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deus Mozart

作者：  周辉荣编著

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三联书店,2005

简介：沃尔夫冈·阿玛台乌斯·莫扎特，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1756年1月27日生于萨尔茨堡一位宫廷乐师的家庭，1791年12月5日卒于维也纳。莫扎特三岁起显露音乐才能，四岁跟随父亲学习钢琴，五岁作曲，六岁又随父亲学小提琴，八岁创作了一批奏鸣曲和交响曲，十一岁写了第一首歌剧。他仅仅活了三十六岁。繁重的创作、演出和贫困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过早地离开人世，他的音乐作品成为世界音乐宝库的珍贵遗产。 1762年，六岁的莫扎特在父亲的带领下到慕尼黑、维也纳、普雷斯堡作了一次尝试性的巡回演出，获得成功。1763年6月-1773年3月，他们先后到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等国作为期十年的旅行演出，获得成功。这些旅行演出对莫扎特的艺术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他有机会接触到欧洲当时最先进的音乐艺术--意大利歌剧、法国歌剧、德国的器乐，这使他以后能成为他那个时代在创作上风格最广泛的一位作曲家。 自1774年起，他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1777年在他又一次旅行演出时，在和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接触中，特别是与曼亥姆市民艺术家们平等而融洽的交往中，莫扎特得到了远非传统观念所能给予他的启示和激励。这不仅是艺术鉴赏力的提高，而首先是对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深切体会。他愈加认识到，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出身而是由才能与道德所决定。这时已经成人的莫扎特，对自己的奴仆地位感到不满。为了争取人身与创作自由，1781年，他彻底地同雇佣他的大主教决裂，毅然辞职。成为奥地利历史上第一个有勇气和决心反抗宫廷和教会、维护个人尊严的自由作曲家。同年，他到了维也纳，并写出了著名的歌剧《后宫诱逃》。 1782年7月首演，获得成功。1782年，在没有征得父亲同意的情况下他同一位曼亥姆音乐家的女儿康坦丝·韦伯结了婚。此间，莫扎特和当时正在维也纳的海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向海顿学习四重奏和交响曲的创作经验。自从他走上自由作曲家道路到他逝世的十年间，是莫扎特一生最重要的创作时期。这期间的作品，无论是歌剧还是交响曲，都展现出新的风貌。这些作品反映了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坚定、乐观的阶级意识，表现了维也纳进步知识分子典型的思想感情。然而，作为第一个力图挣脱束缚、维护自己尊严的艺术家，他在享受“自由”乐趣的同时，也对“自由”的艰辛有了更实际的体验。莫扎特在音乐里开始体现他的悲伤、愤懑、甚至抗议，同时仍然对美好的未来抱着天真、诚挚的向往，一打开美丽的外壳，就迸射出如火的激情。 音乐史书上称莫扎特为稀世之才，他英年早逝，却留下了那么丰富的作品。他的创作几乎涉及了音乐的所有领域，但他最重要的成就当推歌剧。他继承格鲁克歌剧改革的理想，而且更进了一步。与格鲁克不同的是，莫扎特主张“诗必服从音乐”。他的歌剧具有强烈的音乐感染力，旋律非常优美、流畅自然而深情，宣叙调也富于歌唱性。不同类型的音乐，将各种人物形象、性格塑造得鲜明而生动。重唱形式，被莫扎特作为安排戏剧性冲突和高潮的重要手段。序曲简练、个性化，在音乐的性质上与全剧有了更多的内在联系。这些重要的探索，使莫扎特在德国歌剧艺术的开拓史上立下了不朽业绩。其中以《费加罗的婚礼》、《唐璜》和《魔笛》最为杰出。 交响乐也是莫扎特创作中的重要部分。他最有代表性的交响曲是他最后的三部，即降E大调、g小调和C大调交响曲。其中《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明朗愉快、充满诗意；《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富有戏剧性，有海顿式的乐观主义情绪，但在技法上又完全不同于海顿，被称为莫扎特的“英雄”交响曲；《C大调第四十一交响曲》（通常被称为《朱彼特》）宏伟豪迈、东观向上，预示了贝多芬的英雄性的交响曲的出现。莫扎特的交响曲（尤其是最后三首），是贝多芬之前的全部交响曲创作的最高成就。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各乐章之间的主题之间的对比性。 莫扎特一生中最后的两年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他曾说道：“我的舌头已经尝到了死的滋味，我的创作还是乐观的。”1791年12月5日这位伟大而优雅的天才在维也纳的贫民窟里离开了这个让他多灾多难的世界。 当时妻子正患重病，家里没有一个零用钱，三十五岁的莫扎特就被埋葬在穷人的无名公墓里，没有一个亲属给他送葬，荒草隐蔽，雨露冲洗，让今天无数对他崇敬的后人欲祭无处。他为未能完成《安魂曲》而抱憾终生，但如今全世界都在赞美他的天才，他的灵魂真正可以安息了。 总的来说，莫扎特的创作成就遍及各个领域。它们反映了十八世纪末，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德奥知识分子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羁绊，对美好社会和光明、正义、人的尊严的追求。他的音乐风格具有诚挚、细腻、通俗、优雅、轻灵、流丽的特征，大都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反映了上升时期的德奥资产阶级向上的精神状态，在维也纳后期的创作中，也出现了悲剧性、戏剧性的风格，对社会矛盾的反映更趋深刻。

Edvard Grieg

作者：  陈佳编著

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三联书店,2005

简介：　　这些古典音乐品牌最为中国的音乐爱好者熟悉，这里收录的音乐有晨曲、奥瑟之死、阿尼特拉之舞、山魔王的殿堂、抢新娘、阿拉伯舞曲、培尔·金特回乡、索尔维格之歌等。 　　爱德华·哈盖鲁普·格里格（1843-1907）是挪威著名的作曲家。他把挪威的民间歌曲和舞曲融汇于自己的作品中，创作了大量的不同体裁的作品。他的作品旋律质朴，具有深厚的民族气息，和声别致，手法巧妙而富于色彩。格里格的钢琴抒情小品有十集，共六十六首。本集共选入二十八首，虽不能反映格里格钢琴创作的全貌，但基本上概括了他的抒情小品的精华，也是钢琴家们经常演奏的曲目。另外，本集也可供研究格里格创作手法及其和声特点之用。 　　格里格(EdvardGrieg,1843-1907)，挪威作曲家。挪威民族音乐派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第一位获得欧洲声誉的作曲家。9岁开始作曲，1862年毕业于莱比锡音乐学院。在音乐创作上，他把西欧的音乐技术和19世纪浪漫乐派肖邦、舒曼、瓦格纳等人和声特点，与挪威民间音乐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北欧音乐风格。他为易卜生诗剧《培尔.金特》配乐中，《索尔维格》的旋律就和挪威民歌有着血缘关系。作为音乐家中的抒情诗人，格里格被称为“北欧的肖邦”。主要作品有乐曲：序曲《秋天》、《培尔·金特》组曲，弦乐组《从霍尔贝格时代》；钢琴曲：《e小调奏鸣曲》、《抒情曲》10册；合唱《在南方一座修道院门前》；戏剧音乐《西古尔德·约萨法尔》等。

