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元明卷

作者：  黄惇著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简介：　　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借助马背上的骁勇，迅速崛起，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创立了蒙古汗国。数十年间灭西夏，又向西北扩展，征服俄罗斯与中亚、西亚，紧接着侵入长城关内。1234年，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与南宋联合灭了金国，占据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并开始大兵压境向南进军。宋高宗咸淳七年（1271），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中国，结束了300年来国内各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元朝扩大了疆域，比之汉唐更为辽阔。战火连绵使人民痛不欲生，但其后南北统一却使各民族间的文化得比相互交流，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东西方之间因渠道畅通，科学、文化的交流传播也进一步发展。 　　 蒙古定都北京，又以中国为汗国之中心，即是看中了当时在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汉文化和汉族的封建经济实力。“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在战争中，蒙古贵族首领逐渐改变了游牧民族的陈旧观念。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更注意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以文治之道为立国之本。他采纳契丹人耶律楚材和汉人学者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人的主张，推行“汉法”，所订制度，多参照唐宋体例。 　　 元初，尽管因战争的原因，各民族得以广为接触，然因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族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指西域人）为二等，汉人（指女真人和原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契丹人）为三等，南人（指淮水以南原南宋人）为四等，因此汉族人民及汉族士大夫地位卑下，思想十分痛苦。尽管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统治者采纳了汉族儒士提出的“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的建议，重开科举制度，但因此走入仕途的儒生，依然很少。国家各级政权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上，汉人入仕者仅为附庸。元世祖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曾命程钜夫往江南访贤，征得儒士24人，赵孟頫居首选。赵氏出山以后，对元代书画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元代虽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在思想上却并没有重大的钳制，比较宽松。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使汉族士人仕途无望，于是许多人转向文学、艺术方面的奋斗，促使散曲、杂剧、书、画在元代有了长足的进步。 　　 继宋词后发展出的元曲以及在前代基础上发展出的元杂剧，在元代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占有突出的地位，许多作品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社会的矛盾，具有现实主义倾向，这显然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无望仕途，而与民间艺人和下层广大人民广泛联系的结果。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但那些鞭挞社会黑暗、歌颂纯真爱情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倾向，具有大胆的创造精神。 　　在绘画方面，元代如赵孟頫、李衎这样官居高位的艺术家毕竟太少，因此那些拒不入仕或不得志的文人画家，便以陶渊明为理想人物，而小隐于市。他们以山水画或梅、兰、竹、菊寄托情怀，抒发爱国之心与崇高的气节，导致了以重主体情感的写意山水画为主流的文人画的发展。其实即如赵孟頫亦属于在痛苦中度过一生的士大夫文人艺术家，他的作品亦以上述题材为主流，因而在思想感情上他与隐逸画家是一致的，元季山水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王蒙无不受到他的影响。 　　 书法的发展，与文学、绘画等各类艺术一样，都因元代统治者对汉族文人的歧视而受到影响。但由于书法的实用性一面，作为文字的载体，它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回避的。元世祖不善书，却为了他的子孙能在这块汉文化的土地上坐稳江山，而令太子裕宗向指定的名儒学习书法，临写的大字珍藏于东观。