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onology of Xian Gang and Xiao Yi

作者：  吴光兴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简介：本谱自梁天监二年（503）至陈天嘉元年（560），逐年谱叙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兄弟的本人事迹、所与交往及相关背景，广泛涉及当时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南北朝交通等方面情况，是关于南北朝对立时期南朝梁朝一代的一部“综合的历史”。“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的南朝鼎盛时代，攸关梁朝生死存亡的两大政治事件“侯景之乱”、“江陵覆亡”，闻名于史的梁武帝佞佛，玄学史上的大同玄风，文学史上的宫体诗风，书中均有详细考证与反映。 本书以萧纲、萧绎为中心，涉及事迹可考的各色人物八百多人，徵引文献一百五十余种，军国大事与日常琐事、传闻轶事兼收并蓄，展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中古贵族（特别是皇族）生活的历史画卷。

元曲三百首:最新彩图版

作者：  (清)不题撰人原著;王燕生编著

出版社：京华出版社,2008

简介：宋朝的没落，让元朝的铁骑乘虚而入。在蒙古人统治天下的那段时光中，汉人、南人备受欺凌。蒙古人轻视南朝文化，因此元朝的诗歌便告别了唐诗、宋词的优雅，转而向一种“草根”方向发展。同时大量的爱国文人由于不堪忍受外族的侵入，于是便纵情于茶房酒肆，寻欢于烟花柳巷，终日与伶人厮混，饮酒填曲遣怀。于是元曲诞生了。 这并非是说元曲没有文化底蕴，恰恰相反，因为元曲的出现，中国的诗歌第一次从文人的专宠中脱离出来，而更加亲密地融入到了民间。 本部《元曲三百首》，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加以组织、整理，并运用准确、流畅的白话文进行翻译。编者在每一篇诗作前插入了诗作的创作背景，使本书的知识含量最大化，从而能够与作者迟到最大程度的共鸣。同时，大量切合正文内容的彩色文物、艺术图片，使本书的文化内涵有了丰富呈现。

作者：  

出版社：

简介：2006年7月18日，一条来自欧洲瑞典的仿古商船出现在珠江人海口。在 中国领航员的引领下，这艘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能行驶的帆船，经过广州港桂 山锚地、广州南沙集装箱码头，徐徐驶进广州南沙客运港。 哥德堡号重返广州，首次访问中国的瑞典国王、王后以及人数众多的瑞 典贵宾受到热烈欢迎。数百名服务于不同国家和不同媒体的记者，把哥德堡 号抵达广州的消息，第一时间传遍世界。中国和瑞典的电视机构进行了空前 规模的卫星现场直播。 官方的欢迎仪式之后，哥德堡号分批搭载特邀嘉宾沿珠江北上，这些嘉 宾中，有参与过哥德堡号重建的志愿者，也有资助过哥德堡号重建的瑞典富 商以及他们的重要海外贸易伙伴。经珠江中航道，短停黄埔新港、黄埔老港 和内四码头以后，7月21日，哥德堡号正式驶进广州城区，停泊在洲头咀码 头，在这里供广州市民登船参观一个月。 这一天，白鹅潭上龙舟竞渡，鼓乐齐鸣，独具岭南特色的欢迎仪式让瑞 典贵宾和市民大饱眼福。到了晚上，这里还将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 大船西来，广州成为狂欢之城。 珠江哺育了广州。广州的先民们在这里开疆拓土，祈求五谷丰登；织网 造舟，希冀年年有余。许多神奇传说，许多风俗习惯，记载了珠江岸边、白 云山下广州先民筚路蓝缕的故事，记载了广州延绵几千年沧海桑田的发展与 变迁。 “西来初地”见证了广州作为中国海外交往与贸易门户的历史。“西来 初地”在现今荔湾区西关下九路西来正街一带。隋代以前这里是珠江江岸， 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公元526年)，天竺国(今印度)高僧菩提达摩东渡到广 州在此登岸并建造西来庵(今华林寺)。后世信徒均尊奉达摩为中国佛教禅宗 始祖，所以他登陆的地点被称为“西来初地”。 和大名鼎鼎的达摩一样，在漫长的岁月中，随船西来抵达广州的客人络 绎不绝。他们大多是借助“海上丝绸之路”登陆广州的。 在遥远的秦汉年代，与陆上“丝绸之路”对应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 形成。《汉书·地理志》记载了现知最古老的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航线： 满载丝绸的商船由番禺(今广州)出发，经广东徐闻港、广西合浦港，过南海 、马来半岛海域，进印度洋、印度半岛南部海域，到达已不程国(今斯里兰 卡)。公元前1世纪，中国的丝绸已成为地中海国家最珍贵的衣料，而外国的 香料、金银器、奇珍异宝等也从海路运抵广州。 广州海外贸易的兴起肯定和广州人在造船和航海上的天赋有关，广州的 汉代墓葬里出土了十余艘各种各样的船模，还有罗马的玻璃器皿、非洲的象 牙、波斯的银器等等来自外国的奇珍异宝，这些珍贵的文物说明广州当时的 海外贸易非常红火。P5-6

三十六计:最新图文版(文白对照实例点评)

作者：  [春秋]孙子原著;罗克祥等编译

出版社：京华出版社,2004

简介：为让广大读者能够真正与国学亲密接触，京华出版社去芜存菁，在卷帙浩繁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精心挑选出一系列国学经典。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通过释疑、修饰、考证、援引等，汇编成为《中华国学传世浩典》丛书，以飨读者。 　您现在所看到的《三十六计》便是丛书之一。 　 《三十六计》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遗产之一。“三十六计”这个词的出现，远早于《三十六计》的成书年代，语源可考自南朝宋将檀道济。是以有“金玉檀公策”这样的句子。及明末清初，引用此语的人更多。于是后人将其汇编成书，编撰成《三十六计》。但此书为何时何人所撰已难确考。 这部最新彩图版的《三十六计》，编者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加以组织、整理，并运用准确、流畅的白话文进行翻译，将三十六条战争中的计策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更为巧妙的是，编者在每一条计策之后又补充了大量的战争实例，使本书的知识含量最大化，真正达到活学活用的目的。同时，大量切合正文内容的彩色文物、艺术图片，使本书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 衷心地希望本系列丛书能成为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使您在品味国学博大精深的更多>>

