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雨讲述传奇陆游

作者：  杨雨著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简介：　　 《侠骨柔情陆放翁――杨雨讲述传奇陆游》是《百家讲坛》播出的电视 　　讲座的同名图书，主要由杨雨教授为我们讲述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传奇人生 　　及其矛盾个性。 　　 陆游生于北、南宋之交，亲眼目睹国家命运的多灾多难，幼小的陆游从 　　小就立下志向，将一生奋斗的主要目标锁定为富国强兵、收复中原。然而面 　　对现实的挫折，他也不可避免地有过挣扎、失意甚至绝望，乃至遁于求仙学 　　道中试图忘怀现实的残酷。矛盾的现实铸成了矛盾的人格，儒家的入世和道 　　家的避世矛盾地统一于陆游一生。 　　 陆游还是一个痴情的爱人，他对唐琬的悲情之爱亦延续了他的整个一生 　　。然而在爱情被现实毁灭之后，脆弱的诗人也曾在风流放诞中麻醉自己，“ 　　风流浪子”和“痴心情种”的双重形象也矛盾地统一于陆游的一生。 　　 十多万字的《侠骨柔情陆放翁――杨雨讲述传奇陆游》共分十讲，每一 　　讲的题目都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十讲之中，七讲重点说侠骨，三讲谈柔情 　　。这个比例不仅契合着陆游的身世心态，更揭示着陆游在铮铮铁骨之中萌生 　　的柔情，该是有着怎样动人心魄的魅力；或者说，一个内心如此柔软的男人 　　是如何在人生的另一面挥洒着自己的侠客之气的。原来，陆游是如此自如地 　　穿梭在豪情与柔情之间。 　　

黄鹤楼诗会.贰零壹零,本草集

作者：  彭明权主编;沉河编选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简介：这是一部“百位诗人写自然”的诗选。 本诗集以诗人现居地分“金”、“木”、“水”、“火”、“土”(它们分别对应“西”、“东”、“北”、“南”、“中”)五卷，每卷再以诗人年龄大小排序。因黄鹤楼位居湖北武汉，故在“土之卷”中设“本土特辑”收纳现居湖北部分诗人作品。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指引

作者：  崔国，曹倩　编著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5-1-1

简介：　　全书收集、整理了截止2014年11月30日企业所得税政策，并按照收入、扣除、资产税务处理、税收优惠、应纳税所得额和特殊行业及特殊事项的税务处理进行分类归集，原汁原味体现政策的原貌。　　全书融入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12月分别在石家庄、杭州举办的北、南两片区申报表填报的最新统一口径，全面、详细讲解了新申报表的变化和填列要求，系统、准确解读了纳税申报中所得税政策法规与会计的差异，揭开了最复杂税种、最周密设计的纳税申报表的神秘面纱，剖析了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立体式、全方位申报原理，是广大税务干部、企业财务人员学习所得税业务的必备教材。　　本书附赠光盘一张，光盘内收录了有由绵阳市国税局所得税处邹钰同志制作的电子书和智能化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电子书按照所得税法条例框架对汇算清缴涉及的税收政策进行了分类归集，读者通过目录即可穿透式快捷查询所需政策文号和具体条款。智能化的申报表对每项需填报的数据来源和政策规定进行批注与链接，并设计自动运算和逻辑判定公式，纳税人在进行年度申报时，只需根据表格批注提示填入收入、成本、费用等必填财务数据，就会实现申报表各栏次以及表与表之间相关数据的自动计算，最后自动形成主表数据，大大降低纳税人申报表计算和填报难度，减轻税务机关审核工作量，是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开展2014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的实用工具。

