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rough knowledge of ontology of the Dadao philosophy,The ontology morality:a study of metaphysics of morality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作者： 司马云杰著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2012
简介： 中国文化所说的“道德”，并不是指强制性的外在规范，而是指对形而上学之“道”的体验与领悟，得之谓德，宜之谓义。仅仅把道德看成是强制性的外在规范，不仅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也忽略了道德精神修养大用。本书以中国文化的大道哲学为理论基础，以国家民族道德精神重建为使命，紧紧围绕道德本体与精神世界的关系，研究探讨了中国文化几千年道德精神发展。全书共10章，前5章讲道德形而上学性质、发展历史略、道德获得、良知之致与精神发展；后5章讲道德本体与精神大用。全书体不离用，用不离体。
作者简介：
司马云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其为学术，以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使命，著述大道哲学，推本于天，反诚于性，以经大经，以立大本。著有三卷《文化价值哲学》（《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道德本体论》）；另著有《文化社会学》、《文艺社会学》、《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红楼梦与晚明哲学》等书。
书摘：
《道德本体论》正文 自序
道德吃人吗？道德不吃人。道德不但不吃人，还成长人，拯救人。它把小人变成大人，把俗人变为君子，把恶人变为善人，把堕落的人拯救出来，把腐败的人变为神奇的存在者。世界的堕落，终究是人的堕落，人心的堕落，精神世界的堕落。一切犯罪，一切腐败，一切堕落，皆心之不能保，性之不能守，而陷入邪妄者也。天命之性，心之本体，虽纯粹至善，然杂气质而言之，则几微之动，即有善恶。《易》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人生吉凶祸福悔吝，皆出于感物而动，一念善恶之动所构成的逻辑运演。以道德主于心者，不管外部世界怎样利诱，怎样威逼，怎样以色情淫乐乱其心志，总是“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之而志不营，深道以利而心不移，临慑以威而气不卑，平心而固守”。人之生也，所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临大节而不能夺，就在于内心有道德主宰；其处艰难拂乱之时而心不乱，遭白刃颠沛之际，刀架在脖子上，临生死而寂然不动，也在于内心有道德主宰。而若心之感物，不能贞正，不能自持自止，被各种利欲、爱恶、情伪所驱使，相激相荡，陷入非理性而不能止，则吉凶祸福生矣。
庄子说：“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大凡失性命之情者，凡流于浅薄卑贱者，皆耆欲太深，天机太浅。王船山先生说：“浅薄情伪相感之情，君子所弗取也。”人之生也，诚如陆象山所说：“廓然、昭然、坦然、广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大世界不享，却要占个小蹊小径子；大人不做，却要为小儿态”，岂不“可惜！”儒家讲“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道家讲“至人”者，“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其为道德存在者是何等的光辉伟大！人的一生，离开大道至德，离开宇宙本体存在与最高精神，把人解构为物的存在，役于物，蔽于物，使千千之物为细物，千千之人为细人，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君子的笃实、持重、宽厚、宏毅可言？还谈得上什么人生大气象、大气度存在？只是躯壳上起意，只盯着自我那点微小生命存在，讲“此在”，讲主体性，不过是蝼蚁人生而已。以此为人生，其做人也，心胸如何能开阔，思想如何能通透，人生如何能做得大，又如何能活得快活？仅仅追求眼前那点声色物欲，而没有道德精神世界支撑，如何能不腐败，能不堕落？人的一生，惟有心地虚明，大其道德，推见得天地万物之理，放大身段，于万物始终处看待自我生命，方能于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处，看透生命的本质；而于此处看破，穷理尽性至于命，才能不于区区百年执生死，将身子放于天地间，与宇宙万物一起生化流行，求得永恒绝对的价值；而以大道至德之心与宇宙法则为一，与天地精神相契合，则可以使卑琐渺小的世俗生命，变为昂首云天的宇宙伟大生命矣！