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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丁福保编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简介: 【目录】 道藏精华录绪言 守一子(丁福保) 道藏精华录一百种提要 道藏精华录凡例 道藏目录详注 明白云霁撰 道藏辑要总目 清蒋元庭辑四六七 读道藏记 刘师培撰 道谱源流图 鲍庭博校订 道学指南 损损斋主人编 说斋 说戒 禁忌篇 戒忌禳灾祈善法 炉火监戒录 宋俞炎著 将摄保命篇 服气长生辟榖法录自宋道藏 天隐子养生书 养性延命录 梁陶弘景撰一 至言总养生篇 怡情小录 清马大年述 养生肤语 明陈继儒著 摄生月令 宋姚称撰 摄生消息论 元邱处机著 摄生三要 明袁黄著 摄养枕中方 唐孙思邈撰 真诰篇 古仙导引按摩法 修龄要指 明冷谦著 黄帝阴符经 唐张果批注 阴符天机经 集注阴符经 阴符经疏 唐李筌疏 老君太上虚无自然本起经 太上赤文洞古经注 长筌子注 太上老君说了心经 高上玉皇心印经 孕真子注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 李道纯注 老君清净心经 太上老君内观经 洞玄灵宝定观经注 老子说五厨经注 广成子解 宋苏轼纂 神仙可学论 唐吴筠撰 坐忘论 唐司马承祯撰 玄宗正旨 仙籍旨诀 裴铏述 诸真语录 真仙要语 七部语要 七部名数要记五 丹阳真人语录 王颐中集 七 大洞真经 朱珪校正 太上老君内日用妙经 太上老君外日用妙经 浮黎鼻祖金华秘诀 广成子著 太上纯阳真君了三得一经 太上无极混元一气度人妙经 周易参同契发挥 宋俞琰撰 周易参同契释疑 宋俞琰撰 周易参同契正义 董德宁注 金碧古文龙虎上经注疏 宋王道撰 入药镜 崔希范著 灵宝毕法 锺离权著 锺吕传道集 锺离权著 唱道真言 胎息经注 幻真先生注 胎息经疏 明王文禄撰 渔庄录 紫清指玄集 宋白玉蟾撰述 悟真篇正义 清董德宁注七 悟真外篇 宋张伯端撰 性命圭旨 规中指南 元陈虚白撰 悟玄篇 孙不二元君法语 清静散人著 丹道秘书 金丹大成集 元萧廷之撰 还源篇 石泰撰 清董德宁辑 复命篇 薛式撰 清董德宁辑 翠虚篇 宋陈楠撰 清董德宁辑 金丹要诀 伍守阳著 天仙正理直论增注 伍守阳 伍守虚注 伍真人丹道九篇 伍守阳撰 老子中经 太清中黄真经五 上清黄庭内景经 务成子撰注 太上黄庭外景经 梁邱子注 太上黄庭外景经 务成子注 灵宝洞玄自然九天生神章经 黄庭遁甲缘身经 枕中经 天蓬神咒 列仙传 汉刘向撰 清王照圆校正 神仙传 晋葛洪著 续仙传 唐沉汾撰 疑仙传 华阳陶隐居内传 宋贾嵩撰 济祖师文集 宋道济撰 海内十洲三岛记 汉东方朔撰五 别国洞冥记 汉郭宪撰 洞天福地记 唐杜光庭撰 司马紫微集 西山群仙会真记 施肩吾撰 长春真人西游记 李志常述 金莲正宗记 樗栎道人编 太上感应篇缵义 清俞樾撰
作者: 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简介:本书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何先生生于1921年,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本书写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何先生以治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蕴,以谦和率真的学者姿态,以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感受,讲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抗战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识和风雅。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何先生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本书不止是一本口述史,更是一本打开历史之门、知识之门,乃至真理之门和思想之门的启蒙之书。当然,该书也因对某些老师的个人感受和真实评价而引发争议。有评价将何兆武的本书、齐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必读书”。追忆美好读书时光《新京报》书评人 苏小和 上学记 最美好的就是自由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本书的口述模式的确过于简单了一些,何先生讲述的诸多道理我似乎也已经知晓。可是,当我把何兆武先生当年的上学经历与我曾经的上学故事进行比较,我意识到现在读者和何先生之间距离,远远大于我们可以想像的距离。那弥漫在西南联大上空自由的学院空气消失了,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空气之中,或者说,自何先生幸福的上学记谢幕之后,我们的上学记根本失去了回忆的愉悦之感。 我这么夸张性的铺排氛围,其目的是想纠正一种思考模式。因为我发现已有的关于何先生本书的评论中,人们多数还是抓住书里阐述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人生价值、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个性张扬、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疏离等等范畴进行劝教,却有意无意将书中涉及到的更加具体的生命和更加具体的细节丢弃了。包括大名鼎鼎的葛兆光,在给何先生写的序言里,也只是就幸福和教养这些抽象的命题进行了解读。我决没有否定这个理念的意思,事实上,何先生陈述的这些理念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普世价值。我只是想说明,本书对读者的冲击,更多的还是老一代读书人的环境和后来读书人的环境之间差别的冲击,这种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彻底改变了后来几代人的命运。这样的改变,不是理论的改变,也不是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是呼吸习惯的改变,血液的改变,行走方式的改变。因为拥有不同的“上学记”,我和何兆武先生几乎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代人,这样的代际区别,不是循序渐进的发展与提升,而是一种醒目的退步,或者说,我们之间的新陈代谢,不是合理的薪火相传,而是一种让人不愿意接受的扭曲。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用比较的方式阅读本书,可能更符合何兆武先生口述历史的真正目的。 何先生在11页里叙述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不同。北洋时期,也就是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提出了“兼容并包”,请的教师里有保皇派辜鸿铭,有早年参加革命后来背叛了的刘师培,有激进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也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各路人才都成为北京大学的座上宾。何兆武感叹,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完全可以把北大封闭,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却在北京大学里制造了在今天看来都为人所羡慕的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 何兆武对他在西南联大的读书经历显然无限怀念,认为这是他读书最美好的岁月。“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隔膜。” 不知道是不是何先生有意要进行一次学习氛围的比较,我在第256页读到了完全不同的读书经历。“起先我以为革大学习和解放前学校里一样,老师指定几本教科书让大家阅读,然后他在上面讲,后来发现不是这样”,何先生的上学记掀开了新的一页:课堂里学习马列毛的基本常识,学习阶级划分、土地改革之类的新政策,但主要是思想改造,这是何先生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革大经常请名人讲座,动辄数百人听,一人拿一个小马扎。对于这种方式,何先生也表现出了不适应,他认为上大课显然不如小课的效果好,二三十人的小课可以讨论发言,大课就没有交流了。台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讲,动不动就四五个小时,话说多了难免千篇一律,而且净是一些鼓动宣传的话,我们一定要胜利等等,这与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太不一样了。 读书记 那么多我们没有读过的书 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我想陈述:上学等于读书。上学很简单,到一个学校里面去,在教室里坐着,有老师讲课,便成为上学了,可是读书却不一样,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仔细读本书,我发现我们和何先生的差别真是太大了。 