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党项

作者：  周伟洲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本书是一本心理励志类读物，属于郑石岩作品系列之一本。本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生命在转弯中成长、生活的调适、生命的实现、精神的成长、生命的终极意义。作者从诸多个案的观察和体验中发现，幸福不是来自追求和占有，而是源自把握当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现实，他必须了解它，发挥它，用它去延伸，去创造更多成功的经验和喜悦才行。所以作者提倡运用自己的现实，去创造成功的经验，发现个中的喜悦和价值，从而建立健康的自尊，使人充满信心，有能力和勇气面对眼前的困境；充满兴致，去应对每天的挑战；保持希望去憧憬未来的生活。

南凉与西秦

作者：  周伟洲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我国的史学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几乎每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权，都有人为之撰写历史。同样，早在一千多年前，封建史学家们也撰写过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专史（国别史），可惜先后散佚，至今还没有人重新为它们分别撰写历史。推其原因，一是隋唐以后历代封建史家对十六国的历史不够重视，认为十六国时是“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这些政权是“僭伪”之国，不值得去为它们撰写历史。即便是撰写通史，对它们也是寥寥几笔带过。二是由于十六国时史官所撰的各国史书，均先后散佚，这给后世撰写十六国国别史造成了极大的团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开创了我国史学繁荣的新局面，加之，建国三十多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发掘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和古籍，使撰写十六国国别史成为可能。一九八二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杨伟立同志撰写的《成汉史略》（四川通史丛书之一），首先为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作出了努力。 本书主要是叙述十六国时在西北建立的南凉、西秦两个政权的历史。为什么要将这两个政权的历史合起来撰写呢？第一、是这两个政权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由在曹魏末至晋初从大漠南北迁入我国西北地区的鲜卑族所建立；而建立这两个政权的鲜卑族都不是纯粹的鲜卑，一是主要融合了匈奴族的秃发鲜卑，一是主要融合了高车人的乞伏鲜卑。两个政权建立时间相差十二年，南凉建立时间晚，存在时间也短，最后亡于西秦。因此，他们所处的时代、整个西北地区的形势均大致相同。甚至两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亦均有相似之处。第二、南凉与西秦两个政权关系密切，几乎难以分割。他们一个在河西，一个在陇右，相距不远，而且乞伏鲜卑最早臣属于秃发鲜卑，乞伏鲜卑建立西秦政权后，一度为后秦所灭，乞伏氏王族投奔南凉。后来，西秦复国后，又灭了南凉，原南凉领有的河湟之地遂为西秦所有，一直到西秦灭亡前夕。第三、有关两国史料大都散佚，要单独叙述他们的历史比较困难。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我们将南凉与西秦的历史合起来撰写。南凉秃发鲜卑迁入河西较早，而亡国在前，故先叙述南凉史，再讲西秦史。 撰写南凉、西秦历史，最大的困难是史料问题。十六国前后有关南凉、西秦的史书，即《托跋凉录》、《西秦记》、《十六国春秋》等，均先后散佚。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两国的史料，主要是唐代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魏书》卷九九《秃发乌孤传》、《乞伏国仁传》以及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此外，还有宋代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所录崔鸿《十六国春秋》的一些片断。而现存的三种《十六国春秋》均为后人所撰[1]，只能作参考之用。同时，因两国建国时间短，存留和发掘的地上地下文物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撰写两国历史，只好利用现存的《晋书》、《魏书》、《通鉴》及北宋类书所引的《十六国春秋》了。《晋书》载记三十卷，是“兼引伪史十六国书”[2]，故在十六国史书散佚的情况下，此书就成了最重要的资料。北宋司马光等修《通鉴》时，崔鸿《十六国春秋》及《纂录》可能还存在，故《通鉴》保存了许多《晋书》载记没有的资料，也可作信史引用。至于《太平御览》等类书引《十六国春秋》的资料，除个别字句有错讹外，均系《十六国春秋》或《纂录》原文，它们也是本书所据的主要资料之一。 由于南凉、西秦两政权是由我国古代鲜卑族所建，故我们首先从民族史的角度，分别探讨了秃发、乞伏鲜卑的来源、迁徙及融合情况；叙述了他们建立政权的背景和经过，两国与邻近各政权的关系，以及他们盛衰的历史。最后，对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也作了一些探索。由于资料缺乏和作者水平所限，本书存在问题很多，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汉赵国史