尧夫讲“我性即天天即我”；象山讲“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白沙子讲“天地无穷年，无穷吾亦在”；以及刘蕺山先生讲“天地万物之始，即吾之始；天地万物之终，即吾之终”，就是讲人之宇宙伟大生命及自我永恒绝对价值的存在。此人之涵养扩充得道德本性，达于性命之情，而得以成长与自我拯救者也；亦涵养扩充心性，若火之燃，泉之达，虚而灵，知而觉，化腐朽而为神奇者也。如此看待道德，何来“吃人”之说！只有将道德仅仅看成是强制性的外在规范，那它才是束缚人、奴役人、桎梏人，甚至是“吃人”的。
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所说的道德呢？它源于何处？源于经济关系、社会事物吗？那是利害冲突的所在。道德源于经济关系、社会事物，只能带来利害之争，功利之求，而不能产生任何道德情操，更不能建立起高尚道德的精神世界。道德来源于物的知识吗？物于物而不能超越，从知觉对象或感官材料所获得的知识，只是形名知识，只是物的小知小识，而不是涵养情操、扩充心性的道德。以小知小识而嚣嚣于天者，大有人在，但它不能大德内充，无所不适，忘怀应物，无所不通。现在，人们只晓得“知识就是力量”，而不懂得知识也是争斗的工具。小知小识，不但不能涵养情操，扩充心性，反而会遮蔽人生，流荡道德。故庄子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形名的知识，物的小知小识，非知天知人，大齐于万境，与造化同功德者也。
道德来源于何处的问题，从哲学上讲，乃是道德以何者为源头，以何者为本体论存在的问题。大凡世界古老文明民族的道德，都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他们的文化形而上学存在。他们的道德，大多是从其文化形而上学存在引申出来的，如印度文化的道德来源于神圣的“梵天”，西方文化的道德来源于“逻格斯”或上帝存在。中国古代文化，虽然也有“惟皇上帝”、“皇矣上帝”的神圣本体存在，但由于中国文化的早熟，隐退了上帝，以天道或形上大道本体代之，也就建立起了区别世界任何国家民族的形而上学存在，即“道”的形上本体存在。这个“道”，实乃中国古代民族对宇宙法则秩序的纯粹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而对“道”的体验与领悟，得之谓德，宜之谓义，其知觉思维形式与价值思维肯定形式，就是道德。此即王弼所说“德者，得也。德由乎道”者也。正因为道德来源于对“道”的体验与领悟，来源于对“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之天道法则秩序的道德体验与领悟，所以世界有多美好，道德就有多美好，也许比世界本身更美好。它不仅包含着华夏民族“穷神知化”所获得的最高知识，而且包含着他们存神入化所创造出来的美的世界、善的世界、庄严神圣的世界与纯纯不已的世界，包含着他们由此获得的全部人生价值与意义。中国文化的道德与精神世界，全部本于“天道”或大道本体形而上学存在，是由此形上本体的实有是理、真实无妄存在获得的。它从宇宙本体论上讲，谓之道体形而上学；而从道德本原上讲，则谓之道德形而上学。此即我所谓“道德本体论”者。它首先是在宇宙本体真相上讲的。因其是在对宇宙本体真相——道或大道的体验领悟上讲的，故称之为道德形而上学。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道或大道本体，虽然是实有是理、真实无妄的存在，但它作为宇宙万物法则秩序的纯粹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是离不开人，离不开人心人性，离不开人的主体性存在的。惟有这个灵明心性存在，这个天渊灵根的存在，才能思考宇宙万物的法则秩序，才能对它做出价值思维肯定与抽象，才能创造种种道德精神世界。因此我在《心性灵明论》自序中所说的“一切范畴概念，一切理论方法，一切原理、定理、定律，一切事实的归纳，一切理论的设定，一切经验的实证，一切逻辑的运演，一切观念理念的提出，一切法则秩序的肯定，一切信仰信念的建立，一切主义与世界观，一切见解与皇皇大论，以及种种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包括神天神帝、丈六金身、庄严色相、天堂地狱”等等，无不是人创造的，无不是人凭着灵明心性，凭着这个价值本原创造的。没有这个价值本原，没有这个天渊灵根，这个灵明存在，是什么也创造不出来的。这诚如王阳明先生说的：“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外部世界没有我的灵明，也只是茫茫荡荡、浑然一片的存在，离开人的存在，谁去对它进行价值思维肯定与抽象？谁对它进行纯粹道德精神思考？哲学是人的精神活动，它必须回归到人自身，回归到它的出发点，回归到一切知识、意识、精神创造活动的主体性存在。