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war II collectors edition.22,Russia besieged

作者：  (美)尼古拉斯·贝锡尔，(美)时代生活丛书编辑著;张栋译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简介：　　编辑推荐：《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原由美国时代生活出版社出版。全套书分三十九卷，共计400万字，6000幅图片。全书根据史实按时间先后、地理位置依次分列成卷，真实、生动、全面地记录整个二战时各战区、各战役及各战场的历史情况。 　　《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是描绘二战进程的鸿篇巨制，全面提示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血腥的大战。战争的起因、进程、结局、性质以及它对世界体系的影响，在丛书中都有详细的论述。它通过对个人和具体事件以及国家、国际全局事件的描述，配以珍贵的图片，形象地描述了战争进程，也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对参战双方的士兵、将军、政治家乃至普通民众都有着墨，这再次证明，现代战争对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个人已经很难置身于战争之外。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套书所披露的有趣细节和故事不可不看；对于军事爱好者而言，战略战述、军事家的魅力和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大会、战会让你留恋往返；对于涉及到二战的专业人事而言，该丛书独到的视角将会触动你思维的心弦、扩展你认识的视野。概言之，这套书既有收藏价值，又具阅读价值，同时也具有参考价值。 　　

《红楼梦》丝绸密码

作者：  李建华　著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1-1

简介：　　本书是即将播出的央视《百家讲坛》节目的同步配套图书，作者带领读者细读中国经典名著《红楼梦》，追溯出《红楼梦》中的历史原型——江南三织造，把《红楼梦》从纸上的文字转变成现实历史的经历，依托中国经典将中国历史上丝绸机构的历史变迁娓娓道来。全书于繁复的史料和文字中洞幽发微，细数出《红楼梦》之外中华丝绸的绝艺，也书写了大清盛世王朝丝绸织造世家里特有的人生风景，启人深思与回味。

Photoshop CS6技术精粹与平面广告设计

作者：  唐旭军，史景宵，史原　主编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6-1

简介：　　《Photoshop CS6技术精粹与平面广告设计》包含36个精心制作的实战案例，涉及到广告标志设计、海报招贴设计、户外广告设计、画册设计、POP广告设计、包装设计、网页设计等共12种商业广告设计类型，使读者对商业广告的设计风格、表现方式、色彩搭配、消费群体定位、平面展开图制作与立体效果图制作等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红楼梦》丝绸密码

作者：  李建华　著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6年5月

简介：　　李建华*的《红楼梦丝绸密码》是即将播出的央视《百家讲坛》同步配套图书，作者带领读者细读中国经典名*《红楼梦》，追溯出《红楼梦》中的历史原型——江南三织造，把《红楼梦》从纸上的文字转变成现实历史的经历，作者依托中国经典将中国历史上丝绸机构的历史变迁娓娓道来，是洞察丝绸微史的新方式，史料丰富，值得一读。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胡适抄录徐志摩日记澄中中学日记胡适收藏书信

作者：  [胡适著];北京大学图书馆编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简介：　　（序言——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戴龙基）：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胡适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学者，他在白话文、白话诗、红楼梦研究、整理国故等很多方面都有首倡之功，在很多学术思想领域开风气之先。胡适曾自称"但开风气不为师"，以"开风气"自许，但"不为师"却是胡适的谦辞。且不说《新青年》、《胡适文存》对当时青年人的影响，仅就受到胡适直接教诲扶持的现代学者、名流而论，已经是难计其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藏书和日记、书信等资料不仅是研究胡适学术思想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胡适周围的学者名人，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资料。由于胡适一生注重图书的收藏，接受赠书丰富，同时又非常注意保存个人日记、手稿和往来书信等资料，因此他留给后人的文献和研究资料是非常宏富的。但是，由于胡适一生生活于大陆、台湾、美国等地，他的这些资料也往往被分散于各处，而且时有发现，因此，真正意义的胡适全集的出版还有待时日。但我们相信，每一次新发现资料的整理出版，都是向着这个目标迈进了一步。在胡适的众多手稿、书信和藏书中，他当年留在大陆的部分最为丰富，其辗转流传也最为引人注目。事情还得从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说起，当时胡适仓促飞离，丰富的藏书和手稿、日记、书信等珍贵资料都没有来得及带走，全部封存在他在北京的寓所东厂胡同一号的五大间书库内，这些资料不久被寄存于松公府的北京大学图书馆。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纽约立下遗嘱，将留存大陆的102箱藏书信件全部捐赠北大。由于当时胡适属于批判的对象，为了编辑胡适批判资料，他的大部分书信、手稿早在此遗嘱前已经被提走，辗转到了社科院近代史所，1962年，文化部决定将胡适寄存北大的105种善本古籍交给北图（现国家图书馆），北大剩存的1924件胡适书信文件交给近代史所，其余藏书留北大图书馆。至此，胡适留在大陆的藏书资料就被"一分为三"，胡适当年的遗嘱未能如愿，实在是一件憾事。2000年夏季，随着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的启用，馆舍条件的改善，北大图书馆开始有计划地整理在红三楼楼顶与世隔绝了近四十年的部分胡适藏书。在其中我们"重新发现"了部分胡适日记、手稿和往来书信。为方便学者研究，同时为关注胡适的普通读者提供新的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决定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合作，将这批珍贵资料影印出版。这些资料的内容包括：1．澄衷中学日记；2．胡适抄录徐志摩日记残稿；3．中文书信116封；4．英文书信141封；在这些资料中，《澄衷中学日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胡适日记，起始年为1906年，比200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日记全编》中最早的《藏晖室日记》第五册早出三年多。虽然胡适在澄衷中学的时间只有一年，但这是他接受新式教育和现代思想的开始，严复、梁启超等人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对于他后来思想、志向的形成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其价值不可低估。从现在已经出版的情况来看，徐志摩的日记非常不全，胡适手钞徐志摩的这篇日记残稿，属于已经出版的志摩日记所未收的文字，加之既有徐志摩浪漫可爱的文字，又有胡适清丽俊秀的墨宝，应该说是非常珍贵的。我们知道，胡适书信手稿的大部分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并已影印出版，因此这次发现的书信，只是偶然幸存于北大图书馆的零星资料。在胡适大部分往来书信已经公布出版的情况下，这些资料的价值也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批中文信件中，除胡适妻、子的家书之外，还有蒋梦麟、傅斯年、罗常培、钱端升、王重民、孙楷第、翁文灏、王世杰等当时著名学者和政界名人的书信。英文书信主要集中在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当时为国内抗战所做的努力，以及与美国学者名人的文化交流。从这些资料的内容来看，本书的出版对于胡适和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相信会得到广泛的欢迎和肯定。为尊重历史原貌，我们决定采取影印的方式出版，同时对相关人物稍做注释。本书在资料发现、整理、出版过程中，得到各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等老一辈学者非常关注和支持本书的出版；清华大学历史系刘桂生教授对全部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整理；北京大学校史馆杨虎博士为全书的编排和信主的确认做了大量工作，并整理了本书的人物注释；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沈弘帮助辨识了部分英文签名；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沈乃文、邹新明两位同仁为这些资料的发现和整理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本书书信部分中英文分开，中文部分以胡适及其家人书信在先，其它按照作者姓氏笔划顺序排列，英文部分按照作者姓名首字母排列。需要指出的是，英文书信中一些英文签名很难辨识，一些虽经辨识，但没有查到相关注释资料，只能暂付阙如，以待有关专家的批评和补充。2002年，适逢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一百周年。经过百年的积累，北京大学图书馆现有馆藏已达530万册，居国内高校图书馆之首。在这些丰富的馆藏中，就包括像胡适先生这样的著名专家学者的赠书。在此，我们谨以此书献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一百周年，同时以此书纪念胡适先生，以及其它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丰富做出贡献的贤哲们，希望今天的北大人以及受他们的思想和藏书泽惠的所有读书人能够永远铭记前贤的恩泽，发愤读书，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　　

