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国家信用的运用之道

作者：  吴方伟著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简介：　　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并非在于单纯消灭私有制和资本，而是在于整个人类生存发展条件的完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则是实现和承载这一目标的理想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这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深刻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必然结果。但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全人类“三个大大”(生产力大大发展，社会产品大大涌现，社会成员精神文明水准大大提高)的实现为前提的，需要在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完成，不可能靠政权更迭或命令来完成。 　　 基于此，马克思研究了由现实社会向未来社会过渡的问题，并逐步形成了“过渡理论”：在政治方面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专政即“革命的社会主义”作为“政治上的过渡”；在经济方面则提出了“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的设想，认为股份资本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而列宁则将“利用资本”付诸实践，以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试验破了“政治上的过渡”与“经济上的过渡”相结合之题。 　　 在中国，利用资本的实践已经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如何把握过渡阶段的任务和历史跨度？为什么要“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利用资本与消灭资本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达到辩证统一？利用资本主要是利用什么样的资本，如何利用？弄清这些问题有利于我们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和谐过渡。 　　 资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和纽带，一方面又与劳动对立，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限制作用。在信用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资本社会化趋势必然出现，这种资本的社会化推进了资本的扬弃，因而其中包含着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基于资本两面性和资本扬弃理论，我们确信资本既要为我所用，又要消亡的原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股份公司仅仅依靠私人资本的联合已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其他成员的积蓄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职能资本。其中，直接转化主要指社会公众参股受先进的上层建筑引导和社会公众监督的上市公司；间接转化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社会用国有资本的利润和以国家信用方式集中资金进行的投资，以及各种社会福利性基金、投资基金、保险资金和信托资金等在上层建筑引导下进行的投资。这样，一种社会化程度更高、资本职能与资本所有权分离度更高、分配更加合理，从而资本扬弃程度更高的资本，即所谓社会化资本便呼之欲出了。 　　 社会化资本是资本的一种高层次的、积极的扬弃，它是由个人“所有”的资本转化为由社会“所用”的资本的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它在保留资本增殖的资本特性之外，在其形成的社会化程度上、资本职能与资本所有权的分离程度上、资本增值部分分配的合理化程度等方面已经或极有可能实现飞跃。这种社会化资本在使用时能够较多接受上层建筑的主动引导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从而在作用方向上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较为一致。社会化资本能更加有意识地促进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从而也就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社会化资本也有对其他资本的制导作用。 　　 个人资本转化为社会化资本的一个主要方式是在信用制度基础上通过国家信用来实现。国债资金、政策性银行资金、中央银行在一定限度内可使用的资金等国家可直接掌握的资金，构成了中国社会化资本的巨大来源。因此通过国家信用机制实现和推进社会化资本的科学合理运用必将成为继列宁之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途径，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通过三种方式干预资本：一是作为上层建筑运用资产阶级法权维系和规范资本的正常运转。二是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凭借它直接占有的国家资本，以总资本家身份直接控制和调节资本。三是综合国家的上层建筑身份与经济基础身份，通过国家信用集中一部分社会化资本借以实现宏观调控和引导其他资本。国家信用包含发行信用、财政信用和政策性银行信用等几种形式。 　　 发行信用是资本形成的基础性条件。发行信用管理主要通过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管理来实现。这种管理不仅要实现对负债方所体现的发行信用规模即基础货币的数量管理，同时也需要对资产方进行管理，优化金融资产结构，从而在降低央行资产负债表风险的同时促进国家资本的增长和战略性结构优化。此外，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存在较大国际贸易顺差的国家来说，当外汇储备量多于贸易需要时，不应将其视为包袱，而应当作社会化资本加以积极利用。 　　 正确使用国债工具增加政府运用的社会化资本，首先必须消除“狭隘财政观”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决定了其配置资源应着眼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高效地运行，这必然需要通过国家信用手段对社会化资本进行动员和运作。国债资金用于非生产性开支是不可持续的，其正确的用途是用作社会化资本；通过资本与资本的对接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