Richard Wagner

作者：  刘雪枫编著

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三联书店,2005

简介：1813年5月22日，理查德·瓦 格纳出生于莱比锡布鲁尔街。他的父 亲弗利德里希是一位低级警官，有教 养，爱好艺术。他在瓦格纳出生半年 后去世，他的朋友——集演员、画家 和诗人才华于一身的路德维希-盖耶 尔接管了他的一切。在瓦格纳刚满周 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与盖耶尔结婚， 并举家迁往德累斯顿。身为演员之 子，瓦格纳对剧场的幻想世界大为着 迷。他在盖耶尔充满关爱的期望中成 长，后者保证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 威伯的歌剧《自由射手》1821年 6月在德累斯顿的首演，是德国音乐 史上的转折点之…。这场演出不但象 征德国乐坛不再为罗西尼等意大利 作曲家所主宰，同时也建立起德国真 正的浪漫歌剧。瓦格纳深深着迷于剧 中的超自然事物与音乐的情感张力， 从而对威伯崇拜得无以复加。为了精 通《自由射手》，他开始积极练习钢 琴技巧。后来他承认，威伯确实是第 一个让他激起对音乐热情的人。 1822年12月，瓦格纳进入德累 斯顿的科洛伊茨学校学习，通过丰富的古典文学教育，他过热的 少年想象力稍微冷却。他在那里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希腊悲 剧和莎士比亚诗剧。希腊的历史和荷马史诗仍然让他对英雄、神 话与传说世界产生持久的热情。1827年从科洛伊茨学校毕业时， 他认定自己“将成为一名诗人”。 1827年，瓦格纳的家再度迁回莱比锡，瓦格纳转入该城最好 的尼古拉学校读书。第一年他便开始写作一部“莎士比亚式”的 五幕悲剧，名为《劳伊巴德》，剧情极其血腥，到最后没有一个活 人。因为贝多芬的去世在乐坛引起的震动，使他成为瓦格纳心目 中的新英雄。从1828年起，音乐是瓦格纳的主要兴趣所在。他先 是从图书馆里借作曲读本自学，然后又向当地的一位音乐家戈特 里布-缪勒学习，并持续数年之久。据瓦格纳在自传中记载，他 生命中的转折点发生在1829年。当时他听到著名女歌手威廉明 娜·施洛德一德沃琳特演唱的《菲德里奥》，他说：“回顾我的一 生，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体验，可以和这件事对我的影响相提并 论。……当晚，她让我发下誓言，走上成为今日之我的宿命之路。” 1830年10月，瓦格纳将他改成钢琴谱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送交美 因茨的出版商弗朗茨·朔特，未获理睬。同年进入托马斯学校，开 始向希普学习小提琴。1931年秋天开始跟随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 乐长威因里希学习音乐课程，后者从和声与对位等最基本的方法 入手，将瓦格纳丰沛的音乐才华导入正轨，使其受益良多。1832 年，瓦格纳正式的音乐教育告一段落，这时他已经写下许多作品， 其中受莫扎特和贝多芬影响很大的《C大调交响曲》于当年在布 拉格首演。P5-6

Johann Sebastian Bach

作者：  曾伟编著

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三联书店,2005

简介：　　他身上有一种令我们着迷的创作的幸福，一种体现其存在价值的幸福。在对一种语言及其形式的处理手法上，这位天才是如此的严格、如此的丰富多产和正确无误。这是一个如此完美的人生，它把可能拥有的一切都公之于世，毫不拘束，而且，与他的时代如此和谐。 　　巴赫（1685－1750），伟大的德国古典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一生中历任多处教堂和宫廷的乐长及管风琴师。他笃信宗教，将路德新教的众赞歌和教会乐器管风琴当作自己的创作素材和音响构思的核心。同时他又深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其宗教作品明显突破了教会音乐的规范，具有丰富的世俗情感和大胆的革新精神。主要作品有两百多部宗教及世俗“康塔塔”，若干部宗教《受难曲》、《弥撒曲》等，对近代西洋音乐具有深远的影响。 　　巴赫于1685年3月21日出生于德国的埃森纳赫城的一个音乐世家。大约从十六世纪开始，巴赫家族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音乐家。在这个家族所出的二十多代音乐家中，以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成就最高。巴赫的父亲是一名中提琴手，哥哥是风琴师。他早年丧父后，便在哥哥的指导下学习音乐。幼年的巴赫对音乐兴趣浓厚，学起音乐来异常刻苦，很快便掌握了风琴、小提琴等乐器的演奏方法，同时也开始在作曲方面暂露锋芒。他在上中学时就开始广泛地参加各种音乐活动，以后又在吕奈堡的教学里担任歌手。这个时期，他在吕奈堡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的著名的音乐作品，大大开阔了视野，学到了许多知识。中学毕业后，巴赫开始了自己艰苦的音乐艺术生涯。从1708年开始，他一直在魏玛、阿恩斯塔特和谬尔豪森的宫庭和教堂里担任乐师。当时他的身份和地位都很低下，生活困窘，在这种状况下，他还是创作出了许多具有很高价值的作品。