简明中国政治制度史

作者：  陈高华

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1日

简介：《简明中国政治制度史》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四千多年问中国政治制度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内容包括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途径、特征及其对后代的影响，传统专制社会中皇权高度集中的发展轨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转变的历史类型和各自特点及其转换的历史原因，政府监察制度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沿革，军事制度、法律制度的历史演变，国家官吏管理机制，近代政治制度的转型过渡等

强身健体八段锦

作者：  胡晓飞，李金龙主讲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2003

简介：　　《名医讲堂:强身健体八段锦》内容为：现代生活中的保健具有独特的作用。但是中国传统健身术由于年代久远，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结合了传统文化，包括儒家、道家、释家、医家的思想，比较丰富庞杂，像八段锦就是这样的，它年代久远，比较深奥，很多练习者并不太了解。今天我们就想通过对八段锦历史、原理和方法的讨论，使大家对这种健身方法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从而帮助大家更好的练习。《健康之路》推出这么一期节目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八段锦是中华民族自古相传至今的一种健康运动，由八种如「锦」缎般优美、柔顺的动作组成，更是国术精华之集「锦」，对强健体魄、提升工作效率、延缓老化过程甚有助益，是每天作业前或休息时调理身心、活化气血的最佳体操。练八段锦必须要有毅力和恒心，不可一暴十寒，否则功效必大打折扣。每段锦的功能和要领都浓缩成七字，作为该段锦之名称，简单易记。

机械制造工艺及专用夹具设计指导书

作者：  任家隆，刘志峰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简介：本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本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首次将所有制一般、人的所有制、劳动力所有制、劳动者人身所有制、婚权所有制、劳动产品所有制、劳动资料所有制、生活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相关社会制度相互分离开来，并分别对这些社会制度进行了界定，阐述了这些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及其不同的历史存在形式，解析了人类社会建立社会等级制度与上述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并对人类社会四百年前提出人权概念的基本历史原因和人权概念内容不断发生变化的基本历史原因进行了分析。 本书适用于研究人权问题的理论工作者和从事理论宣传和教学的党政干部和大学教师，也适合从事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方面教学和研究的人士阅读。

编著者还有：顾琛、况敏、赵咏飞

作者：  史原[等]编著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简介：　　 《Photoshop CS5完全学习教程》由国内资深平面设计专家为初学者精 　　心打造，是―本专业讲述Photoshop各项重要功能及应用的技术教程，全书 　　以Photoshop CS5平面图像处理操作为线索，引领读者从简单的基础知识学 　　习逐步进入到制作成品平面设计作品的实战大殿。 　　 《Photoshop CS5完全学习教程》采用基础知识+案例操作的形式，不 　　仅向读者介绍了Photoshop CS5软件的基础知识，还讲解了与图像处理操作 　　相关的软件和印刷知识，然后由简及难、逐步深入地重点讲述了Photoshop 　　CS5中的各项功能命令及工具。全书以将近200个贴近实际的案例操作，将 　　作者丰富的实战经验直截了当地教授给读者，使读者的Photoshop应用水平 　　在实际运用中得到质的飞跃。 　　

艺术类专业大学英语教程.上册

作者：  倪进主编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速度的加快，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艺术专业人士开始广泛地与国际进行交流。培养高水平艺术专业人员，扩展学生的艺术视野，迅速加强艺术类学生的专业英语知识是目前双语教学刻不容缓的任务。 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从事艺术专业研究的学者，外语水平不高影响了他们对艺术专业外文资料的理解和运用，导致一些研究难以深入，往局限于“炒冷饭”；另外，外语?平不高也妨碍了国内学者在研究领域与国际学术界之间进行通畅交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一状况必须尽快得到改变。培养懂外语、懂艺术的研究型专业人才已刻不容缓。 开展艺术专业双语教学是扩大对外开放和实现教育面向世界和面向市场的需要。在艺术专业中实施双语教学，如何使学生在有限的学时中，做到专业知识与英语阅读共同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的素质、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合适的教材。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全方位地与国际接轨，各行各业对英语这一国际语言的需求与日?增，而对目标能力的追求已从原来的单向接受国外信息，即读写能力，变为直接参与交际，即听说的能力。原来的以结构主义为指导所编写的教材已不能满足教学要求。近年来，国外各种新教学理论．如任务型语言教学理论、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知心理学等被引入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英语教材的面貌。但是，在新理论指导下编写的英语教材多半是综合类基础课教材，而多数特殊用途英语(ESP)教材，则依然遵循结构主义的老路，方法上以语法翻译法为主。ESP教材在编写上不同于综合类教材，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原则．其内容必须与既定的目标情景密切相关，与学?的专业相联系；ESP教材也不是专业教材，不能完全按该专业的体系来编写，而应该在结合专业的同时按语言、语言教学和语言学习的规律来编写。 合适的教材是实施双语教学的物质前提。目前国内可以用于艺术双语教学的ESP教材尚未见到，这就给艺术专业双语教学的正常开展造成极大的困难，艺术专业双语教材的编选也成了一个难题。即使对于国内较早实行双语教学的一些课程而言，在双语教材的选择上也一直存在分歧。我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英汉双语教材必须遵循“内容第一、语言第二”的原则，也就是说，在选择教材时，首先要考虑内容的完整性和领先性，在满足这个要求的前提下选择语言浅易的版本。