关于读什么书,我把何先生在本书里提到的书名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大致如下: 小学到中学,何先生读过:《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神秘的宇宙》、《物理世界真诠》、《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总理遗嘱》、《庄子》、《史记》、《古文观止》、《三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丰子恺的《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西洋建筑讲话》、《清稗类钞》、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说部丛书》等等,其中,何先生还特别提到金斯的《神秘的宇宙》和艾丁敦的《物理世界真诠》让他真正开阔了眼界和思路。 大学以后,何兆武先生读过:《元史》、《新元史》、《清史稿》、《世界名歌选粹》、《楚辞》、钱穆的《国史大纲》、《金瓶梅》、《诗经》、《资治通鉴》、《勃朗宁诗集》、《丁尼生诗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自然辩证法》、《西方的没落》、冯友兰《新理学》和《中国哲学史》、金岳林《逻辑》、《雪莱诗集》、《济慈诗集》、葛帮福的《历史学的综合方法》、乌拉穆诺《人生之悲剧的意义》、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梅勒什可夫斯基《诸神复活》、屠格涅夫《父与子》《罗亭》《前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美国独立宣言》、《法国独立宪章》、《联合国宪章、《罗斯福论自由》、《政治科学与政府》、《经济学概论》、《欧洲近代政治文化史》、《圣经》等等。 何先生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听过的音乐也很有意思,他曾经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禀赋不错,想把音乐作为自己的事业,我们不妨简单罗列一下:莫扎特、舒伯特、音乐3B之贝多芬、巴哈和勃拉姆斯、古诺和舒曼的《小夜曲》、托玛斯歌剧《迷娘》等等。 我相信不厌其烦地陈列这些书名,于我于别的读者,都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首先这是一套很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其次我们通过这些书目能够了解到何先生的成长过程,求学经历,甚至包括他的部分知识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面对这些书目,应该问一问自己,哪些书我们读过,什么时候读过,哪些书没有读过,甚至哪些书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当然。有一些书由于时间的原因,已经逐渐被其他更优秀的著作取代,但总体来讲,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所读到的书,除了学校发的一些教科书之外,基本不及何先生的十分之一。 人事记 “一多,一多,何必呢?” 读过本书的人必然注意到了何先生持续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注意到何先生反复强调他的爱国只到爱国为止,决不会因为爱国就把自己的行为延伸到政治领域。先生在197页“一个人的政治底线”里讲了一段很中肯的话,不妨抄录下来: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画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挺兴奋,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会在这一段话前停留下来。中国读书人从来都是热爱政治的,治国、平天下是读书人的终极关怀,何先生用自己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样的传统。仔细分析何先生的这段话,至少我可以读出三层意思:一是爱国是义务,二是提倡非暴力的、和平主义的爱国,三是爱国到爱国为止,决不参与政治。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尤其值得今天的青年思考。我们经常会遇到爱国主义行为在广场上,大街上上演,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值得尊重的行为,可是我们这代人却没有何兆武先生的尺度和理性。总有人在一个全球贸易的时代,提倡抵制某个国家的产品,对着大街上跑动的某国品牌的汽车大打出手,这些行为与何先生理性的爱国主义相去太远,我们继承了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却丢弃了更宝贵的理性与和平尺度。 最后,我想提一提诗人闻一多。何先生在本书里叙述闻一多被刺杀的场面:“我们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后来陆续来了一些人,神态严重。云南大学的尚先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读书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个问题。我想闻一多先生太有激情了,距离政治太近了,可是我们又不能去责怪闻先生,更多的人会怀念他,景仰他。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传统问题。如此卓越的读书人必须要走到街头去为政治大声呼喊吗?如此聪明的诗人必须要成为枪口里的目标,过早离开这个世界吗?我们能不能平心静气地读书,塌塌实实做点学问,与政治远一点呢?可是问题随之而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要敢于说真话,你看到了世界的真相,看到了人间的罪过,也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你就应该有责任,有勇气直接说出来。这是底线,失去了这个底线,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么多书?可叹闻一多先生死去60年,这样的难题还徘徊在我们周围,中国的读书人真是太迷茫了,迷茫到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能够走到哪里去?
简介:《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套装共131册)》包括了:《龚自珍·张南庄卷》、《姚燮·蒋敦复卷》、《冯桂芬·郑观应·黄遵宪卷》、《刘熙载卷》、《王韬卷》、《曾朴卷》、《韩邦庆卷》、《刘鹗卷》、《郑孝胥·沈曾植·朱祖谋·况周颐卷》、《吴趼人卷上》、《吴趼人卷下》、《李伯元卷上》、《李伯元卷下》、《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卷》、《章太炎·刘师培卷》、《梁启超卷》、《包天笑卷》、《王国维卷》、《陆士谔·徐卓呆卷》、《刘大白·夏丐尊卷》、《鲁迅卷上》、《鲁迅卷下》、《苏曼殊·李叔同·姚鹪雏卷》、《叶小凤·恽铁樵卷》、《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卷》、《平江不肖生·顾明道卷》、《严独鹤·郑逸梅·姚苏凤卷》、《徐枕亚·吴双热卷》、《朱瘦菊卷上》、《朱瘦菊卷下》、《郭沫若卷上》、《郭沫若卷下》、《白薇·陆晶清·赵清阁卷》、《张资平·陶晶孙·郑伯奇卷》、《叶圣陶卷》、《范烟桥·程小青卷》、《周瘦鹃·秦瘦鸥卷》、《洪深卷》、《张恨水卷》、《林语堂·徐讦卷》、《朱东润卷》、《茅盾卷上》、《茅盾卷下》、《郁达夫卷》、《胡愈之·邹韬奋卷》、《王统照·胡山源·沈起予卷》、《徐志摩卷》、《丰子恺卷》、《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卷》、《田汉卷》、《庐隐·罗淑卷》、《郑振铎卷》、《彭家煌·叶紫卷》、《瞿秋白·张闻天卷》、《刘呐鸥·穆时英卷》、《李金发·姚蓬子·邵洵美卷》、《阿英·阳翰笙卷》、《夏衍卷》、《曹聚仁·章衣萍·梁实秋卷》、《熊佛西·余上沅·顾仲彝·李健吾卷》、《魏金枝·李俊民·何家槐卷》、《王任叔·王鲁彦卷》、《许杰卷》、《陈毅·夏征农·陈沂卷》、《蒋光慈卷》、《沈从文卷》、《胡风卷》、《冯雪峰·潘汉年卷》、《柔石·洪灵菲卷》、《丁玲卷》、《巴金卷上》、《巴金卷下》、《孔另境·朱雯卷》、《艾芜·沙汀·周文卷》、《叶灵凤·倪贻德·滕固卷》、《刘大杰·陈子展·赵景深卷》、《安娥·关露·白朗卷》、《周煦良·满涛·辛未艾·王道乾卷》、《施蛰存卷》、《戴望舒·徐迟卷》、《陈伯吹卷》、《周天籁卷上》、《周天籁卷下》、《张天翼·蒋牧良·端木蕻良卷》、《于伶卷》、《阿垅·曹白卷》、《杜衡·徐霞村·黑婴卷》、《萧军·罗烽·骆宾基卷》、《陆蠡·丽尼卷》、《陈白尘·孙瑜·姚克·李天济卷》、《周扬·成仿吾·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卷》、《韩侍桁·章克标·杨村人卷》、《柯灵卷》、《殷夫·胡也频·冯铿卷》、《靳以卷》、《艾青·袁水拍卷》、《丘东平·彭柏山卷》、《师陀卷》、《吴强卷》、《林放·徐铸成·罗竹风·郑拾风卷》、《周木斋·周黎庵·金性尧卷》、《姚雪垠·丰村卷》、《傅雷卷》、《徐懋庸·唐弢卷》、《以群·罗荪卷》、《白危·哈华卷》、《萧红卷》、《蒲风·杨骚·任钧卷》、《辛笛卷》、《王西彦卷》、《杜宣卷》、《周而复卷》、《贾植芳卷》、《无名氏卷》、《苏青卷》、《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浞卷》、《包蕾·贺宜卷》、《潘柳黛·予且·施济美卷》、《王元化卷》、《芦芒·闻捷·肖岗卷》、《菡子·柯蓝·李子云卷》、《蒋孔阳卷》、《茹志鹃卷》、《罗洛卷》、《任大霖·钟望阳·任德耀·洪汛涛卷》、《胡万春卷》、《张中晓·何满子·耿庸卷》、《当代戏剧文学卷上》、《当代戏剧文学卷下》、《当代电影文学卷》、《总目录索引》和《存目:钱锺书卷·张爱玲卷》。