题名页信息不完整，200字段信息取自封面

作者：  张炯，邓绍基，郎樱总主编;张大明卷主编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是我国将各民族文学包括台港澳各地区文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文学史著作。参加编写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的研究人员外，还邀请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福建、广东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部分学者。全书从先秦写到当代，规模宏大，篇幅浩繁，资料致力丰富翔实，观点追求科学明晰，评价努力实事求是，为积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夙愿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编写过程的若干认识和思考分述于下，以为序。 　　一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璀璨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的散文，以迄汉唐以后涌现的大量作家作品，无论是乐府、汉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元明以来的戏剧，无不名家辈出，佳作连篇，有如峰峦迭现，云蒸霞蔚。近代百多年来，尽管国家民族遭受侵凌，随着仁人志士不断振臂而起，救亡图存的呼声伴随革命的风雷震撼神州大地，文学从古文诸体裁的衰落中也如火中再生的凤凰，以焕然一新的身姿翩翩飞舞，重又呈现蓬勃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经历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文学经过新的时代的洗礼和痛苦的蝉蜕，更迎来了新的繁荣。我国是世界上具有几千年连绵不绝的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多民族的国家之一。历代我国文学的出色成就，都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手段。一定时代的文学总生长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它是一定社会文化土壤上凝结的人类精神的花朵。迄今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我国文明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除了早就认定的黄河文明外，其时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不但有石器、陶器，还有相当规模的祭祀和丧葬文化以及初步的龙形玉器；长江以南还发现了以良渚文化和巴蜀的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已发掘出六千年前的城市遗址。巴蜀三星堆的青铜器更以其有别于中原的独特造型显示了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灿烂。 　　在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自古便居住着许多族群部落。他们都以自己的文化创造、滋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而作为今天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许多族群部落逐步融合而成的。最初它是古代生活于中原一带的华夏族。当时华夏族的史籍把活动在他们四方的族群部落分别叫做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实际上，东夷又细分为鸟夷、莱夷、淮夷，生活在从河北、山东到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带；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包含长江以南的越族、苗族、濮族等多种部族；被称为西戎的则涵盖生活在西北和西南的羌、氐和后来被称为回纥、吐蕃等民族；而被称为北狄的则既有东北地区的貉族、肃慎，也有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据考，作为古代华夏族祖先的炎帝和黄帝的部族，前者原是西戎分支的羌族，进入中部地区后，与来自南方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不断发生冲突，被迫退到今天河北的涿鹿之野，后得到来自西北的黄帝族的帮助，打败了蚩尤，才建立了炎黄的部族联盟，但后来炎帝族又被黄帝族打败。这些部族的子孙在中原、华北地区就逐渐融合为后来的华夏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今天中华大地的古代各族群和民族既互相征战，也互相交融，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断有密切的来往，随着子孙的繁衍，有些民族迁移了，有些民族出现了分支，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汉、满、蒙古、回、壮、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都为辉煌的中华文学不断增添耀目的光彩。 　　我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诗经》是春秋时代经孔子删选而编成的。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国风》的部分便收有周代十五国的民歌，它的产地就超出原华夏族的地区。而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楚国人，当时楚国被中原华夏视为“南蛮舌之邦”，其族群多属古三苗所处的荆蛮地域，其风俗文化和语言都与中原地区有别。而长江以南曾与楚争雄的吴越，其先民史载有“断发文身”之俗，与中原民族也有差异。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及至自汉至唐，中经魏晋南北朝，既存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汉族统治势力进入其他民族地区的状况，也出现北方和西北各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原在中原的汉族不断向四方迁移的状况，从而使中华各民族在大疆域内进一步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不独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也带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样，参与文化交往和文学创造的，就不仅仅限于华夏族或汉族。唐代李氏王朝建立后，不仅册封内附民族的君长，还任用多民族官员，文化上更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自唐至清，北方游牧民族在关内相继建立王朝的便有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满族)。这些民族与汉族杂居，且有滞留福建、两广、云贵各地的。正是在各族人民分处各地又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的各个族群和民族都创造有丰富的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固然拥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各兄弟少数民族也涌现出许多作家作品。例如，三大英雄史诗——藏族、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此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王传》，虽同一源流，但在两族口头相承的发展中有某些差异的衍变。、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此外，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也很有影响，尤其是新近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还涌现了像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许多著名的古典名著以及著称于世的许多卓有贡献的作家。进入近现代，各民族文坛尤人才辈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友爱的真正实现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迄今五十六个民族差不多都已拥有自己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他们以各具民族风采的文学创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学做出新的贡献。 　　当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差别和不平衡，其中也包含历史上各民族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贡献与影响也有所不同。占有我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汉族，由于它的经济、文化各方面比较发达，它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有更多的贡献与影响应是自然的，但其他民族也以各自的文化和文学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傣族、苗族、彝族等诸多兄弟民族的史诗创作，便堪称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如马克思所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因而各民族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它们都有难以重复生产的文学艺术佳作，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难能可贵的珍品。像藏族史诗《格萨尔》长达百万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毫无疑问，许多兄弟民族史诗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无论神话、故事、传说还是歌谣，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作品，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还得到精益求精的不断加工，从而也构成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 　　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还使有些文学作品成为多民族的共同创造。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和洪水的神话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南方有些民族还共有关于盘瓠的传说。北方民族还有以苍狼、大树为祖先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同中有异，既说明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谱系和源头，又说明同一文化谱系和源头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又各有分蘖，而且相互影响。如楚辞对于后来汉赋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就相当明显。鲁迅曾指出，屈原的《离骚》比之《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汉唐两代气象恢宏，疆域广大，各族文学与艺术的交流更为频繁。新疆考古发掘的汉简表明，汉文化在当时已远播西域。《梁书》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高昌传》。。而西域的杂技、音乐和舞蹈，在汉唐更大量输入中原并被汉族所吸收。南北朝时代北方诸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族统治者都自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匈奴刘渊、刘聪国号北汉，刘聪乃至“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后，孝文帝更全面推行汉化的政策。鲜卑人的民歌也因用汉字译文记载而入文学典籍，如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由于北方民族给中原带来游牧文化的影响，北朝文风就变得雄健贞刚；而晋室南迁，大批中原的汉人到了南方各地，受感于新的环境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则使南朝文风产生与北朝相异的绮丽柔靡的特色。至于唐代诗人刘禹锡作的“竹枝词”，实借鉴四川巴人的民间歌谣；宋、元以来的杂剧的发展，与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喜好带表演的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藏族和蒙古族之略有差别的《格萨(斯)尔》史诗也证明了有关作品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近代以来，清代说唱文学的繁荣得益于满、汉等族的共同创造；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名作《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影响；当代汉族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借鉴和吸收哈萨克族民歌，也是著名的例子；而满族作家老舍、蒙古族作家李准、玛拉沁夫等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更为人们所熟知，老舍乃至被誉为汉语文学的“语言大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需要文字作为符号才得以书写、保存和传播。上古时代中华各族的语言大体南北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此外，还有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等。其后，文字的发展既有象形字，如见于甲骨文的华夏族古文字以及云南地区纳西族东巴文字；还有拼音字，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文字。自秦以来，华夏族的象形为主的文字从篆书发展到汉代的隶书，又发展到后来的楷书，汉字逐渐成为多个民族认同的书写文字与传播媒介，而汉语也在多民族的融合中不断获得丰富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黎锦熙曾提倡注音符号为音标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推广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以北京话为规范的普通话，更促进了汉语的广泛应用。如今汉语已成为我国许多民族普遍应用的语言，也成为我国文学中运用最广的语言。但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各兄弟民族同样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权利，有些民族因为没有创造文字，仍以汉字来书写。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多数兄弟民族不但拥有以自己民族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且拥有以自己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学作品。但不管用什么文字出版，不同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作为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仍然表现出各民族特有的生活内涵、文化风采与精神品格，表现出他们对于文学形式与风格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代各民族文学都对我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涵盖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史，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本书的撰写拟向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做出自己的尝试与努力。台、港、澳地区历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以来，这些地区处于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们的社会文化虽逐渐产生某些特色，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许多方面的文化基础，仍然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母系。它们以汉语、汉字为传媒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宏大系统。 　　二 　　一般来说文学的形态都经历了从不自觉的“前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简单形态的文学到繁富形态的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也必然或先或后会发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走向更科学的演化与递嬗。 　　我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段。但我国各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他们经历各社会形态的时间并非同步，也并非全部都经历上述的五种形态。事实上，二十世纪有的民族就从原始共产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至今仍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今天也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曾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篇》。他很早就看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这历史过程中，不仅文学的社会内容不断有变化与拓展，而且文学的观念和形态都不断嬗变。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意识形态还是混沌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宗教意识、哲学意识、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古代氏族的酋长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还往往兼任祭司与巫祝。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中还可以见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也常常交织在一起。古人发动征战、渔猎或分配俘获物时往往举行祭典和庆祝，巫祝不但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还载歌载舞。这种状况下，文学活动还未独立分离出来。当时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或颂唱歌谣，虽然也有审美怡悦功能，但这种功能又并未被强烈地自觉地意识到，而是与政治功能、宗教功能、历史教育功能等融为一体。所以，马克思曾把希腊神话看作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以后，自觉的专门性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意识才可能产生并分离出来，因而现代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便把前此的文学称作“前文学”。 　　我国古代的文学自然也经历了这种“前文学”阶段。散见我国古籍的许多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等，都是年代久远的口传作品，是属于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既有许多历史记载性的文字，也有祭祀性的文字。《诗经》的《雅》、《颂》部分，像《公刘》、《生民》等诗，就含有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成分。这类作品也是作为庙堂祭典载歌载舞之用的。楚辞中像屈原加工的《九歌》便多属民间祭祀的乐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主要都属政治、伦理、哲学或历史著作，但已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们在很长历史阶段内一直都被视为文学。可见古代的文学观念很宽泛，与今天我们以审美为主要本质特征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按照今天的观念，神话传说虽可属审美性的文学，而政治、道德伦理或哲学、历史著作，除非具有丰富的形象描写，一般都难以再承认是文学了。汉代曾把学术著作视为“文学”，而别称文学性的著作为“文章”。魏晋时代可以说是向自觉的审美意识的文学转变的重要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论的文章虽仍然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但他毕竟指出了“诗赋欲丽”的特征。而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而出，都越来越深入地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进行了探讨。《昭明文选》序也指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他们的论述对后人文学观念重在审美的嬗变起了先驱的作用。陆机《文赋》所论虽广泛，但谈及创作思维和灵感时指出：“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乃至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他的确抓住了文学审美性的基本特点，即借助于形象思维来传情达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还指出在这种思维中“神与物游”，乃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钟嵘《诗品》对于诗歌作为审美文学的特征尤有精到的论述。他把诗的创作过程概括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把诗的表现对象看作是“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把诗的作用夸张为“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并认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文论家的著作都重视词采，并将情、意、象三者统一，统视为文学具有审美魅力的特征，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上述主张不但促使后人把学术与文学分开，也把文与笔分开，并且广泛影响到此后作家对于审美文学的自觉创作。远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文论家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即有如此鞭辟入里的理论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也许由于历史传统的惰性，后来仍有许多文论家继续把不具形象性审美特征的文章也划入文学，即如陆机、刘勰论及文体时也兼及传统的众多文章品类，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文学观念的完全确立，则是近百年受到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影响后经过新旧文学观念的激烈斗争才逐渐完成的。在二十世纪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人们不难看到从宽泛的文学观念到具有审美自觉的文学观念终于确立的过程。这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崛起和西方近现代文论的译介与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文学作家更以自己越来越丰富的创作，为新观念的文学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鉴于我国文学发展的上述具体情况，贯穿古今的文学通史的描述，便不能不顾及古代的文学观念，而不能按照今天严格的科学分类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观念去划定文学的范围。进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论述，则范围便越来越严格。本书各编所论的文学，大体反映了我国文学观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三 　　文学的文体也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文学本身而言，先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自然早于书面文学。关于文学的起源有劳动说、游戏说、娱神说等等，各有各的道理。全面地考虑，文学的起源应是多种原因契合的结果。远古口头文学中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就孕育了韵文与散文、歌唱与叙事的分野，而口传文学的歌唱和叙事都带有一定表演性，所以，其中也实际孕育了后来戏剧的萌芽。迄今文学所发展的四大门类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我国都有悠长的历史。 　　上古歌谣的原始语言形态已不可考。相传黄帝时代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虽是后人记载的文字，但可以看出它不但富于节奏，而且押韵。《诗经》中所收的歌谣，多属四言，间也有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的，节奏与韵律都很强，是能够唱的。楚辞则多四言、五言、七言，宋玉的《九辩》更有多达九言、十言、十一言的，也都押韵。后来的汉乐府多为五言诗，间也杂有三、四、六、七言，虽押韵，却见出相当自由度。汉赋虽也富于节律，但它长于铺陈，所谓“铺采摛文”、“侈丽闳衍”，故一般被目为文类。只有抒情小赋，则较近乎诗。 　　诗之始，源出于原始民歌。历代文人诗的发展，也多得益于从民歌吸取营养。南北朝时代，南北民歌都颇多佳作。南朝沈约长于音律，首倡“四声八病”之说，从而促进了唐代五七言律诗绝句的完成。当然，唐代除了近体诗，仍有人作古体诗。中唐又从民歌兴起竹枝词、长短句，成为后来宋词大发展的滥觞。宋词元曲可谓一种新的诗体。由于与音乐和唱紧密结合，更为讲究音韵和声律，且分为不同的词牌和曲牌。而自宋至于元、明、清，乃至二十世纪以来，古体诗、近体诗和词、曲都不断有人创作。中国古代的诗歌由于汉字的特点，一般都句式整齐，能够吟唱，与音乐结合得十分紧密。但因此，久而久之便容易形成僵化的模式，到了明清以来不免缺少新鲜的活力，也难以适应人类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复杂和现代语言词汇大量增加、语法更趋细密的走向。所以晚清之际，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倡导“诗界革命”，提出“吾手写吾口”的主张。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诗的先声。自“五四”迄今的新诗在用白话写诗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与探索，虽不是都很成功，但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诗人发扬古典诗歌讲究意境、音韵和排比、对仗的传统，并向民歌和外国诗歌的长处多方借鉴与学习，使新诗可诵可唱，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产生了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就诗体而言，出现了民歌体、自由体和新格律体，后者便有四行体、八行体、九行体、十四行体以及楼梯体等等。就表现的内容及吟唱方式而言，又分抒情诗、叙事诗。前者还细分为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后者又分短篇叙事诗与长篇叙事诗。依题材还分颂歌、爱情诗、哲理诗、山水诗、讽刺诗等等。诗与散文交叉嫁接的还有散文诗。今天，虽然新诗构成诗坛的主流，但不同诗体的旧体诗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作者与读者，与新诗构成一正一副、双水分流的格局。 　　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中的纪事文，如《盘庚》。由于古今的散文已涵盖抒情、叙事的散文和游记、传记、政论、杂文、小品等多种文类，所以它在我国文学中向来也是大宗。清人所选的《古文观止》，反映的大体就是前此人们的散文观念。从审美特征的严格眼光看，其中有不少是缺乏审美所必备的形象性的。不过，从传统的文学眼光，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以及后来的《史记》也都被看作散文。二十世纪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多沿袭这种眼光。这从追溯散文发展的历程来看，应是必须的。或谓散文的特征就在于散，信笔由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要言之，散文区别于韵文者，除了内容的包罗万象外，形式上它应更无所拘束，更接近意识与口语的自由流动性。六朝以来的骈文虽有整齐对称的句式与节律，也称韵文，但长于描绘与叙事，于今文学史家往往也以文视之。而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的正是形式过于限制且一般华而不实的骈文。历代散文都有大量作家创作，明清之际小品文特别发达。“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体白话散文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港、澳等地都有很大的成就，品种也更加丰富。例如出现了鲁迅等许多作家笔下的杂文，出现了如今相当流行的随笔、速写与报告文学，还出现了讽刺小品与知识性的科学小品，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散文更有两次较大的发展，散文的题材、形式和风格都更加丰富多彩了。 　　戏剧的产生在我国大约与古代的俳优有较直接的关系。它们以兼说、唱的表演来逗乐观众。到唐代发展为参军戏，其说唱表演已有情节。至宋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和元杂剧兴起，戏剧的发展更臻成熟，经历明代的传奇，戏曲角色更多，有所谓生、旦、净、末、丑等。表演和唱腔都有一定程式而又丰富多彩。明中叶以来，传奇戏曲中的昆腔(昆曲)盛极一时。实际上各地的地方戏曲，如秦腔、弋阳腔、皮簧、梆子腔、闽剧、粤剧、川剧、楚剧等，也于近几百年间发展起来。有些地区还有戴面具的傩戏，而藏族的藏戏也戴有面具。至清代乾隆末年安徽的徽班进京，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某些长处，形成了京剧。我国的传统戏曲往往都是说、唱、歌、舞相结合，并在乐器伴奏下演出的。二十世纪初，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渐繁，西方的戏剧形式如话剧、歌剧也先后引入。至此，我国舞台上各种剧种更争奇斗艳。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歌剧在近几十年来都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更大力推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除改编传统剧目外，还新编不少现代剧目。六十年代继京剧现代剧目大会演，更推出所谓“革命样板戏”。地方戏曲一段时间里曾实际停演，但“文化大革命”后又都迅速复苏，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戏剧在其历史发展中，文学剧本的大批产生大致始于元杂剧。那时关汉卿、王实甫等作家创作了大批剧本，戏剧文学才算真正被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戏曲也多有剧本。现代话剧作为新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更是作家辈出，涌现许多佳作，成为纯文学中被读者重视和欢迎的文本。新歌剧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也陆续推出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三四十年代还盛行过活报剧和秧歌剧。随着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发展，这方面的剧作也迅速增多。由于借鉴西方的戏剧理论，我国戏剧家也把历来戏剧中性质不同的作品分类为悲剧、喜剧与正剧，按内容的长短又分为独幕剧与多幕剧以及戏剧小品等。 　　我国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重要体裁，其叙事技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古人认为小说始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向被轻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略》分为十家，小说家忝为末流，记有十五种书，凡一千三百八十篇，可惜其作品全部散佚。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唯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迄今能见到的作品，可视为小说雏形的，除汉以前的《穆天子传》，当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文人记录加工的民间故事传说与历史轶闻，如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小说的要素虽不离人物故事，而要义则在于叙述。唐人传奇在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展现人物的完整性格与命运方面，大大发展了小说的技巧。因此有些小说史家认为只有到唐传奇才是小说的真正开始。而唐代变文的说书人在讲述佛教故事上既丰富了叙事的技巧，又有接近口语的讲唱，实为后来宋代的话本小说开了先河。小说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产生有相当关系。宋代勾栏瓦舍出现的说书人，其听众也都属市井细民。说书人往往就是话本的作者并用口语讲述。这与唐代传奇出自文人的典雅手笔并主要供文人阅读有很大差异。话本大多是短篇，后来为吸引听众，逐渐发展了章回体的长篇，题材也进一步扩大，有讲史、公案、脂粉、朴刀捍棒等。小说走向成熟的高峰是明代和清代。我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长篇巨著，都出现于这期间。彼时短篇小说也很发达，收在“三言二拍”等书中的作品即可为证。《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佳篇也出现于清代。明清之际创作的各种长篇小说不下数百部。十九世纪末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极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功用，乃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从此兴起小说创作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热潮，如晚清的谴责小说、社会乌托邦小说。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实际失败的社会状况，又有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不仅使我国小说的内容大大改观和扩大，而且运用白话，向着世界现代小说的丰富形态迅行。不到百年间，微型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极大发展。就题材而言，出现了社会问题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道德伦理小说以及心理小说、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玄幻武侠小说，等等。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方式也不断有新的开拓，小说文体不但有传统的章回体与新体之别，而且有书信体、日记体、对话体等诸多体式，叙事人称也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交叉人称的区分。小说的叙述语言更有富于个性化的种种探索。 　　文学各种文体的演变，固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深究更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由。文体由单纯到繁复的发展，跟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情感、语言符号的不断丰富分不开。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不仅人们的思维情感越为复杂和细腻，语法更加细密，词汇与文字也不断增多，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审美视野也不断扩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一种艺术，它把握世界的创作题材也越来越广阔。这也自然地要求文学文体有多品类的发展。我国文学不同文体形态的嬗变，大体上也是体现了上述规律的。 　　四 　　古人概括我国的历史有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历史是合的时间长，分的时间短。夏代传世四百多年，商代传世五百多年，周有天下八百年，汉有天下四百年，唐、宋、明、清的统一也都有二三百年不等。正是这种长期统一的局面使得中华民族得以休养蕃息于广阔的疆域，形成具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的共同体，不但能从衰败中不断崛起，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大多衰落了，唯独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除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的原因外，跟中华民族具有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分不开。而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形式在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形成上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支撑着中国文学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以能够长期维系统一，造成分裂的局面一般都较短，其根本原因应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实际发展的特点有关。封建社会虽然在农村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我国自殷商奴隶制时代起，工商业便比较发达。迄今在黄河、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都普遍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就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发明，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城市的繁荣。《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齐国的临淄商贾云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秦始皇建都咸阳，宫室连绵数百里，其繁华富丽更远胜于临淄。秦始皇墓兵马俑的发掘，就能令人想见当时帝王拥有财富与工匠之多。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不仅从政治上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控制工商业，对盐铁之类长期实行专卖，依靠经济、文化、交通都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对全国进行统治。正是工商业的发达以及财富的积累和文化的昌盛，也吸引周边兄弟民族频繁交往和认同。应该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而文学对于促进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则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它不独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也是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文学并非纯粹的审美形式，文学作品总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情感意趣。我国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都有助于促进和巩固民族的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 　　第一，我国文学历来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对于社会的多种教化与陶冶功能。 　　崇尚自然与祖先，把它们神异化，这大概是原始人类共有的状态。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并出，百家竞起，其后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孟子等所创的儒家学说就一直成为超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老庄的道家学说也一直拥有相当的影响。在唐代，道家甚至被统治者崇奉为至尊。东汉以来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教义，也不断获得广泛的信徒。以提倡入世的儒学为主和以寄托于出世与来世的道、释为辅，三教互相渗透，构成了两千多年中国人奇特的心灵世界，使人们得意时沿着封建社会的等级与秩序努力奋斗，失意时又能藏身于超脱功名利禄的精神家园，逆来顺受，怡然自得，憧憬于虚无缥缈的世外或来世。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有效地维系着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我国文学的发展中，人们不难看到上述儒、道、释三家的强大精神影响，而且近代以前，文学传播一般也越不出三家思想的体系。自孔子以降，中国文学就十分重视思想性。古人提倡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所言的“志”与“道”主要就是儒、道、释三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在统治阶级强大控制与影响下的文人文学领域尤其如此。 　　当然，这三家学说都含有封建性的糟粕，道、释更有落后的迷信、愚民成分，但三家又都有准人道主义的一定博爱精神与民主性。如儒家的“仁义”思想、“民为贵”思想；道家的师法自然、疏狂个性的旷达思想与对社会不平的愤世嫉俗思想；佛家的慈悲为怀、超度众生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人类的发展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个人做起，而目标却指向了家国与天下，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集群利益高于一切的东方集体主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牢固基石。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的宏愿，都是上述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扬。佛家思想对藏族、蒙古族影响尤深，而伊斯兰教义对于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更被奉为至上。明末以来，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博爱精神，对我国文学思想性的扩大，也具有不可轻忽的影响。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族存在两种文化的学说，对于解释历史上的阶级社会的文化同样是适用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民仍然是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他们虽然也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们异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欲望、意志与情感，通过民间文学和某些作家文学也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而，关心人民的命运，同情人民的疾苦，揭露贫富的对立，抗议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追求公平与正义，便成为文学人民性的重要标志。这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秦风·黄鸟》、《魏风·伐檀》等诗中都能看得很清楚。