没有人，没有人的主体性存在及其创造活动，便没有知识，没有意识，没有哲学，没有范畴概念，没有道德形而上学。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中华民族，苟无至德、至道何以凝焉？若无形而上学的智慧，何以能获得“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之道？获得“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的存在？中华民族，正是凭着虚灵不昧之心，会通大道，洞彻天理，获得天道至德，获得精神世界的。这个世界，不仅是他们良知明觉，炯炯光明，胸次洞彻浩然的存在，更是他们凭着湛然虚明之心，超然象外，知至至之，知终终之，穷神知化，获得的最高智慧，包括他们的信仰、信念、道德、理想与性命之理在内。礼义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讲法相，讲宇宙万物本体真相，未有不透彻心性本体大用而为万法本原者也。因此，我所谓的“道德本体论”，更是在人心性本体存在上讲的；而其为道德，最终是以人的心性本体存在为其源头的。
但是道德，特别是道德精神，并不是躯壳上起意，不是欲念纷飞，妄意纵横，而是人性美好的表现。中国文化哲学之谓的心性，不是指血肉之心，生物本能之性，而是在“天命之谓性”，“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上讲的，在人的仁义礼智之心，“好是懿德”的先天道德本性上讲的。此乃人的本质规定性，亦人与动物本质不同的“几希”存在。因此，本书所讲的心性本体，不是指人的形气知觉与动物本能，而是指人天理昭明的知觉存在。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而人之心性，扩充至极，尽其心，知其性，则知天也。朱子讲“性之本体，理而已矣”；王阳明讲“心之本体，即是天理”，皆是指心性与天理、天道本体与心性本体统一性而言的。而道德形而上学，就是天理昭昭的灵明知觉存在。这里，虽离心而无道德形而上学，但道德形而上学亦不是纯粹主观，而是推本于天，反诚于性，知觉昭明天理者。它在宇宙本体真相上讲，谓之道体形而上学；而在天理良知上讲，就是心性本体存在。而道德形而上学，乃以道德而统一大道本体与心性本体者也。这与佛教以心识统一性、相二宗是非常不同的。佛教讲一心真如，即是心性宗；而讲法相生灭，即是法相宗。但真如与生灭非二门也，离有无二边而为圆满真实存在，皆本于心识也。故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此乃是离天理而以心起灭万象者也，非推本于天，反诚于性，知觉昭明天理之心性本体及其大用者也。
而在中国文化看来，惟此心性本体存在，惟此天理良知者，才能于宇宙浩浩大化建立起知觉主宰处，获得性命之理，获得大道本体的大美、崇高、真理、正义、庄严与神圣存在，创造出各种美好的道德精神世界；而道体流行，见诸人伦日用，才能以纯乎天理之心，亲其亲，长其长，诚于孝亲，和气、愉色、婉容，而有德色。这种纯乎天理、创化不已的心性存在，就是本部论著所说的道德本体；而以此为理论基础，研究华夏民族道德精神世界的获得，就是本部著作所谓“道德本体论”研究。本部论著，意在研究道德本体与整个道德精神世界发展之关系，故副题标明“关于道德形而上学与精神世界的研究”。全书共十章，前五章讲道德形而上学性质及其道德获得、良知之致与绝对精神发展，后五章讲道德形而上学及道德精神之大用，特别讲了至诚不息的信仰信念与精神世界自由问题。本部论著所讲，体不离用，用不离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以道德形而上学为根本，国家民族道德精神的重建为使命，极力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自诚自明，择善而固执之，以期不辱使命，经两年有余而完成。整部论著，虽略显冗长，难以尽善尽美，然若就中国道德形而上学及其精神大用而言，该讲的问题，基本上都讲到了。然由于该本论著涉及领域极为广阔，内容也极为复杂，除了前两章总论道德形而上学的性质与其历史发展，及最后两章讲道德修养与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建，理论上尚好理解外，中间几章及所涉及的问题，读者还是比较生疏的。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把握，在这里简要地给予说明与解释是必要的。
