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

作者：  吴根友著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本书从价值观变动的角度，深化了明清思想研究，对中国早期现代价值观念诸形态作了系统的论述，凸显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内在精神动力和固有的问题意识。 作者简介 吴根友，1963年2月生于安徽枞阳县一个农民家庭。1986年获安徽师范厌这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获武汉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1年10月晋升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先后出版了《中国社会思想史》、《郑板桥的诗与画》、《自由的表演与魅力》等七部著作，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哲学杂志》，《人文论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1999年9月-2000年8月，曾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研究一年。现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人生的座右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中国社会思想史[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吴根友编著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简介：

郭店竹书老子论考

作者：  李若晖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4

简介：朱德熙先生曾说，在简帛考释中，“有时考释出了文字，仍旧不能理解文义”山，这确是经验之谈。 在这方面，学界注意较多者为假借，而对於古语的生僻义措意较少。例如郭店《老子》甲19：“天地相合也，以逾甘露。”“逾”，帛书甲、乙本均作“俞”，王弼本作“降”。《郭店楚墓竹简》整理者注：“帛书本作‘俞’，整理者认为：‘俞，疑读为揄或输’可从。”高明先生《帛书老子校注》“以为‘俞’字当借为‘雨’。”刘信芳先生《荆门郭店竹简老子解诂》则认为：“‘逾’读为‘贾’。”丁原植先生表示赞同。陈伟先生则另辟新说：“我们知道，《鄂君启节·舟节》中‘逾’表示舆‘上’相反的航行过程，大致是‘下’的意思。我们还曾对《国语·吴语》的一段记载作过讨论，得知其中‘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的‘逾’也是指沿江而下。然则，《老子》甲中的‘逾’字可以直接训为‘下’，适与传世本‘以降甘露’的‘降’对应。”若晖按：原注及高、刘诸说都只是着眼於本文可通而言。陈说则从文例比勘得出“逾”可训‘下”，其说可信。 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就是别出心裁，有意标新立异。裘锡圭先先生在讨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时，就曾指出在将简帛古书与传吐古书相对照的时候，应当避免不恰当的立异，即“将简帛古书和传世古书中彼此对应的、意义相同或很相近的字说成意义不同”。 下面举一个例子。《老子》第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对造句话的传统理解是：“最完满的东西好像有欠缺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衰竭的。最充盈实的束西好像是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最正直的东西好像是弯曲一样，最灵巧的东西好像是笨拙一样，最卓越的辩才好像是口讷一样。清静克服扰动，寒冷克服暑热。清静无为可以做人民的模范。”其中“大直若屈”一语，郭店竹书乙14-15作“大植若屈”。武汉大学哲学系吴根友先生据此另立新说，认为：“楚简本《老子》中‘大植若屈’一句中‘植’字，即是古代门框之外又粗又长的大直木，加锁於其上使被锁之门更加牢固。而‘植’字乃为其他版本同句中‘植’之本字。……‘木植若屈，句中的‘屈’字，其本意为‘短’也。联系上文‘植’字之意，则此句可直译为：‘高大的户植仿佛很短。’此正是老子以逆向思维来破常识之知。世人皆以为门之户植愈高大，其守门也愈坚固。老子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若民无盗心，则户植虽短而其门牢固，故大植若短，非真短也，乃在於侯王有道而万物白化，无有盗贼。”其後，吴根友先生又在《以楚简本“大植若屈”与王弼本“大直若屈”之差异为例看老子思想演化的轨迹》一文中进一步认为从“大植若屈”到“大直若屈”的变化，“反映了《老子》文本在解读过程中意义位移的一种进路：那就是很多有关政治策略与方法的思想，逐渐普世化为一般士人的一种个人德性，由特殊的政治智慧变成了具有更加普世性的人生智慧。因此，由政治哲学向伦理学的转化是《老子》文本意义位移的一种进路。” 检寻吴氏立论的根据，约有以下六项，今逐一考校如次。 《老子》成书的过程，是一个争论旷日持久，迄今仍无结论的悬案。关於这一悬案，历来较有影响的说法有： 一、一人所著 此说又可依各家所说作者之不同，分为老子手著说和他人所著说。 老子手著说首见於《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 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此说自宋以来迭遭攻讦，但近年来重获尊信。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老子》系他人所著，托名老子。至於究为何人所著，则众说纷纭，笔者限於见闻，只知有杨朱、太史儋、詹何诸说。 但即便是在以《老子》为老子手著的学者中，也基本认为《老子》书中有後人附益的成分。 汉魏时期以《指归》本、河上公《注》本、《想尔注》本、王弼《注》本为代表的定型期。 杨树达先生曾“考得传记明载习老子或称好其术者凡得五十许人”，另《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子部·道家》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经》二卷下注云：“梁有漠长陵三老毋丘望之注《老子》二卷，虞翻注《老子》二卷，亡。”又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二卷下注云：“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张嗣注；《老子道德经》二卷，蜀才注。亡。”又《老子道德经》二卷下注云：“锺会注。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晋太傅羊祜解释。”此外，马融、宋衷、刘陶、董遇、张揖、荀融、范望、郭璞等均曾注《老子》，凡此皆已亡佚。今存汉魏旧注仅《指归》本、河上公《注》本、《想尔注》本、王弼《注》本 数家而已。 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本，其书已残，今存者约当王弼本的第38-81章。岩氏《汉书》有传，附於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但传中未明言其著《指归》，《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也未著录，致使後人疑其为伪，但旧志是否著绿并不足以定一书之真伪，从用语、引用等方面来，当非伪书。检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六《跋老子道德古文》曰： 右漠严君平《道德经指归》古文，此经自唐开元以来，犹传明皇帝所解，故诸家尽废。今世惟此本及贞观中太史令傅奕所校者尚传，而学者亦罕见也。予求之瑜二十年，乃尽得之。衢本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一亦曰： 其章句颇与诸本不同，如以《曲则全》章末十七字为後章首之类。 可见自古皆以《指归》有《老子》经文，且为《老子》古本之一。不过，今存怡兰堂本第十三卷，金春峰先生疑为伪作咀，可备一说。今本以《道藏》本、《怡兰堂丛书》本为佳。 旧题漠河上公《老子章句》本，今存。但此书的真伪也颇有争议。近来学界基本认同此书为西汉人所作，托名河上公。另有个别学者认为当成书於魏晋以後、东汉时期，不足据。今本以敦煌唐写本为佳，但均系残本，全本则为《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建安虞氏刊本。 张道陵《老子想尔注》本，此书久佚，赖敦煌莫高窟出土残卷得见，此卷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编号S．6825。 写卷时代为六朝，照片及释文见饶宗颐先生《老子想尔注校证》。 三国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本。这已成为後世的《老子》标准版本。较好的本子有浙江书局刻明华亭张之象本、黎昌庶辑《集唐字老子道德经注》，另《道藏》所收《道德真经集注》亦於王弼注全录。 综观上述四本，已奠定後世《老子》流传的基本格局：河上公《注》广泛流传於民间，《想尔注》本即後世道教五千言无虚词本之祖，王弼《注》本则是历来文士案头所必备。因此，可以说《老子》各本至此已定型。 然而无论如何校改，结果终不能出上述诸本的框架——即使是今天的我们。因此，为了避免那种无差异性的混沌局面再次出现，在对任何一个时期、系统的本子进行校勘时，我们都不 应当随意根据其它时期、系统的本子改动文字，要使每个本子都能说：我是我所是山。这一点，清儒早巳言及。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二《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曰： ……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後经之底本可定，而後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 尤其当面对尚未定型的郭店简本时，我们更应审慎。我们不能赞同那种动辄以“众本如此”、“今本更优”为由改动郭店简本的做法，特别是在其文字可通的情况下。在校勘中，对其他3个时期本子的参考，应仅限於以下4种情况： 简序混乱，可以参照他本编次。 筒文残缺，可以参照他本补齐。 文字不识，可以参照他本释读。 书寫显误，可以参照他本改正。 以上4点，实即承认了他本对理解郭店简本的规定性——因为它们之闲的血肉相连，乃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基於此，我们也绝不赞同那种挖空心思标新立异的做法。我们必须以“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为原则，因为我们所诠释的，是一部哲学名著。 问题在於，如何具体操作。 ……