Franz Schubert

作者：  耿捷编著

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三联书店,2005

简介：　　弗郎茨?舒伯特（Franz Peter Schubert,1979-1828）是19世纪德微波浪漫乐派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出生在维也纳一个贫穷的小学校长家庭，父亲就是他的第一位老师。小舒伯特很早就显露出音乐天赋，他11岁被教堂唱诗班录取为童声歌手，16岁为学校的管弦乐队写了《第一交响曲》，17岁写出第一部歌剧《魔鬼的欢乐宫》，就在这一年为歌德的诗《纺车旁的格丽卿》谱曲，成为他的第一首杰作，甚至朋友认为这首歌是德国艺术歌曲的开端。这首歌为舒伯特打开了创作灵感的闸门，第二年一年中，他就写了144首歌曲，10月的一天里就写了8首，除歌曲之外，还有1部交响曲、2部弥撒曲等其他作品。舒伯特一生共写了600多首歌，其旋律创造之丰富无人堪与媲美，被后人誉为“歌曲之王”。 　　舒伯特（Schubert.franz.peter，1797-1828），有艺术歌曲之王的美称，其歌曲（六百多首）和钢琴作品一道，体现着浪漫主义的音乐风格，是浪漫主义音乐先驱之一。而其交响乐与室内乐则为古典乐派风格，继承了古典主义音乐传统。所以说舒伯特的音乐风格具有古典主义音乐与浪漫主义音乐的双重性，是一个跨越两个音乐时代的人物。舒伯特的歌曲有意识地要把和声及器乐伴奏等纯音乐因素提高到与诗和旋律同等重要的地位，其旋律是十分完整的个体，透过诗中的意境反射出纯粹的音乐意境，不拘成规，富于独创性。古典派歌曲中，音乐与诗歌不时融合在一起的例子虽不少见，而忠实地将诗歌的内容和气氛音乐化的作品却在浪漫派歌曲中占了大多数。舒伯特的器乐作品，力求古典式的明晰性，成功地掌握了交响乐的组织结构，各个乐章之间缺少紧密联系，没有统一的主导思想。

Peter Tchaikovsky

作者：  梁心如编著

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三联书店,2005

简介：　　这些古典音乐品牌最为中国的音乐爱好者熟悉，其中，DG创立于年。从DG这“百年老店”出发，环球与音乐跨越了3个世纪，见证了近现代音乐的兴旺发展，也携最新的录音技术跨进新世纪的数字时代，继续为新时代的人们奉献最美好的音乐产品。这里收集的是柴科夫斯基的乐曲，有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组曲，Op.71a、E小调第五交响曲，Op.64、B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Op.74。 　　彼得·伊利奇·柴科夫斯基 Piotr Ilyich Chaikovsky (1840-1893) ，俄罗斯作曲家。内心对音乐的莫名狂热，使他挣脱了传统家庭的教育束缚，在安东·鲁宾斯坦的引导下，从此步入浪漫激情与孤独忧郁交织的音乐人生。柴科夫斯基一生中颇富传奇色彩，感情与婚姻上的失败使他濒临于精神崩溃，同性恋倾向及其一生中的病态被认为是他个性中最明显的代表，晚年作品《悲怆》，是柴科夫斯基忧伤、痛苦与失望一生的写照。柴科夫斯基是一位才华横益、技艺高超的音乐家，为后人留下了堪称典范的作品，极大丰富了世界音乐宝库。代表作品：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第六交响曲《悲怆》等等。

古典音乐零距离

作者：  解瑂编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简介：　　《古典音乐零距离》从古典音乐大师的生平入手，通过介绍其生存年代、生活背景、生命历程，讲述音乐背后的故事，帮助读者深层次理解音乐，从而拉近读者与古典音乐的距离。在随后的篇幅中，分别介绍了交响乐、室内乐、独奏曲、协奏曲、歌剧、舞剧等不同的古典音乐门类，这些音乐门类，在随书赠送的CD光盘中都配有相应的经典曲目片段，给读者感性的音乐体验。 　　35位古典音乐大师的辉煌人生，107部经典传世的不朽之作，200余幅生动有趣的精选插图，8首版本精良的代表曲目，一气呵成，浑然一体；内容通俗，叙述简洁，文字生动，易于理解；穿插于其中的音乐小常识，更是增加了阅读的趣味。 　　《古典音乐零距离》致力于审美，也致力于感受，一夕之间缩短您与古典音乐的距离，带给您轻松愉悦的视听体验。

Johannes Brahms

作者：  朱军编著

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三联书店,2005

简介：　　勃拉姆斯是唯一把古典的宝藏完整无缺地继承下来的人，与他同辈的人无一像他那样更接近贝多芬的理想，无一像他那样用真正的交响思维重建古典音乐的全部领域。他创制了最后的、真正伟大的古典艺术。在他之后，这座大厦轰然坍塌。他犹如一个孤独的旅行者执著地奔向自我选定的目标，把古典的传统上升到一个新的诗意的境界。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传统的魅力、孤独的诗意、忧郁的光泽、怀旧的甜美和黑森林里的故事。勃拉姆斯激起人们对古典的永久怀念。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1897），德国古典主义最后的作曲家，出身于汉堡的一个音乐家庭。早年曾从戈赛尔、马克逊学钢琴，一生交游颇广，尤其得到舒曼夫妇及约·阿希姆赏识与支持，是创作与演奏并重的作曲家。勃拉姆斯的作品兼有古典手法和浪漫精神，极少采用标题，交响作品中模仿贝多芬的气势宏大，然而笔法工细，情绪变化多端，时有牧歌气息的流露，仍带有自己特点。他的作品中有很多都是世界名曲，与巴赫，贝多芬并称德国音乐史上的“三B”。 他重视奥地利民歌，曾作有九十余首改编曲；所作形式繁多的重奏曲提高了室内乐的地位。他还作有二百余首歌曲、一批钢琴小品与主题变奏曲、协奏曲，其中以《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最为著名。 他的四部交响曲有很深的音乐造诣，但晦涩难懂，其中《第一》和《第四》最为有名。他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是雅俗共赏的作品。

全球古典图案设计

作者：  訾力铮，王颖等编著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简介：《全球古典图案设计》涵盖了国内外优秀古典图案设计作品，每个作品都极具启发性和参考价值。《全球古典图案设计》可供广大的设计工作者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使用参考。

CG漫画实战技法.4,古典华丽

作者：  乐画工房编著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简介：　　 CG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有大量的创意人士正加入这个行业。本书首先 　　介绍了古典华丽漫画的特点及表现古典华丽风格的常用技法，然后通过7个 　　案例详细讲解了在Photoshop软件环境下绘制CG漫画所运用到的各种技巧， 　　如提线技巧、铺色润色技巧、花纹修饰技巧、光效表现技巧等。另外，本书 　　附带了1张DVD光盘，盘中包含书中所有实例的线稿和分层最终效果图。 　　 本书讲解系统，图例丰富精美，适合初、中级动漫爱好者作为自学用书 　　，也适合相关动漫专业作为培训教材或教学参考用书。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