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作者: 吕思勉著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简介: 《中国通史》是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写给大家的历史经典读物,它是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长期被用作大学教材及青年“自修”读物。作品出版后不断重印再版。仅 在1933―1935年的三年间重版四次,影响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史坛极广 ,是20世纪发行量最大、最受欢迎的一部中国通史。在此之前有柳诒徵《 历代史略》出版(1902年),但系改编自日本人那珂道世的著作。又有夏曾 佑《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与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1904年), 但夏著止于隋,刘著止于西周末,均未完成。故自远古及民国之完全意义 上的“中国通史”,吕氏此书为第一部,被公认为民国以来影响最大的中 国通史。 《中国通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至作者写作之年(1922年),全书共分 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现代史几部分来阐述,贯通三皇五 帝、夏商周等各个时代,内容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 的专门知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民族等各个领域。通贯各时 代,周瞻各领域。另外,本书开列的参考阅读书目,为进一步学习、研讨 历史等学问指明了方向。吕思勉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他博学多识 ,治学规模宏达、视野开阔,特别注重社会状况的阐述。本书渗透着吕思 勉用新方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精神,对史事评述、历史因果关系的 分析,也多平实中肯,发人深思,是一部学习中国历史的公认权威版本。 一书在手,中国历史全知道。
作者: 李晓东 编著
简介: 《北大国学课(超值白金典藏版)》精选了章太炎、吕思勉、刘师培、鲁迅、闻一多、梁启超、钱理群、张祥龙、王娟、张辛、蔡礼旭、彭林、孙开泰等13位学者的作品或演讲录,让你可以 随时随地聆听大师的谆谆教诲,让你在智慧之光的引导下,拥有愈加圆满的人生。入选的这些学者或者是曾在北大任教,或者作为老北大精神的传承者,或者其著作 对北大的学术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国学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学识渊博却不为学识所累,拥有卓越的理念和伟大的思想;他们淡泊名利,保持着自 己独立的人格和道德操守;他们秉天地之气而来,将智慧播撒于人间。他们的经典著作,不仅在文化学术界历来享有盛誉,也在广大读者中间有着较高的知名度。
作者: 汪兆骞 著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2015-8-1
简介: 本书是第一部关于民国清流、一代大师们的长篇集体传记和史诗力作。 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灿烂的局面。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 本书第一次系统地讲述了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们在思想、学术、政见、工作和生活各个层面,互相交流、碰撞、交锋过程中的友谊、恩怨、是非、因缘与分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刻画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品格,忠实讲述了他们的伟大与卑微,崇高与缺陷,描绘了一轴无比辉煌的民国文化巨星画卷。 海峡两岸,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敌对的意识形态,冤家对头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一个不识相且不为时所用的文化人胡适,却同仇敌忾,相互策应,大动干戈,实为历史所罕见,不仅充满悖论,又意味深长,或正因如此,方显承受误会和扭曲的胡适的思想、文化价值。 胡适是位相对清醒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是最早洞悉强调平等忽视自由会带来危险的人,也是认定只热衷主义、不研究问题会给中国造成灾难的人。后来我们对胡适只有批评,没有研究的格局,便是这种恶果。 刘师培沉默多时,他一直对陈独秀、钱玄同有些偏激的言论不以为然,对他们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与反动的唯一标准,尤不敢苟同。刘师培认为,陈独秀、钱玄同等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非但解决不了复杂的文化问题,更有可能误导国人误读历史,只要西学,摒弃传统。 辜鸿铭在那个时代是一道文化风景,他活着是个传奇,他去天国后留下太多关于中国文人的神话。他是个充满矛盾又极为和谐的学者,他变态地猥亵女性,他又淋漓痛快地大骂政客,他到西方留学却一针见血地批判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而最可贵的是他的骂是出于义理和公心。 就群体而论,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人最为放诞,最为淋漓尽致,表现了有操守文人的崇高人性。章太炎将袁世凯授的勋章做扇坠,辜鸿铭拖长辫教训毛姆,金岳霖与鸡共舞,钱玄同“人到四十就该死”……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跃然青史。 “五四”前后,文化的激进派如陈独秀、钱玄同等及文化保守派如林纾、黄侃等,都未能避免偏激。值得深思的是,所有激进派和保守派,在一定历史作用下,常会相互转换。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军阀们留给国人的印象几乎都是作恶多端、狰狞可怖的面孔,殊不知他们退出政坛后,面对日本人的诱惑和收买,却显示出铮铮傲骨,坚决抗日。 黄侃桀骜不驯,却才华横溢,思维敏捷过人,国学功底深厚,为一大家。有一次有人求他代写一篇碑文,约好六日以后来取,等人家取时,他却早已将此事忘得干干净净。他忙让其就座,接着研磨铺纸,凝思片刻,挥毫一蹴而就。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到最后一格。观者莫不叹服……
作者: 傅斯年著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简介: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省聊城人,生于儒学世家。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师从刘师培、黄侃等国学大师,后到英德留学,回国后一直在教育与研究部门任职。他学识渊博,贯通中西,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学校教育等方面均获得了显著成就,一生著述颇丰。他是我国近现代之交,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碰撞中涌现出的一位著名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作者: 夏曾佑著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2006
