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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唐圭璋编
简介:旧版《全宋词》在一九三一年着手编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务印书馆曾予排印,一九四○年抗战时期在长沙出版。这部书的印数无多,流传不广,而且存在着很多缺点。最严重的,就是由于条件和时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许多书不知道或者无法见到,在体例上则参照了《全唐诗》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释道”“女流”。一九四○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研究工作者说来,《全宋词》仍然为他们所需要。如果用旧版重印,显然是不相宜的。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的关怀和鼓励下,得以对旧版《全宋词》进行重编;其后,又由中华书局文学组对全稿作了订补加工,並使之和读者见面。重编订补后,不论在材料上或体例上,较旧版都有一定的提高::以某些较好的底本代替了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作一千四百余首(不计残篇);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和作品;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调整原来的编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录。现在谨就编订情況说明如下: 宋人词集的编纂,从宋代本朝就开始了。在北宋,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承忍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入文集。如欧阳修的《平山集》、晏殊的《珠玉集》、苏轼的《东坡词》、贺铸的《东山词》,都是集外单行的。到了南宋,这种情況有所改变,词作一般收入文集。如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有词四卷,陸游《渭南文集》有词二卷,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有词五卷,等等。南宋人编刻北宋人的文集,也往往採用同样的辦法,乾道刻《类编黄先生大全文集》有乐章一卷,庆元时编刻欧阳修全集有词三卷,都是明显的例子。另外还有一种情況,即已收入文集的词,又另有单刊本,而且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欧阳修另有《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张孝祥另有《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这是宋人编刻词别集的情況。当时流行的词别集很多,据《直齐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所载,陈振孙见到的,包括所谓《百家词》在内,就有一百零三种,另有注本三种。年经代远,这些词集很大部分已经亡佚;就是幸而流传到今天,其名称与卷数也常有出入,未必是陈振孙所见之旧了。 除单行的词集以外,还有彙刻的词集。宋有长沙书坊的《百家词》(今佚)、闽刻《琴趣外编》(今存五种)、《典雅词》(今存十九种)、《六十家词》(今佚)。明吴讷有《唐宋名贤百家词》,当时未刻,今存传抄本和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内宋词亡佚十家,尚存七十家。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宋名家词》六集六十一家,为宋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其书流传最广。清中叶以前,有侯文燦《十名家词集》,中叶有秦恩复《词学丛书》。至于间有刊入丛书如《知不足齐丛书》、《别下齐丛书》内的,则为数不多,影响不大。晚清以来,词学在士大夫中一度得到提倡,彙刻词集因之而蔚为风气。王鹏运的《四印齐所刻词》、《宋元三十一家词》昉于其前;继之而起的是江标的《宋元名家词》,吴重熹的《山左人词》;最后有朱孝臧的《彊村丛书》,吴昌绶、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陶湘的《景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这些彙刻词籍,大多依傍前人,像《宋名家词》几全据单本词集 《彊村丛书》则有半数从文集中裁篇别出;,只有少数词集如《四印齐所刻词》本李清照《濑玉词》、《彊村丛书》本赵崇嶓《白云小稿》等,才是从各种载籍中收集遗佚而加以新编的。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有其资料价值:有的保存了底本今天已经亡佚的若干词集,如《宋名家词》;,有的影刊了今天已不易见到的旧本,如《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有的则编者本人就对词学比较有研究,如《四印齐所刻词》、《彊村丛书》,校讐增补,功不可没。 编纂《全宋词》,以上两类词集是我们最主要的依据。 宋人选词选,从宋词别集在当时流行的情况来估计,为数一定是不少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唐宋以来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乐府补题》八种。可以考知名称而已经不传的,还有五六种。其中《羣公诗余》一种,曾由清初的钱曾、季振宜收藏过,后来就不知下落了。元人的选本,现在所知道的只凤林书院辑《草堂诗余》一种。这些宋元人的选本,往往有不见于专集的词作,特别是小家的作品,率多赖是以传。至于明清人的词选,像《词林万选》、《彙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花草粹编》、《续草堂诗余》、《词综》、《历代诗余》、《词综補遗》等等,有的出自学人,有的成于坊肆,精粗不一。然而除了《花草粹编》等个别選本以外,就他们所见的材料而言,已经很难为宋人编订的别集、选集增补过多的作品了。 这些选本,也是我们编纂工作中的重要依据之一。 综合地利用上述资料编纂《全宋词》,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有的书由于刊刻不精,有的书限于编辑者的水平,经常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错误;即使是编辑得比较认真的书,如果和其他材料综合比照来看,也时会显出它们零乱和芜杂的缺点。因而,选择底本和考订作品的真伪是我们利用这些词籍时付出劳动最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选择上,尊重旧本而不迷信旧本,择善而从。例如北京图书馆藏陸贻典、毛展手校的《宋名家词》,陸、毛二人所据校的本子都是旧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而从校勘记的实际情況来考察,他们所据校的本子確乎胜过现存的本子,因此这一部分的底本我们基本上选择了陸、毛的校本。然而他们所据的旧本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卢祖皋的《蒲江词》,汲古阁本只二十余首,陸、毛的校本也没有增补,但《彊村丛书》本所据的是明抄本《蒲江词稿》,纵然其中杂有个别伪词,但在数量上比汲古阁本多出七十余首。对这种情況,我们当然选用了《彊村丛书》本。又例如黄庭坚的词集,现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编》,但《彊村丛书本》的《山谷琴趣外编》是经朱孝臧校过的,我们把两本比勘以后,也選用了《彊村丛书》本。 