校园之间，教学、行政未稍懈怠。中央大学史学系学生组织史学会，推他为会长。当时教育部拟颁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作为资深教授，朱希祖郑重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对历史学科的规划和建设产生深远影响。1939年，他代张继起草了“建立总档案库筹设国史馆议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议交国民政府实施。1940年，国民政府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聘朱希祖为秘书长，后改总干事，实际负责筹备工作。他赁会址，延专才，商榷史例，探讨史馆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条例，部署会务。百端草创，出力甚多。有一首诗云“废绝黎洲征季野，忽开史馆杂旌旄。十年建国无文字，今日行都见凤毛”。就是推重他这一时期在史馆的作用的。1940年3月，朱希祖又被国民政府简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他既筹谋修史，又忙于考选事务，往返跋涉，精力交瘁。于是他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及教授职务。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虽规划多经草拟，而未能即为实施，因以辞去总干事职，改做顾问，而专任考选委员，悉力着述。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朱希祖被选为史学会理事及常务委员。 　　朱希祖在重庆时期的著述偏重先秦史、民族史及西南史地研究。他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南明史，本应在这一时期进入撰写阶段，因为资料迁藏于地，而不能着手进行。春秋战国至秦史事，大都在经诸子中，自随书籍基本能够满足研究之需要，所以他把精力转向了先秦，特别是战国史。他说他之所以研治战国史，一因今日世界为一新战国，颇可鉴古以知今；二因中国学术思想亦以此为最发达，整理战国史，其价值等于欧洲史之希腊史，秦史则等于罗马史，此二史若成，则在中国史界可推为最大之伟业。这期间他着有《汲冢书考》五卷、《战国史年表》八卷，两书在发现史实方面，均有重要的学术贡献。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年迈的朱希祖也经常为避空袭而喘息不安，加上重庆多雾，冬多阴雨，夏多蚊蚋，饮水不洁，时常生病。进入1944年，朱希祖的身体状时好时坏，几度住院。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国民政府发布了褒扬令，为他举行了公祭。各界赠送挽联三百馀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馀人，这在战时的重庆，可谓是极一时之哀荣。 　　二 　　朱希祖是一个学者，国民政府给予他高规格的礼遇，主要是他在学界的地位定的。他有一首诗《自嘲》：“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画像。可见，学术研究纔是他最孜孜以求的事业。 　　在朱希祖逝世一年后，《文史杂志》推出了纪念他的专号。朱氏的女婿、历史学家罗香林发表了《朱逖先先生著作目录》（包括未刊稿）。现在看来，这个目录尽管尚有不少遗漏，但基本上反映了朱氏的学术规模。这个目录将朱氏着述分为十六类：一、属于史学理论者二种；二、属于史迹发现者二种；三、属于史料辑录者三种；四、属于史学考证者五种；五、属于版本目录者五种；六、属于战国史者二种；七、属于萧梁史者三种；八、属于唐史者二种；九、属于宋史者三种；十、属于明史者四种；十一、属于近百年史者二种；十二、属于家史者二种；十三、属于文学史者二种；十四、属于小学与经解者二种；十五、属于日记随笔者一种；十六、属于诗文集者二种。这十六类中的每一种，有的是专书，有的是文集。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出，朱希祖的著述极其丰富。从研究的断限看，朱希祖研究的时间跨度很大，上自先秦，下至近世史，各个断代都有研究成果。如先秦时期有《东西周君年表》、《西周君世系考》、《秦自襄公至二世年数考》等系列考证文章，近世史中有《太平天国史事论丛》、《黄花岗烈士传》等。其它像汉、三国、魏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等均有许多考辨文章。特别是对战国史、南朝萧梁史以及晚明史的研究，朱希祖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所取得的成果比较多，他在这些领域造诣很深，在当时被誉为权威。唐史虽不是他的专长，但从他与陈寅恪的商榷文章《驳李唐为胡姓说》来看，他对唐史的研究也是很出色的。 　　从内容说，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如《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太史公解》等；有经济史的研究，如《梁代货币考》、《两宋盛行铁钱之因果》、《明代金花银考》、《桑弘羊之经济政策》等，《桑》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实开近代研究经济思想之先河；有宗教史的研究，如《梁代佛教考》；有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如《中国文学史略》；有氏族学、民族史的研究，如《左传姓氏录》、《两汉姓氏学》、《云南濮族考》等；有目录学的研究，如《宋代官私书目考》、《宋代金石书目考》、《版本目录学论丛》等；有金石学的研究，如《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安洲古器图考》等；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如《战国地理杂考》、《雪山党项地理考》、《黑党项所居赤水为洮水考》等；有文字学的研究，如《中国文字学》等。