屈原《离骚》的高度思想价值也在于它深刻的人民性。可以说，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作品。对人民命运与福祉的关注，也就是对构成民族最大集群的关注。这方面文学对强化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崇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确立，更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 　　我国文学对于思想性的重视，是与人们对文学的广泛社会功能的认识分不开的。孔子论诗，便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毛诗序》更认为诗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差不多把文艺的政治作用、认识作用和道德伦理的思想教育作用都说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所以在我国始终未能获得广泛信从，不是没有深刻的历史传统原因的。 　　正由于我国文学十分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教育功能，才使它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促进和巩固民族共同文化和提升人们思想品质与精神凝聚力的作用。 　　第二，我国文学中大多数兄弟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汉字符号也有助于促进民族精神的认同。 　　人类不仅是社会的动物，还是运用和依赖于符号的动物。而语符的统一，在形成民族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也不能轻视。象形表意的汉字作为文学的传媒，这种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形态的美。它非但有双声叠韵、排比对仗、音调铿锵等优点，而且形意相通，乃至言有尽而意无穷。与拼音文字必须与口语相一致不同，它的象征性使自己有可能成为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地方方言的共有符号。汉字的这种特点，使得古代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文，即古文有可能产生与发展。尽管它在表意上有难达细密的缺陷，然而却有精炼简洁的长处。在古代书写印刷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文言文相对比较利于传播。因此汉字的广泛运用，正是促进中华各民族减少交流隔膜，加强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积极的因素。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汉字之所以能在越来越广的范围被许多兄弟民族所共用，乃至传播到东方别的国家，与它以象形表意为主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当然，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采用的拼音文字也有它的优长之处。今天中华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里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使用自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汉字自身具有的一定优越性，它逐渐成为大多数兄弟民族所熟悉、所广泛使用的语言符号，则是事实。 　　五 　　从本质上说，任何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创造，都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产物。虽然意识总是存在的反映，但客观存在毕竟要通过人的主观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不过，在艺术创造实践中，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偏于对现实的模仿中获得快感；另一种是从偏于对自我思想、情感、幻想的表现中获得快感。两种状况都有艺术形式的创造问题。形式的独特而完美的创造，固与现实的启示有关，乃至直接从现实形式的提炼而得，而这种创造，也能使人获得一定的审美愉悦。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形式虽然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但在具体作品中，形式又总是从属于内容的，它总是一定作品内容的形式；当然，内容也总是一定作品形式的内容。即使有努力追求形式创造的艺术家，其作品仍然可以有偏于再现型或偏于表现型的区别。 　　上述不同艺术思维的类型也可以视为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从文学史上看，主张按照现实生活本来面目来描写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就属于再现型；而主张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或不曾有的样子来描写的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创作方法则属于表现型。当然，在漫长历史的复杂过程中，艺术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要比两种类型更为多样，也存在介乎两者之间或被称为两者不同程度结合的作品。 　　就我国文学而言，可以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主要的创作潮流。现实主义之所以区分于自然主义，是因为它不仅在表现上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而且它追求一种典型的概括。上古神话虽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它也是借助于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力的作品，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或至少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结合。而《诗经》中的大量作品多可归入现实主义，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则主要属于浪漫主义。它们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都影响至大。受到纪实史传文学影响的小说多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轨迹；而受到神话影响的小说则往往追随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我国社会公众长期受到儒、道、释三家的影响。儒家求实，倡入世，反对“怪力乱神”，而道、释两家却倡神鬼仙佛，崇尚虚幻的世外或来世。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多在创作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方法；而受道、释两家出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则多采取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唐代诗人中，这种分野较为明显。杜甫的“三吏”、“三别”之描绘战争的离乱，堪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态度也接近现实主义，所以他能写出《秦中吟》、《卖炭翁》这样的作品。而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明显，他的激情洋溢，笔之所至，汪洋恣肆，想象瑰奇丰富，当属浪漫主义的特征。后来的李贺被人称为“鬼才”，其想象之诡奇阴冷，荒诞不经，也近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但历史上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常常既有现实主义之作，也有浪漫主义之作，或者两者有所互渗的。即如唐之李白、杜甫，宋之苏轼、辛弃疾等大家也如此。戏剧、小说中的情形大体类似。如果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属现实主义，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呈浪漫主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是现实主义，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则主要是浪漫主义。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样既具史实根据，又有许多幻想和夸张，强烈表现作者思想倾向的作品，可否说它们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结合呢？晚清的谴责小说似可看作现实主义兼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变种；而梁启超、陈天华尝试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就纯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想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就创作的主要倾向而言，鲁迅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大师，郭沫若被奉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但细而论之，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便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倾向，而郭沫若的许多自传体作品虽不乏激情与理想，当然又有别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也立意于使文学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追求作品饱含社会未来合乎规律性发展的理想。尽管创作实践存在许多问题，但也不无一些成功的经验。八十年代后，虽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流风，涌现了许多表现主义倾向强烈的先锋派作品，可是，文坛上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潮流不容忽视。它虽然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叛出现于文坛，但在它强烈的自我表现的倾向中也还不同程度地包含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在艺术形象上更多表现为现实的扭曲、夸张、荒诞，乃至运用完全超现实的、象征的、抽象的笔法。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标榜反传统、反文化，提倡隐蔽创作主体感情的客观的“真实主义”，以及追求语言游戏与拼贴结构，力求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别，然而其具体作品往往表现为现实生活与神话传说幻想的结合。此种创作影响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文学中已有所见。有的有更多的表现主义，而在“新写实”作品中则有更多的自然主义。在诗歌创作中，艺术思维模式多样化的表现尤为明显。然而细加归纳，仍然没有脱离或按现实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或按想象中应有的样子来描写的这两种基本的方法。应该看到，历史上不同艺术思维模式、不同艺术创作方法自然影响到具体作品的不同艺术特征与风格，也会影响到相应作品的不同社会功能与效应。一般地说，现实主义作品的描写从细节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的性格与行为，都富于生活的动感和历史的认知作用，使读者往往把它当作历史生活的教科书来读，在如临其境中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而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作品则使读者更多领悟到发自心灵底蕴的某种理想的光辉，某种激情的冲击，以及某种奇异形象所唤起的快感。因而艺术创作上，如果要争取“百花齐放”，那么鼓励创作思维与方法的多样化应是明智的。但无论采用什么模式与方法，作家都有必要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从而获得创作的活跃灵感。毕竟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只有客观的社会生活才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最虚幻的想象、最神奇的幻想，也源于现实生活记忆的综合和重造。 　　六 　　我国文学的发展不仅与中华各兄弟民族的贡献分不开，也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的胸怀，善于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优长分不开。古代尽管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地处东亚的我国各族人民与周边国家的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汉唐以来，与东亚和西域各国，乃至印度、波斯、罗马，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有来往。近世尽管清代统治者有段时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明末清初，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既把西方的学术文化带到我国，也把我国文化向西方作了介绍。而近百多年，我国历代有识之士更致力于向西方和其他先进的国家学习，我国文学在这方面得益尤多。在古代，我国文学受到外国影响比较明显的恐怕应该首推佛教自印度传入的浸淫。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宋，历代都从梵文翻译佛经，其中多有文学色彩，有些就是文学作品，像《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等。印度古代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也通过佛经传了进来，这就对我国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思想内容方面，佛教的观念和重视来世、普救众生、慈悲为怀以及轮回再世的思想，都逐渐进入我国文学中，不论民间创作或作家创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渗透，唐代的变文以及像王维的一些宣扬寂灭思想的诗歌就是突出的例子。变文的产生源于推广佛教的需要，大多均属传扬佛家教义的故事，如《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等。古代佛教思想的影响更远及后世，《西游记》、《封神演义》乃至《红楼梦》无不有它的深刻印记。佛教中禅宗在我国的创立，禅的观念对我国诗歌美学影响尤为明显。二是艺术形式方面，包括语言音韵、词汇与句式。《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说过：“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又说：“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沈约为诗倡四声，曾受梵文佛经的启示。随着佛经的翻译，有许多梵语词汇被汉语所吸收，而应俗讲需要的变文体式，为可唱的韵文和可讲的散文相结合。这种讲究音韵的亦歌亦讲的叙事形式，当与鸠摩罗什所说的印度的影响不无关系。它对后来我国的说唱文学如弹词、宝卷、子弟书以及戏曲的发展都提供了某些借鉴。 　　迨至近代，海禁日开，欧美和日本文学的影响，随着大规模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也日见广泛和深远。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我国即陆续向欧美和日本派出留学生。晚清之际，翻译外国小说多达四千零一种。仅林琴南一生经别人讲述而意译的外国小说便有一百八十余种。新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翻译了许多作品。鲁迅曾承认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而在郭沫若的狂飙般的诗作中，也不难找到歌德、拜伦、雪莱、惠特曼等的浪漫主义诗风。迄今不到百年间，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在我国差不多都有了译本。正因此，我国作家才有可能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学，从而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迅速扩展了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体裁、样式，使各种文学品类都具备了世界文学的现代形态。今天，可以这样说，当代世界所涌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潮流，在我国都有它的回响；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我国作家也无不加以探索和尝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广泛地借鉴和吸取，我国作家才有可能不断创作出具有现代文学水平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特色的作品。 　　当然，在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学的影响也是相互的。我国由于文明悠久，文学典籍丰富，也有许多作品被翻译到外国去。汉唐以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有许多我国文学的原本与译本，从而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而久远的影响。唐代时，日本曾多次派大批留学生来中国。此后，日本多代皇室和幕府将军都竭力搜集中国书籍，包括中国文学作品。至今这些东亚国家的图书馆还保藏有大量中国文学古籍以及这些国家的文学家历代用汉文创作的诗文。十七世纪以来，经过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西欧北美的一些主要国家也开始出版我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使这些国家的读者有可能阅读与借鉴。例如一六二六年法国人金尼阁就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译成拉丁文。十八世纪西方报刊上便刊登了《诗经》的译文。我国的杂剧《赵氏孤儿》和明清时代的一些小说也被译到西欧。著名的法国作家伏尔泰和德国作家歌德还尝试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歌德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和《玉娇李》的启迪，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随着我国外流书籍的不断增多，以致今天我国文学的有些孤本、珍本甚至要到东京、伦敦、巴黎、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图书馆去找。至于二十世纪以来，我国文学作品被译到外国的就更多。二十年代下半期在老舍的协助下，克利里特·艾支顿曾将《金瓶梅》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九年在英国出版。三十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也将《水浒传》译成英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离骚》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的选本和《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艾青以及王蒙、张洁、铁凝、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译成二三十个国家的文字，从而使我国文学的影响大步走向世界。 　　七 　　文学史的编写无法回避文学史观念、方法论和历史分期问题。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文本与历史的本体是两回事，历史文本永远无法再现历史本体，每个历史学家都只能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材料去建构和描述历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毕竟不是每人都可以随意加以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应是可以认知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从大量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叙述中去清理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分析彼此间复杂的种种因果关系与规律，给予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以符合自身历史作用的评价。我们认为，文学史的任务也在于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文学现象，并尽可能研究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特征与规律。而文学作为人类一定历史土壤上萌发的精神花朵，它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都不能与一定社会的历史土壤无关。相反，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它不仅与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相关，而且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我国近似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可以上溯到《汉书·艺文志》和后来史著中的《文苑传》，但我国学者撰写的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始于二十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而迄今不到百年间，这方面各种各样的著作已出版有一千几百种。其中既有各种观点、各种视角的文学史，也有各种民族、地区的文学史和各种文体的文学史，以及各种断代史。 　　文学史描述的对象自然首先是文学作品，这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诸多作品的产生才能有作家，才能构成一定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虽然文学运动具有催生作家和作品的作用。而作品虽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创作的，作品的流行、传播还需要有相应的读者和历史条件。并非任何文学作品产生后都能够传播开来和流行下去，也并非任何作品产生后都具有文学史必须加以描述的价值。只有因自身独创的思想艺术价值而赢得相当广泛的传播度，并且对文学发展产生承前启后作用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历史的意义。文学史要对在历史上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作品作出论述和评价，并依其贡献与影响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地位界定。有许多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这包括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的繁荣与衰敝，战争的胜利与失败，王朝的更迭与民族的迁移，外来的交往与影响，等等。而思想文化、文学理论的变动，也往往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某些走向。 　　文学史如果仅仅描述文学本身便很难讲清历史上文学所以如此发展的来龙去脉，更无法揭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历史观就极为重要。本书作为中国文学通史，要论述各种文体、各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自然要力求材料翔实，叙述文学事实客观可靠，而且要使论述不致成为作家作品与种种文学现象的堆砌，并给予它们以恰当的历史评价与定位，揭示出文学发展与社会结构各种因素发展的必然联系。今天要做到这一切，就不能不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可以说，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最科学的，在阐释历史方面尤为如此。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当然，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非易事。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过形形色色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情况。新中国学者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缺憾，但这不能作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怀疑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受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本书编撰者所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都曾经对德国的斐·拉萨尔的剧作《弗朗茨·西金根》进行过实事求是的批评。恩格斯在他给作者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7页。这种文学批评的观点对于我们撰写文学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美的创造物。对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创造主体——作家的评价，自然要重视审美的角度，也自然离不开美学观点；而文学艺术的创造，如上所述，又根系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广泛的文化背景，因而也自然离不开历史观点。当然，文学史作为历史著作，我们要充分尊重文学的史实和社会的史实，也要充分顾及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评价标准，寻求对作家作品的能为历代广泛认同的比较合理、科学也比较稳定的公允评价。 　　中国文学通史的编写既然涉及全国多民族的文学，对作家作品的爱国主义的评价就不能不是一个需要加以慎重研究的重要问题。自有民族国家产生就会有爱国主义。它既是保卫民族生存利益、保卫民族共同家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上又与忠于一定君主和王朝的统治利益相联系。我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多国分立的局面。既有依不同民族而分立的国家，也有同一民族分立的国家。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有保卫自己的正义战争，也有侵略别人的非正义战争。有些战争推动历史进步，有些战争则造成历史倒退。有些战争带来分裂，有些战争则促进统一。总之，情况相当复杂。既是战争，总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也会带来爱国主义精神的昂扬。有的作家侧重写人民蒙受兵燹的惨痛苦难，有的作家则侧重歌颂保家卫国的英勇战绩。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或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或站在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上去处理爱国主义问题，这在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今天，自然不再合适。今天我们应当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认识历史上发生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准绳，以评价前人的功过得失。对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无疑应当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况去作不同的评价。一般地说，我们当然不能再保持只尊崇某一民族、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要承认各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都是正当的，应当歌颂各民族国家保卫自己家园和生存权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道义上斥责侵犯他人家园和生存权利的非正义行为。但对于某些民族所发动的侵略性战争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和中国大统一的客观历史作用，又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带有二重性。对历史上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的关系，既要看到彼此的联系，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加以分析评价。对封建统治阶级起着历史进步作用的上升期和起着历史反动作用的腐朽期，对忠君思想的评价就应不同。 　　文学史编写中难度最大的是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尽管前人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但要前进一步，更深入地揭示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确实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本书虽也尽量为此做些工作，却自知进展有限，只好期待于将来，期待于文学史界更多学者不懈的共同努力。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如上所述，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就文学史的撰写而言，文学的历史分期向来是人们所关注，也是颇有歧见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按历史朝代划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朝代的更迭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从而使文学相应地也产生种种或大或小的新的变化。这都是人们所常见的。但文学史毕竟不是政治史或经济史、文化史，也有朝代更迭而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学都甚少变化的，因而只按朝代划分，有时便不一定恰当。 　　那么按文学本身发展的状况来做分期根据又怎么样呢？ 　　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的发展。应该说，文学观念的变化相当缓慢，而文学形态、特别是文体的变化则相对比较快。从我国文学史上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元人杂剧、明清长篇小说等，又都大体与朝代的递嬗相联系。至于文学观念，近代以前我国文人向以诗文为文学的正宗，而文类的包罗又极广，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小说和戏剧，却往往不受重视。真正从审美特征的角度去衡量文学，并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视为文学的四大门类，涵盖今天包括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俗文学与雅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的所有体裁、样式在内，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则只是近百年间的事。因此，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全按文学观念的变革或文类的出现和文体的演变来作文学史分期的根据，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还要考虑到，任何文体的产生都有个渐进的过程。比如唐代的律诗与绝句，作为五七言诗的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乐府。而宋词虽然成熟和风行于宋代，其先驱却源于唐代。小说、戏剧同样都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很难以某一年代为标志来对文学作截然的历史分期。 　　考虑到以上的种种情况，本书在历史分期上采取多层次兼顾的办法，即兼顾朝代更迭与文体递嬗，将全书十二卷分为上下两编来论述： 　　上编为古代文学史，共六卷。即从先秦至清代。论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学。其间虽不断改朝换代，但夏商两代尚处于“前文学”状态，流传作品较少。而周代以后，社会结构基本处于封建社会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和中期均带有更多奴隶制的残余，后期工商业更发达，则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文体几经递嬗，每个朝代的文学也每有兴衰，唐以后虽然开始涌现若干白话文体，但文学的发展皆以言文分离的古文作为文学主要的文体语符。第一卷从“前文学”论述到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即从文学的审美意识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时期；第二卷论述从唐到五代的文学，即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又一辉煌期和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第三卷论述宋辽金文学，即封建时代科学文化的再度辉煌期和文学四大门类基本走向完备的繁荣期；第四卷论述元代文学，着重评介元曲和元杂剧的繁盛期；第五卷论述明代文学，着重评介小说创作的崛起和诗文的变革以及西方新思潮的渗入初期；第六卷论述清代文学，着重介绍诗文的嬗变和戏剧、小说走向繁荣的时期。 　　下编为近现代文学史，也共六卷。即论述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人民不断进行民主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阶段的文学，也是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和过渡的历史阶段的文学，即以言文一致的新文学逐渐成为主体的时期。这阶段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日趋频繁与激烈，从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到各种文体的演变和繁衍，都越来越见迅速和深刻，是文学本身告别几千年的传统模式，迈向新时代的革命时期。第一卷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八十年文学，也即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文学衰落和新文学萌生的历史过程；第二、三卷为论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文学，也即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迅猛发展并确立的历史过程；第四、五、六卷则为当代文学史，即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也即我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尽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的阶段，是人类从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转向未来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都与前此的社会形态有本质的不同。在此背景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有崭新的发展和显著的开拓。它是我国文学现代形态走向完备的时期，也是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模空前巨大的时期。其间虽有发展的曲折，但无疑是我国历代文学发展的新的繁荣时期。此三卷，分别论述这阶段文学发展的状况，包括各民族地区和社会形态有异于大陆的台港澳地区涌现的作家和各种文类的成就，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等各种文学现象的递嬗演变。 　　上述历史分期的处理虽非尽善尽美，但既顾及社会形态演变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划分，也顾及朝代的更替和文学不同形态的兴衰，我们认为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自然，由于社会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化资料积累过程中古籍多有亡佚，文学也经历了从简到繁的历史过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规模，古代也不能与近现代相比，因而，在全书比例上，近现代以来占有较多篇幅便不可避免。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篇什浩瀚、作家众多，以往的研究也相对不够，对此有更详尽的介绍，也许正是读者所期望的。 　　八 　　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共同编写的著作，自然要考虑到吸收这两个研究所以往有稳定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当时的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便筹划编写中国文学史。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八年，根据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何其芳又提出撰写中华各民族文学史的设想，但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具体工作难以实际展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终于组织有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加被列入国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前者指定余冠英为总负责人。其中上古至隋代部分由余冠英主持；唐宋部分由钱钟书主持；元明清部分由范宁主持。后者指定唐弢任主编。唐弢后来在樊骏协助下还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九七八年，文学所划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又分出部分人员筹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又提出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的课题。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文学研究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做了不少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进展，不仅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新的作家与作品，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其中就包括由余冠英、林庚、唐圭璋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断代史系列(现已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徐公特主编的《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董乃斌、吴庚舜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上、下卷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前所长刘魁立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现已出版了十四个民族的文学史)。而这些年文学研究界对古今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新的见解，文学史学观念也有所更新。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原有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确也显出著作年代所难免的历史认识的局限。而由于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期待全国的统一，新的中国文学通史就必须既吸收原有成果又超越原有成果，努力去做填补空缺，拓展新领域的工作，特别是需要补充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经两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我和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副主任樊骏共同主持新编《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工作，本着既要继承以往稳定性研究成果，又体现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的原则，我们重新拟定了全书章节的新构架，分为三编来撰写。此书第一编《中华古代文学史》部分，我们保留了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约八十三万字中无需修改的一部分章节，特别是余冠英、钱钟书等名家撰写的章节，又增加许多新的章节，订正了必须订正的材料，增补了大量必须增补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包括北朝文学、五代十国文学和辽、金文学以及过去论述得很不够的明清文学，还有原先基本没有写到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从而将古代文学编写成二百五十万字。此书第二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近代部分完全新写，约四十五万字；现代部分共一百万字，其中采用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部分章节约二十一万字(包括唐弢执笔的章节)。与历来的现代文学史相比，新增加了文论、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内容，并力求更公允地评价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有益贡献的、曾经受到忽略的各种倾向的作家。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一百五十万字，全部新写。这样，全书十卷共五百六十万字。除比较充分地对作家作品和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做有分析的论述外，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相对忽略或写得很不充分的不同时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以较多的篇幅，努力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评价。 　　这一次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增到十二卷，计六百万字。主要是吸取了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史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深化了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并对原版所存在的各朝代各民族文学论述不够平衡的状况做了适当调整，对过去论述中不够充分或必须重写的部分做了重写，全书修改和新写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自然，我们还未敢奢望这部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尽善尽美。我们的努力仍不过是想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以满足当前迫切的需要，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面地纵览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的书籍，其中疏漏与力所未逮之处仍难免。由于分编分卷论述，某些跨越朝代和跨越时期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在叙述上也难免有前后局部交叉、重复，在处理上或未尽当。我们热诚地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进一步修改和充实，并渐臻完善。