关于作品的考订,情況要更複杂一点。宋词作品互见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家的集中,为数甚多。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本《珠玉词》、《六一词》、《寿域词》、《惜香乐府》,就颇多这一类的例子。词选中如《类编草堂诗余》误题作者姓名的约有八十余首,《词林万选》约有二十余首,《续草堂诗余》约有三十余首。后人失考,陈陈相因,也有误补于各家词集的。辨伪存真,宋朝的罗泌已经做了一些,他校勘欧阳修《近体乐府》,在校记中作了说明而不下结论。毛晋刻词,也间有考证,然而缺乏冷静和严肃的态度,隨意判断,误删误补,不免流于武断。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错误,澄清前人的混淆。如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一首,杨慎以为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晋承谬踵误,以之补入《断肠词》,不久以前还有人发表文章力辨杨慎之说不误。其实此词既见于宋元本的欧集,宋人又别无異说,隨便推翻这个结论是很不妥当的。又如《蒲江词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见于曾慥《乐府雅词》。曾慥的时代比卢祖皋早得多,这首词决不是卢祖皋所作。《彊村丛书》本朱翌《灊山诗余》,仅存词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张元幹所作。凡此种种,我们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了比较认真的考察。 宋词的辑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经是清末的事了。前面提到的《潄玉词》和《白云小稿》,就是王鹏运和吴昌绶的成绩。之后,刘毓盘的《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开始了大规模的辑佚,内收宋词四十四种六十四家,可惜出处不明、真伪不辨、校勘不精,颇为学者诟病。到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利用的材料更为广泛,收宋词五十五家,内五十一家为裒辑遗佚而成。此外也还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尽管各家的工作还都有不足之处,然而没有这些成果,《全宋词》的编辑工作就会困难得多。 我们在这些辑佚工作的基礎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掘。除了在各种词选中搜集资料以外,某些类书如《全芳备祖》、《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纲》、《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等等,都是辑佚的渊薮。仅仅这三种书,就辑得一千余首。而其他载籍如《宋会要辑稿》、《乐邦文类》、《寿亲养老新书》、鄭元佐《新注朱淑真断肠诗集》、《永乐大典》以及各种诗文总集别集、笔记小说、书画题跋、金石录、花木谱、方志等等,散见的资料还不知凡几。文献资料浩如烟海,鉤沈表微,需要付出大量劳动。我们尽可能的寻检了所知道的和所能见到的资料,补苴前人的缺漏,尽管所得不多,有的还是零简残篇,但在使研究工作者比较全面地看到现存宋词整个面貌这一意义上,还不无差堪自慰之处。 关于校订、编排、写作词人小传等等具体工作,在《凡例》中作具体说明,此处不赘。 这次重编订补,虽然我们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传世宋词,决不能谓为已尽于此。我们的见闻有限,看到的书不够多,没有收入的词必定还有不少;即使是已经用过的书,也难保没有遗漏。自付排至校毕过程中,又有某些订补(详《订补附记》中),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考订编排工作上,还有三百人左右迄今不知行实;就是写出小传的,有的过嫌简略,有的还可能有错误。又,宋代同姓名的人很多,稍一忽略,就容易张冠李戴,现在的《全宋词》里很可能也有这类错误。我们懇切地要求读者指出 遗漏和错误,以便在再版时重加修订。 一九六四年五月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简介: 《二晏词笺注》对二晏词的全部作品作了全面整理,除运用多种校本校勘外,对词中涉及的人物、年代、事件、名物、典章、故实等作了笺释考辨,还特意对词意作了讲疏,便于读者准确理解。书后收录前人对二晏词的评论,并撰有二晏简谱,对大晏、小晏的生平和创作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晏殊、晏几道父子为北宋词坛名家,他们创作的《珠玉词》和《小山词》深情婉美,是宋词婉约派之开创者和代表作家,对后世影响深远。历代对二晏词多有收辑,从明代毛晋、吴讷直至近代朱强邨、林大椿均有辑刻,唐圭璋先生《全宋词》亦收录二晏词,但校勘仍未尽完善。近代以来,二晏词或有选注本,对全集作笺释则极为少见。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简介: 《二晏词笺注》对二晏词的全部作品作了全面整理,除运用多种校本校勘外,对词中涉及的人物、年代、事件、名物、典章、故实等作了笺释考辨,还特意对词意作了讲疏,便于读者准确理解。书后收录前人对二晏词的评论,并撰有二晏简谱,对大晏、小晏的生平和创作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晏殊、晏几道父子为北宋词坛名家,他们创作的《珠玉词》和《小山词》深情婉美,是宋词婉约派之开创者和代表作家,对后世影响深远。历代对二晏词多有收辑,从明代毛晋、吴讷直至近代朱强邨、林大椿均有辑刻,唐圭璋先生《全宋词》亦收录二晏词,但校勘仍未尽完善。近代以来,二晏词或有选注本,对全集作笺释则极为少见。
作者: 刘宜庆著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内容简介:西南联大,一所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大学,一个大师的摇篮。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在昆明八年的时间里,它的命运与民国的政治走向紧密相连。《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聚焦中国远征军中西南联大学子的身影,展现联大教授议政参政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厘清联大教授与各党派的关系和纠葛:穆旦翻越野人山,闻一多喋血西仓坡,张伯苓晚景凄凉,钱端升神情落寞…… 历史困境中的西南联大人,最后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在20世纪剧烈变革的中国,当学术遇到政治,当教授遇到政客,诞生了悲剧,也铸就了大师的风骨。 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的孵化地,他们之后,中国再无大师:陈寅恪、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华罗庚、费孝通、杨振宁、李政道、赵九章、邓稼先、刘东生、吴征镒、宋平、彭佩云、王汉斌、朱光亚、彭佩云、汪曾祺、邹承鲁、王希季、陈芳允、郭永怀、屠守锷、吴讷孙、陈忠经、戴传曾、何兆武、李长之、何其芳、吴大观、任继愈、吴庆恒、叶笃正、谢玮、黄昆、王浩杨、 凤林景……