其后英宗、文宗、顺帝都研习书法，文宗书受赵孟頫影响宗晋人，顺帝之子爱猷理达腊则书学虞世南。尤其是元文宗于天历二年沿“玉堂”旧制建立了奎章阁，由学士虞集撰《奎章阁记》，集因代法书名画作为内府收藏。元文宗还命柯九思为奎章阁鉴书博士，并在奎章阁集中了一批重要的书家，如虞集、揭傒斯、康里巎巎等。由蒙古贵族为统治者的元代，有此盛举，不能不说是书史上的大事。可惜奎章阁是短命的，仅仅五年，柯九思就因大臣争权、宗室内讧而被撵出朝延。 　　 元代书法的发展最为突出的因素，客观地说还不是帝王于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元初的少数民族书家如辽宗室耶律楚材（1190—1244）等，虽善书，但也不足以有震动书坛的影响力。其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由于领一代风骚者赵孟頫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赵孟頫以精妙绝伦的书画赢得元世祖恩宠和朝野的好评，荣际五朝，官居一品，使得元代绝大多数的书法家仰慕于他。由于他书法推崇二王，提倡复古，影响甚大，因而形成了队伍庞大的赵派书家群。 　　赵孟頫虽身在高位，但一生始终有归隐之心，如前所述他的山水画开启了元四家，在艺术思想上乃与隐逸画家相通。因此这种被压仰的精神创伤不可能不反映于他的书法。书法既不同于绘画直接以形表现，也不同于他自己的诗词可以吟哦出内心的痛苦，只是书法反映得较为隐蔽罢了。在元人统治下，赵氏推重古法，不能不说有恢复传统的一点民族意识；他着意追溯晋人，取晋人之逸趣，也不能不说其有一点寻求超脱之意。他的书法以遒丽、秀逸为基调，以清新脱俗、高雅出尘开启了一代新风，将北宋苏、黄、米等提倡的文人书法，在南宋后期衰微之后，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其书法中体现的书卷之气，后来成为涵盖书坛近500年的楷模。诚如此，元代以赵孟頫书风为主流的书法，较之唐人缺雄放之气，较之北宋少奇逸之趣，则是元代的社会条件之局限使然。 　　 元代的书家除开赵氏一脉，还有隐士一脉。尽管其中不少作者也受到赵氏影响，或因社会地位的共同性而具有一致的审美取向，但其中为数不多的隐士书法家，却有别于赵派书法的风格特征。他们虽具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却不能出仕而报效国家，苦闷的矛盾心理，使他们只能以书法来表现情性，因此比起赵氏一脉来，能更多地流露出自己个性，如吴镇、杨维桢、倪瓒、陆居仁等。虽然此脉远不及赵孟頫影响之大，但不可忽视他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元代帝王为巩固统治还大兴宗教，对各教派基本一视同仁，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都得以传播，其中因佛教和道教在蒙古统一天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因而此二教力量最强，影响量大。佛教寺院之多，道教庙观之大，都是空前的。与此同时，元代帝王采纳汉儒士主张，仍然推重宋代程朱理学，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念。所有这些都在元代的文学、戏剧、绘画中反映出来。元代书家留下了许多他们所抄写的佛经、道经，也正是宗教影响的结果。同时，更因佛教、道教的流行，涌现出一批佛家、道家书法家。例如中峰明本（1263—1323），钱塘人，俗姓孙，性睿敏，元代高僧，为高峰妙和尚的弟子。他是赵孟頫夫妇的佛门师傅。晚居浙江天目山，仁宗召聘不出，赐谥普应国师。书虽初学王羲之，然用笔尖起尖出，类“柳叶”，自居家数，其书作流传日本较多。又如一山一宁（1247—1317），俗姓胡，浙江台州人。南海普陀高僧，大德三年（1299）奉元成宗命，持诏书出使日本，后留住日本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和京都南禅寺。圆寂后日本人追赠“一山国师”，所传佛门学派世称“一山派”。其草书在日本极负盛名，日本当时的书家雪村友梅、虎关师炼均出其门。他的草书师承颜真卿、怀素，狂放有法度，元气淋离。有《雪夜作》、《六祖偈》、《法语》等墨迹传出，在日本尊为国宝。再如雪庵溥光，俗姓李，字玄晖，号雪庵。大同人。元代高僧。学兼内外，淹贯百家，书画俱入神品。其书学颜、柳，“善真、行、草书，尤工大字。国朝禁匾，皆其所书”。他的榜书还影响了高丽。此外，元代禅僧古林清茂（1262—1329）、明极楚俊（1262—1336）、清拙正澄（1274—1339）以及元叟行端、祖瑛、月江正印、龙岩上人、楚石梵琦、了庵清俗等，书法各具特色，表现了佛门书家特有的孤介绝俗之气息。因佛道书家并非元代书法的主流，后面不再展开。 　　 由于元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时代，因此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一些汉化的高层知识分子。他们大都长期生活在中原，与汉族文人接触而受到感染，其中也不乏朝中重臣官僚，如康里巎巎、周伯琦等，都在元代书法家中身手不凡，并对后世书法颇有影响。这些少数民族书家对于交流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元代书法的发展，因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士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这是我们了解元代书法时所不能忽视的。 　　 　　 二、元代书法的复古现象 　　 　　 元代的书法约可分为三期，前期包括蒙古王朝之初到大德之前，即指忽必烈的统治时期。蒙古统一中国之前，因战争连绵，书法不振，所以前期实际上主要指忽必烈灭南宋之后约20年间（1279—1294）。