作者：  周伟洲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十六国时期，虽然仅是我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但却有其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点。过去的封建史家囿于民族偏见，受传统的封建正统史学观点的束缚，视十六国为僭伪，贬之过甚，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所建的政权，更是如此。所以，几千年来，除了当时有为十六国修史者外，至今还很少有十六国国别史的专书。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始重视十六国国别史的研究，但苦于史籍之散佚，资料之缺乏，收效不大。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为了研讨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特点，以为今天的借鉴，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作者不揣冒昧，鼓足勇气，写下了这本《汉赵国史》。 汉赵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内迁少数民族匈奴在内地建立的政权，也是十六国较早建立的政权之一。它的存在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六年，但在中国历史上仍然留下了一定的影响。 过去的封建史家往往把建立汉赵政权的内迁匈奴，作为引起中国历史上十六国分裂混战局面的罪魁祸首。这是有失公允的。中国北方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形成，乃是东汉以来国内自给自足封建经济及世家大族的发展，王权的衰落等引起的必然结果，不是内迁的少数民族所能左右得了的。相反，汉赵政权的建立者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利用各族人民反抗西晋的斗争，一举推翻了腐朽的西晋王朝，建立了新的政权。这个政权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承袭了汉魏以来汉族政权的传统，又兼其旧俗，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创造，对以后的封建王朝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在当时中原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汉赵统治者还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措施，修建城镇，人口激增，使其京都平阳、长安地区的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从汉赵兴衰的历史中，还可以看到匈奴统治者的暴虐和滥用民力，及其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看到它是怎样迅速走向衰弱，最终为后赵所灭亡的。 本书根据现存史籍和文物考古资料，首先论述了东汉末年以来内迁匈奴的活动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然后叙述了汉赵国兴衰的历史，最后对其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作了大胆探讨。书名之所以定为《汉赵国史》，是因前赵史官和苞撰有名为《汉赵记》的史书而来。 总之，十六国国别史的研究和撰写，才刚刚开始，抛砖引玉，如此而已。