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

作者：  陈振濂主编

出版社：西泠印社,2003

简介：　　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 　　陈振濂 　　一、缘 起 　　在西泠印社走过了100年历程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西泠印社史研究”、随之而来的是“西泠印社史学史研究”才刚刚开始。这并不是说过去100年特别是80年代以后，关于西泠印社社史研究就没有丝毫的成果积累; 也并不是说在过去，西泠印社史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文献与实物)以及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就没有一丁点收获。关于前者，各种有分量的单篇论文也已不下十余篇，特别是在西泠印社八十周年与九十周年之际涌现出来的印社史研究论文与著作，已经有相当的水准。而在最近，关于印社景点遗址的修缮，印谱、印泥的品牌说明等研究，更是披露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而关于后者，则历次社庆论文集，以及集中在《西泠艺报》上的许多回忆文章，更是不断在提醒、呼唤、揭示、加固我们的曾经模糊的记忆，告诉我们在这100年里，其实曾经有过如此丰富多彩的社员人际交往与印社与社会的交往。这些珍贵的回忆录与亲历记，为西泠印社社史的撰写，必将会起到不可或缺的重大史料支撑作用。 　　即使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已经有了几部号为经典的西泠印社志稿。比如1915年叶为铭等人编的《西泠印社志》、1956年秦康祥等编的《西泠印社志稿》。这些《志》无论规模大小，都为西泠印社的现存资料作了相当有条理的疏理与排比，都已大致勾画出了这100年历史演变中某一阶段的历史真实或发展脉络。应该说在目前，我们若要研究西泠印社百年史，这几部凝聚了前人心血的《志》，是绕不开去的必备的参考资料集。 　　但是，综合考虑所有这些文献资料的充分价值之后，我们仍然认为: 真正的西泠印社史研究尚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作为学术研究，它尚处于一个起步、启蒙的阶段。不但各种研究论文还只是采取一些特定的视角而无法形成一个有系统的内容课题群，且各篇论文之间、或各个研究题目之间所能达到的深度与高度也程度不一。而许多珍贵的回忆录、亲历记，只能作为研究的资料支撑而还不是学术研究本身。研究当然少不了参考各种回忆录资料，但回忆录之类本身并不是“学理性”的框架结构，且受回忆当事者的身份角色所限，会有自觉或不自觉的人为抑扬褒贬，有些也完全有可能出现回忆失实或张冠李戴甚至意气用事的情况，不加以严格的学术甄别，难以直接应用。至于几部《志》，除了撰稿者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对材料处理方式的不同，已经出现了同一事实却引出不同结论、甚至连事实也被人为筛选的个别事例，从而体现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但即使我们都接受这些，从严格的历史学研究体例来看，《志》的体例也不同于《史》。《志》是平面的，不强调来龙去脉、因果分析的。而《史》却重在从平面的事实中抽取出因果结论。因此，目前这两部《志》不能作为“西泠印社史研究”的学术标志而只能是作为它的前期准备，这是由历史学常识所规定了的。 　　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也还有不少。比如，我们还没有一部西泠印社100年的详细的大事记或学术年表。关于四个创始人即丁仁、王、叶铭、吴隐四君子，他们各自的个人年谱或年表也还没有——已有的一些简表当然可以权且救一时之急，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简表仍然因其过于简略而不足敷用。至于西泠印社中后期的一些核心人物，比如张鲁庵、秦康祥、韩登安，以及还健在的高式熊先生，他们的个人资料从年表到“自订年谱”，也还有许多付之阙如。此外，关于西泠印社早期诸贤一直到后50年中起主要作用的社员，关于他们的专题、专案的研究论文也还很少，比如《丁辅之论》《叶为铭论》以及《张鲁庵论》《韩登安论》等或还有站在西泠印社社长角度上研究的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专题研究成果，也还是大大不够甚至“缺席”。比如，不谈吴昌硕的书画篆刻为一代宗师而只谈他作为社长的贡献; 不谈马衡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功绩而只谈他的社长职位与为西泠印社建设的业绩; 不谈张宗祥在图书目录版本之学上作为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功绩; 也不谈沙孟海在书法上的泰斗地位，乃至于赵朴初、启功诸前辈，只研究他们的西泠印社身份; 或还有前举的张鲁庵、韩登庵、阮性山，到高式熊先生，当然还有已故的王个、诸乐三、钱君、方去疾、方介堪诸位副社长……目前还举不出这方面的现成成果。而没有这样的个案研究的扎实积累，要完成一部真正有价值的、能为百年西泠印社史作一归结的《西泠印社史》，只怕也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于是，我们在西泠印社诞辰100周年之际，开始着手整理这百年之中的各种相关资料。整理共分成两部分。第一，是把几部《志》作一个总体的整理与阅读。并且，对一些相关人物、相关事件的文献记载，尽量加以收罗。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尽量做到不遗漏，此外，当代印社诸贤的一些回忆文字，只要大致言之成理，也先行辑汇，使之综合几个方面的资料，能大致形成一定的规模，能够兼顾各个方面，构成一个稳定的资料框架与一定量的资料群。第二，是以编年的形式对之作疏理排比，使各种散见的、零星的资料逐渐进入一个时间序列，逐渐形成一种时序上的前后关系和事件上的因果关系。最终，则以“史料长编”的形式完成对百年史材料的基本梳理，从而为今后撰写《西泠印社史》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这，就是我们这部80万言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的由来。过去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网罗史料有“宁失之繁，勿失之略”之说，为此他修《通鉴》先编《长编》。我们也仿其成例，修《西泠印社史》则先修《史料长编》，应该说这是有“祖宗成例”在先的。 　　二、关于“西泠印社史”的研究定位 　　与民国时期其他印社、其他书画社或诗社相比，西泠印社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它不仅是众多研究对象中的一个简单的研究对象，它预示着一种独特的研究模式的展开，这具体表现在：第一，它是一个以现代意义上的社团组织形式并持续百年的外在方式，却从事着一种非常传统古典的艺术探索的、不无寂寞的工作。第二，它并非依附于官方的行政机构运作渠道而完全是个人志趣相聚的“同人”社团，却有巨大的能量去横跨地域的限制，成为一个超城市超区域甚至跨国际的艺术社团。第三，同样是作为“同人”社团的、拥有极为浓郁的名家大师个人色彩的特征，却能绵延几代，横跨百年。如果说“跨地域”是跨越空间的阻隔，那么“跨百年”则是跨越时间的限制。说它是“超时空”，真是一点不为过誉。于是，上述三点便构成了我们对西泠印社史研究的第一轮定位内容: 　　——现代的社团组织与古典的内容; 　　——超越地域、国界的“同人”社团; 　　——超越时间百年的“同人”社团; 　　现代的社团组织与古典的活动内容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要值得我们如此去探讨？在近100年之间的各种诗社、书法社、画社很多。著名的如上海豫园书画善会、题襟馆书画研究会、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书法方面则有标准草书学社、中国书法学会等等，都符合这个以现代的社团组织去从事古典艺术活动内容的标准。既如此，西泠印社的这一特征，就很难说有什么特殊的价值，把它单独拈出，似乎也缺乏一个必须的学理依据。 　　自然，与书画相比，印学是一个更见古典的所在——在书画中常见，不等于在篆刻中也常见。恰恰相反，在西泠印社之前，我们对“印社”这一体制与组织形式还是比较陌生的。这是一个初步的认识。但更关键的还在于: 与清末民初的书画社团组织相比，西泠印社的活动方式更具有一种规则化运行的特征: 比如每年春秋两季雅集，是一个固定的设置，它既不像“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那样，是每天、每周都有雅集而纯属文人墨客休闲自娱的聚会方式，缺乏一种精心组织甚至有主题制约(这正是现代社团的主要活动特征)的立场，也缺少一种学术思想的支撑; 同时，它又不像完全的现代艺术社团如油画的“决澜社”那样完全以不同的艺术宗旨为先导、发起艺术运动所必须的呼吁呐喊，而在较为松散的艺术理念(其特征是多样性)中寻求活动方式的规则化运行。由是，西泠印社的社团形态，或许正好介于“海上题襟馆”的文人墨客遗老逸民方式与“决澜社”的艺术先锋前驱呐喊斗士方式之间，它的内容更偏向于前者，但它的活动形态却更接近于后者。而在当时，大凡中国画、书法等传统艺术社团，多取“海上题襟馆”形态; 而西洋画或新诗的社团，则多取“决澜社”形态。西泠印社本应属于前一阵营，却能在活动的组织方式上如此有理性、有目标与方向，足见当时的创社四君子即丁仁、王、叶铭、吴隐是有相当的主见与意志力，特别是丁、王，可以说在印社是承担实质上的精神导引的主要责任的。 　　关于超越地域、国界的“同人”社团问题，关键是在“同人”社团的先期定位。“同人”的概念，是志同道合的志士仁人自然相聚而本不必有社会组织或行政等级体制的羁绊的。由是，近代史上大凡是“同人”，通常很难有大规模——规模一大，人数一多，自然就要分出等级以便明确领属关系更可以指挥如意不致一盘散沙。而一有领属，则就是有形的组织控制运作，不复“同人”那种平等的宽松的关系了。故尔“同人”社团一则人数必不多，二则必松散自由而不像今天我们对社团理解的那样必须为名誉地位、为主席理事争个你死我活不择手段。西泠印社明明是丁、王、叶、吴四人创办，却放着现成的社长不做而偏偏从上海请一个不相干的吴昌硕来当社长; 又印社在1904年即已创办却要到1913年才开成立大会，所有这些信息都在提醒我们这本来是一个地道的“同人”性质的社团，它是“不竞争”的。但正是这样一个一团和气的西泠印社，却除了在杭州的浙籍、杭籍人士之外，还有来自上海的许多名家，又还有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华的日本篆刻家，人人不以杭州孤山为遥，人人意欲参与而不想置身事外，没有等级，没有副社长也没有理事会，却有几十上百个篆刻家热心介入，这还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第一篇《西泠印社记》是日本河井仙郎所撰，当时并没有人“站出来”慷慨激昂宣称中国人让日本人占了先而大呼有辱大国风范。孤山的山石土地是杭州的乡绅们共同捐助的，也没有人认为社长让上海人当去了是否这些土地房产要折算资产索回“损失”，或杭州人让上海人压迫了……这就是“同人”的风范。创社诸公的君子风范，真让我辈羡慕不已，吁唏！回想起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中金城、周肇祥等始合终离的故事[1]。真不得不钦服丁、王、叶、吴的坦荡无私的胸怀。可以说: 如果当时四君子不如此，西泠印社决计不能成此规模，那也就没有今天“西泠印社”这块金字招牌了。 　　关于超越时间百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于西泠印社本是“同人”性质，则一代人有志趣相投自可交往融洽亲密无间，而一旦世代更替，后继者既无同甘苦共患难的创业情谊维系，且思想方法也因时变宜，若要保持第一代人的相互关系，本来概率是极低的。如前所述，同人社团不重有形的等级领属关系约束，合则聚不合则散，许多社团“二世”、“三世而斩”、自然消亡的情况比比皆是。如前举的“海上题襟馆书画会”不过十数年兴旺后即消亡，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蜜蜂画会……大抵不过20年一代人而已，鲜有隔代还能顺利承传的。但唯有西泠印社这个“同人”社团，从第一代吴昌硕与四君子开始，第二代是张宗祥、韩登安、张鲁庵、阮性山、高式熊，到第三代沙孟海、王个、诸乐三以下，直到第四代老一辈健在印学家，却是代代承接并无丝毫间断，以今天视之，则还有越趋兴旺、后来居上之势，而不仅仅是“守成”或“存一脉香火骨血”而已。谓为西泠印社在100年间的一个奇迹，恐不为过也。而且，其间又没有明显的子承父业的家族血缘关系而完全是志同道合而已，试遍观海内外，有哪一个社团是可以横贯100年而有五代延续之久的范例的？ 　　之所以会有如此“持久性”，我想首先是因为专业维系的力量。印学是“小道”，在当代艺术中，篆刻是比书法更有局限的“小道”，但也正因为其小，它的拥戴追随者反而十分稳定而可靠; 投机者不愿(也不值得)涉足其间，凡愿意投入者则必是坚定分子。而事实上，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篆刻固然是小，但若从一个专业的触角与覆盖面而言，则篆刻又是艺术与学术联姻的典范，艺术的篆刻形式表现，是与作为学术的古汉语、古文字学、古器物学、金石学、碑帖学等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可以以其金石学造诣来领衔西泠印社，而书法家启功、赵朴初也可以以其书法业绩执掌西泠印社，图书版本目录学家张宗祥也可以以其卓绝的典籍功夫来倡导西泠印社，至于画家傅抱石、潘天寿、王个、程十发、鉴定专家谢稚柳……大凡人员构成成分一丰厚，则“持续”能力自然越强。但构成成分的丰富并不妨碍其核心作用的发挥。即如印社中篆刻家还是占主导地位并成为运转“持久”的基本动力: 从创社四君子到近代印学史上的吴昌硕以下到张鲁庵、韩登安诸公，哪个不是响当当的印学历史俊彦？ 　　一个“同人”性质的艺术社团，能持续百年，必定有它的原因与历史规定性。 　　除了横跨国别、地域，与纵贯百年历史这两大特征之外，作为“天下第一社”的西泠印社，还可以说是一个在学术意义上“唯一”的印学社团。 　　早在印社成立之初，即提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这一响亮的口号。应该说: 口号的提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印社创始者们深思熟虑的结果。在“保存金石”方面，募捐赎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是其中最感人的一幕; 而在“研究印学”方面，则从西泠印社早期研究资料的大量出版——如上百种著名的古铜印谱、名家印谱的由丁仁、吴隐、叶铭、王等编印出版，以及大量印学典籍如《遁庵印学丛书》(吴隐)、《广印人传》(叶铭)等的面世，表明了对印学不仅仅是持一个雅玩、清赏的立场，而是拥有明显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在。比如在三十年代，西泠印社曾有过一个“金石家书画作品展览”的举措，聚集古代金石家、篆刻家的书法、绘画作品作展览，显然是研究目的大于雅玩目的。这一传统，在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之后，又以每次社庆必有“国际印学研讨会”的形式被延续下来。于是，“研究印学”这一创社之初定下来的宗旨，在间隔80年之后又被发扬光大，从一种对学术的潜在尊崇落实为有形有质的“研讨会”方式，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当代篆刻理论界并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可以说: 西泠印社被称为“天下第一社”，被指为“唯一”，并不是指除它之外就没有别的印社。从与西泠印社同一地域的龙渊印社，到与西泠印社在30年代同时的北京圆台印社，或稍后的宣和印社，以及当时还有各地各种不同宗旨但都是以篆刻为中心的印社，再到建国后的亦由西泠印社老社员唐醉石在湖北创办的“东湖印社”，以及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江苏书法印章研究会、北京中国书法篆刻研究社等等，再到当代的北京、天津、南京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印社不下百种，但要论“研究印学”并以学术定位，每每举办国际或全国的印学、篆刻研讨会还出版论文集并持之以恒、20年30年不懈的，的确舍西泠印社之外并无第二家。故尔，从学术上说: 西泠印社作为“唯一”的“天下第一社”应该是当之无愧、决非过誉的。倘若再计算印社社员个人的学术成果，则西泠印社所拥有的学术含量，更足以独步当世、傲视天下、无人能望其项背了。 　　以学术积累雄厚堪称“天下第一社”，而不仅仅满足于刻印一技而已，这是我们在研究西泠印社史时应予以非常关注的所在。 　　三、西泠印社与近现代印学史 　　研究近百年书画史特别是近百年篆刻史，决计离不开对西泠印社的研究。虽然在学理上说，一个印社，无论它规模多大，相对于一部断代史而言，终究是一个局部内容也罢。 　　但这是一个何等的“局部内容”？在大师名家的个人排行“英雄榜”中，除了吴昌硕之外，还有黄牧甫、齐白石、赵叔孺，他们都不是西泠印社中人，因此，西泠印社史研究，在近现代篆刻史研究中，当然是一个“局部内容”无疑。即使从大师的个人数的绝对比论，它也是局部而不具备整体的含量。 　　但如果不以传统史学以人排列，把一部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篆刻史变质为书画篆刻家的“英雄谱”“花名册”“点鬼簿”的话; 那么，以近百年印学史、篆刻史的“事件”“史实”论，则一部西泠印社史所包含的容量，却大大高于名家的简单数量而呈现出整个近现代篆刻史的至少“半壁江山”甚至囊括大半的现象。换言之，只要从事“西泠印社史”研究，则几乎涉及了百年篆刻史的大半内容。它几几乎可以等同近百年篆刻史的研究。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或故弄玄虚。在对比、分析中国百年篆刻史的基本材料之后，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在没有西泠印社这个因素之前，以篆刻家个人魅力号召天下领袖群伦的方式，吴昌硕、赵叔孺、黄牧甫、齐白石，都是一个个对等、并列的存在，吴昌硕的活动，在整个篆刻史中的所占比重是有限的，与黄、赵、齐相去不远的。即便是吴昌硕个人，在上海的活动如海上题襟馆书画会，豫园书画会等的活动，在数量上也不亚于(甚至还超过)他在西泠印社的活动。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西泠印社”，一切都变了。以社团维系起来(组织起来)的活动方式，迅速扩大或放大了吴昌硕及他周围的印学人士活动的影响，使它呈现出立体的、多元的、互动的鲜明特征——比如，以印谱出版、印泥生产、印社景点建设及每年春、秋两季雅集的固定格局，以及社团所拥有的凝聚人才、组织有形的优势，使西泠印社每一项举措在社会上的覆盖面与影响力，远胜于一两个篆刻家(即使个人造诣是大师名家)设帐授徒或创作印谱所拥有的影响力。此无它，后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前者则是一种社会行为: 作为一部篆刻史，我们肯定更注重社会行为的价值并坚决将之列为历史的重点。 　　有如在书法史上的元代，赵孟与李倜的关系，赵在艺术成就上远逊于李，但若论历史则赵必居其上。类似的情形还有民国以降的沈尹默与白蕉，沈也在艺术成就上远逊于白，但沈尹默是历史人物而白蕉则是艺术名家。相比之下，前者是左右历史航向的舵手，而后者是历史在某一阶段的偶像——前者主动操控着历史，后者则受制于历史并被动地由历史来选择。那么，在近百年篆刻史上，吴昌硕与西泠印社，是属于主动操控历史的前一类型，而赵叔孺、黄牧甫、齐白石，则是属于被动地为历史所选择的后一类型。 　　于是，我们在赵、黄、齐的篆刻生涯中，看不到结社组团及出版、雅集、景点产业建设、乃至集体募金赎回《三老碑》的“大手笔”。赵叔孺在上海的社会活动中，绘画名声远大于篆刻名声，齐白石亦是如此。且赵叔孺与黄牧甫也是门生遍天下，赵氏更是有陈巨来这样的继领一代风骚的大门生，但若论在篆刻史上的大贡献，则除了卓绝的个人成就之外，其他则“乏善可陈”。作为艺术大师，他们当之无愧; 但作为一个“社会人”意义上的篆刻领袖，他们并不是功勋彪炳的典范。甚至，当我们再深入地考虑这些篆刻家们在近百年间为中国印学史的观念培养、学科建设、理论转型、艺术创作意识的培植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恐怕也难举出有历史意义的业绩。 　　但是，在西泠印社百年史中，我们却看到这些内容或显性、或隐性地散落在每个历史阶段。在一个“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下，西泠印社的篆刻家们以他们开放的观念、富于激情的行动、以及无意间的(或意识上未必很强但行为上却十分明显的)较强竞争心态、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近百年篆刻史——准确地说: 是在书法史、绘画史方面也堪称前驱——的时代新典范。它的具体内容，应该有如下一些: 　　(一)社团组织观念的在印学界被认同 　　自古以来，印章都是工匠的手艺活。无论是战国秦汉的印工，还是唐宋内宫鉴赏印的制作或官府将作监治下的工匠，都是如此。即使是在明清特别是有清一代，篆刻的兴盛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并有渐渐艺术化的趋向，但相对于书法家的文士身份与画家的院画御用身份或文人画的潇洒风度，篆刻家更像工艺美术家而不是文人式的书画家，它的“匠”的一面很难逃得过高高在上自诩清雅的文人士大夫的睥睨。由是，印社之设，大抵是类于工艺美术“行会”之类的功能，在学术上既无底气，所聚集的人员也没有天生的骄傲心态。历代印论中论刻印先讲求“六书”，必先宏论一番文字学在篆刻中的突出地位，其实正是这种“匠”所与生俱来的自卑心理在作怪。但是，西泠印社四君子的倡导，却绝无“行会”的色彩。编印谱、祀先贤、雅聚名流士绅、切磋金石书画，极大地提升了作为“一技耳”的“匠”的篆刻在艺术与学术史中的地位与层次。 　　至少在西泠印社中，篆刻家地位的从“匠”上升为“艺”，是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的。第一，是通过对篆刻艺术内容的梳理来完成对篆刻艺术王国的认同。大规模地出版、编辑高质量的印谱与印学典籍，以及对印泥、印具制作的深入研究，是此中的最成功之举。第二，是通过拉紧篆刻与学术、艺术之间的纽带来达到目的的。赎回《三老讳字忌日碑》并将之置于孤山社址，是贴近学术(金石)之举，而举办“金石家书画作品展览”，是靠拢书画艺术之举。第三，是以每年春、秋两季雅集中名士如云、才俊辐辏的方式，向社会宣称篆刻艺术也具有足够的魅力汇聚关注的眼光，也是风流蕴藉、有着潇洒风姿的。在西泠印社百年史的前半段，这三个要素都有着同样的作用; 而在后半段，则通过印学研讨会与每隔五年、十年的庆典活动(它相似于前期的雅集但在规模上远胜之)，还有各种专题创作与展览活动，使印社的活动品质与作为社团组织起来的能量，得到了超常的发挥与拓展。 　　(二)篆刻艺术“独立”观念的形成 　　作为颇近工艺的篆刻，在早期是“匠作”，即使在明清以降，具有了相当的审美品格，但在明清文人士大夫眼中，它仍然是附属，是配角。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从实用的记名“配角”转向同为艺术的书法、绘画的配角。文徵明的“我之书斋，多于印中起造”，代表了明清士大夫对于印章(篆刻)的典型看法——篆刻的钤红，是为配合书法或水墨画的黑白而专设的。虽然在篆刻家自身，钤编印谱、诗句印谱……似乎也在力求不依附于书画而有独自的世界，但在一个文化层面上，这些努力并不足以动摇篆刻相对于书画的配角、依附地位。 　　而在西泠印社百年史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以篆刻为主角的独立观念的崛起。出版印谱、编辑印学典籍、研究印泥制作，或在孤山社址上立二十八印人像，这些都不是依附的而是独立的、不是配角的而是主角的; 但还不仅仅如此。在雅集中，常常可见很有趣的一幕: 书画家挥毫泼墨，而篆刻家则专心致志地奏刀霍霍。办一个书画展，也专选“金石家(篆刻家)书画展”，仍不忘篆刻的独立身份。直到六十年代，也才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之后加了一句“兼及书画”，书画不能越俎代庖，只能是“兼”而不是主业。其实，吴昌硕在上海是书画名声大于印学，但一到西泠印社，他绝对强调印人的身份。我想，百年间的印学社团大大小小，自娱娱人的不计其数，能像西泠印社这样咬住“篆刻”主体不含混不松懈且持续百年者，只怕是难觅第二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现代篆刻观念独立、主导的观念，正是通过西泠印社才有效地建立起来的。 　　(三)对文化的全面介入 　　以篆刻作为“一技”的立场，它本来是缺乏介入文化的能力的——相比于书画而言，它的能力本来就弱，在一个较狭小的领地里自我完善，已经令清末民初的篆刻家们捉襟见肘、束手无策了，再要去关心大文化的内容，实在是难乎为继。但是，通过“保存金石”这一宗旨所规定的渠道，西泠印社的篆刻家们开始把眼光投向了文化。王福庵、唐醉石等赴北京任铸印局“技正”，是以篆刻本分超越于篆刻的一种初试锋芒，而以吴昌硕为社长，带来了上海的书画家们联袂入社，共叙艺事，则是从篆刻本分进入书画的一种尝试——在吴昌硕去世之后，本来印社诸贤有推举继任者而推到海上题襟馆书画会的副会长哈(少甫)的动议，虽然因哈氏旋即谢世而未果，但至少可以看出，印社诸公并不认为请一个非篆刻家身份的名流来当社长有什么不妥。这，又表明印社并不以印自囿。至于吴昌硕等呼吁醵资赎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一则赎的不是印章印谱，而是一方汉碑(它不是篆刻含义而是金石书法含义)、二则赎碑募资时提供的是大量的书画作品而不仅是刻印，三则参与者有许多是社会名流而不仅限于篆刻家，都表明这更是一个从篆刻、印社起步，但最后落实到大文化层面上的举措。仅仅是单一的篆刻，范围狭窄，是既想不到这样去做也没有能力去这样做的。 　　对文化的介入，在50年代以降印社恢复时期，体现得更见明显。在西泠印社六十周年大庆之时，第一次出现了来自北京及各地的文化界高层领导的名字，如郭沫若、陈叔通、茅盾、齐燕铭、傅抱石、沈尹默等等，这些文化名人都未必有过篆刻实践经验或不以篆刻为主业，但却都有较为宏观的文化把握力; 即使是第三任西泠印社社长张宗祥，是典籍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学术专家，论文化形象远大于专业的篆刻形象，直至今天的西泠印社社长名册上有赵朴初、启功的大名，所有这些都表明，西泠印社虽然守住篆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底线，但历程百年，是具有足够的文化涵盖力的。 　　(四)普及印学功高盖世 　　在清末民初之际，传统的篆刻作为艺术也还没有经过近代化的洗礼，这一点使它与绘画、戏剧、音乐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而与书法相近。但更大的问题是，与书法的被社会广泛认同相比，篆刻是一个更狭窄的所在——它的社会认同度更低，被关注、被接纳的可能性更小。从“篆刻”与“印章”混淆，实用与艺术混用的当时现实出发看西泠印社作为一个“印”社的存在，我们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它本来应该是不容易被理解，或至少发展艰难、不无孤独悲凉之感的。但事实上西泠印社的发展却是如日中天，如果除去抗日战争一段非常时期之外，西泠印社几乎都是处于兴盛的上升阶段而并没有衰败之象，一个社会认同度很低的印学社团，却保持着如此的发展势头，何也？ 　　在创社四君子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的奥秘: 大张旗鼓地从事普及工作，以普及印学来推动印社的发展。 　　在创社诸君子中，编印各种古铜印谱与名家印谱以及个人的私印谱已成风气。丁仁是四君子中的领衔者，他编成的印谱有《西泠八家印选》《杭郡印辑》等数十种，王则有《福庵藏印》等约十种，吴隐最多，约辑成各种古铜印谱与名家印谱如《遁庵秦汉古铜印谱》《二金蝶堂印谱》《缶庐印存》等将百余种。这些印谱的编成，又通过钤印或锌版印拓成谱，风行书肆，人人得而购藏，对于普及篆刻艺术可谓功莫大焉。可以说: 迄今为止我们在清末特别是民国初年所能找到的印谱资料，除了一些个人拓谱流传数量极少之外，主要的应该就是这批数以千计的、当时署名“西泠印社”或“潜泉印丛”并且印制甚精的印谱。至于后来如有正书局也开始印行印谱，那是在20年代之后的事，其势头已远远不能望其项背了。 　　除了印谱之外，印学著作的翻刻印刷，也是普及印学的一个大宗。叶铭的《广印人传》，合前此的清人三种《印人传》又增补近代部分; 吴隐的《遁庵印学丛书》广收历代印学典籍达17卷25册，为我们提供了经过清理的印学古籍的基本资料框架。这些史料典籍的出版，对于知识的传播作用极大——把篆刻从“匠”的技艺层面拉出来，提示出它作为“学”的知识的学问的性格，是民国时期西泠印社的最独特贡献，在近代篆刻史中甚至直到当代，还没有一个印社能有这样的能力与眼光。 　　至于如雅集活动的每年进行，印人之间的交流频繁，当然也是普及篆刻的最佳渠道，比起印谱、典籍出版而言更是一种动态的方式，而通过雅集聚汇各路从专家到初学者的做法，更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它带有更大的引导时尚或流行的涵义。 　　(五)建设印学中心地域“场” 　　西泠印社在孤山，一部近百年艺术史，总是由几个地域的“点”汇聚而成，比如绘画上的岭南画派、海上画派，又比如书法上的北京与上海在民国时期的南北对峙——其他无论是同样强盛的粤、苏、津、陕、浙，在民国这38年间都无法与京、沪相比，这个相比不是指粤、苏等地没有一流的人才，而是指人才汇聚后所产生的能量与辐射力: 同样一个艺术家，在苏、浙就只能是偏安一隅，靠个人声望吃饭，而在京、沪就可能借助社会拓展力而扶摇直上。这个艺术家本身并没有变，但他所处的“场”变了。 　　近百年篆刻史的主“场”，显然是在西泠印社所在的杭州。尽管上海曾经是清末吴昌硕(刚)与赵叔孺(柔)双峰对峙的所在地，尽管在北京也已有陈师曾在前而齐白石在后，还曾有过从“冰社”到“圆台印社”的活动，连西泠印社的创始人王福庵、曾为社长的马衡，皆曾参与其中活动，尽管广东还有“天南金石社”等，连抗战后期避地重庆时，曾绍杰与乔大壮还在重庆成立过“巴社”……但篆刻之“场”仍然不得不落脚在梅妻鹤子的孤山。其实不止是民国这38年，直至今日，各地都有各种印社一百余，篆刻的协会组织亦复不少，但却还是人人关注西泠印社这个“场”，只有无知者还会雄心勃勃地想用自己与西泠印社试作抗衡，且即使宣称准备抗衡也决无成功的希望——这100年的历史，这全国各地汇聚的精英，还有这“与生俱来”的一泓西湖与孤峭优雅的孤山，如何是想要即能要得来的？ 　　光绪三十一年(1905)杭州八乡绅具呈杭州知府钱塘知县意欲取孤山为西泠印社社址之时[2]，也许决计不会想到这是在为近现代篆刻史布点设场，是树起了一个地域空间的核心圣地。正是这个“核心圣地”的存在，使近现代篆刻史有了一个关键的依托; 篆刻家们也有了一个心理依赖的“对象”。在过去，皖派、浙派印风当然也是依托具体的地域而展开，但那只是一个流派聚集、生发的“点”，还很难说是整个近现代“历史”的核心圣地，而在西湖孤山的西泠印社社址，却是一个百年时间之内的专业“中心地域场”，不但足可凝聚国内各地的篆刻人士，而且在海外如日本、韩国，也具有同样的魅力与功效。 　　(六)主导篆刻学术研究 　　直到民国为止，篆刻的学术研究是缺乏主体意识的——这不仅是指艺术各领域都在努力完成从古典话语系统(如文论、画论、书论、曲论、乐论)向现代学术话语系统的转型，如从“二十四史”模式转向近现代梁启超“新史学”开其端，王国维、郭沫若、陈寅恪、顾颉刚等继其后的新时代史学学术研究之时，篆刻理论却还基本上停留在古典印论阶段，直到50－60年代以降，研究印学甚至还在使用古汉语及随笔方式而且全然没有现代学术所应具备的学术逻辑论证力量: 这种现象已严重阻碍了篆刻学术研究的现代思维的养成。 　　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意义上的篆刻学术研究的深度方面，由于缺乏研讨的平台，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如对古玺的研究、对古印章形制的研究，都被归为金石考古学领域; 而对古印谱的研究，又是被作为文献典籍研究来对待的。而真正为篆刻界、印学界所认可的理论成果，则大抵是一些常识介绍之类的文字。如傅抱石、潘天寿均撰过《印学概论》、邓散木撰过《篆刻学》，大抵是梳理知识、使之条理化，但若论发掘的深度，则都还缺乏一种学术的力量。这表明，篆刻艺术的学术研究，无论在史学方面或美学方面，都还是十分落后的、缺乏勃勃生机的。 　　西泠印社在前半期的活动，主要是立足于聚集资料文献的阶段。比如《遁庵印学丛书》《广印人传》的编印行世，及大批印谱的问世，皆是如此。五六十年代是印社恢复期，在80年代初，由于沙孟海社长的极强的学术意识，西泠印社开始定期主办印学研讨会并出版印学论文集。特别是逢五、逢十的社庆，依靠社中的专家学者社员的研究成果，西泠印社主办的全国、国际印学研讨会，都足以作为当代印学研究的品牌，而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正是由于西泠印社拥有这一学术平台，及又有出版社的业务便利，当今的中年篆刻理论研究家们也频频有佳作推出——有些著作本身就是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如《印学史》《历代印学论文选》等；有些著作虽不是由印社出版，但却是由印社社员担纲完成的，更有些有分量的学术论著，是因为在西泠印社的印学研讨活动中受到启发才得以形成的。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在目前任何一个印学社团，都无法拥有西泠印社这样的学术平台与学术推进力。对于近百年篆刻史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与条件。 　　(七)汇聚印学实物与文献，形成新的研究出发点 　　在近现代篆刻史揭幕之初，在经历了徽、浙、皖诸家诸派的风云变幻之后，篆刻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轮廓仍然是不清晰的; 篆刻学术作为一个学科的构架仍然是不明朗的。许多篆刻家津津以“金石家”自诩，全然不顾“金石”与“篆刻”是两码事。许多印学理论家也热心于写些印论随笔，以为这就是理论的全部。篆刻资料的规模还未形成，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还严重不足，或散落各处，或零乱不成系统。但在当时，除了专业的博物馆之外，没有哪个机构能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而事实上，连博物馆这一形制也才发轫不久，许多大端还未有着手落实，区区篆刻印章小技，当然更不可能在关注的视野之中了。 　　正是在这个非常时期，西泠印社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勇敢地承担起这一艰巨的工作。百年西泠的历史中，大规模收集、整理印学资料——包括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建社初期。以丁仁、吴隐为代表的西泠印社中坚，向印社捐献了大量珍贵的印谱与出版的新谱。比如吴隐一人即捐出各类印谱上百种计几百册，丁仁也捐出数十种。这是一次印谱资料的大荟萃。而正由于印社初创，因此创社诸公还捐出现款营造孤山景观建筑，比如“柏堂”“竹阁”“数峰阁”“四照阁”“凉堂”“仰贤亭”“石交亭”“宝印山房”“山川雨露图书室”“三老石壁”直到“还朴精庐”……此外，还为历代印人作造像如丁敬身、邓石如、吴昌硕造像，乃至刻丁敬像、二十八印人像、赵之谦像等画像。可以说，没有印社初创时期来自创社四君子及社会贤达的各方鼎力扶持，西泠孤山作为近现代篆刻重镇与中心的地位，是不可能获得确认并有如此高的认同度的。 　　在经历了抗战与内战的动乱之后，西泠印社在50年代后期开始了恢复的历程。正是在这个时期，印社又迎来了第二轮捐献印学资料的高潮，其中印社社员张鲁庵个人捐献各种印谱400余种，印章1500余方，是为西泠印社的社藏作了奠基式贡献。400多部印谱中，有不少是极珍贵的孤本绝本，而印谱数量如此之多，又堪称是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可以说: 在近现代以来的百年间，张鲁庵的印谱收藏称得上是独一无二，这批珍贵资料归于印社，使西泠印社在50年代又一次成为社会各界、文化界特别是艺术界聚焦的中心。在这一时期，除张鲁庵之外，吴东迈也捐献吴昌硕所刻田黄印10余方，葛书徵捐献明清名家印43方，王家属捐献王印章356方，自然也足以作为西泠印社社藏的镇馆之宝。 　　第三次高潮，是在90年代末的中国印学博物馆筹建之时。除了社员们为提高、丰富印学博物馆的藏品质量而纷纷捐献名品之外，印社还派员四处奔波，征购一大批珍贵的印章实物资料，从而使得中国印学博物馆这个中国唯一的专业博物馆，能够以最高水平的展品汇聚，反映出这百年印学研究的主要脉络与踪迹，从而当之无愧地向世人宣称: 西泠印社虽然历经百年而毫无衰败之象，仍然是中国印学、乃至国际印学的中心。 　　三次大规模汇聚印学文献与实物的举动，横跨了整整一个世纪。从每一次的汇聚与捐献、征集行为看，它都可能是孤立的、单向的; 但当我们把它置于百年史中观察，则它所含有的内在逻辑因果链，以及前后辉映的历史进程的价值，便立即显现出来。可以说: 这是近现代中国篆刻史的最精彩的一笔。它为新世纪进行新的篆刻艺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扎实的、无与伦比的新的起跑线。 　　——社团组织观念的被认同 　　——篆刻艺术“独立”观念的形成 　　——对文化的全面介入 　　——普及印学功高盖世 　　——建设印学中心地域“场” 　　——主导篆刻艺术研究 　　——汇聚印学实物与文献以形成新的研究出发点 　　这七项中的无论哪一项，比起一般意义上的“英雄谱”“名人录”“点鬼簿”而言，不都集中体现出西泠印社在近现代篆刻史中的中心作用吗？试想想，近百年间，有哪个印社社团是有过这样的能量与作用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 研究西泠印社史，几乎就是在研究一部近现代篆刻史的大半内容甚至是主要内容。 　　四、西泠印社的大师巨匠们 　　一个贯串百年的艺术社团能得以持续，首先必然是基于有一批名家大师前仆后继戮力同心的艰苦奋斗。西泠印社当然也不例外。准确地说，不仅仅是例外与否的问题，而是西泠印社百年史向我们表明，它是以名家大师的前后承继为脉络的社团典范。 　　遍观西泠印社所拥有的名家效应，我们大致可将之分为几个部分作分别叙述: (1)西泠印社中的领袖级名人，这是以几位社长为标志的最高层级的范围。(2)西泠印社与学术名流，这是以学术(印学、古文字学或其他学术)为主导的一条线。(3)西泠印社与社会贤达，这是指有相当一个层面的文化界、艺术界、学术界、教育界甚至政界等等的名流士子，他们对西泠印社的发展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后才是印社中的篆刻名家。自然，他们的努力与贡献是题中应有之义，是本来的职责，其实是毋须多论的。我们的讨论应该以前三类为主。 　　(一)西泠印社中的领袖级名人群 　　贯串百年的六位西泠印社社长，即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与启功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书法篆刻界与文化界的一代宗师。他们中的每一位的领袖地位，都是无法动摇的。这是第一层次。至少在西泠印社社史角度来看，是如此。 　　副社长中，傅抱石、潘天寿、王个、方介堪、方去疾、诸乐三、钱君以及程十发先生等，也皆是公认的艺术巨匠大师。他们虽未必皆是在艺术与学术(大文化意义上)双擅者，但在各自的艺术创作领域中有着足够的威望与影响力，本来，他们也有足够水准作为“领袖级”的定位，但站在西泠印社社史角度来看，我们将之定在第二层次。 　　除此之外，四位创始人即丁仁、王、叶铭、吴隐，论贡献在印社堪称卓著，对他们的定位，应该介乎第一与第二层次之间。比如王，或可以其个人成就突显于时，而其他三位在文化界、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有限，故不得不置于第二层次。 　　吴昌硕是众口一辞的近代清末民初在书、画、印三栖均为首屈一指的大师巨匠。在这一百年之间，还没有人能超越或哪怕是抗衡于他的威力。而不限于个人成就，那么他的门生子弟遍天下，以及他积极与国外(如日本、韩国)艺术家展开交流，使他的名声遍及海内与域外。近代书画篆刻史上的吴昌硕，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大师，还是一个观念超前的实践家: 广结社团、邀聚同人、又有那么多的门生，这样的气度，是同时代其他篆刻家所无法梦见的。不但是同时代，即使是百年后的今天，远在东瀛的艺术家还以曾从学于吴昌硕风并以能将自己挂上吴昌硕谱系而荣耀，即可证明他的“法力无边”。可以说，在艺术界的当时，还没有人能具有他这样的个人成就高峰，也还没有人能具有他这样的威望、覆盖面与影响力。这，即是“领袖”的标志。 　　马衡是第二任印社社长。作为印人，他在创作上有《凡将斋印存》，后其子又辑《庐印稿》，在西泠印社四君子之一丁仁的《咏西泠印社同人诗》(集《论印绝句》)中，即有咏马衡的专门诗作。在理论上，他有《谈刻印》发表于1944年《说文月刊》。但作为一个文化领袖，马衡的以下经历可能更令人关注: 192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主讲金石学，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抗战后期主持闻名中外的“文物大迁移”。至于其在金石学方面的贡献，一是注重实地考察: 如至新郑、孟津考查铜器出土地、至洛阳考察汉魏石经出土地，至貔子窝、燕下都参与发掘；著有金石学方面的专著论文《中国金石学概要》《石鼓为秦刻石考》《中国之铜器时代》《戈戟之时代》《记汉居延笔》《新嘉量考释》等，是一个顶级的金石学大师。他的出任西泠印社社长，应该是应了“保存金石”这一宗旨，名至实归，并无半点生硬，相反还在吴昌硕的浓郁的文人士大夫气之外，平添了一种肃穆的学者风范的。作为“金石学”的大师，马衡无人可以比肩，那么作为一代印学领袖，马衡自有他的标志性价值。 　　张宗祥是第三任社长。早在青年时，张宗祥即与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西泠印社社员经亨颐有金石之交，并于1908年首次参加西泠印社秋季雅集，结交吴昌硕，诗作中咏西泠八家的颇多。并有《张宗祥藏印选》《张宗祥印选》行于世。而他在1956年秋于浙江省人代会上提案恢复西泠印社，更是以个人之力为西泠印社接续了50年一脉香火，即此一点，他的对印社的奉献足可上攀四位创始人，从而成为西泠印社的中兴名臣。或谓他在印社的中坚作用可能更鲜明于马衡。而作为文化领袖，他在古籍研究、目录版本之学方面，更是具有时代性的伟大业绩。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浙江图书馆长还只是一种身份上的象征; 而组织补抄《四库全书》归藏文澜阁，手抄、校勘各种古籍如《国榷》108卷、《越绝书》15卷、《洛阳伽蓝记》30卷、《神农本草经》12卷、《论衡》30卷、《吕氏春秋校注》10卷，以及校补《明文海》等，乃至在晚年以亲自核抄的稀世善本古籍孤本2000多卷捐献浙江图书馆，皆可说是惊天动地、在古文献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的。此外，他在1919年所撰的《书学源流论》也具有在近现代书学方面开启新学、荜路蓝缕的功绩。如果说马衡作为第二位社长，是以金石学统领印学从而扩大了印学的视野的话; 那么张宗祥的功绩，则在于存亡继绝，并以版本目录文献之学的身份与地位，在推扬西泠印社的学术形象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大作用。正是有了他的庇荫，印学家篆刻家们才有机会从事积极的“研究印学”活动。 　　沙孟海是第四任西泠印社社长。这又是一种不同于前三者的新的典范。他早在1928年即写出《印学概论》、至1962年又写出系统的《印学史》。