道德是怎样获得的？它在中国文化中，不是反映论问题，不是浅薄知识论问题，而是德性之知的存在，是万感万应获得性命之理与人生意义问题。天地之间，凡一切阴阳、动静、感知、应对、食息、出处、去就，皆有感应。故感应是普遍存在的。惟此，程子才讲：“天地之间，只是一个感与应而已。”人生于世，凡有所动，则有所感；而有所感，则必有所应，感而应，应而感，感应不已，以至无穷。天下之动，一念应之，出入往来，相激相荡，一旦陷入非理性而不能止，则吉凶悔吝生矣。因此，中华民族从古代时候起，便极为重视感应问题：不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而且整个国家民族无不从感应中获得性命之理与人生意义；特别是天人之间的感应，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化道德精神世界的发展及其信仰信念的建立，皆是与这种感应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它最初存在着神秘主义，但研究道德感应原理及其精神哲学性质，仍是通晓中华民族道德感获得与精神世界建立的根本途径。这就是我于本书所以专章“论道德感应”的原因所在。
不论是圣人之教，还是百姓之习，在中国文化中，做人要有良知，是非常重要的。若良知不存，还做什么人？何谓良知？良知，即知之良者，即知做人的那点根本道理。良知即良心，即好心，即一个没有被伤害、蒙蔽、腐蚀的心。因此，我所说的良知，不是在一般知性上讲的，而是在做人的道理上讲的。若从现代哲学上看，良知属于伦理道德意识形态范畴，属于仁义礼智的知觉形式，而不是由感官材料所获得的知识；但是，它也不是仅仅指不思不虑的先天道德知性，而是指意识到的道德知觉形式，用王阳明的话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而非虚灵知觉。正因为它属于道德知觉形式，属于道德意识范畴，故我称之为“道德良知”。研究良知的先验本体论性质，及它是如何成为意识到的道德本体存在的，不论是对于道德意识疏辨，还是重建整个社会道德本体，唤起人的良知，都是必要的。这就是我于本书所以专章“论道德良知”者也。
天地之间，惟心是虚灵不昧。它不仅可出入造化，终始古今，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且其为心体，乃是纯粹至善的存在；而其他的存在，如情性、意见、思想、才情等，皆不过是心体的派生物，离开心之本体，皆不过是躯壳上起意而已。人的一生，岂能只是从躯壳上起意，枝节上做人，岂能不立于天地间，迥然做个品位高尚者？现代人所以浅薄，所以看人生不通透，所以只会操弄那点见闻知识，只会算计眼前那点自私利益，而不能立于天地间，达于性命之理，除了内心没有深厚博大的道德精神世界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时代缺少一种绝对精神。现在，整个哲学陷入了相对主义。它只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而不可能建立起“万物一理”的世界观，也不可能培育起“语默动静”，皆“贞夫一”的道德精神境界。如此之人生，如何能不躯壳上起意，流于浅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相对主义，而没有绝对精神，那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研究中国文化的绝对精神及人生存在，就构成了本部论著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部论著于六、七、八章，分别讲至诚不息、人心主宰与无待的自由，内容看起来似乎有点矛盾，其实，它恰恰表现了中国文化哲学内在的统一性。中华民族是一个以聪明睿智达于天德而至诚不息的民族。他们的信仰信念，不是来自“上帝”的价值设定，而是来自刚健中正的天道法则，来自天道法则的真实无妄之理。故曰“大哉乾元，诚者之源”；故曰“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有此刚健中正的法则，有此无妄之理，而主宰于心，才能诚明不息，建立盛德富有的伟大事业。而这种主宰，不是外在的，而是人的自我主宰。中国文化的形上之“道”或大道本体，不是西方文化的“上帝”或神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它是不做主宰的。故老子讲：“大道氾兮，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它不但不做主宰人，不奴役人，不统治人，而且获得它，至德内充，与物冥而循大变，能无待而常通，无时不适，无往不通，还可以给人以无限的自由。这种自由，乃是一种“物物而不物于物，逍然不我待；玄感不为，不疾而速，逍然靡不适”的自由，一种精神的自由，灵魂的自由，一种无待而常通的，非逻辑、非因果关系的自由。故我称之为“无待的自由”。西方的自由，还要按照上帝的意志才能获得，而中国文化的自由，连上帝也不需要，只要获得道，就可以获得无限的自由。本部论著，若只讲中国文化的至诚不息、人心主宰，不讲无待的自由，好像它真的“吃人”似的；讲了无待的自由，才能知道它是鸢飞鱼跃、活活泼泼的。自我获得这种自由活泼的道德精神，诚明不息，才算真正懂得了中国文化。
本部论著研究写作，在两年多时间里，“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墳”，瞻顾人生，思考世事，有多少叹息，多少感慨啊！而今书稿完成时，回过头来，想想这心路历程，心里又感到好茫然，以至于这个《自序》该写些什么，竟茫然一片，不知于何处下笔。但仔细想想这两年的感受，总还是有些话要告诉世人的。