Art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作者：  沈语冰著

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

简介：　　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见解：20世纪乃“批评的世纪”。单从一波接一波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夸张。从上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到上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再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批评理论在20世纪的人文学科中确乎风光无限。即就视觉艺术批评来说，与上个世纪潮流迭起的艺术运动一样，艺术批评同样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景观：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罗杰·弗莱[Roger Fry]、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里德[Herbe rt Read]、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lGreenberg]、阿尔法雷德·巴尔[Alfred Barr]、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约翰·伯格[John Berger]、波普艺术批评家群体、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奥利瓦EOliwa]、阿瑟·邓托[Arthur Danto]、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彼得·贝格尔[Peter Burger]、加布利克[Suzi Gablik]、胡伊森[Huyssen]、T．J．克拉克[T．J．Clark]、麦克尔·弗莱德[Michael Fried]、西尔盖·吉博[Serge Guibaut]、唐纳德·库斯比特[Danald Kusbit]、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以及，或许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然而，这些批评家及其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当国内支学批评界对上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数家珍的时候，上述艺术批评家当中的许多人在国内艺术批评界甚至闻所未闻。艺术史向来被认为是本国史学中最弱的学科之一，而艺术批评理论的匮乏无疑加剧了它的不堪。上世纪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史家文丘利[Venturi]曾经断言：一切艺术史都是批评史，因为艺术史中对作品的描述、解释与评价无不涉及艺术批评，或者不妨说就是批评的任务。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艺术史的不满程度，可以从欧美各国质疑艺术史的方法论基础的出版物的持续升温这一事实中见出。可以这样说，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艺才史的方向。相应地，它的缺失也就成了国内艺术史学科的重灾区。 　　 批评家作为现代艺术潮流的孵化者、报导者、仲裁者甚至制造者，早已被公认为当代艺术动力机制中的关键。试想一下这些批评家在催化与帮助人们理解那些艺术运动中的角色：弗莱之于后印象派、阿波利奈尔之于立体派、格林伯格之于抽象表现主义。也许，我们可以援引美国艺术批评家库斯比特的观点作为我们对艺术批评的一般性质的初步认知。他认为，艺术批评家的角色经常是悖谬的。因为当艺术品还很新鲜和怪异时，他就率先，常常是最鲜活地做出反应，并且初步向我们解释它的意义。然而，他的反应又常常不很全面，因为这样的艺术品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过：作品尚未有一个历史，一个据此可以解释“文本”的语境。当批评家将艺术品当作一个当下产品来遭遇时，它还缺乏历史“负载”。事实上，批评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要在历史的法庭上赢得胜诉。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批评家经常是一个对艺术品“充满激情和党派性的观察家”，而不是对其价值做出无翻害的判断的裁判员的原因。正因为它的当代性，他扮演着鼓动家的角色，只能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处理整个案子。对敏感的批评家来说，作品始终让他感到惊异，而他则始终对它保持热度。他会让未来的历史家们去处理诸如解剖艺术品——到那时，它通常已被假定有一个公认的意义一一之类的事情。 　　　　然而，批评家当下的观点常常成为有关该作品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评价。批评家的反应，如果说不是所有未来解释的范型，至少是所有未来解释的条件。他的关注是作品进入历史的门票。现代批评家权力的标志，就是他对新艺术的命名。比如，路易斯·沃塞尔[LouisVauxcelles]的标签“野兽派”和“立体派”就曾大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些风格的理解。通过命名，这些艺术品对未来的人们来说就被赋予了某种本质特征。而且，只不过以“符号圈地运动”[Semioticenclave]——借用乌贝托·埃科[Unberto Eco]的术语一一作为开端的理解，成了话语构型的一整套语言，并且开创了各种观点的全部氛围。说白了，其责任是重大的。格林伯格有一回曾写道，批判性地趋近艺术品的最佳时机是当它的新颖性已经逝去而它自身却尚未成为历史之时。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刻，艺术品的阐释最是未曾得到解决，最是易受攻击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批评家以即席命名的形式所作的当机立断，能够一劳永逸地封存它的命运。因此，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Critics as Artists]当中所说的那样，批评对艺术至关重要；批评把握、保存、培育、提升艺术。 　　　　由于对批评的效验估计不足，也由于对欧美上百年的现代艺术批评缺乏起码的参照，国内艺术批评多少尚处于黑暗中摸索阶段。最近10年来，虽有不少西方当代艺术材料被介绍进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甚至介绍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不甚了了(国内乱轰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即是明证)，或者以一种绕口令般的伶牙利齿在美术界捣浆糊，使本来严肃的学术工作往往成为一场混仗。于是，甚至出现了——据说流行于美术学院——“西方艺术没有什么，他们要等到塞尚以后才有文人画”之类的荒谬绝伦的观点。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其中之一肯定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正当我们奋力抵抗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曾几何时，中国中心主义早已偷偷地从后门溜回来了。事实上，它又何曾从我们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血液中离开过?将艺术界(包括艺术教育界)观念的混淆单纯地归结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因为批评的原义之一就是“辨析”，亦即使观念尽可能清晰地得到表达)，可能失之简单。但是，对西方艺术批评的漠视与无知，已经让我们的学生吃足了苦头。 　　　　后果之一便是今日中国艺术走向了两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极端。在一极，艺术成了一种单纯的笔墨游戏与自娱自乐，一群与当下感性毫不相关的文人雅玩或匠人的玩意见。这类所谓的画家像龟缩在洞穴中的爬行类动物，固执而有耐心地蛰伏在他们的弹丸之地，他们坚固的硬壳足以抵挡任何来自外界的风雨的骚扰，社会的转型、生活的演化、感受性的变迁、审美观念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或者干脆是不存在的。其理论依据据说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化矛盾学说，一种认为在经济一技术、政治一社会与审美一文化之间有着不同步的结构的观点。问题在于，在贝尔那里只是一种“事实”[fact]的描述(还是相互“矛盾”的事实)，到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却成了一种可以遵照无误的“规范”[norm]。另一种理论据说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问题情境”，学说与贡布里希[E．Gombrich]的“图式理论”，一利认为艺术史的风格是艺术家在一定的情境中解决艺术问题的结果的思想。在这儿，波普尔的多样性的“问题情境”被许多人还原为单纯的“形式问题”，而在贡布里希那里是如此丰富而多层次的“趣味逻辑”则被简化为纯粹的“程式与匹配”的“形式课题”(好像贡布里希从来没有关心过趣味的变化似的)。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另一个理由据说来自“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逻辑的观照”。在他们的观照中，20世纪的所谓“三大艺术思潮”，即主张水墨画西化的徐悲鸿与主张中西融合的林风眠都或多或少地失败了，唯独主张“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各自迈向各自高峰”的潘天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一道，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岸的大师。本书作者无意否定上述诸人的成就，对诸大师之间(包括徐、林在内)的排队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我想指出的只是这样一个从未或很少处在人们反思范围中的事实：即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在上海)是如何在上世纪中叶的政治运动与保守主义分子的群起而攻之之下渐渐消亡的。所谓“三大思潮”，不管是西化派、融合派还是距离派，在我看来，只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而20世纪中国艺术史真正的三大思潮中，只有文化保守主义获得了空前成功，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在国内就没有得到过心悦诚服的承认，如今则早已成为新左派批评家反刍的草料，而现代主义的罂粟却像昙花一样烟消云散。但是，它顽固的毒素在被压抑了整整30年以后，终于在80年代中期悄悄绽放。 　　 第二个极端——在我看来是一个更阴险也是更恶毒的极端——就是在90年代以后以发烧似的热度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病毒：后现代主义。正如在欧美，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特别参见法国少壮派理论家费里与雷诺[LucFerry and Alain Renaut]对后现代老大师们的反击之作《60年代的法国哲学》[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以及伊格尔顿[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也是80年代末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新启蒙运动受挫的结果，从此，后现代主义立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最佳救命稻草，并加速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在反对现代主义这一点上的同盟，再次完成了对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扼杀(情形与40年代末有着惊人的相似)。 　　　　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西方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猖獗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80年代初，主要由于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水岭之作《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An UnfinishedProject]的宣读，西方思想界开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强大的批判运动。80与9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可以被归结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这在思想界表现在伽达默尔／德里达[Gadamer／Derrida]之争、哈贝马斯／福柯[Habermas／Foucault]之争这样的大师级理论交锋中，表现在法国新生代思想家费里与雷诺等对前此20年中拉康[Lacon]、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Bourdieu]、博德利亚尔[Baudrillard]、德勒兹[Deleuxe]与利奥塔[Lyotard]的压倒性后现代思潮的直接对抗上，体现在德国中生代思想家魏尔默[A．Wellmer]、霍内特[A．Honneth]与法兰克[M．Frank]对法国思想的全面挑战中。在批评界体现在希尔顿·克莱默对后现代主义“庸人的报复”(参同名批评文集The Revenge of the Philistines)所作的反击上，体现在哈贝马斯与魏尔默对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所作的驳正上，也体现在艺术批评界持久的“沃霍尔[wlarh01]还是博伊斯[Beuys]”的争论中。在艺术运动中，它不仅体现在德国“新表现主义”对美国波普艺术的宣战中，体现在98－99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波洛克EPollock]大型回顾展中(并比较80年代批评波洛克及其高度现代主义的著名论文集《波洛克之后》[Pollocck andAfte门，以及99年出版的“批判之批判”论文集《波洛克：新的取向》[Pollock：New Approaches])，还体现在人们对晚期德朗[Derain]、巴尔蒂斯[Balthus]与莫兰迪[Morandi]的具象绘画的那种持久高涨的热情中。 　　　　90年代以来，几个特殊的案例事实上已经宣判了作为一种持续的哲学、思想文化与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死亡，尽管它的某些假设还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是拙著《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的结论之一。在这些案例中，“海德格尔[Heidegger]事件”、“保罗·德·曼[Paul de Man]事件”与“索卡尔[Sokal]事件”具备足够的典型性。据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只有维特根斯坦EWittgenstein]一人堪与媲美。但是，海氏将希腊的存在本体论、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与现代的逻辑本体论，一视同仁地概念化为“存在一神一逻辑学”[Onto-Theo-Logik]是一种典型的削平论。相应地，他将苏格拉底以后的整个西方历史一律视为“远离神的黑暗”，并于20世纪来到“黑夜之夜将达夜半”的最黑暗时期，也是对西方历史的过分简化的图解(显然是尼采的反启蒙思想“人类历史不是一部进步史，而是一部退化史”的翻版)。由于海德格尔戴上了这样一副哲学墨镜，他就不可能对20世纪现实中的色彩与层次做出区分，从而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一律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在他看来，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统统都是“同一回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德国纳粹运动中以及在其后的“非纳粹化”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事件”的复杂之处固然不容许人们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与他的在世行动中做简单的彼此类推，亦即，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纳粹行为，或者说海德格尔一度的行为证明了他的思想是纳粹主义的，这都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宽泛一点讲，德国20-30年代右翼知识分子(海德格尔、容格尔[Ernst Junger]、舍勒尔[Max Scheler]、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汉语学界”右翼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四尔”)叫嚣着大地、鲜血、战争、种族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点关联，那也委实太天真了! 　　 上世纪60年代，基本上由尼采与海德格尔培育出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后，在美国获得了更为露骨的后现代主义动机。正当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而遭致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的合法性危机之时，由德里达打头，所谓的“耶鲁四人帮”为后盾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地在全球漫延开来。其中最著名者，叫保罗·德·曼。此人极其聪明，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其基本观点是，一切文本都是作者袒露与隐瞒的运作，记忆与遗忘的策略。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而写作与阅读则构成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揭露与掩盖、设访与投射的游戏。80年代末，从他年轻时期的某些档案材料中，人们发现了他原来是纳粹时期一个积极的反犹主义者。于是，美国大学特别是英文系里那些天真的解构主义信奉者们，突然惊讶地意识到了某个事实：解构主义与罪恶意识的压抑(遗忘)之间的不经意流露的关联。 　　　　90年代初，美国的“索卡尔事件”使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点美丽幻象也破灭了。