此外，在创作方面有《兰沙馆印式》，在印学笔记方面有《沙印话》，又在论文方面有过许多前所未有的课题并获得崭新的学术结论。如1963年撰《印学的发展》、1964年撰《巴慰祖父子印谱》、1966年撰《谈秦印》、80年代后则有名声赫赫的《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所有这些在沙孟海的创作、学术生活中只是作为一个局部的“印学”，其实却体现出了明显的“专业”“职业”“主业”风范。于是，作为一个学者，他的学术范围更集中地圈定于“印学”，从而与“研究印学”的宗旨形成了真正的对接。这一点，是同样擅长学术的马衡、张宗祥，与不擅学术但诗文或篆刻创作极优的吴昌硕所无法比拟的。当然，仅仅看到沙孟海的“主业”是印学研究，或是他的篆刻创作与研究双擅，还不足以领悟体察他的伟大。更关键的是在于，沙孟海是一个创新研究极为强烈的人物。在西泠印社八十大庆(1983)之际，沙孟海以社长之尊，又以一个学者大师的至高身份，毅然对长期以来以“金石”指代“篆刻”，造成“金石学”与“印学”混淆的传统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评[3]，在当时也曾引起印社中老辈社员的不理解并且有过一些辩论。在现在看来，这种在印学学科独立的层面上力排众议、坚持真理的做法，的确显示了沙孟海作为一社之长的大师巨匠气派。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泠印社的专业印学家——区别于一般篆刻实践家，也不同于金石学家或一般学术家——的独特的熠熠光辉。在100年社史中，沙孟海的致力于篆刻学(印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定位的努力，是最为精彩的、无可取代的一笔！他不但是书法大师，也是使印学界当之无愧、足可比肩于同时代其他学科的真正的“领袖”。 　　赵朴初是第五任印社社长。作为中国的国家级领导人，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又是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政治头衔本来未必能直接套用于像西泠印社这样的学术团体，但当一个文化素质绝高，又是一代书法大师的重量级人物来担任西泠印社社长，而且是从原有的名誉职务转向实职(赵朴初是沙孟海任社长时期聘请的名誉社长)，这种在常理上很难想得通的范例，至少带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是西泠印社在文化界的身份地位绝高，至少可与像中国佛教协会这样的社团并驾齐驱。第二，是一位已身兼要职的国家级领导人(是文人学者型的领导人)来眷顾西泠印社，又表明西泠印社作为“清流”的形象所在。赵朴初善诗、工书，一手苏体冠绝天下。他是一位享誉时代的社会活动家与国务活动家。在就任西泠印社社长期间，他的确从关心《西泠印丛》的编辑事宜、并还捐款资助这样的小事开始做起，表明他作为社长的并不只是挂个空名虚位而已。但这些对一位国务活动家而言，当然并不是最有价值的业绩。与张宗祥的存亡继绝相近似，赵朴初的赫赫业绩，是在于他以巨大的影响力，为西泠印社凝聚了几代人宿愿的“印学博物馆”的建设，起到了主导性的大作用。今天屹立在孤山侧的“中国印学博物馆”，作为国字号的、全国独一无二的专题博物馆，的确是连上世纪初的四位创始人也未能梦见的辉煌业绩。正是赵朴初的鼎力，圆了数代西泠士子的梦，从而使百年西泠印社史有幸获得了一块高大巍峨的学术的、专业的“里程碑”[4]。试想想: 有哪个印学社团，或更扩开去说，有哪个文艺社团，是像西泠印社这样拥有全国独一的印学专业博物馆的？ 　　走向新世纪，我们迎来了西泠印社的第六任社长启功先生。 　　与已故的五任社长有一个共通点，是启功先生也是书画方面的大师，同时又是一位学术泰斗。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以及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表明了启功先生在书、画方面的精深造诣首屈一指、海内公推。而在学术上从一部厚厚的《启功丛稿》，还有《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启功絮语》《启功韵语》，或还有《启功论书绝句》甚至还有早年的注释《红楼梦》……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的学术的一面。称启功先生的诗文是有“学术魅力”真是一点不谬，他的诗文平白诙谐，能道人所未道; 而在学术研究方面又有着非同一般的严谨。启功先生又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这又是一个应该被理解为“学界祭酒”的“领袖”级职务。他的欣然接受邀请出任西泠印社社长，使百年西泠又找到了一杆历史的标尺。可以想象: 学术、业绩、身份、名望、地位方面都是国内外公认第一的启功先生作为一种历史空间定位，与西泠印社百年史的时间定位，一旦产生交叉，将会为今天的西泠印社带来何一种高度与何一等的机遇。并且，借助于启功先生在海内外的巨大的“领袖”影响、特别是身居北京首都的优势，西泠印社的活动，天然地会具备全国性的覆盖面并拥有国家级的高度。它对于我们继续谱写西泠印社新的百年历程，将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与意义并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出发点。 　　梳理了六位西泠印社社长的情况之后，让我们再来关注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的情况。 　　(二)西泠印社的创社四君子 　　作为一个整体，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不但对印社的贡献无与伦比，而且自己也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虽未达到“领袖”的高度，但作为一代名家特别是组织活动家，自有“领袖”们也无法替代的作用。 　　丁仁在西泠印社史的四君子中位列“班首”。几篇《西泠印社记》对四君子的排列顺序，或是丁、王、吴、叶(吴昌硕)、或是丁、吴、王、叶(呈钱塘县杭州府文)，王与吴的排序互有前后，但对丁仁居首则均无异词(胡宗成《西泠印社记》排列是叶、吴、丁、王，大约是依年龄而列)。之所以将丁仁排列领衔，至少有一个理由是极为充分的: 他出身世代书香。杭郡丁氏“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及“善本书室”，是当时钱塘文化界极重要的一个记录。而丁仁之祖丁申、丁丙在收藏古籍图书之时，也收得浙派领袖丁敬的印章72方，至丁仁之父丁立诚，又续收黄小松、奚铁生、蒋山堂及陈秋堂、陈曼生、赵次闲、钱叔盖的印章，先编成《西泠四家印谱》，后又增补各家印至500方，遂成《西泠八家印谱》。迄今为止，还是最权威的本子。丁仁刻印自辑《鹤庐印存》四册，足窥其铁笔涯略，丁仁集印除西泠八家印之外，兼集浙中印人的书法、文人画、尺牍、书籍等，显见得是一种文化的视角。至于他创立西泠印社之功勋卓著之外，还建造丁敬像、邓石如像，并刻印人画像等，还集拓《杭郡印辑》《丁丑劫余印存》等，又对商甲骨契文情有独钟，其甲骨文书联曾广为时贤所瞩目。此外，丁仁在上海还在印刷方面有煌煌业绩——欧体仿宋聚珍活体铅字的发明者，即是丁仁。中华书局出版《四部备要》《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所用的皆是这套字模。概言之，丁仁以世家子的地利人和之便，在创社、集印、制谱又刻印这些方面，无愧为创社四君子之首，且许多贡献还具有开创性质。 　　王在西泠印社四君子中，是以地道的篆刻创作家享誉于时。若论创作而能进入近代印学史篆刻史，四君子中唯有王有开宗立派之功[5]。王也是世家大族出身，其父王同伯为光绪丁丑进士，历任杭郡各书院山长。王自幼承家学，喜篆刻，又与丁仁同事沪杭铁路局，再与唐醉石同供职于国民政府印铸局，为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等，篆刻家而以职业为之，王在当时可称典范。也正是在印铸局之时，他与陈宝琛、陈叔通、罗振玉、马衡等皆为挚友，从而形成了王初创西泠印社之后的又一个高峰。金潜庵办湖社有《湖社月刊》，王为顾问; 马衡等参与整理清宫内文物，王又与容庚、沈尹默、丁佛言共事其间。直到30年代，他由京返沪、设帐课徒，以铁线篆与浙派正宗面貌盛行天下，对已有的西泠八家印风，有存亡继绝之大功，而对于近代印风，则有开辟风气之力。特别是在40年代之后，由于吴昌硕、黄士陵、赵叔孺相继谢世，他成为当然的印坛领袖，其门生子弟遍布天下，北京有顿立夫、徐之谦; 上海有吴朴堂、高式熊、江成之、徐家植、秦康祥; 杭州有韩登安，可谓集一门之盛。在民国以降的百年间，能自成一军并且帐下名士俊彦如云的，除吴昌硕、赵叔孺之外，王是声势最大者。又加之他享高寿至81岁，长期生活于沪上而遥领西泠，有印社的体制在，自然也为印风与门派的强盛增色不少。此外，王用功极勤，存世印章也最多，仅《福庵印稿》存印在12000方左右，而他手订的自治印谱《麋砚斋印存》有20巨册，以80年的历史长度，几万方篆刻印蜕，表明王在篆刻界拥有四君子中其他人所不具备的艺术宗匠的影响与威望。在100年印史中，是不会没有他的重要地位的。 　　叶铭与吴隐的情况稍有不同。他们均非书香出身，也没有朝廷功名。甚至，他们也还算不上一般意义上的“士子”——叶铭与吴隐，都是“刻碑”的工匠职业出身[6]，而刻碑的“刻工”，自然是无法跻入士林。但也正因为有一手刻碑的手艺，总是文墨艺事，故尔又能有机会“与诸君子游”，于是也才有可能在创办西泠印社方面作为中坚并且有足够的见识与手段。 　　叶铭在西泠印社初创时筹建“山川雨露图书室”，“以供同人研究印学和集会栖息之所”，其后丁仁、吴隐、王相继赴沪赴京发展，而叶铭则据守西泠，虽仍以刻碑为业，却为孤山上的景观建置不遗余力，40年如一日，担任督造守护之责。四位创始人中，若论与西泠印社朝夕相守、精心建设、悉心维护之功，无人能出叶铭之右。而他本人在40年间也不断钻研铁笔，有了大量的创作印谱，如《松石庐印汇》《铁华庵印集》《逸园印辑》，及手摹《周秦玺印谱》等。至于理论研究方面，叶铭不似王只关注古文字学部分而多作《说文部首检异》《麋砚斋作篆通假》之类，反而对文献检证与编撰花费了大量精力，从而体现出了相当的文人士大夫风采。比如，叶铭曾修纂过最早一部《西泠印社小志》，是现存《西泠印社志稿》的底本，可谓是为印社史保存了最早的第一手史料。而他又编著《金石家传略》《说文目》《叶氏印谱存目》等，都是较为正宗的著述家风范。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辑《再续印人传记》以继周亮工《印人传》、汪启淑《续印人传》两先贤的著作，上起元明、下止近世，共得551人，后又增补50人; 其后又屡作扩展，共集得历代印人计1886人，合为《广印人传》16卷。可以说: 在历代印人研究方面，叶铭的《广印人传》不但足以在四君子中鹤立鸡群，即在近代印学史中也无匹敌者。尤以一个刻碑为生的匠人而有如此学术业绩者，诚为大难事也，即此一项，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名家。 　　吴隐的情况最为特殊，在创社四君子中也最特立独行。 　　作为以刻碑为业的职业工匠，吴隐有过许多令本行人艳羡的业绩，如《创建长山书院碑记》《葛府君家传》等，年纪轻轻即已在这一行中崭露头角。他还在21岁时与叶铭(也是21岁)合刻《重修姜村席村二堰碑记》，足见两人原有很好的私谊。吴隐在刻石方面另有一项创举，即是将古今名家楹联三百缩刻于石，名《古今楹联汇刻》，风行于世，又适见出他是一个绝顶聪敏的才俊之士。从少年时家贫而在杭州碑铺学艺镌刻以求谋生，到自出新意刻古今楹联，又足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在艺术上安分守己的人物。此外，他早早地就赴上海谋生，刻碑刻到大都市去，又见出他有着从商必需的精明头脑。故尔西泠印社在倡议与创办时，他是“由沪归”、“由沪遥通声闻，以张其事”，而叶铭是在杭州本地，一主一客，立场已有所不同也[7]。 　　吴隐刻印不多，好像也并不在意能否当个篆刻家。虽有《遁庵印存》《吴石潜摹印集存》，但论印则未见出色。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创制优质印泥，为当时的印学研究风潮推波助澜，提供了一流的物质条件。“潜泉印泥”“美丽砂印泥”的成为名牌，自与吴隐的经商才能分不开。(二)创办印刷企业，出版了几百种名家印谱与古铜印谱，且质量上乘，广为时人所爱。又出版大规模的典籍《遁庵印学丛书》《遁庵金石丛书》，将古来的印学古籍“一网打尽”，普及印学功不可没。(三)为西泠印社的孤山社址建设出力出资尤多，使西泠印社能有今天这样的景观建筑规模。而这三项，皆是印社四君子中其他三位所不拥有的业绩。从一个刻碑的工匠到拥有印社中最宏大的“文化产业”，吴隐以他出众的才华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范例。 　　至此，对于创社四君子的煌煌业绩，我们大致可以作一归纳以清眉目: 　　丁仁有定位之功，王有标示之绩，叶铭有守护之劳，吴隐有联络之力。这四位名家，对西泠印社而言，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试想想: 即使是吴昌硕这样的大师，纵有通天之力，又岂能同时兼顾四者？ 　　(三)西泠印社的中坚力量 　　在有社长名衔的六位巨匠大师，和有创始人身份的四君子之外，西泠印社还有一大批热心社务，钻研印学的艺术家与社会活动家们。其中，有“副社长”身份的前辈们，如方介堪、方去疾、王个、傅抱石、潘天寿、钱君、诸乐三等，自然是此中的首选人士; 而另一些没有这一名分的，如张鲁庵、韩登安，尚健在的在解放前入社的高式熊、江成之先生，则又是此中的重镇。当然，像傅抱石、潘天寿、王个、诸乐三等都有刻印的记载甚至有印学著述的记载，但通常我们多以画家视之而不是以篆刻家视之，因此作为印社的“中坚”，可暂时置而不论，留待后议。而对于专以印学名于世的方氏诸昆仲、钱君与张鲁庵、韩登安或还有秦康祥、阮性山等，当然还有健在的高式熊、江成之先生，则当然应在我们首论之列。 　　先来看印社史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方氏三兄弟现象。 　　据方去疾的回忆[8]，丁亥(1947)春温州永嘉方氏一门“亲戚兄弟五人同为西泠印社社员，在当时传为佳话”(《九十年的变迁——代序》)。五人为谢磊明(外舅)、叶墨卿(表兄)、方介堪、方节庵、方去疾五人。五人中方介堪与方去疾后均出任西泠印社副社长。这当然更是“佳话中的佳话”。 　　方氏三兄弟中，方介堪年最长，方节庵次之，方去疾最小，后二“方”为胞兄弟。方介堪自幼即以鬻印自给，20多岁赴沪，入吴隐在上海开设的“西泠印社”书肆任出版部主任。又投入赵叔孺门下专攻铁笔，后又至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篆刻课。其印风也开始由博而专，对古玉印的印风进行了深入研讨，还辑《古玉印汇》及《介堪手刻晶玉印》，在上海时，几乎每年皆辑自刻印成谱。直至晚年深居东瓯，还日日治印不稍懈，故尔称方介堪为正宗的印人、篆刻家，是最恰当的定位。方节庵与方介堪为堂兄弟，亦同时由温州到上海，入西泠印社书肆学艺。而以印谱出版为最主要的业绩。其后，由于西泠印社书肆出版部吴熊无心此道，发展受到限制，于是方节庵于1935年自立门户，创办“宣和印社”，出版了《介堪手刻晶玉印》《谢磊明印存》《胡邻印存》《吴昌硕印存》《缶庐印存》《徐星洲印存》等，其中尤以《晚清四大家印谱》为最有影响。此外，宣和印社精制“节庵印泥”，也广为时人所推许[9]。可惜方节庵于1951年方39岁时英年早逝。与方介堪相比，方节庵显然不以创作见长，但他的出版印谱之精，制作印泥之优，却是斐声印坛的。方去疾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位。在解放前的西泠印社活动中，因为年龄他还不可能有所作为。1947年方氏三昆仲同时参加天下第一社“西泠印社”之时，他也还只是一个年轻人。但在后50年之间，方去疾利用他在出版社的专业地位，和在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中的影响与威望，不断组织各种篆刻专业创作活动与普及印学活动。比如他组织刻《农业学大寨印谱》，倡导简化字入印，汇辑《新印谱》各集，又精心编选出一部在80年代作为篆刻学习最权威的启蒙教材《明清篆刻流派印谱》。在持续不懈地从事篆刻艺术事业的40年之间，他几乎成了上海篆刻界的领袖，还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可以说: 方去疾的“后发效应”，使他在占地利之便、又取独擅之胜方面，比起方介堪、方节庵来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至少在中国篆刻史的20世纪80－90年代之际，若论篆刻的代表人物，是首先会想到方去疾的。 　　方氏三兄弟，或再加上谢磊明、叶墨卿，在中国100年篆刻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还有待于我们去重新认识与发掘——只要看到三兄弟中除早逝的方节庵之外，其余二“方”在1978年双双当选西泠印社副社长，即可明了他们在印人心目中的威望。他们作为一个“集团”性的存在，或可与建社初期的杭州高氏家族相媲美。杭郡高义泰绸布庄高家有六兄弟，世有“高氏三绝”之称，一是高时丰，善画松；二是高野侯，善画梅；三是排行第六的高络园，善画竹。其余四是高时衮，五是高时敬，也皆长于丹青。但一、二、六三昆仲皆为西泠印社中人，或为社员或为社友，于篆刻铁笔皆独步于时。如知名者有《乐只室印谱》《方寸铁斋印存》等，而各名家印谱中，高氏为序跋者又甚多，当然也是一个明确的“集团性”的存在。只不过相比之下，仁和高氏昆仲只是把自身的活动定位在文人风雅、铁笔自娱的层次上，而永嘉方氏则以弘扬、发展印学为己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重大影响并发挥主导性作用，因此永嘉方氏三兄弟明显地更具有历史的厚重感。 　　再来看处于百年印社史中期的另一个“群体”——以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为核心的“中青年”群体。 　　早在1948年初，寓居上海的王福庵与门生子弟多有交流往还。由张鲁庵、秦康祥二位发起，准备为西泠印社篆刻一部四册《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王福庵闻讯大为高兴。遂确定名单，由张鲁庵提供印石与连史纸、印泥; 秦康祥负责文字编写等文案工作; 而由高式熊负责篆刻。其间文字订讹、印稿审核、印谱成书样式、边款小传刻镌，均由三人合力完成后交王福庵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定稿。《西泠印社同人印传》中，除有社籍登录者外，还出现了一些于印社支持资助有贡献者的名册，共计有220方之多。应该说: 这是一份绝顶珍贵的、并且在40年代(即早于《西泠印社志稿》)即已成形的系统史料[10]。 　　50年代初，高式熊在《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的基础上，又刻镌成一套以西泠印社景点名胜(斋馆楼阁)为题材的印谱，意在以景配人，相得益彰，取名曰《西泠胜迹印谱》，可见在上海，这个群体一直活跃在印坛上，尽管限于当时的时势，活动范围不可能太大也罢。 　　除了刻成套的以西泠印社为主题的印谱之外，上海的这个“群体”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编撰《西泠印社志稿》。 　　早在印社开10周年成立大会的稍后，1915年之际，叶铭、丁仁、王即共同撰写过一部《西泠印社志》，共分“建置”“掌故”“人物”“艺文”“规则”“藏”“志余”等，但此志编成后未及印行，原稿即告散佚。其后，叶铭曾编成过《西泠印社小志》，流传亦不广。直到1957年，由王福庵主持，秦康祥、孙智敏等上海“群体”曾共同整理原有资料，终于由秦康祥执笔，完成了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一部《西泠印社志稿》。共分六卷: (一)志地，(二)志人，(三)志事，(四)志文，(五)志物，(六)志余。卷前有王高足吴朴双勾赵之谦书风“西泠印社志稿”六字，孙智敏作序，后有王与秦康祥二跋。从《志稿》所涉的内容来说，当然不可能是1947年才入社的张鲁庵、高式熊等青年才俊们所能经历与把握的。且张、高等均热心篆刻自身的内容，不太注重文字材料与文献; 而秦康祥却是于文字文献有特殊的嗜好。他虽然也是1947年入社，却一直承担着文献整理的许多工作。比如刻《西泠印社同人印传》，边款所刻的人物传文字，即是由秦康祥任其职的。且秦氏作执笔时，叶铭也寓居上海，“晨夕盘桓、备闻绪论，缘是尽读社中金石文字”(《志稿》跋)。有这样的条件，秦康祥在王、叶铭二翁的指导下编成的这一部《西泠印社志稿》，自然有较高的可信度。当时的上海“群体”中，除王、叶铭外，应该列出姓名的有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之外，或许还有孙智敏、吴朴等。而方氏昆仲虽然当时也在上海，但因为是与吴隐、吴熊等交往，身在西泠印社上海书肆(或自办宣和印社)，却反而未能参与这一群体，尽管方氏昆仲也是在1947年丁亥由王、叶铭介绍入西泠印社的也罢。 　　上海有一个以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为核心的，又有王指导的“群体”之外，在杭州，也有一个同出于王之门的“群体”在活动。这个杭州“群体”的努力，直接导致了西泠印社后50年的兴旺发达。它的核心人物，是韩登安与阮性山、沙孟海。 　　若论入社时间，韩氏昆仲韩登安与韩君左，是早在1933年时即加入西泠印社。早岁学徒，得叶铭与高野侯指点，从17岁开始即每年辑成《登安印存》持久不衰，直到1933年，才赴上海拜王为师。但由于年辈关系，王一直不以弟子视韩登安。由于学徒时有过工艺的积累，故韩登安在印钮、边款方面都有独创。而在印文方面，他以说文篆入印，而独以大印多字为胜，1979年行世的韩登安刻《毛主席诗词刻石》印谱，每印刻一首诗，共计35印，最多每印要刻114字; 如此绝技，恐怕当世难觅第二人。 　　韩登安是在40－50年代之间，由于西泠印社主持乏人而成为总干事的。当时王、叶铭等因抗战避居上海，社长马衡又远客京师。在杭州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必须有人主持，故有沙孟海先生在《西泠印社85周年碑记》中所述: 是“马先生远客京师，韩登安先生以总干事处理日常社务”。在抗战结束后几年战争之时，韩登安竭尽全力，在1947年补行西泠印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之时出了大力。此后又是解放，一段时间内西泠印社被禁止活动，处于停顿状态，直到1956－1957年之际，才又恢复西泠印社活动，而改由政府直接领导。当时成立筹委会共有成员七人，张宗祥、潘天寿、沙孟海、陈伯衡、阮性山、诸乐三、韩登安，又以韩氏充秘书之职，具体主持印社日常事务。正是在他的努力下，西泠印社才会在1963年的60周年大庆之际重新展现出煌煌大国气象，从而真正为篆刻史作出了存亡继绝的历史性贡献。那么，我们可以为韩登安的社史经历作一概括: 作为一名老社员，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抗战后期和解放初期这两个印社正处于停顿、形同虚设甚至面临解散或自然消亡之关键时刻，以天下为己任，凭着一己的努力，又广泛联络同道，争取社会各方支持，奔走呼号，尽心尽责，这才保住了西泠印社的一脉香火。从而使西泠印社再次走出困境，走向一个蓬勃的未来。而韩登安自己也在这一时期积极恢复印泥制作生产，又专心刻成《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印谱，这部印谱以“志地”而足以与高式熊镌刻的《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的“志人”相辉映，从而成为西泠印社中期在篆刻创作方面的“双璧”。 　　此外，在当时的杭州“群体”中，除政府派出的领导干部如王树勋等作用也很大之外，沙孟海是以学术形象介入西泠印社——几次大活动，都指定他担任主讲，如著《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如撰述《印学史》，如在吴昌硕印章捐献西泠印社时重点谈吴昌硕的篆刻艺术，如社庆六十周年时承担“篆刻艺术的源流及其发展”的报告题目；而阮性山则在联络各处动员向西泠印社捐献文物书画、丰富社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1]。根据现存资料，在韩登安这个“群体”中，无论涉及印泥生产、筹备社庆、恢复景观等甚至发展新社员，还是争取领导支持、递交各种申请报告诸方面，一定会有几个人的身影。韩登安以外，沙孟海、阮性山、诸乐三、朱醉竹等，皆是此中的核心人物。相比之下，张宗祥、潘天寿等要么是德高望重的老辈，要么是身居要职，虽有兴致却无暇分身; 相比之下，总是以这个工作班子为实务而有具体的工作成效。 　　讨论完方氏三兄弟、上海群体与杭州群体之后，我们还想提出一个于西泠印社后50年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并不是社长理事，甚至也不以篆刻开宗立派，与印社的社长、创始四君子们也没有个人的渊源。但正是这位社员，对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之后的六十周年大庆直到今天的印社建设，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最至关紧要的大作用。这位社员，就是张鲁庵。 　　穷毕生精力，这位杭州“张同泰”药行、益元参行名号的贵公子只钻研印学，除了自己亦攻铁笔，有印谱传世之外，他以个人之力收聚购集的古印谱达460多种，所收藏的古印章也有1500余方。其中传世最珍贵的海内孤本印谱，即不下十数种。在他暮年时即有将印谱捐献国家之愿，经过西泠印社长老曹漫之等的多方协调，这批印谱与古印终于在1962年由上海送至杭州，入藏西泠印社。由张鲁庵遗孀叶宝琴遵其遗愿捐献印社的，共计秦汉铜印305方，名家印作1220方，印谱433种约2000余册，其中明代精拓印谱与各种孤本、善本等，约有33部200余册。印谱的捐献事迹在海内外被争相报道，从此，“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又多了一个标志性的记录: 印谱所藏天下第一。我们完全可以想到: 有着一个风景秀雅的孤山社址，有着一批海内外堪称一流的名家大师，有着100年的社史记录，如果缺少一流的收藏，该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 但是现在，张鲁庵以他的无私捐献，及时地填补了这一缺项，这又是一种何等伟大的情怀与壮举！ 　　眼见得在政府领导下，西泠印社从萧条走向辉煌，大有希望。在此之前，吴东迈、王个向西泠印社捐献了吴昌硕的画41件、书法35件、篆刻32件、手写诗稿2本、手刻端砚1件、生前用物48件、诗集版片279块，作为对1957年成立的孤山吴昌硕纪念室陈列品的展示、兼纪念吴昌硕诞辰120周年。一时间，社中诸贤无不奔走相告，各种捐献鱼贯而至…… 　　这就是西泠印社的中坚力量！有这样一批无私奉献的社员，西泠印社无往而不胜！ 　　同样地，有一批领袖级名人出任社长，有像创社四君子的精诚合作的业绩，还有一批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不求酬报不求闻达的社员，西泠印社100年的社史是怎么被谱写至今的，其中缘由不已经是一清二楚了吗？ 　　五、西泠印社与近现代文化名人 　　与社长们、创社人与中坚人物们对西泠印社的大贡献相比，还有许多热心之士的作用，在西泠印社史研究中也不可忽视——如果说: 领袖级大师与中坚力量们的努力，是从篆刻艺术内容或西泠印社社史内部着手的话，那么许多文化名人、政府官员等的热心襄赞极力推助，则不妨被看作是来自西泠印社社外的提携与声援。一个西泠印社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是有篆刻界与文化界的支持作为支撑的。而篆刻史本身也还不是孤立的，它又是由整个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界)来加以支持与定位的。看不到西泠印社史100年历程中来自社外、篆刻界之外的支持与声援，我们就不能说是具有真正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视角的。一部西泠印社史，不应该少却这些文化名人、社会贤达的名字。 　　(一)西泠印社史中的学术名流 　　与篆刻作为艺术的学科定位相比，“学术”主要是指非艺术创作的那些内容。比如古文字、古文献、金石学、古器物学、历史学等的内容。通常而言，与篆刻艺术创作紧密相连的篆刻艺术或印学理论，当然也不应该被主要包括在我们这个“学术”之内，而最多不过是点缀而已。 　　据此看来，则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本来即是学术中人。他除了有《凡将斋印谱》《庐印稿》以示篆刻家的身份之外，更多的业绩却是地道的学者派头的。撰《中国金石学概要》，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主讲金石学，对汉魏石经用功最深，于石鼓文、度量衡、铜器研究均有新发明，又从汉代简牍上溯古典书籍形制而撰有《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此外，还为抢救清代大内档案收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出力独多，在任职北大时还兼图书部主任，古迹古物调查会(后又改名考古学会)会长; 其后进入故宫博物院先任古物陈列馆长，1932年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并非一个艺术家所能胜任的。作为一个学者的马衡所拥有的形象，远胜于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形象。即使是在谈篆刻时，马衡也仍然不失一个纯正学者的风范，比如他在《说文月刊》(1944)上发表《谈刻印》一文时，即明确指出: “余尝闻之人曰: 某人善刻印，今之金石家也。一般人以为刻印即是研究金石。其实，金石二字岂是一支铁笔(刻字刀)与几方印石之谓？依此解释，未免浅视金石学矣。”在讨论篆刻时却如此地扬金石学之学问而抑刻印之技艺，显见得骨子里有一个学者意识在发挥强烈作用。拥有像这样的学术眼光，再来担任西泠印社社长，我以为不但不会导致篆刻创作价值的被忽视，相反还会极大地提升篆刻艺术应有的品质并予它以一个恰当的定位，这就是学者的功用。 　　张宗祥当然也是此中的佼佼者。精于典籍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又为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增补抄存使之“完璧”立下汗马功劳，又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浙江图书馆馆长，作为一个学界名流，他的书法篆刻只是一种“余技”而已。这样的定位当然使张宗祥更贴近于学界本色而不同于一般的篆刻艺术家。那么相对而言他更近于马衡而不是吴昌硕。 　　在西泠印社百年史的前半期，印社社员中能以学者称之的，如黄宾虹、经亨颐、陈伯衡、葛书徵、马一浮、邵裴子等，皆各展所长，以学术立身，于印社的社会影响与地位的建立功莫大焉。 　　黄宾虹在现在，是被当作伟大的画家来对待的。但在民初30－40年代之时，他的山水画并不被时风认可，而他主编《美术丛书》三集共数百卷，撰写《古画微》等理论著作，甚至自己编印《宾虹草堂藏古玺印选》之类，却是被时贤反复称颂的。其中，尤以黄宾虹发起并参加“南社”志在反清的政治态度以及与名流志士的结交; 以及他在上海时报、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期间，编印《国粹学报》《神州大观》等所拥有的影响; 还有他执教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北平艺专、国立艺专的经历与桃李遍天下的声势，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是一个学术功底深湛的文人士子的黄宾虹。在西泠印社中，黄宾虹应该是一个于古玺印有深厚研究，但同时又具有深广的学术交往的一代学界、艺界名流。这与单纯的以篆刻为专业的社员相比，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在四君子看来: 他还是“槛外人”，但却是有分量的、受人尊重的“槛外人”。 　　经亨颐亦是“南社”社员，早岁即能治印，参加西泠印社也很早。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教育。留日回国后即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又兼任校长并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再赴国民政府任教育行政委员，代理中山大学校长。但这些后兼的学校教职都不足以概括经氏的教育成就。他的行踪中最为关键的，一是任浙江两级师范的教务长与校长，因为正是在这一期间，浙江聚集了李叔同、夏尊、陈望道、马叙伦、姜丹书等教师，又培养出了如陈建功、潘天寿、丰子恺等优秀人才。二是创办上虞春晖中学，更是聚集了一大批名师如朱自清、朱光潜、刘薰宇、夏尊、丰子恺等，成为当时文化人聚集的名校。以至于当时有北“南开”、南“春晖”的社会声誉。由是，作为民国初年由政治家转为教育家的一个典范，经亨颐是近代教育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存在。 　　陈伯衡在解放后的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与60周年大庆筹备委员会中有记载，但过去对他的生平经历一直语焉不详。在清末到民国时期，他是官场文牍方面的专门高手。又任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专员、浙江省通志馆通纂、浙江省文管会委员。他的学术，主要集中在金石学特别是碑版之学方面。有《历代篆书石刻目录》《枫树山房帖目补编》《金石述闻》《两浙碑碣志》《石墨楼金石见闻录》等，而其功力最深的，则是碑版拓本“黑老虎”方面的造诣，可称得上是两浙地面上首屈一指的人物。而对地域文献中记载的摩崖书迹，屡以地方志乘及笔记等先作印证，再亲临考察，每有新的心得，而不同于一般耳食之徒。民国时余绍宋编《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依靠陈伯衡的支持，每期皆刊发他的“石墨楼藏拓”，连载数月仍不消歇，曾被传为艺林佳话。故尔陈伯衡很早即加入西泠印社，在50年代之所以出任西泠印社筹委会委员，想来应该也是基于这个金石碑版之学的理由而不会是篆刻艺术创作或印学研究的理由——它是学术的、而不是艺术的。 　　葛书徵是平湖世家，祖传“传朴堂藏书”家业，内分“守先阁藏书楼”与“爱日吟庐书画楼”两部分。后日益增扩规模，藏书达到40万卷，其中宋版书，孤本善本书籍约有4000多种，其父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为儿女亲家，故商务印书馆刻印之书，每取“传朴堂藏书”为之，于此可见平湖葛氏的威名。至于其藏书画，由名画家陆廉夫整理编目，亦有两种目录传世。有这样的典籍与书画收藏，于印章收藏自然也是一个大项。葛书徵在印章收藏方面的规模，可以以他所辑的六种原钤印谱为证。1925年辑成《传朴堂藏印菁华》12册，后又辑成吴让之赵之谦所刻的《吴赵印存》10册，1939年又与丁辅之、高络园、俞序文等合辑成著名的《丁丑劫余印存》20卷，计273家1900方印，后在1944年又与胡淦辑成《明清名人刻印汇存》12卷，这些印谱均为选印精工、钤拓精良、装订精美的传世名谱，作为一个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葛书徵的典籍收藏、书画收藏特别是印章收藏，堪称是无与伦比——与吴隐等出版印谱是借印编谱不同，葛书徵的印谱均出家藏而无重复之例，这一点是尤为珍贵的。60年代初，年已老迈的葛书徵还向西泠印社捐出明清名家刻印43方，其后，葛氏夫人又将“传朴堂”所藏吴昌硕刻田黄印数方再次捐献印社，表现出一个老社员的崇高风范。考虑到葛氏自己不擅刻印而只是集拓印章，我们也将之归为广义上的学术范围中一并论列。 　　马一浮是一代国学大师。在西泠诸学子中鹤立鸡群，称得上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者。马一浮精研佛理、淹贯典籍，又寓居西湖广化寺，专事攻读文澜阁《四库全书》，此外，马一浮又曾赴上海习英文法文，与谢无量、马君武共办《翻译世界》，再赴美国、日本、德国，大量攻读西方名哲的经典著作，还自学拉丁文、西班牙文等，成为一个博通七国文字、又精于各国哲学历史的超一流学界泰斗，梁启超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沙孟海推为“现代中国硕果仅存的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儒”。传世著作，有《泰和会语》《宣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濠上杂注》《老子道德经注》《蠲戏斋佛学论著》等，且以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四学(玄、义、禅、理)自许。即以其所涉范围，已是宏大无比，一般人断然无法企及; 倘再要论其深邃洞明，则更是超乎侪辈，从而成就一个盖世无双的马一浮。马氏在民国时期隐于市，建国后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在西泠印社，则交往契厚者为李叔同与丰子恺。而在西泠印社于50年代恢复活动、筹备印社六十大庆之时，在张宗祥、韩登安、阮性山、沙孟海们讨论事宜时，也时时可窥马一浮热心参与的身影——这是一个学富五车的身影，是西泠印社亟需要的一种特殊的身影。 　　邵裴子作为西泠印社老社员，外界知之不多。其实他早即中举，又公费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回国后任浙江高等学堂教习、教务长、校长，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副校长、校长，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在浙江教育史上，他是以创办浙江大学而被载入史册的。作为教育界的元老，他又有藏书与藏印的嗜好。藏书宏富，后捐献浙江师范学院即杭州大学前身; 而藏印则全部由后人捐献浙江省博物馆。建国后，邵裴子以地方文化领袖的名份参加西泠印社活动，以其声望崇高，而为印社贡献甚多，特别是在印社于50年代恢复活动、到60年代举行社庆期间，协调省市领导与西泠印社的关系，求得社会各界的支持等等方面，有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故在当时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之初，是以张宗祥、马一浮、邵裴子合称“湖上三老”，是以他们为年长的一辈，而以韩登安、阮性山与沙孟海、诸乐三为较后的一辈的。 　　印社六十大庆以后直到世纪末的40多年之中，学术界的名流大师仍然不断加盟印社，使西泠印社的学术氛围得以进一步持续与发展。比如罗福颐、谢稚柳、商承祚、徐无闻、顾廷龙、郭绍虞、陈从周等已故社员，皆在学术界有着鲜明的学术形象与专攻范围。如罗福颐在印谱学与古玺印学方面、谢稚柳在书画鉴定与书画史方面、商承祚在古文字学方面、徐无闻在春秋战国文字方面、顾廷龙在典籍与图书馆学与目录版本之学方面、郭绍虞在古典文学批评史与诗话词话研究方面、陈从周在古代园林建筑方面，无不是顶尖的学术领袖一代权威，他们曾经活跃于西泠印社的身影，与社长中如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及启功先生等相呼应，使西泠印社拥有了一个学术的铜墙铁壁。可以说: 只要学术不倒，西泠印社作为“天下第一社”在历史上就不会倒。 　　在西泠印社的百年史中，还有一些学界名流，是未有正式加入西泠印社成为社员的身份，但却由于各种关系而与西泠印社有过联络或往还的。据社史记载: 早期西泠印社史中，有王国维、鲁迅、余绍宋、杨守敬、朱孝臧、李瑞清、沈曾植、冯君木等，还有一位外国闻人印度泰戈尔，中后期的学者则有郭沫若等文化界的大师名流。他们的学术活动中都有关于西泠印社的记载，对我们而言，是难得的珍贵史料。兹分别论述之: 　　首先是王国维。王氏为一代学术泰斗，近代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曾在寓居上海时到过西泠印社，是近代学人中较早关注西泠印社者。他与印社的缘分，大约应该与他置身于上海文人墨客之圈有关系。他还为西泠印社留下过一首诗: 是为陈豪(止庵)所作《西泠印社图》作题。【壬戌】 　　踏弩飞云事事新，行都社事记纷纶。 　　如今百技都消歇，管领湖上归印人。 　　把臂龙泓共入林，缶翁图像写倭金。 　　何由更复吾邱魄，湖水西泠深复深。 　　估计应该是在沪上或杭州期间，应友人约为此图作题。在当时，许多并不专攻篆刻的大学者们，都因此而留下了咏西泠印社的篇章。比如李瑞清题“遁庐”，沈曾植作“缶翁像赞”，朱孝臧作“《西泠印社图》咏”，冯君木作“与诸子会饮西泠印社”等，皆属此类。兹各引诗句如下: 　　李瑞清题“遁庐”: 　　天地有正气 山水函清晖 　　集文信国谢康乐句，戊午十一月清道人 　　沈曾植作“缶庐像赞”: 　　缶庐之画， 发挥其诗， 诗度他方， 　　未绣弓衣， 画合天倪， 云垂涛泻， 　　安吉一灯， 分光日下， 怀铅和墨， 　　人人家家， 不会翁诗， 践尔乃差。 　　金容，我来自东，苦铁为铜， 　　铅泪在胸， 攻金朝仓， 筑亭王震， 　　注视翘勤， 礼翁若圣。 圣阿弥陀， 　　邻洞炳然， 代身阳迈， 长侍佛前。 　　朱孝臧也有咏《西泠印社图》: 　　微闻汉印关兵象， 心尽雕龙老斫轮。 　　留得西泠干净土， 家风梦篆有斯人。 　　冯到过杭州西泠印社孤山社址。他有两首记实诗，颇具史料价值: 　　与李霞城(镜第)、赵芝室(家荪)、陈玄婴、叶叔眉(秉良)、胡君诲(良箴)、何秋荼、家仲肩(堪)、王幼度(积之)会饮湖上西泠印社，林亭水石，布置绝胜。赋诗记之。【壬戌】 　　五步林亭十步楼，真堪席作敖游。 　　婵嫣佳境心能造，离合山光目与谋。 　　弹指空中思往日，题名石上贺兹邱。 　　习池会饮都非偶，潦倒清尊惜白头。 　　湖上杂诗，孤山瞻吴缶庐遗像: 【己巳】 　　良金范象孤山陲，手掬寒泉一荐之。 　　忽忆小楼灯皎皎，茗瓯清对夜阑时。 　　杨守敬也是一代学宗，他在上海与吴隐有交往，还为陈豪的《西泠印社图》作跋: 　　山阴吴石潜精篆刻，……尝以其秦汉印选及《西泠八家印谱》赠我，知其与杭州丁辅之结社有年。又出其《西泠印社图》属题，亦余旧友陈君兰洲笔也。余刻日归鄂，不及作诗文，倚装书此志之，宣统元年五月十一，杨守敬。 　　之所以不厌其烦详引这些诗文，首先当然是基于作者的身份: 王国维是近代史学开山，在甲骨文、上古史研究方面，独步百年，后无来者，而于哲学、美学、词学、中国戏曲史、文字学等，都有开创性的建树。李瑞清曾为两江师范学堂总督，是创办新教育的开风气者，又以遗老身份在上海，以书法名家。沈曾植为清季大儒，在西北史地、音韵训诂、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之学及乐律之学皆有一代宗师之称。冯君木()是沙孟海的老师，一手汉魏风格的古文享誉沪渎，在1925年即组上海修能学社任社长，诗文皆为时所称。至于杨守敬，更是于北碑书风极有钻研，在日本掀起北碑旋风，被称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而编《古逸丛书》，撰《日本访书志》，皆是于古籍目录版本、金石考据舆地之学极有贡献的大家。朱孝臧则为一代词宗，其《村丛书》和精湛的词学研究，包括整理词籍与创作词篇，都是词学界的泰山北斗。有这样的一个学术群体在关注着西泠印社，当然是印社介入学术界的重要标志。 　　其次，关注这些诗文的理由，还在于它们本身牵涉的内容。比如李瑞清、沈曾植、王国维、朱孝臧、杨守敬，个人的题诗反映出不同的角度——朱孝臧与冯君木是契交，而沈曾植、李瑞清则是与吴昌硕的私人关系。冯君木又是与吴昌硕交友极密的、甚至是他介绍年轻的沙孟海投师吴氏门下的。至于杨守敬，与沪上的文人集团有些往来但不密切，故尔显然稍稍隔了一层，反倒是由吴隐而了解西泠印社。此外，大抵对西泠印社的题录，是针对陈豪的《西泠印社图》而作的题咏。陈氏为杭州人，是应丁仁之约画成此图的，时年68岁。画时正逢印社初创两年之后。《西泠印社图》后并有金蓉镜、胡、吴昌硕、程兼善、金鉴、盛庆蕃、张祖翼、金尔珍、高保康、章澍等题咏。有如高时丰(存道)所言，“印社会集很多，不胜枚举，均有记录，当以此卷为最先”。那么，把此卷携到上海，请　　