魏书

作者：  (北齐)魏收撰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7,2008重印)

简介：　　二十四史【缩印本】（全二十册）： 　　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息、发展的清晰脉络，留下了一部部浸透着古人心血和智慧的历史史籍。这里面最优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记载了我国自上古洪荒时代至明代数千年的历史流程，展示了数十个王朝的兴衰变迁，是研究中国历史最具权威性的史料，也是考索我国周边国家历史的珍贵资料，堪称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由于其内容的博大精深，《二十四史》不仅为研史之人所必读备各，而且被政治军、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奉为治国安邦、运筹帷幄、推陈出新、建功立业的宝典，也被有识之士视为修身治家。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明镜。 　　史记：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侯，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后汉书：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侯，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 　　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烦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梁书：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徒，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氏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 　　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北齐书》，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李百药撰。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 　　《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为我们了解东魏、北齐历史提供了一部断代史著作。 　　周书：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 　　《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杀父淫母，"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 　　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南史》是合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为一编的纪传体史著，记事起自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止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公元589年），记述南朝四代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李大师（公元570--628年），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南朝末期由隋入唐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各朝的断代史，彼此孤立，记事重复，又缺乏联系，打算采用编年体，撰写《南史》与《北史》，使南朝与北国各代的历史，分别统编于这两部史著之中。隋末，李大师曾参加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建立的夏政权，任尚书礼部侍郎。因此，在唐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所撰《南史》与《北史》未能成书。此后，由李延寿继续撰成，合称为《南北史》。 　　李延寿，字遐龄，生卒年代已不可确知，大约卒于唐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唐初历史学家，曾任崇贤馆学士，官至符玺郎。唐太宗时，李延寿曾参加《隋书》纪、传、志和《晋书》的编写，又参预唐朝国史的编纂工作。但他主要成就在于承接其父未竟的事业，完成《南史》与《北史》的写作。 　　《南史》以《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为本，删繁就简，重新编纂，成为史林新著，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南史》有本纪和列传，无表、志。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其编撰方法按朝代顺序、帝王在位先后，排列各朝帝王、宗室、诸王、大臣等纪传。 　　本纪中有《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列传中除专传外，列"类传"九种。 　　《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南史》《北史》中，某些传文亦有重复现象。 　　北史： 　　《北史》一百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记述北朝从公元386年到618年，魏、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作者李延寿，唐初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曾任史官，参与修撰《隋书》、《晋书》，并另外著有《南史》。 　　《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 　　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炼，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 　　旧唐书：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赵莹立即组成修纂班子，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 　　《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但是，由于肃宗以后的国史尚未编出，宣宗以后的实录也未修成，所以《旧唐书》的作者在修《旧唐书》时，唐代晚期的史料相当缺乏。虽然作者曾做过不少搜集史料的工作，但由于成书仓促，所以对于唐代晚期史事的记述，仍显得粗糙，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简洁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点。 　　《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 　　等到明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闻人诠等重新刊印后，才又广泛流传开来。《旧唐书》传布过程中的兴衰，既反映了它的缺点，也说明它有自己的长处，非《新唐书》所能取而代之。 　　新唐书：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其中列传主要由宋祁负责，本纪、志、表主要由欧阳修负责，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列传与本纪、志、表合在一起时，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整齐划一。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首先，《新唐书》的作者对志下了一番功夫，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没有的《仪卫志》、《兵志》。其他几个志也各增补了新资料，质量多在《旧唐书》之上。 　　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便习称《旧五代史》。 　　这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经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成书如此迅速，主要在于宋太祖十分重视，组织的撰修班子规格高、阵容强；同时也因为去古未远，可资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范质又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实录简编--《建隆五代通录》，从而为修史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间曾有过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 　　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撰者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大约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至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的十八年间编成此书。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史学家，奉命和宋祁领衔编撰《新唐书》。崇儒复古是他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修史的指导思想。他意禀承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在编排体例上，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线，把五朝的人事综合统编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 　　《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四卷。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它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臂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又如根据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 　　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 　　本书的世家及世家年谱，大致相当于《旧五代史》的《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明确将中原以外的割据政权分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东汉等十国。各小国的划分编排，条理清晰，首尾完具，显然胜于旧史。《四夷附录》相当于旧史的《外国列传》。 　　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尤其对十国部分的补充。由于《旧五代史》已非原帙，残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价值就更不应低估。再从其它角度来着眼，欧阳修撰史，浑然一体，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文字凝炼；思想上不像旧史那样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创《职方考》，独树一帜，提纲挈领，眉清目秀，颇受称道，都是它的长处。平心而论，两部《五代史》各有短长，可以互为补充，不应偏废。 　　《新五代史》问世后，即有徐无党注。但徐注旨在解释《春秋》笔法、阐述微言大意，对读者并无多少裨益。 　　宋史： 　　《宋史》撰修于元朝末年，全书有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计四百九十六卷，约五百万字，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因体例未定而未能成书。元朝末年，丞相脱脱主张分别撰修宋、辽、金三史，各自独立，这一意见得到元顺帝的同意，于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三月开局，三史同时修撰。 　　经过二年半时间，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宋史》匆匆成书。 　　《宋史》是在原宋《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两宋时期，史官组织完备，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书籍流传和保存都较为便利，积累了大量史料。这就为元修《宋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宋史》修撰者匆匆急就，在史料的裁剪、史实的考订、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不少缺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抵牾等，这使它在二十五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 　　尽管《宋史》存在不少缺点，但是它卷帙浩繁，仅《列传》就有二千多人，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叙事详尽，就史料的学术价值而言详胜于略。同时《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而《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统的一部书。 　　辽史： 　　《辽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本书较系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二百多年的历史，并兼载辽立国以前契丹的状况，以及辽灭亡后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概况，是研究辽和契丹、西辽的重要史籍。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初，依仿汉人制度，设立监修国史官，并且仿照中原的做法，撰修《起居注》、《日历》、《实录》等。辽代曾先后四次撰修实录。 　　金朝建立后，很注意总结前朝的兴衰得失，着力修撰《辽史》，前后撰成两部《辽史》。第一次是熙宗皇统年间（公元1141--1149年），耶律固主持修纂，最后由萧永祺完成，此《辽史》有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但未曾刊行。 　　第二次撰修《辽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陈绎曾分撰，从至正三年四月开始撰写，四年三月即告脱稿，仅仅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这是因为前人所撰《辽史》和实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一般人认为，元修《辽史》失之简略，但不应否定它特有的长处。《辽史》的志、表多有特色，其中一些志、表是其它正史所没有的。 　　金史： 　　《金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以后在至元元年、十六年，以及仁宗朝、文宗朝都分别议论过修史的事，都因义例难定未付诸实行，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三史的都总裁官是右丞相脱脱，参加修《金史》的有铁木尔塔识、张起岩、欧阳玄、王沂、杨宗瑞等，其中欧阳玄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制订《金史》撰修的发凡举例，书中的论、赞、表、奏皆他属笔。 　　元史： 　　《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成书于明朝初年。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 　　洪武二年，以宋濂、王为裁、汪克宽等十六人为纂修，开史局于南京天界寺，进行编写。从洪武二年二月到八月，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修成顺帝以前各朝的历史，共一百五十九卷。接着，明朝政府派欧阳佑持等十二人到全国各地征集顺帝一朝的资料。洪武三年二月重开史局，仍由宋濂、王任总裁，但纂修人员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这一次纂修共十五人，只有赵埙曾参与第一次工作，其余都是新人。八月书成，共五十三卷，历时一百四十三天。前后两次修成的文稿经过统一加工，共二百一十卷，内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两次开局共历时三百三十一天。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立即着手组织《元史》的编纂，而且在很短的期间成书，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的意图是以此来说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兴起都出于"天命"，而他自己则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元史》问世后，很多学者对它表示了不满，钱大昕则是不满者中持激烈否定态度的一个。对于《元史》的批评，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的融合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但是，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元史》仍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 　　明史：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 　　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从第一次开馆至最后定稿刊刻，前后经过九十多年，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部。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　　

《凤囚凰 漫画壹》

作者：  编绘：猫君 脚本：咕噜咪 原著：天衣有风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6-1

简介：　　楚玉从二十一世纪因飞机失事穿越而来，一觉醒来成为南朝刘宋山阴公主，楚玉在经过了几天的适应期后，开始清理山阴公主的公主府，冒名顶替山阴公主与各路人马斗智斗勇。　　先是遣散面首，后为自保与历史抗争。面对历史上必死的结局，她将如何改变命运？　　前路崎岖、暗涛汹涌、险象环生。天下为棋局，谁是博弈操棋人？　　七情沙场，爱恨情仇，孰是孰非，胜固欣然，败也从容。

世说新语

作者：  (南朝宋)刘义庆著

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

简介：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人们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它们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文化精髓，它们塑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我们特推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丛书。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弘扬传统之宗旨。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名著多种，以古籍名著今译的形式出版。 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历史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世代流传的著名选本。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部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求准确、畅通，免去了读者面对纷繁复杂，文字艰深的古书之苦，适应快节奏的时代，使读者能够直面中国古代文化之精华，一边学习，一边就可以运用。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三国志

作者：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三国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色的历史时期，即魏、蜀、吴三国鼎立。三国的历史大致经过了九十年，也就是说从公元190年军阀混战始至公元280年晋灭吴统一南方止。但也有不少史学家以曹丕称帝的公元220年算起。如果仔细考察三国的历史，还是以公元190年算起更为科学，因为在魏、蜀、吴三国形成之前，确有一段形成过程。 三国是东汉王朝的继续。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土地兼并异常激烈，宦官、外戚两个集团的交相干政和互相倾轧，更加造成了政治的极端黑暗和朝廷腐败，再加上对羌族的连年用兵和自然灾害的不断袭击，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激起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军起义。起义军在张角、张宝、张梁等人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其规模声势严重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汉灵帝为之恐慌，先后派兵围剿黄巾军，首先以何皇后的哥哥何进为大将军，率军屯驻洛阳近郊，派卢植赴河北讨伐张角，派皇甫嵩、朱携赴颍川（今河南禹县）讨伐以波才为领袖的另一支黄巾军。 在颍川战场上，波才领导的黄巾军英勇奋战，拼杀顽强，朱携和皇甫嵩屡遭失败。后来皇甫嵩利用火攻，借大风天气，搅乱了农民军的队伍，致使农民军几万人牺牲，波才最后战死。 在河北战场上，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和卢植的军队战斗了相当一段时间，相持不下，汉灵帝以卢植无能，又唯恐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打洛阳，便先后派董卓、皇甫嵩替换卢植，大规模地向张角进行攻击。皇甫嵩用计麻痹农民军，在深夜进行突然袭击。由于农民军缺乏战斗经验，没有足够的防备，致使起义军一下子牺牲了八万余人。农民军无奈退至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县西），继续与皇甫嵩作战，由于双方各方面条件的悬殊，农民军十多万人壮烈牺牲。张角、张梁和张宝先后阵亡、病死。 黄巾军的主力部队，经历了九个月的激烈战斗，虽然被朝廷军队剿灭了，主要领导人也牺牲了，但并没有彻底失败，不少黄巾军的余部仍在不同地区坚持战斗，一直到公元192年，青州（今山东淄博市临淄东北）的黄巾军还有三十多万。公元205年，黄巾的友军黑山军尚有十余万人。总共四十多万农民军，后来还坚持斗争了很长时间。黄巾军大起义失败了，但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使它陷入苟延残喘的境地，加速了它早日崩溃。 公元189年，灵帝死，少帝立。当时因宦官的权势太大，大将军何进为控制宦官的权势发展，召引盘据在河东（今山西西南部）的董卓进京，加强外戚的权势。但事情泄露，何进反被宦官所害。袁绍带兵报复，宦官两千多人被杀。不久，董卓进入洛阳，废了少帝，令汉献帝即位。董卓对人民更为残暴，把汉朝群臣完全不放在眼里，大有取代汉朝之势。对此有不少政治野心家以讨董卓为名，纷纷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迁都于许昌，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代，随时用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以适应自己的需要。汉朝从此名存实亡，三国时期从此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曹操急于早日统一黄河中下游流域，但袁绍在北方占据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幽州（今河北北部、北京市及辽宁大部）一带，势力强大，严重阻碍了曹操统一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设想。公元200年，曹、袁两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展开了战略性决战。最后，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消除了一大障碍。在此后的二、三年中，曹操彻底肃清了袁绍的残余势力，实现了黄河中下游流域的统一。 在官渡之战前后，孙权在南方，继承父兄开创的基业，独霸了长江下游地区。自称汉家宗亲的刘备，这期间也没有等闲视之，而是积极策划，准备力量，待机行动。暂寄身于荆州（今湖北湖南两省的大部分及河南西南部）牧刘表。 公元208年，也就是在官渡大战之后，曹操雄心勃勃，亲自率军南下，攻打荆州，追击刘备。并威胁孙权，开始实现他统一全国的计划。刘备和孙权采纳了鲁肃和诸葛亮的建议，联合作战，一致抗曹。担任吴军主将的周瑜，在赤壁（今湖北省蒲圻县境）长江南岸火烧曹军战船数十艘，孙、刘联军乘曹军混乱不堪之际，分头发动猛烈进攻，以总数不足五万人的兵力，战胜了拥有二十余万人的曹军，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致使曹操被迫退回北方。战后，孙权在江南的地位得到稳固，刘备也乘机占据了荆州的部分地区，又往西取得了益州（今四川省等），到此三分天下的形势大致已定。 公元220年，曹操死，儿子曹丕继位，废了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建都洛阳。公元221年，刘备也自称汉帝，建都成都，历史上称蜀国或蜀汉。公元222年，孙权也正式称帝，国号吴，建都建业（今江苏南京），至此，三国政权鼎足而立的局面正式形成。魏、蜀、吴三国正式建立之后，大规模的战争相对减少，各自集中精力在自己的政治区域内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改革，削平本地区内零散的分裂割据势力，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魏国曹操在官渡之战以前，就开始了经济上的改革，着手于农业，在许昌一带办屯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后来称霸一方战胜对手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曹丕称帝后，发挥曹操的兴农思想，扩大屯田的规模，兴修水利工程，开辟了水稻田，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曹操“唯才是举”，提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曹丕也吸收了一些德才兼备的人物，在三国人才云集的时代，曹家人才最多。 孙权统治的吴国也在江淮一带大规模屯田，在今浙江省境内广泛兴修水利，还从北方引进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大大促进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开发。不仅如此，孙权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促使吴国的兴盛和发展。 刘备建立的蜀国，任诸葛亮为丞相，在四川积极发展生产，派得力人员管理都江堰，还新修了一些水利工程。他为了安定后方，努力改善了跟今贵州省、云南省等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从而加强了汉族跟西南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魏、蜀、吴三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及其文化、外交上发展都是很不平衡的。就其总体来说，魏强于蜀、吴，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吴、蜀联合，对抗曹操。但是到了后来，吴、蜀为了争夺荆州，发生了矛盾。公元220年，吴利用关羽对魏作战的机会，突然进行袭击，奇取了荆州，杀了关羽。为此，刘备于公元222年亲自率兵讨伐吴国。蜀吴两国军队在夷陵（今湖北宜都北面）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争。夷陵决战，以吴国胜，蜀军败而告终。公元223年，刘备在永安（今四川奉节）积劳成疾，生病而死。诸葛亮依照先主之命辅佐刘备之子刘禅即位，继续推行联吴抗魏的原则，一心想要北上奇取中原，重振汉家大业。但是他多次北伐都没有成功。公元234年，蜀军又一次北伐，魏派大将司马懿前去应战，两军在五丈原（今陕西省眉县西南）展开了智勇相兼的历史大战，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胜负难断之际，蜀军军师诸葛亮病死军中，蜀军无力再战，无奈只好撤军。 从此，蜀国的势力日渐衰落，而魏国大权慢慢控制在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架空了皇帝。公元263年，蜀国终于被魏国所灭。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掉魏帝，建立了晋朝，后称晋武帝，建都于洛阳。公元280年，司马炎调集重兵攻打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又灭了吴国。从此结束了东汉以来几十年分裂割据的局面。西晋的建立，代替了三国鼎足的历史，出现了短期的中国统一。 三国时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在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不仅涌现了大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涌现出了大批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致使三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曹操可谓是三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杰出代表。在三国尚未形成之前，军阀混战之中就显露出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他利用各方面的条件，消除了不少军阀势力，改革东汉以来不适应自己政治需要的弊端，吸收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参加政权的谋划，网络人才，抑制豪强，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坚持统一，为魏国的建立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 在军事上，诸葛亮可谓是三国时代的典型，在蜀国形成前后，他是一位能够决定成败胜负的关键性的军事家。他在著名的隆中对策、联孙抗曹、帮助刘备雄霸一方、建立汉蜀、辅佐刘禅治理蜀国、“七擒孟获”、“五出祁山”中，都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他的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哲学上，以魏国最为发展，开了清淡玄学的风气。《老子》、《庄子》和《周易》号称“三玄”，是当时玄学家的经典。王弼（226～249年）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人，是玄学的创始人。他在《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等著作中，极力宣扬“贵无”的理论，以非物质性的“无”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一种客观唯心论者。从现实意义来说，主张任其“自然”的“无为”，把封建的道德规范压低到次要地位，这便为 当时封建上层的贪欲制造了理论根据，也可以说是某利颓废生活在意识上的反映。尽管如此，他的著作和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 在文学艺术领域，更应首推曹氏父子。曹操（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散文家。他的代表作，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自明本志令》等，在中国诗史和散文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鲁迅曾评价曹操是一代文风改革的大师。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学评论专著。曹植的五言诗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曹氏父子的影响下，还有“建安七子”，他们也为当时的文学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另外在科学和医学上，也不乏人才，张仲景、华佗就是当时著名的医学大师，还有机械制造家马钧等。他们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总之，三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辉煌的成就，流传下来为后人所继承。 魏、蜀、吴三国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就其时间来说，长短不一。孙权建立的吴国时间最长，从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至公元280年孙皓降西晋，共经历了五十九年。其次是曹魏，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掉魏元帝曹奂建立了西晋，共计四十五年。蜀汉国生存时间最短，从公元221年刘备称帝至公元263年刘禅亡于曹魏，共计四十三年。 魏、蜀、吴三国历史发展的复杂过程，为后来的史学家进行研究造成了很多困难，加之史学家的地位、立场、观点的不同，产生过谁是“正统”之说。有的扬魏抑蜀，以魏为正统；有的扬蜀抑魏，以蜀为正统。诚然，事实上魏、蜀之间确实有过彼此图谋吞并对方的过程，但由于种种原因，虽然经过几次战争，谁都未能吃掉对方。吴国在彼此吞并的过程中，表现得不那么突出，“正统”之说没有涉及它。其实，三国之间的战争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夺得全国的统一领导权，不必要有什么“正统”之说。三国历史错综复杂，杰出人物风起云涌，事件众多。《三国志》便是记录三国历史全过程的一部史书。 《三国志》记载了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军阀混战起，前后共计九十年的历史。《三国志》继《史记》、《汉书》而作，成书则在《后汉书》以前。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体，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体，《三国志》把三国分成三书，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三国志》全书叙事脉络分明，文字简约明畅，写人写事，时见文采。 《三国志》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年），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做过蜀国观阁令史，入晋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官职。三国时期，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晋王沈著的《魏书》，魏鱼豢著的《魏略》；吴韦昭著的《吴书》。陈寿根据当时的历史典籍，撰《魏书》三十卷、《吴书》二十卷。由于他是蜀人，又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从小即注意研读史书，留心蜀国史实的搜集整理工作，最后又写成《蜀书》十五卷。这六十五卷三国史，合为一书称为《三国志》。 陈寿是晋臣，奉命修史，自然以魏为正统，称魏的君主为帝，叙人“纪”中，而对蜀、吴的君主，只是立为“传”，而且对晋的统治者难免有隐恶溢美之辞。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统治者的讽刺与揭露的态度相比，显然略逊一筹。这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处境不同所决定的，也是一种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所致。《三国志》以文笔简洁著称，但因叙述过简，在史实和人物的具体描写上，就比不上《史记》、《汉书》那样传神、形象、生动。因此，清人李慈铭在《越漫堂日记》云：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应该说李氏从史学比较研究的角度所作的评论是客观的。在陈寿死后一百三十余年，南朝刘宋时期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 裴松之生于公元372年，卒于公元451年，字世期，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人，到刘宋时期为中书侍郎，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是奉宋文帝的命令，为《三国志》作注的。他打破了传统的作注格局，不在训诂、制度及名物等方面作解释，而是重在纠正谬误，补缺史料。他前后引据了汉魏到刘宋的著作约一百四十余种，文字超过原书三倍，引书首尾完整。更可贵的是其中大部分原著已亡佚，由于裴松之的博引，保存下来，使后人可以从中窥见原书的面貌。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描写的《赤壁之战》就是综合了陈寿的《三国志》中各有关人物传记和裴注所引的史料加工而成的。因此，我们说陈寿的《三国志》是后人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著作，裴松之为其所作的注也是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道教概说