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

作者：  徐少华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15年04月

简介：

全书以“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竹简”为依托，注重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彼此印证、阐发，对出土竹简进行了编联次序的整理、研究，结合竹书研究成果，参考后世文献如《孟子》、《战国策》、《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对《六德》、《五行》、《民之父母》、《君子为礼》等篇的思想源流、篇章结构、文本流变等问题进行了条分缕析。特别是对《申公臣灵王》、《平王与王子木》、《令尹子春》等问题的研究，参照《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后世文献，解决了“楚族源”、“芈姓族人南迁的时间和路线”、“夔国历史地理与文化遗存”等千年谜题，启发后学新思，可谓别开生面。

《珞珈国学丛书》是武汉大学国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分为两个系列：一是教材系列，是经武汉大学国学院本科与研究生教学试用过的优秀教材，可供全国各高校文科教学选用；一是研究系列，既有学术专著，也有专题学术论文集，可以约略体现各位学者的研究历程和领域。

《珞珈国学丛书》研究系列**辑，共10册：司马朝军《续修四库全书杂家类提要》、孙劲松《净心与洗心——佛易杂谈》、陈文新《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与诗学形态》、吴根友《求道、求真、求通——中国哲学的历史展开》、徐少华《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郭齐勇《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丁四新《先秦哲学探索》、任慧峰《先秦军礼研究》、谢贵安《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欧阳祯人《刘咸炘思想初探》。