作者: 傅璇琮主编;吴小林,李莉娟注译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记叙文,顾名思义,是以记叙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种文体,举凡记人、叙事、写景、状物之文,都属此类。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说:“记者,所以备不忘也。”早在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中,就已经出现了“以备不忘”的记录文字,如“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可看作是记叙文最早的萌芽。从春秋战国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到西汉的“以人物为本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记叙文在史学园地里蓬勃发展,《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史书,或情节曲折,或语言生动,或气势逼人,或人物形象鲜明,叙述技巧已相当纯熟,因此,前人便有“叙事起于史官”(真德秀《文章正宗》),“叙事实出史学”(章学诚《上朱大司马论文》)之论。到魏晋南北朝,记叙文便不再局限于历史著作,这时,不仅出现了专记轶闻琐事的《世说新语》,专记山川景物的《水经注》和专记名胜风物的《洛阳伽蓝记》,而且有东晋大诗人陶渊明融其诗风于文的散文史上不朽的单篇记叙文《桃花源记》更多>>
作者: 陈斌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8年08月
简介:
【目录】
引言
甲篇 明代对中古诗歌的性情诠释
*章 风教之旨的抉发
第二章 言志体道的诠解
第三章 生命灵性的传释
乙篇 明代对中古诗歌的审美观照
第四章 风骨审美传统的激扬
第五章 审美诠释转型:清与丽
第六章 审美诠释转型:神韵
丙篇 明代对中古诗史的辨体建构
第七章 辨体理论的完善与实践
第八章 五言诗的流变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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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域与诠释:明代的中古诗歌批评》:
一是与现实政治、社会风俗的关系。景泰进士夏埙(1423-1494)借为黄溥《诗学权舆》撰序,呼吁诗教精神:“宇宙内事,未尝无本末重轻,而得失一存乎人之抉择、取舍,以谨之于始也。(中略)系之性情、伦理,关之风俗、政治,其本之所重者如此。而温厚、和平、优柔、微婉以极乎体制、音响、节奏之妙,则亦不可废焉。(中略)汉魏以还,名格屡变,虽以苏、李、陶、谢、李、杜、韦、柳以及诸名家,亦皆不能不随世升降,而所谓诗之本体犹有在也。”①将翼教辅政作为诗之本。如涉及代表性人群的话,那么台阁文臣可谓*突出者。②明初百年,随着国家由乱而治,及程朱理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建立,朝廷也通过文治来加强思想管控,重申儒家诗教乃时代的要求。台阁文臣肩负教化使命,确立“以明润简洁为体,以通达政务为尚,以纪事辅经为贤”、“淳庞敦厚之气尽还,而纤丽奇怪之作无有也”③的台阁文风。这一文学思潮以服务于政教,宣传程、朱理学的思想观念为目的,主要特点是传圣贤之道,鸣国家之盛,颂美功德,发为治世之音。处于鸣盛隆治的文治氛围中,文臣们不仅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纳入翼道裨治、黼黻政猷的正确轨道,“稽古右文”的策略也包含对前代教训的汲取,其中“六义”得失是审视指标。
其二,弘道济世的价值取向,使人们习惯于让诗歌肩负正民化俗的道德责任。如永乐间吴讷明确提出“作文以关世教为主”④,是否“切于世用”是他衡量文学的准绳,反映了对文学的一种极高期许。尤其以理学家的影响力较大。如正统举人曹安记录了自己对风教的认识:“予观虞伯生序唐音,谓知言之难,不为无意。故王永叔不喜唐诗,谓其格卑而气弱。叶水心云:争妍斗巧,极物外之变态,唐人所长也;反求于内,不足以定心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宋真西山集古之诗文日:文章正宗,其于诗必关风教而后取。庐陵赵仪可讥之日:必关风教云乎,何不取六经端坐而诵之,而必于诗?诗之妙,正在艳冶跌宕。梁石门寅辩认赵之言为非。由是言之,诗学汉魏、盛唐有关风教,去艳冶跌宕,等而上之,其惟三百篇乎?”①提及的宋代真德秀、明初梁寅都是理学家。这段话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宋元间理学家与诗人,对诗歌究竟是自我抒情还是翼道立教的本末之争,曹安皈依前者的结果正说明诗教传统的说服力之大。万历间进士郝敬也有类似意见,称自己所著《艺圃伧谈》就是愤激于“今俗士学诗,疾理如仇,惟嘲弄风月,流连光景。即使铿金戛玉,无关性情,无补风教。诗道之赘疣耳!”②他与袁宏道为友,身处性灵思潮重表达自我、重闲情适性的观念冲击中,但若比照曹安的经历,郝敬虽显守旧但又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种心态在明末陈子龙那里又何尝没有体现?周立勋称他的诗:“雄深悽惋,干预风化,尤极于古。”③可谓深切其衷。
……
作者: (金)元好问著;李正民等解评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2008
简介:《中国家庭基本藏书(名家选集卷):元好问集(修订版)》主要内容:元好问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活动,有一种矛盾的现象:他积极推荐鼓励其友人、门生担任蒙古政府的官职,并结交一些权贵,而自己却坚辞不出仕。继任其父耶律楚材为蒙古中书令的耶律铸曾多次写信并派人招致元好问。元氏回信说:“断不敢往。”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元好问鼓励儒者做官,是为了行儒道;而他自己辞官不就,则是为了尊儒道。道尊则易行,道行则益尊。同时,他不做蒙古帝国的官,也是忠于金国、金君的表现。他的哥哥元好古就死于蒙军的屠刀之下。 1257年农历9月4日,元好问卒于河北获鹿,归葬于秀容祖坟(今忻州城南韩岩村),享年68岁。 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词方面。他对自己的成就极为自信,自许为李白、杜甫一流,而在秦观、晁补之、贺铸、晏幾道诸人之上。其《天涯山》云:“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游泰山》云:“徂徕山头唤李白,吾欲从此观蓬莱。”《遗山自题乐府引》云:“客有谓予者云:'……且问遗山得意时,自视秦、晁、贺、晏诸人为何如?'予大笑,拊客背云:'哪知许事?且啖蛤蜊。'客亦笑而去。”“哪知许事,且啖蛤蜊”语出《南史·王融传》,原作“不知许事,且食蛤蜊”,表示不屑之意。这种态度确实大幅度地超越了儒家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的樊篱,正是多民族融会的“中州万古英雄气”孕育的结果。无怪乎他敢于以“诗中疏凿手”自任,宣称“未便吴侬得锦袍”了(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一)。至于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他对于形成“河汾诗派”的领袖作用,则是李白、杜甫也不能比拟的。元好问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包括他开创断代诗史新体例《中州集》的功绩,在史学界也早有定评。 元好问诗今存1381首,词今存384首。题材广阔,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尤其是金亡前后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对人民的疾苦十分关切同情,具有诗史的意义,代表了金元诗词的最高成就。清人赵翼说,元好问的诗,“专以精思锐笔,清炼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轼)、陆(游)。”