作者：  刘一贯著

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简介：本书是兼论音乐知识、音乐家和唱片的古典音乐欣赏入门，并编入一个由315首外国优美旋律组成的曲名索引。重点介绍了12位大作曲家、26位表演艺术大师，列出了108位当代表演艺术家和世界20个著名乐团。作者从自己收藏的几千张光盘中通过长期聆听筛选出300张精品，均列出片名、编号和图片。本书内容翔实，信息量大、文字简明，可供大学生和广大音乐爱好者阅读。

Art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作者：  沈语冰著

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

简介：　　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见解：20世纪乃“批评的世纪”。单从一波接一波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夸张。从上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到上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再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批评理论在20世纪的人文学科中确乎风光无限。即就视觉艺术批评来说，与上个世纪潮流迭起的艺术运动一样，艺术批评同样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景观：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罗杰·弗莱[Roger Fry]、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里德[Herbe rt Read]、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lGreenberg]、阿尔法雷德·巴尔[Alfred Barr]、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约翰·伯格[John Berger]、波普艺术批评家群体、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奥利瓦EOliwa]、阿瑟·邓托[Arthur Danto]、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彼得·贝格尔[Peter Burger]、加布利克[Suzi Gablik]、胡伊森[Huyssen]、T．J．克拉克[T．J．Clark]、麦克尔·弗莱德[Michael Fried]、西尔盖·吉博[Serge Guibaut]、唐纳德·库斯比特[Danald Kusbit]、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以及，或许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然而，这些批评家及其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当国内支学批评界对上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数家珍的时候，上述艺术批评家当中的许多人在国内艺术批评界甚至闻所未闻。艺术史向来被认为是本国史学中最弱的学科之一，而艺术批评理论的匮乏无疑加剧了它的不堪。上世纪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史家文丘利[Venturi]曾经断言：一切艺术史都是批评史，因为艺术史中对作品的描述、解释与评价无不涉及艺术批评，或者不妨说就是批评的任务。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艺术史的不满程度，可以从欧美各国质疑艺术史的方法论基础的出版物的持续升温这一事实中见出。可以这样说，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艺才史的方向。相应地，它的缺失也就成了国内艺术史学科的重灾区。 　　 批评家作为现代艺术潮流的孵化者、报导者、仲裁者甚至制造者，早已被公认为当代艺术动力机制中的关键。试想一下这些批评家在催化与帮助人们理解那些艺术运动中的角色：弗莱之于后印象派、阿波利奈尔之于立体派、格林伯格之于抽象表现主义。也许，我们可以援引美国艺术批评家库斯比特的观点作为我们对艺术批评的一般性质的初步认知。他认为，艺术批评家的角色经常是悖谬的。因为当艺术品还很新鲜和怪异时，他就率先，常常是最鲜活地做出反应，并且初步向我们解释它的意义。然而，他的反应又常常不很全面，因为这样的艺术品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过：作品尚未有一个历史，一个据此可以解释“文本”的语境。当批评家将艺术品当作一个当下产品来遭遇时，它还缺乏历史“负载”。事实上，批评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要在历史的法庭上赢得胜诉。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批评家经常是一个对艺术品“充满激情和党派性的观察家”，而不是对其价值做出无翻害的判断的裁判员的原因。正因为它的当代性，他扮演着鼓动家的角色，只能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处理整个案子。对敏感的批评家来说，作品始终让他感到惊异，而他则始终对它保持热度。他会让未来的历史家们去处理诸如解剖艺术品——到那时，它通常已被假定有一个公认的意义一一之类的事情。 　　　　然而，批评家当下的观点常常成为有关该作品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评价。批评家的反应，如果说不是所有未来解释的范型，至少是所有未来解释的条件。他的关注是作品进入历史的门票。现代批评家权力的标志，就是他对新艺术的命名。比如，路易斯·沃塞尔[LouisVauxcelles]的标签“野兽派”和“立体派”就曾大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些风格的理解。通过命名，这些艺术品对未来的人们来说就被赋予了某种本质特征。而且，只不过以“符号圈地运动”[Semioticenclave]——借用乌贝托·埃科[Unberto Eco]的术语一一作为开端的理解，成了话语构型的一整套语言，并且开创了各种观点的全部氛围。说白了，其责任是重大的。格林伯格有一回曾写道，批判性地趋近艺术品的最佳时机是当它的新颖性已经逝去而它自身却尚未成为历史之时。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刻，艺术品的阐释最是未曾得到解决，最是易受攻击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批评家以即席命名的形式所作的当机立断，能够一劳永逸地封存它的命运。因此，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Critics as Artists]当中所说的那样，批评对艺术至关重要；批评把握、保存、培育、提升艺术。 　　　　由于对批评的效验估计不足，也由于对欧美上百年的现代艺术批评缺乏起码的参照，国内艺术批评多少尚处于黑暗中摸索阶段。最近10年来，虽有不少西方当代艺术材料被介绍进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甚至介绍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不甚了了(国内乱轰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即是明证)，或者以一种绕口令般的伶牙利齿在美术界捣浆糊，使本来严肃的学术工作往往成为一场混仗。于是，甚至出现了——据说流行于美术学院——“西方艺术没有什么，他们要等到塞尚以后才有文人画”之类的荒谬绝伦的观点。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其中之一肯定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正当我们奋力抵抗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曾几何时，中国中心主义早已偷偷地从后门溜回来了。事实上，它又何曾从我们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血液中离开过?将艺术界(包括艺术教育界)观念的混淆单纯地归结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因为批评的原义之一就是“辨析”，亦即使观念尽可能清晰地得到表达)，可能失之简单。但是，对西方艺术批评的漠视与无知，已经让我们的学生吃足了苦头。 　　　　后果之一便是今日中国艺术走向了两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极端。在一极，艺术成了一种单纯的笔墨游戏与自娱自乐，一群与当下感性毫不相关的文人雅玩或匠人的玩意见。这类所谓的画家像龟缩在洞穴中的爬行类动物，固执而有耐心地蛰伏在他们的弹丸之地，他们坚固的硬壳足以抵挡任何来自外界的风雨的骚扰，社会的转型、生活的演化、感受性的变迁、审美观念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或者干脆是不存在的。其理论依据据说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化矛盾学说，一种认为在经济一技术、政治一社会与审美一文化之间有着不同步的结构的观点。问题在于，在贝尔那里只是一种“事实”[fact]的描述(还是相互“矛盾”的事实)，到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却成了一种可以遵照无误的“规范”[norm]。另一种理论据说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问题情境”，学说与贡布里希[E．Gombrich]的“图式理论”，一利认为艺术史的风格是艺术家在一定的情境中解决艺术问题的结果的思想。在这儿，波普尔的多样性的“问题情境”被许多人还原为单纯的“形式问题”，而在贡布里希那里是如此丰富而多层次的“趣味逻辑”则被简化为纯粹的“程式与匹配”的“形式课题”(好像贡布里希从来没有关心过趣味的变化似的)。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另一个理由据说来自“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逻辑的观照”。在他们的观照中，20世纪的所谓“三大艺术思潮”，即主张水墨画西化的徐悲鸿与主张中西融合的林风眠都或多或少地失败了，唯独主张“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各自迈向各自高峰”的潘天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一道，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岸的大师。本书作者无意否定上述诸人的成就，对诸大师之间(包括徐、林在内)的排队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我想指出的只是这样一个从未或很少处在人们反思范围中的事实：即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在上海)是如何在上世纪中叶的政治运动与保守主义分子的群起而攻之之下渐渐消亡的。所谓“三大思潮”，不管是西化派、融合派还是距离派，在我看来，只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而20世纪中国艺术史真正的三大思潮中，只有文化保守主义获得了空前成功，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在国内就没有得到过心悦诚服的承认，如今则早已成为新左派批评家反刍的草料，而现代主义的罂粟却像昙花一样烟消云散。但是，它顽固的毒素在被压抑了整整30年以后，终于在80年代中期悄悄绽放。 　　 第二个极端——在我看来是一个更阴险也是更恶毒的极端——就是在90年代以后以发烧似的热度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病毒：后现代主义。正如在欧美，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特别参见法国少壮派理论家费里与雷诺[LucFerry and Alain Renaut]对后现代老大师们的反击之作《60年代的法国哲学》[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以及伊格尔顿[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也是80年代末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新启蒙运动受挫的结果，从此，后现代主义立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最佳救命稻草，并加速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在反对现代主义这一点上的同盟，再次完成了对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扼杀(情形与40年代末有着惊人的相似)。 　　　　