《珞珈国学丛书》教材系列**辑，共1册：郭齐勇、吴根友《诸子学通论》。

李德永诗文集

作者：  李德永著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　　德高望重的恩师李德永先生年届八五，手不释卷，与古书及中西古典音乐相伴，志存高远，道守清虚，哲思广远。 　　李老师是著名中国哲学史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学术顾问、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理事与顾问。 　　李老师是湖北汉阳人，出身贫寒，少年时即钟情玄圃。抗战军兴，辗转陪都，入江津国立九中，一头钻进文史哲的书海之中，颇心仪郭沫若先生的《十批判书》。少年李德永曾得到郭沫若的接引。青年李德永于1947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得到时在武大任教的洪谦、黄子通、石峻、周辅成等教授的栽培，醉心于中西哲学。北大周辅成先生不久前仙逝，享年九十八岁。周先生是武大哲学系诸师长们的大恩人，他对于艰难困苦、身处逆境中的弟子关爱有加，李德永、余敦康、夏甄陶、王荫庭、汪国训老师等人都曾得到周先生的关怀与帮助。 　　1952年院系调整后，李老师入北京大学继续完成本科学业，又入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生班学习，那个时候的研究生真是凤毛麟角。1954年9月李老师从研究生班毕业。1955年2月至1957年5月间，李老师在天津市第十五中学（南开中学）任政治课教员。此期间，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李老师勤于笔耕，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在《文史哲》上发表了《荀子的思想》。正是这两篇学术论文，使得李老师回到武大哲学系任教。他在南开中学期间写作《荀子》一书，于1959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达校长重建武大哲学系，急需人才。经周辅成先生向李校长推荐，李校长亲自审阅李老师的论文，决定把李老师调入武大，主动把路费寄到天津，让李老师与刘师母、师妹桂芳等举家南返，又安排李老师到北大进修中国哲学史。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郑昕教授原也曾想调李老师进北大，因种种原因未果。郑昕先生赞叹李达校长的眼光与气魄，当时武大哲学系在北大进修的，可谓人才济济。李达校长慧眼识珠，李老师感念李校长的知遇之恩。 　　李老师自1957年6月调入武大哲学系任教，直至1989年退休，退休后又被返聘数年，三十余年一直在武大从事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李老师来武大任教后，政治运动不断，他倍受压抑，长期未得到重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李老师的长辈与夫人多病，一家人长期生活困难，入不敷出，居住条件也很差。老师与师母相濡以沫，共渡难关。在师母的支持下，李老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与科研工作之中，任劳任怨，甘之如饴。文革十年，李老师与哲学系的老师们一道在襄阳分校接受劳动改造。 　　改革开放以后，李老师意气风发，以新的视域，重新省视中国哲学思想史，尤其在儒道两家哲学思想的研究上，在协助萧萐父先生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的工作中，在担任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与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萧萐父、李锦全二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自1982、1983年出版问世以来，先后印行约十三万册，获原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这套教材又被编成简编本，并被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出版。李德永先生是该教材先秦编、宋明编的统稿人，不仅亲自撰写了其中的不少内容，又下力修订甚至重写了其中的另一些内容。他为这套教材的编写立了汗马功劳。李老师在全国率先自觉探寻中国古代的辩证智慧。在完成了《中国哲学史》的编写任务之后，李先生承担了主编《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的任务，该书于1990年7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获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图书一等奖。该卷讨论先秦辩证法思想，着眼于探源，着意于专新，以考辩史实、综述源流、剖析范畴、纵论思潮等论题形式，对远古至秦统一时期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索和发掘。李老师颇费匠心地把本教研室教师及早期研究生等师友们长期研究的成果统整、编定了出来。 　　李老师多次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特别是国际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每会必提交论文，必即席赋诗。1987年7月，他曾应邀到美国圣迭哥的圣巴巴拉大学出席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用英语宣读了《论中庸之道》的学术论文，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此期间他还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等高校访问、讲学。 　　李老师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着力探讨中国哲学的源头。李老师深入探究中国哲学发端史，认为夏禹治水的活动孕育着哲学的初生。他在代表作《“五行”探源》中，论证了原始五行思想产生于伟大治水斗争，五行思想蕴含着有关矛盾、关系、能动性思想的萌芽。他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照二里头发掘出的早商文化陶器如大口尊上的刻划符号等材料，对“五材”、“六府”、“三正” 所反映的中华早期文明作出了哲学的阐释。在《奴隶制时代的辩证法思想研究》等论文中，李老师对于春秋时期的阴阳、和同、一两、常变、因革、中庸等范畴、概念作了开拓性的、有创意的整理与发挥，丰富了我国哲学史界有关古代辩证法的研究。 　　第二，着力诠释先秦哲学的智慧。李老师对老子、孔子、子思、庄子、邹衍、韩非、荀子及百家争鸣诸思潮等有着精深而全面的研究。他在《老子道论试析》、《孔子思想评议》、《庄子超越思想赏析》等论文中，特重老子之“道”的哲学意蕴与特质之阐发，孔子之“仁”与“礼”、天命论与教育思想的梳理，庄子之从有情到无情、有限到无限、有我到无我的超越精神的解读，以重铸中国哲学精神。 　　如关于孔子的“三畏”思想，李老师的体会是：“对君子来说，‘畏’则具有‘敬’‘畏’二义。因为‘命’具有偶然性，‘道’之‘将行’、‘将废’很难预料，故感到‘畏’；但‘天命’所在又具有必然性。既然‘天生德于予’，把‘旧邦新命’的历史任务交赋于我，我就要恭敬受命、不计成败、不畏风险、信心百倍而又警惕万分地去完成这一神圣任务。因此，天命就内化为自觉自律的责任感、使命感；有此感才会具有仁人志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激烈壮怀，创造承先启后的光辉业绩！只有这样，才叫做‘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就标志着他的生命历程中精神境界的高度和深度！”这是极有深度的体认与阐发。 　　李老师批判了把庄子精神当作阿Q精神的无知之言，肯定了积极开放，富有青春活力的逍遥之游。他说庄子“从天外飞回了，突破了‘以俗观之’的局限性，换上‘以道观之’的眼镜，从无限与有限统一的视角高度，多侧面、多层次地观察事物，重新评估其地位和价值。”李老师逐一讨论了心理治疗的“心斋”三部曲，从“止念”到“集虚”再到“一志”。如说到“集虚”，他指出：“这种‘集虚’而出的潜能，其内涵如老子之‘虚极静笃’，其功能同样可以达到孟子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不过孟子的‘集义’，其‘扩而充之’的道德情操，刚烈之气外扬；而庄子的‘集虚’，其‘虚而待物’ 的淡泊情怀表现为柔弱中的坚定，潇洒中的激烈，有更大的韧性和耐力。”关于“至乐”与“鼓盆而歌”，李老师指出：“在思想境界中获得一种与宇宙乾坤同其悠久的‘无乐’之乐，名之曰‘至乐’。有了这种觉解，就会欣然面对死亡，‘鼓盆而歌’或‘临尸而歌’，以无限宽广的心怀，赞美‘变而有生’、‘变而有死’的转化之理，反思‘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的生死之义，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悬解’ 人生困惑，重估生存价值，开展理想生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用伟大的生，迎接伟大的死，向伟大的宇宙大家庭报到，此之谓‘大归’。”这是对庄子智慧的开掘与弘扬，也体现了李老师与天地上下同流的博大胸襟。 　　李老师是荀学专家。收入本论文集的有《百家争鸣与荀况解蔽》等三篇关于荀子的系列论文，从中可以了解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与思维方法的理论特征，特别是荀子对天人、名实、性伪、人禽、群分、古今、道气、礼法问题的总结，以及荀子对道家思维的吸取。李老师把荀子作为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通过荀子来总结先秦哲学的智慧。他在尔后讨论刘禹锡的《天论》，讨论王船山的“太极”思想时，又特重从荀子到刘、柳到王船山的思想传统的哲学特质及意义。这是中国哲学“天人”之学的三个重要的里程碑！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性命之源，一直是李老师关注的重心。 　　李老师有一次与我闲聊的时候曾经说过，他早年研读《韩非子》，已经把法家的法、术、势看得很透。法家反对仁义，藐视人的价值，把人作为工具，一切以“利害”来计算，以刑赏二柄驱动百姓，像对待牲畜犬马一样“畜”“牧”人民，其血淋淋之心在韩非著作中和盘托出，使我们能认识到专制统治者的灵魂深处。韩非的历史观自有贡献，但其绝对的功利主义当然是有大毛病的。其实，任何时代的国家主义、集权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对民族精神的发展都是有极大伤害的。李老师自觉批判精神奴役，呼唤思想启蒙与自由个性。 　　第三，着力分析宋明理学的得失。收入本集的，有李老师讨论周敦颐、朱熹、王阳明、李贽、王船山的六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试图从理学思想的内部理解其发展轨迹。李老师十分欣赏周敦颐高洁的风范，肯定其贵真、志学、知几的“乾乾不息”的人生哲学，指出：“他主张贵真去伪，在思想情操上多做净化工作，让‘纯粹至善’的心灵放射出‘光风霁月’的道德光辉。这种圣洁光明的人生哲学具有永久的魅力。”李老师推崇圣贤人格，一生都在体验孔颜乐处。 　　李老师对宋明时期的“太极”、“理气”的哲学问题有细致的清理，对李贽从旧营垒内部冲出，呈现了“童心即真心”的个性自觉，以及李贽思想的内在矛盾有深度的分析。他通过对王船山“太极”思想的论疏，回过头去看荀子至王船山的思想传统及理论得失，对我们深有启发。当然，不必讳言，由于写作年代的时代限制，李老师的旧作中有一些当时的痕迹，他以“存真”的方式让读者了解当时的思想界的拘束。 　　李老师以乐观的心态，在退休之后持之以恒地“补课”。他曾告诉我，他补的就是五经四书的课。愈到晚年，他愈是回归孔孟老庄。他以孔子的“朝闻夕死”的精神激励自己，充实自己，终身学习，达到“自得”“至乐”的崇高意境。晚年，他以从容的心态写作了《漫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文创造与生态和谐》等论文，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反思意志万能论与科技万能论，创导高悬“太和”的价值理想，狠抓“时中”工夫，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强化“正位定职”制度，贯彻“至诚无息”精神，讴歌中华人文精神，尤其提倡把这些精神活化到当下的社会与人生之中，积极参与现代化的建设，凝结成中国人的主体性的价值系统，并贡献给全人类。李老师有深厚的历史感与强烈的现实感，他时时批判当下的负面，反思现代性，对于环境污染、吏治不清和诚信系统的崩坏忧心忡忡，他身体力行，力求把根源意识与全球意识、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为建设健康的合理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而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他强烈地反对无本无根之论、空头的官样文章与西化思潮。 　　李老师住院的时候，还带着一部《四书章句集注》，一部《庄子集释》，其实他都能背诵，之所以带在枕边，因为这是支撑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的精神归乡与故园。 　　李老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本集收录了他的不少诗作，从中我们可以体会他的志向、理想追求、喜怒哀乐，他对亲人师友的眷顾，对国事民瘼的关切，以及他的自我批评精神。“埋头书案已忘年，初度八旬亦坦然”。“从吾所好勤学习，率性而行了音弦”。“莫道寒窗孤陋甚，游心赖有逍遥篇”。“学无止境道无终，贵在追求苦用功”。“回首奠基知有限，迎头补课兴无穷”。这都是他晚年读书生活的写照。李老师的晚年是幸福的，他有幸与师母熊培粹老师喜结连理，琴瑟和调。本诗集中《眷眷情怀》诸篇记载了李老师的情感生活。在“寂寞空斋各有年”之后，两位老人有缘相随相伴，共谱心曲，传为佳话。这是我们作为晚辈后学特别感到欣慰的。 　　长期以来，在武大哲学系，李老师为本科生上“中国哲学史”的课，为研究生上“哲学史方法论”、“中国辩证法史”、“中国古代哲学资料选读”课，还参与古籍所的工作，并曾应周大璞与宗福邦先生之邀，为中文系与古籍所1985级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班上“《荀子》导读”课。李老师1980年6月晋升为副教授，1985年12月晋升为教授。他于1982年、1983年连续两年被评为武汉大学先进工作者，1987年被评为武汉大学优秀教师。 　　李老师是人师。李老师对提携过他的前辈师长永怀敬意，片刻难忘师恩师德。薪火相传，他也以师德润泽后学。李老师教书特别用心，讲课十分投入，声音洪亮，常常汗流浃背。他时常指导学生读书写作，悉心为本科生与研究生修改文章，颇费心力，尽心尽责。他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以自己的德行与学养嘉惠学苑，启迪后生。他认为，教学之道，首在教人。他做到知行合一、表里如一，以身教与言教带领学生游学，同学们十分敬重他。他与萧萐父、唐明邦老师一道培养了很多学生，这些学生在中国哲学思想史、文化史的各领域拓展、创新。大量的本科生已无法统计，三先生合作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有：童鹰、宫哲兵、董建桥、高广、萧汉明、蒋国保、李汉武、刘春建、吴方桐、李维武、黄卫平、舒金城、郭齐勇、邓红蕾、张铁勇、柴文华、余金华、萧洪恩、田文军、徐水生、吕有祥、赵阳、梁隽华、何建明、李炼、李大华、郑潮波、别祖云、金光鸿、陈红兵等。李老师与唐老师协助萧萐父先生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有：李维武、郭齐勇、吴根友、徐水生、龚隽、刘惠文、邓名瑛、刘泽亮、朱哲等。他教过的1985级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班的学生有：廖名春、何晓明、骆瑞鹤、段书伟等。 　　李老师的人品，仁厚忠诚，朴实无华，恬淡无欲，与世无争。他是谦谦君子，真正做到了敬业乐群，和为贵，大局为重，长期与萧、唐先生等合作共事，以团队精神共同建设武汉大学的中国哲学学科，是这个国家重点学科的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三位老师的人品与学品，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协调、互补，在学术界传为佳话，也深深教育、滋养着我们。在我们这些弟子的心目中，他们就是现代三圣！李老师甘当人梯、扶掖后进的风范，光风霁月、超越洒落的境界，严谨认真、理智分析的学风，潜沉经典、精诚专一的心态，激励着我们像他一样，发潜德之幽光，推陈出新，创造性地转化中国哲学思想的智慧，为国家、民族、人类的长远的价值理想竭己所能，尽心尽力。 　　晚生郭齐勇序于己丑年春夏之交 　　本书于2009年7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诸子学志