作者：  李养正著

出版社：

简介：道教的内容，南朝梁刘勰《灭惑论》说是“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 　　道教从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创立，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年来的历史，苦从西汉成帝时甘忠可创太平道算起，则道教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它与儒、释鼎立，世称三教。它的形成与发展，固然受社会哲学思想等多方面的影响，但它始终保持其独特的以神仙信仰为中心的神秘主义宗教体系，累积了大量经籍与文献资料。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道教了也以它的神秘主义宗教思想，对社会生活发生广泛的影响，包括对社会哲学思想以及多种自然科学的发展以一定影响。

东游记:长篇历史传奇小说

作者：  张祖荣著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9

简介：这本书可以说是本历史小说，可是也可以说是一本科幻小说。　　看到书名，大家可千万别以为是说八仙的，或则是那部看得想呕吐的香港电视剧啊。　　这本小说是由张祖荣著，由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　　我国的历史剧，几乎已经把春秋战国，秦皇汉武，楚汉相争，三国鼎立，然后是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最后是民国，都写到了。但写两晋的极少，而涉及南北朝的故事，至今依然空空如也！　　然而，恰恰在南北朝，出现了著名的科学家祖冲之；出现了著有《神灭论》的思想家范缜；出现了道家的里程碑人物，被称为“山中宰相”的名医名士陶弘景；出现了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还出现了佛教的兴盛；艺术的繁荣……　　小说中涉及到了一些世界之迷、人类之迷、科学之迷：　　谁发现了美洲大陆？　　这还用问，哥伦布！世界上一直公认的是哥伦布。　　但是，在我国的正史《梁书》第五十四卷东夷列传，其中所记载的扶桑国，其方位、距离等等，就是墨西哥。（有人认为扶桑国是日本，这是错误的。）　　法国汉学家、前苏联专家及我国诸多学者，都有专著文章提出：发现美洲大陆的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高僧慧深。　　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而死的邓拓（马南邨）同志，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有三篇文章：《谁最早发现美洲》，《‘扶桑’小考》，《由慧深的国籍说起》，发表在当时的北京晚报上。现在，我们翻开邓拓同志的遗作《燕山夜话》，就能找到这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曾经在当时掀起过一阵“谁最先发现美洲大陆”的热烈讨论。只是，后来因政治运动而不了了之了。　　倘若，以后能考证出的确是中国人先到达美洲大陆，那么，部分世界史将会改写！当然，那是史学家们考虑的事情。而剧本，是文学作品，是讲故事的。本剧故事中的男一号，就是那个在1500年前就到达扶桑（墨西哥）的慧深。　　玛雅之迷：　　这是个世界之迷。中美洲一带留下了很多玛雅文明的遗迹和传说，这些神秘的遗迹和传说令人神迷，令人费解，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兴趣。而玛雅人是否亚裔华夏人种，也一直有着争论。　　剧本的一开始就涉及到玛雅之迷，但并未详述，只作为伏笔埋下，后面自有故事。全剧是以倒叙的手法，从墨西哥湾海底发现的一块大石碑上的碑文，引发出故事，跨越大时空，把人们带到了一千五百年前的南北朝……　　神农架之迷，包括野人之迷：　　神农架有着神农大帝（炎帝）遍尝百草的传说。神农架中不仅有雄山秀水奇洞，还有珍奇的动、植物资源。而有关神农架中野人的传说，更是自古流传至今，充满了神秘性。科学家们也多次考察、探索，各种文章纷纷报道。　　天外来客之迷：　　小说中涉及到的挂星槎，也叫贯月槎，是一种类似飞船（ufo）的天外飞行物，飞行物种机器人使用太极作为标志符号。我国的史料中多处提及到如挂星槎之类的天外飞行物，例如：晋代的《博物志》、《拾遗记》，唐朝的《洞天集》，宋朝的《梦溪笔谈》等等　　看完小说，不由得佩服作者的想象力。想想看，东晋王子出家，结识“五斗米道”首领、著名的科学家祖冲之、思想家范缜，收服神农架野人，一起东渡。途径琉球到达美洲。途中碰到秦朝徐福后人，得到记录壮丽阿房宫全息图，被外星人搭救，最后到达美洲，并在当地结识玛雅人，可是回国后却被诬为妖言惑众，用自己的血在墙上将自己的东游记录下来。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

作者：  马祖毅著

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简介：翻译理论经典，中外译学名著译事实务指南，译艺学习向导。 　　自周朝到“五四”以前翻译史之回顾。内容翔实，文笔简炼。探讨了我国历史上各种翻译活动，如诗歌、宗教经典、医书、文学，乃至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翻译。对广大翻译工作者、外语工作者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最后谈一谈真谛的几个助手。法太是建业定林寺僧，在制旨寺“笔受文义，垂二十年，前后所出五十余部”(《续高僧传》)。慧恺在真谛译《摄大乘论》时“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并了，都合二十五卷”。后来又共翻《俱舍论》，“十月便了，文疏合八十三卷”。真谛对 慧恺说：“我有了你共译两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见《高僧传》)。慧恺俗姓曹，住建业阿育王寺，五十一岁便死了，使真谛非常悲痛。僧宗是扬州僧人，精通《摄大乘论》，为之作疏，还著有真谛《三藏行状》。隋开皇十年，参加翻译馆工作。 北方的凉州，曾经为译经的中心。公元439年，元魏灭掉北凉，又七年魏太武帝下诏灭佛，到文成帝即位才复兴佛教。在公元452年之前的三十多年间，南朝译经颇盛，而北方却佛事寂然，译经实已中断。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从凉州来的僧人昙曜在京西武州辟石窟五所，镌建佛像，最高的是七十尺，其次为六十尺，雕饰得非常奇伟。这就是现在驰名的大同云冈石窟。昙曜在这石窟内与天竺僧人常那耶舍译出新经十四部(见《魏书·释老志》)。其 后又有吉伽夜译经五部(见《开元释教录》)。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宣武帝和孝明帝时佛法大兴，洛阳译经之盛，为前代所未有。这时的译经僧人有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而菩提流支则被称为“译经元匠”。 菩提流支，北天竺人。永平初(公元508年)到达洛阳，带来大量梵本经典，到后不久，即从事翻译。曾与勒耶摩提合作译《十地经论》，由佛陀扇多传语，并有“义学缁儒”僧辩、僧朗、道世和侍中崔光等参加。崔光信佛，是个文士，孝文帝称他为“今日之文宗”。他曾为《十地经论》作序。《十地经论》一出，在北方形成了“地论宗”，与南方真谛的“摄论宗”对立。菩提流支在近三十年内译出经论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经唐代《开元释教录》刊定，存本有二十九部，九十七卷，其中《十地经论》、《金刚经论》、《法华经论》、《无量寿 经论》、《楞伽经》等，对以后中国佛学的发展，影响颇大。当时人李廓撰《众经录》，说“三藏法师流支房内，经论梵本可有万夹，所翻新文笔受稿本满一间屋。然其慧解，与勒那(摩提)互相，而神悟聪敏，洞善方言，兼工咒术，则无抗衡矣。”还有一事值得提起，就是菩提 流支曾将昙无最所著的《大乘章义》译成梵文，传之西域。昙无最是武安人，住洛阳融觉寺，通《涅槊》、《华严》两经，据说徒众有千人之多。 北魏孝明帝时，曾展开一场佛道之争。正光元年(公元520年)，昙无最在孝明帝的面前和清通观道士姜斌辩论。姜斌引《老子开天经》，说佛是老子的侍者。昙无最引用《周书异记》等书，说佛生于老子之前，驳斥姜斌。孝明帝诏令大臣议论《老子开天经》的真伪，魏收等七人说老子只著五千文，姜斌应以惑众罪论处。孝明帝将处姜斌以极刑，菩提流支出面苦谏，姜斌才保全了性命。其实，昙无最所引之书，又何尝不是伪造的呢? 北齐武帝灭佛，文帝则灭道兴佛，在邺都开始译经。北齐后主武平年间(公元570一575年)，有僧人宝暹等十一人同去西域求经。值得一提的是，后主曾命刘世清将《涅檠经》译成突厥文，赠送突厥可汗，并命中书侍郎李德林为译本作序。 北周都长安，当时译员有外僧达磨流支、耶舍崛多、阁那耶舍等人，赞助译经者是大冢宰宇文护。阁那耶舍与其弟子阁那崛多译《定意天子问经》等六部，圆明、道辩及城阳公萧吉笔受。萧吉博学多通，精阴阳数术。 隋文帝统一南北，结束了西晋末季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据《隋书》、《集古今佛道论》及《续高僧传》记载，隋文帝杨坚是在尼姑庙里出生，而且是由尼姑智仙抚养大的。周帝灭佛时，智仙躲在杨家，曾预言杨坚日后必当皇帝，重兴佛法。杨坚即位后，认为“我兴由佛法”，凶此“奉佛教极厚”，“大度僧尼，将三十万，崇缉寺宇，向有五千”(《佛祖历代通载》)。杨坚大力扶植佛教的用意，从他对灵藏和尚讲的话里可以窥见。他说：“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这正是列宁所讲的“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第三国际的破产》)。他本人是用暴力去“禁人为恶”，同时又要和尚们用精神鸦片的宗教去“劝人为善”，忍受压迫，放弃反抗。为僧人智颉称为“总持菩萨”的杨广(隋炀帝)，杀兄弟，弑君父，篡夺了皇帝宝座，“亦厚归依佛教”，装出一副菩萨心肠，愚弄人民，下令造寺院，发敕度千僧。这两个皇帝既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余部，还置翻经馆，招聘翻经道俗二十四人，在长安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两个译场开展活动。据《开元释教录》说，隋朝“所出经论及传录等，总共六十四部，三百一卷”。 隋文帝即位就诏请北天竺僧人那连提黎耶舍入京译经。那连提黎耶舍f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到邺城，北齐文宣帝将他安置在天平寺，把三藏殿所存梵本一千多夹交给他翻译，并令昭玄大统沙门法上等二十余人监掌译事，由懂梵文的僧人法智和居士万天懿传语。万天懿还自译佛经一部。到周武帝灭佛，那连提黎耶舍易服潜匿多年。入隋，他又得以旋展身手，从开皇二年冬到五年冬(公元582—585年)，共译出经论十五部，八十余卷。他在所译的《德护长者经》里曾塞进私货，捏造了这样的谎言，说佛曾预言：将来佛法末世时，“月光童子”将托生于大隋为国王，能令国内一切众生信奉佛法，“亦大书写大乘方广经典无量百千亿，处处安置诸法藏，名日法塔，造作百千佛像，及造无量百干佛塔”(转引自《史地丛考续编》)。这个外来和尚给周武灭佛吓破丁胆，为了安身立命，维护“佛法”，不得不对那个“任诈以取天下”，“以涂饰虚伪笼天下”的“锱珠之主，，奉承一番。这也难怪，佛经的《嘱累品》里不总是谆谆告诫佛徒把“护持佛法”的事托给“国王”和“大臣”们吗? 另一个天竺僧人阁那崛多(522-600年)于周明帝武成初年(公元559年)到长安，不久学会了汉语，翻译过《金色仙人问经》等四部五卷。周武灭佛时，逼他还俗从儒，因他始终不肯，便放他回国。公元576年，他侨居突厥，遇到中国西行求法的僧人宝暹、道邃、僧昙等十人，曾结伴旅行七年左右。宝暹等搜求到梵本佛经二百六十部，于隋受周禅后携带回国，请求隋文帝邀阁那崛多来华译经。阁那崛多一到便开译，由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传语，僧人法粲、僧休、法经、慧藏、弘遵、慧远、法篡、僧晖等监掌译事，铨定宗旨，僧人明穆、彦琮等重对梵文，再审复勘，整理成文，共译经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见《续高僧传》)。 下面谈一谈费长房和彦琮。 费长房，原是僧人，周武灭佛时被迫还俗。开皇初年，应召入京，以“学士”身份参与译经工作，著有《历代三宝记》十五卷，分“经录”、“帝年”、“代录”、“序目”四部分，总共著录华梵僧俗一百九十七人，所译经论二干一百四十六部，是一部内容比较丰富的经录。 彦琮(557—610)，俗姓李，出身士族，赵郡柏(今河南省西平县西)人，十岁出家，通梵语。在北周时与朝士王劭、辛德源、陆开明、唐怡等号称“文外玄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西域经来，奉诏翻译。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又奉诏到大兴善寺掌管译经事务，隋文帝对他礼遇甚隆，后又奉命撰《众经目录》五卷和《西域志》十卷。翻经馆成立后，入馆工作，又编译隋朝新平林邑所获得的一千三百五十多部梵文经典的目录。他前后译经二十三部，合一百余卷， 彦琮总结翻译经验，著有《辨正论》，主张译经必须以梵本为依据，“梵语虽讹，比胡有别”，就是说梵本虽然也有错误之处，总比西域诸国所传的当地语言译本或记梵音本要可靠些。他推崇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认为“洞入幽微，能究深隐”。他评论了历代译人的得失，提出“八备”，即做好佛经翻译工作的八项条件：……

嘉庆常德府志

作者：  (清)应先烈修;(清)陈楷礼纂

出版社：岳麓书社,2008

简介：常德为古名郡，位于今湖南省西北部，左包洞庭之险，右扼五溪之要，素有“荆楚要地，川黔咽喉，湘西门户”之称。其地在夏、商、西周时期属《禺贡》所称九州岛之荆州地区。春秋战国属楚。公元前二七七年秦蜀郡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在今武陵区城东建筑城池。常德有城，自此开始。西汉高祖时取“止戈为武，高平为陵”之意，改黔中郡为武陵郡三一国先属蜀后归吴。晋属荆州。南朝时宋、齐属郢州，梁、陈置武州。隋、唐名日朗州。五代为楚王马殷所据。宋大中祥符五年（一○二）易名鼎州。政和七年（二一七），取《诗经•常武》小序“有常德以立武事”之义，置常德军节度“常德”之名由此而来。干道元年（二六互升为常德府，属荆湖北路。元为常德路，属湖广行省。明复称常德府，属湖广布政使司。清康熙三年（一六六四》湖南、湖北分治，乃隶湖南省，辖武陵（今常德市武陵区、鼎城区）、桃源（今桃源县）、龙阳（今汉寿县）、沅江（今益阳市之沅江市）四县市。更多>>