(《瓯北诗话》)刘熙载说:元好问的词,“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艺概》)元好问的散文有26卷,众体悉备。受韩愈、欧阳修的影响,风格清新雄健,语言平易自然。 元好问还著有小说集《续夷坚志》,有207篇文言小说,是今知金代唯一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在我国小说由雅趋俗的发展阶段,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还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元好问的散曲今存9首,对元曲有示范作用。元人陶宗仪说:“[小圣乐]乃小石调曲,元遗山先生好问所制,而名姬多歌之,俗以为[骤雨打新荷]者是也。”(《南村辍耕录》)可见其影响之广。 元好问还有4篇赋传世。其《新斋赋》中说:“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表现了他经世治国的远大抱负和穷则独善其身的高洁品格。 元好问在魏道明、商衡辑录的《国朝百家诗略》的基础上编纂的《中州集》,收诗词作家255人,并为其中253人写了小传。收诗2054首,词114首,实属最早的金代诗词总集。此集开创了以诗存史、断代诗史的新体例,对于研究金代诗词和作者、金代历史和总集的编纂体例,均有重要价值。 元好问编撰的著作,尚有《锦机》、《杜诗学》、《东坡诗雅》、《东坡乐府集选》、《壬辰杂编》,惜此五种均佚失,《诗文自警》有孔凡礼先生辑佚15则,《唐诗鼓吹集》今存。 总之,文化巨人元好问是时代的骄子。高度汉化的家学、师友渊源和儒家文化教养成为他思想和学术的根底,又吸收了一些道家和禅学的营养。少数民族的英雄气质和生长云朔的自然天禀,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的巨变,则影响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愚忠于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见,使他能够以宏阔的世界观、人生观顺应时代巨变,以先进文化的传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为重,将封建的个人名节置于次要地位,终于作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 元好问集有多种刊本。全集如清光绪七年读书山房刻本,包括诗文40卷,词和小说各4卷,年谱3种,考证3卷,附录、补载各1卷。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元好问全集》(姚奠中主编),即以此为底本校补增订而成。诗集有明汲古阁本、清人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等。词集《遗山乐府》有明吴讷《百家词》本,《全金元词》所收较为完备。小说有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 吴讷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1月
简介:
七體
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啟》、張景陽《七命》而已。
見《文選》卷三四、三五。李善《文選注》云:“《七發》者,說七事以啟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
按:來裕恂《漢文典·文章典》卷三:“七者,設問類也,原於‘孟子問齊宣王之大欲’。蓋周、秦諸子著書,及漢人作賦,多設爲問答之辭,而《文選》爲之別立‘七’體,謬矣。”王之績《鐵立文起》前編卷一二:“枚乘《七發》,亦偶然作,原不可定爲一體,我欲列之雜著中。自東漢、魏、晉諸人爭擬之,儼若傳記詩賦之類,必不可缺,真堪爲之噴飯也。《昭明文選》竟標曰‘七’,彼拙於文而陋於識,固不足怪。而《辨體》、《明辨》亦襲而莫知是正,何耶?”
《藝文類聚》卷五七《雜文部·七》引傅玄《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驎、崔琦、劉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疑》、《七說》、《七蠲》、《七舉》之篇,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辯》,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焉,吾無間矣。若《七激》、《七依》之卓轢,《七枝》、《七辯》之纒綿精巧,《七啟》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又引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吴、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蹷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漫美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游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士講論之娱,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
徐師曾《文體明辨·七》序題云:“按七者,文章之一體也。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別名,而楚詞《七諫》之流也。蓋自枚乘初撰《七發》,而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崔瑗《七蘇》、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桓麟《七說》、左思《七諷》,相繼有作。然考《文選》所載,唯《七發》、《七啟》、《七命》三篇,餘皆略而弗錄。由今觀之,三篇辭旨宏麗,誠宜見采;其餘遞相摹擬,了無新意。”
劉永濟《十四朝文學要略》卷二《賦家之旁衍》:“按‘七’之爲體,彥和謂枚乘首製,實齋謂肇自孟子之問齊王,近世章太炎獨以爲解散《大招》、《招魂》之體而成。今核其實,文體孳乳,必於其類近。孟子問齊王之文,意雖近似,而文制相遠。《大招》、《招魂》,歷陳宮室、食飲、女樂、雜伎、遊獵之事,與《七發》體類最近。特枚乘演爲七事,散著短章耳。今從太炎說。”
按:王兆芳《文章釋》謂七體“源出《管子·七臣七主》篇”。此說又與諸家不同。
《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仿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
《容齋隨筆》卷七《七發》。
《十四朝文學要略》卷二《賦家之旁衍》:“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作者: 于志斌编著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