作者：  郭齐勇，吴根友撰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简介：本书为“中华文化通志”之一，记述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包括全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上下五千年灿烂文化。，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中华文化的巨著，此定价为全套价格。

传统价值：鲲化鹏飞

作者：  萧萐父，吴根友主编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2001

简介：　　本书上篇旨在引古以筹今，侧重于对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作动态探索；下篇着力于现代价值理想的生成、结构、矛盾发展、未来前景等进行多角度剖视。 　　

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与诗学形态

作者：  陈文新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15年04月

简介：

本书的宗旨是在集部视野下对中国传统的辞章之学和诗学理论做穷源溯流的考察和鞭辟入里的阐发。辞章谱系的辨析包括统绪、风格、作家身份、文体选择、人文地理、科举背景等不同角度，注重历时态梳理和共时态把握的互补。诗学形态的观照围绕诗乐关系、诗史关系、诗文关系、诗画关系、时代风格、作家风格、体裁风格、题材风格等问题展开，既有竭泽而渔的史料解读，又有大气磅礴的理论建构。作者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的各类文体均有深入研究，阐幽发微，颇多富于原创性的见解。

《珞珈国学丛书》是武汉大学国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分为两个系列：一是教材系列，是经武汉大学国学院本科与研究生教学试用过的优秀教材，可供全国各高校文科教学选用；一是研究系列，既有学术专著，也有专题学术论文集，可以约略体现各位学者的研究历程和领域。

《珞珈国学丛书》研究系列**辑，共10册：司马朝军《续修四库全书杂家类提要》、孙劲松《净心与洗心——佛易杂谈》、陈文新《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与诗学形态》、吴根友《求道、求真、求通——中国哲学的历史展开》、徐少华《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郭齐勇《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丁四新《先秦哲学探索》、任慧峰《先秦军礼研究》、谢贵安《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欧阳祯人《刘咸炘思想初探》。

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1辑

作者：  吴根友主编;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编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1辑)》主要内容： 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工作，其意义在于通过比较扩大自己对异己的文化与哲学体系的认识，而不在于以自己来同化、吃掉对方。恰恰通过认识对方而达到对对方的一种理解与肯认，并能从中吸取自己之所需。没有一个真实的人是全知全能的，而且能从全方位的角度把整体宇宙的问题看清楚。西方文化中的上帝，佛教文化中的如来佛，中国文化中的圣人，都是这种理想化的人的观念形象。由这样有缺陷的人而组成的群体，进而国家、民族的文化也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主流的看问题的系统方式。而出于各种现实利益的驱动，这些有缺陷的看问题方式总想借助于一种现实的权力而成为一统天下的精神统治者。

戴震、乾嘉学术与文化[精装]

作者：  吴根友 孙邦金 等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年11月

简介：本书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其一，明确地揭示了乾嘉时代的“道论”思想，在近百年的明清学术与思想研究的成果中，第一次明确地从理论上阐明了乾嘉时代哲学的整体性特征；其二，从语言哲学、实证哲学的独特视角研究乾嘉时代的语文学研究与考据学研究所包含的独特语言哲学特征及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对乾嘉时代的哲学独特性做出较新颖、独特的阐发。其三，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新视角重新认识、评价乾嘉时代古典语言学、历史考据学的思想史意义。

比较政治哲学诸问题初探

作者：  吴根友著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 本论文集分四编，基本上是在比较政治哲学的视野里对道义论、新王道天下观和中国化的民主政治形式三个方面的主题展开论述的，而对于自由问题的论述主要是服从于中国化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而展开的，而在“新王道天下观”下展开对国际和平理想的论述，主要是着眼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里努力让中国人的思想参与世界秩序的重构活动之中。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当代学术名家精品典藏”：政治哲学新论