李白诗选

作者：  熊礼汇 评注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简介：古风其十九西上莲花山1，迢迢见明星2。素手把芙蓉3，虚步蹑太清4。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5，高揖卫叔卿6。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注释】1莲花山：又称莲花峰，为华山中峰，亦为最高峰。2迢迢：遥远的样子。明星：仙女名。《太平广记》卷五九《集仙录》：“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3素手：洁白的手。4虚步：凌空而行。太清：天空。5云台：云台峰。慎蒙《名山记》：“云台峰在太华山东北。”6卫叔卿：神仙名。《神仙传》记载，卫叔卿，中山人，服云母得仙。曾乘车驾白鹿从天而下见汉武帝，倏然而去。武帝遣使者寻找，至华山绝壁之下，见其与数人博戏于石上。【解读】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五载（756）正月以后。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安禄山攻破东都洛阳，次年正月僭称皇帝，大封部属。李白目睹洛阳陷落，遂西进函谷关，上华山，继而南奔宣城。诗即作于登华山之后。这是一首极富浪漫色彩的诗，也是李白少有的直接反映安史动乱的诗。其艺术手法，充分表现出浪漫主义诗人反映社会现实的特点。陈沆说此诗“皆遁世避乱之词，托之游仙也”（《诗比兴笺》），大体是对的。托游仙而写遁世避乱之意，就是此诗的基本手法。所谓“避乱”之“乱”，自是安禄山之乱。诗中是通过写诗人与仙人同游云空俯视所见，表现其“乱”的。如果说诗中写诗人俯视所见，是直接反映社会现实，那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则是通过对超现实的游仙题材的处理完成的。而这正是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的特点之一。有的选本将诗截为两段。说诗中“驾鸿凌紫冥”“以上写诗人在华山游仙生活”，说“俯视”“二句谓在华山上低头俯看洛阳一带平原”云云。其实，后四句仍是写诗人的“游仙生活”，“俯视洛阳川”不过是诗人“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中间的一个举动。写这个举动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便于从鸟瞰角度概括描写社会灾难，表达诗人对安禄山僭位大封伪官和残害民众的愤怒，同时也借以说明他为什么要遁世避难。于此，可见诗的构思缜密、巧妙。又诗的形象变换、场景变换、氛围变换、境界变换、情调变换，能使人产生多种审美感受。而写到俯视所见即戛然而止，这样，李白目睹世间动乱，是否还会随仙而去，便令人生想。古风其三十九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1，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辉2，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3，枳棘栖鸳鸾4。且复归去来5，剑歌行路难6。【注释】1被：覆盖。2徂（cú）辉：太阳落山时的光辉。3梧桐：传说为凤凰所栖息者。《庄子·秋水》：“南方有鸟，其名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4枳棘：两种带刺的树木。《汉书·循吏·仇览传》：“枳棘非鸾凤所栖。”5归去来：即归去，“来”为句末语气词。陶渊明归隐时，写有《归去来辞》。6剑歌：弹剑而歌。行路难：乐府杂曲歌名。【解读】此诗写诗人目睹时局动荡、昏乱，而有归隐之思。诗的结构简单，首句领起，接下来九句都是写“登高望四海”所见，末二句则写因有所见之感。写其所见，多出以自然景物，而各有所指。寓意或如萧士所云：“‘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者，以喻高见远识之士知时世之昏乱也。‘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者，以喻阴小用事而杀气之盛也。‘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者，谓遭时如此，所谓荣华者如水之逝，万事之无常亦犹波澜之无底止也。日，君象；浮云，奸臣也；掩者，蔽也；徂辉者，日落之光也。比喻人君晚节为奸臣蔽其明，犹白日将落为浮云掩其辉也。无定端者，政令之无常也。‘梧桐巢燕雀’者，喻小人在上位而得志也。‘枳棘栖鸳鸾’者，喻君子在下位而失所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对“白日掩徂辉”二句，解者稍有分歧。沈德潜赞同萧说，谓“‘白日’二语喻谗邪惑主”（《唐诗别裁》）。王琦则说：“‘白日掩徂辉’，谓日将落而无光，如人将有去志而意色不快。‘浮云无定端’，言人生世上，行踪原无一定，何必恋恋于此！或以落日为浮云所掩，喻英明之人为谗邪所惑，两句作一意解者亦可。”（《李太白全集》注）比较而言，王氏所说不得要领。之所以如此，是他硬要将此诗主旨说成是“太白所投之主人惑于群小而不见亲礼，将欲去之而作此诗”（同上）。而李白痛呼“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实在是因时世不可为，步履维艰所致。……渡荆门送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1。月下飞天镜2，云生结海楼3。仍怜故乡水4，万里送行舟。【注释】1大荒：广阔无际的原野。2天镜：指映在水面的月影。3海楼：江面上水雾由于折射而形成的幻影，即海市蜃楼。4怜：爱。故乡水：长江水自李白家乡蜀中流来，故云。【解读】荆门，山名，位于湖北省宜都市西北长江南岸，与江北虎牙山隔江相对。《水经注·江水》云：“江水东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山在南，上合下开，其状似门，虎牙山在北，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江出荆门，即跃入江汉平原。江上风光，与在荆门以西蜿蜒穿行于峡谷时相比，大不同矣。此诗当为诗人出蜀初过荆门时所作，写的是他船渡荆门、驶入荆江的新异之感。沈德潜说“诗中无送别意，题中（送别）二字可删”（《唐诗别裁》），甚是。诗的首联写得平实，却反映出诗人终于出蜀入楚的激动心情，语气中含有几分庆幸、几分自得。颔联、颈联写景，都不离荆江之水。“山随平野尽”，自是写诗人乘船经千余里峡江进入荆江所见江岸地势的显著变化；“江入大荒流”，更是写所见江出荆门、跃入江汉平原的壮观景象。“飞天镜”、“结海楼”云云，亦为荆江本地风光。尾联虽也写荆江之水，却是借水抒情。特意点明它是来自故乡的水，且谓其“万里送行舟”，无意间流露出一丝怀乡之愁。和首联所言，一并写出诗人渡过荆门的心理感受。此诗写荆门荆江形胜，有“包举宇宙气象”（杨成栋辑《精选五七律耐吟集》），除取景阔大、出语雄壮外，与尽从动态角度叙事、体物、抒情，大有关系。前人注“山随平野尽”二句，爱拿杜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和它作比较。讲二者区别，或谓李诗为“壮语”，而杜诗“骨力过之”；或谓“李是昼景，杜是夜景；李是行舟暂视，杜是停舟细观”（王琦《李太白全集》注引语）。其实李诗写的是船过荆门所见荆江的独特景象，杜诗写的是夜行荆门惯见的一般景象，两者都显出壮远之美。但李诗写的是诗人初渡荆门一览江山的新异感，内含欣喜之情，杜诗写的是诗人荆江“旅夜”观星望月（水中月）的孤寂感，内含凄冷意绪。秋下荆门霜落荆门江树空1，布帆无恙挂秋风2。此行不为鲈鱼鲙3，自爱名山入剡中4。【注释】1空：指树枝叶落已尽。2布帆无恙：顾恺之作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参军，请假东还，并请殷仲堪把布帆借给他。顾恺之途中遇险，写信对殷仲堪说：“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世说新语·排调》）于是后人称旅途平安为“布帆无恙”。3鲙（kuài）：通“脍”，细切的鱼肉。此句用西晋张翰因思念故乡鲈鱼鲙而辞官回家的典故。4剡中：指今浙江省嵊州市一带。《广博物志》：“剡中多名山，可以避灾。”【解读】敦煌唐人写本《唐诗选》残卷抄有此诗，题作《初下荆门》，若抄本抄自原诗，则此诗为诗人出蜀乘舟初过荆门时作。不过诗中写秋色而言秋兴，秋意弥漫，以《秋下荆门》为题，也恰到好处。此诗并不费解，作者只是说他秋下荆门欲到剡中一游，但他信口道来，却说得巧妙，说得有兴味。诗中两用典故，无不出语自然，可谓运古入化，绝无痕迹可言。如“布帆无恙挂秋风”中，“布帆无恙”本是顾恺之舟行遇险，在信中向朋友介绍所借布帆完好的话，诗中用来说舟行一路平安，就有味、有趣，使人想到诗人心境的平和、惬意。“此行不为鲈鱼脍”，虽是反用“张翰见秋风起，思吴中莼鲈”事，由于语浅意明，读者即使不知张翰典故，读这一句和下一句，也会明白此行入越情致的清雅、恬逸。与用典运古入化一致，全诗语言浅淡，却用字准确、生动，如“江树空”之“空”字，写霜落木叶俱尽之状，简直无可替换者；“挂秋风”之“挂”字，从空虚处突出布帆形象，令人生想。至于此诗用语信腕信口，而句句勾连得紧，则如李所说：“首句写荆门，用‘霜落’、‘树空’等字，已为次句‘秋风’通气。次句写舟下，趁便嵌入‘挂秋风’字，暗引起第三句‘鲈鱼脍’意来。第三句即以‘此行’承住上二句，以‘不为鲈鱼脍’五字翻用张翰事，以生出第四句来，托兴名山，用意微婉。”（《诗法易简录》）荆州歌白帝城边足风波1，瞿塘五月谁敢过2。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3。拨谷飞鸣奈妾何4。【注释】1白帝城：故址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东瞿塘峡口。2瞿塘：峡名，为长江三峡之首，也称夔峡。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东至巫山县大溪。3缲（sāo）丝：煮茧抽丝。4拨谷：即布谷鸟。布谷鸟叫声如同“布谷”二字之音。又布谷叫，表明农忙季节已到。【解读】《荆州歌》，乐府旧题，《乐府诗集》卷七十二收此诗，列入杂曲歌辞。此诗写荆州农妇在麦熟、茧熟季节对远在巴蜀的丈夫的思念，全诗五句皆可视为农妇对夫君诉说心思的话。理解诗意，应先从“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入手，然后再看首二句。农妇说她在麦收、茧熟季节想念夫君，“忆君”思绪纷乱就如同抽茧出丝的丝头一样。诗中用双关语，以“丝”言“思”。农妇情思“头绪多”，从大的方面看，不外二端。一是急切地盼望他能及时归来，一是想到他不能归来。细言之，盼他归来，是出于情感需要对作为夫君的思念，和出于农事需要对作为主要劳动力的丈夫的想念。想到他不能归来，是因为想到五月峡江险恶，白帝城边风波大作，瞿塘峡无人敢过。他若归来，就可能遇到生命危险。这样，既想他归来，又想到他不能归来或不应该归来，自然心绪复杂。这心绪的复杂，正反映出农妇的善良、朴质和对夫君情感的真挚。农妇以两难之心缲丝，手忙脚乱、神色不定，可以想见。如果说情感上的思念还可以勉强克制，那割麦、犁田、下种、栽秧的农活可实在不能耽误啊！诗中一句“拨谷飞鸣奈妾何”，正写出了她既怀两难之心，又为农事所忧的焦灼感和窘迫感。此诗风格酷似汉代民谣，又似今日江汉平原流行的“赶五句”。语言质朴，抒怀言事，切近农家生活，有地方特色。不但“缲丝忆君头绪多”，取境典型、言情极富表现力；末句“拨谷飞鸣”云云，也能在叙事之外别添一种韵味。使人咏而诵之，对农妇顿生同情之心。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1。孤帆远影碧山尽2，唯见长江天际流。【注释】1烟花：犹言繁花如烟。2影：一本作“映”。碧：敦煌写本《唐人选唐诗》作“绿”。山：一本作“空”。陆游《入蜀记》：“太白登此楼(黄鹤楼)送孟浩然诗云：‘征帆远映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盖帆樯映远山尤可观，非江行久不能知也。”【解读】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728）春天，此前，李白和孟浩然已交往有年。“故人”在阳春烟景之时，出游繁华的扬州，固然可喜可羡，就李白而言，仍留恋难免，故作此诗以道其依依难舍之情（用沈祖老师说）。前人欣赏此诗，无不道其抒情之妙。概言之，则谓其乃“送别诗之祖，情意悠渺，可想不可说”（《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陈继儒语）。“语近情遥，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唐宋诗醇》）。细言之，则谓“‘黄鹤’，分别之地；‘扬州’，所往之乡；‘烟花’，叙别之景；‘三月’，纪别之时。帆影尽则目力已极；江水长则离思无涯。怅望之情，俱在言外”（唐汝询辑《唐诗解》）。用“语近情遥”概括此诗抒情特色，真可谓探骊得珠之论。只是“语近”，不单指用语轻婉、浅淡，还指用平常语说平常景、叙平常事；“情遥”，不单指“不见帆影，唯见长江，怅别之情，尽在言外”（黄生《唐诗摘抄》），还见于诗中所写平常景物中。当然，最使此诗显得“情意悠渺”的，是后二句所写诗人伫立江边（有学者认为是在黄鹤楼上）久眺孤帆远去的形象。“孤帆远影碧山尽”，实际上展示的是一个漫长的送别过程。大概孟浩然解缆放船，在船头与诗人拱手道别后，诗人仍然伫立江干，目送船行。先是船只赫然在目，继而愈行愈远，唯见一片孤帆，最后连孤帆远影都望不见了。这伫立久望，自然显露的是诗人的别情依依。“唯见长江天际流”，也不仅仅是像前人说的“不见帆影，唯见长江”，是在写诗人的惆怅感。还和前说“孤帆远影”一样，是在写诗人伫立久望的专注。岂止目送船行，心亦随人远去，因而江中流水和来往船只全不在他眼中。直到孟浩然的坐船消失在水天相接处，他才收回视线，从离情别意中回过神来，注意到江水东流。和这种手法相近的，有中唐诗人钱起的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省试湘灵鼓瑟》），不过钱诗是写听者陶醉于音乐的感受。写别情而与此诗后二句手法最相似的，是岑参的诗句：“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蜀道难噫吁1，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2，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3，可以横绝峨眉颠4。地崩山摧壮士死5，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6。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7，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８。青泥何盘盘9，百步九折萦岩峦10。扪参历井仰胁息11，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12。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13，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14，砯崖转石万壑雷15。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16。一夫当关17，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18，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19。【注释】1噫吁(yī xū xī):惊叹声。《宋景文公笔记》：“蜀人见物惊异，辄曰噫吁。李白作《蜀道难》，因用之。”2蚕丛、鱼凫（fú）：远古蜀国的两个君王。扬雄《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从开明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3太白：山名，秦岭主峰，位于今陕西省眉县东南。鸟道：鸟飞的通道。4峨眉：山名，位于今四川省峨眉山市西南。5壮士死：《华阳国志·蜀志》云：“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时压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入蜀之路遂通。”6天梯：指高而陡的山路。石栈：俗称“栈道”，在峭壁上凿石架木筑成的通道。7六龙：传说羲和每天驾着六龙所拉的车子，载着日神从东往西行驶。回：回转。高标：高的标志，指蜀道中的最高峰。一说为山名，即“望高山”。8猱（náo）：猿的一种，善攀援。9青泥：岭名，位于今陕西省略阳县北。10萦岩峦：意谓围着山岩峰峦打转。11扪(mén)：摸。参、井：星宿名，分别为蜀与秦的分星。古代天文学将十二星辰位置与地面州、国对应，就天文言，参星、井星分别为蜀地、秦地的分星；就地理言，则蜀地、秦地分别为参星、井星的分野。12巉(chán)岩：高峻的山崖。13子规：杜鹃鸟，相传为古代蜀君杜宇魂化而成，逢春即鸣，啼时嘴角流血，声音悲凄。14飞湍（tuān）：奔腾的急流。喧（huī）：喧闹声。15砯（pēnɡ）：水击岩石发出的声响。16剑阁：今四川省剑阁县大、小剑山之间的栈道。崔嵬（wéi）：高耸、高峻之状。17一夫当关：晋张载《剑阁铭》：“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谓剑阁。……一夫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非亲勿居。”18锦城：锦官城的简称，故址位于今四川省成都市南。19咨（zī）嗟：叹息。【解读】《蜀道难》为南朝乐府旧题，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收入此诗，列入相和歌辞瑟调曲。李白此诗作于长安，时间应在天宝十二载（753）以前。《本事诗·高逸》言：“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关于《蜀道难》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最为可取的是詹先生的送友人入蜀说。其构思略同于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以及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这类诗主要是通过描写某种自然景象来表达送别之情。它们有如画家的赠人之作，出现在画面的是巍峨雄奇的江山或异彩纷呈的自然景观，画家的送人之意就包含在他所创造的意境中。李白的《蜀道难》也是如此，它主要是通过描写蜀道之难表达对友人入蜀的关切之意。诗的中心内容，就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诗人着力描写的，就是蜀道难的“难”。诗中写蜀道之难，不单写自然环境的艰险，还写到人事环境的险恶，对梁陈诗人作《蜀道难》仅言其险而不及其他，是一个突破。李白并没有走蜀道的经历，他能成功地写出蜀道之难，诀窍有三。一是取材多从神话传说、文史资料中来。诗人将有关蜀道的神话、传说、历史和文学资料交融在一起，结合自己登临山水的体验，构思蜀道之难的形象、氛围、境界，能使人产生新异、奇险，以至神秘的感觉。二是写蜀道之险，极尽夸张、形容之能事。其中无论概叙，还是细说，无不形象鲜明，使人触目惊心。三是诗中有人，既有置身蜀道的友人，又有位于蜀道之外的诗人。诗人既用友人置身蜀道的强烈感受衬写蜀道的艰险，又借和友人的对话（诗中表现为有问无答），表示对友人安危的关心和反复强调蜀道的险、难。此外，诗以嗟叹起，以嗟叹结，始终在诗人为蜀道之难感到讶异、惊骇的话语氛围中描叙蜀道之难，以及三次在诗中慨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都对蜀道之难起有反复渲染、不断强化的作用。前人说：“篇中三言蜀道之难，所谓一唱三叹也。”（《唐音审体》评语）其实这一唱三叹之词，也可理解为诗人对友人的再三提醒。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41-46