敕勒与柔然

作者：  周伟洲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活动于我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民族，继匈奴、鲜卑之后，主要就是敕勒和柔然。这两个古代民族，不仅对我国北方和中亚发生过较大的影响，而且也是历史上形成的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历史也是我国历史的一个部分。因此，研究他们的历史，就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辟的任务。 　　 可是，关于这两个古代民族，除了我国历史文献有一些简约的记载外，其它各种资料（包括文物考古、外国资料）也是寥寥无几。这给研究他们历史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截至目前，国内对他们的研究，还十分薄弱，甚至远远落后于对匈奴、鲜卑、突厥等古代民族的研究。这种情况不应长期继续下去。 　　 敕勒和柔然主要活动在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处于十六国、南北朝分裂割据的时期。在南方，先后有东晋、宋、齐、梁、陈等政权；在北方，先后有十六国、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其中北方各政权，大都是由鲜卑、匈奴、羯胡、氐、羌等兄弟民族建立的。我们所要讨论的敕勒和柔然，在这一时期内，也建立过自己的政权。 　　 三八八年，早已入居黄河流域的敕勒（丁零）翟辽，曾在今河南滑县建立“魏”政权，史称“翟魏”，存在约四年，于三九二年为后燕所灭。四八七年，在漠北受柔然统治的敕勒（高车）副伏罗部阿伏至罗等，脱离柔然，西迁至今新疆北部阿尔泰山一带，建立了一个“高车国。（或称“阿至罗国”、“阿伏至罗国”），一共存在了五十四年，后被柔然所灭。 　　 柔然自四〇二年摆脱北魏的统治后，在漠北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其最盛时，北达贝加尔湖，西至新疆北部，东到朝鲜之西，南隔戈壁与当时北魏相接。柔然政权存在时间最长，约一个半世纪之久。最后，为其奴役的突厥部所灭，敕勒与柔然所建政权的性质，完全同这一时期国内其它割据政权的性质一样，都是我国历史上暂时处于分裂时期的产物。自秦以来，我国就逐渐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短时期出现分裂，形成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或割据政权，是常有的现象。敕勒所建的“翟魏”、“高车国”及柔然在漠北所建的政权，都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暂时分裂时形成的割据政权。它们不仅在政治上与内地政权有一定的臣属关系，而且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情况的产生，是自秦、汉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最后，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又必然导致隋、唐时期大一统的出现。因此，研究敕勒、柔然与内地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就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就是本书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 　　 我国古代民族的族源、迁徙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是研究民族历史十分重要的问题。敕勒和柔然都是我国历史上古老的民族。在历史文献中，可以把他们的族源和早期话动，追溯到公元前五－前四世纪。以后的七、八百年时间，我们都可以从文献上找到他们活动的踪迹。到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他们更是活跃在黄河以北，包括蒙古草原的广大地区，与汉、鲜卑、匈奴以及西域各族人民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有数十万在漠北的敕勒和柔然人，因各族统治者之间的相互战争或其它原因，迁徙到了漠南或内地。在北方各政权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下，他们曾不断地掀起了反抗压迫的斗争，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与内地的汉族或汉化了的鲜卑族错居杂处，最后，均融合到汉族之中。 　　 敕勒和柔然及其所建的政权，还对我国西北及中亚等地发生过较大的影响。 　　 漠北的敕勒曾在五世纪八十年代迁徙到今新疆北部，建立了政权，一度控制了高昌、焉耆、鄯善等地，引起当地人民的迁徙。这可算是属突厥语族的民族（敕勒）进入我国西北地区较早的一次。而大批入居漠南和内地的敕勒人，不仅积极参与了当时北方历次政治斗争，而且同其它民族一起，建设了漠南地区，使我国漠南之地畜牧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至于柔然，由于他建立的政权时间长，实力雄厚，因而对我国北方以及中亚的影响更为巨大。柔然政权继承了漠北地区自匈奴、鲜卑以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传统，并吸取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把我国漠北地区历史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柔然的一些政治制度，为以后崛起于我国西北及中亚的突噘所继承。蒙古草原佛教文化的传播，可以说首先是从柔然时代开始的。柔然对原居住于我国西北及中亚的嚈哒（滑国）、乌孙、大月氏等的进攻和压迫，迫使他们南移或西迁，影响所及，直达中亚，波及东欧。 　　 此外，作者根据现有的资料，对敕勒、柔然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

作者：  马长寿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还对东亚、中亚，甚至欧洲的历史均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外学者均十分重视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研究，甚至形成为国际学界研究的热点或专门学科，如所谓的匈奴学、鲜卑学、突厥学、西夏学等。中国传统史学对周边的民族，特别是北方民族的记述和研究历来十分重视，有浩如烟海的文献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而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即是反映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国内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成果之一。 　　 这套丛书所辑的论著，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马长寿教授及其弟子周伟洲教授的有关著作。马长寿教授（190－197年），字松龄，山西昔阳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早年他多次深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引进西方近现代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表了一批重要的民族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他先后在复旦大学、西北大学执教，并开始转向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北方的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氏、羌、突厥等族的历史和文化，作了新的开创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能融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精华为一体，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重视民族调查和考古文物资料，史实与理论相结合等。因而，他的这些学术特点逐渐发展成独具一格、自成体系的学派，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丛书》中收辑有马长寿教授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撰写的五部著作，即《北狄与匈奴》、《氏与羌》、《乌桓与鲜卑》、《碑铭所见前奏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其中《氏与羌》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两书，是在一九七一年马长寿教授逝世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著名民族史学家林或先生评价《北狄与匈奴》一书时说：此书“是解放后第一本具体而微的匈奴史专著，因而此书的出版，为我国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列主义从事匈奴史的研究及撰写匈奴史专著，提供了一个先例”（林斡《匈奴通史·前言》，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东北的学者曾提出“鲜卑学”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就是以《乌桓与鲜卑》一书为标志的（于志联等《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2年1期）。《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字数虽少，但广为中外学者所推崇，认为是利用考古文物资料（碑铭），结合文献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典范之作。其余如《氏与羌》、《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两书，也在学界中有较大的影响，凡是研究这些民族的论著都要参考这些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