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西方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猖獗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80年代初，主要由于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水岭之作《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An UnfinishedProject]的宣读，西方思想界开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强大的批判运动。80与9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可以被归结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这在思想界表现在伽达默尔／德里达[Gadamer／Derrida]之争、哈贝马斯／福柯[Habermas／Foucault]之争这样的大师级理论交锋中，表现在法国新生代思想家费里与雷诺等对前此20年中拉康[Lacon]、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Bourdieu]、博德利亚尔[Baudrillard]、德勒兹[Deleuxe]与利奥塔[Lyotard]的压倒性后现代思潮的直接对抗上，体现在德国中生代思想家魏尔默[A．Wellmer]、霍内特[A．Honneth]与法兰克[M．Frank]对法国思想的全面挑战中。在批评界体现在希尔顿·克莱默对后现代主义“庸人的报复”(参同名批评文集The Revenge of the Philistines)所作的反击上，体现在哈贝马斯与魏尔默对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所作的驳正上，也体现在艺术批评界持久的“沃霍尔[wlarh01]还是博伊斯[Beuys]”的争论中。在艺术运动中，它不仅体现在德国“新表现主义”对美国波普艺术的宣战中，体现在98－99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波洛克EPollock]大型回顾展中(并比较80年代批评波洛克及其高度现代主义的著名论文集《波洛克之后》[Pollocck andAfte门，以及99年出版的“批判之批判”论文集《波洛克：新的取向》[Pollock：New Approaches])，还体现在人们对晚期德朗[Derain]、巴尔蒂斯[Balthus]与莫兰迪[Morandi]的具象绘画的那种持久高涨的热情中。 　　　　90年代以来，几个特殊的案例事实上已经宣判了作为一种持续的哲学、思想文化与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死亡，尽管它的某些假设还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是拙著《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的结论之一。在这些案例中，“海德格尔[Heidegger]事件”、“保罗·德·曼[Paul de Man]事件”与“索卡尔[Sokal]事件”具备足够的典型性。据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只有维特根斯坦EWittgenstein]一人堪与媲美。但是，海氏将希腊的存在本体论、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与现代的逻辑本体论，一视同仁地概念化为“存在一神一逻辑学”[Onto-Theo-Logik]是一种典型的削平论。相应地，他将苏格拉底以后的整个西方历史一律视为“远离神的黑暗”，并于20世纪来到“黑夜之夜将达夜半”的最黑暗时期，也是对西方历史的过分简化的图解(显然是尼采的反启蒙思想“人类历史不是一部进步史，而是一部退化史”的翻版)。由于海德格尔戴上了这样一副哲学墨镜，他就不可能对20世纪现实中的色彩与层次做出区分，从而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一律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在他看来，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统统都是“同一回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德国纳粹运动中以及在其后的“非纳粹化”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事件”的复杂之处固然不容许人们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与他的在世行动中做简单的彼此类推，亦即，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纳粹行为，或者说海德格尔一度的行为证明了他的思想是纳粹主义的，这都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宽泛一点讲，德国20-30年代右翼知识分子(海德格尔、容格尔[Ernst Junger]、舍勒尔[Max Scheler]、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汉语学界”右翼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四尔”)叫嚣着大地、鲜血、战争、种族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点关联，那也委实太天真了! 　　 上世纪60年代，基本上由尼采与海德格尔培育出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后，在美国获得了更为露骨的后现代主义动机。正当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而遭致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的合法性危机之时，由德里达打头，所谓的“耶鲁四人帮”为后盾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地在全球漫延开来。其中最著名者，叫保罗·德·曼。此人极其聪明，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其基本观点是，一切文本都是作者袒露与隐瞒的运作，记忆与遗忘的策略。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而写作与阅读则构成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揭露与掩盖、设访与投射的游戏。80年代末，从他年轻时期的某些档案材料中，人们发现了他原来是纳粹时期一个积极的反犹主义者。于是，美国大学特别是英文系里那些天真的解构主义信奉者们，突然惊讶地意识到了某个事实：解构主义与罪恶意识的压抑(遗忘)之间的不经意流露的关联。 　　　　90年代初，美国的“索卡尔事件”使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点美丽幻象也破灭了。索卡尔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他花费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诈文，其中充满了常识性科学错误同时却充斥了后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奇思妙想与时髦术语，并把它投给了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刊物之一《社会文本》[SocialContext](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上宾詹明信[F．Jameson]是该刊的主编之一)，结果是，此文被登了出来。尽管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远未为人们充分意识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举表明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学术水准已经下降到了何种荒唐的地步。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上述三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破产。“事件”之所以为“事件”，乃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热情，因而卷入了无数文献。围绕着这些事件，人们能够组织起纷纭的思绪，从而给予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实体表现的形式。而这个时代精神状况则是：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应当被理解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的一种病理症状对一点已经获得了清楚的自我意识。后现代主义以其智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与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即便在最为流行的时候，也没有逃脱西方有识之士的尖锐批判。本书多次提及的哈贝马斯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后现代主义看成西方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一个反题。现在，走向终点的反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锋芒，一种新的综合开始到来。那就是“后现代之后”：魏尔默与霍内特之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观，当作如是解。然而，本书作者宁愿坚持一种拓展了内涵的现代主义立场，并认为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或贝格尔的“后前卫艺术”的提法更为可取。因为，如果说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正题，那么，贝格尔所说的旨在摧毁现代主义自主原则的“历史前卫艺术”[historicalavant－garde，指达达主义、早期超现实主义与苏俄前卫艺术]才是现代主义的反题。而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以杜桑[Duchamp]为代表)的延续，某种意义上则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的一个搞笑的美国版(以沃霍尔为代表，参本书所述胡伊森精彩的分析)。因此，导源于对现代性的敏感意识的现代主义，其潜力远未穷尽，而它在遭遇历史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反而显出了更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本书结论中所说的“无边的现代主义”的基本意思。 　　　　然而，正当后现代主义在它的原发地已经走向终结的时候，它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与某些论者不同，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学术界与艺术界鹦鹉学舌的结果(所谓“话语的平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更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动机。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总体性、反主体性、强调动态过程胜于静态结构，与中国前现代性思维是如此合拍，以至于人们稍加思索就不难从后现代主义当中辨别出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扬的后现代主义视觉美学：非线性几何、不对称、反崇高、散点透视乃至中国园林式“后现代空间”……也与中国前现代性美学如出一辙。不是偶然的是，西方鼓吹后现代主义建筑最起劲的查尔斯·詹克斯先生的太太就是一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家。而欧美某些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到中国来兜了一圈后欣快地大叫“后现代建筑在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于是，贫困时代的灾难性混乱、粗野的地方性崇拜与不加克制的复活主义立刻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前卫性。而近年所谓“经济起飞年代”的那些拙劣的伪现代建筑与陈词滥调的现代主义当然不加区分地被宣布为“现代主义的垃圾”。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落脚的时候，正是80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启蒙”遭到重创的时候。