作者：  倪俊明主编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简介：　　本书是《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之一，共收录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所藏稀见方志三十二种，其中稿抄本十六种，具有很高的文献利用价值。 　　前言 　　方志是以一定體例反映一定行政單位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自然現象和自然資源的綜合性著述，它分門別類，貫通古今，其存史、致用的價值久為人們所認知。廣東的方志可溯源到東漢時期番禺人楊孚所撰的《異物志》（又名《南裔異物志》），這是歷史上第一部記述嶺南風土物產的志書。其後自吳晉南朝，迄明清民國的的兩千年間，廣東產生了相當多的志書。據李默《廣東方志考略》統計，歷史上廣東舊方志共有861種，今天尚存的有431種。其統計尚未包括鄉土志等，否則，數量更多。《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著錄了現存447種廣東舊方志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1986年編著的《館藏廣東地方誌目錄》收錄達520種之多（含鄉土志、山水志、名勝志、寺廟志、圖志等）。廣東現存最早的方志為元大德《南海志》殘本，宋元以前已佚散的舊志，今天只能在《藝文類聚》、《冊府元龜》、《太平禦覽》、《初學記》、《永樂大典》等類書及學者們所輯的一些輯佚書中見其枝葉了。 　　清宣統二年（1910年）廣東提學使沈曾桐奏請，於前兩廣總督張之洞開辦的廣雅書局內設立廣雅書局藏書樓，1912年改為廣東圖書館，此即為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的淵源所自。經過將近百年的發展，歷經數番析合，現已成為一所藏書總量達500多萬冊的現代圖書館。其中線裝古籍4萬餘種47萬冊；全國地方誌（外省）3萬餘冊；金石拓片3萬餘冊（件）；新舊廣東地方文獻9萬余種40余萬冊。 　　地方誌為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典藏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重視地方誌尤其是廣東方志的收藏是該館的優良傳統。廣東省圖書館初始藏書為廣雅書局藏書樓舊藏，民國初年，該館收得原廣雅書院冠冕樓藏書一部分，並由省公署民政廳、教育廳拔送廣東各府州縣誌全份。1921年，又得梁鼎芬後人捐葵霜閣藏書，藏書以叢書及方志、詩文集為著。經過近二十餘年的搜集，該館收集的各省新舊通志業已完備。據1931年《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統計，當時廣東省立圖書館館藏書籍以“地志為最多，共7000餘冊，各省通志俱購置完備”。1934年，省立圖書館被撤並，部分貴重圖籍歸存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據1936年任館長的羅香林編《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方志目錄》記載，當時已收錄方志1000餘部，其數量在南中國首屈一指。1938年，廣州淪陷，有關圖籍受到嚴重破壞。1941 年，廣東省立圖書館在韶關複館，在杜定友館長的領導下，大力搜集廣東地方文獻。地方誌方面，1945年，僅得廣東26個縣份的縣誌，至1946年，已收得 88縣份的縣誌，僅5縣份縣誌未入藏。當時省圖廣東方志有通志1種，府志12種，州縣誌134種，並有多種鄉土志。1949年，省館接收廣東文獻館圖籍，得地方誌69種，絕大部分為廣東方志。建國初，省館在全省各地徵集了大量的圖籍文獻，館藏日富。1955年，省館與廣州市中山圖書館合併，原先分存兩館的圖籍包括地方誌始合而為一。至1957年，廣東地方誌已收藏至315種，廣東97縣中，除防城（今屬廣西），白沙，樂東，保亭（三縣今均屬海南省）4縣本無縣誌，其餘各縣縣誌均有收藏。經過數代圖書館館員的苦心經營，目前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共收藏新舊方志近萬餘種（含各種專業志），其中1949年前的舊方志2100餘種，以《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統計的現存全國舊方志數量8200餘種相較，約占四分之一。計省（通）志58種，府志158種，州縣廳志 1750種，各鄉土志、島嶼志等178種，其中廣東省內舊方志392種。數十年來，承惠社會各界慷慨捐贈（如1954年，黃蔭普先生贈書數千種，其中廣東方志67種），及通過購買、交換、複製、縮微等方法徵集廣東舊方志，見諸《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著錄而本館以前缺藏的廣東舊志現在絕大部分已補充入藏。 　　現從館藏方志中挑選32種舊方志匯為《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其中廣東方志26種，省外方志6種。以版本而言，清刻本10種，清及民國間稿（鈔）本16種，民國間油印本、鉛印本各3種，內有12種為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所僅藏，史料價值自不待言。編者給每種方志均撰寫了提要，以資讀者參考。 　　[民國]續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 朱慶瀾修，梁鼎芬纂。民國五年（1916）修，廣東通志局稿本。慶瀾，字子橋。浙江山陰（今紹興）人。歷任四川副都督，黑龍江督署參謀長、民政長、巡按使，廣東省長，中東鐵路護路總司令兼哈爾濱特別區行政長官，國民政府賑務委員會委員長等。鼎芬，字星海，號節庵，廣東番禺人，光緒進士，歷任知州、知府，累官至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著有《節庵先生遺詩》等。是志民國五年始修，旋因政局動盪而終止。敍事自清順治元年（1644）至宣統二年（1910）。殘存稿本內容依次為：序、職名表、訓典、晷度表，山川略（廣州府）、兵制（附營汛、兵餉、馬政）、前事略（番禺縣）、人物志(廣州府、韶州府、潮州府、肇慶府、瓊州府、嘉應州)、廣東儒林、藝文志（史部書目）、雜錄（廣州府）。該稿以人物、訓典為主，各占全書的十分之六和十分之二。人物志資料多據舊府、州、縣志，兼錄採訪冊及粵人文集等，內除古代人物外，收入鄧世昌、馮子材、黃遵憲等一批近代以來著名粵人傳稿，為首錄資料。訓典則收集清道光、咸豐、同治年間粵省官吏向清廷的上諭、奏摺等，反映了這一時期廣東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形勢，頗具史料價值。稿本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 鄒魯修，溫廷敬等纂。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魯，字海濱，號澄廬主人，廣東大埔人，同盟會會員，歷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廣東大學、中山大學校長，廣東通志館館長，國民黨中央常委等，著有《回顧錄》、《鄒魯文存》等。廷敬，字丹銘，號止齋，大埔人，曾任惠潮嘉師範學校校長、廣東通志館主任兼總纂等，著有《補讀書樓文集》、《經史金文證補》等。民國二十年（1931）始修，二十四年結束，大部分為調查採訪冊和初輯資料冊。記事自清順治元年（1644）至民國二十三年。分訓典、山川略、地質概要、兵要地理、堡寨、墟市、村制、醫院、寺觀、災變、警政、物產、稅收、沙田、鹽法、公債、兵制、外交志、公路、航政、郵政、前事略、大事記、藝文略、金石略、集古略、列傳、雜錄等二十八門。其體例和篇目已具有現代志書的雛型。其內容銜接《[道光]廣東通志》，保存大量清代和民國的史料，不少門目均為初錄資料，尤具參考價值。如醫院門，詳記近代以來廣州博濟醫院，國立中山大學第一、第二醫院，廣州市市立醫院，柔濟醫院，私立廣東光華醫院等十二家大醫院的歷史沿革、機構設置和業務概況。物產門介紹近代以來廣東大米、小麥、黃豆、花生、番薯、蔬菜、水果、蠶絲、茶葉等的生產和進出口情況，並附有統計圖表。鹽法門記載了廣東鹽業的歷史沿革、生產分佈，並收錄大量法規、章程和統計資料。外交門則反映了近代廣東對外貿易之緣起，鴉片戰爭和中法戰爭時期之中外關係以及有關廣東華僑、租界和外僑等概況。列傳除收錄丁日昌、宋湘、何如璋、張蔭桓、黃遵憲、朱次琦、簡朝亮、陳澧、張維屏等社會名流的傳記外，還介紹了朱執信、鄭士良、鄧蔭南、鄧子瑜等一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志士的生平事蹟。稿本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光緒]仁化鄉土志 （清）佚名纂。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稿本。據是志序該志由縣學堂堂員一人主稿，二人分謄。乃奉命編鄉土志，旨在啟蒙教化。遵頒行例目之門類，按教科書形式分課敍述，共五十四課，包括地理、建置、興利、除害、剿匪降寇等內容。每課均在一百字左右，簡短明瞭。是志以舊志為底本，據實錄入，內容簡略，考證從疏，史料價值不大，僅供學堂教學參考。稿本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光緒]連山鄉土志 （清）盧澤潤撰。清光緒年間抄本。澤潤，廣東連山人。清光緒年間撰。記事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分歷史、政績、兵事、耆舊、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等十五門。兵事門有太平軍和紅巾軍在連山活動的記載。人物及地理方面資料稍詳。其餘均較簡略。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 　　[民國] 連縣志七卷 韓建勳、伍岳嵩修，何詩迪纂，民國三十八年（1949）油印本。建勳，民國三十六年（1947）任廣東連縣縣長。嶽嵩、詩迪均廣東連縣人，分任連縣文獻委員會主任，連縣修志館副主任。縣修，始纂於民國三十六年，成書於三十八年，記事止於是年。正文分大事記、人文、經濟、社會、教育、人物、古物、方言、藝文、金石、技擊等十二門百六目。是志為連縣最詳實的一部縣志。是志因時代演進，增入民國三十八年前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史實，內容增加數倍，綱目凡例，依遵內政部公佈之地方志書纂修辦法訂定，書中多有統計表，如土地、戶口、物產、物業、實業、地質、氣候、交通、賦稅、教育、衛生以及人民生活社會經濟各種狀況，均分年精確調查，製成統計比較表，尤詳於民國部分。人文門辟瑤務目，詳述該地區瑤排之人口，面積及綏瑤、化瑤等政策，有助於地方民族史的研究。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 　　[民國] 南澳縣志未成稿 章潛龍修、楊世澤纂，民國三十六年（1947）稿本。潛龍，廣東南澳人，民國三十五年（1946）任縣長。世澤，廣東潮安人，曾任廣東汕頭孔教協會副會長、南澳縣教育科長、南澳縣志編纂委員會副主任等。民國三十五年始修，次年因經費無著而中輟。敍事至民國三十五年。僅有輿地沿革、職官、文職表、武職表、鄉賢事蹟調查表（一）、事紀（漢至民國）、災祥等的油印稿和手抄稿。鄉賢事蹟調查表中較前志略有增補。事紀中補敘抗日戰爭時期南澳軍民奮起抗日、流亡縣政府在饒平開展瓦解偽軍工作以及接管南澳日偽政權的經過等。因該志距前志僅年餘時間，且為未成稿，故內容頗多因襲前志。稿本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光緒] 南海鄉土志 （清）佚名纂，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抄本。是志正文卷數不明，無凡例。內容主要簡介南海山脈、水道、交通（包括鐵路）、物產、商貿情況。刊載“籌弭水災芻議”、整頓惠濟義倉和因水潦邑縣紳士上呈救濟書等，特別是“籌弭水災芻議”一文，分析廣東水系分佈、水文情況，提出治理水災的辦法有急賑、平糶、築秋欄、補助、開河、清沙等。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 　　[道光] 龍江志略四卷 （清）儒林書院纂，道光十三年（1833）抄本。儒林書院，在廣東順德龍江鄉，嘉慶二十三年（1818）建。正文分輿地、選舉、人物、藝文四門。是志殘缺不全，僅存輿地門一卷，內有述典、山川、橋樑、津渡、古跡、坊表、祠墓、坊里、物產、氏族、編年、冠裳等目，其中之冠裳目仿似方志之名宦體例，記載有部分人物行狀。是志另有清末、民國初年抄本。內容除輿地外，另含選舉、人物、藝文等，記事續至民國十四年（1925）。抄本均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民國] 鶴山縣志未成稿十八篇 宋森纂修，民國三十三年（1944）稿本。森（1877—1952），字木林，廣東鶴山人，畢業於清末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歷任教員、校長、教育局長。是志始修於民國二十四年（193 5），推宋森為文獻委員會主席，後因抗戰事起，修志中止。民國三十三年底又輯存稿，補其未竟，披閱十餘載，1950年稿初成，部分記事至1952年。其體例在繼承前志的基礎上，注意吸收各地修志的優點，故更顯完備。在內容方面，記載甚詳，確至年月日。紀事篇記載有清末鶴山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史料，如咸豐四年（1854）邑人陳開率領天地會起義，建立大成國之經過。又如社會篇分述了本縣百一十三個姓氏族人的源流、遷移、蕃衍情況，頗具價值。書末的文徵，還收入了相當豐富的有關該縣的珍貴文學資料。是志稿分藏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和鶴山縣檔案館，後者為十五卷本。 　　[宣統] 新寧鄉土地理二卷 （清）雷澤普撰，清宣統元年（1909）刻本。澤普，邑人。書成于宣統元年（1909），分二十三章：新甯縣之起源、新甯縣之成立、新寧縣城之建置、廣海衛之建置、赤溪廳之析置、經緯度及分野、氣候、疆域、都界、山嶽、河流、洋海、戶口、田畝、水利、鹹圍、險隘、鐵路、水陸交通之大市場、古跡、風俗、物產和兵防。章下分課。輿圖一幅載正文前。是書乃供該邑小學初級地理課教學之用。清末朝廷興辦新學，所定初等小學章程中以地理一科為最重。此初級地理教科書即以激發學生之愛國愛鄉之心為目的。多本前人成說（以邑志為主，以《大清一統志》、《廣東通志》、《廣州府志》和《甯陽雜存》為輔)，刪繁就簡，多擇其主要及著名者，以簡略和通俗便於觀覽記憶。各章節後注明參考書。內容側重于自然地理，間亦偶及經濟和政治地理。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吉林省圖書館等藏本。 　　[光緒] 梅菉志稿八卷 （清）梁兆硻撰，光緒二十八年（1902）稿本。兆硻，廣東吳川人。私人撰修，成書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正文分地理、建置、事紀、金石、藝文、列傳六門二十二目，參考《明史》、《茂名縣志》、《吳川縣志》、《高州府志》、《亂離見聞錄》、黃爐《梅菉賦志》等書，存同列異，比類考證，詳於地理、建置的記述，人物列傳從略，金石門吸收大量碑銘資料，涉及清末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該志是未成稿，篇目雜亂，修改、圈改之處頗多，現殘存四卷。稿本藏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民國] 電白縣新志稿十卷 邵桐孫等修纂，民國三十五年（1946）油印本。桐孫，廣東電白人，曾任教廣東國民大學。民國三十三年（1944）始修，民國三十五年訂正、編次舊稿而成是書。正文分十門四十二目，有天文、土地、人民、政治、經濟、文化、耆舊、年紀、文徵、雜錄等門。是志略古詳今，側重現代，記事止於民國三十三年，耆舊則止于清季，職官、選舉從闕。正文前有輿圖，其中之地質圖套色區分邑縣地質變化。部分門類體例從新，如經濟門分農業、林業、工業、商業、漁業、鹽業、物產、交通、建築等目。人民門載戶口統計和民風習俗。耆舊門載各類人物資料。邑鄉賢著述入文徵門，序、記等則入文徵門。是志之載多簡略。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和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 　　[民國] 惠陽縣志 張友仁纂修，民國三十七年（1948）鉛印本。友仁，原名勝初，廣東惠陽人，清末貢生，歷任廣東海豐縣縣長、福建龍溪縣縣長、廣東省文史館副館長，著有《惠州西湖志》等。是志殘存十一頁（卷九人物第三至十三頁），原載民國三十七年（1948）《豐湖月刊》第二期。內載翟彥榮、關可成、任錫休、楊傳芳等三十五名明朝洪武年間至嘉靖年間惠陽籍人士傳略，除王度、姚祥、楊天祥、葉時、葉天佑等傳較為詳盡外，其餘均較簡略，可為研究明朝惠陽地方人物提供線索和資料。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 　　[乾隆] 和平縣志八卷 （清）曹鵬翊、徐廷芳修，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朱超玫、徐潤纂。鵬翊，河南鞏縣人，舉人，乾隆十八年（1753）任和平縣知縣。廷芳，廣東和平人，進士，歷任廣東肇慶、南雄府學教授，陝西扶鳳縣知縣。超玫，廣東和平人，舉人，貴州遵義縣知縣。潤，廣東和平縣人，貢生，陽江教諭。乾隆二十八年刻，敍事止於二十七年。正文分十七門八十一目，為圖像、天文、輿地、事紀、建置、學校、秩祀、秩官、宦績、選舉、人物、風俗、物產、田賦、兵防、藝文、外志等門。是志扉頁天頭有“乾隆癸未重補”字樣。全書以雍正王植之邑志為准，中間有一二加增，添入者，是志以新補二字別之，各門目加有超玫按語。是書險要目載有邑宰論邑之險要文。事紀門新補清雍正八年以後邑之紀事。建置門新補邑之建置變化，疆域、公所、監獄等目各有增補。選舉門則新增鄉飲、茂才、冠帶、耆壽各目，人物門增優行、節婦各目。是書藝文門篇幅最多。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和臺灣藏本。 　　[民國] 和平縣志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附文徵二卷 曾樞修，淩開蔚纂，民國三十二年（1943）鉛印本。樞，字效愚，廣東興寧人，民國三十年（1941）任和平縣縣長。開蔚，字秀峰，和平人，曆官縣勸學所所長、縣政府秘書。是志由曾樞自民國三十年春倡修，於民國三十一年底編成，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付印。記事止於民國三十二年。正文分二十門百一十目。是志為和平縣第七次纂修縣志，體例完備，內容翔實，頗具特色，可謂和平縣志之集大成者。志中較重人物，其職官、選舉和人物約占全書四分之一。職官門將自明嘉靖二年（1523）至民國三十二年和平縣曾設之文武職官一一敘錄，其後，還載王守仁等三十九人的宦跡。選舉門將縣屬自明末至民國的進士、舉人、貢生、例貢、職員、生員、例監、從九、學校畢業、孝廉方正、議員、仕宦、封贈、恩賜、鄉飲等四千餘人詳錄無遺。人物門則按官員、列女、耆壽先後排列，大部分立有小傳。對研究和平縣人才地理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社科院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 　　[康熙] 永安縣次志十七卷 （清）張進菉纂修，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進菉，直隸宣府前衛（今屬河北）人，官監生，康熙二十四年（1687）任。奉令纂修。康熙二十六年刻，敍事至此年。正文分十七門。是志在萬曆邑志的基礎上補闕拾遺而成。體例上分建置、都里、山川、古跡、學校、賦役、兵防、祠祀、官師、名宦、選舉、人物、列女、風俗、物產、寺觀、藝文。內容上有圖三十七，比前志增補三十三圖。藝文門篇幅較多。是書轉引前志頗多。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和臺灣藏本。 　　[民國] 陸豐縣鄉土志 黃墨園編，民國二十年（1931）鉛印本。內分清初之陸豐、李邦寅夫妻之節義，高華松、高亮福之武功，陳謝勇之治績，莊汝揚、高鵬飛、鄭奇炎、黃德星之清惠，黃逢奇之篤孝，陳安泰之殉節等二十二目。除第一目簡述清初陸豐歷史外，其餘各目介紹自清順治至咸豐年間共三十三名陸豐人物的簡單生平。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 　　[乾隆] 嘉應州志十二卷 （清）王之正纂修，清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之正，大興籍通州（今北京通縣）人，舉人，乾隆十三年（1748）任廣東嘉應州（今梅縣）知州。刊於乾隆十五年，記事止於是年。正文分輿地、建置、田賦、官師、選舉、人物、藝文、雜記、興甯、長樂、平遠、鎮平十二門五十目。是志為雍正十一年（1733）嘉應設州後第一部州志，體例與郡乘少異，取州縣分編之法，以州為主，興甯、長樂、平遠、鎮平四邑各為總考附後，四縣子目大類州志。是志在參考程鄉舊志、潮州府志等文獻基礎上，搜羅散佚，修補殘缺，增入乾隆十一年前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史事，考核務確，去取皆當，詳於州志而四邑總考略附。田賦門各餉目記載明代、清初地方雜稅甚詳，是研究廣東地方賦役制度的重要參考資料。雜記門寇變目以紀傳體形式敘載梅縣地方官府與民眾之鬥爭，對瞭解廣東地區民變史提供了珍貴資料。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本。 　　[民國] 西陽鄉志二十二卷 梅州西陽修志局修纂，民國三十五年（1946）油印本。記事止於民國三十二年。正文分疆域圖、總論、疆域沿革、山川、氣候、水利、物產、禮俗、橋渡、古跡、戶籍、賦稅、倉儲、學校、選舉、仕宦表、忠烈表、人物、列女、藝文、災祥、叢談等二十三門。因尚未修完，現存本僅有總說、山川、氣候、水利、物產、禮俗、橋渡、古跡、戶口、學校、選舉、藝文等十二門。是志為距梅州東三十里之西陽鄉志書，以舊鄉志為底本，佐以採訪冊、舊州縣等資料，尤重民國時期政治、經濟、文化史料的搜求，重要門類詳今略古，戶口門民國間內外鄉戶口資料民國二十九年調查編入，學校門民國間未據報之私學亦予以注明。戶口、學校、選舉諸門以年代為先後，次第冠以表格，言簡意賅。物產門列穀、菜蔬、果、木材、竹草、花、藥、飛禽、野獸、鱗、介、蟲、物產等目，尤甚精詳。然是志為初編，門類設置過繁，且目錄與內容亦有不合。藝文門歷代每種書目後列部分詩文，與舊例不合。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 　　[道光] 鎮平縣志九卷 又名石窟一徵 （清）黃釗撰，光緒六年（1880）刊本。釗，字穀生，一字香鐵，廣東鎮平人，嘉慶舉人，歴官潮陽教諭，翰林院待詔，負詩名，著有《白華草堂詩鈔》二十一卷、《苜蓿集》八卷、《白華草堂文集》等。私人修撰，清道光年間修，刊于同治二年（1863），光緒六年重刊。正文分方域、徵撫、教養、禮俗、天時、日用、地志、方言、人物等九門。鎮平舊志內容簡陋，門類不全，是志效《揚州畫舫錄》例，搜集資料，精加考證，修補大量紕漏，堪稱佳志，且作者采掇甚勤，工力細密，間或援古證今，淹貫博洽，如教養門引書四十四種，禮俗門引書達八十五種，其餘各篇，繁徵廣引，大率類是。方言門達兩卷之多，細敘鎮平客家方言源流，人物門詳記明末死難諸臣，嘉與褒美，詳悉無諱。是志藝文部分因香鐵早逝由後人增補成帙。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本。 　　[嘉慶] 大埔縣志十八卷首一卷 （清）洪先燾纂修，清嘉慶九年（1804）刻本。先燾，湖北鶴峰州（今鶴峰）人，舉人，嘉慶六年（1801）署潮州府大埔縣知縣。刊于嘉慶九年，記事止於是年。卷首一卷，正文分疆域、山川、城池、衙署、學校、祠祀、寺觀、賦役、兵防、驛鋪、風俗、物產、災祥、秩官、名宦、選舉、人物、藝文等十八門三十七目。是志以 舊志為藍本，但其部分類目與舊志有所更易，如山川、城池，舊志原並於疆輿志，今志則各為一卷，且以水利附山川、津梁，社甲附城池，如驛鋪舊志原與衙署、倉儲等並為營建志，今志則為一卷，風俗，物產舊志原併入風土志，今志亦自為一卷。凡所記載較舊志為富，惟引據前志不注出處。兵防門附寇氛目以紀傳體詳述明中葉至清中葉三百餘年來該地區農民起義及海盜出入情況，對該時期民變研究甚有裨益。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天津圖書館藏本。 　　[康熙] ] 長樂縣志八卷 （清）孫蕙修，孔元祚纂，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蕙，字萮候，奉天府遼陽州鑲白旗（今遼寧遼陽）人，監生，歷任山西潞安府長治知縣，康熙二十五年（1686）任廣東長樂知縣。元祚，廣東長樂（今五華）人，字永齋，康熙舉人，任揀選知縣。奉憲命而修，刊於康熙二十六年，記事止於是年。正文分輿地、建置、秩官、選舉、人物、籍產、系年、藝文八門六十四目。是志體例異于常志，書中有論，有總論，有解，有紀事，有列傳論贊，關帝世家一編尤為創見，他志均無此例。秩官、選舉二門人有傳則附，人物門於秩官、選舉兩門有傳者略引其名，籍產門敘驛傳之法甚詳，又附清初有關雜稅碑銘文獻數篇，對研究地方驛傳制度及雜稅制度甚有裨益。論、總論、解、紀事、列傳、論贊則有過繁之嫌。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天津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本。 　　[民國] 興寧縣鄉土志 羅獻修纂修，清抄本。獻修，字黼月，一字孝博，廣東興寧人，清拔貢，歷任廉州味經書院山長，廣東諮議局議員，京師大學堂教習，中山大學教授，興甯修志局總纂等職，著有《三禮講義》、《尚書大義述》、《周禮學》、《修身學》、《螺莊詩稿》等。始纂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記事止於是年。正文分歷史、地理、物產等三門。是志內容詳實，條理清晰，尤以物產門最具特色。該門下設動物、水族、爬蟲、植物、礦物、動物製造、植物製造、礦物製造、商務等類，細述物產名稱、形狀、製造及銷售等情況，是研究興寧縣近代商業史的珍貴資料。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 　　[光緒] 廣寧縣鄉土志 （清）伍梅、龔炳章纂，清光緒年間刻本。梅、炳章，均邑人。是志無序跋例目，亦無輿圖，書中編次列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後附名宦祠、鄉賢、忠義、節烈）、人類、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古跡、祠廟、坊表、橋樑、市鎮、學堂、山水、道路、物產諸篇。各篇均甚簡略，歷史篇主要介紹了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置縣始末。兵事錄著重介紹了咸豐年間紅巾軍在是邑的活動情況。人類、氏族、實業諸篇雖寥寥幾條，卻填補了此前邑志之空缺。物產篇不僅介紹了天然物產，還列述了該邑人工製造產品情況，亦為新添。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首都圖書館藏本。 　　[道光] 開建縣志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余瀚修，餘楷纂，清同治元年（1862）抄本。瀚，號椒雲，浙江山陰（今紹興）籍，湖南善化（今長沙）人，監生，嘉慶二十五年（1820）任開建知縣。楷，號蔭園，湖南善化人，候選直隸州同知。道光三年，奉檄修志，同年書竣。記事止于嘉慶二十二年。分十二門：輿地、建置、賦役、官師、選舉、典禮、風俗、治行、兵防、人物、事紀和藝文。卷末附捐修人名錄。在前志基礎上頗有修訂增補。官師、選舉、治行和人物四門之有關人物介紹甚詳。藝文分箴訓、序文、碑記和詩章四目，刪去舊載之無關典要者十之四五。事紀門下列封建、祥異和兵寇三目。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 　　[民國] 延川縣新志不分卷 民國抄本。延川秦漢上郡地，晉立臨河縣，西魏置文安縣。隋開皇三年始置延川縣，大業十三年改文州，唐武德二年為基州，五年更北基州，貞觀八年廢州複延川縣。金元明清因之，元隸延安路，金明清隸延安府，今屬延安地區。清順治、道光時期均修有縣志。本志不詳撰人。卷端題陝西延川縣新志。卷首革命事略，錄申國璋、高仰慕、馮國香、馮強效四人事實，皆辛亥革命以來陣亡栒邑丁紳。正文為十二門五十六目，分別為輿地名稱（沿革、面積、疆界、山脈、河流、池沼、地質、氣候、古跡，名勝附），戶口（性別、職業、生活、流氓、遷徙附），物產（動物、植物、礦物），風俗（禮俗、習慣、宗教屬之），實業（農、物產、工、礦、畜牧、蠶桑、森林、水利附），教育（各級學校、女學校、社會教育、家庭教育、私塾附），財政（金融、田賦附），交通（郵政、電政、鐵道、汽車路、水運、其他事項附），警政團防（警政沿革、現狀、整頓情形、團防沿革、現狀、整頓情形附），社會（勞工、養老、殘廢、育嬰、救災、醫院附），關於訓政時期之一切新建設（本年以前之建設、本年度之新計畫附）。本志無撰修年份，《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著錄撰修年份為民國十六年。檢本志內容記事確年為民國十六年，但內有 “關於訓政時期之一切新建設”一門，因可知此志當修於民國十七年。各類目所記多簡略，類似修志之調查材料，對瞭解民國初期縣情有一定的資料價值。原本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另有攝影民國抄本。 　　[民國] 陝西栒邑縣行政公署民國十七年造呈新志材料不分卷 民國栒邑縣行政公署撰，民國十七年（1928）修，抄本。栒邑古豳地，秦屬內史，漢始置栒邑縣。後魏三水縣，西魏恒州，尋廢，隋三水縣，唐宋金因之。元省入淳化縣，明成化十三年(1477)複析為三水縣，清因之，民國三年，因與廣東三水縣同名，複改為栒邑縣。1964年改名旬邑，今屬咸陽市管轄。志始修于明萬曆年間，佚。清康熙，乾隆，同治三朝均修志傳世。本志首新志目錄，次栒邑縣略圖彩繪，共九門，依次為輿地，內名稱、沿革、面積、疆界、縣治城池、鄉鎮、古跡、名勝、山脈、河流附；戶口，內田賦、雜稅、雜賦、徵榷、金融附；物產，內動物、植物、礦物；風俗，內禮俗、習慣、宗教附；實業，內農業、物產、工業、商業、礦業、畜牧、蠶桑、森林、水利附；立法；司法；八行政，內教育、建設、警務、財政附；訓政時期之建設，分十七年以前之建設、十七年之新計畫。以其為造新志之材料，故各目記事多簡略。本志僅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收藏。 　　[乾隆] 衡山縣志十四卷 清德貴纂修，鍾光序續修，清乾隆十年（1746）修，三十九年（1774）續修刻本。德貴，正白旗滿州人，舉人。乾隆九年（1745）任。光序，順天宛平人，乾隆十二年舉人，二十二年進士，三十八年任。本志承康熙五十九年（1720）葛亮臣修縣志，補及乾隆近事。乾隆十一年，知縣事德貴續編時因循葛志內容三分之二，增補稅賦、學校、人物及藝文等，並調整佛道寺院出祀典門，附養濟院育嬰堂於建置門；至乾隆三十九年，知縣事鍾光序補刻而益以職官、選舉、貤封、鄉飲之未及登者。刻竟成書。本志共十四門五十四目，依次為沿革、星野、建置、疆域、祀典、古跡、賦役、學校、職官、選舉、人物（附僑寓）、詩賦、藝文和誥勅等。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是志藏故宮，臺灣，湖南圖書館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粵館藏本為殘本，計王志原序缺，葛志序缺首三頁，卷七至九缺。 　　[民國] 西林縣志不分卷 民國抄本。佚名撰，西林古百粵地，秦漢交趾地，宋明土官地。清康熙四年（1665），以上林長官司地改流建縣，隸思恩軍民府，乾隆五年（1740）改隸泗城府。今屬廣西百色地區。西林縣志初修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知縣事王維淮纂修，原刻本今存日本內閣文庫。本志分星野、建置、疆域（里甲村莊附）、山川、形勢、風俗、土產、城池、錢糧學額、津渡、墟市、公署、戶口、塘鋪，邑宰十五門。諸門所記皆簡略。其星野、建置、疆域、山川、形勢、津渡、墟市、塘鋪等條文多本康熙志，然亦有增易，非盡襲前志。內錢糧學額，戶口、邑宰均記事到民國十六年（1927），自清鹹同以降至民國，縣政民生時艱，於茲略窺。按本志《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著錄為“西林縣團務總局編，民國二十年（1931）修”，經遍查全志，未知著錄資訊來源。抄本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民國] 通河縣全縣鄉土略志 通河縣政府編，民國十八年（1929）修，民國抄本。通河古肅慎地，漢為鮮卑地，宋為金地，明清為鄂倫春遊獵地。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立頭站，鄂勒果木索，崇古爾庫三站，縣境始辟；光緒三十二年（1906）因開荒殖邊而設大通縣，因與安徽大通縣重名，於民國三年改名通河縣。今屬哈爾濱市管轄。本志分名稱、沿革、位置、面積、種族及人口、城市狀況、名勝、社會禮俗、地勢土壤、山脈、流域、氣候、物產、輸入貨品、宗教、教育、僑民及其生活狀況、鄉鎮十八門。記事確年為民國三年。諸類目多簡略，其沿革、城市狀況、教育較它目記載為詳。本卷不著纂修名氏及年份。《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定通河縣政府編，修撰年為民國三年。據方衍《黑龍江方志考稿》，當為民國十八年修。是志吉林大學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均有收藏。吉林本據南京大學藏本抄錄。粵館與南京大學藏本相較，類目全同，而南京藏本多卷前《寄金陵大學校書》、《通河縣公署第一二四號》兩文件及卷末何宇銓《略志校勘表》。 　　[道光] 芷江縣六十四卷首一卷 清胡禮箴修，黃凱纂，清道光十九年（1839）刻本。禮箴，河南光山人，進士，道光十七（1837）年任縣事。凱，湖北黃陂人，進士，道光十四年（1834）任縣事。本志內分星野、輿圖、營建、田賦、學校、職官、選舉、名宦、人物、列女、風土、藝文等十二門，不在其類者為志余以紀之，總百餘目。據縣志凡例，“芷江縣志創修於清乾隆二十二年知縣閔從隆，梓而不全，續修于嘉慶二十二年知縣盧爾秋，稿成未梓，旋以六里分拔晃州，已非一縣之志，今特為廣搜博訪，考實辯訛，輯為成書”。是志類目多承閔志，略有增添調整。內容上則卷首芷江縣舊志序、舊州志序及各門目乾隆前紀事亦本閔志，續增幹嘉以來邑事，記事至道光十九年。閔志為十二門八十餘目，每門為卷，而是志則于各門下首列類目，並將門下各目多析分成卷，至有三數人事則為一卷者，故卷帙倍衍，達六十四卷之多。所記以田賦、人物、藝文諸門為詳實。按本志《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著錄為五十九卷，與本館藏本卷數不符。又刻本尚有南京圖書館、臺灣中央圖書館收藏。 　　[光緒] 梅菉賦志不分卷 （清）黃爐修纂，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稿本。爐，字士熏，茂名丹山人，終生不仕。是志為黃爐於光緒十九年（1894）以駢文體形式撰修而成，分地道古跡、廟祠、庵堂、節壽、功名、人事、物產、文聯、風俗、災祥等內容，括為五部來寫。作者從梅菉風貌和民俗學的角度，概括介紹梅菉的沿革、歷史情況、地理特點，記述梅菉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同時又廣引俚語、傳說、名人軼事，介紹梅菉地區的生活習俗及風尚，對研究清末梅菉的風土物情有較大的參考價值。記事、災祥均記至光緒二十八年。稿本藏於廣東省中山圖書館。　　