索卡尔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他花费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诈文，其中充满了常识性科学错误同时却充斥了后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奇思妙想与时髦术语，并把它投给了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刊物之一《社会文本》[SocialContext](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上宾詹明信[F．Jameson]是该刊的主编之一)，结果是，此文被登了出来。尽管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远未为人们充分意识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举表明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学术水准已经下降到了何种荒唐的地步。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上述三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破产。“事件”之所以为“事件”，乃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热情，因而卷入了无数文献。围绕着这些事件，人们能够组织起纷纭的思绪，从而给予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实体表现的形式。而这个时代精神状况则是：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应当被理解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的一种病理症状对一点已经获得了清楚的自我意识。后现代主义以其智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与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即便在最为流行的时候，也没有逃脱西方有识之士的尖锐批判。本书多次提及的哈贝马斯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后现代主义看成西方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一个反题。现在，走向终点的反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锋芒，一种新的综合开始到来。那就是“后现代之后”：魏尔默与霍内特之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观，当作如是解。然而，本书作者宁愿坚持一种拓展了内涵的现代主义立场，并认为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或贝格尔的“后前卫艺术”的提法更为可取。因为，如果说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正题，那么，贝格尔所说的旨在摧毁现代主义自主原则的“历史前卫艺术”[historicalavant－garde，指达达主义、早期超现实主义与苏俄前卫艺术]才是现代主义的反题。而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以杜桑[Duchamp]为代表)的延续，某种意义上则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的一个搞笑的美国版(以沃霍尔为代表，参本书所述胡伊森精彩的分析)。因此，导源于对现代性的敏感意识的现代主义，其潜力远未穷尽，而它在遭遇历史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反而显出了更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本书结论中所说的“无边的现代主义”的基本意思。 　　　　然而，正当后现代主义在它的原发地已经走向终结的时候，它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与某些论者不同，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学术界与艺术界鹦鹉学舌的结果(所谓“话语的平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更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动机。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总体性、反主体性、强调动态过程胜于静态结构，与中国前现代性思维是如此合拍，以至于人们稍加思索就不难从后现代主义当中辨别出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扬的后现代主义视觉美学：非线性几何、不对称、反崇高、散点透视乃至中国园林式“后现代空间”……也与中国前现代性美学如出一辙。不是偶然的是，西方鼓吹后现代主义建筑最起劲的查尔斯·詹克斯先生的太太就是一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家。而欧美某些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到中国来兜了一圈后欣快地大叫“后现代建筑在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于是，贫困时代的灾难性混乱、粗野的地方性崇拜与不加克制的复活主义立刻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前卫性。而近年所谓“经济起飞年代”的那些拙劣的伪现代建筑与陈词滥调的现代主义当然不加区分地被宣布为“现代主义的垃圾”。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落脚的时候，正是80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启蒙”遭到重创的时候。这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干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由9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出版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开路，北大与中国社科院一路高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出版事业大游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后殖民文化批评》，直到蔚为大观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似乎只有后现代主义分子才配称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显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后现代主义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左派眼里，难道还有比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主义、理性社会的大监狱、西方中心主义的险恶用心、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全球化的谎言，宣扬身份与差异、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更好的东西吗? 　　　　与保守主义者忽然从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中国前现代性的新的合法性一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从西方后现代主义“没有底盘的游戏”(德里达)、“一切皆可”(邓托)、“快乐的虚无主义”(奥利瓦)以及“正经不起来”(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那里，发明了“政治波普”、“泼皮现实主义”、“新文人画”、“玩得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以及各式各样假冒的观念艺术。但是，与保守主义的危险不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危险并不在于它成了与当下感性全然无关的形式玩物与装饰，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不顾一切形式法则与视觉质量的纯粹的观念。西方“历史前卫艺术”的合理因素在于：他们的反形式[anti－form]与反艺术[anti－art]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特别是经典现代主义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正题之上的。这样，前卫艺术的反题才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语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卫艺术，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个别事件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效应。不仅如此，它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以貌似激进的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代性的先天不健全；并以这种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诉求。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我读到了英国著名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的如下一段话：“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的机构，中国在进口减肥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殖民主义的进程有助于在好坏两方面剥夺第三世界社会的发达的现代性，现在这个进程让位于新殖民主义的进程，由于这个新的进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现代性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性的旋涡。这样，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岳现代性日益戒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一个进一步的矛盾是，在古老与先锋的痛苦张力中，在文化的领域里，再造了一种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经典条件。”(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第139页)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经典条件，本书暂且不论。这里能说的是，从意识到我们的参照系的情形——西方现代主义事业的未竟使命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幻觉——的那一刻起，这种条件就已经在形成之中了。因为，意识的照亮之处，正是救赎的开始之时。本书作者并不自命为这一救赎的努力当中的一部分。我只能满足于在四处弥漫着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雾中保持清醒的尝试，并且坚信，正如文化保守主义一后现代主义同盟曾经欢呼雀跃地宣布中国可以并且应当绕过现代性直接跃入岳现代性是一场白日梦一样，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乃是中国艺术的命运的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纸谎言。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工业社会”的美梦，然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法则、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则，乃至于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而我们在走向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无不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从思想意识到行为习惯上真正确立主体性——黑格尔认为的现代性的本质——的基础地位。回顾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狂热对“主体性”的嘲笑与“解构”，难道还不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吗!事实上，文化的中断与意义的失落(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的曲折与反复)、社会的未分化和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虚假团结，以及个性的匮乏，解释了以下社会现实：由于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的笨拙，以至于“创新”需要被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由政府来加以提倡；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种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现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础，以至于“诚信”居然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礼仪之邦”在遭遇现代市场法则与新型人际关系时的最大问题；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与20世纪极左派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义的压抑，以至于“个性”的不健全始终成为中国各种社会现象最有解释力的终极原因：由于缺乏个性，整个社会才循环地陷于各种“群众运动”之中；由于没有个性，整个社会才经常承受着未分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多元的价值体系及其相应的多元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一个庞大的无边无际的来分化社会的海洋(特鄹是农村)，为顽固的文亿保守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雨一个尚来形成自我意识中心、自我价值定位与自我道德承担的“无中心的”[non－centered]个人。恰恰成了“去中心的”[de－centered]、啕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和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的最佳温床。 　　 本书出版之际，我感到更加有必要感谢徐岱、高力克、毛丹、孙周兴、刘翔诸位先生，他们把我从结束学生生涯不久后的那种心智懈怠与无所事事中挽救了出来。回顾近十年的学术道路，我所取得的每一次转机都与他们在浙大玉泉校区所营造的智性氛围有关。对老浙大的怀念已成为一种珍贵的人生体验。没有一种氛围，一个人什么也干不来。因为你不可能在毫无氛围的情况下凝聚起纷乱的思绪。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有幸前往剑桥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剑桥大学艺术史系主任Dr．Binsky，他的热情好客使我得以自由地使用他们丰富完备的系图书馆和幻灯资料室。而Dr．Alice Mahon的现代艺术史专家与三一学院Fellow的双重身份，不仅给予了我直接的专业指导，而且还让我领略了最古老学院的日常生活气氛。我在剑桥的东道主哲学系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剑桥名士”们的风采。Dr．Raymond Geuss令人惊叹的慷慨博达与逸情雅致，常常令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他的个人背景(出身于美国、长期就学与就勃于德国)及其德国思想史的学术背景，让我在一个视哲学基本为数理逻辑的剑桥环境中找到了“知音”。本书的最后体例就是在与他的无数次讨论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其后去欧陆的游历虽然短暂，但至少部分地实现了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编织的梦想。艺术在这里　　见证了天地人神四方际会、供奉与馈增的游戏(巴台农神庙)，见证了古典时代的英雄精神(万神殿)，见证了中古时期神明与圣明的在场(“欧洲大教堂”)，也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性与神性的卓越平衡。置身于欧洲就是徜徉于艺术。置身于欧洲意味着要回答如下问题：艺术之为美的形式如何与艺术之为真理的在场以及艺术之为道德的进盼相互关联?[How an art as the beau tiful form is related to an art as the present of truth and the stageto morality?]置身于欧洲还意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一种伟大的文明如何屹立于地表，以及在这种伟大的文明中，艺术能够扮演何种伟大的角色?欧洲是真理的声音战胜虚无主义的历史本身，是道德的力量战胜犬儒主义的历史本身，是艺术的激情战胜猥琐无聊的历史本身。而这一历史本身又是如此直观地凝固在欧洲的城市建筑、广场、雕塑以及各大博物馆中!我在欧洲的经历使我懂得，一种伟大的艺术如何可能，以及一种伟大的文明最终怎样结晶于伟大的艺术之中!这一信念已经深深地沉淀于本书的血脉中了。 　　 在我感到有必要感谢的人当中，范景中先生的位置绝对位于前列。我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人当中至少有两人(波普尔与贡布里希)与他的出色工作有关。因此，当范先生询问我可否将此书交给中国美院出版社出版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对写书的人来说，没有比遇到一位好编辑更幸运的事了。周书田女士热情而又高度负责的态度使本书得以最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她不厌其烦地编选与调整大量插图，也使本书严肃的理论面孔变得可忍受了。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感谢一直陪伴我左右的两位女士。她们对我的爱怜与纵容是我生活中的永恒慰藉。刚到欧洲时的单身生活使我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她们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她俩的到来使我的生活得以恢复，并着手此书的写作，因此，把它献给她们，理所当然。　　