行为主义心理学

作者：  张厚粲著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简介：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产生、发展直至衰落的过程,以及主要代表人物作一全面、系统的介绍与评述。 　　 本书特色 　　 ▲内容完整 　　 涵盖行为主义的全貌,巨细无遗; 　　 综述行为主义的发展,条分缕析。 　　 ▲立论精辟 　　 深入分析行为主义思想演变; 　　 翔实评介行为主义诸家主张。 　　 ▲文笔流畅 　　 行文通顺,易读易懂; 　　 组织系统,宜教宜学。 　　 ▲学术价值 　　 认识科学心理学发展历史; 　　 了解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 　　 张厚粲教授(1927年4月生,河北南皮县人,汉族) ,1948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心理系并留校任教。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务委员,身兼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考试研究会副会长和国际心理科学联盟(IUPsyS)副主席等多种重要职务。 　　 牐犝藕耵咏淌诖邮滦睦硌Ы萄в肟蒲泄ぷ魑迨余年,主要研究领域为实验心理学、人类认知,以及心理和教育测量。张教授极富开拓精神,是中国心理学的带头人,她1982年首次将认知心理学引入中国,在“汉字识别”、“认知方式”、“PDP 模型”等研究领域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我国心理学公认的奠基者;在心理统计和测验方面,她主编了我国最早的《心理与教育统计学》教材,率先开设“心理测量”课程,并应用心理统计和心理测验的理论,主持了《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的修订和《中国儿童发展量表》的编制等工作,这些量表在我国社会上得到广泛应用和高度评价。在80年代中期领导我国高考的测量学研究取得重要成绩,为教育考试改革做出了贡献。近年来,更注重心理学为社会服务,在公务员考试、专业资格考试和企业管理人员测评等方面开展心理测评的研究,有力地加强了心理学的社会影响,扩展了心理学的应用范围。她与国际学术界广泛联系,从事多项合作研究项目,积极推动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多次主持国际学术会议,作重点演讲,并享誉其间。 　　 牐犝藕耵咏淌谥窝а辖,教学深入浅出,以优异成绩培养了大批心理学人材, 被评为优秀研究生导师。张厚粲教授的著作有《实验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教育大词典——教育统计与分卷》、《心理与教育统计学——高等学校教学用书》、《认知方式:一个人格维度的实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心理学词典》等十余部,并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鉴于她的成就和贡献,曾荣获北京市三八红旗手、市先进工作者称号,获曾宪梓高师教学二等奖,并被载入美国传记学会和英国剑桥大学传记学会世界名人录。 　　

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作者：  程北南著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简介：《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经济学分析》内容简介：大学是现代社会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只要对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高校之于西方社会的作用稍有理解，便不难确信此点。大学所“生产”的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思想与知识以及被这些思想与知识武装起来的社会栋梁之材，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事实上，现代西方世界之所以在全球的发展进程中处于领先的地位，以制度建设方面而论，除了市场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等我们已经比较关注的制度因素之外，大学制度实为又一项奠定西方世界领先地位的根本性制度安排。

周恩来传

作者：  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简介：本书内容包括：童年、在东北、南开学校、东渡日本、五四风暴、赴欧和入党、青年团旅欧之部、黄埔军官学校、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

风语.2

作者：  麦家著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2011

简介：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铁蹄迅速由华北南下，江南华 　　南一片焦土。家国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大难之下必有大义大节，众多 　　海外华人愤然归国，投身抗日洪流。 　　 留美数学博士陈家鹄便是其中一员。他携日本籍爱妻小泽惠子辗转香 　　港至陪都重庆。他的归来引起了中日双方的高度重视。国民党秘密机构“ 　　黑室”需要他破译日军密码，不择手段地拉他入伙；深知其破译天才的日 　　方则不惜一切代价要刺杀他。陈家鹄陷入了出乎意外、身不由己的巨大漩 　　涡中。 　　 性格倔强的陈家鹄发誓绝不与密码沾惹上关系，任由黑室长官陆从骏 　　使尽浑身解数，他亦坚拒之。国民党高层要员杜先生不得不亲自出马，做 　　通了陈家父母的工作。父命难违，陈家鹄只好勉强答应，离开妻子，上山 　　接受培训。 　　 在山上，陈家鹄的破译天才让黑室花重金从美国请来的大专家海塞斯 　　也为之心折。陈帮助海塞斯破译了日本某集团军密码，斩获黑室第一功。 　　国民党高层充分认识到了陈家鹄这匹千里马的能力，但要让陈家鹄正式进 　　入黑室工作，必须斩断他和惠子的关系――黑室乃机要机构，绝不允许有 　　成员是日本人的女婿。为此，陆从骏派人日夜监视惠子，想要找到她是日 　　本间谍的证据，好名正言顺地将她除去。 　　 惠子父亲的朋友、美国驻华外交官萨根帮助惠子在鱼龙混杂的重庆饭 　　店找到了一份工作。萨根是货真价实的日本间谍。他从惠子口中探得陈家 　　鹄的蛛丝马迹，展开了“除陈计划”。陆从骏将计就计，将日寇的矛头引 　　向一家军用被服厂，欲对其一网打尽。不料，日寇竞施以空袭，整座被服 　　厂被夷为平地，死伤无数。 　　 另一方面，共产党亦想拉拢陈家鹄。他们的工作扎实而稳健，出人意 　　料的策反棋子早已埋伏在陈家鹄身边，陈家鹄去延安并非痴人说梦、天方 　　夜谭…… 　　

胡适评传

作者：  章清著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简介：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 　　(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 　　学方法。晚年潜心于《水经注》的考证，但未及写出定稿。1962年在台北病 　　逝。 　　 胡适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 　　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 　　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 　　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

作者：  敦煌研究院编

出版社：

简介：　　《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所说的敦煌图像研究，含两层意思：一是敦煌石窟中绘塑些什么题材？二是为什么要绘塑这些题材？ 　　《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第一、二章本可以合二为一，但考虑到北凉石窟的独创性，最终还是决定分开写。这两章的第一节都是写窟产生的历史背景，但在写法上不是从泛论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着手，而是通过摘录河西走廊大量禅僧习禅的文献记载，对照现存禅窟贵例，来证明“凿仙窟以居禅”，或“入定窟以澄神”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章以大量的文字论述“入塔观像”。“塔”即窟内的中心塔柱，“像”指中心塔柱龛内的造像。第三章许千佛图像，研究对象由中心塔柱转向四壁。千佛图像系中国僧人的独创新，现存实物景最见于靖炳灵寺第169窟，西秦绘，然后向东见于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石窟，向西见于武威天梯山、张掖金塔寺、酒泉文殊山、族煌莫高窟以及新疆地区诸石窟，最后又反馈到古代印度。第四章讲三世十方堵佛，这是对千佛图像的进一步分类研究。现在已经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石窟内找到三世十方诸佛的造像题名，足以证明这些图像对于僧尼而言，主要是坐禅观像用的。第五章讲各种本生图，这在禅经中属于法身观。第六章讲佛传图。第七章讲因缘故事图。这两章在禅经中都属于生身观。加之北魏未西魏初主政敦煌的东阳王元荣，又十分迷帝释天与梵天，于是建于西魏的莫高窟第249窟窟顶北、南坡出现了帝释天与梵天巡游太空的图像。这种图像，一直延续到隋代。第八章就是专讲这个问题的。西魏时期，在儒、释、道三教融合思想的影响下，莫高窟出现一些新图像，形象是中国传统的神话人物或者禽灵兽，而反映的思想内容却是佛教的，例如供用伏羲、女娲形象表现佛教的宝应身菩萨与宝吉祥菩萨。第九章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