此外，他在史籍考订、史籍辑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辑佚方面，有《杨么事迹考证》、《伪齐录校证》、《伪楚录辑补》等专书。 　　在方志学方面，他用力甚多。1924年，他就开始搜集方志。他重视利用方志治史，许多史学著作采用了方志资料。1929年，他曾为弟子傅振伦主编的《民国新河县志》作序，盛赞该志为新型方志之准绳，且极力倡导编修新志。他主持修纂的《广东通志》，集中反映了他的方志学思想和修志实践。首先，该通志以阮元撰《道光广东通志》为基础，总结其利弊得失，提出了符合时代变化的通志体例，使这次撰修的通志体例、篇目具有了现代志书的性质。其次，主张《广东通志总目》分为纪、表、略、传四体，对旧体例有沿有革。他认为修志宜统合古今，其理由：一是“通志之名，媲于通史，肇自远古，迄于当今，是名曰通”。因此，只有将古今重大事迹网罗为一书，才能观其会通。二是近代新事物层出不穷，虽盛极于当代，然“亦胚胎于清季，斯皆断代之所不便述”，指出修志体例既应“储积广博，鉴别精确”，又需“观察通贯，始终条理”，而且必须考虑时代变化，志书内容篇目“势须增”。此外，他还对如何记人物、如何记事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说“同在省区，有本省人焉，有外省、外国人焉，故可分内传、外传。本省人入内传，外省、外国人入外传。内传又分为专传、汇传，专传注重个人特性，以人名分代编次；汇传注重社会体，以事类分派编次”。他还改阮元《广东通志》“事前略”为“大事记”，因为“事无鉅细，皆为前事，大事则随时随地，皆可自立标准，以定取舍”。这样的论述，确为卓见。他认为纂修志乘，非易事，“作县志之法，能兼得今世历史、地理二学之所长，乃得为善志，盖难矣。惟其为历史学科也，故必博访遗事，广储史才……惟其为地理学科也，故必实测幅员之修广、山川之崇深……他若政治、经济、风俗、文化之实况，皆应考察精密，统计真确”。说如无历史地理“二者之备”，志事将无成，正确地阐述了方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之间的关系。 　　朱希祖在史馆修史方面多有建树。他曾参与《清史稿》的修撰和审查。抗战时期，他更是主张国家要重视国史编修。他说：“盖吾族自有其历史，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何则？其魂魄永存，不能消灭也。自古以来，灭人之国，必以其历史为先务，端由于此。”“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在主持国史馆期间，他撰着了《史馆论议》，论述了国家修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历代修史之利弊得失、中国历代修史机构的组织和运作，总结古今中外国家组织修史的经验教训，制定国史馆的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的条例。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主张通过纂修国史，激荡爱国保家之民族士气，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感。 　　朱氏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南明史，他是公认的南明史权威，曾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二卷七期上发表《编纂南明史计划》。他致力于南明史料搜集达三十多年，抄本秘籍，无不悉力致之，故其收藏，无人能比，曾发表南明史籍题跋七十多篇，代表作有《弘光实录抄跋》、《校抄本思文大纪跋》、《稿本鲁之春秋跋》、《抄校本存信编跋》等；他结合自己对晚明史的研究，谈到了治史之三期，很能反映他对史学研究的看法。他说，作史之业，盖有三期，第一是搜罗期，第二是考订期，第三是去取期。这三期的要求则是：“搜罗务期广博”，“考订务期精审”，“去取务权轻重”。在第一期中，“一方竭吾之力，从事搜采，一方随所得书，从事整理，不必以前人所见之目尽入吾藏，方从事于著述也”。在第二期中，由于“前人着书，往往贪多务广，不加考订，即据为事实，遂至真伪不分，是非难别”，所以必须考订事实。而考订一事，往往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辗转牵连，都有说。所以，“欲定甲事，必先考乙，欲定乙事，又必考丙，非至静不能理其纠纷，非至明不能断其是非，非借助金石档案、诗文笔札，亦无以知其致误之由。故有丰富之史籍，非经缜密之考证，譬犹金铁未炼，泥沙未汰，不足以成器皿也”。在第三期中，之所以去取务权轻重，是因为“一切史材，非皆有用，何者宜取，何者宜去，非立定标准，不能权衡轻重。前人着史，往往侧重朝廷而轻视社会，注意政治而忽视文化，崇奉英豪而恝置众，发扬道德而罕言经济，至若夷夏之辨，治乱之理，亦多忽诸”。所以，“史料之考订，虽极精确，而编纂之时，亦须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方足称为上乘”。关于这三期的关系，朱氏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览宫室之美，第一期欲其入门也，第二期欲其升堂也，第三期欲其入室也。既不可躐等以求，亦不可一蹴而几”。从他的三期之论，特别是对第三期任务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出旧史学轻视社会、忽视文化、恝置众、罕言经济等弊端，认为第三期要在前两期的基础上，“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写出系统的著作来，这样的著作，纔能称为“上乘”之作。也就是说，作为一位以考史著名的史家，他不认为考证清楚历史事实就是史学的目的，史学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虽然如此，他仍反对没有第一期就进入第二期，没有第一、第二期的准备和基础就进入第三期，批评“方今治史学者，滞初步则徒夸张目录，截中步则徒穷探枝叶，躐终步则或轻言编纂，稗贩钞胥，或空谈方法，道听途说，鬻诳耀，尊己凌人，此真所谓唐华朝菌，不经风霜者也。