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

作者：  徐迺翔编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简介：《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内容简介：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现代文学史上，对民族化和群众化问题具有深远影响的讨论。《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广泛收录了当时在延安、重庆、成都、晋察冀边区，以及香港等地数十种报刊上发表的重要论文与专著，全面反映了这次大讨论的历史原貌。

Late Ch’ing:1800-1911

作者：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007重印)

简介：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这两卷能够自成体系，可以单独成书，我们特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为了兼顾《剑桥中国史》原书名和它所论述的晚清时代的实际内容，此书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 剑桥历史丛书的历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对《剑桥中国史》已出的各卷，国外纷纷发表过书评，予以肯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截至出书前为止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我们希望这两卷中文的出版，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能有所助益。 本书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均尽力查找过中文原文。但是，某些地方因仅系片言只语，遍查不着；某些引文引自在台湾省或外国出版的书刊，我们无书查对；个别书籍在北京甚至一直未能找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得已而采用了直译办法，幸读者鉴谅和指教。

染料生产技术概论

作者：  于松华主编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简介：　　 本书阐述了染料生产发展史、原染料合成技术、商品染料加工助剂及 　　其作用、商品染料的生产加工、染料加工设备、商品染料的检测等六个方 　　面的内容，重点讨论了与染料生产加工技术相关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 　　主要工艺过程、主要加工方法，并就染料生产加工中助剂的作用、常用加 　　工设备以及商品染料的检测等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类技术学院精细化工专业、染整技术专业的授课 　　教材，也可供染料生产企业、印染企业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房地产开发经营中的合同问题