简介: 中西文化的激烈冲撞、孕育了20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对于19世纪苦难的反思,成为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动因,有识之士几都不谋而合,把修撰“中国通史”作为对既有社会体制,思想文化的病理解剖之道。“进化论”与“唯物史观”成为全部“新史学”的两根杠杆。晚清学制改革,课程革新的需要,更把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推向高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成为“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本书系张元济初建编译所时特聘夏氏所撰,初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出版于1904年6月,至1906年三册出齐,出版者为商务印书馆,1933年商务辑印大学教科书,本书被升格为《大学从书》之一,易名《中国古代史》,20世纪50年代三联书店重印,90年代再度重印…… 黄遵宪赞夏氏云:“兼综九流能说佛,旁通四邻善谈天。红灯夜雨围炉话,累我明朝似失眠。”梁启超评夏氏云“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又评“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得到意见一致。” 夏氏晚年贫病交加,郁郁寡欢。“平生不喜谀附,做官无所干求,升沉听之” 中国历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比较史学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文化之秉承者或唾弃者,中国现代命运之研究家或同情者,大中学生……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谓:“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 这是一部未完成的“名著”。述至隋代,作者就去世了。所以再版只得将“中国历史”更名为“中国古代史”。 本书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成名的新式中国通史”。全书以西方“进化论”之观点,全面梳理中国历史之发展脉络、阶段特征。“中国历史”不再只是单纯的王朝史与帝王史,一变而为社会逐步演进的“整体历史”…… 全书文字流畅,叙述简明,情理并重,学者评为“在当时是最好的,超过了刘师培、柳诒微、京师大学堂诸教师等人的本子”…… 本书被赞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作者: 吕思勉著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简介: 《中国史》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写给大家的历史经典读物,它是我 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长 期被用作大学教材与青年“自修”读物。数十年里不断重印再版,在1933 —1935年的3年间重版4次,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坛影响极大。在此之前 有柳诒徵《历代史略》出版(1902年),又有夏曾佑《最新中国历史教科 书》与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1904年),但夏著止于隋,刘著 止于西周末,均未完成。故自远古及民国之完全意义上的“中国通史”, 吕氏此书当为第一部。 本书上起远古时代,下至作者写作之年(1922年),全书共分为上古 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现代史几部分来阐述,贯通三皇五帝、夏 商周等各个时代,内容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专门 知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民族等各个领域。通贯各时代,周 瞻各领域。另外,书中开列的参考阅读书目,为读者进一步学习、研讨历 史等学问指明了方向。 吕思勉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他博学多识,治史严谨,治学规 模宏达,视野开阔,特别注重社会状况的阐述。本书渗透着吕思勉用新方 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精神。在书中,作者对史事评述、历史因果关 系的分析,也多平实中肯发人深思,是一部学习中国历史的公认权威版本 。
作者: 夏曾佑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12
简介:《民国大学丛书:中国古代史》更符合社会读者阅读和学习的需要,以章节体(或纪事本末体)写成,其长处,作者夏曾佑说得很清楚,即更适合“讲堂之用”。他在《中国古代史》《叙》中说:“是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今兹此编,即本是指。” 《民国大学丛书:中国古代史》文字流畅,叙述简明,情理并重,学者评为“在当时是最好的,超过了刘师培、柳诒微、京师大学堂诸教师等人的本子”…… 《民国大学丛书:中国古代史》被赞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作者: 尤小立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04月
简介:
这是一部研究胡适《说儒》创作缘起、意旨及其所引发的儒学问题论争的专著,列入陈平原主编“学术史丛书”中。《说儒》是胡适*长的一篇文章,近五万字,发表于抗日战争前夕。《胡适之〈说儒〉内外: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试图重新将《说儒》放置在近现代的政治现实和学术史的大语境中考察,从日记、书信、文章著作中挖掘史料并进行再评估,探究胡适对儒学认识的变化轨迹,解释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酝酿到爆发过程中所持立场与其思想根源的关系。
【目录】
“学术史丛书”总序 陈平原/
让儒学回归人文化成——序 姜义华/
*章绪论/
一、 研究的缘起/
二、 学术史回顾/
第二章史、道、儒秩序的重建:晚清民初的原儒说及其出现的原因/
*节晚清原儒论的初创:刘师培的奠基/
第二节题号由古今异:章太炎原儒及其范式意义/
第三节道为儒之本:张尔田的原儒说/
第四节“史”无前例:以江瑔、刘咸炘的原儒为例/
第三章《说儒》前史:影响《说儒》写作的内源性因素/
*节思想碎片:学生时代有关儒家和孔教的认知/
第二节重建学术谱系:系统研究儒家和孔子思想的起始/
第三节《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的“老前孔后”说/
第四章事不阻隔:《说儒》出现前胡适的学术重心/
*节“整理国故”时期的原儒:许地山、陈钟凡、张寿林和狩野直喜/
一、 许地山原儒的神话和比较宗教学视角/
二、 陈钟凡以“礼”解读儒和儒家/
三、 张寿林为狩野直喜原儒说“代言”/
第二节诉诸启蒙:胡适1920—1930年代初的学术重心/
一、 计划之外:胡适“整理国故”的偶然性/
二、 “清学”为何重要?/
三、 从齐学到“国教”:对中古特征及中国思想宗教化动因的求解/
第五章时势造境:《说儒》的出现/
*节胡适学界中心地位的确立及自我反省/
一、 代际更迭:学界新核的诞生与际遇/
二、 名声之累:胡适“暴得大名”后的自省/
第二节学界地位如何消解?学科化、唯物论和清华哲学学派/
一、 史学学科化的客观影响/
二、 唯物论的兴起及其冲击/
三、 哲学学科化、清华哲学学派和冯友兰的反戈/
第三节不意成圣:胡适的孔子式孤独/
一、 少数派:“九一八”事变后胡适“主和”论的内与外/
二、 “孟真是反对我的”:以对日态度和策略分歧为例/
三、 期望与失望:胡适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分歧对其心理的影响/
第六章寻觅重心:《说儒》的文化密码(上)/
*节超越“尊孔派”:《说儒》出现的意味/
一、 孔子乃殷人:《说儒》的雏形/
二、 接力章太炎:《说儒》的学术承续/
三、 《周东封与殷遗民》对《说儒》的启发/
第二节原始的儒:殷遗民和殷民族的教士/
一、 巫史传统的重拾:“儒”之概念的重新定义/
二、 人类学或民族学视角:殷民族教士的特征/
第三节儒之“柔逊”与文化的“倒征服”/
一、 原始“儒”“柔逊”之史实/
二、 现实因素的渗入:儒之“柔逊”说的另一面/
第七章建构重心:《说儒》的文化密码(下)/
*节文化乃王道:文化上的“倒征服”及其历史依据/
一、 “摧刚为柔”:“柔”与“刚”的现实转换/
二、 历史、现实与文化学:文化上“倒征服”的发见/
第二节儒教教主:《说儒》对孔子形象的塑造/
一、 “反孔”与“尊孔”:胡适在不同时空和不同层面的表达/
二、 新形象和新儒行:《说儒》中的孔子/
三、 吊诡的结局:“教主”神话的解构/
第八章《说儒》的争议和反响/
*节青年无畏:学生辈的回应和挑战/
一、 细节辨正:新派青年的质疑/
二、 “先见”各异:旧派青年的商榷/
三、 唯物论影响下的社会史的回应/
第二节新派间的学术博弈:同辈学人的商榷/
一、 意气以外:冯友兰的全面商榷/
二、 借问胡适:郭沫若的“思想战”/
三、 中华文化的宗教起源与人文起源:钱穆师生的驳议/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胡适儒学简谱/
后记/
作者小传/
作者: 张灏著;高力克, 王跃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2006
简介:这是一部关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领袖人物——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的研究论著。它不是一部关于凶们的思想传记集。我的注意力放在19世纪90年代初到1911年这一时期他们的思想发展上,并以此作为探索“转变时期”(1890—1911)思想变迁的门径。我之所以选择这四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都在此时期以不同方式扮演了思想界的主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世界观反映了以往4缺乏研究的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思想风貌。我相信,一并分析他们四人的世界观,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来审视他们的思想和时代。然而,这种分析要求我们离开某些现有文献中居主导地位的课题和方法。下面开始的这些讨论将助于正确地表述我的研究。