道纪

作者：  李航著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2007

简介：　　本书复活了一个时代——“道纪”时代；它把哲学送进了考古学家的视域；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佐证。 　　 李航的国学《道纪》实属“惊天动地”之作。由老子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联想到霍金的《时间简史》中对宇宙初始的描述，进而求证2500年前老子的思想与现代物理学所阐述的宇宙之惊人的吻合。初读如遇晴天霹雳，脑波被强力激荡；再读，便觉得回肠荡气，激情澎湃；三读，便五体投地，连呼“万岁”，崇拜之至。 　　 总之，两个字“服了”！ 　　 霍金觉得宇宙和我们人一样有生有死，有边有界，有始有终。原以为四方无极为宇，古往今来为宙，所以宇宙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让人迷惑，原来也不过如此，老子的道不再玄之又玄，不过告诉我们物极必反的极而已，好此北极再无北，南极再无南。

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

作者：  林毅夫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09月

简介：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推动结构转型就像攀登一座“大山”，发展中国家都处在攀登这座大山的不同阶段。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各个发展中国家只有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才能够更好、更快地问顶那座山峰。《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以新结构经济学为分析框架，重点探讨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结构转型，以及在一个多极世界中超越传统的发展援助的需要。结构转型是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引擎。传统的北南发展援助未致力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的瓶颈问题，因而未能实现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目标。　　
《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超越传统的北南发展援助来研究南南发展合作，将援助、贸易与投资相结合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结构转型和更加广泛的发展目标，包括创造就业和可持续的福利改进。通过展现来自巴西、中国、印度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观点和不同视角，本书引入了新的理念来拓宽后2015发展援助与合作的定义和融资工具，以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

作者：  任式楠，吴耀利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Neolithic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简介：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全面系统、重点突出地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80余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的主体，以年代先后为经，以不同地区文化遗存为纬，纵横结合，构建了全国各地不同时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间、空间和内涵框架体系。时间方面，把大约公元前1001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按年代早晚和发展演变脉络，大致分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和末期四个时期。空间方面，以黄河流域、北方地区、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四大区域为第一层次，再在四大区域内划分不同地区为第二层次，然后以不同文化遗存为第三层次。内涵方面，在介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尽可能提供该文化全部的信息，同时注意勾画若干重点文化区的文化谱系与文化关系及其重要发展成就；又在早期、中期、晚期和末期的北南大区所分六章之末，都各列一节，来总结该时间段该大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总的发展水平和面貌。《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首尾还有四篇专论，分别是综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历程，以了解其学术史的一个侧面；从地貌和气候两方面阐述新石器时代自然环境状况，以了解当时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地理背景；对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系研究，重点了解先民的体质形态类型和种族演变；最后总体考察中国新石器时代，探讨了社会发展诸阶段的概况和文明起源问题，证实连续、多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孕育了日后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对从事考古学、先秦史学、民族学、文物和博物馆学等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均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创业圣经

作者：  张光忠编著

出版社：

简介：我想创造出自己的事业。我想创造出自己的事业，…… 只有在新的土地、新的环境中，才能毫无顾忌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奠定事业的基础。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典型的事例，丰富的内容，介绍了形形色色的现代财富圣经。内容辟有“导语精要”、“格言妙语”、“圣经视点”、“人物案例”四篇，融知识性、情趣性、经典性、传播性、操作性于一体，聚经济学、历史学、管理学、营销学、投资学、创业学于一炉，是新时代的财富学。 作者简介 张光忠，男，1950年11月生，湖北咸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全国高校商业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南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主要著作包括《经济科学学科词典》1987年出版；《经济科学学术观点大全》1988年5月出版；《社会科学学科词典》1990年出版；《财经大词典》1990年12月出版；《现代经营误区大全》1992年出版；《外贸企业管理学》1994年出版；《商人宣言》1995年出版；《世界营销比较》1996年出版；《西方商业》1997年出版；《营销策划》2001年出版，等等。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市场营销导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等报刊发更多>>

二十四史全译,宋史

作者：  许嘉璐主编;倪其心分史主编;[(元)脱脱等撰]

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简介：本书是繁体版，用原文与当今白话文左右对排译出，全书四百九十六件卷，其纪事上自赵匡胤“陈桥兵变”，下迄陆秀夫背负幼帝蹈海身亡，记载北、南两宋十六帝二王共319年的历史。

元人杂剧选

作者：  顾学颉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01月

简介：

《元人杂剧选》是从现存的可信为元人之作的一百三十多种杂剧中挑选出来的。共选了十六个剧本。入选各剧，均以明人臧懋循所编《元曲选》为底本，因为比较完善。但也偶有改动失误之处，均据其他明刊本作了补正，并一一加了说明。

目录

前言顾学颉

感天动地窦娥冤关汉卿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关汉卿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白仁甫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马致远

梁山泊李逵负荆康进之

沙门岛张生煮海李好古

鲁大夫秋胡戏妻石君宝

赵氏孤儿大报仇纪君祥

张孔目智勘魔合罗孟汉卿

便宜行事虎头牌李直夫

相国寺公孙合汗衫张国宾

迷青琐倩女离魂郑德辉

东堂老劝破家子弟秦简夫

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武汉臣

风雨像生货郎旦无名氏

包待制陈州粜米无名氏前言

元杂剧，习惯上称为元曲。它是与唐诗、宋词并称，代表元代文学特色的一种戏剧文学体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的确切名称应该叫做“元杂剧”，因为元人著作里就是这样称呼它的，甚至到明代中叶以后还是如此。明末人徐渭《南词叙录》里把元人作的小令、散套（“词”体的一种发展、延伸，是案头文学而非舞台艺术的戏剧）称为“曲”，而与“杂剧”（戏剧）、“院本”并列。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曲”并不代表“杂剧”。只有略晚于徐渭的臧懋循，编选了一部元人所作的百种“杂剧”，取名《元曲选》（但在序里，仍称为“北杂剧”），因为它流传较广，时间较长，于是一般人也跟着称元杂剧为“元曲”了。其实，“曲”仅指音乐歌唱方面的宫调唱腔等，而不能包括戏剧的全部内容。而且，元杂剧到明代中叶，已不能搬奏演唱，早已失掉音乐方面的功能，仅凭戏剧文字才得以流传至今。用“曲”来作元人戏剧的名称，既不合元代人的习惯，又不符合后来的实际，显然是不很妥当的。为了正名，应该以“名从主人”的原则，仍叫它元杂剧。因误传已久，不得不先在这里作一点说明。

下面谈谈元杂剧是怎样在纵的方面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又是在什么样的土壤上形成的，它的形态和精神面貌又如何，以及本书所选内容的简明介绍，供读者参考。

一

唐代已有包括乐、歌、舞、白几种形式的歌舞类及滑稽类的雏形戏剧，并已有了“杂剧”名称。内容多为具有讽刺性的笑剧和配合音乐演奏的舞剧。以娱乐统治阶层为主，多在宫廷内进行，民间也偶有流传。到宋代，歌舞剧已进一步形成，于是有了宋代杂剧，但不是那么纯粹、严格。宋杂剧以末泥（脚色名）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分段演出：先做寻常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即正戏，杂剧的中心），通名“两段”。大抵以故事世务为滑稽、讽谏。*后是“散段”，叫做“杂扮”或“杂旺”，多借装某些地方的“乡下人，以资笑谑”。在中国北部，金代也有杂剧，基本上与宋杂剧相似，仍继承了宋杂剧的滑稽、歌舞传统形式，以耍闹为主，注重发科调笑，也偶有加唱一两支曲子的。实际上已成为一种独立的短剧。它又名“院本”，仍以调笑谐谑为其特点。在表演形式上，元杂剧大体上继承并发展了金院本的格局。

其次，讲唱文艺的诸宫调和散曲，也是促进元杂剧成长的重要因素。

诸宫调：是宋、金时代民间非常流行的一种讲唱文艺（现存著名的《董西厢》，就是这种体制）。它以唱辞和说白相间杂，配着简单音乐，来唱说一个较长的完整故事。唱辞方面，在音乐曲调的选择和组配上，汲取了唐宋大曲、法曲、词、宋唱赚和当时流行的俗曲小调等，把它们按“宫调”（如“正宫”、“黄钟宫”……“大石调”、“双调”……）声律的类别，将属于同一宫或调的两个以上的曲子编排起来，加上尾声（或不加），组成“一套”，然后一套接连一套，遂成为规模宏伟的长篇叙事诗，这就是诸宫调。唱奏时，一人主唱（偶有两人对话或和声，但非主要形式），主要以琵琶伴奏，以锣、鼓、板为辅助乐器。

这种体制，有故事情节，有人物，有说有唱，还有乐器伴奏，和戏剧已经非常接近。不同的是：诸宫调由一个人以第三者身份来叙述故事，没有化装和表演、舞蹈等动作。而戏剧（如元杂剧）则由几个或更多的人分别扮演故事中的人物，他（她）们各以自己（我）的身份发言，加上表演动作或舞蹈，以及音乐、舞台、道具的安排布置等等条件，就成了戏剧。在诸宫调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而成为元杂剧，是顺理成章颇为自然的事。元杂剧由一种脚色（末或旦）主唱，有不少地方还带有叙述体残留痕迹，这些都是元杂剧继承诸宫调的很好说明。元杂剧在表演形式上，继承和发展了金院本的格局；而在充实内容走向正式戏剧的发展过程中，则继承并改造了诸宫调的格式和规模。可以说：它与宋杂剧、金院本和诸宫调都有着远、近亲属关系。而在音乐曲调方面，则又是散曲（小令和散套）的继承和改造者，尤其是对北方流行的北曲。元杂剧形成之后，便与当时在南方地区（南宋）流行的南戏相对，分别代表北、南两地区的两个不同的剧种而并驾齐驱。元蒙统一整个中国后，元杂剧便随着政治势力南下，几乎占领了南方的戏剧阵地，代替了原来南戏的地位。

二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元杂剧是在什么样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

元代蒙古族统治阶级从北中国到整个中国的统治中，始终贯串着种族压迫、歧视的政策。例如：灭南宋后，按照被统治的先后次序，把当时的中国人分为四个等级，以便在多层对立的复杂矛盾中，加强控制，巩固其统治地位。这四个等级是：蒙古人，色目人（较早被征服的西域各部族，亦称诸国人），汉人（较早被统治的黄河流域的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南人（*后被统治的长江流域及以南的中国人）。这四种人在政治、法律、军事以及更主要的经济等方面的地位，都有高低贵贱之分，待遇有很大的差别。为了防止反抗和民族意识的传播，在地方上建立了基层组织，十家为一甲，以蒙古人为甲主，对所属住户，有监督、支配的权力，并不许收藏任何铁器，不许聚众结社和“乱制词曲以为讥议”等等，犯者处以极刑。甚至连夜晚走路、点灯也在禁止之列。当时被统治的各族人民，尤其是汉人、南人，真是动辄得咎，行动没有一点自由，生命财产没有丝毫保障。

阶级压迫随着种族压迫而愈加深化：政治黑暗，官吏贪污腐化，受害的当然是老百姓。例如元初任用著名的搜刮能手阿哈玛特、卢世荣等相继管理全国财赋，压榨得人民几乎一无所有。一般官吏，没有薪俸，由他们自己想办法刮钱。他们自然为所欲为，贪赃枉法，视为当然。仅大德七年，就查出赃污官吏一万八千馀人，赃款四万五千馀锭（每锭合白银五十两），审冤狱五千馀件。至正五年，仅被苏天爵弹劾的贪奸官吏就有九百馀人，可见一斑。这些，都说明了当时贪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在经济上，则是极酷虐的超剥削和掠夺，用屯田、官田、赐田等名目，大量没收农民的土地，或变作牧场，或分赐给王公贵族、大官僚及和尚、道士。失掉土地的农民，无法生活，只好被迫作他们的农奴或外逃。还有极繁重的租税和科差劳役。大量发行天天贬值的钞币，以吸取人民的血汗。又以官办的方式，经营斡脱所（典当铺），用高利贷的方式进行剥削。元杂剧中，有许多写豪强霸占良民为奴、买卖人口和高利贷、官吏贪污、黑暗等情节，就是上述当时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反映。

由于统治者对社会生产力的大力破坏，对人民无限制的压榨，使得人民无力医治大乱后的创伤，恢复生产，因而在全国各地每年水、旱、虫、饥、疫等“天灾”侵袭下，更是救死不暇。据史籍记载，元代统治约百年间，全国所遭的大水灾九十四次，大旱灾六十二次，大蝗灾四十九次，大饥馑七十二次，平均每年都有两三次大灾，*严重的时候，“人相食”的记录达十馀次之多!元剧如《陈州粜米》、《赵礼让肥》中所写的灾荒情状，不过是元代现实生活中的千百分之一而已。

当时辗转呻吟的广大人民群众在上述种种压迫之下，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就纷纷起来反抗、起义，从千百人到几十万人，到处都点着反抗的火焰，此起彼伏，与元政权相始终。既有反抗的实际行动和意识，当然也会有把这种行动和意识以及身受的痛苦反映出来的要求，这就赋予了元杂剧以积极的反抗的重要思想内容。通过杂剧的文艺形式，反映这种要求的重大责任，就落到了许多优秀的元杂剧作家们身上了。

这些优秀的剧作家们，本身就是双重压迫的受害者，作品中所写的人民群众的灾难，其中也包含着剧作家们的灾难。

剧作家们，多半就是元代所谓“九儒十丐”，社会*层的成员。元王朝为了适应它们原来落后的经济和文化，实行双重压迫的歧视政策，对于读书人，尤其汉人、南人中的读书人，抱着猜忌、不信任的态度，不任用他们，不给他们以参加新政权的途径，而采取了与中国传统的任用官吏的不同制度、办法。

中国历代都是通过地方推荐和后来行之已久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一部分读书人到政权机关中去。读书人也习惯地认为这是*的正当出路。但元王朝却废除了科举制度（仅在后来，才恢复了考试，但蒙、汉仍有各种差异），采用了另外的办法，任用蒙古、色目人中的贵族、军人，并以他们的子孙继续担任军、政等重要职位。中下层的官职，则由税吏、库吏、令史、典史等吏员分别担任和升充。工匠、医、算等行业，也都各设官职分管其事。这些吏员和各行业的官儿，并不需要很高的文化知识。而中国传统式的读书人既瞧不起这类官吏，也干不了他们的行道。有一些人不甘心于才能的埋没，又不能不另谋生活出路，于是就和两宋以来社会上编写讲唱文艺的团体——书会结合起来，替他们编写人民群众所喜爱的各种讲唱文艺的脚本。大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等人，便是这支队伍中的杰出成员。另外，还有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作家，据文献记载，大约有二百来人，共撰写了五百多本剧本，也可说洋洋大观了。这批人饱经苦难，目睹各种黑暗现象，深刻体验到人民的痛苦和人民内心蕴藏的哀怨和忿怒，因而如鲠在喉、一吐为快，挥动起他们饱蘸血泪的富有天才的大笔，倾泻了时代的黑暗和辛酸，发出了人民的忿怒和呼声，从而成为中国文学遗产中的瑰宝，世界文学巍峨宝山群中的一座巨峰。

仅仅上述那些条件是不够的，而畸形发展起来的大都市，则为元杂剧提供了发育成长的*后场地。前面所述元统治者对农田、对人民采取的各项政策，无疑对社会生产力起了倒退、破坏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各种有技艺的工匠，却相当重视优待。建立各类作坊，集中人数众多的工匠于几个大都市里，让他们制造各种手工业产品、军需用品等，以满足统治者生活享受和军事上的、对外贸易的需要。当时，欧洲的十字军东征不久，西欧、近东各国与中国的商业往来密切频繁。元帝国横跨欧亚两洲，统治整个中国后，曾开辟官道，设驿站，置守兵，使道路畅通、商旅往来无阻。陆路、海路的中外交通都相当发达，中西贸易相当繁荣。东南沿海一带设立了许多市舶司专管其事。西人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述的汗八里城（即元大都，今北京市）和杭州等城市的情况，其繁盛程度，十分惊人。可能有夸大之处，但可看出，当时统治者把主要靠武力从东西各地掠夺来的丰富物资，把工匠们大规模制造出的产品，怎样来享受、消费，怎样来分赐各个贵族、臣下，怎样来和外国贸易、交换，取得所需的物品。在种种流通过程中，集中，分散，都是在几个大都市里进行的。因而促进了这些大都市暂时的、畸形的繁荣，也就为元杂剧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地。

这些大都市里的新兴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生活的要求，正是当时都市经济发达下的必然产物。环绕统治者消费享乐，和军事、商业目的，在少数几个大都市里的城市居民中，有吃饱喝足闲得无聊的贵族、官僚、地主、军官，和中外富商豪贾等等，都需要娱乐，满足他们的生活享受。而广大被统治的各阶层，同样需要文化娱乐，以求得一个抒愁解闷、倾泻自己痛苦，表露自己愿望的场所。所以，大都市和娱乐行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前者往往刺激后者，为后者提供物质基础，是后者兴盛起来的重要客观条件。试看现存元代刊行的元杂剧脚本，不是印着“大都新编”，就是标明“古杭新刊”（杭州是南宋首都，后又成为元代在南方的军事和商业的重镇）。再看元代许多大戏剧家，前期聚集在大都，后期集中在杭州，都足以说明两者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了。

各种客观条件既已具备；源远流长的讲唱文艺本身也发展到了足以向前迈进一步，成为纯粹、独立的正式戏剧的主观条件也完全成熟了；又经过像关汉卿、王实甫等一批天才的戏剧家们的意匠经营，孕育创造，便开放了这一枝我国文学史上的奇葩——元杂剧。

在元杂剧里，究竟反映了元代社会一些什么情况呢?现存的元剧作品仅占原来作品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当然不可能知道全部情况。但就这些现存作品来看，已把元代社会的政治黑暗，官吏贪污，恶霸横行，冤狱，高利贷，婚姻无自由，读书人无出路，以及种族歧视，阶级压迫等等，暴露无遗。例如反映大官僚、聚敛阶层、公人等罪行的有《范张鸡黍》、《风雪贬黄州》、《黄粱梦》、《陈州粜米》、《玉壶春》、《东窗事犯》等剧。反映高利贷、买卖人口的剧相当普遍，如《窦娥冤》、《罗李郎》、《鸳鸯被》、《绯衣梦》、《看财奴》、《东堂老》、《货郎旦》、《忍字记》、《刘行首》、《合同文字》、《勘头巾》、《来生债》等，都不同程度地透露出一些高利贷剥削的消息。反映饥荒、逃荒的剧也不少。如《合同文字》、《陈州粜米》及《赵礼让肥》、《霍光鬼谏》、《硃砂担》、《盆儿鬼》、《合汗衫》、《救孝子》等剧中所写的饥荒及强徒们的杀人越货，正是当时农村破产、生活无着、社会动荡的典型写照。反映妇女受压迫和婚姻不自由的剧也很多，如：《救风尘》、《临江驿》、《窦娥冤》、《柳毅传书》、《西厢记》、《拜月亭》、《倩女离魂》、《金钱记》、《墙头马上》、《张生煮海》等等。此外，还有许多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杂剧。剧作者想暴露现实生活的黑暗，发泄胸中的痛苦，又要避开“禁网”和不必要的麻烦，只好在历史故事中寻求可以借题发挥、隐射借喻的题材，由古装人物出现在舞台上替自己说话，而达到“讽今”的目的。所讽的范围非常广泛，上自帝王将相，下至一般官吏，应有尽有。当然，也有作正面歌颂的，用古人来对比今人，也是一种较曲折的讽刺手法。还有一些反映其他问题的剧，这里不一一详谈了。总之，元杂剧算得上是反映元代社会现象的一面镜子的。

三

为了让阅读本书的读者，对元杂剧的形态轮廓，先有所了解，这里扼要地介绍一下元杂剧的基本面貌。

元杂剧可能是受到宋杂剧、金院本分四段演出的传统影响，全剧分为四折（偶有五折、六折的），加楔子（或不加）而成。一折略相当于现代戏剧的一幕，是杂剧组成的一个单位。一折里又分为几场（或不分场）。在乐曲方面，一折相当于散曲的一套，所用曲子多寡不等，视剧情繁简而定。一般用十来支曲子组成，*短的仅用三支曲子，*长的多至二十六支曲子。每折*末用“煞”或“尾”作为一套乐曲的结尾（也有不用尾声的）。每折次序和它所用宫调二者之间有一定的习惯关系。如：一折多用仙吕宫，二折南吕宫，三折中吕宫，四折双调。也偶有不依常例，四折的次序略有变通的。这可能是为了使乐曲的旋律与戏剧内容密切结合，而不得不略为变通之故。如仙吕的音律表现为“清新绵邈”，南吕为“感叹伤悲”，黄钟为“富贵缠绵”，正宫为“惆怅雄壮”，双调为“健捷激袅”……使用各种不同的旋律，表达与之相应的剧情，音乐与剧情紧密配合，也是剧作者很有可能运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在一套（即一折）曲子里，每支曲子的先后，也多按照一定的习惯次序排列。

剧本的*末是“题目、正名”。这不是杂剧的本身部分，而是放在全剧*后作为剧名，在散场时念出来的。它多用两句或四句对子，总括全剧内容，并以末句中有代表性的几个字作为简名。“题目”、“正名”或连用，或分开，实际指的是一样，性质并无区别。

楔子：多放在*折之前或折与折之间。作用是简单交代人物、情节，埋伏线索，或加紧前后折联系，有用一个或两个楔子，也有不用的。它是全部戏剧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并非主场，仅起着开场或过场的作用，故多由冲末出场。

宾白：剧中人物的说白部分。中国传统戏剧以歌唱为主体，以说白为辅助，所以说白叫做宾白，就是“宾主”之宾的意思。元剧宾白，基本上用的是元代口语（白话）——当然是经过戏剧家提炼过的口语。宾白也包括诗、词或长短不齐的顺口溜。宾白中有对白、独白、旁白、带白。对白，两人以上的对话。独白，一个人的自叙或叙事。旁白，剧本写作“背云”。舞台上虽有其他角色在场，但背过身子好像在另一个地方讲话，或虽在一处而别人听不见，于是叙述自己心里的话。这是剧作者对剧中人物内心刻划的一种特殊方式。带白，剧本上写作“带云”。唱辞中偶尔插入几句说白，叫做带白；只有主唱的那个角色（末或旦）才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别的角色有白无唱，所以不会发生唱中带白的情形。

在音韵方面，元杂剧产生于中国北部，故所用的音韵以当时北方音为准。唱曲中，平、上、去三声通押，无入声。凡入声字，分别列在平、上、去三声内。所用音韵共十九韵。这与六朝、唐、宋以来《切韵》、《唐韵》、《广韵》系统的分法显然不同。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在韵文史上，应作为这一时期北方文学的特点之一提出来的。

四

本选集是从现存的可信为元人之作的一百三十多种杂剧中挑选出来的，希望能把一些优秀作品介绍给读者。共选了十六个剧本。五十年代拟订选目时，曾征得郑振铎、何其芳、赵景琛、王焕镳、董每戡等十几位专家的意见，反复研究，*后才决定了一个选目。初版中，没有《赵氏孤儿》剧，有人说它有复仇主义倾向，故暂未选入。其实，它是一本历来受读者（观众）欢迎、在国外也很出名的剧本，情节起伏跌宕，文字扣人心弦，人物活跃纸上，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这次增订，将它补入。至于家喻户晓的《西厢记》，本应入选，但因其分量过大，单行已久，只好割爱。