作者：  朱征夫，何海东，贺玉平著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05

简介：“土地是财富之母”，不论社会经济如何发展，土地及以其为基础的房产和其他不动产权利始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内容。由房地产开发、经营及其管理所引发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也是我们法律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事实上，传统的物权法即是以不动产及其之上的各种权利为中心而展开的。 由于特定历史原因，我国在作为民事立法的物权法阙如的情况下，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房地产法律法规。新中国建立之后，便于1950年通过新生的国家政权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以国家政策干预、调整土地等不动产关系的趋势初见端倪。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形成以后，我国主要通过行政管理手段调整不动产关系，这种管理体制从法律的形式到内容上更需要具有浓厚 行政管理特点的房地产法，而不需要传统上以“私权神圣”、“私法自治”等理念为核心的、注重对不动产物权进行确认和保护的民事物权法体系。因此，大多数平等主体间的物权关系的规则只能被房地产法所吸收，从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行政化、公法化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房地产方面的立法虽然在不断增多，但这些立法仍然主要体现的是政府对房地产关系的纵向管理与监督关系。例如，198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中外合资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1986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土地管理法》、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城市规划法》、1990年国务院发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等。尽管这些法律、法规都是我国房地产法的重要内容，但从其立法精神和调整机制来看，仍然具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更强调的是国家对房地产关系的规划、管理、监管和调控。 严格地说，房地产法是一个典型的综合法律体系，其开发经营与管理过程涉及众多基本的民事和行政法律制度，如物权法、合同法、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房地产管理法、公司法等诸方面，其中的法律关系纵横交错，纷繁复杂。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的推行，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得到了超常规的高速发展，相关的制度安排也经历了一个由混沌而逐渐清晰的过程，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因规范缺乏而引发的法律纠纷为数不少，且呈逐年上升之势。因此，尽管我国目前在房地产管理方面的立法会逐渐完备，但有关房地产权利方面的法律制度即作为物权法范畴的房地产法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 本书的三位作者身处房地产市场最为发达的广东地区，且长期从事房地产法律实务，因此，本书紧密围绕着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各个环节的合同法律问题，没有流于对法律原理和规则的泛泛而谈，也非简单的法律普及式的陈述。本书中，朱征夫律师等人试图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的过程为主线，以期间所涉及的各类合同及存在的法律问题为切入点，为研究房地产法律提供 一个较为全面的视野，对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过程中的各方利益冲突与平衡提出自己的见解。我认为，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法学是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法学的繁荣有赖于全体法律人的共同努力，作为生活在法律适用前沿的法律人，律师对法律问题的理解与研究有着独特的视角，因此，律师在法学理论层面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欣然见到本书的出版，也乐于向读者诸君推荐本书。愿本书的出版能为法律实践与理论研究之间架设一座新的桥梁。

The 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作者：  (美)奥尔森(Roger E. Olson)著;吴瑞诚，徐成德译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简介：　　讲述基督教神学的故事 　　 　　王晓朝 　　 　　 　　 　　 在我个人研究基督教的过程中，有这么两本史学类的中文译著对我的帮助是比较大的。一本是Ｇ．Ｆ．穆尔的《基督教简史》（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 　　；另一本是威利斯顿·沃尔克的《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今后要是再说类似的话，我可能还得数出第三本：奥尔森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这本译著是北大“未名译库·基督教文化译丛”中的一本。据丛书策划人的说法，“这套译丛旨在从学术的角度对基督教及其对文化的影响进行全面的介绍。”“这套译丛有两个侧重点：一方面，它将从基督教的典籍《圣经》、基督教的核心人物耶稣基督、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的神学思想等方面对基督教进行尽可能全面的介绍；另一方面，它将着力于体现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其中包括基督教对西方哲学、文学、伦理学、艺术、教育、法律等方面的影响。”（见《基督教文化译丛》总序第２页） 　　 　　 尽管我对基督教的历史和思想史著作有较多涉猎，但读到此书，还是有春风扑面的清新感。与我上面提到过的另外两本译著相提并论，它们尽管各有特色，但总体上可以说是“一简、一繁、一新”。《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原来的英文书名是“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直译似应为《基督教神学故事》，而中译本的译名亦可称得上是贴切的，因为原作者在“引言”中指出，这里讲的故事“当然不是指杜撰的小说或者寓言，而是指‘叙事’，所以，讲述历史就是述说故事，也就是述说塑造文化、宗教与国家之人的叙事，包括他们的事件、运动、观念与生活。”（见该书引言第１页） 　　 　　 基督教起源于古巴勒斯坦，诞生在古罗马帝国，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基督教诞生以后很快就突破了地域和文化藩篱，逐渐扩散到全世界，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的重要宗教之一。它在西方世界曾一度高居精神思想的统治地位；时至今日，它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并且是相当一部分人精神世界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把基督教思想看作当代西方文化的底蕴，未来世界文化的重要因素是丝毫也不过分的。奥尔森的这本《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的中文简体字本的出版，能够帮助中国学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基督教及其对人类文化的深刻影响。 　　 　　 这本书的专业性很强，但由于原著的作者有一个预设的读者对象在心中，因此在写法上并不刻板。作者在引言中说：“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为各种层次读者而写的基督教神学与思想史，基督教历史也多得无法胜数，坊间到处都买得到。本书当然不是要取代任何既有的著作，只是想要对这个著作系列提供一点新贡献。”“这本书的目标对象就是在这方面未受过启蒙教育的学生，以及有意要在历史神学上‘再充电’的教师。此外，这本书也不会冒充具有学术研究的味道，亦即根据原创性研究出崭新的见解，或提出学术辩论的提议。这本书乃是对于基督教历史神学最精彩部分的中肯调查研究，写给以前对于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连最粗浅的一点认知也付之阙如的读者。”（见该书引言第２页）我感到，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西方国家的读者和中国的读者对基督教历史与神学思想史的了解程度差距很大。因此，哪怕是对中国学术界，乃至于研究基督教的中国学者来说，这本书都既可以起到普及的作用，又可以起到学术研究的向导作用。 　　 　　 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对基督教的历史分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在此，我综合一下学者们的观点，将基督教的历史分期简介如下，或许对读者把握基督教思想发展史的概况有所帮助。 　　 　　 