作者: 刘师培著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简介: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是1917年刘师培在北京大学国文门讲授文学 史课程时的讲义,今北大博士生导师钱志熙教授评价它“不是一个普通的 讲义,而是近现代中古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是“旧学之殿军, 新学之开山”。 《中国中占文学史》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研究对象,而当时的学术界 ,除章太炎外,都对魏晋玄学相当陌生,连梁启超也认为这一时期是“中 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刘师培率先肯定魏晋玄学“撷佛老之 精华,弃儒家之糟粕”,“不可谓非哲学大昌之时代”,给予魏晋文学充 分的重现。 这本著述作为课堂讲义,其研究方法也促使了北大国文门文学史教学 思想的成熟,1918年北大国文门授课目标是“使学者(指学生)知各代文学 之变迁及其派别”,而刘师培在此之前便开始了探讨文学渊源流变的研究 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亦是近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文学史学科的奠基者 之一。
作者: 杨天石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近代中国的百年期间,社会发生急遽而重大的变化,产生过许多哲人(思想家)和文士(作家)。他们纷纷探求救国、救亡之道,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力图唤醒国人,振兴中华,走民主与富强之路。本书以处于时代潮流和风口浪尖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为对象,立足于诸多罕见的珍贵史料,阐述在近代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作用的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三民主义等重要思潮,探求理论得失及其经验,同时评析龚自珍、林则徐、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鲁迅、陈去病、柳亚子、钱玄同、胡适等人的思想和创作成就,从不同侧面展开近代中国丰富、缤纷的历史画卷。南京临时政府昙花一现,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国民党人继续革命。作者利用在海内外精心访求所得的大量未刊函电、文献、档案、力图回答长期困扰史学界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问题。
作者: 章太炎等著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
简介: “国学”一词,原是太学等学府的名称,在近代新文化运动前后,被赋予新的概念,用来指代“汉学”。随着国学的发展,其广度与深度已得到很大的拓展。现代的国学是以先秦儒家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又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戏剧、明清小说、历代史学等,形成一套独特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时至今日,国学更是成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重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可或缺的基石。 真正的国学大师不仅学贯古今、人格高尚,更具有独到的开创性和深远的影响力。我国学界于近现代涌现出了一批既能放眼世界观天下,又能内省自身得真学的大方之家。他们通过自己一生的努力和思考、探索与沉淀,着眼于更为广阔的入文背景,使传统的国学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更加深刻地揭示了传统国学真实的奥义。他们的成就已成为研究国学、传承国学的宝贵经验和财富,也为后人学习国学架起了一座座桥梁,点亮了一盏盏明灯。 《跟大师学国学大全集》收录了辜鸿铭、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李叔同(弘一大师)、鲁迅、刘师培、阉_多、朱基清、胡适、胡朴安、太虚大师、李大钊等十三位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的代表名著;有纵览国学全貌的通论指导,有国学典籍的选择与阅读指导,有国学思想与流派的研究分析,有国学代表人物的精辟论述,有国学精粹与经典的系统介绍,有中华文字的来龙去脉……篇篇经典,章章精彩,是值得一再捧读的国学精粹。
作者: 陈滞冬著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简介: 当此传统书法再度繁荣发展的时代,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规模不算太大的丛书。我们的主观愿望并不在于给本已很热闹的书法百花园锦上添花,而是企望于能给广大书法爱好者以渴中送水———希望能对他们的书法知识的了解和书法艺术的学习有所帮助,不敢说一定达到指点迷津的效但是,或许可以起到入门引路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对书法艺术的研究者有所裨益———至少是提供一种视角和思考的价值。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初的“书法热”以来,此起彼伏的书法活动和层出不穷的书法出版物实在令人目不暇接。显然,各种活动与出版物的立场、方法、水平、质量等等大不相同。对于有水平和选择能力的书法家、书学家而言,选择其佳者而参与而购买自不在话下,而对于一些初学者而言,则往往于鱼目混珠之中莫衷一是,难以择善。因此,试图邀请一些国内学有所长的中青年研究家分头撰写此丛书得以实施。本丛书一共八本,每本以一、二种书体为中轴,分别 述及该书体之产生、发展及变化的流变史,概略介绍该书体之名称与含义;其次,则对该书体之历史性名作予以评介与鉴析,或侧重艺术风格之分析,或侧重时代背景之剖白,或侧重视觉形式之阐述,或侧重审美内涵之挖掘,不求完满,但求实在,言之求简,论之求确;最后,奢望能高屋建瓴地从该书体的历史演变中定位于当代乃至当下的书法创作,结合具体的艺术实践予 以技法指导,不求琐细,力求精当,不尚空泛,力追平实。总而言之,这是一套融欣赏性与实用性、研究性与操作性、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丛书。它立足于学术化的普及性,又着眼于普及化的学术性。可以说,每位撰述者都抱有如上的意愿,也各自付出了相应的努力,达到了各自的著述效果。 显然,由于撰述者们的艺术观念、学术功力、审美立场、写作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各册之间自不免于水平与著述风格的差异。这种差异我以为并无不可,它正是每位作者自我风格的显现,同时也是自我观念与个体价值的一种完满自由的实现。这种差异恰好体现了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之间的巨大张力,我们必须尊重这一真实,我们也确实看到了真实基础上的自然圆融。八位作者的辛勤努力,八本著述的不同风格,为我们提供了来自不同心灵的感动与思考,我谬为主编之一,深为感动,深表感谢。如果只有不同,这套丛书或许难于统一而不成为一套丛书了。因此,在鼓励和尊重丛书作者的独立见解与表述方法的同时,我们同时也提出了体例一致的要求。可见,统一的体例又是本套丛书的一个粘合剂。这样,读者朋友或许能在松散的联合中感到丛书各册之间的一致性与联系性。 考虑到书法艺术的视觉特征,本丛书大量插图,目的不只在于著述者的阐述之便,更在于为读者朋友们提供较为集中的书法图片,增加信息量,满足必要的视觉需要。似乎可以说,这一体例安排本身,便是我们的编辑意图,而透过这一意图,也明示了我们的一点艺术研究观念。之所以未用彩图而是利用黑白图版,主要是考虑到读者朋友的当下消费水平才如此的。 独立去看,每本书的文字数量都在十万字左右,图版都在130幅至200余幅之间,这该算是“小书”了。但每位作者都很用力,并未因它是“小书”而轻视之。有的作者甚至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去修改文稿,去搜集图版,这不禁使我想到了著名画家李可染先生一再赞赏的“狮子搏象”精神。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小中见大”、“简中寓繁”——多么希望这套小书能实现这一 所有编辑出版者的共同愿望昔年国学大师刘师培著《中国中古文字史》仅以七、八万言终其篇,实在是以小见大、以简驭繁的佳作力构,无怪乎被鲁迅先生所推重,认为它“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同样,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皆数万言而已,然皆为经典著作而传世。我在这里提及这些,只是想说明一点:小书可以大作,要在言之有物、说之有理、述之有据可矣!