这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干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由9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出版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开路，北大与中国社科院一路高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出版事业大游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后殖民文化批评》，直到蔚为大观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似乎只有后现代主义分子才配称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显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后现代主义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左派眼里，难道还有比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主义、理性社会的大监狱、西方中心主义的险恶用心、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全球化的谎言，宣扬身份与差异、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更好的东西吗? 　　　　与保守主义者忽然从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中国前现代性的新的合法性一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从西方后现代主义“没有底盘的游戏”(德里达)、“一切皆可”(邓托)、“快乐的虚无主义”(奥利瓦)以及“正经不起来”(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那里，发明了“政治波普”、“泼皮现实主义”、“新文人画”、“玩得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以及各式各样假冒的观念艺术。但是，与保守主义的危险不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危险并不在于它成了与当下感性全然无关的形式玩物与装饰，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不顾一切形式法则与视觉质量的纯粹的观念。西方“历史前卫艺术”的合理因素在于：他们的反形式[anti－form]与反艺术[anti－art]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特别是经典现代主义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正题之上的。这样，前卫艺术的反题才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语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卫艺术，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个别事件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效应。不仅如此，它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以貌似激进的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代性的先天不健全；并以这种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诉求。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我读到了英国著名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的如下一段话：“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的机构，中国在进口减肥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殖民主义的进程有助于在好坏两方面剥夺第三世界社会的发达的现代性，现在这个进程让位于新殖民主义的进程，由于这个新的进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现代性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性的旋涡。这样，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岳现代性日益戒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一个进一步的矛盾是，在古老与先锋的痛苦张力中，在文化的领域里，再造了一种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经典条件。”(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第139页)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经典条件，本书暂且不论。这里能说的是，从意识到我们的参照系的情形——西方现代主义事业的未竟使命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幻觉——的那一刻起，这种条件就已经在形成之中了。因为，意识的照亮之处，正是救赎的开始之时。本书作者并不自命为这一救赎的努力当中的一部分。我只能满足于在四处弥漫着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雾中保持清醒的尝试，并且坚信，正如文化保守主义一后现代主义同盟曾经欢呼雀跃地宣布中国可以并且应当绕过现代性直接跃入岳现代性是一场白日梦一样，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乃是中国艺术的命运的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纸谎言。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工业社会”的美梦，然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法则、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则，乃至于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而我们在走向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无不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从思想意识到行为习惯上真正确立主体性——黑格尔认为的现代性的本质——的基础地位。回顾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狂热对“主体性”的嘲笑与“解构”，难道还不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吗!事实上，文化的中断与意义的失落(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的曲折与反复)、社会的未分化和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虚假团结，以及个性的匮乏，解释了以下社会现实：由于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的笨拙，以至于“创新”需要被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由政府来加以提倡；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种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现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础，以至于“诚信”居然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礼仪之邦”在遭遇现代市场法则与新型人际关系时的最大问题；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与20世纪极左派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义的压抑，以至于“个性”的不健全始终成为中国各种社会现象最有解释力的终极原因：由于缺乏个性，整个社会才循环地陷于各种“群众运动”之中；由于没有个性，整个社会才经常承受着未分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多元的价值体系及其相应的多元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一个庞大的无边无际的来分化社会的海洋(特鄹是农村)，为顽固的文亿保守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雨一个尚来形成自我意识中心、自我价值定位与自我道德承担的“无中心的”[non－centered]个人。恰恰成了“去中心的”[de－centered]、啕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和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的最佳温床。 　　 本书出版之际，我感到更加有必要感谢徐岱、高力克、毛丹、孙周兴、刘翔诸位先生，他们把我从结束学生生涯不久后的那种心智懈怠与无所事事中挽救了出来。回顾近十年的学术道路，我所取得的每一次转机都与他们在浙大玉泉校区所营造的智性氛围有关。对老浙大的怀念已成为一种珍贵的人生体验。没有一种氛围，一个人什么也干不来。因为你不可能在毫无氛围的情况下凝聚起纷乱的思绪。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有幸前往剑桥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剑桥大学艺术史系主任Dr．Binsky，他的热情好客使我得以自由地使用他们丰富完备的系图书馆和幻灯资料室。而Dr．Alice Mahon的现代艺术史专家与三一学院Fellow的双重身份，不仅给予了我直接的专业指导，而且还让我领略了最古老学院的日常生活气氛。我在剑桥的东道主哲学系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剑桥名士”们的风采。Dr．Raymond Geuss令人惊叹的慷慨博达与逸情雅致，常常令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他的个人背景(出身于美国、长期就学与就勃于德国)及其德国思想史的学术背景，让我在一个视哲学基本为数理逻辑的剑桥环境中找到了“知音”。本书的最后体例就是在与他的无数次讨论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其后去欧陆的游历虽然短暂，但至少部分地实现了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编织的梦想。艺术在这里　　见证了天地人神四方际会、供奉与馈增的游戏(巴台农神庙)，见证了古典时代的英雄精神(万神殿)，见证了中古时期神明与圣明的在场(“欧洲大教堂”)，也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性与神性的卓越平衡。置身于欧洲就是徜徉于艺术。置身于欧洲意味着要回答如下问题：艺术之为美的形式如何与艺术之为真理的在场以及艺术之为道德的进盼相互关联?[How an art as the beau tiful form is related to an art as the present of truth and the stageto morality?]置身于欧洲还意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一种伟大的文明如何屹立于地表，以及在这种伟大的文明中，艺术能够扮演何种伟大的角色?欧洲是真理的声音战胜虚无主义的历史本身，是道德的力量战胜犬儒主义的历史本身，是艺术的激情战胜猥琐无聊的历史本身。而这一历史本身又是如此直观地凝固在欧洲的城市建筑、广场、雕塑以及各大博物馆中!我在欧洲的经历使我懂得，一种伟大的艺术如何可能，以及一种伟大的文明最终怎样结晶于伟大的艺术之中!这一信念已经深深地沉淀于本书的血脉中了。 　　 在我感到有必要感谢的人当中，范景中先生的位置绝对位于前列。我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人当中至少有两人(波普尔与贡布里希)与他的出色工作有关。因此，当范先生询问我可否将此书交给中国美院出版社出版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对写书的人来说，没有比遇到一位好编辑更幸运的事了。周书田女士热情而又高度负责的态度使本书得以最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她不厌其烦地编选与调整大量插图，也使本书严肃的理论面孔变得可忍受了。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感谢一直陪伴我左右的两位女士。她们对我的爱怜与纵容是我生活中的永恒慰藉。刚到欧洲时的单身生活使我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她们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她俩的到来使我的生活得以恢复，并着手此书的写作，因此，把它献给她们，理所当然。　　