三国志

作者：  (西晋)陈寿撰;文婕编译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2012

简介：　　《三国志》 　　演绎三国绚烂历史再现不朽经典故事 　　《三国志》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历史的书籍。作者陈寿（233－297年），西晋史学家，字承祚。晋灭吴后，陈寿开始整理三国史事，著《魏书》、《蜀书》、《吴书》共65篇。其中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称《三国志》。书中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间的历史。本书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也是后人研究三国历史的宝贵资料。　　 　　《汉书》 　　迁文直而事露　　固文赡而事详 　　《汉书》，又称前汉书，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全书主要记述了汉高祖元年（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23)共二百二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全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计一百篇。 　　《汉书》开创了我国纪传体断代史书的先河，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历来，“史之良，首推迁、固”，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为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汉书》尤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可见，《汉书》在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后汉书》 　　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　　百读不厌的不朽史书 　　《后汉书》是我国古代史学名著之一，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为“前四史”。《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全书记述了东汉由光武帝建武元年（25）至献帝延康元年（220）一百九十五年间的历史，分纪、传、志三个部分。纪分帝纪、后纪，共十卷；列传记载王侯将相、社会上下各阶层行迹可传之人物，及汉周边诸国历史等，共八十卷。 　　《后汉书》具有简明周详的特点，因而能拔起于众家之后。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较注重道德品质。在体例上，《后汉书》把东汉一代在位时间短、事迹不多的殇、冲、质三帝附在其他帝纪后面，又开创了给皇后增作本纪的先例。　　 　　《中华上下五千年》 　　浓缩五千年风雨历程，纵览民族荣耀与辉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到封建文明极度繁荣的明清时代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与成就，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与挫折，数不清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在历史的征途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本书力求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严肃的史实改编为数百多个生动的小故事，通过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来展现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程。　　 　　《史记本纪》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原名《太史公记》，简称《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本书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年间长达3000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历史状况，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社会面貌。全书共130篇，计52万字。其中以记帝王和大事的“本纪”12篇，记年代的“表”10篇，记典章制度的“书”8篇，记侯国的“世家”30篇，记人物的“传”70篇。 　　《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还是一部成功的传记文学名著。 　　《史记世家》 　　治国安邦的教科书，为人处世的指向标 　　《史记》原名《太史公记》，简称《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本书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年间长达3000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历史状况，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社会面貌。全书共130篇，计52万字。其中以记帝王和大事的“本纪”12篇，记年代的“表”10篇，记典章制度的“书”8篇，记侯国的“世家”30篇，记人物的“传”70篇。 　　《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还是一部成功的传记文学名著。　　 　　《史记列传》 　　史学专著的典范传记文学的滥觞， 　　《史记》原名《太史公记》，简称《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年间长达3000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历史状况，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社会面貌。全书共130篇，计52万字。其中以记帝王和大事的“本纪”12篇，记年代的“表”10篇，记典章制度的“书”8篇，记侯国的“世家”30篇，记人物的“传”70篇。 　　《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还是一部成功的传记文学名著。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宋书》是南朝沈约修撰的一部记载刘宋历史的史书。

后汉书

作者：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1965,2011重印)

简介：后汉书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范晔撰。 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三九八）。他是晋豫章太守范宁的孙子，宋侍中范泰的地庶子。

资治通鉴——中华经典藏书

作者：  陈磊 译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07-3-1

简介：资治通鉴：《通鉴》在材料的分配上并不均匀，其中战国到三国共646年，78卷。晋到隋历时353年，106卷。唐五代343年，110卷。这主要受制于史料的详略。三国以前史料的主要来源是前四史，并没有新的材料，因此内容极其简略。西晋到隋这一时期在编写时无疑参考了新的史料，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已无法分辨信史。而唐五代部分则运用了大量新史料，内容所占的比重也最大，是书中最具价值的部分。 北宋时期，天下承平曰久，文化发展迅速，私人藏书大量增加，很多失传的史书比如唐代的国史、实录、时政记等都重现于世，因此司马光在编撰这一部分史书的时候，对于其时种种野史、官史、谱录、墓志、行状、碑碣材料无不毕览，今人认为书中所引用的材料有200余种。 在《通鉴》的具体内容上，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为开端，这一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分晋，因为史书的目的即在于“史鉴”，司马光于此作了第一篇议论——“臣光曰”。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不及当代史。纪年的体例上，凡是一年有几个年号的，《通鉴》一律用最后一个。分裂时期，三国用魏、晋的年号，南北朝则用南朝。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

作者：  张伯伟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本集刊为年刊，以学术研究为主，收入域外汉籍中有关语言、文学、历史、宗教、思想研究之学术论文及书评。本书论文主要涉及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汉籍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与资料价值。 四百多年前，越南使者冯克宽赴京参加万历皇帝的万寿节，与来自朝鲜的使臣李目卒 光酬唱赠答云：“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百余年后的康熙朝中，越南使者阮公沆出使中国，再度与朝鲜使臣相逢于燕京，又赠诗云：“威仪共秉周家礼，学问同遵孔氏书。”这些在越南、朝鲜流传很广的诗句，表达并代表了东亚地区的读书人对彼此共享的汉文化的认同之情。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以前，汉字是东亚各国的通用文字，一切正规的著述，一切重大的场合 ，一切政府与民间的外交，都离不开汉字的媒介。昔人云“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谁能说汉字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不是一件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呢?所谓“域外汉籍”——留存于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用汉字撰写的各类文献——便是其结晶。 对域外汉籍展开研究，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的新的动向。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看，这门新学问的意义在于：它将扩大中国文化研究者的视野，赋予历史上的汉文典籍以整体的认识，进而改善与之相关的汉语言文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东亚史研究、中外交通史研究等学科。正是为了促进这门新学问在中国的展开，集中交流中外学者的研究心得，我们创办了《域外汉籍研究集刊》。 《集刊》拥有这样的宗旨：它推崇严谨朴实，力黜虚诞浮华；向往学思并进，鄙弃事理相绝；主张多方取经，避免固执偏狭。总之，它重视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研究，于多种风格兼收并蓄，而不拘泥采用何种方法、得出何种结论。在域外汉籍研究领域中，固然会有许多新材料的发现，但《集刊》更重在发掘，期待从各个方面阐发汉文化的意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它追求的目标。 在中国学术界，域外汉籍研究是一片刚开始耕耘的广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唤着一切有志于开垦的学人将自己的智慧与热情投入其中。《集刊》愿与这样的学人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