作者: [刘师培著];洪治纲主编
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 作为清代传统学术之继往开来者,刘师培不仅承袭了《左氏》家学的深厚渊源,而且吸收了大量西文近代社会科学的先进成果,并在中西结合中成功开辟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因此,刘师培的学术生涯虽很短暂,然在国学领域中,他却获得了颇多具有开创意义的显赫成果。 刘师培的一生,无论是性格命运还是学术思想,都充满了复杂多变的特征。但是,从客观上看,他仍属著述宏富,涉猎广博,且多有创见。齐师培生活于乾嘉学派日益衰歇之际,却因家庭以朴相传,犹有其经史小学的固有基础,又值新学东渐,故所涉当时新学亦广,可谓出于乾嘉而不固守乾嘉,创立新义,既富且精。尤其是他的学术思想史及文学史论著,均具时代特色,形式和内容皆与旧学不同。蔡元培先生在谈及他的学术成就时,曾说:“凡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除诗文集外,率皆民元前九年以后十五年中所作,其勤敏可惊也。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有限量?惜哉!”我们编选的这本书是从刘师培的全部著述中精选出来的,偏重于经学和文学两方面,它可以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 [
作者: 王元化
简介:
王元化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文心雕龙》,1979年出版《文心雕龙创作论》,此作初版即为当时大家所推重,郭绍虞、季羡林、徐复观、王力、钱仲联、王瑶等均予以充分肯定。与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同获首届比较文学荣誉奖。后来多次修订出版,*后定名为,《文心雕龙讲疏》。
本书辨定刘勰出身为庶族,刘勰思想基本以儒家思想为骨干,指出了刘勰思想的前后变化,讲了刘勰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且对《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作了释义本书是研究《文心雕龙》的经典,对我们创作也很有启发,很值得一读。
【目录】
新版前言
序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
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
《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
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
附释:一、心物交融说“物”字解
二、王国维的境界说与龚自珍的出入说
三、审美主客关系札记
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关于艺术想象
附释:一、“志气”和“辞令”在想象中的作用
二、玄学言意之辨撮要
三、刘勰的虚静说
释《体性篇》才性说——关于风格:作家的创作个性
附释:一、刘勰风格论补述
二、风格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
附释:一、“离方遁圆”补释
二、刘勰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
三、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点说明
四、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释《情采篇》情志说——关于情志: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
附释:一、《辨骚篇》应归入《文心雕龙》总论
二、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感情
释《镕裁篇》三准说——关于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
附释:一、思意言关系兼释《文心雕龙》体例
二、文学创作过程问题
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关于艺术结构的整体和部分
附释:一、文学创作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二、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
释《养气篇》率志委和说——关于创作的直接性
附释:一、陆机的应感说
二、创作行为的自觉性与不自觉性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
1983年在日本九州大学的演讲
1984年在上海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
1988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
《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序
《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
《文心雕龙讲疏》日译本序
备考
一、郭绍虞
二、曾祖荫
三、钱仲联
四、徐复观
五、季羡林
六、程千帆
七、兴膳宏
八、朱寨
九、牟世金
十、胡厚宣
十一、罗宗强
十二、钱伯城
【免费在线读】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刘勰的生平事迹史书很少记载,现在留下的《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几乎是仅存的文献资料。这两篇传记过于疏略,甚至未详其生卒年月。清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根据《时序篇》“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一段文字,考定《文心雕龙》成书不在梁时而在齐末。所据理由有三:一、《时序篇》所述,自唐虞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二、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三、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赞美,绝无规过之词。《书后》又说:“东昏上高宗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前。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这一考证经过近人的研究,已渐成定谳。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根据此说进一步考定刘勰于齐明帝建武三、四年间撰《文心雕龙》,时三十三四岁,正与《序志篇》“齿在逾立”之文相契。从而推出刘勰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约当宋泰始初年(465年)生,至梁普通元、二年间(520或521年)卒,得年五十六七岁。至此,刘勰的生平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关于刘勰的卒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就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并《梁僧传》中有关资料,加以对勘,写成《梁书刘勰传笺注》。这篇笺注虽不越《梁书》本传范围,但对刘勰的家世及其在梁代齐以后入仕的经历,都有相当丰富的增补。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不少线索,但仍留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这里首先想要提出刘勰的身世问题。
《梁书》本传说到刘勰的家世只有寥寥几句话:“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灵真、刘尚二人,史书无传,事迹已不可考。但是我们从这里知道灵真为宋司空秀之之弟,而秀之又是辅佐刘裕的谋臣刘穆之的从兄子。根据这条线索,就可以从刘穆之、刘秀之两传来推考刘勰的家世了。杨明照《本传笺注》曾参考有关资料,制出刘勰的世系表①。《本传笺注》分析刘勰的世系表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尤众,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这里所说的臧氏,亦为东莞莒人,是一个侨姓大族,其中如臧焘、臧质、臧荣绪、臧严、臧盾、臧厥等,史书并为之立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称:“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②其中所举能文擅名的士族,舍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彭城到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济阳江氏外,就有东莞臧氏在内。《本传笺注》虽然没有明言刘勰出身士族,但以之比配东莞臧氏,似乎认为刘勰也是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这种看法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序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序录》作者直截了当地把刘勰归入士族。近来探讨刘勰出身的文章也多持此说。
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这是研究刘勰身世的关键问题。自然,在南朝社会结构中,无论士族或庶族,都属于社会上层(当时的下层民众是小农、佃客、奴隶、兵户、门生义故、手工业劳动者等)。但是由于南朝不仅承袭了魏文帝定立的九品中正门选制,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因而使士族享有更大的特权。士、庶区别是南朝社会等级编制的一个特点。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南史?王球传》来说明:“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士、庶区别是国家的典章。当时士族多是占有大块土地和庄园的大地主,有的甚或领有部曲,拥兵自保。晋代魏改屯田制为占田制后,士族可以按照门阀高低,荫其亲属。这也就是说,通过租税和徭役对被荫庇的族人和佃客进行剥削。他们的进身已无须中正的品评,问题全在区分血统,辨别姓望。在这种情况下,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的“谱学”成了专门名家的学问,用以确定士族的世系,以防冒滥。士族拥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实际上成了当时改朝换代的幕后操纵者。至于庶族则多属中小地主阶层,但是在豪族右姓大量进行搜刮、土地急剧集中的时代,他们占有的土地时有被兼并的危险。在进身方面,他们由于门第低卑,更是受到了压抑,绝不能像士族那样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晋书》载刘毅陈九品有八损疏,**条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意思说庶族总是沦于卑位。左思在《咏史诗》中也发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到了宋、齐两朝,庶族进身的条件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梁书?武帝纪》载齐时有“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规定③。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庶族被服儒雅,侥幸升迁高位,但都遭到歧视和打击。《晋书》记张华庶族儒雅,声誉日隆,有台辅之望,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深恩,憎疾之,每伺闲隙,欲出华外镇。《宋书》记蔡兴宗居高位,握重权,而王义恭诋其“起自庶族”。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南齐书》称陈显达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畏惧之色。尝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士、庶区别甚至并不因位之贵贱而有所改变。所谓“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文苑英华》引《寒素论》)。所以,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说,庶族都时常处于升降浮沉、动荡不定的地位。