Storytelling in the new Hollywood:understanding classical narrative technique

作者：  (美)克莉丝汀·汤普森(Kristin Thompson)著;李燕，李慧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2009

简介：　　 在这样的一本读起来既生动有趣又能启人深思的书里，克莉丝汀?汤普 　　森为我们做了一次深入的对于好莱坞叙事艺术的分析探讨，告诉我们它们 　　是如何被用以制造出情节紧张复杂却又极易理解而且颇富娱乐性的电影。 　　她同样解析了现代好莱坞电影的神话，指出现代好莱坞电影是建立在一种 　　与片场时代黄金期大不相同的叙事体系之上。 　　 通过对大批从1920年代到1990年代影片的分析——从默片时期的冷面 　　笑匠基顿的《待客之道》到经典的《卡萨布兰卡》再到《终结者2》，汤普 　　森解释了用于影片叙事的几个重要元素：目标明确的主人公、双情节线、 　　对白勾连。她也通过例证分析说明了“三段式结构”这种被电影从业者和 　　媒体评论者广泛使用的概念，实际上并不能解释好莱坞影片的故事是如何 　　被组织起来的。 　　 接着汤普森条分缕析展示了古典叙事艺术是如何在自1970年代开始的 　　新好莱坞时代的十部获得票房及评论双赢的成功之作中起作用的：《窈窕 　　淑男》、《回到未来》、《沉默的羔羊》、《偷天情缘》、《寻找苏珊》 　　、《莫扎特传》、《猎杀“红色十月”》、《温馨家庭》、《异形》，还 　　有《汉娜姐妹》。作者还附带分析了造成1990年代以来的好莱坞电影质量 　　明显下降的原因所在。对于广大影迷、学者以及电影人等来说，她的研究 　　成果都是极富趣味的。 　　

大学音乐鉴赏

作者：  陈景娥编著

出版社：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简介：　　新时代的大学生，应当在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学会鉴赏各种各样的音乐，是美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今天的大学生在音乐鉴赏方面也应当有广泛的视野，不仅要能欣赏中国音乐，也要能欣赏外国音乐；不仅要能欣赏各个时期专业作曲家创作的优秀音乐作品，也要能够欣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民间音乐。 　　 笔者在浙江传媒学院为大学生开设音乐鉴赏课程多年。在教学的过程中，笔者认识到，要教会学生欣赏各种风格各异的优秀音乐作品，首先应当让他们掌握音乐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同时要以他们的母语音乐为基础。正如没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基础不可能阅读和鉴赏中外文学名著一样，连简谱都不认识，对音乐的基本常识都不了解的人，也很难对音乐进行深层次的鉴赏。另外，就像学习外语必须要以母语为基础一样，音乐的母语也十分重要，如果连本国和本民族的音乐都不了解、不会欣赏，对其他民族和外国的音乐作品就更难于理解其含义、鉴赏其美妙之处了。本人在多年教学工作中取得的实际经验基础上，编写了本书。 　　 较之以往已经出版的同类教材，这本教材的涵盖面比较广。它从介绍音乐常识和乐理基本知识人手，进而介绍我国各民族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进而介绍外国民族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现代音乐，对流行音乐也有所涉猎。 　　 本教材应当在一学年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以每学期上课18周，每周2学吋计算，总共上课的时间是72个学时。如果要在一个学期内完成，内容则应当压缩。 　　 为了给教师提供更多选择作品的机会，本书中讲解的作品较多，教师可以按照学生的实际情况，有所取舍。