简介: “杂记”是什么?杂记是古人在划分文章体裁中确定的一种文体。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讲到这种文体:“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序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古人划分文体,为编选文章提供了很大便利。如梁萧统《文选》,宋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清姚鼐《古文辞类纂》等名选,走的都是分类编选这一路子。古往今来,文章的编选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大概在编选中,各家愈来愈难以控制杂记文章的范围了;同时,有人又总想界定清楚“杂记”的性质和规制。姚鼐在其《古文辞类纂·序》中说:“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即为一例。 文体随着时代发展而越来越丰富,这是一般规律;汉字在表现主客观事物上的创造性和张力,充分表现出来。今人睿智地说:狭义地说,杂记似可以简约地分为四类:即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广义地说,杂记包括了一切记事、记物之文;甚至可以讲:包括正史以外的传记以及同传记性质相近的行状、碑志等一切记叙文,统可称为杂记。 “杂记”这两个字及其作为文体的含义,早在《礼记》中出现。这部文化原典是一册儒学杂编,其中有通论礼意及学术的,专释《仪礼》的,记录孔子及弟子时人杂事问答的,有记载古代制度礼节的,等等。在《礼记》中有“杂记上” “杂记下”两节,前人郑玄《礼记目录》称:“名曰‘杂记’者,以其杂记诸侯以下至士之丧事。”孙希坦说:“此篇所记……以其所记者杂,故曰‘杂记’。” 杂记体作品至迟在魏晋时代就已经产生,其标志物之一是这个时代创作了大量的杂记体“志怪小说”。唐宋以后古文家所写的杂记,往往于记叙中夹议论、兼抒情,有时议论、抒情的份量相当多。有的专发议论的杂记,实际上已可归入论的一体了。 在历代说部和史部的笔记作品中,各家所记内容丰富多彩,诸如文化艺术、科学技术、风土人情、遗闻佚事,无所不记,成为“杂记”的渊薮。魏晋时代的杰出作品、亦为“志怪小说”的《世说新语》,就是一部笔记文学作品集。而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还有他的《补笔谈》、《续笔谈》),被前人评为“记事周详,属词严正”,显示出杂记体在史部中的重要作用。 杂记文字一般不刻意求工,风格清简而自然,有“质胜之文”的美誉,价值不在以文学笔法所写的作品之下。 今天对“杂记体”的研究还在继续着,“杂记体”的范围及其作品在扩大。顾颉刚指出“左传原本”在刘歆以前早已存在,“《左传》原亦杂记体之史,犹《国语》、《战国策》、《说苑》、《新序》、《世说新语》、《唐语林》、《宋稗类钞》……”有人认为:《老子》一书是随想式的杂记体,是老子把平时思考的问题,用诗一般的语言记录下来;《包公案》,又名《龙图公案》,乃是一部杂记体的小说;《西游记》应该是地理游记而非小说,因为有“游”字;吴承恩以写杂记著称,那么他的《西游记》应该是杂记体(以上为网上搜索所得)。 在确定本书编选范围时,编者首先将“中华千古诗文丛书”选目浏览一遍,发现丛书已有《千古碑铭》、《千古游记》两种。其次发现: 国笔记文学亦浩如瀚海,仅编者寒架上《笔记小说大观》,就收集了从晋到清的笔记作品二百余部,《旧小说》收有笔记七百余篇。这套丛书是安徽文艺出版社用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努力构筑的一个为普罗大众所喜欢的文学国粹馆;旨在普及、传承 国传统文学优秀作品和凸显延续根脉的人文精神。从杂记中析出碑铭、游记作品,是有其实用意义的,可以让读者、观众对这两类作品看得更加仔细和系统。 向出版社建议:丛书再从历代杂记中析出笔记作品,单独形成为《千古笔记》。 于是,编者之《千古杂记》没有碑铭、游记、笔记作品,在所选百余篇杂记中,近百分之八十的篇目是以题名为记的文章,如《冷泉亭记》、《醉翁亭记》、《汾湖石记》。剩余各篇目中,一是题名为“书”为“志”为“题”者,如《书何易于》、《项脊轩志》、《书王尚甫事》、《书鲁亮侪》、《题东坡笠屐图》、《书继洲及对山事》、《题词〈江南卧游册·横塘〉》,前人早就认定“书”、“志”、“题”就是“记”;其中,为绘画作品题写的文字也叫做“题画记”或“画记”(从这个意义上讲,“题”字就是“题画记”或“画记”的略称)。二是题名为“传”者,如《方山子传》、《童区寄传》、《徐文长传》、《息庵翁传》、《李贺小传》、《戴文进传》、《黄山人小传》、《阎典史传》,它们的行文体式和风格都符合杂记体,而与所谓传记体并不一致。三是题名中没有“记”、“书”、“志”、“题”、“传”者,但又的确是杂记作品,如《斗蚁》、《斗蚁》、《观潮》、《左忠毅公逸事》;又如《景林寺》、《三峡》,它们分别选自《洛阳伽蓝记》和《水经注》,足以说明魏晋时代确实是 国杂记体成熟期;而《跋李庄简公家书》一文则是阅读杂记;《说居庸关》一文最特别,文题中一个“说”字,让人以为它是一篇论文,可是一读之下 们便能发现它是一篇以夹叙夹议见长的杂记。 有人为解说以“志”为题的杂记,说记人叙事的《项脊轩志》是杂记,因而这里的“志”与“记”是同义的。如此推论,记人叙事的《徐文长传》等是杂记,因而这里的“传”与“记”是同义的。其实,中国文字字义很复杂,如果查一查专业辞典就会发现,“书”、“志”、“题”、“传”、“写”(甚至“跋”)等等,都有“记”的意义。这与 们国家有着五千年书写文明的历史是相称的。 想:文章题目不是 们判别杂记体的准衡;《千古杂记》聊备数“格”有好处,它能使读者更多了解杂记体作品的纷繁多样性。 编者之《千古杂记》选文在五篇以上的杂记作家共有五人,他们是:欧阳修(7篇)、苏轼(6篇)、袁宏道(8篇)、方苞(6篇)、姚鼐(5篇)。这些杂记大家的作品不得不多选一些。欧阳修、苏轼是文章“唐宋八大家”中的两位,他们把人生经历和情感世界寄寓在台、阁、亭、堂、园、庙诸名胜上,林林总总,让 们堪足玩味;后来者在台阁名胜杂记上的所兴所托、所赋所议,都难出其右。袁宏道斗虫斗鸡杂记则别具一格,人与动物理趣一也;它们连同袁氏其余诸作,既为“性灵”张目,也替“公安派”争足了面子。方苞、姚鼐的杂记,是雄霸清代文坛的桐城文派关心世态民情、注重人文精神的典型篇章,学“桐城”章法当从这里入手。 没有理由不多选一些上述前辈的杂记。
作者: 唐圭璋编
简介:旧版《全宋词》在一九三一年着手编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务印书馆曾予排印,一九四○年抗战时期在长沙出版。这部书的印数无多,流传不广,而且存在着很多缺点。最严重的,就是由于条件和时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许多书不知道或者无法见到,在体例上则参照了《全唐诗》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释道”“女流”。一九四○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研究工作者说来,《全宋词》仍然为他们所需要。如果用旧版重印,显然是不相宜的。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的关怀和鼓励下,得以对旧版《全宋词》进行重编;其后,又由中华书局文学组对全稿作了订补加工,並使之和读者见面。重编订补后,不论在材料上或体例上,较旧版都有一定的提高::以某些较好的底本代替了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作一千四百余首(不计残篇);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和作品;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调整原来的编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录。现在谨就编订情況说明如下: 宋人词集的编纂,从宋代本朝就开始了。在北宋,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承忍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入文集。如欧阳修的《平山集》、晏殊的《珠玉集》、苏轼的《东坡词》、贺铸的《东山词》,都是集外单行的。到了南宋,这种情況有所改变,词作一般收入文集。如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有词四卷,陸游《渭南文集》有词二卷,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有词五卷,等等。南宋人编刻北宋人的文集,也往往採用同样的辦法,乾道刻《类编黄先生大全文集》有乐章一卷,庆元时编刻欧阳修全集有词三卷,都是明显的例子。另外还有一种情況,即已收入文集的词,又另有单刊本,而且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欧阳修另有《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张孝祥另有《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这是宋人编刻词别集的情況。