根据笔者对刘勰家世的考定,并参照他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理由有下面几点:
**,按照士族身份的规定,首先在于魏晋间的祖先名位,其中以积世文儒为贵,武吏出身的不得忝列其数。可是我们在刘勰的世系表中,不能找到一个在魏晋间位列清显的祖先。秀之、灵真的祖父爽,事迹不详,推测可能是刘氏在东晋时的*早人物。《南史》只是说他做过山阴令,而晋时各县令系由卑品充任。至于世系表称东莞刘氏出自汉齐悼惠王肥后,则颇可疑。此说原本之《宋书?刘穆之传》,似乎应有一定根据。但是,南朝时伪造谱牒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新贵在专重姓望门阀的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编造一个做过帝王将相的远祖是常见的事。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书?刘穆之传》中“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话删掉了。这一删节并非随意省略,而是认为《宋书?刘穆之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据《南史》改削《齐书》本纪一事推知。《齐书》本纪曾记齐高帝萧道成世系,自萧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讳。《南史?齐本纪》直指其诬说:“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言,齐典所书,便乖实录。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可见《南史》改削前史是以其有乖实录为依据的。据此,我们知道东莞刘氏不仅没有一个在魏晋间致位通显的祖先,而且连出于汉齐悼惠王肥后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这是刘勰并非出身土族的**个证据。
第二,在刘氏世系中,史书为之立传的有穆之、穆之从兄子秀之、穆子曾孙祥和刘勰四人(其余诸人则附于各传内)。其中穆之、秀之二人要算刘氏世系中*显赫的人物。据《宋书》记载,穆之是刘宋的开国元臣,出身军吏,因军功擢升为前军将军,义熙十三年卒,重赠侍中司徒,宋代晋后,进南康郑公,食邑三千户。秀之父仲道为穆之从兄,曾和穆之一起隶于宋高祖刘裕部下,克京城后补建武参军,事定为余姚令。秀之少孤贫,何承天雅相器重,以女妻之;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他在益州刺史任上,以身率下,远近安悦。卒后,追赠侍中司空,并赠封邑千户。穆之、秀之都被追赠,位列三公,食邑千户以上,自然应该归入官僚大地主阶级。可是,从他们的出身方面来看,我们并不能发现属于士族的任何痕迹。穆之是刘氏世系中*早显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然而史籍中却有着充分证据说明他是以寒人身份起家的。《宋书》记刘裕进为宋公后追赠穆之表说:“故尚书左仆射前军将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此表为傅亮代刘裕所作,亦载于《文选》,题为:《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这里明白指出穆之出身于布衣庶族。《南史》也曾经说到穆之的少时情况,可与此互相参照:“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此事亦见于宋孔平仲之《续世说》)这段记载正和上表“爰自布衣”的说法相契。在当时朝代递嬗、政局变化的情势下,往往有一些寒人以军功而被拔擢高位,参与了**统治集团。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得列入士族。这里可举一个突出的事例。《南史》称:“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敩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这个例子清楚说明身居高位的庶族乞作士大夫,连皇帝都爱莫能助。我们在《南史?刘祥传》里还可以找到有关穆之身世的一个旁证:“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刘祥是穆之曾孙,时隔四世,仍被士族人物呼为“寒士”,更足以说明刘氏始终未能列入士族。“寒士”亦庶族之通称(《唐书?柳冲传》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即以寒士与世胄对举)。总之,细审刘穆之、刘秀之、刘祥三传的史实,刘氏出身布衣庶族,殆无疑义,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二个证据。
第三,再从刘勰本人的生平事迹来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首先,这就是《梁书》本传所记下面一段话:“初,勰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据《范注》说,《文心雕龙》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初。案此时刘勰已居定林寺多年,曾襄佐僧祐校定经藏,且为定林寺僧超辩墓碑制文(据《梁僧传》载,超辩卒于齐永明十三年),不能说是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物。另一方面,当时沈约与定林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里只要举出定林寺僧法献于齐建和末卒后由他撰制碑文一事即可说明。法献为僧祐师④,齐永明中被敕为僧主,是一代名僧。刘勰与僧祐关系极为深厚,而僧祐地位又仅次于其师法献。沈约为法献碑制文在建武末,《文心雕龙》成书在中兴初,时间相距极近。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如果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沈约,似乎并不十分困难。为什么《文心雕龙》书成之后,刘勰不利用自己在定林寺的有利地位以及和僧祐的密切关系去会见沈约,相反却无由自达,非得装成货鬻者干之于车前呢?这个疑问只能用“士庶天隔”的等级界限才能解答。南朝士族名士多以拒庶族寒人交际为美德。庶族人物即使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往见士族,仍不免会受到侮辱。这类故事史籍记载极丰,不烦赘举。沈约本人就是极重士、庶区别的人物,《文选》载他所写的《奏弹王源》一文可为证。东海王源为王朗七世孙,沈约以为王源及其父祖都位列清选,竟嫁女给富阳满鸾;虽然满鸾任吴郡主簿,鸾父璋之任王国侍郎,可是满氏“姓族士庶莫辨”,因此“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斯为甚”。刘勰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这样一个人物,只有出于装成货鬻小贩之一途了。其次,《梁书》本传又说,沈约得书取读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重视的原因,前人多有推测,以为在于《声律篇》,因为它和沈约自诩独得胸襟的《四声谱》有相契之处。纪昀《沈氏四声考》曾谓:“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赏识。”这是不无理由的。距此时不久,刘勰就于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了⑤。不过,尽管《文心雕龙》见重于沈约,尽管刘勰入仕后又被昭明太子所爱接,但二人的史传和留下的文集,竟没有一件事涉及刘勰,也没有出现一句对他称道的话,可见他仍旧“未被时流所称”⑥,其原因很可能和他出身微贱有关。此外,刘勰少时入定林寺和不婚娶的原因,也只有用出身于贫寒庶族这件事才能较为圆满地说明。史称南朝赋役繁重,人民多所不堪,只有士族特邀宽典,蠲役免税。庶族自然不会得到优免。根据当时历史记载,一般平民为了避免沉重的课输徭役,往往只有进入寺庙,因为寺庙是享有特权的地方,入寺庙后可以不贯民籍,免于向政府纳税服役。《魏书?释老志》已有“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之语。《南史?齐东昏侯纪》称:“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出家疾病者亦免。”《弘明集》载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称:“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又僧顺《释三破论》引《三破论》曰:“出家者未见君子,皆是避役。”明明说出当时因避租役而入寺庙是普遍现象。当然,不可否认,刘勰入定林寺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佛教信仰以及便于读书等(当时的寺庙往往藏书极丰)。不过,我们不能把信仰佛教这一点过于夸大,因为他始终以“白衣”身份寄居定林寺,不仅没有出家,而且一旦得到进身机会,就马上离开寺庙登仕去了,足证他在定林寺时期对佛教的信仰并不十分虔诚。再就刘氏家世来看,亦非世代奉佛,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⑦。他自称感梦撰《文心雕龙》,梦见的是孔子,而不是释迦。《文心雕龙》书中所表现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学或玄学思想。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他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居处的动机并不全由佛教信仰,其中因避租课徭役很可能占主要成分⑧。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晋书?范宁传》、《宋书?周朗传》都有当时平民“鳏居每不愿娶,生儿每不敢举”的记载。总之,从刘勰本人的一些事迹来看,只能用出身庶族、家境贫寒的原因才可以说明,否则便很难解释。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三个证据。