作者：  吴根友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7年07月

简介：
　　《当代学术名家精品典藏：政治哲学新论》共分四编，绝大部分文字都曾经在国内外的专业学术杂志中发表过，只有少量部分属于未刊文字，此处是第1次发表。甲编主要讨论了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有关道义、法的形而上学基础、权力转移的过程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及其新的人性基础等问题。乙编着重论述了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中的“贵和”思想及其在古代国际政治实践中的诸表现，试图以儒家的“王道天下观”来应对当今国际社会出现的新问题，为国际和平提供中国人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智慧。丙编着重从对现代民主政治中*为核心的概念之一“自由”的分析开始，考察了中国思想中“自由”一词的演变，儒家思想与现代自由主义精神的可通约性，近代初期维新派人物、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后五四”时代中国哲学家对自由观念的理解，意在揭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可能的思想基础。丁编主要是立足比较政治哲学的视野，看中国政治哲学如何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

比较哲学视野里的中国哲学

作者：  吴根友著

出版社：

简介：《比较哲学视野里的中国哲学》是作者吴根友对自己近二十年来走过的哲学学习道路一个大致清晰的把握。从一九九○年发表的第一篇正式学术论文《略论老庄的生命哲学》，到这个论文集收录的最近一篇论文《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中国哲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中国、西方、印度比较的视野里展开的。这种不期然而然的中国哲学研究命运非常奇妙地暗合了文中所说的话：中国近现代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比较文化的视野里展开的。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作者：  (美)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著;吴根友译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简介：《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授乔纳斯·斯宾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一部历史人物传记。《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最大的特点，也是值得介绍给中国史学界及一般的读者的最大理由，便是其独特的透视历史人物视角——通过对历史人物活动的再还原，以历史人物——康熙——这位封建帝王的自传口吻，揭示出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及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未置一词评论，是以描述性的语言而非价式的语言，表达出作者的学术思想，是一部“具有学术水平和文学成就的杰作”。

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2辑

作者：  吴根友主编;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编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2辑)》内容简介：狭义的“判教”活动，是指中土佛教理论中一种依于自己对佛教教义的理解，而对佛教教义次第展开的内在逻辑进行理论分析的宗教学术活动。广义的“判教”活动，则是指学术研究过程中某些学者或思想家从自己推崇的一种理论出发判别其他理论成就高低的学术活动。这样一种广义的“判教”学术活动，在中国先秦学术史中就已经出现了。

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4辑

作者：  吴根友主编;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编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吴根友编著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4辑)》内容介绍：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工作，其意义在于通过比较扩大自己对异己的文化与哲学体系的认识，而不在于以自己来同化、吃掉对方。恰恰通过认识对方而达到对对方的一种理解与肯认，并能从中吸取自己之所需。没有一个真实的人是全知全能的，而且能从全方位的角度把整体宇宙的问题看清楚。西方文化中的上帝，佛教文化中的如来佛，中国文化中的圣人，都是这种理想化的人的观念形象。由这样有缺陷的人而组成的群体，进而国家、民族的文化也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主流的看问题的系统方式。而出于各种现实利益的驱动，这些有缺陷的看问题方式总想借助于一种现实的权力而成为一统天下的精神统治者。

道家思想及其现代诠释

作者：  吴根友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年03月

简介：

道家学派，实始于老聃，其*为核心的概念曰“道”。作为一种看问题方法的“道”，“依道而看”的道家哲学方法论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生活而言，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它能向每个普通人揭示出属于他自己的“能在”，从而让人真正获得属于自己的人生；道家之“道”并不是死的法则，而是动态、无限、生机活泼等一切具有正面价值意义的代名词；“道”能够*限度地让人敞开自身，让他人或物性以*适宜的方式向自己敞开，从而形成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天地*适宜的良性关系。

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作者：  吴根友等主编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简介：　　拥有休闲是人类最古老的梦想。但是，休闲到底是什么？这却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中国古代，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都有一个传统，即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 　　儒家的休闲理论具有其思想前提预设，即强调个人是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的，而且认为个人与社会是可以和谐相处的。因此，儒家的休闲理论，主要是一种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 　　道家认为休闲完全是一种个体自适的行为，它强调休闲的个体性与独特的生命感受性。道家的这种注重生命个体独特性的休闲理论，奠基于一种社会冲突理论之上。因此，道家的休闲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禅宗的休闲理论植根于一种透视主义。它教给我们的是将每一瞬间化作永恒，尽情地享受生活中之美好，尽可能地去彻悟人生。对于禅宗来说，人生本来既无快乐，亦无忧患，也无所谓美好与丑陋，都不过是执有的产物。我们需要的是无修饰、无雕琢的人生。所以，不雕琢的人生才是美好的人生，不雕琢的生命才是生命的本真。