欲其革除叫嚣之风，振导朴实之学，岂不难哉”。朱氏治史学之严谨扎实，由此可见。 　　朱希祖认为，“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此史学之全体大用也”。他强调史学的科学性，他曾说：“政治有党派，学术无党派。讲史学的，尤应超出于政党以上，乃能为客观的公平观察，不为主观的偏私论着，方合于科学的史学精神。”他称赞元丞相脱脱奉诏修宋辽金三史，各为正统，是至公无私。他重视直接史料和原始资料。在北京大学期间，组织学生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还自费购买了差点被人当废纸卖掉的清朝平署档案，撰写了《整理平署档案记》，说明收购经过及档案内容，对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进行评价。以后他廉价把这批档案转让给北平图书馆，其保存档案之用心，令人敬佩。他主张“治史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和同窗好友钱玄同都有不同意见。在日记中，他曾写道：“余以史学治经学，以论理学方法解疑难，最鄙视今古文家门户之见。旧时以汲冢古文书为人伪造，今治史知其不然。盖孔壁、汲冢、殷墟甲骨刻辞，实为吾国三大发现，信甲不得不信乙丙。近人或不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而信孔壁古文经，或不信孔壁古文经而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同是埋藏古物，何以信甲而不信乙，信乙而不信甲？是皆不合于论理方法者也。盖真伪之事，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凭空臆说。上列三事，皆客观条件具足，确皆可信，非大言虚说所可推倒者也。”但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当历史研究涉及到民族气节、国家前途时，他的态度是极其严正的。这从他的《伪齐录校证》和《伪楚录辑补》的序言及与他人的商榷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求真与致用相统一，是他史学思想的鲜明特征。 　　朱希祖在大学中，曾长时间担任史学系主任，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他十分自觉地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他说：“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学科。”他与史学系教授一起制定了具有现代史学系性质的课程体系。傅振伦回忆说：“民国初年，朱任清史馆编（协）修，兼北大中国文学系及史学系两主任，与李大钊制定课程标准为六类：一为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二为中、外通史，三为断代史，四为辅助学科，五为专门史，六为两种外国语。”罗香林也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抗战入蜀期间，教育部就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朱希祖主要就史学系的课程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大学各系课程，自须由部规定原则，使为遵守，而课目可依实情酌定，报部审核，至于历史学系，则不外应用与学理二途。大学教育，以学理为重，以期发明。其应用则师范院校任之。而就学理言之，则目的有二：一则发明历史真相，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为必修科外，须以考古、地史、人类、人种、语言诸学，及人文地理、吾国文字学、古文书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国别史如英、美、德、法、日、俄等国史为选修科，或更以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等辅之。二则发明历史真理，则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外，须以心理学、论理学、历史哲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为选修科，或更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辅之。至如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史学原理等，内容多有相通者，用其一种足矣。这一提议也是他主持史学系所一贯坚持的，在当时颇为人赞同，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 　　朱希祖还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对有价值的善本、稿本、抄本书，从不吝金购买。朱氏在北京时曾留有长须，绰号“朱胡子”。伦明（字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这样描述他：“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馀。勿吝千金名马至，从如求士例求书。”作一说明：“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君所得以乙部居多，尤详于南明，兼及万以后诸家奏议文集，遇古本及名人稿本，亦未尝不收也。”他的藏书最盛时，达25万册，百馀万卷。其中像《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抄宋本《水经注》，均为海内孤本。