Music Story

作者：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马晗，治梅编译

出版社：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

简介：房龙关于西方古典音乐的力作。全书娓娓道来，平易近人。高雅的音乐，经典的旋律，名垂乐史的大师，仿佛就在你的身边。

高等院校大学生素质教育系列丛书,设计卷

作者：  薛锋主编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赏析：中国古典园林数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孕育、生长、并发展成熟。她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和内涵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世界园林中独树一帜。它不仅综合了多种艺术形式，如：山水画、书法、建筑、雕塑、植物学、园艺学等，更重要的是她反映了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人们都喜欢用诗情画意来形容中国园林的美。中国古典园林的构造，主要是在自然山水基础上，辅以人工建筑，以人工手段效仿自然，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意境。中国古典园林通过对各种造园要素的艺术化处理，充分体现了建造者们的文学艺术修养和哲学思想的至高境界。中国的古典名园，更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内涵深厚的园林构造艺术。所以，本书不仅对中国几大名园著名游览景点作了介绍，同时结合中国园林的特点，从美学价值、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等方面，提供详尽的资料与分析，使得游览中国古典名园的人们，在畅游之时，也能大量增加历史、文化、艺术知识，深刻感受北方园林之壮美和江南园林秀丽曲婉之美的情趣，潜移默化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陶冶。 本套书还包括：中国民居艺术赏析、图形创意设计、产品模型制作、生态建筑入门、家具与陈设赏析、公共视沉艺术赏析、工业设计赏析、现代景观设计赏析、中国民间美术赏析。

美术人类学

作者：  徐建融著

出版社：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0

简介：　　《美术人类学》主要讲了：黑格尔美学是人类艺术史上的一座大厦。基于“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定义，他在《美学》中将人类全部艺术的发展纳入到由象征型而古典型、由古典型而浪漫型的庞大体系，在艺术史的每一个阶段各有其独特的艺术类型和代表的艺术种类。最初的类型是象征型艺术，以东方民族的建筑为代表，其特征是用离奇而体积巨大的符号来象征一个时代、民族的抽象理想，而产生的印象是巨量的物质压倒心灵的崇高风格。继象征型艺术而起的是古典型艺术，以希腊雕刻为代表，其特征是静穆和悦，精神内容与物质形式达到完美无间的契合，由此，认识到感性形象也就同时认识到它所显现的理念。古典型艺术的解体导致浪漫型艺术的泛滥，以近代欧洲的基督教艺术包括绘画、音乐和诗歌为代表，其特征是动作和情感的激荡，把无限自由的“自我”精神抬高到超于物质的地位。精神超于物质意味着内容与形式的分裂，这种分裂将不仅导致浪漫型艺术的解体，而且也终将导致艺术本身的解体。因此，浪漫型艺术正是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届时，人们不能再满足于从有限的感性形象去认识无限的精神，精神就将进一步摒弃物质，以哲学的概念形式去展现自身、认识自身，于是，艺术最后就要让位于作为世界灵魂工具的德国哲学。

中国电影意境论

作者：  刘书亮著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本文用中国古典艺术的意境理论为立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特征和人文精神，研究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媒介，其创造、表现意境的条件、基础和可能性。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旨在从中国民族文化的源头上系统梳理意境理论产生的根源，及其发展脉络和理论构架，并在此基础上贯通与电影的关系，阐明电影具有创造意境的可能性。第二章旨在梳理中国电影意境理论的发展脉络，总结前辈们在电影意境创造和意境理论研究上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本文的主旨。第三章旨在研究电影意境之物质构成因子的作用。从中国古典哲学的元气论、“天人合一”论及中国建筑美学之“建筑意”说等出发，阐释、论证了中国电影中那些产生意境之美的作品之所以选择自然山水、田园和古城、古镇、古村落为环境的原因。第四章从电影的工具和载体特性，亦即电影本体上论证了电影创造意境的可能性，同时还进一步论证了电影的另外两个要素：蒙太奇和声音在创造意境上的作用。第五章的主旨在阐明电影意境的生成机制。第六章以王国维对意境分类的方法为基础来研究电影意境的审美形态和体式。

Principles of rt History

作者：  (瑞士)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著;潘耀昌译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系欧美国家很有影响的一部美学和艺术史著作，被列为相关学科师生的必读课本。作者把文化史、心理学和形式分析融为一体，将古典风格和巴罗克风格置入一个二元对立的体系中加以比较，剀切地论述了欧洲文艺复兴艺术风格的历史嬗变。全书以五对基本概念为准则，熟练地驾驭大量的视觉材料，从素描、绘画、雕塑、建筑等角度，试图回答下面的问题：古典艺术与巴罗克艺术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不同的民族、时代是否存在共同的模式，构成表面上杂乱无章的艺术发展的基础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人们对同一幅画或同一位画家完全不同的反应。

晚明江南文人意趣与居室陈设思想

作者：  王树良著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　　明清两朝是我国江南文人园林较为发达的时期，不仅园林数量众多，还出现了造园名著和文人造园家。近几十年来有关中国古代造园设计的研究成果甚多，著名的有《说园》、《江南园林志》、《中国园林美学》、《园林与中国文化》、《江南园林论》等学术专著。这些著作主要是从园艺学的角度对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进行研究，相对而言，园林建筑中的居室陈设研究有些不足。居室陈设艺术不仅是整个园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园林设计深入发展的结果。与叠山造景、楼台亭榭更多的受制于结构、材料、技术、财力等外在要素不同，居室陈设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文人居室陈设与文人生活的联系更紧密，更能体现文人这个特殊群体独特的意趣、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因此，尤其需要研究者加以关注。本书以高濂的《遵生八笺》、计成的《园冶》、文震亨的《长物志》、李渔的《闲情偶寄》等晚明江南文人著作为主要依据，结合江南社会背景以及文人生活、思想和审美意趣特点，阐述晚明江南文人居室陈设思想的几个重要特质：（1）“随方制象，各有所宜”的居室陈设原则；（2）“文心匠意”的居室审美情趣；（3）追求“人生自适”的艺术化生活态度；（4）“以人为本”的生活化设计思路，简要评析其历史意义和时代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