入选各剧，均以明人臧懋循所编《元曲选》为底本，因为臧氏对以前的本子作过一些文字加工和订补，比较完善。但也偶有改动失误之处，如《汉宫秋》中对元帝与昭君对话的误解、误改；《倩女离魂》中对倩女与王生爱情沟通方面的删改，均失原作之意，以致前后情节不衔接，扞格难通，都是臧氏千虑之一失。这次乘全书重新校订增补之际，对底本的某些脱漏、误删误改之处，均据其他明刊本作了补正，并一一加了说明。

这部选集的十六本杂剧，约可分为五个种类，即：一、反映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的悲剧，如《窦娥冤》、《陈州粜米》、《生金阁》、《魔合罗》等。二、正面描写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英雄人物的喜剧，如《李逵负荆》。三、反映人情世态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喜剧，如《秋胡戏妻》、《救风尘》、《东堂老》、《虎头牌》、《货郎旦》、《合汗衫》等。四、神话和民间传说的爱情喜剧，如《张生煮海》、《倩女离魂》等。五、历史悲剧，如《赵氏孤儿》、《汉宫秋》、《梧桐雨》等。这几个种类，大体上概括地代表了元杂剧的各个方面，我们试就每一类别中，各提出一篇，简略地谈谈主题思想和意义，藉供读者阅读时的参考。

一、关汉卿的《窦娥冤》：关汉卿写了许多以妇女为题材的剧本，以《窦娥冤》、《救风尘》、《拜月亭》等剧*著名。关汉卿是利用古代东海孝妇的传说故事，与元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实相结合，创作了这篇惊天动地的不朽名著。在这个著名的悲剧中，以高利贷剥削为导线，恶霸横行、官吏贪污、狱刑黑暗为爆发剂，构成了这桩千古奇冤。

女主人公窦娥，从小在蔡婆家做童养媳，后来丈夫又早死，跟着婆婆过活。婆婆遇见无赖张驴儿父子，威逼着她们婆媳两个和他们父子成亲。窦娥坚决不从。张驴儿本想药死蔡婆，不料误害了自己的父亲。便以此要挟窦娥顺从，窦娥和他闹到官里，糊涂的官吏反把窦娥问成凶犯，酷刑相加，处以死刑。窦娥临死时发下三桩誓愿：被杀后血飞上白练，下大雪遮蔽尸体，当地大旱三年。三项愿望都实现了，*后，窦娥的父亲做了大官，窦娥的鬼魂去告状，才昭雪这件冤案。

这篇杂剧，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窦娥不幸的根源，正是那时广大人民的共同厄运。高利贷的罪恶，异民族的欺凌，官吏们的昏庸贪污，交织成了这个悲剧的真实历史背景。

高利贷是封建剥削的特征之一，而元代则达到了*峰。政府设立“斡脱所”，作为官营的高利贷法定机关。帝王、后妃、贵臣、军官及寺观僧道、豪强地主都进行高利贷剥削。窦娥悲剧之所以形成，应该说是这种社会经济现象在当时人民生活中的写照。窦天章还不起蔡婆的银子，才不得不把女儿送给蔡婆作童养媳，*步就注定她失掉自由而堕入只能听从命运摆布的境地。赛卢医也因债务的追逼才使他起了坏心，企图勒死蔡婆来摆脱高利贷的束缚，因而发生了犯罪行为。刚巧被泼皮无赖张驴儿父子碰见，救了蔡婆。这样一个偶然机会，为他们向蔡婆索取报酬——勒逼成亲开了大门。同时，也是后来张驴儿威逼要买毒药而赛卢医不敢不卖，及误毒死自己的父亲的张本。剧情一步紧逼一步，趋向高潮，都是以高利贷为其有形的、无形的线索，并由此而很自然地引渡到张驴儿父子身上。

张驴儿这类泼皮无赖，在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也是种族压迫的变相象征之一。他们大多数是蒙古人或色目人，以属于统治种族的游民身份，依仗着统治者的某些关系，到处游荡，惹是生非，向北人、南人进行勒索讹诈和侮辱。由于他们过分扰民，不利于元王朝的统治，元统治者曾为此召集大臣商议对付的办法，官书中也屡有禁令，但无多大效果。这是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不易解决的一个问题。张驴儿父子对于窦娥婆媳的威逼，家室财产的侵占，和淫侮人身的企图，正是上述那种泼皮无赖具体形象的刻划，那种社会黑暗现象的典型描绘。

等到张驴儿下毒阴谋未逞反而误毒死父亲后，又乘机威逼窦娥，仍未达到目的。闹到衙门，作品就转入另一条线索，以衙门的暗无天日，官吏的贪污昏聩，和毒刑冤狱——阶级压迫、黑暗统治为主要的暴露对象。而这一切，正是元王朝统治下的主要特征。

本剧并未正面写官吏受贿，但从侧面透露出一点消息。如负责审案的楚州太守桃杌说：“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告状人向他跪下，他也赶忙跪下，并说：“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这些虽是元杂剧常用的滑稽打诨的套语，但我们不应看作普通的插科打诨；而应理解为：作者鉴于环境和禁令，有不能明白直写的苦衷，故意用些与剧情似有关似无关的闲笔，逗乐取笑的陈套，使人看了不露痕迹，以旁敲侧击的巧妙手法来揭露、讽刺官吏的贪污腐化。*后，窦娥鬼魂明确说出“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的话，与桃杌的话前后呼应，以点明其用意。可见那些看似闲笔的打诨的话，实寓有深意，是正面的话，不可等闲看过。

全剧布局重点，是放在衙门黑暗和受害者的坚决反抗上的，这就不难窥见作者创作意图之所在了。这样一桩人命公案，审案官吏并未详细审问，研究案情，弄清真相；而只是一顿毒打，屈打成招，草草了事，视人命如儿戏。窦娥被打得——“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这类毒刑拷打，在元剧里有极普遍的反映。后来，又要用来对付蔡婆，善良的窦娥，才不得不以自己的死来代替蔡婆受刑了。看来，贪污、酷刑、冤狱三者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贪污是造成冤狱的必然原因，冤狱是贪污的必然结果，而酷刑则是联系着两者的锁链。多少万个善良的窦娥屈死在这条锁链之下啊!“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是对统治者血腥镇压的控告，是被压迫人民的强烈呼声!

窦娥，这个至死不屈服的反抗形象，具有既十分柔顺善良，自我牺牲；又有十分倔强坚定，生死不渝其志的性格。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性格的优良传统。窦娥的苦难和牺牲，不仅是反映了封建礼教所加于妇女身上的桎梏，还是更深入地从社会经济、种族压迫、政治黑暗等方面，通过高利贷、泼皮和官吏昏贪等具体罪恶来抒写的。第四折通过鬼魂告状得到昭雪，也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当然受了历史的局限性；但仍然保持悲剧的结构，是现实主义精神的表现。

二、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元杂剧里以水浒英雄人物作题材的作品，是颇值得注意的一个项目。这本李逵负荆，写得比较出色、成功，是杂剧中*的和小说情节相符合的一个例子。杂剧所述的故事，就是《水浒传》中第七十三回的后半段，不同的颇少。李逵下山，遇见了被人假冒宋江名义抢去女儿的王林，误以为真，他遏止不住愤怒，回到山上，大闹忠义堂，要砍倒杏黄旗，并要宋江去和王林质对。弄清事实真相后，他对宋江负荆请罪，并把那个女儿从强盗手中搭救出来。戏剧和小说的故事情节虽然大致相同，但戏剧比起小说则进行了更细致的描写与刻划，更形象地凸现了人物的性格和精神境界。

本剧从正面歌颂了农民起义集团中的英雄人物的正义感，以及他们和人民之间的血肉关系。表现在《水浒传》中梁山泊聚义思想，是人民夺取政权思想的反映。梁山上的杏黄旗，是人民政权的正义性的标帜。作者通过对李逵典型性格的刻划，表现出这个起义集团是怎样地抱着热爱人民的态度和精神，敢与迫害人民、压迫人民的一切不义行动作斗争。从这个故事里，我们还可体会到他们所严格遵守的纪律性，对于人民利益的不可侵犯性，和每一成员所洋溢表现的正义性。李逵只因误信奸人的假冒行为，就要砍倒杏黄旗，这不能仅看作是李逵鲁莽性格的描写，而更本质的，在于表现他是怎样爱护这个人民政权的正义性，不可侵犯性，和他对于保护人民、尊重人民的任务的忠诚。这个故事，有力地粉碎了统治阶层把绿林好汉说成是杀人放火的凶徒的诬蔑，而显示出他们忠厚、仁爱和朴质的心情，对待自己阵营里的人的认真、要求严肃的态度。这和当时统治阶层对于人民掠夺淫虐的行动对比，权豪势要的任意侮辱作践妇女对比，真是相去悬远的鲜明对照。对农民起义集团的歌颂赞扬，实际也正是暴露了当时黑暗现实的讽喻的另一面。无疑，这是表现人民寄与绿林豪杰以无限憧憬与希冀、同情的愿望的，也是水浒故事杂剧在元代颇为流行的真实原因。这些英雄人物，在剧作者的笔下，都是作为正面的有高尚品质的典型人物来描写的、歌颂的。

从李逵的性格看，他完全是农民阶级的忠实儿子，耿直，莽撞，遇事不考虑，具有强烈的反抗性。他十分忠诚于梁山的起义事业，忠于宋江；但误听人言，发生误会之后，为了梁山的正义事业，又翻脸不认人，要和宋江拼命，砍倒杏黄旗。这是质直的正义感的极度强调。而作为起义的领袖宋江，也被描写为正义的、宽厚的人物，绝不像金圣叹等的有意歪曲。站在人民立场的剧作者的态度，恰恰和反动派说梁山泊“水不甜，人不义”的诬蔑完全相反。

李逵负荆比起小说来，是以更集中的形式来处理梁山起义的本质意义和精神的。在许多水浒传说故事中，这一故事，更是有典型意义、能突出显示水浒起义的精神的。

三、石君宝的《秋胡戏妻》：秋胡故事，是古代著名的一个传说，有书本著录。这是元杂剧中运用历史故事结合现实来编写的一个例子。剧情和传说没有大变更，只多出秋胡从军后，秋胡妻力拒一个大户的诱惑一段插曲，其馀情节很少出入。但在这本杂剧里可以发现秋胡夫妇好像并不是古代人物，历史环境也表现不同，他们只是生活在元代社会里的一对男女：男子是军户（元代户籍制度中的一种），新婚的第二天，便被勾去当军了。女的只好用她自己的劳动所得，养活一家人。这时，一个大地主千方百计来利诱威逼她，想达到侮辱妇女的目的。这不正是当时一般人民所常遇到的遭遇吗?十年后，秋胡做官回来。他做官得意了，但已失掉劳动人民原来善良的品质。他爬上了另一个阶层，学会了卑劣自私和淫荡的行为，随意引诱玩弄女人。而一直忙碌劳动生产的妻子，在金钱利诱之下，则完全不曾动摇她尊严高贵的人格，拒绝了秋胡的诱迫。在这之前，她已经抗拒了一个地主对她的威胁。两相对比，意义是非常深刻的。这说明一个人物的性格、行为，由于社会地位、环境有了变化，也跟着起了变化。剧中女主人公梅英的形象，刻划得相当好。她是一个有血肉有意志光辉的劳动妇女，她不是甘于受男性欺凌侮辱的被传统道德束缚的弱者。当她回家知道适才在桑园挑诱她的男子，竟是自己久别的丈夫之后，便主动地用挑战的姿态来和秋胡谈判，向他提出责问，指斥他不忠于夫妇关系的放荡行为。她觉得不能和这样的人生活下去，要求离异，她说宁可耽饥忍饿到长街上讨饭，也不正眼儿看那冠帔官诰。末了，虽然限于原来喜剧结构形式，她不得不在婆婆以死要挟的形势下，被迫勉强认了秋胡，但还说：“也则要整顿我妻纲；不比那秦氏罗敷，单说得他一会儿无婿的谎。”拿罗敷作比，是很有意义的。乐府诗歌《陌上桑》中的罗敷，在桑园里遇到大官的胁迫，她胡诌了一篇自己丈夫也是大官的故事，挣脱了纠缠，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无耻行为。在形象塑造上，梅英比罗敷更为有力和强毅。她不仅和罗敷一样一再拒绝男性卑劣的引诱，还体现了一个能独立生活、不受男性支配束缚的比较更坚强的女性性格。两者都出色地描写出古代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但《陌上桑》多少还是以较轻松的笔触来表现的；《秋胡戏妻》则更深入到人物内心活动和社会问题的深度了。应该承认，像梅英这样妇女的造形，是比罗敷更为完整的，在古典文学中是值得注意的。

四、李好古的《张生煮海》：这是一个神话传说喜剧。秀才张羽和龙王的三女儿琼莲相爱，遇到阻碍，张羽从仙人那里得到煮海的宝贝，煮沸了大海，胁迫着龙王把女儿送出，成就他们的姻缘。

这个神话故事，从男女间真挚的爱情出发，向争取婚姻自由，与封建礼教斗争等方面展开，并作了乐观的、成功的、光明胜利的结局。这些，原都是民间同类故事传说中共同的主题和结构。煮海的描写，充分显示了神话里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威力作斗争的丰富想象的特点，它很质朴而又很活跃地保存了原始的表现力量。它的社会意义主要是通过人战胜神、神对人的屈服，也就是象征着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屈服，来突出这个神话故事的主题。这种浓厚的对神（对统治者）的反抗思想意识，结合上述的那几个方面的展开，就使这个神话传说故事具有内容上的深刻性。

封建社会里，天和代表统治阶级*权力的皇帝，是二而一的混合体。现实世界的统治者，就是天的化身，他受命于天，谁要想推翻和动摇当前的统治，就是对天的不顺从，就是大逆不道。因而，即使是农民起义来反抗统治者，也常常要打着“天”的旗号，以“替天行道”作为号召进行宣传。除了天之外，龙，在我国历史上，则是封建统治另一种*重要的象征。龙是皇帝的专用物和代表性的称谓，是皇帝的一切标志和比拟，简直是二而一的。天，到底是比较抽象的观念；而龙虽然实际并不曾出现过，但却是比较具体而形象化的。一提到龙，便不由得联想到皇帝，尤其在民间的思想意识里，格外来得显著。像张生煮海的故事中，龙王居然受到一个民间凡人的威迫，连身家性命都不能自保，面临着倾覆毁灭的命运，只好完全屈服地答应了凡人的要求，这确实不是一件平常的、简单的事情。它非常明显地反映了*朴素的民间反抗封建统治的*强烈、*普遍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和神话结合起来，和初民的与自然现象、自然威力作斗争的想象结合起来，通过这个美丽瑰奇的故事传说和戏剧，在人民群众中间普遍传播，起了推动宣传作用，影响是不小的。统治阶级很懂得这一点，宋代，就曾经禁止人民用“天”、“龙”等字作人名、称号及寺院的题额。这表示他们深惧人民因此对天和龙养成不尊敬的习惯，养成反抗与轻视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并进而付诸行动。因此，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任何民间传说故事里，对天或龙的嘲笑、讽刺、形容、唾骂，以至它们的无能和屈服，实际上都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张生煮海》这篇神话剧的主要意义即在于此。

《张生煮海》的故事传说，除本剧外，过去不见于记载。可能因为它对于封建统治反抗性的激烈，使得过去的读书人不敢接受与著录。

五、马致远的《汉宫秋》：这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悲剧，写汉元帝被迫送王昭君和番，王昭君不屈，在半路上跳江而死的故事。

本剧是以汉元帝时代王嫱（昭君）嫁给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历史事件为题材，而在一定程度上超出历史事实的局限，作了某些较重要情节的改动的一个历史剧本。我们认为这是剧作者借酒浇愁的一种表现。这个剧的产生，应该和产生它的时代联系起来看。如果把这个剧里所写的统治阶级人物，和十三世纪中叶，金、宋两个王朝被灭亡时期，统治者在敌人面前的那副奴颜婢膝的无耻嘴脸对照一看，倒是很有意义、很有趣味的。如果把王昭君这个爱国者的形象及她的悲惨命运，和金、宋灭亡时王朝的宫妃、宫女及数量众多的民间妇女大批地被掳去当奴作婢，其中有很多人不甘受辱，宁可自杀等事实对照一看，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理解“昭君和番”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越来越离开历史真实了。但是，它虽非汉代的历史真实，却真正反映了金元、宋元之际更具有丰富内容的历史真实。我们知道，元剧作家迫于现实环境，有时只能借用历史题材，在情节上略作改动，来暗寓民族压迫和亡国之痛的。

作者是把这个故事当作历史悲剧、时代悲剧来写的。故事一开始，把“番”和“汉”对立起来安排，就可以看出作者暗射当时政治形势的明显用意。剧中写番邦方面势力强大，蛮不讲理，予取予求。呼韩邪单于向汉索取王昭君，“若不肯与，不日南侵，江山难保!”多么威风!他的使臣也竟敢当面威胁汉朝皇帝：“陛下若不从，俺有百万雄兵，克日南侵，以决胜负。”——这，在汉强匈奴弱的历史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但，距离产生这本作品*近的时代里，居然有过接二连三类似的事情发生。如：成吉思汗包围金首都（北京），索取公主。元丞相伯颜包围宋首都（临安），勒索大批宫女；不久，又大批俘掳南宋后妃宫女北上，她们之中有不少人不屈而死，等等，《汉宫秋》中所写的离愁别恨，不正是她们*逼真的写照吗?

而汉朝统治集团方面，文武将相，为了保全自己的高官厚禄、身家性命，当国家*危急的关头，他们以种种借口，不惜卑躬屈节，媚敌投降。像毛延寿那种出卖祖国，五鹿充宗那种劝诱投降的汉奸们，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在紧要关头，连帝王*心爱的妃子也不得不忍痛送给“番邦”，换取暂时的苟安，说明这个国家已经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地位；说明平时只知道“食列鼎，卧重茵”，只会压迫人民的大官僚们，这时又是一副什么样厚颜无耻的嘴脸；说明平时深居九重、高高在上的皇帝，这时又是怎样的昏庸腐朽、软弱无能。而这一切，正是金、宋末期朝廷里那些卖国求荣、畏缩投降的统治者们的真实画像。不妨设想一下：当南宋灭亡前后，人们坐在大都的戏园里观赏《汉宫秋》的演出，毛延寿、五鹿充宗、石显等丑恶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时，观众不是很自然会想到南宋投降北来的将相如吕文焕、留梦炎之流吗?

与这类卖国者相反，剧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宁愿牺牲自己，以换取国家安全，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的坚贞形象——王昭君。当满朝文武不敢抵抗，汉元帝束手无策之际，她竟能抛开一切个人的利害得失，置生死于不顾，前去“和番”，以息刀兵。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化。开始时，她对现实有留恋，对前途不无顾虑，但“怕江山有失”的思想占了上风，终于走上为国牺牲的道路。临出发前，作者安排了“留下汉家衣服”的细节，暗示不愿以汉家衣装去以色事敌，为下文不屈而死作一伏笔。果然，到了番汉交界的黑江，作者大胆地越出历史事实的局限，作了跳江而死的处理，借以表明她至死不投降的民族气节。无疑的，剧作者是要通过这一壮烈行动的描写，来反映当时广大人民不屈服于外族统治的战斗精神和反抗意志。而王昭君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正是从上述实际生活中汲取了力量而丰富、成长起来的。

全剧结构紧凑，缜密细致，层次井然，逐步深入，把悲剧推向高潮，真是紧针密线，无懈可击。文辞也历来为人所称道，脍炙人口，诚如王国维所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者。”如第三折送别昭君，汉元帝回宫时无可奈何、触目伤心的一段，重言叠语，急节促拍，模写得入神，*为古今人所激赏。其他如细节的描写细腻，也是不可多得的文字。

*后，简单说明一下本书的情况。

这个选集自一九五六年五月出版以后，曾受到社会上的重视；国内外及台、港等地的一些高校中文系多采用为教学课本或重要参考书，并于一九五八年、一九七八年重印过几次。此次增补修订，除了增入《赵氏孤儿》外，对全书各剧又重新作了校勘、订补。注释方面，旧本比较简单，这次增加了一倍有馀，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读者阅读时的阻碍。但限于水平，加之年衰多病，这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定所难免，衷心地希望得到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正。

一九九三年四月，顾学颉（肇仓）于北京，

时年八十晋一。

感天动地窦娥冤〔１〕

（元）关汉卿〔２〕撰

楔子〔３〕

（卜儿〔４〕蔡婆上，诗云〔５〕）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老身〔６〕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亲三口儿家属。不幸夫主亡逝已过，止有一个孩儿，年长八岁，俺娘儿两个，过其日月〔７〕。家中颇有些钱财，这里一个窦秀才，从去年问我借了二十两〔８〕银子，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我数次索取，那窦秀才只说贫难，没得还我。他有一个女儿，今年七岁，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我有心看上他，与我家做个媳妇，就准〔９〕了这四十两银子，岂不两得其便。他说今日好日辰，亲送女儿到我家来。老身且不索钱去，专在家中等候，这早晚〔１０〕窦秀才敢待〔１１〕来也。（冲末〔１２〕扮窦天章引正旦〔１３〕扮端云上，诗云）读尽缥缃〔１４〕万卷书，可怜贫杀〔１５〕马相如〔１６〕；汉庭一日承恩召，不说当垆说子虚。小生〔１７〕姓窦，名天章，祖贯长安京兆人也。幼习儒业，饱有文章；争〔１８〕奈时运不通，功名未遂。不幸浑家〔１９〕亡化已过，撇下这个女孩儿，小字端云，从三岁上亡了他母亲，如今孩儿七岁了也。小生一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间一个蔡婆婆，他家广有钱物；小生因无盘缠〔２０〕，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到今本利该对还他四十两。他数次问小生索取，教我把甚么还他；谁想蔡婆婆常常着人来说，要小生女孩儿做他儿媳妇。况如今春榜动，选场开〔２１〕，正待上朝取应〔２２〕，又苦盘缠缺少。小生出于无奈，只得将女孩儿端云送与蔡婆婆做儿媳妇去。（做叹科〔２３〕，云）嗨!这个那里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他一般。就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两银子，分外但得些少东西，勾小生应举之费，便也过望了。说话之间，早来到他家门首。婆婆在家么?（卜儿上，云）秀才，请家里坐，老身等候多时也。（做相见科，窦天章云）小生今日一径的将女孩儿送来与婆婆，怎敢说做媳妇，只与婆婆早晚使用。小生目下就要上朝进取功名去，留下女孩儿在此，只望婆婆看觑〔２４〕则个〔２５〕。（卜儿云）这等〔２６〕，你是我亲家〔２７〕了。你本利少我四十两银子，兀的〔２８〕是借钱的文书，还了你；再送与你十两银子做盘缠，亲家，你休嫌轻少。（窦天章做谢科，云）多谢了婆婆。先少你许多银子，都不要我还了；今又送我盘缠，此恩异日必当重报。婆婆，女孩儿早晚呆痴，看小生薄面，看觑女孩儿咱〔２９〕。（卜儿云）亲家，这不消你嘱付，令爱到我家就做亲女儿一般看承〔３０〕他，你只管放心的去。（窦天章云）婆婆，端云孩儿该打呵，看小生面则〔３１〕骂几句；当骂呵，则处分〔３２〕几句。孩儿，你也不比在我跟前，我是你亲爷，将就的你；你如今在这里，早晚若顽劣呵，你只讨那打骂吃。儿〔３３〕!我也是出于无奈。（做悲科）（唱）