例如，不管西方文化怎样追求美好的社会理想，自由也好，民主也好，平等也好，博爱也好，但只要他们把这种社会理想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就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法国大革命已经给他们作了结论。以性恶论为基础，它只能按照某种法律达成社会契约，而不可能真正实现建立在人性善良美好基础上的太平盛世。而今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是断不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
再如，不管西方现代思想家怎样呼唤“超人”，或为人的存在拼命呐喊，只要他们割断人与形而上学的联系，就截断了人的通天之路，把人隔断在了悬崖峭壁上，使之变成了绝望、无助、可怜的存在。人的存在，若没有阳光，没有大道，没有广居，没有正位，没有安宅，没有正路，有的只是黑乎乎的森林，只是沼泽地，只是塌方塞堵，要拯救现代人的堕落，就是不可能的。因此，重建道德形而上学是非常必要的。
再如，国家者，天下之大器，至高之神器也。国家权力是神圣的，是充满绝对精神的，它是不允许任何个人使之成为暴虐淫逸享乐之工具的。中国历史，唐虞三代之后，自从刘邦“打天下”获得政权之后，政治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用国家权力的神圣性质与绝对精神，教育有国有天下者及其执政团队，使其懂得国家权力的本质是“公器”、“神器”，而非个人暴虐淫逸享乐的工具。这种教育之必要，唐虞三代，由禅让变为传子制，从太康失国、太甲之放，已经显露出来，但三代之变，毕竟是由一个贵族集团代替另一个贵族集团，其为权力变更，不仅有当时的政治基础，而且尚有一批圣贤明哲作政治保障。而这发展到“打天下”，有国有天下者及其执政团队，主要是由“草莽英雄”构成，并不懂得国家权力的神圣性及其“天下为公”的性质。因此，为了防止权力腐败，如何对执政团队进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及“天下为公”的教育，便成为了一个重要任务；如不这样，是很难保证国家权力不腐败的。中国古代设太保、太傅、太师之三公而为天子师，保其德义，教其经邦之理，就是如此。现存的《大学》，就是进行这种教育的儒家经典。
再如，伦理道德虽不是法律的硬性规定，但却是社会历史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与精神基础，是断不可毁灭的。故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而今，政治腐败已成了危及国家存亡的问题。因此，大张旗鼓地提倡仁义礼智之教，使人知羞耻感，懂得知仁义廉耻，是非常重要的。礼义廉耻之感，仁义礼智之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是最为根本的价值体系，而不属于哪一个人私有！凡有国有天下者，凡经国治世者，皆可以用之。
再如，宋人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人多不信，认为人类社会愈来愈复杂，怎么可以用半部《论语》去治理呢？《论语》乃是儒家伦理之教典，而非政治经济庶务之教科书。虽然现在社会政治经济之庶务愈来愈复杂，但社会历史存在的核心关系，仍然是伦理关系，而非政治经济庶务之关系。经国治世，抓住这个核心关系，不仅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而且一句话就可以治天下。这句话就是：“人者，仁也”；“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天下平”。试想，人人都怀着一颗爱心，都能亲其亲，长其长，天下岂不就太平了吗？
总之，治国平天下，不要迷信“权力意志”，相信“权力意志”可以支配一切；不要相信“恶实用，美不实用”，以为“恶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前进”；不要以为达到功利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以为伦理道德算不了什么；更不要对伦理学家、道德学家嗤之以鼻，嘲笑他们的学说没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证明，若伦理毁，则人伦秩序不存矣；道德毁，则人心善恶不分矣；而若破坏了整个伦理道德，则天下汹汹，社会关系无法维系，天下不可治矣！周克商以后，武王不知天下如何治理，走访箕子，箕子告之以《洪范》九畴，讲惟“彝伦攸叙”，方可为治天下之大根本。是彝是训，岂可忘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