中国佛教里程碑

作者：  净慧法师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5-5-1

简介：　　续佛慧命的菩萨——净慧长老周年祭　　(代序)　　净慧长老离开我们已近一年了，我时时怀念着他。他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承蒙慧公的错爱，他生前数次谈到他与我之间的法缘。我因恩师萧萐父先生的指引，在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熊十力哲学时，就经常拜读中国佛协的《法音》杂志，知道净慧法师当时即在巨赞法师手下办《法音》，后任主编。巨赞法师早年与熊十力先生有文字之交。　　一　　我与慧公的第一次见面是1989年4月15日。台湾佛光山弘法探亲团领导人星云大师一行，应邀访问北京及西北、西南地区之后，由重庆乘轮船顺江而下，来武汉归元寺过往。该团当天下午才到，晚上就要离汉，继续乘船前往南京。我陪恩师萧萐父及李德永、刘纲纪先生专程到归元寺看望星云大师的学术顾问、美籍华裔哲学家傅伟勋教授。净慧法师作为中国佛协的成员陪同星云大师一行活动。当天我们不仅见到了星云大师与傅先生，还见到了净慧法师。那一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当晚惊闻胡耀邦同志去世的噩耗。萧先生原来就认识净慧法师。我则是因傅先生、萧先生、星云大师而与净慧法师结缘的。　　我与慧公的第二次见面是1994年12月23日至27日在香港九龙窝打老道84号冠华园三楼召开的“佛教的现代挑战”国际会议上。此次会议由霍韬晦先生主持，法住学会主办，旭日集团赞助。慧公与旭日集团杨钊、杨勋兄弟的法缘也开始于斯。大会的名誉顾问是赵朴老，顾问是饶宗颐、季羡林、圣严法师、傅伟勋。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傅伟勋、方立天、杨曾文、成中英、蔡仁厚、唐力权、唐亦男、曾昭旭、乔健、苏新鋈、游祥洲、吴汝钧、林安梧、龚鹏程、郑志明、赖永海、冯达文等，还有净慧法师、恩师唐明邦与我。彼时参会，净慧法师的身份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成员。他当时已在柏林禅寺，他的论文末署“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于赵州祖庭问禅寮”。　　此次净慧长老的论文发表被安排在会议的第一天(即24日)，评论人是傅伟勋先生。由傅先生评论慧公的论文，可见大会对慧公的尊重。慧公报告的题目是《当代佛教契理契机的思考》。该文有三部分：一、佛法常新。二、现代化与化现代。三、世纪末的回顾与前瞻。慧公指出：“所谓佛教永远是现代的，是指佛教应该永远契合当时、当地社会人心的因缘形势而新之又新，新新不已，引导人们如何在当下离苦得乐……这便要机教相扣，或者说契理契机。契理契机的教化永远是现代的，永远是当下的，永远是新的。”他引用并发挥太虚大师的《新兴能贯》一文，指出：“我们应紧扣契理契机这一中心，把握时代的因缘而作对机的教化，这才是佛教现代化的真意，也唯有如此，佛教才能维系其万古常新的生命，作人类精神的导航灯。”慧公认为，人本的佛教、社会的佛教、世界的佛教就是人间佛教，也就是现代化的佛教。这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一个历史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一些不能适应时机的东西被扬弃，会有一批续佛慧命的菩萨应运而生，人类历史文化将展现更为灿烂的篇章。他说：历史上“许多古德在接受、消化印度佛教、创宗立说方面表现出来的胆识和智慧，是我们今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近现代佛教采用的一些形式其实是古已有之：今之居士林，古有义邑;今之慈善事业，古有无遮大会、修路建桥、悲田院、养病坊等;今之大众弘法，古有俗讲师、唱导师;今之佛教文艺，古有雕塑绘画、变文、押座文等等。看起来在观机逗教、善巧方便方面，我们并不比古人现代化，相反倒是迟钝、保守了。我们只要有古德那份勇气和魄力，佛教现代化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他认为：“佛教现代化是契机，是随缘;佛教化现代是契理，是不变。现代化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因势利导。佛教始终应有深远超越的眼光，慈悲摄受现代人，作时代精神的航标;在适应潮流的同时，要引导潮流。因为现代文明的繁荣只是一种幻象，人类的心灵仍然在盲目地流浪，佛法能引导人们走上离苦得乐的幸福之道，使之回归到精神的家园。”慧公指出，回顾中国佛教辉煌的过去，我们不能不对历代高僧法师在使佛教中国化、在以佛法化导群生方面的无上功德深表赞叹和感恩。其中，道安大师、慧能大师、太虚大师是三座里程碑。他历数这三位大师的杰出贡献，认为他们都回应了各自时代佛教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为佛教继续发展开辟了新的纪元。他认为我们今天讨论中国佛教的出路时应该继承太虚大师的思想，完成他的未竟志业。事实上我们现在做到的并没有超出太虚大师的设想，他的许多想法比我们想象的更大胆、更具前瞻性。　　慧公的论文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称许。我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是《精神解脱与社会参与——佛教的当代意义之蠡测》，内容上恰好与慧公相呼应。这一次有机缘与慧公相过从，向他请益，亲闻謦，如沐春风。我记得我们在香江讨论了哲学上的体用问题。　　二　　此后多年未通音问，直到慧公离开赵州，回到湖北之后，我们又有了联系。在本焕长老之后，净慧长老于2003年9月继任黄梅四祖寺方丈。他把在柏林寺办生活禅夏令营的经验带到四祖寺，使武大的一些学子也深受教益。他还支持了吴根友教授等青年教师珞珈七子的读书活动及他们办的同仁刊物《学鉴》的出版。　　2005年，我仍在武大哲学学院主持俗务，为本院及其所属宗教学系的发展，12月4日，我与麻天祥教授等专程赴四祖寺拜谒净慧长老。他是高僧大德，仍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位置上。净慧长老在方丈室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回顾了他与天祥兄及我此前的缘分，与我们交谈了合作事宜。我们诚邀他来武大讲学，参加佛学百年国际会议。我们与四祖寺结了善缘，当日还有缘见到四祖寺、五祖寺、玉泉寺的一些法师，黄梅县与当阳县统战部负责人，香港旭日集团杨勋先生等。慧公弘法化现代，教益多多。杨氏兄弟发大愿捐助佛教事业，令人感佩。　　2006年4月1日，慧公应我们的邀请，正式访问武汉大学。上午在人文科学馆(逸夫楼)哲学学院的大会议厅举行了隆重的净慧长老赠书仪式与受聘仪式。敝院麻天祥教授、吕有祥教授、宋新民书记等都来了。他赠送一套大正藏给敝院，敝校诚聘他为兼职教授。仪式之后，慧公对敝院师生演讲《生活禅及其意义》。慧公开讲即谈到他对武大的敬仰，早年曾来此游览。他用略带新洲口音的普通话演讲，语调不高，语速不快，语言十分平易。他讲到他的老师虚云老和尚的贡献与教诲，讲到他1951年在广东云门寺依止虚云老和尚受戒以来的修行。他关于禅、生活禅与现代人的生命体验的开示，深深打动了我及与会师生的心。中午在珞珈山庄共进午餐，吴俊培副校长也来了。此次又议了拟与敝院合办《禅源》杂志，合开佛学百年会议等事。2006年10月16至18日，在慧公与四祖寺的支持下，盛大的佛学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敝校召开，来了不少知名学者，如楼宇烈、杨曾文、李志夫、赖永海先生等，交流了数十篇论文。此后，由于慧公的因缘，敝院与杨勋先生及其真维斯集团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他们在尔后的五六年里，每年赞助若干经费帮助敝院及“佛学与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的佛学研究活动。　　2011年12月17日下午，我与孙劲松副教授再次去四祖寺拜谒净慧大和尚。慧公在方丈室里接待我们，与我们交谈，我们向慧公请安、请教。对时下的境况，慧公与我有很多看法一致。再次拜访佛学大师，获益匪浅。他对佛学史，对湖北佛教的人物、事迹与思想，如数家珍。他希望我们组织学者系统研究湖北佛教史，特别提到道安、智、太虚大师与武昌佛学院等。我此时在武大国学院兼俗务，此行我们主要是与慧公协商国学院与四祖寺的合作事宜的。