【仙吕赏花时】〔３４〕我也只为无计营生四壁贫，因此上割舍得〔３５〕亲儿在两处分。从今日远践洛阳尘，又不知归期定准，则落的无语暗消魂〔３６〕。（下）

（卜儿云）窦秀才留下他这女孩儿与我做媳妇儿，他一径上朝应举去了。（正旦做悲科，云）爹爹，你直下的〔３７〕撇了我孩儿去也。（卜儿云）媳妇儿，你在我家，我是亲婆，你是亲媳妇，只当自家骨肉一般。你不要啼哭，跟着老身前后执料〔３８〕去来〔３９〕。（同下）

〔１〕窦娥冤杂剧——此剧渊源于《汉书·于定国传》所记载的东海孝妇孝养婆婆而冤死，及晋·干宝《搜神记》（十一）记孝妇临刑前发誓、死后誓言竟实现的传说故事，结合并反映了元代社会里出现的类似的现实生活，以极高度的同情、愤怒和反抗的心情，对元代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官府黑暗，酷刑冤滥，流氓地痞横行，高利贷盘剥，以及封建礼教对妇女思想上的束缚等等罪恶，予以无情地揭露和控告。不仅抨击了“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连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天”和“地”，在作者的笔下，也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个血与泪的“冤”，的确“感天动地”，是一本“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大悲剧。

此剧有法文译本和日文译本，分别刊行于1835年和1925年。

〔２〕关汉卿——他的籍贯，有几种说法。元·钟嗣成《录鬼簿》：“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元·熊自得《析津志·名宦》（据《永乐大典》引）：“关一斋，字汉卿，燕人。”清·乾隆时据明本重修《祁州志·关汉卿故里》：“汉卿，元时祁之伍仁村人也。”清·邵远平《元史类编·文翰》：“关汉卿，解州人。”按：四说不同，但各有因。《析津志》列关于“名宦”类，而笼统名曰“燕人”，颇为得体。方志诸书分类体例，“名宦”与“人物”例分两类，曾在某地（州或县）任官而有名，但并非某地之人，则入“名宦”类。至于某地出生（籍贯）之名人，则入“人物”类。熊氏认为关汉卿并非大都（即析津）人，故列入“名宦”，而不入“人物”。“燕”，泛指河北北部，非专称。《祁州志》谓为“祁之伍仁村人”，就把“燕”地具体指实了，可与《析津志》互为补充。祁州，元代属保定路，今为河北省固安，与北京市大兴南相邻，自可泛指“燕”。《录鬼簿》的“大都”说，只能认为是“侨寓”、“寄籍”，关汉卿曾在大都为“名宦”，后又长期住在大都编写戏曲，说他是大都人，也不大错。近经河北师范学院等单位到固安伍仁村实地调查，《祁州志》之说，比较可信。至于资料*晚的“解州”说，可能指关汉卿的祖籍。古人重视郡望、祖籍，即使已有好多代不在某地生长、居住，但传记仍说是某地人。例如说杜甫是襄阳人，白居易是太原人等，“解州”说当属此类。综合以上几点，关汉卿的籍贯，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关汉卿，元祁州（今河北固安）伍仁村人；久寓大都（今北京），故又称大都人；祖籍相传为解州（今山西解县）人。

关汉卿在金代末年，可能作过太医院的医官，入元不仕，《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是时，文翰晦盲，不能独振，淹于辞章者久矣。”到大德年间还活着，约生活在13世纪初到13世纪末，是一位享高龄负盛名的戏剧家。创作的杂剧有六十几种，现存《诈妮子》、《哭存孝》、《蝴蝶梦》、《单刀会》、《救风尘》、《拜月亭》、《金线池》、《西蜀梦》、《切鲙旦》、《玉镜台》、《绯衣梦》、《窦娥冤》、《谢天香》、《鲁斋郎》、《陈母教子》等十馀剧及佚曲数种，散曲七十馀首。明·贾仲明挽词云：“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物，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他是我国的一位伟大的戏剧家。195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大会，他被推选为纪念人之一。

〔３〕楔子——本是木匠用来塞紧、加固器具、木作的榫头的契形木片。后来戏剧、小说借用了这个名称。元杂剧里，一般分为四折；或在四折之外，加上一个或两个楔子，放在剧首或折与折之间，用来介绍人物、情节和加强前后剧情的联系。所唱曲子，只用一二支小令，不用长套。《古今杂剧》本此剧无楔子，并入*折内。

〔４〕卜儿——剧中扮演老妇人的人。宋元把“娘”字省写为“”，又省为“卜”。卜儿就是老娘、老妇的意思。徐渭《南词叙录》：“老旦曰卜儿。”自注：“外儿也，省文作卜。”王国维《古剧脚色考》：“扮老妇者谓之卜儿。”

〔５〕诗云——元杂剧体制，脚色出场后，一般先念四句上场诗，或叫定场诗。诗的内容按照出场人的身份、行业、年龄及剧情而有所不同。老旦出场多用此诗。《古今杂剧》本无后二句。

〔６〕老身——老年人的自称（包括男、女），元剧中多用为老妇人的自称。《北史·穆崇传》：“老身二十年侍中。”《新五代史·汉家人传》：“（太后诰曰）老身未终残年。”

〔７〕日月——元剧中多指生活、光阴。

〔８〕二十两——《古今杂剧》本作“五两”；下文“四十两”作“十两”。《元曲选》的编者可能认为“五两”、“十两”太少，故倍增之。无论是“五两”或“二十两”，都反映了元代社会盛行的高利贷（羊羔儿利）剥削制的残酷情况。

〔９〕准——这里是折偿、抵充的意思。

〔１０〕早晚——表时间不定之词。这里约相当于“时候”的意思。下文“早晚若顽劣呵”，则是“有时”、“时或”的意思。

〔１１〕敢待——大概就要（表示即将发生），含有一定程度的肯定语气。本书《梧桐雨·二》：“敢待做假忠孝龙逢比干”，则含有疑问语气，莫非要之意。

〔１２〕冲末——末，角色名；剧中的男角，犹如近代的京剧中的“生”。正末，男主角；此外，又有副末、冲末、外末、小末等名目。冲末，多扮男角，也偶有扮女角的。《古今杂剧》本冲末即扮卜儿。《元曲选》本改扮窦天章。

〔１３〕正旦——旦，角色名；正旦，剧中的女主角。此外，又有副旦、贴旦、外旦、小旦、大旦、老旦、花旦、色旦、搽旦等名目。元杂剧体制，有末本、旦本之分。末本，在剧中由正末一人独唱；旦本，由正旦一人独唱。

〔１４〕缥缃（piǎo xiānɡ瞟香）——缥，青白色的绸子；缃，浅黄色的绸子。古人用它包书，或作书囊，因此，后来就成为珍贵书籍的代称。

〔１５〕贫杀——穷死；极力夸大之词。

〔１６〕马相如——即司马相如；字长卿，成都人，汉代的大文学家。曾在临邛作客；他很会弹琴，蜀中豪富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爱他，背着父母，跟他一起到了成都。他家里很穷，一无所有，只剩四堵墙壁。夫妇两人开着小酒店过活，卓文君当垆沽酒，他自己打杂。后来汉武帝读到他所著的《子虚赋》，大为赞赏，召他到朝中做官。

〔１７〕小生——古时书生自谦之称。

〔１８〕争奈——同怎奈；无可奈何之意。

〔１９〕浑家——本指全家，后来专以指妻。清·钱大昕《恒言录》三谓：“称妻曰浑家，见郑文宝《南唐近事》。”

〔２０〕盘缠——旅费，俗语叫做盘费或盘程；也指日常生活费用。

〔２１〕春榜动，选场开——在京城举行的进士考试和发榜，多在春季。这两句是说，春季将要举行考试了。

〔２２〕上朝取应——到京城应考。

〔２３〕科——或作科范、科泛。戏剧术语，表示剧中人物的动作或情态，一般叫做“科”或“介”。

〔２４〕看觑——照顾，关照。

〔２５〕则个——加重语气，表示希望的语助词，略近“着”或“者”。

〔２６〕这等——这样。

〔２７〕亲（qìnɡ庆）家——男女结婚，双方的父母互称为亲家；亲念去声。《旧唐书·萧嵩传》：“嵩子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谒，帝呼为亲家。”本书《东堂老·楔子》：“所以亲家往来，胜如骨肉。”则系泛指亲戚之家；亲念阴平声。

〔２８〕兀的——或作兀底、兀得、阿的，指示词，犹如说“这个”；有时也兼表惊异或郑重的口气。

〔２９〕咱——或作者。用在一句话的末尾，表示应当、命令或希望的意思。

〔３０〕看承——看待，对待。

〔３１〕则——或作子，元剧中用法同“只”。

〔３２〕处分——本是处理、分付的意思，与现在作处罚解略有不同。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十四：“唐人用处分二字，分，去声，今人读平声者误。刘禹锡《和令狐楚〈闻思帝乡曲〉》：‘沧海西头旧丞相，停杯处分不须吹。’及白居易‘处分贫家旧活计’，可证。”这里就是分付、嘱咐的意思。

〔３３〕（huò获）——此处用法同“哟”，表示惊叹之词。

〔３４〕〔仙吕赏花时〕——《古今杂剧》本无此曲，只念了四句诗：“弹剑自伤悲，文章习仲尼。不幸妻先死，父子两分离。”

〔３５〕割舍得——亦作割舍的、割舍了，或倒作舍割，谓舍弃。赵令畤《侯鲭录》三：“两耳堪作底用?割舍不得。”本书《救风尘》：“割舍的一不作二不休。”意谓拼着，豁出去。

〔３６〕暗（àn案）消魂——“黯然消魂”的省语。暗，通黯；消，通销。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黯然消魂，形容人们分别的时候，心里难过，心神沮丧的情状。

〔３７〕下的——或作下得。就是“舍得”的音转。

〔３８〕执料——照料。

〔３９〕去来——就是去；来，语尾助词，无义。陶潜《归去来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即归去。

*折

（净〔１〕扮赛卢医〔２〕上，诗云）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３〕；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自家姓卢，人道我一手好医，都叫做赛卢医，在这山阳县南门开着生药局。在城〔４〕有个蔡婆婆，我问他借了十两银子，本利该还他二十两；数次来讨这银子，我又无的还他。若不来便罢，若来呵，我自有个主意。我且在这药铺中坐下，看有甚么人来?（卜儿上，云）老身蔡婆婆。我一向搬在山阳县居住，尽也静办〔５〕。自十三年前窦天章秀才留下端云孩儿与我做儿媳妇，改了他小名，唤做窦娥。自成亲之后，不上二年，不想我这孩儿害弱症死了。媳妇儿守寡，又早三个年头，服孝将除了也。我和媳妇儿说知，我往城外赛卢医家索钱去也。（做行科，云）蓦〔６〕过隅头，转过屋角，早来到他家门首。赛卢医在家么?（卢医云）婆婆，家里来。（卜儿云）我这两个银子长远了，你还了我罢。（卢医云）婆婆，我家里无银子，你跟我庄上去取银子还你。（卜儿云）我跟你去。（做行科）（卢医云）来到此处，东也无人，西也无人，这里不下手等甚么?我随身带的有绳子。兀那〔７〕婆婆，谁唤你哩?（卜儿云）在那里?（做勒卜儿科。孛老〔８〕同副净张驴儿冲上，赛卢医慌走下，孛老救卜儿科。张驴儿云）爹，是个婆婆，争些〔９〕勒杀了。（孛老云）兀那婆婆，你是那里人氏?姓甚名谁?因甚着这个人将你勒死?（卜儿云）老身姓蔡，在城人氏，止有个寡媳妇儿，相守过日。因为赛卢医少我二十两银子，今日与他取讨。谁想他赚我到无人去处，要勒死我，赖这银子。若不是遇着老的和哥哥呵，那得老身性命来?（张驴儿云）爹，你听的他说么?他家还有个媳妇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谢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他媳妇儿，何等两便，你和他说去。（孛老云）兀那婆婆，你无丈夫，我无浑家，你肯与我做个老婆，意下如何?（卜儿云）是何言语!待我回家，多备些钱钞相谢。（张驴儿云）你敢〔１０〕是不肯，故意将钱钞哄我?赛卢医的绳子还在，我仍旧勒死了你罢。（做拿绳科）（卜儿云）哥哥，待我慢慢地寻思咱。（张驴儿云）你寻思些甚么?你随我老子，我便要你媳妇儿。（卜儿背云〔１１〕）我不依他，他又勒杀我。罢罢罢，你爷儿两个随我到家中去来。（同下）（正旦上，云）妾身姓窦，小字端云，祖居楚州人氏。我三岁上亡了母亲，七岁上离了父亲；俺父亲将我嫁与蔡婆婆为儿媳妇，改名窦娥。至十七岁与夫成亲，不幸丈夫亡化，可早三年光景，我今二十岁也。这南门外有个赛卢医，他少俺婆婆银子，本利该二十两，数次索取不还，今日俺婆婆亲自索取去了。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满腹闲愁，数年禁受〔１２〕，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１３〕和天瘦。

【混江龙】则问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大都来〔１４〕昨宵梦里，和着这今日心头。催人泪的是锦烂熳花枝横绣闼，断人肠的是剔团〔１５〕月色挂妆楼。长则是急煎煎〔１６〕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尖皱，越觉的情怀冗冗〔１７〕，心绪悠悠。

（云）似这等忧愁，不知几时是了也呵!（唱）

【油葫芦】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父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１８〕；撇的俺婆妇每〔１９〕都把空房守，端的〔２０〕个有谁问，有谁偢〔２１〕?

【天下乐】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２２〕，今也波〔２３〕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

（云）婆婆索钱去了，怎生这早晚不见回来?（卜儿同孛老、张驴儿上）（卜儿云）你爷儿两个且在门首等，我先进去。（张驴儿云）奶奶，你先进去，就说女婿在门首哩。（卜儿见正旦科）（正旦云）奶奶回来了，你吃饭么?（卜儿做哭科，云）孩儿也，你教我怎生说波!（正旦唱）

【一半儿】为甚么泪漫漫不住点儿流?莫不是为索债与人家惹争斗?我这里连忙迎接慌问候，他那里要说缘由。（卜儿云）羞人答答的〔２４〕，教我怎生说波!（正旦唱）则见他一半儿徘徊一半儿丑。

（云）婆婆，你为甚么烦恼啼哭那?（卜儿云）我问赛卢医讨银子去，他赚我到无人去处，行起凶来，要勒死我。亏了一个张老并他儿子张驴儿，救得我性命。那张老就要我招他做丈夫，因这等烦恼。（正旦云）婆婆，这个怕不中〔２５〕么?你再寻思咱：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钱债，被人催逼不过；况你年纪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卜儿云）孩儿也，你说的岂不是?但是我的性命全亏他这爷儿两个救的，我也曾说道，待我到家，多将些钱物，酬谢你救命之恩。不知他怎生知道我家里有个媳妇儿，道我婆媳妇又没老公，他爷儿两个又没老婆，正是天缘天对。若不随顺，他依旧要勒死我。那时节我就慌张了，莫说自己许〔２６〕了他，连你也许了他。儿也，这也是出于无奈。（正旦云）婆婆，你听我说波。（唱）

【后庭花】避凶神要择好日头，拜家堂〔２７〕要将香火修；梳着个霜雪般白髻〔２８〕，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怪不的女大不中留〔２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

（卜儿云）我的性命都是他爷儿两个救的，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正旦唱）

【青哥儿】你虽然是得他得他营救，须不是笋条〔３０〕笋条年幼，的〔３１〕便巧画蛾眉〔３２〕成配偶。想当初你夫主遗留，替你图谋，置下田畴，蚤晚羹粥，寒暑衣裘；满望你鳏寡孤独，无捱无靠，母子每到白头。公公也，则落得干生受〔３３〕。

（卜儿云）孩儿也，他如今只待过门，喜事匆匆的，教我怎生回得他去?（正旦唱）

【寄生草】你道他匆匆喜，我替你倒细细愁；愁则愁兴阑删〔３４〕咽不下交欢酒，愁则愁眼昏腾扭不上同心扣，愁则愁意朦胧睡不稳芙蓉褥。你待要笙歌引至画堂前，我道这姻缘敢落在他人后。

（卜儿云）孩儿也，再不要说我了，他爷儿两个都在门首等候，事已至此，不若连你也招了女婿罢。（正旦云）婆婆，你要招你自招，我并然不要女婿。（卜儿云）那个是要女婿的。争奈他爷儿两个自家捱过门来，教我如何是好?（张驴儿云）我们今日招过门去也。帽儿光光〔３５〕，今日做个新郎；袖儿窄窄，今日做个娇客〔３６〕。好女婿，好女婿，不枉了，不枉了。（同孛老入拜科）（正旦做不礼〔３７〕科，云）兀那厮〔38〕，靠后!（唱）

【赚煞】我想这妇人每休信那男儿口，婆婆也，怕没的贞心儿自守，到今日招着个村老子〔３９〕，领着个半死囚。（张驴儿做嘴脸科，云）你看我爷儿两个这等身段，尽也选得女婿过，你不要错过了好时辰，我和你早些儿拜堂罢。（正旦不礼科，唱）则被你坑杀人〔４０〕燕侣莺俦。婆婆也，你岂不知羞!俺公公撞俯冲州，〔４１〕的铜斗儿家缘〔４２〕百事有，想着俺公公置就，怎忍教张驴儿情受〔４３〕?（张驴儿做扯正旦拜科，正旦推跌科，唱）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４４〕。（下）

（卜儿云）你老人家不要恼懆〔４５〕，难道你有活命之恩，我岂不思量报你；只是我那媳妇儿气性*不好惹的，既是他不肯招你儿子，教我怎好招你老人家?我如今拼的好酒好饭养你爷儿两个在家，待我慢慢的劝化俺媳妇儿；待他有个回心转意，再作区处〔４６〕。（张驴儿云）这歪剌骨〔４７〕，便是黄花女儿〔４８〕，刚刚扯的一把，也不消这等使性，平空的推了我一交，我肯干罢!就当面赌个誓与你：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我也不算好男子。（词云）美妇人我见过万千向外，不似这小妮子〔４９〕生得十分惫赖〔５０〕；我救了你老性命死里重生，怎割舍得不肯把肉身陪待?（同下）

〔１〕净——角色名，以扮演刚强狞猛的人为主，也有扮演反面人物的，近代京剧中叫做花脸。元剧中，一般扮演男角，有时也扮演女角。又有副净、二净、丑等名目。明·徐渭《南词叙录》云：“或曰其面不净，故反言之。予意：即古‘参军’二字合而讹之耳。”

〔２〕赛卢医——赛，是赶得上、比得过的意思。卢医，指古代良医扁鹊；卢是他住的地方，因称为卢医。元剧中常称庸医为赛卢医，是用反语打诨，讥笑这个医生不高明的意思。《董解元西厢记》卷五：“……都来四十字，治病赛卢医。”

〔３〕本草——即《神农本草》，汉代人著，历代多有修订增补，是我国*古的一部药物学书籍。

〔４〕在城——本城，这里指山阳县城。

〔５〕静办——清静，安静。办，语助词。现在北京及一些地方口语中，还有此说法。

〔６〕蓦——这里同迈，跨过。

〔７〕兀那——即那，指示词。兀，发声词，无义。

〔８〕孛老——剧中扮演老头儿的人。王国维《古剧脚色考》：“金元之际，‘鲍老’之名分化而三，其扮演盗贼者谓之邦老；扮老人者谓之孛老；扮老妇者谓之卜儿：皆‘鲍老’一声之转，故为异名以相别耳。”

〔９〕争些——差一点，几乎。

〔１０〕敢——莫非，大约，难道。

〔１１〕背云——戏剧术语。在舞台上背着别的角色，假定人家听不见，自己讲自己心里的话。现在叫做“打背躬”、“旁白”。

〔１２〕禁受——禁当，承当，忍受。

〔１３〕待——用作语助词，放在句中或句末，略近于现代口语中的“呵”、“啊”。

〔１４〕大都来——亦作大古来、大刚来，意为大抵，大半，总之，算来；表示概括之意。

〔１５〕剔团（luán栾）——剔，形容极圆的副词，犹如说“滴溜儿”。团，或作秃、突栾。剔团，就是非常圆的意思。

〔１６〕急煎煎——焦急的样子。

〔１７〕冗（ｒǒnɡ）冗——杂乱，烦多。

〔１８〕拔短筹——筹，古代用竹片（或木片）制成的计算数目的工具，每根筹上都刻明数目。赌博或饮酒的时候，也都用筹来分输赢。拔短筹，这里比喻短命的意思。现在有些地方还有“拔短”的说法：赌博赢了钱，不等终局就走，这种人被称为“拔短鬼”。引申起来，凡事半途而废，都可叫做“拔短”或“拔短筹”。

〔１９〕每——元代语言中，人称代词下的“每”字，用法同“们”，表示多数。但也有仅作语尾用的，如本书《虎头牌》三折：“小的每”之“每”，仅表单数，作语尾助词。

〔２０〕端的——真的。本书《魔合罗》四折：“问端的”，则为究竟、原委、底细之意。

〔２１〕偢（ｃｈǒｕ丑）——瞅睬、理会、过问的意思。《西厢记》二本〔赚煞〕：“众家眷谁偢问”，与此同意。

〔２２〕前世里烧香不到头——迷信说法，前世烧了断头香，今生就得折断、分离、无子的果报，夫妻亦不能一齐到老。《西厢记》*本二折：“是前世烧了断头香”，王仲文《救孝子》：“莫不是前生烧着什么断头香”，均与此义同。

〔２３〕也波——语句中间的助词，无义；是元剧〔仙吕·点绛唇〕套中〔天下乐〕曲第二句必用的定格。

〔２４〕羞人答答的——或作羞答答的。害羞，难为情的样子。答答，语助词。

〔２５〕不中——不行，使不得。现在豫、鄂一带口语中，还是这样说。《左传》成公二年：“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杜注：“不中为之役使。”

〔２６〕许——许婚的省语；即答应了张驴儿父子的要求。《孔雀东南飞》：“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

〔２７〕拜家堂——俗称拜堂，旧时结婚时的一种礼仪，由新妇在堂中向公婆、亲长拜见。

〔２８〕髻（díjì狄记）——或作髻、髻。古时妇女头上套网的假发，带有装饰性的一种假髻。

〔２９〕女大不中留——是一句古谚语；谓女子长大成人，即应出嫁，不宜长留在家中，是勉强留不住的。《西厢记》四本：“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３０〕笋条——竹根所生的幼芽，比喻人的年轻。

〔３１〕（chǎn产）的——或作地。无缘无故地，平白地；倒，还，反而。这里用的前义。

〔３２〕巧画蛾眉——汉代张敞（曾作过京兆尹，曲中也称他为张京兆）和他的妻子爱情很浓厚，曾替他的妻子画眉毛；后来常用这个故事表示夫妇感情好。

〔３３〕干生受——生受，用于自己方面，是受苦、受罪的意思。对人家而言，是难为、辛苦、有劳的意思。干生受，就是白辛苦。

〔３４〕阑删——或作阑珊。懒散，打不起劲儿。在咏景物时，有衰歇、零落之意。

〔３５〕帽儿光光四句——元剧中常用以赞贺新郎的话。形容结婚时，新郎衣帽光鲜整洁。

〔３６〕娇客——对女婿的爱称。黄庭坚《山谷内集·次韵子赡和王子立》诗：“妇翁不可挝，王郎非娇客。”注：“王适，字子立，子由之婿。”陆游《老学庵笔记》三：“秦会之有十客，……吴益以爱婿为娇客。”

〔３７〕不礼——这里是不理的意思。

〔３８〕厮——元剧中有两种用法：一、对男子的贱称，如这厮，那厮；就是这（那）个家伙的意思。二、作相互的相解，如厮似，厮见；就是相似，相见。

〔３９〕村老子——粗鄙的老头子，轻视、鄙贱之词。村，粗野、质朴、鄙俗。老子，老头子。

〔４０〕坑杀人——坑，这里同倾，就是陷害的意思。坑杀人，犹如说：害死人。

〔４１〕（zhènɡ chuài证踹）——或作挣、挣揣、挣侧。有两义：一、同挣，用力谋取、取得。二、同挣扎，勉强支持。这里用的是*义。

〔４２〕铜斗儿家缘——用铜斗比喻家产殷实、牢固。铜斗，唐·苏《垅上记》：“有人开玄武湖，于古冢得一铜斗，有柄。文帝以访朝士。何承天谓：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者赐之，一在冢内，一在冢外。