当时流行的词别集很多,据《直齐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所载,陈振孙见到的,包括所谓《百家词》在内,就有一百零三种,另有注本三种。年经代远,这些词集很大部分已经亡佚;就是幸而流传到今天,其名称与卷数也常有出入,未必是陈振孙所见之旧了。 除单行的词集以外,还有彙刻的词集。宋有长沙书坊的《百家词》(今佚)、闽刻《琴趣外编》(今存五种)、《典雅词》(今存十九种)、《六十家词》(今佚)。明吴讷有《唐宋名贤百家词》,当时未刻,今存传抄本和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内宋词亡佚十家,尚存七十家。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宋名家词》六集六十一家,为宋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其书流传最广。清中叶以前,有侯文燦《十名家词集》,中叶有秦恩复《词学丛书》。至于间有刊入丛书如《知不足齐丛书》、《别下齐丛书》内的,则为数不多,影响不大。晚清以来,词学在士大夫中一度得到提倡,彙刻词集因之而蔚为风气。王鹏运的《四印齐所刻词》、《宋元三十一家词》昉于其前;继之而起的是江标的《宋元名家词》,吴重熹的《山左人词》;最后有朱孝臧的《彊村丛书》,吴昌绶、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陶湘的《景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这些彙刻词籍,大多依傍前人,像《宋名家词》几全据单本词集 《彊村丛书》则有半数从文集中裁篇别出;,只有少数词集如《四印齐所刻词》本李清照《濑玉词》、《彊村丛书》本赵崇嶓《白云小稿》等,才是从各种载籍中收集遗佚而加以新编的。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有其资料价值:有的保存了底本今天已经亡佚的若干词集,如《宋名家词》;,有的影刊了今天已不易见到的旧本,如《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有的则编者本人就对词学比较有研究,如《四印齐所刻词》、《彊村丛书》,校讐增补,功不可没。 编纂《全宋词》,以上两类词集是我们最主要的依据。 宋人选词选,从宋词别集在当时流行的情况来估计,为数一定是不少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唐宋以来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乐府补题》八种。可以考知名称而已经不传的,还有五六种。其中《羣公诗余》一种,曾由清初的钱曾、季振宜收藏过,后来就不知下落了。元人的选本,现在所知道的只凤林书院辑《草堂诗余》一种。这些宋元人的选本,往往有不见于专集的词作,特别是小家的作品,率多赖是以传。至于明清人的词选,像《词林万选》、《彙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花草粹编》、《续草堂诗余》、《词综》、《历代诗余》、《词综補遗》等等,有的出自学人,有的成于坊肆,精粗不一。然而除了《花草粹编》等个别選本以外,就他们所见的材料而言,已经很难为宋人编订的别集、选集增补过多的作品了。 这些选本,也是我们编纂工作中的重要依据之一。 综合地利用上述资料编纂《全宋词》,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有的书由于刊刻不精,有的书限于编辑者的水平,经常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错误;即使是编辑得比较认真的书,如果和其他材料综合比照来看,也时会显出它们零乱和芜杂的缺点。因而,选择底本和考订作品的真伪是我们利用这些词籍时付出劳动最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选择上,尊重旧本而不迷信旧本,择善而从。例如北京图书馆藏陸贻典、毛展手校的《宋名家词》,陸、毛二人所据校的本子都是旧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而从校勘记的实际情況来考察,他们所据校的本子確乎胜过现存的本子,因此这一部分的底本我们基本上选择了陸、毛的校本。然而他们所据的旧本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卢祖皋的《蒲江词》,汲古阁本只二十余首,陸、毛的校本也没有增补,但《彊村丛书》本所据的是明抄本《蒲江词稿》,纵然其中杂有个别伪词,但在数量上比汲古阁本多出七十余首。对这种情況,我们当然选用了《彊村丛书》本。又例如黄庭坚的词集,现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编》,但《彊村丛书本》的《山谷琴趣外编》是经朱孝臧校过的,我们把两本比勘以后,也選用了《彊村丛书》本。 关于作品的考订,情況要更複杂一点。宋词作品互见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家的集中,为数甚多。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本《珠玉词》、《六一词》、《寿域词》、《惜香乐府》,就颇多这一类的例子。词选中如《类编草堂诗余》误题作者姓名的约有八十余首,《词林万选》约有二十余首,《续草堂诗余》约有三十余首。后人失考,陈陈相因,也有误补于各家词集的。辨伪存真,宋朝的罗泌已经做了一些,他校勘欧阳修《近体乐府》,在校记中作了说明而不下结论。毛晋刻词,也间有考证,然而缺乏冷静和严肃的态度,隨意判断,误删误补,不免流于武断。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错误,澄清前人的混淆。如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一首,杨慎以为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晋承谬踵误,以之补入《断肠词》,不久以前还有人发表文章力辨杨慎之说不误。其实此词既见于宋元本的欧集,宋人又别无異说,隨便推翻这个结论是很不妥当的。又如《蒲江词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见于曾慥《乐府雅词》。曾慥的时代比卢祖皋早得多,这首词决不是卢祖皋所作。《彊村丛书》本朱翌《灊山诗余》,仅存词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张元幹所作。凡此种种,我们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了比较认真的考察。 宋词的辑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经是清末的事了。前面提到的《潄玉词》和《白云小稿》,就是王鹏运和吴昌绶的成绩。之后,刘毓盘的《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开始了大规模的辑佚,内收宋词四十四种六十四家,可惜出处不明、真伪不辨、校勘不精,颇为学者诟病。到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利用的材料更为广泛,收宋词五十五家,内五十一家为裒辑遗佚而成。此外也还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尽管各家的工作还都有不足之处,然而没有这些成果,《全宋词》的编辑工作就会困难得多。 我们在这些辑佚工作的基礎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掘。除了在各种词选中搜集资料以外,某些类书如《全芳备祖》、《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纲》、《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等等,都是辑佚的渊薮。