国学院与四祖寺拟联合组建“武汉大学黄梅禅文化与荆楚佛学研究中心”，组织撰写荆楚佛教丛书，四祖寺愿设奖学金、助学金，支持国学、哲学两院优秀学生及贫寒子弟潜心向学。　　2012年3月9日上午，在敝校珞珈山庄举行了黄梅四祖寺与武大国学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慧公亲临会场并开示。在四祖寺的支持下，“武汉大学黄梅禅文化与荆楚佛学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慧公亲任该中心学术委员会荣誉主任。会上宣布，由四祖寺赞助的“双峰奖学、助学金评审委员会”成立，慧公亲任主任，明基法师、崇谛法师等出任委员。出席这一盛会的还有：湖北省政协涂勇副主席，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熊召政主席，中国佛协副会长、湖北省佛协会长正慈法师，敝校谢红星副校长等。我与正慈法师也有缘，恰好在此前一个多月，友人陪我与书法家徐本一先生一道去黄石慈山禅寺喝茶，又到东方山弘化禅寺游览，得到正慈法师的热情接待，与他很投缘。此次会议之后，在慧公的关爱、支持下，佛学研究中心得以正常运转，双峰奖学金与助学金也正常颁发。我的一位外国留学研究生因本科时在外校享受过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读研时则不能继续享受，他的学费、住宿费与生活费有困难，我给慧公汇报后，慧公慷慨地给予了资助。　　2012年，慧公亲自邀请我们国学院的十多位老师给四祖寺、芦花庵的僧人开办系列讲座，讲授国学的方方面面，以提高僧人的文化素养。我与秦平副教授的讲座被安排在7月上旬。7月7日上午我们被接到四祖寺，下午慧公来看我，又亲自到大会场，与僧人及信众百数十人一道，听我讲了三个多小时的《孔子与〈论语〉》。他是大师，年事已高，身体清癯，我实在不忍心让他端坐着听我的讲座，劝他不要听了。天热，汗水打湿了他的僧衣，中途休息时我再三请他回禅房休息，他硬是没有离开，坚持听完了讲座，最后还予以点评，肯定僧俗界学习《孔子与〈论语〉》的意义和价值，强调德性修养的智慧。据说敝校其他教授的讲座，只要他有时间，都来听了。由此可见他的谦逊好学与以身作则。　　他请我与秦平吃晚饭，次日早上又与我们一道早餐，聊得甚快。8日早餐后我即返汉，秦平则留下来讲了一天的《论语》。这一次，讲座前后及两顿饭时，慧公与我聊了不少，特别投缘。我们的交谈集中在儒佛之相通方面，他对孔子十分尊重，对《四书》有很深的理解。他还对我讲了历史上与当今佛教界在传播儒学上的积极贡献与作用，说到近年民间读蒙学(《弟子规》等)、读经典，佛教的推动甚是有力等。我也表达了儒家学者虚心向佛教学者学习的诚心，认为太虚与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慧公本人的生活禅对我们儒家学者启迪良多。我们还聊到生态环保问题、人心安顿的问题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等，有很多共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与慧公的这次见面，竟成永诀!他在交谈中透显的寓深邃于平易中的智慧，永志难忘!　　2013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十一)，谷雨，天降温降雨，晨六时，净慧长老在四祖寺圆寂。那天与次日，我们作为东道主，正在武大接待来自全国的百多位学者，举行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年会与理事会，年会主题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当天我与一些朋友惊闻慧公圆寂的噩耗，很是震惊与悲痛，惜因会务不能离校。　　4月22日中午，我与吴根友、麻天祥、吕有祥、翟志宏、欧阳祯人、孙劲松、师领等十余人，包括受到恩惠的博士生、外国留学研究生等，分乘两辆车，冒雨前往四祖寺，与净慧长老作最后告别。四祖寺被僧人、居士、信众与志愿者布置得庄严肃穆，很多人不分昼夜守候着、忙碌着，巨幅白色挽幛、大量黄白色花束，表达了人们对大师的悼怀之情。我们瞻仰大师的遗容，行跪拜礼，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净慧长老与我的交往，我所受到的教诲与恩惠，他的生活禅的理论与实践，他从赵州柏林寺退居回家乡湖北十年来为佛教事业所做的贡献，他近几年对我们武大师生的支持与关爱……一切都历历在目。　　三　　慧公一生坎坷，从一岁零五个月开始即由比丘尼抚养，青年时被打成右派，中年时在“文革”中被迫还俗，饱受辛酸与苦难。与世界上一切称得上宗教领袖的人物一样，慧公是属于草根的、经历过磨难的、有着献身救世精神并付诸实践的宗教领袖。　　为了弘法，慧公吃了很多苦，在河北二十年，在湖北十年，主持恢复、重建了许多寺庙，发大愿，广结善缘，依靠民间信众的力量，又以方便善巧争取官方、商界的支持，终于修复了诸多道场，成为弘法之基。他把柏林禅寺、当阳玉泉寺、邢台玉泉寺等寺院的硬件，建设得有相当的规模。四祖寺是在本焕长老复建得有一定规模的基础上扩建的。国内不少寺庙里都凝结着慧公的心力与汗水，十分难能可贵。寺院的土地、资金等硬件建设是很艰难的事，有时为一点小事，都要跑断腿，要与许多人打交道。慧公可谓是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别人做不成的事，他能做成。慧公是很能做事且能做大事的人，在组织、管理的智慧与才干上，他绝对不亚于世界500强企业的CEO。　　寺院建设不仅有硬件建设，还有软件建设，这就是寺院的理念与文化，寺院的人才培养等软实力。慧公坚持信仰，精于佛理，持守戒律，绝不让寺院变成敛财的工具，绝不与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同流合污。他力主不收门票，开门迎客，强调道风即佛寺内部的自身建设，主张山门清净、身心自在才能使佛法兴隆。慧公坚持的是佛法的正道，对今日中国大陆僧俗各界端正人心、整齐风俗有甚深意蕴。　　慧公创造性地开办了禅文化夏令营，取得了极大的社会效益。此事一开始时，曾承受了教界内外的怀疑、批评、反对及种种压力。夏令营在柏林寺持续了二十年，在四祖寺持续了十年，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净化，也有益于青年人的心理健康。事实证明，这是功德无量的大事!令人宽慰的是，慧公走后，在他的弟子们的坚守下，夏令营仍在继续，四祖寺与武大国学院诸合作事项亦仍遵照慧公的遗训继续执行。　　“生活禅”是慧公的一大发明，这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是有一席之地的。慧公于1990年到1991年间第一次提出“生活禅”的修行理念，于1992年正式提出“修生活禅”的一些具体要求，1993年暑期针对青年佛教学子举办了第一期“生活禅夏令营”。“生活禅”的远源是赵州与临济，近源则是太虚。慧公发挥“道在目前”、“道在日用”、“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的禅宗与儒家理论，发挥赵州和尚道场就是生活本身、修行即生活的道理，以及临济禅师的大道就在当下的见闻觉知处、举手投足处、穿衣吃饭处、日用应缘处的说法，强调修行与生活不二。慧公又发挥太虚、赵朴老关于“人间佛教”的理论，强调让佛理与现代社会及现代人的生活相适应，解决好僧团自身建设与佛教的现代发展问题。慧公还引用《心经》与《中论》，论证涅槃与世间不二是生活禅的依据。　　据此，慧公提出了“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生活禅宗旨。前者是大智慧，以自受用为主，属解脱道;后者是大悲心，以他受用为主，属菩萨道。悲智双运的慧公又进一步提出了“不断优化自身素质，不断和谐自他关系”以及“善用其心，善待一切”的理念。他把修习生活禅要达到的目标定位为：“在尽责中求满足，在义务中求心安，在奉献中求幸福，在无我中求进取，在生活中透禅机，在保任中证解脱。”根据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慧公把生活禅修行原则概括为“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其具体内容是：“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这与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庸之道与“知行合一”论十分契合。