基督教的历史可以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 　　 　　 一、古代基督教，从公元元年至公元５９０年，亦即从基督降生到大格里高利（Ｇｒｅｇｏｒｙ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二、中世纪基督教，从公元５９０年至１５１７年，亦即从大格里高利到宗教改革。 　　 　　 三、近代基督教，从公元１５１７年至１８７８年，亦即从宗教改革到现代主义兴起。 　　 　　 四、现代基督教，从１８７８年教皇利奥十三世（Ｌｅｏ ＸＩＩＩ）即位至今。 　　 　　 由以上四个时期组成的整个基督教历史又可以分为以下十个阶段： 　　 　　 第一、基督的生活与使徒教会，时间上是公元元年至１００年，从《圣经》中所说的基督“道成肉身”到使徒约翰之死； 　　 　　 第二、遭受罗马帝国迫害的基督教，从公元１００年至３１１年，亦即从使徒约翰之死至康斯坦丁大帝（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第三、与罗马帝国和解并处于蛮族大迁徙风暴之中的基督教，从公元３１１年至５９０年，即康士坦丁大帝至教皇格里高利一世（Ｐｏｐｅ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Ｉ）； 　　 　　 第四、在条顿人（日耳曼人，Ｔｅｕｔｏｎｉｃ）、凯尔特人（Ｃｅｌｔｉｃ）和斯拉夫人（Ｓｌａｖｏｎｉｃ）建立的民族国家中传播的基督教，从５９０年至１０４９年，即从格里高利一世到格里高利七世（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ＶＩＩ Ｏｒ 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 　　 　　 第五、处于教皇统治下并产生经院神学（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ｏ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的基督教，从１０４９年至１２９４年，即从格里高利七世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Ｂｏｎｉｆａｃｅ ＶＩＩＩ）； 　　 　　 第六、处于中世纪天主教衰落与宗教改革前酝酿时期的基督教，从１２９４年至１５１７年，即从卜尼法斯八世到马丁·路德（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贴出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 　　 　　 第七、处于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从１５１７年至１６４８年，即从路德发起宗教改革到英国议会下令实施《基督教信纲》； 　　 　　 第八、处于天主教正统教义受到挑战时期的基督教，从１６４８年至１７９０年，即《基督教信纲》实施至法国大革命； 　　 　　 第九、处于福音在欧洲和北美复兴、基督教福音向全球传播时期的基督教，从１７９０年至１８７８年，即从法国大革命至教皇利奥十三世（Ｌｅｏ ＸＩＩＩ）即位； 　　 　　 第十、处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基督教，从１８７８年至今。 　　 　　 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的分期与基督教历史的分期大体相同，但并非完全一致。下面列出奥尔森这本书中对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的分期，读者们若能与上面的历史分期作一对照，或许能从中悟出点什么来。 　　 　　 第一部分：序幕，二世纪基督教思想的冲突 　　 　　 第二部分：换场，三世纪神学的张力与转变 　　 　　 第三部分：转折，三位一体之争 　　 　　 第四部分：插曲，基督位格之争 　　 　　 第五部分：分裂，东正教与天主教一分为二 　　 　　 第六部分：换景，经院哲学带来神学的春天 　　 　　 第七部分：转捩，西方教会的宗教改革与分裂 　　 　　 第八部分：换装，新教神学的多元论 　　 　　 第九部分：变奏，自由派与保守派对现代性的回应 　　 　　 基督教的神学是由基督教的思想家们创造的，这也就是说，先有基督教，后有基督教神学。但什么是基督教神学呢？《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的作者给出了一些解释，但却没有明确的定义，因此在这个方面，笔者想结合基督教神学思想的起源多说几句。当然这只是笔者个人对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的理解，仅供读者参考。 　　 　　 历史地看，古代基督教的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是《圣经》记载的基督教信仰和教会组织的直接继承者，也是后来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基督教信仰和教会组织的共有原本，它们的发展为后续各个阶段的基督教在教义、教会组织、教仪等方面奠定了基础。早期基督教教会的思想家是基督教神学的创立者。“他们认为自己是神圣的真理的揭示者，把这些真理保存在地方教会中并尽可能传播到世界上去是他们的职责。他们表现出对文学的排斥，也没有学院式的雄心，至少，此类工作不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兴趣。他们认为自己是教会的权威的教师，是基督教的哲学家，是训练有素的、受到启示的《圣经》的解释者，而《圣经》包含着上帝的拯救启示。只有按这样的思路，我们才能理解他们，研究他们。否则，他们的工作和活动就会被歪曲。这也同样适用于对他们的成就作历史的评价。”（凯本浩森：《希腊教会的教父》，第１０页） 　　 　　 从保罗开始，基督教的思想家就已经在借助同时代的哲学术语去阐述神学学说。这是用逻辑的方式规定基督教信仰内容的最早尝试，也是神学与学问的最初联合。神学的字面含义是“关于神的学问”。基督教神学是一种由信仰所激发的理性思考。“在基督教的意义上，神学是一门关于由神揭示的宗教真理的学问。它的主题是神与神的创造物的存在和性质，以及从亚当的坠落到通过基督的以教会为中介的对人的救赎。它的内容包括所谓的关于神的自然的真理、灵魂、道德法等等，这些都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获得。神学的目标是用信仰激发的理性对这些信仰的内容进行研究，以此推进对这些内容的深入理解。”（克洛斯：《牛津基督教会辞典》，第１３４４页）从基督教神学的历史来看，“在天主教这里，宗教第一次获得了一种正式的教义体系。天主教这个基督教的正统教派发现了信仰与知识调和的模式。”（哈奈克：《基督教教义史》第２卷，第４页） 　　 　　 基督教神学的产生得益于希腊罗马哲学。早期基督教思想家使用希腊哲学去解释基督教的学说。通过世代的努力，原始基督教的经验被理性化了，基督教的主要观念有了哲学的支撑，一元论的基本立场得到确认，一种系统的基督教神学产生了。源于原始宗教与神话的希腊哲学滋养了这种新的神学，以基督教神学为自己的新成就，而它自身亦与其他希腊罗马宗教一道走向终结。最初仅仅是少数人的宗教意识的基督教神学信仰取代了希腊罗马的宗教与哲学，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主流。 　　 　　 基督教的思想家有许多都是从希腊罗马文化的旧阵营中杀出来的。他们带着浓厚的异教文化背景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为基督教的信仰所慑服，但仍旧按照希腊罗马哲学的术语去理解它。这种工作有偏离基督教信仰核心的危险，但却又是基督教本土化所必需的。从基督教自身的发展来看，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把基督教当作一种合理的宗教展示给外部世界。他们坚持基督教一神论，批判异教的多神论。他们坚持以理解为基础的信仰，把希腊罗马哲学的一些合理因素与基督教的信仰相结合。他们从总体上抛弃了罗马帝国的主流文化，但从中汲取了一些有益于基督教的信仰的东西，然后提出了基督教文化的基本原则。通过他们的努力，基督教达到了自身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种形式的基督教征服了罗马帝国，成了中世纪历史的基础，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基督教思想家对旧文化的批判和吸取有益于基督教文化的发展。护教士们对罗马政治的批判是迫使帝国当局改变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也预告了罗马帝国的终结和基督教的胜利。基督教扫荡了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那些异教祭仪，这是摧毁传统的希腊罗马文化的最明显的表现。他们的攻击目标是当时流行的各种形式的多神论。他们批判了异教的荒谬，从而摧毁了罗马帝国文化的根基。在他们的批判下，非基督教的各种异教逐渐消失。与此同时，基督教思想家也对当时的各种哲学展开批判，使这些哲学的虚假性和无用性暴露在世人面前。 　　 　　 基督教的胜利给希腊罗马世界带来了一种新的宗教生活。基督教关于神、自然、人、命运、救世主的观念，基督教的组织、神职人员、公共的和私下的礼拜形式，基督教的文学、艺术和伦理都不是对其他宗教的简单复制，而是吸取了其他文化成分以后的重新创造。通过基督教与当时各种异教和哲学的冲突与融合，一种新的文化理想创造出来。它既有祭仪也有哲学。它为人们提供了一把理解生活意义的钥匙、一套行为规范、以及一种精神性的崇拜。（上述观点详见拙著《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九章） 　　 　　 中国的宗教学研究在最近二十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术界和中国民众对基督教及其神学的认识与以往相比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能够帮助中国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基督教及其神学思想，“基督教文化译丛”的策划者在中国大陆顺利地出版了这本书。而我相信，读者们也能做到“开卷有益”。　　