〔４３〕情受——同请受，承受之意。

〔４４〕下场头——即下场，结果，结局。

〔４５〕恼懆（cǎo草）——烦恼不安。

〔４６〕区处——分别处置、处理的意思。

〔４７〕歪剌骨——或省作歪剌、歪腊。旧时侮辱妇女的话；含有泼辣，臭肉，不正派等义。

〔４８〕黄花女儿——闺女，处女。

〔４９〕小妮子——小丫头，小妞儿。

〔５０〕惫（bèi备）赖——一作破赖、派赖。泼赖、调皮的意思。《馀冬序录》：“苏州谓丑恶曰泼赖。泼音如派。”

第二折

（赛卢医上，诗云）小子太医出身，也不知道医死多人，何尝怕人告发，关了一日店门?在城有个蔡家婆子，刚少的他廿两花银，屡屡亲来索取，争些捻断脊筋。也是我一时智短，将他赚到荒村，撞见两个不识姓名男子，一声嚷道：“浪荡乾坤，怎敢行凶撒泼〔１〕，擅自勒死平民!”吓得我丢了绳索，放开脚步飞奔。虽然一夜无事，终觉失精落魂；方知人命关天关地，如何看做壁上灰尘。从今改过行业，要得灭罪修因〔２〕，将以前医死的性命，一个个都与他一卷超度的经文。小子赛卢医的便是。只为要赖蔡婆婆二十两银子，赚他到荒僻去处，正待勒死他，谁想遇见两个汉子，救了他去。若是再来讨债时节，教我怎生见他?常言道的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３〕。喜得我是孤身，又无家小连累；不若收拾了细软〔４〕行李，打个包儿，悄悄的躲到别处，另做营生，岂不干净〔５〕?（张驴儿上，云）自家张驴儿，可奈那窦娥百般的不肯随顺我；如今那老婆子害病，我讨服毒药〔６〕，与他吃了，药死那老婆子，这小妮子好歹做我的老婆。（做行科，云）且住，城里人耳目广，口舌多，倘见我讨毒药，可不嚷出事来?我前日看见南门外有个药铺，此处冷静，正好讨药。（做到科，叫云）太医哥哥，我来讨药的。（赛卢医云）你讨甚么药?（张驴儿云）我讨服毒药。（赛卢医云）谁敢合毒药与你?这厮好大胆也。（张驴儿云）你真个不肯与我药么?（赛卢医云）我不与你，你就怎地我?（张驴儿做拖卢云）好呀，前日谋死蔡婆婆的，不是你来?你说我不认的你哩?我拖你见官去。（赛卢医做慌科，云）大哥，你放我，有药有药。（做与药科，张驴儿云）既然有了药，且饶你罢。正是：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下）（赛卢医云）可不悔气〔７〕!刚刚讨药的这人，就是救那婆子的。我今日与了他这服毒药去了，以后事发，越越〔８〕要连累我；趁早儿关上药铺，到涿州卖老鼠药去也。（下）（卜儿上，做病伏几科）（孛老同张驴儿上，云）老汉自到蔡婆婆家来，本望做个接脚〔９〕，却被他媳妇坚执不从。那婆婆一向收留俺爷儿两个在家同住，只说好事不在忙，等慢慢里劝转他媳妇，谁想那婆婆又害起病来。孩儿，你可曾算我两个的八字，红鸾〔１０〕天喜〔１１〕几时到命哩?（张驴儿云）要看什么天喜到命，只赌本事做得去自去做。（孛老云）孩儿也，蔡婆婆害病好几日了，我与你去问病波。（做见卜儿问科，云）婆婆，你今日病体如何?（卜儿云）我身子十分不快〔１２〕哩。（孛老云）你可想些甚么吃?（卜儿云）我思量些羊〔１３〕儿汤吃。（孛老云）孩儿，你对窦娥说，做些羊儿汤与婆婆吃。（张驴儿向古门〔１４〕云）窦娥，婆婆想羊儿汤吃，快安排将〔１５〕来。（正旦持汤上，云）妾身窦娥是也。有俺婆婆不快，想羊汤吃，我亲自安排了与婆婆吃去。婆婆也，我这寡妇人家，凡事也要避些嫌疑，怎好收留那张驴儿父子两个?非亲非眷的，一家儿同住，岂不惹外人谈议?婆婆也，你莫要背地里许了他亲事，连我也累做不清不洁的。我想这妇人心好难保也呵。（唱）

【南吕一枝花】他则待一生鸳帐眠，那里肯半夜空房睡；他本是张郎妇，又做了李郎妻。有一等〔１６〕妇女每相随，并不说家克计，则打听些闲是非；说一会不明白打凤〔１７〕的机关，使了些调虚嚣〔１８〕捞龙的见识。

【梁州第七】这一个似卓氏般当垆涤器，这一个似孟光般举案齐眉〔１９〕；说的来藏头盖脚多怜悧〔２０〕，道着难晓，做出才知。旧恩忘却，新爱偏宜；坟头上土脉犹湿〔２１〕，架儿上又换新衣。那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２２〕，那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２３〕，那里有上山来便化顽石〔２４〕。可悲，可耻，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多淫奔，少志气，亏杀前人在那里，更休说本性难移。

（云）婆婆，儿汤做成了，你吃些儿波。（张驴儿云）等我拿去。（做接尝科，云）这里面少些盐醋，你去取来。（正旦下）（张驴儿放药科）（正旦上，云）这不是盐醋?（张驴儿云）你倾下些。（正旦唱）

【隔尾】你说道少盐欠醋无滋味，加料添椒才脆美。但愿娘亲蚤痊济，饮羹汤一杯，胜甘露〔２５〕灌体，得一个身子平安倒大来喜。

（孛老云）孩儿，羊汤有了不曾?（张驴儿云）汤有了，你拿过去。（孛老将汤云）婆婆，你吃些汤儿。（卜儿云）有累你。（做呕科，云）我如今打呕，不要这汤吃了，你老人家吃罢。（孛老云）这汤特做来与你吃的，便不要吃，也吃一口儿。（卜儿云）我不吃了，你老人家请吃。（孛老吃科）（正旦唱）

【贺新郎】一个道你请吃，一个道婆先吃，这言语听也难听，我可是气也不气!想他家与咱家有甚的亲和戚?怎不记旧日夫妻情意，也曾有百纵千随。婆婆也，你莫不为黄金浮世宝，白发故人稀；因此上把旧恩情，全不比新知契。则待要百年同墓穴，那里肯千里送寒衣。

（孛老云）我吃下这汤去，怎觉昏昏沉沉的起来?（做倒科）（卜儿慌科，云）你老人家放精神着，你扎挣着些儿。（做哭科，云）兀的不是死了也!（正旦唱）

【斗虾】空悲戚，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感着这般病疾，值着这般时势，可是风寒暑湿，或是饥饱劳役，各人证候〔２６〕自知。人命关天关地，别人怎生替得?寿数非干今世，相守三朝五夕，说甚一家一计〔２７〕。又无羊酒段匹，又无花红财礼〔２８〕；把手为活过日，撒手如同休弃；不是窦娥忤逆，生怕傍人论议。不如听咱劝你，认个自家悔气，割舍的一具棺材停置，几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门里，送入他家坟地。这不是你那从小儿年纪指脚的夫妻；我其实不关亲，无半点凄惶泪。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痴，便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张驴儿云）好也啰！你把我老子药死了，更待干罢!（卜儿云）孩儿，这事怎了也?（正旦云）我有什么药在那里，都是他要盐醋时，自家倾在汤儿里的。（唱）

【隔尾】这厮搬调〔２９〕咱老母收留你，自药死亲爷待要唬吓谁?（张驴儿云）我家的老子，倒说是我做儿子的药死了，人也不信。（做叫科，云）四邻八舍听着：窦娥药杀我家老子哩。（卜儿云）罢么，你不要大惊小怪的，吓杀我也。（张驴儿云）你可怕么?（卜儿云）可知〔３０〕怕哩。（张驴儿云）你要饶么?（卜儿云）可知要饶哩。（张驴儿云）你教窦娥随顺了我，叫我三声的的亲亲的丈夫，我便饶了他。（卜儿云）孩儿也，你随顺了他罢。（正旦云）婆婆，你怎说这般言语?（唱）我一马难将两鞍鞴。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

（张驴儿云）窦娥，你药杀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要私休?（正旦云）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张驴儿云）你要官休呵，拖你到官司，把你三推六问〔３１〕，你这等瘦弱身子，当不过拷打，怕你不招认药死我老子的罪犯!你要私休呵，你早些与我做了老婆，倒也便宜了你。（正旦云）我又不曾药死你老子，情愿和你见官去来。（张驴儿拖正旦卜儿下）（净扮孤〔３２〕引祗候〔３３〕上，诗云）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３４〕，在家推病不出门。下官〔３５〕楚州太守桃杌是也。今早升厅坐衙，左右，喝撺厢〔３６〕。（祗候吆喝科）（张驴儿拖正旦卜儿上，云）告状告状。（祗候云）拿过来。（做跪见，孤亦跪科，云）请起。（祗候云）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孤云）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３７〕。（祗候吆喝科，孤云）那个是原告?那个是被告?从实说来。（张驴儿云）小人是原告张驴儿，告这媳妇儿，唤做窦娥，合毒药下在羊汤儿里，药死了俺的老子。这个唤做蔡婆婆，就是俺的后母。望大人与小人做主咱。（孤云）是那一个下的毒药?（正旦云）不干小妇人事。（卜儿云）也不干老妇人事。（张驴儿云）也不干我事。（孤云）都不是，敢是我下的毒药来?（正旦云）我婆婆也不是他后母，他自姓张，我家姓蔡。我婆婆因为与赛卢医索钱，被他赚到郊外勒死；我婆婆却得他爷儿两个救了性命，因此我婆婆收留他爷儿两个在家，养膳终身，报他的恩德。谁知他两个倒起不良之心，冒认婆婆做了接脚，要逼勒小妇人做他媳妇。小妇人元是有丈夫的，服孝未满，坚执不从。适值我婆婆患病，着小妇人安排羊汤儿吃。不知张驴儿那里讨得毒药在身，接过汤来，只说少些盐醋，支转〔３８〕小妇人，暗地倾下毒药。也是天幸，我婆婆忽然呕吐，不要汤吃，让与他老子吃，才吃的几口，便死了。与小妇人并无干涉，只望大人高抬明镜〔３９〕，替小妇人做主咱。（唱）

【牧羊关】大人你明如镜，清似水，照妾身肝胆虚实。那羹本五味俱全，除了外百事不知。他推道尝滋味，吃下去便昏迷。不是妾讼庭上胡支对〔４０〕，大人也，却教我平白地说甚的。

（张驴儿云）大人详情：他自姓蔡，我自姓张，他婆婆不招俺父亲接脚，他养我父子两个在家做甚么?这媳妇年纪儿虽小，极是个赖骨顽皮，不怕打的。（孤云）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左右，与我选大棍子打着。（祗候打正旦，三次喷水科）（正旦唱）

【骂玉郎】这无情棍棒教我捱不的。婆婆也，须是你自做下，怨他〔４１〕谁!劝普天下前婚后嫁婆娘每，都看取我这般傍州例〔４２〕。

【感皇恩】呀!是谁人唱叫扬疾〔４３〕，不由我不魄散魂飞。恰消停〔４４〕，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

【采茶歌】打的我肉都飞，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谁知!则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天那!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４５〕!

（孤云）你招也不招?（正旦云）委的〔４６〕不是小妇人下毒药来。（孤云）既然不是，你与我打那婆子。（正旦忙云）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是我药死公公来。（孤云）既然招了，着他画了伏状〔４７〕，将枷来枷上，下在死囚牢里去。到来日判个斩字，押付市曹〔４８〕典刑。（卜儿哭科，云）窦娥孩儿，这都是我送了你性命，兀的不痛杀我也!（正旦唱）

【黄钟尾】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贼〔４９〕?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争到头，竞到底，到如今待怎的；情愿认药杀公公，与了招罪。婆婆也，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随祗候押下）

（张驴儿做叩头科，云）谢青天老爷做主!明日杀了窦娥，才与小人的老子报的冤。（卜儿哭科，云）明日市曹中杀窦娥孩儿也，兀的〔５０〕不痛杀我也!（孤云）张驴儿，蔡婆婆，都取保状，着随衙听候。左右，打散堂鼓，将马来回私宅去也。（同下）

〔１〕撒泼——举动粗野，蛮横无理，犹云、撒野、耍赖。

〔２〕修因——佛教的说法，前生修了善或恶之因，来生就得到善或恶之果（报）。《嘉祥大经疏》：“法藏修因感净土果。”

〔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古时的成语，意谓别无他策，只有一走了事；“三十六”，极言其多，系虚拟。《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

〔４〕细软——指金银珠宝绸缎等贵重而又轻便易携带的财物。

〔５〕干净——意谓无牵累、省心。

〔６〕毒药——元代有禁令，不准非医人买卖毒药。《元史·刑法志》：“诸有毒之药，非医人辄卖买，致伤人命者，买者卖者皆处死。不曾伤人者，各杖六十七。仍追至元钞一百两，与告人充赏。”

〔７〕悔气——即晦气；遇事不顺利，倒霉。

〔８〕越越——越发，更加；两相比较之词。

〔９〕接脚——凡接替死者之职务或地位的人，都被称为“接脚”，如接脚官、接脚夫人、接脚婿等。《旧唐书·韦陟传》：“后为吏部侍郎，常病选人冒名接脚。”《唐会要》七十四“选部”：“贞元四年八月吏部奏……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诈欺：分现官者，谓之擘名；承已死者，谓之接脚。”《唐语林》七“补遗”：“白敏中……始婚也，已朱衣矣。尝戏其妻为接脚夫人，安用此?”

〔１０〕红鸾——星相家迷信的说法，命里有红鸾星照限，主婚姻成就，有喜事。

〔１１〕天喜——星相家迷信的说法，日支与月建相合，如寅月逢戌日，卯月逢亥日，都叫做天喜，这一天就是吉日。

〔１２〕不快——身体不舒服，有病。《辍耕录》十：“世谓有疾曰不快，陈寿作〈华陀传〉已然。”《三国志·华陀传》：“又有一士大夫不快。陀云：君病深，当破腹取。……”

〔１３〕——同肚。

〔１４〕古门——即古门道，亦作鬼门道，就是戏台上演员上场、下场的左右门。

〔１５〕将——拿、带。

〔１６〕一等——犹云一种、一类；与平常所说一等（级）、二等之义有别。

〔１７〕打凤、捞龙——元剧习用语；就是安排圈套，使人中计，堕入其中的意思。

〔１８〕虚嚣（xiāo消）——虚浮，伪诈。嚣是枵的借用字。

〔１９〕孟光般举案齐眉——孟光，东汉人，梁鸿的妻子。他俩平常相敬如宾；饭菜熟后，孟光把案（托盘一类的用具）高举齐眉送去，表示对丈夫的敬爱。事见《后汉书·梁鸿传》。

〔２０〕怜悧——干净，没有牵累的意思。

〔２１〕坟头上土脉犹湿——古代传说故事：一个妇女用扇子扇死去不久的丈夫的坟土，庄周问她为什么扇?她说：丈夫曾对她说，坟上的土干了，她就可以改嫁别人，因此，她想赶快扇干坟土。这里是说，没等坟土干就想改嫁。

〔２２〕奔丧处哭倒长城——民间传说故事：秦始皇时，范杞梁被差去筑长城，死在那里。他的妻子孟姜女去寻找他，在城下恸哭，城墙倒了一大片，杞梁的尸骨也发现出来了。

〔２３〕浣纱时甘投大水——春秋时，伍子胥从楚国逃难到吴国去，走到江边，一个浣纱的女子看见他是逃难的人，就给他饭吃。临走，伍子胥嘱咐她不要告诉后面的追兵，她就投江而死，以表明自己是诚心救他的心志。

〔２４〕上山来便化顽石——古代神话传说：一个人出外未归，他的妻子天天登山远望，盼他归来；日子久了，她就变成了山上的一块石头。后来称这块石头为“望夫石”。

〔２５〕甘露——古人认为，天下太平，天就降一种甘甜的膏露，人喝了可以长生。佛教的说法，甘露，是诸天不死之药，人吃了就可以命长身安，力大体光。

〔２６〕证候——病状。陶宏景《肘后方序》：“其论诸病证候，因药变通，而病是大治。”

〔２７〕一家一计——一家人一条心的意思。

〔２８〕羊酒段匹、花红财礼——都是旧时结婚，男方送给女方的礼物钱财，作为订婚、结婚的象征。

〔２９〕搬调——搬弄、调唆。

〔３０〕可知——当然。有时作难怪解。

〔３１〕三推六问——推，推求，勘察；问，审讯。三推六问，在法庭里多次审讯的意思。

〔３２〕孤——戏剧名词。剧中扮演官员的人。朱权《太和正音谱》：“孤，当场装官者。”王国维《古剧脚色考》：“孤之名，或官之讹传。”按，孤、官双声字通用。今浙东尚有念“官”为“孤”的。

〔３３〕祗（zhǐ止）候——本宋代武官名。元代，各路、县都设有祗候若干名，就是较高级的衙役。后来，富贵人家的仆役头，也称为祗候或祗候人。

〔３４〕刷卷——元代，由肃政廉访使（见本剧第四折注）稽查所属各衙门处理狱讼案件的情形，不使拖延、枉屈，叫做照刷、磨刷或刷卷。明·张自烈《正字通》：“刷，今官司稽查簿书，谓之刷卷。”

〔３５〕下官——古时官员自称之词。《晋书·庾敳传》：“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

〔３６〕喝撺（cuān汆）厢——厢，或作箱。封建时代，官员开庭审案的时候，衙役分列两厢，大声吆喝壮威，叫做“喝撺厢”。一说：一面吆喝，一面把投在箱中的状词取出，叫做“喝撺箱”。元·杨瑀《山居新语》：“桑哥丞相当国擅权时，……都省告状撺箱，乃暗令人作一状投之箱中……。”

〔３７〕衣食父母——旧社会里，仰靠某人生活，就称那个人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这里，是借官员打诨的话，以讽刺官吏们趁老百姓打官司的时候，进行敲诈贪污的行为；所以称打官司的人为“衣食父母”。

〔３８〕支转——借故把人打发走，叫做支转。

〔３９〕高抬明镜——比喻人能分辨是非，无所掩蔽，像一面高悬的明镜一样。古代，官吏断案，断得明白公正，没有冤屈，被称为“明镜高悬”或“高抬明镜”。

〔４０〕支对——支吾对答（不说出实情）。

〔４１〕他谁——犹如说“谁人”，“他”字无意义。元稹《偶成自叹》：“天遣两家无稚子，欲将文字与他谁?”辛弃疾〔满江红〕：“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均其例。

〔４２〕傍州例——别的州县所判的案例；引申为例子、榜样的意思。《元史·刑法志一》：“三曰断例”：“断例为条七百又七，大概纂集世祖以来法制事例而已。”《新元史·刑律志》：“刑律之条格，画一之法也。断例，则因事立法，断一事为一例也。”

〔４３〕唱叫扬疾——或作畅叫扬疾、炒闹扬疾、怏怏疾疾，义并同。就是吵闹嚷唧的意思。

〔４４〕消停——安静的意思。本书《倩女离魂》二折〔么篇〕之消停，意谓停留、停止。

〔４５〕覆盆不照太阳晖——翻盖着的盆，太阳光照射不进去；就是黑暗、见不着光明的意思，用以比喻官吏和衙门的暗无天日。《抱朴子·辩问》：“是责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

〔４６〕委的——亦作委实的。真的，确实的。

〔４７〕伏状——供词，承认罪状的供词。

〔４８〕市曹——市场，商业集中之地，古时常在热闹处所处决罪犯，因成为刑场的代词。《宣和遗事·亨集》：“馀者皆令推入市曹，斩首报来。”

〔４９〕漏面贼——曾经犯罪，脸上刺过字的叫“漏面”。“漏面贼”，詈辞。

宋画,花鸟册

作者：  段滨编

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

简介：北南两宋虽然是同一封建政权在地域上的南北承接，但其于绘画史则有着风吹草动然不同的文化隐喻。五代至北宋，山水画技法、品类全面成熟，高手辈出，画风迭变，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物画在唐代取得的成就基础上继续获得提高。花鸟画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在宋代迅速成熟，特别是翰林图画院的兴起，成就了中国古典写实风格淡出中国绘画史主流；其次，在技法形态上，南宋绘画因时而变，不再迷恋写实义风格带来的完美视觉享受，转向诗化意境和文人化个人情感表达的诉求，完成了后续文人画发展所必需的技法铺垫。这是两宋在绘画史上表现出的差异。 两宋绘画的历史转型，使得中国绘画在十一世纪前后逐渐淡出了古典写实主义传统，以知识分子的文人趣味为审美核心的文人画一直主导着后来的绘画史。

南宋文学史

作者：  王水照，熊海英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

简介：　　南宋文学史是一个特定时段（1127—1279）的文学史，更是在文学现象、文学形态、文学性质上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重要历史地位的一部断代文学史。南宋文学一方面是北宋文学的继承与延伸，文统与政统、道统均先后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在天翻地覆时局变动、经济长足增长、社会思潮更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又产生了一系列新质的变化。北、南两宋文学既脉息相联，而又各具一定的自足性，由此深入研究和探求，当能更准确、更详尽地描述出中国文学由“雅”向“俗”的转变过程，把握中国社会所谓“唐宋转型”的具体走势。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Jingpo Nationalty

作者：  刘刚等著;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出版社编

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简介：《景颇族文化史》内容简介：景颇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勤劳智慧的民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景颇族在自己民族发展的漫长进程中，创造了自己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铸就了自己民族的精神。这个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是景颇族人民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景颇族人民在未来的岁月中继往开来，推动自己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景颇族文化渊源流长、丰富多彩，有自己的独特性，它记述了一个民族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景颇族是一个思想开放、善于探索和迎纳新事物的民族。历史上，景颇族作为氐羌族群的一部分从北南迁，这里除种种不可抗衡的客观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还包括着一个民族敢于探索事物、探索世界的深层次内涵在其中；另一方面，景颇族在社会生活中善于吸取他人有益的东西，并且能创造性地加以应用，如在现代景颇语中有许多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借词用语，这些是社会生活交流与交往的结果。通过这些交流与交往丰富和发展了自己民族的社会生活，丰富了文化。但客观地讲，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景颇族多居住于边疆、山区，那里交通闭塞，对外交往少，生产、生活条件差，还长期处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在过去漫长的社会进程中，景颇族的社会经济从整体上讲还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经济生活中社会商品含量甚少。

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

作者：  李华瑞著

出版社：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

简介：本书共分三篇。上篇的《宋代酿酒业的发展》通过对宋代制曲酿酒工艺理论（主要是《北山酒经》），黄酒、果酒和配制酒的生产状况，酿酒业的分布、产量，酿酒所用原料品种的变化，以及酿酒作坊的内部结构等问题的探讨，大致勾勒出宋代酿酒业发展的基本轮廓。在这里尤应指出的是关于白酒（俗称烧酒）生产的讨论，过去一般认为我国的烧酒起始于元代，本书运用现代白酒生产工艺学的知识，挖掘和重新诠释唐宋时期文献中的有关材料，从而得出唐宋确有白酒生产的结论。预计此项论证将会对探讨中国白酒生产的起源有所裨益。 中篇《宋代榷酒制度》就宋代的榷酒政策，宋代的酒业管理体制，北南宋几种榷酒形式：官监制、买扑制、特许酒产、榷曲、隔槽法、万户酒制，以及宋代酒的销售制度的纵向发展演变和内在联系作了全面的探讨。此外，对部分地区实行的税酒法及非商品酒的三个系统，亦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下篇《酒课与国计民生》主要论述了五个方面的内容：1.通过对宋代酒价变动趋势、酒价和粮价的互相关系、酒的利润及其分成等问题的描述，揭示出封建国家、酒户、买扑者和酒的直接生产者——酒匠、酒工四者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关系。2.酒课的征收方法、酒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