朱希祖一教授，不富裕，这些书籍都是他长期生活节俭之积累。从他的一部分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书的酷嗜程度。每有空闲，他总要去书店，发现善本书，喜不自禁，购之作题跋。他是“一个读书的藏书家，与其它欣赏的、校雠的藏书家不同”。朱希祖曾为自己的藏书室取名“郦亭”，请章太炎书匾。抗战时期，他还曾设想，等抗战胜利后，设立“郦亭图书馆”，仿天一阁制，以垂久远。但他对自己的藏书有极其开明的态度，未视作个人的私产，曾说：“藏书之人能自籀读以终其身可矣。子孙能继起则遗子孙，否则，可送存图书馆，犹得贻令名于不朽也。”在战乱播迁过程中，朱希祖为了他的藏书，可谓呕心沥血，艰辛备尝。抗战胜利，这些藏书得以完好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个人图书馆的条件已不具备了，他的长子，著名经济学家、文史学家朱先生将这些价值连城的藏书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朱希祖对公藏也非常重视，他不论人在何处，都致力于当地文物、史迹及文献的保护与整理。明清内阁档案、清代戏曲档案、西夏文佛经等得以保存，都有赖于他的呼吁乃至亲自搜购。作为一个藏书家，朱希祖对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三 　　朱希祖的著述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发表和出版的。1960年、1961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汲冢书考》和《明季史料题跋》。此后，他的著作在祖国内地基本没有出版。台湾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影印了《朱希祖先生文集》六册，但在祖国内地基本见不到。另外，朱希祖尚有很多文稿从未发表过，这些文稿现存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他在几个时期的日记也比较完备，它们或存于国家图书馆，或存于后人家中，也没有出版。朱希祖著作的整理出版状况与这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是很不相称的，这也使得今人对他进行研究面临诸多困难。这次编选的《朱希祖文存》，包括政论、文学、史学、学科建设、序跋书信等方面的论着，尽量选取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思想、学术特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散见于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有几篇录自手稿，过去没有发表过。第一组文章属于政论，朱希祖发表这类文章虽然较少，但这样的几篇也足以说明中年朱希祖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热情。第二组属于文学类的论文。朱希祖最早以讲授中国文学史著名，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又积极倡导新文学，尽管他以后很少用白话文写作。这组文章反映了他在“五四”前后的文学观点。第三组属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文章。朱希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较早地开设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类的课程。他重视史馆修史，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予以实践。第四组属于历史考证类文章。考史是朱希祖治史的主要手段，这里所选取的文章有考察中国人种的，有考察中国古代铁制兵器之来源的，有考察先秦学派的，有考察唐朝、明朝皇族的，有考察民族的。其中有的文章引起了争鸣，有的则是论辩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第五组是有关章太炎史学、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早期历史、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个人著述计划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教学思想。第六组是序跋及书信。其中既有自序，也有为他人作的序。这些序跋和书信，都是关乎学术研究的，亦有较高的价值。 　　《朱希祖文存》的选班，得到了朱希祖孙女朱元春女士、孙子朱元曙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朱元春女士向我提供了某些难以找到的文章，朱元曙先生向我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日记，令人感动。本书的责任编辑李志茗博士，慧眼独具，促成本书的出版，又不畏辛劳，细致编校。我相信，《朱希祖文存》对朱希祖研究以及民国时期的学术史研究，一定能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周文玖 　　2006年1月 　　撰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Documentary colleetion on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Vo1. II,military commission.2

作者：  周美华(Mei-hwa Chou)编

出版社：国史馆,[1996](中华民国八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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