有了上面三个证据,现在回过头来,参照一下《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刘勰并没有在这部论著中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直接表示看法。自然,我们从《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和基本观点也可以推出刘勰的政治倾向。不过,这里需要找到一些可以用来论证刘勰家世的更直接的材料。就这方面来说,我以为《程器篇》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字。刘勰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文人的德行和器用,藉以阐明学文本以达政之旨。其中寄慨遥深,不仅颇多激昂愤懑之词,而且也比较直接正面地吐露了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纪昀评《程器篇》说:“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纪昀这个说法虽然也看出一些问题,可是没有进一步去发掘其中意蕴,究明刘勰的愤懑针对哪些社会现象,只是笼统地斥之为“有激之谈,不为典要”就一笔带过了。直到*近,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始对《程器篇》作出较充分的分析。兹摘要录下:“细绎其文,可得二义:一者,叹息于无所凭借者之易召讥谤;二者,讥讽位高任重者,怠其职责,而以文采邀誉。于前义可见尔时之人,其文名籍甚者,多出于华宗贵胄,布衣之士,不易见重于世。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齐以来,循之未改……至隋文开皇中,始议罢之。是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于后义可见尔时显贵,但以辞赋为勋绩,致国事废弛。盖道文既离,浮华无实,乃舍人之所深忧,亦《文心》之所由作也。”这里显然把刘勰的愤激归结到士庶区别问题上面。现在我们就从《程器篇》援引下面几段文字来加以说明。
一、“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磐悬,丁路之贫薄哉!”——这里列举的前人仅西晋王戎时间*近,且出身势豪。(《晋书?王戎传》说他:“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其余管仲以下诸人,已经年代绵邈,似乎与士、庶区别问题无关。但是“纪评”指为非为典要的有激之谈正是针对这一段文字而发。细审其旨,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在这里含有借古喻今的深意,表面似在指摘古代将相,实际却是箴砭当时显贵。《奏启篇》以“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为楷式,《谐篇》用“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来解释民间嘲产生的原因,也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这一点,只要再看一看下面一段引文就更可以明白。
二、“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这一段话*早为鲁迅所重视,他曾经在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中加以援引,并指出:“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刘勰对于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产生的种种恶习所感到的愤懑和不平。正如《校释》所说,他一方面慨叹于布衣寒族无所凭借而易招讥谤,另一方面不满于贵胄士流位高任重而常邀虚誉。《史传篇》:“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刘勰推崇“良史直笔”,而指摘某些史臣文士专以门阀高低作为褒贬的标准,亦同申此旨。
三、“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这里以妇人聪明来说明学文以达政之旨,寓有箴砭时弊之意。当时士族多不问政事,流风所扇,虽所谓英君哲相亦不能免,甚至武人亦沿其流。朝士旷职,多见宽容。《南齐书?褚渊传》称:“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梁书?何敬容传》载姚察之论曰:“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陈书?后主纪论》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这类情况,史不绝书,几乎随处可见。士流不问政事是由于尚于玄虚,贵为放诞。事实上,玄谈在当时已成了登仕之阶。《世说新语》曾记张凭因清谈得到刘真长赏识而被举为太常博士。任彦昇在《为萧扬州作荐士表》中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这些都说明了属言玄远方能入仕。刘勰在《明诗篇》中也批评了江左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的不良倾向。《议对篇》则以贵媵还珠之喻斥责了“不达政体”的浮华文风。这种批评和《程器篇》“学文达政”的主张是声气相通、原则同贯的。
四、“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刘勰为什么以文人习武作为衡量梓材之士的标准呢?此说人多以为异。但是,我们如果参照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不难发现刘勰倡立此说的由来。史称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刘勰撰《文心雕龙》正在此时。当时中原沦丧已久,北魏迁都洛阳,出兵南侵,萧齐皇朝不仅毫无御侮决心,反而不断演出了自相残杀的丑剧。南渡后,士族偏安江左,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耽好声色,体羸气弱。这一点,可引《颜氏家训?勉学篇》的一段文字来说明:“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蹑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夫射御书数,古人并习,未有柔靡脆弱如齐梁子弟者。士习至此,国事尚可问哉?”刘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文事武备并重之论的。
五、“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此说出于儒家。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其所本。这种人生观决定了刘勰的愤懑和不平,不会超越“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儒家思想界线。纪昀说他由于郁郁不得志而发愤著书,这个论断,大体不差。《诸子篇》“身与时舛,志共道申”的感叹,也同样说明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道理。
根据上面的引文和说明来看,《程器篇》在许多场合都对士庶区别这一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而这种批评是正符合于一个贫寒庶族的身份的。由此同样得出了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结论,正与上文考定刘勰家世所得证据完全一致。确定了刘勰属于庶族,就不难发现,他的一生经历都和他的出身有关。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中,贫寒庶族往往处于动荡不定的地位:在经济上遭到排挤,在进身上受到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得时时忍辱含垢。这种受压抑、不稳定的地位使他们对当时社会中的某些黑暗现象感到不满。
刘勰的一生,经过了入寺—登仕—出家三个阶段。他在**个时期,由于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入寺庙,采取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权变之计,发愤著书⑨。他在《文心雕龙》中,吐露了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反对了代表门阀标榜的浮华尚玄的文风,提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从思想体系上来说,他恪守儒家的思想原则和伦理观念。《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他处处都在强调仁孝,对儒家称美的先王和孔子推崇备至。从入寺以来,他就一直怀着儒家经世致用发挥事业的理想,当他一旦有了进身机会,认为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就马上登仕去了。因而,他从**阶段到第二阶段,即由居寺而登仕,完全是合逻辑的发展。这正反映了所谓“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人生观。他在第二个时期由于有了个人的前途,社会地位骤然提高,从而在思想上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自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后,就在言行上充分表现出亦步亦趋地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梁书》本传称:“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据《本传笺注》分析:“步兵校尉因陈表而迁。”此说甚是。梁武帝即位不久即长斋素食,曾三次舍身入寺。刘勰陈表正好投合了这种需要⑩。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刘勰在这个时期所写的《灭惑论》找到更有力的证据。这篇论著标志着刘勰由儒家古文学派立场转变到向玄佛合流(此事将在下章中详论)。《灭惑论》中有一段话说:“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刘勰反对奉太平道的张角和五斗米道的孙恩,似乎是佛道之争。卢悚亦奉天师道。李弘事迹不详,但为道教徒似无疑问。《老君音诵戒经》云:“称名李弘,岁岁有之。”晋时李弘有五,但在汉代史籍中,则尚未查出李弘名字。《灭惑论》所谓“余波所被,实蕃有徒”,正是指此而言。事实上,这种思想乃在于维护社会的统治力量。《诸子篇》:“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照刘勰看来,兵谋诡术都是造成社会动乱的祸源,因此他对于儒家经典以外的《史记》、“诸子”颇多微词。尽管刘勰在仕途中抛弃了以前的愤懑,竭力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幻想通过妥协道路去实现自己纬军国、任栋梁的理想;可是,看来他在仕途中并不得志。梁武帝学兼内外,奉佛教而不废儒书,曾经在这两方面发起过许多活动,史籍和《弘明集》都留下不少记载,其中却找不到刘勰参与的任何痕迹,可见他并未得到梁武帝的重视。到了晚年,他仍落入以前郁郁不得志的处境。梁武帝只命他和僧人一起撰经。他的地位又和入寺时相差无几了。终于他选择了出家遁世的途径,作为自己的归宿。据《梁书》本传称:“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刘勰用燔鬓发自誓的坚决态度来启求出家,可能由于在仕途上感到了幻灭,怀有说不出的苦衷。这就是他由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即由仕途而出家的原因。综上所述,刘勰的一生经历正表明了一个贫寒庶族的坎坷命运。他怀着纬军国、任栋梁的入世思想,却不得不以出家作为结局。他不满于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却不得不向**统治集团进行妥协。他恪守儒家古文学派立场反对浮华文风,却不得不与玄佛合流的统治思潮沆瀣一气。这些矛盾现象只有通过他的时代和身世才能得到*终的说明。
作者: 刘师培著;万仕国点校
出版社:广陵书社,2013
简介:刘师培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分两册,其中第一册共三十六课,第一至第五课详述上古到商代的历史兴替,第六至第三十三课逐一介绍古代疆域分区、交通、民族关系、政治、阶级制度、伦理关系、宗教、文字、学术、风俗、礼制、官制、田制、兵制、刑法、学校、商业、工艺等各方面概况;第三十四至第三十六课分别为古代宫室、衣服、饮食述略。第二册共三十六课,详细介绍西周之兴亡、疆...显示全部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