仅仅这三种书,就辑得一千余首。而其他载籍如《宋会要辑稿》、《乐邦文类》、《寿亲养老新书》、鄭元佐《新注朱淑真断肠诗集》、《永乐大典》以及各种诗文总集别集、笔记小说、书画题跋、金石录、花木谱、方志等等,散见的资料还不知凡几。文献资料浩如烟海,鉤沈表微,需要付出大量劳动。我们尽可能的寻检了所知道的和所能见到的资料,补苴前人的缺漏,尽管所得不多,有的还是零简残篇,但在使研究工作者比较全面地看到现存宋词整个面貌这一意义上,还不无差堪自慰之处。 关于校订、编排、写作词人小传等等具体工作,在《凡例》中作具体说明,此处不赘。 这次重编订补,虽然我们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传世宋词,决不能谓为已尽于此。我们的见闻有限,看到的书不够多,没有收入的词必定还有不少;即使是已经用过的书,也难保没有遗漏。自付排至校毕过程中,又有某些订补(详《订补附记》中),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考订编排工作上,还有三百人左右迄今不知行实;就是写出小传的,有的过嫌简略,有的还可能有错误。又,宋代同姓名的人很多,稍一忽略,就容易张冠李戴,现在的《全宋词》里很可能也有这类错误。我们懇切地要求读者指出 遗漏和错误,以便在再版时重加修订。 一九六四年五月
作者: 唐圭璋编
简介:旧版《全宋词》在一九三一年着手编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务印书馆曾予排印,一九四○年抗战时期在长沙出版。这部书的印数无多,流传不广,而且存在着很多缺点。最严重的,就是由于条件和时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许多书不知道或者无法见到,在体例上则参照了《全唐诗》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释道”“女流”。一九四○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研究工作者说来,《全宋词》仍然为他们所需要。如果用旧版重印,显然是不相宜的。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的关怀和鼓励下,得以对旧版《全宋词》进行重编;其后,又由中华书局文学组对全稿作了订补加工,並使之和读者见面。重编订补后,不论在材料上或体例上,较旧版都有一定的提高::以某些较好的底本代替了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作一千四百余首(不计残篇);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和作品;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调整原来的编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录。现在谨就编订情況说明如下: 宋人词集的编纂,从宋代本朝就开始了。在北宋,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承忍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入文集。如欧阳修的《平山集》、晏殊的《珠玉集》、苏轼的《东坡词》、贺铸的《东山词》,都是集外单行的。到了南宋,这种情況有所改变,词作一般收入文集。如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有词四卷,陸游《渭南文集》有词二卷,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有词五卷,等等。南宋人编刻北宋人的文集,也往往採用同样的辦法,乾道刻《类编黄先生大全文集》有乐章一卷,庆元时编刻欧阳修全集有词三卷,都是明显的例子。另外还有一种情況,即已收入文集的词,又另有单刊本,而且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欧阳修另有《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张孝祥另有《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这是宋人编刻词别集的情況。当时流行的词别集很多,据《直齐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所载,陈振孙见到的,包括所谓《百家词》在内,就有一百零三种,另有注本三种。年经代远,这些词集很大部分已经亡佚;就是幸而流传到今天,其名称与卷数也常有出入,未必是陈振孙所见之旧了。 除单行的词集以外,还有彙刻的词集。宋有长沙书坊的《百家词》(今佚)、闽刻《琴趣外编》(今存五种)、《典雅词》(今存十九种)、《六十家词》(今佚)。明吴讷有《唐宋名贤百家词》,当时未刻,今存传抄本和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内宋词亡佚十家,尚存七十家。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宋名家词》六集六十一家,为宋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其书流传最广。清中叶以前,有侯文燦《十名家词集》,中叶有秦恩复《词学丛书》。至于间有刊入丛书如《知不足齐丛书》、《别下齐丛书》内的,则为数不多,影响不大。晚清以来,词学在士大夫中一度得到提倡,彙刻词集因之而蔚为风气。王鹏运的《四印齐所刻词》、《宋元三十一家词》昉于其前;继之而起的是江标的《宋元名家词》,吴重熹的《山左人词》;最后有朱孝臧的《彊村丛书》,吴昌绶、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陶湘的《景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这些彙刻词籍,大多依傍前人,像《宋名家词》几全据单本词集 《彊村丛书》则有半数从文集中裁篇别出;,只有少数词集如《四印齐所刻词》本李清照《濑玉词》、《彊村丛书》本赵崇嶓《白云小稿》等,才是从各种载籍中收集遗佚而加以新编的。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有其资料价值:有的保存了底本今天已经亡佚的若干词集,如《宋名家词》;,有的影刊了今天已不易见到的旧本,如《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有的则编者本人就对词学比较有研究,如《四印齐所刻词》、《彊村丛书》,校讐增补,功不可没。 编纂《全宋词》,以上两类词集是我们最主要的依据。 宋人选词选,从宋词别集在当时流行的情况来估计,为数一定是不少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唐宋以来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乐府补题》八种。可以考知名称而已经不传的,还有五六种。其中《羣公诗余》一种,曾由清初的钱曾、季振宜收藏过,后来就不知下落了。元人的选本,现在所知道的只凤林书院辑《草堂诗余》一种。这些宋元人的选本,往往有不见于专集的词作,特别是小家的作品,率多赖是以传。至于明清人的词选,像《词林万选》、《彙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花草粹编》、《续草堂诗余》、《词综》、《历代诗余》、《词综補遗》等等,有的出自学人,有的成于坊肆,精粗不一。然而除了《花草粹编》等个别選本以外,就他们所见的材料而言,已经很难为宋人编订的别集、选集增补过多的作品了。 这些选本,也是我们编纂工作中的重要依据之一。 综合地利用上述资料编纂《全宋词》,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有的书由于刊刻不精,有的书限于编辑者的水平,经常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错误;即使是编辑得比较认真的书,如果和其他材料综合比照来看,也时会显出它们零乱和芜杂的缺点。