锂离子电池与无机纳米电极材料

作者：  王恒国，段潜，李艳辉 等编著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年4月

简介：本书共13章，内容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组成、结构和工作原理，着重介绍了各种电极材料的设计、合成及电化学性能研究。其中第1章～第8章介绍了静电纺丝技术的发展历史、原理和应用，着重介绍了利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电极材料的过程、结构表征和性能测试；第9章～第13章介绍了石墨烯性质、结构和应用，着重介绍了石墨烯的电极材料的制备过程、结构表征和性能测试。 本书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参考价值，可供能源工程、材料工程等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也供高等学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DW PHOTOSHOP CS5完全学习教程

作者：  史原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年05月

简介：本书是一本专业讲述Photoshop各项重要功能及应用的技术教程，全书以PhotoshopCS平面图像处理操作作为线索，引领读者从简单的基础知识学习逐步进入到制作成品平面设计作品的实战大殿。
 

魏书

作者：  (北齐)魏收撰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7,2008重印)

简介：　　二十四史【缩印本】（全二十册）： 　　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息、发展的清晰脉络，留下了一部部浸透着古人心血和智慧的历史史籍。这里面最优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记载了我国自上古洪荒时代至明代数千年的历史流程，展示了数十个王朝的兴衰变迁，是研究中国历史最具权威性的史料，也是考索我国周边国家历史的珍贵资料，堪称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由于其内容的博大精深，《二十四史》不仅为研史之人所必读备各，而且被政治军、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奉为治国安邦、运筹帷幄、推陈出新、建功立业的宝典，也被有识之士视为修身治家。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明镜。 　　史记：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侯，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后汉书：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侯，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 　　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烦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梁书：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徒，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氏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 　　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北齐书》，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李百药撰。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 　　《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为我们了解东魏、北齐历史提供了一部断代史著作。 　　周书：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 　　《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杀父淫母，"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 　　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南史》是合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为一编的纪传体史著，记事起自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止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公元589年），记述南朝四代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李大师（公元570--628年），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南朝末期由隋入唐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各朝的断代史，彼此孤立，记事重复，又缺乏联系，打算采用编年体，撰写《南史》与《北史》，使南朝与北国各代的历史，分别统编于这两部史著之中。隋末，李大师曾参加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建立的夏政权，任尚书礼部侍郎。因此，在唐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所撰《南史》与《北史》未能成书。此后，由李延寿继续撰成，合称为《南北史》。 　　李延寿，字遐龄，生卒年代已不可确知，大约卒于唐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唐初历史学家，曾任崇贤馆学士，官至符玺郎。唐太宗时，李延寿曾参加《隋书》纪、传、志和《晋书》的编写，又参预唐朝国史的编纂工作。但他主要成就在于承接其父未竟的事业，完成《南史》与《北史》的写作。 　　《南史》以《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为本，删繁就简，重新编纂，成为史林新著，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南史》有本纪和列传，无表、志。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其编撰方法按朝代顺序、帝王在位先后，排列各朝帝王、宗室、诸王、大臣等纪传。 　　本纪中有《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列传中除专传外，列"类传"九种。 　　《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南史》《北史》中，某些传文亦有重复现象。 　　北史： 　　《北史》一百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记述北朝从公元386年到618年，魏、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作者李延寿，唐初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曾任史官，参与修撰《隋书》、《晋书》，并另外著有《南史》。 　　《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 　　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炼，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 　　旧唐书：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赵莹立即组成修纂班子，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 　　《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但是，由于肃宗以后的国史尚未编出，宣宗以后的实录也未修成，所以《旧唐书》的作者在修《旧唐书》时，唐代晚期的史料相当缺乏。虽然作者曾做过不少搜集史料的工作，但由于成书仓促，所以对于唐代晚期史事的记述，仍显得粗糙，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简洁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点。 　　《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 　　等到明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闻人诠等重新刊印后，才又广泛流传开来。《旧唐书》传布过程中的兴衰，既反映了它的缺点，也说明它有自己的长处，非《新唐书》所能取而代之。 　　新唐书：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其中列传主要由宋祁负责，本纪、志、表主要由欧阳修负责，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列传与本纪、志、表合在一起时，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整齐划一。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首先，《新唐书》的作者对志下了一番功夫，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没有的《仪卫志》、《兵志》。其他几个志也各增补了新资料，质量多在《旧唐书》之上。 　　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便习称《旧五代史》。 　　这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经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成书如此迅速，主要在于宋太祖十分重视，组织的撰修班子规格高、阵容强；同时也因为去古未远，可资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范质又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实录简编--《建隆五代通录》，从而为修史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间曾有过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 　　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撰者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大约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至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的十八年间编成此书。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史学家，奉命和宋祁领衔编撰《新唐书》。崇儒复古是他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修史的指导思想。他意禀承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在编排体例上，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线，把五朝的人事综合统编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 　　《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四卷。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它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臂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又如根据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 　　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 　　本书的世家及世家年谱，大致相当于《旧五代史》的《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明确将中原以外的割据政权分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东汉等十国。各小国的划分编排，条理清晰，首尾完具，显然胜于旧史。《四夷附录》相当于旧史的《外国列传》。 　　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尤其对十国部分的补充。由于《旧五代史》已非原帙，残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价值就更不应低估。再从其它角度来着眼，欧阳修撰史，浑然一体，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文字凝炼；思想上不像旧史那样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创《职方考》，独树一帜，提纲挈领，眉清目秀，颇受称道，都是它的长处。平心而论，两部《五代史》各有短长，可以互为补充，不应偏废。 　　《新五代史》问世后，即有徐无党注。但徐注旨在解释《春秋》笔法、阐述微言大意，对读者并无多少裨益。 　　宋史： 　　《宋史》撰修于元朝末年，全书有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计四百九十六卷，约五百万字，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因体例未定而未能成书。元朝末年，丞相脱脱主张分别撰修宋、辽、金三史，各自独立，这一意见得到元顺帝的同意，于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三月开局，三史同时修撰。 　　经过二年半时间，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宋史》匆匆成书。 　　《宋史》是在原宋《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两宋时期，史官组织完备，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书籍流传和保存都较为便利，积累了大量史料。这就为元修《宋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宋史》修撰者匆匆急就，在史料的裁剪、史实的考订、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不少缺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抵牾等，这使它在二十五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 　　尽管《宋史》存在不少缺点，但是它卷帙浩繁，仅《列传》就有二千多人，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叙事详尽，就史料的学术价值而言详胜于略。同时《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而《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统的一部书。 　　辽史： 　　《辽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本书较系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二百多年的历史，并兼载辽立国以前契丹的状况，以及辽灭亡后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概况，是研究辽和契丹、西辽的重要史籍。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初，依仿汉人制度，设立监修国史官，并且仿照中原的做法，撰修《起居注》、《日历》、《实录》等。辽代曾先后四次撰修实录。 　　金朝建立后，很注意总结前朝的兴衰得失，着力修撰《辽史》，前后撰成两部《辽史》。第一次是熙宗皇统年间（公元1141--1149年），耶律固主持修纂，最后由萧永祺完成，此《辽史》有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但未曾刊行。 　　第二次撰修《辽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陈绎曾分撰，从至正三年四月开始撰写，四年三月即告脱稿，仅仅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这是因为前人所撰《辽史》和实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一般人认为，元修《辽史》失之简略，但不应否定它特有的长处。《辽史》的志、表多有特色，其中一些志、表是其它正史所没有的。 　　金史： 　　《金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以后在至元元年、十六年，以及仁宗朝、文宗朝都分别议论过修史的事，都因义例难定未付诸实行，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三史的都总裁官是右丞相脱脱，参加修《金史》的有铁木尔塔识、张起岩、欧阳玄、王沂、杨宗瑞等，其中欧阳玄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制订《金史》撰修的发凡举例，书中的论、赞、表、奏皆他属笔。 　　元史： 　　《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成书于明朝初年。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 　　洪武二年，以宋濂、王为裁、汪克宽等十六人为纂修，开史局于南京天界寺，进行编写。从洪武二年二月到八月，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修成顺帝以前各朝的历史，共一百五十九卷。接着，明朝政府派欧阳佑持等十二人到全国各地征集顺帝一朝的资料。洪武三年二月重开史局，仍由宋濂、王任总裁，但纂修人员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这一次纂修共十五人，只有赵埙曾参与第一次工作，其余都是新人。八月书成，共五十三卷，历时一百四十三天。前后两次修成的文稿经过统一加工，共二百一十卷，内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两次开局共历时三百三十一天。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立即着手组织《元史》的编纂，而且在很短的期间成书，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的意图是以此来说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兴起都出于"天命"，而他自己则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元史》问世后，很多学者对它表示了不满，钱大昕则是不满者中持激烈否定态度的一个。对于《元史》的批评，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的融合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但是，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元史》仍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 　　明史：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 　　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从第一次开馆至最后定稿刊刻，前后经过九十多年，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部。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　　

夜上海

作者：  李淑英编选;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2010

简介：《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主要内容：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由陈建功、舒乙、王信、王富仁、严家炎、钱理群、樊骏、赖大仁联袂编选，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推出的规模最宏大、版本最原始、编校最严谨的。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特点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才确定下来的，除了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不少作品版本是作家的初版版本。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