当然，慧公坚持佛教信仰，在终极层面上肯定以“三宝、因果、般若、解脱”为正信，在功夫下手处坚持“敬信佛、法、僧三宝，勤修戒、定、慧三学，息灭贪、嗔、痴三毒，净化身、口、意三业”。　　慧公很善于用现代人平实通俗的语言，把理念与功夫编成口诀，便于信众和志愿者记诵、会悟并落实到行动上。如强调修生活禅要安住当下，在现前一念心性上用功夫的重要性，他提出：“修在当下，悟在当下，证在当下，庄严国土在当下，利乐有情在当下。”这本是禅宗“当下即是”的老话头，但慧公却能画龙点睛，让人理解、警醒，提撕生命。关于在日用常行中落实生活禅理念，慧公指出其心灵向导是：“以感恩的心面对世界，以包容的心和谐自他，以分享的心回报社会，以结缘的心成就事业。”生活禅积极入世，融入现实生活，有做人做事的二八方针：以“信仰、因果、良心、道德”为做人的方针，以“感恩、包容、分享、结缘”为做事的方针。慧公说：“这二八方针，对于现代这个物欲横流、诚信缺失的时代，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这是令人信服的。　　慧公说，生活禅具有功能性、升华性、日常性、连贯性(连接性)四大特点，有刚有柔，有体有用，可以用在个人的修行上，可以用在事业的发展上，可以用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上，可以用在做人做事的心态上。他引用太虚大师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指出生活禅最后落实在人格的完善、提升、尊严与庄严。“人格的完成就是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圆满成就。落实生活禅的目标，贯彻生活禅的宗旨，弘扬生活禅的理念，就是要在‘人成即佛成’的大目标和大方向上，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为这个时代做出应有的贡献”。　　方立天老师赞扬慧公继承了两个传统：一是虚云老和尚禅法的传统，即丛林的传统;二是他长期在中国佛学院学习、研究而来的现代传统。这两个传统使他形成了两个特质：一是理论的造诣比较高，“在我看来他是中国当代在佛学理论方面造诣比较高的一位高僧大德”;二是他的开创精神，包括他提出生活禅，办夏令营，办一系列禅学刊物，出版图书，印《大藏经》，成立禅学研究所，给一些高校颁发奖学金、举办论坛等。“他的活动很多很广，这都说明了他的开创精神”。这两个特质决定了他的生活禅理念的提出。方先生认为，除了继承光大赵州禅与临济禅的传统外，生活禅是针对过去、现代佛教跟现实社会脱节的弊病应运而生的，弊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遁迹山林，一个是追求死后解脱”。慧公补偏救弊，强调把传统的禅学精神与现代人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把法师禅传统与人间佛教的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生活禅的理念。这是适应时代的，把“禅的精神、禅的智慧普遍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实现禅的超越，体现禅的意境、禅的精神、禅的风采。生活禅是个大概念，不是个小概念”。方先生指出，这里所说的“禅”、“修行”，都是“大概念，是大智慧、大觉悟、大境界，它覆盖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覆盖着世出世间法的全部，这就是生活禅的‘禅’”。　　楼宇烈老师说：“净慧法师提出的生活禅更加有现实意义。因为大乘佛教的兴起，就是把佛教推向人间，把佛教生活化，离开了佛教生活化就没有大乘佛教，如果有的话也就剩下了佛教的神格化，而禅宗恰恰是把神格化的一面还原成了人间化、世间化。这方面是禅宗对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和发展的地方。”楼老师说，世间的污浊需要佛法净化，世间的平庸需佛法去提升，若佛法不进入生活，怎么净化、提升?“因此佛教生活化跟佛教神圣性并不矛盾，而且正是佛教神圣性的要求，让我们把佛法融入了生活”。　　方立天、楼宇烈老师说得很好!我经常拜读净慧长老的书，无论是居家还是旅行，时时捧读。他的《入禅之门》、《生活禅钥》、《生活禅语》、《守望良心》、《坛经一滴》、《双峰禅话》、《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做人的佛法》等书，给我以很深的教益，是我终身受用的书。其中记录着他对生命的领悟，对我做人与做事启迪良多。如“心的迷惑就是以‘我’为中心，心的开悟就是突破了‘我’的障碍”;“一切事提得起放得下，心就无挂碍;一切事提不起放不下，心就有挂碍”;“结人缘、结善缘、结法缘、结佛缘有所求，那就是世间的善缘、有漏的善缘;反之，广结四缘无所求、不著相，无人无我无自无他，那就是无漏的善缘，那就能够成圣成贤”。慧公的《生活禅语》，随处引用孔子与儒家、老子与道家的经典，当然也有佛典与高僧的语录，并有自己的心得与现代解说。这些箴言警训，常读常新。　　我所知的慧公在晚年仍很累，仍很辛苦，为弘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在我的心目中，慧公与他在文章中常常称道的古德一样，是一位续佛慧命的菩萨!我与友人正在推动民间儒学的新开展，老实说，我们缺乏的正是慧公等佛禅中人的万难不辞、救世献身的实践精神。　　面对死亡，慧公十分洒脱、坦然。佛教讲“了生脱死”，“解脱涅槃”，今人叫“终极关怀”。觉者能化烦恼为菩提，转生死为涅槃。慧公专门讲过《生活禅的终极关怀》，强调学修生活禅，善待生死，“断恶修善”。他认为，不知断恶，不知修善，就不能了生，不能脱死。“终极关怀这件事，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古往今来，英雄好汉也好，凡夫俗子也好，一切圣贤也好，都逃脱不了这件事。只是说，圣贤是在觉悟中结束了这一期生命，他安乐自在……佛家的终极关怀，是从生命的当下做起，不是等到生命要结束时再来做……要随时随地提起正念，随时随地提起觉照，随时随地断恶修善，随时随地地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善用其心，善待一切。如果这种善心善念连续不断地占据心灵的空间，一旦死亡到来，我们就能够从容面对，生死一如”。净慧长老以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学说，积极地生，从容地死。　　净慧长老是我们的楷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武汉大学国学院　郭齐勇　　甲午年初春于珞珈山

明清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诸问题

作者：  吴根友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8

简介：　　 透过明清哲学、思想与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反思处在现代化过程之中的 　　当代中国文化诸问题，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术课题。而要实现明清 　　学术思想研究的新突破，必须认真反思20世纪明清学术研究的诸种范式， 　　并由明清而上溯到宋元思想的研究，走综合、创新与超越之路。当代中国 　　的文化建设，离不开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儒家的仁爱思想、王道思想经过 　　现代的转化，以及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对话，既可以发展儒家的仁爱思 　　想、王道思想，又可以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乃至于当今世界和 　　平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君子人格、大丈夫理想，是中国传统哲学提供的 　　理想人格范型，处在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广大民众可能更需要类似冯契先生 　　提出的“平民化自由人格”。本书对上述诸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 　　可供同好资借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