因而,选择底本和考订作品的真伪是我们利用这些词籍时付出劳动最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选择上,尊重旧本而不迷信旧本,择善而从。例如北京图书馆藏陸贻典、毛展手校的《宋名家词》,陸、毛二人所据校的本子都是旧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而从校勘记的实际情況来考察,他们所据校的本子確乎胜过现存的本子,因此这一部分的底本我们基本上选择了陸、毛的校本。然而他们所据的旧本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卢祖皋的《蒲江词》,汲古阁本只二十余首,陸、毛的校本也没有增补,但《彊村丛书》本所据的是明抄本《蒲江词稿》,纵然其中杂有个别伪词,但在数量上比汲古阁本多出七十余首。对这种情況,我们当然选用了《彊村丛书》本。又例如黄庭坚的词集,现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编》,但《彊村丛书本》的《山谷琴趣外编》是经朱孝臧校过的,我们把两本比勘以后,也選用了《彊村丛书》本。 关于作品的考订,情況要更複杂一点。宋词作品互见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家的集中,为数甚多。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本《珠玉词》、《六一词》、《寿域词》、《惜香乐府》,就颇多这一类的例子。词选中如《类编草堂诗余》误题作者姓名的约有八十余首,《词林万选》约有二十余首,《续草堂诗余》约有三十余首。后人失考,陈陈相因,也有误补于各家词集的。辨伪存真,宋朝的罗泌已经做了一些,他校勘欧阳修《近体乐府》,在校记中作了说明而不下结论。毛晋刻词,也间有考证,然而缺乏冷静和严肃的态度,隨意判断,误删误补,不免流于武断。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错误,澄清前人的混淆。如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一首,杨慎以为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晋承谬踵误,以之补入《断肠词》,不久以前还有人发表文章力辨杨慎之说不误。其实此词既见于宋元本的欧集,宋人又别无異说,隨便推翻这个结论是很不妥当的。又如《蒲江词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见于曾慥《乐府雅词》。曾慥的时代比卢祖皋早得多,这首词决不是卢祖皋所作。《彊村丛书》本朱翌《灊山诗余》,仅存词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张元幹所作。凡此种种,我们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了比较认真的考察。 宋词的辑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经是清末的事了。前面提到的《潄玉词》和《白云小稿》,就是王鹏运和吴昌绶的成绩。之后,刘毓盘的《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开始了大规模的辑佚,内收宋词四十四种六十四家,可惜出处不明、真伪不辨、校勘不精,颇为学者诟病。到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利用的材料更为广泛,收宋词五十五家,内五十一家为裒辑遗佚而成。此外也还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尽管各家的工作还都有不足之处,然而没有这些成果,《全宋词》的编辑工作就会困难得多。 我们在这些辑佚工作的基礎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掘。除了在各种词选中搜集资料以外,某些类书如《全芳备祖》、《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纲》、《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等等,都是辑佚的渊薮。仅仅这三种书,就辑得一千余首。而其他载籍如《宋会要辑稿》、《乐邦文类》、《寿亲养老新书》、鄭元佐《新注朱淑真断肠诗集》、《永乐大典》以及各种诗文总集别集、笔记小说、书画题跋、金石录、花木谱、方志等等,散见的资料还不知凡几。文献资料浩如烟海,鉤沈表微,需要付出大量劳动。我们尽可能的寻检了所知道的和所能见到的资料,补苴前人的缺漏,尽管所得不多,有的还是零简残篇,但在使研究工作者比较全面地看到现存宋词整个面貌这一意义上,还不无差堪自慰之处。 关于校订、编排、写作词人小传等等具体工作,在《凡例》中作具体说明,此处不赘。 这次重编订补,虽然我们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传世宋词,决不能谓为已尽于此。我们的见闻有限,看到的书不够多,没有收入的词必定还有不少;即使是已经用过的书,也难保没有遗漏。自付排至校毕过程中,又有某些订补(详《订补附记》中),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考订编排工作上,还有三百人左右迄今不知行实;就是写出小传的,有的过嫌简略,有的还可能有错误。又,宋代同姓名的人很多,稍一忽略,就容易张冠李戴,现在的《全宋词》里很可能也有这类错误。我们懇切地要求读者指出 遗漏和错误,以便在再版时重加修订。 一九六四年五月
作者: 胡建次著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
简介:明代,是“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盛兴期。此时,“趣”范 畴除在传统诗论、词论中开花结果外,又伸展到曲论和小说理论批评中。在 对诗趣的标树上,高启将“趣”与“格”、“意”一起视为诗之“三要”; 谢榛将“趣”与“兴”、“意”、“理”一起标树为“诗之四格”;李开先 、屠隆、李杭将“意趣”作为诗歌审美之本极力倡导;袁宏道高倡“诗以趣 为主”;钟惺不仅将“趣”界定为诗歌审美表现之本,而且将“趣”提升为 人的生命的本质;王思任则在诗歌诸多审美质性要素中独标一“趣”字,他 将“趣”标树为诗歌审美的最高范畴。在对诗趣审美特征的探讨上,汤显祖 见出“趣与游道合”,将诗道与禅道及游交之道会通;吴讷主张“理趣”表 现要在“辞意融化”的基础上;袁宏道对“趣”的审美特征的探讨独具新意 ,他道出了“趣”的非实体性,与学问之道、逻辑事理互别等特征,并提出 “趣”源于自然情性中,是童心烂漫的体现;陶明、皤则比譬“兴趣如人之 精神,必须活泼”,见出了诗趣动态运行的特征。在对诗趣来源与生成的探 讨上,赵南星强调“才与情合而成趣”;谢榛提出“景实而无趣”,强调化 实入虚是得“趣”的有效途径;李杭认为“意趣匪悟弗邃”,界定“悟”是 入乎诗趣的关节;袁中道强调由“慧”而“趣”;钟惺又从“性情渊夷”立 论“远趣”的获得;胡震亨则从“和诗”的角度探讨诗趣创造。更令人注目 的是,陆时雍、许学夷在大量的诗歌批评实践中对“趣”作为古典诗论的审 美范畴予以了张扬。在词论方面,陈霆道出了词趣无优劣的原则;钱充治从 不同文学之体的艺术表现的旨趣上,论析词与诗、与曲相互间的递变与差异 ;陈子龙则见出了词趣审美表现要落足在词境的基础之上。在曲论方面,魏 良辅将“趣”视为戏曲审美的本质所在;何良俊强调将秾丽雅致之语与不入 典雅层面的插科打诨相互融合,使剧作显示出勃勃的“生趣”;汤显祖高唱 “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将“趣”纳入到戏曲审美的质性要素系统中;吕 天成明确以曲中神韵、情趣作为判分戏曲是否本色的依据;祁彪佳则提出了 “境趣”这一概念,对曲中趣味的生成有所探讨。在小说理论批评方面,叶 昼鲜明地将“趣”阐说为“天下文章”的“第一”之求,并强调要在艺术虚 拟化的过程中生“趣”;李日华又从艺术创造的角度论及小说之“趣”的生 成及特征。 P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