元初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等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中期指从成宗大德时代至文宗天历、至顺时代（1295—1331），元代的书法得以较为充分的发展。这一时期不仅是赵孟頫的书风风靡朝野，而且赵氏的学生辈如虞集、张雨、柯九思、朱德润等亦都活跃于江南和大都，更因文宗酷爱书画设立奎章阁，而使元延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书画艺术家。文宗以后至元末的顺帝时代（1333—1368）是为后期，这一时期康里巎巎 、周伯琦成为帝王身边最重要的书家。此外隐士书法在乱世中也得以突现。总体而论，88年间因赵孟頫的影响，元代书法整个表现出全面复古的趋势。 　　 回顾历史，北宋书法在“宋四家”的倡导下，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写意特征。自宋南渡后，这种文人书法的写意特征却没有再得到充分的发展，模拟当代书家之风转而抬头。最突出的是苏、黄、米的影响，不仅在北地，金朝的书家竞相仿效，南方亦如此。宋高宗赵构曾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翰墨志》云：“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他自己的书法实践，即初从黄，再从米，而意识到须追本源后，则从智永上追二王，故其自云： 　　 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贴》，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 .　　惜南宋为时代所限，宋高宗的这种以回归魏晋而图书法变革的思想，未得拓展。 　　 元初赵孟頫的出现，使元代初期的书风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赵孟頫之前，北方书家多宗颜鲁公，学习苏、米的人也不在少数。但自从赵氏书风的风靡，一股向晋人学习的复古潮流占据了整个朝野，即连由金入元的的鲜于枢，也力主归宗二王，并受到赵氏本人的浸染。古典主义的书风因赵氏的提倡，笼罩了整个元代，继而延续至明代中期。我们将书法史上的这一转折，看成是一次重要变革。 　　 赵孟頫的书学思想，正来源于赵构，他在仕元之前，便从赵构书法入手。一是其为宋王室后裔，所谓嫡系之传；二是赵孟頫的书学观，受赵构影响颇深，只是仕元后赵孟頫因政治上的原因，隐匿不言而已。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毫不隐匿自己的观点，而坦露俗继承宋高宗遗志的决心。赵孟頫言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于印章则提倡汉魏印章贵有“典型质朴之意”，抨击“新奇相矜”、“不遗馀巧”的世俗审美观；其“作诗文皆从李、杜、韩、柳中来，顿扫旧时（指南宋以来）之气习”。因此他的艺术审美观完全是以崇古为立场的，这种崇古思想，导致了他在书法上以晋人书风为尚，再由魏晋上溯两汉、先秦、所以他广涉行、楷、今草、章草、隶书]、小篆乃至籀书。由于赵孟頫的影响，各种书体在元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吾衍、吴叡、周伯琦等多数书家以篆隶名世；印章亦因赵、吾的倡导而由实用艺术转而成为文人艺术，并得到自隋唐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元代的篆隶艺术和文人印章艺术成就，向不太被人重视，而实际上是书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对以后明清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草一体，唐宋罕有人作，而在赵的影响下元代则不乏好手，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巎巎、俞和等均擅章草，元末宋克法前人而创造性地将章草与今草糅合，使章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此外小楷的振兴，也与赵氏的身体力行有关。这些风气使元代书法反映出鲜明的全面复古现象。 　　 赵氏的书法观，集中体现在这样一句话：“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所谓“则古”，即以古法为准则；所谓“今人”，则显然是针对南宋以本朝书家为法的风气而言的。因此赵氏的崇古书法观，正与赵构合拍。不论其初衷如何，客观上却显然有着振兴之意，犹如唐宋八大家之古文运动，乃借古以开今，以法古而力矫时弊也。虞集曾说： 　　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山，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短古法……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险，至于即之（张即之）之恶谬极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末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公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 　　此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赵氏开一代书风的原因，也将赵氏在书法史上的突出贡献阐明。 　　 明代的董其昌一生以超越赵氏为目标，正是从赵孟頫本身超越宋人这一点上得到的启示。大凡书史上开派的一代宗师，都清楚前辈人的笼罩是开启一代新风的最大屏障，因而注意师法文人书法本源。而赵孟頫所领导的这一古典主义的回归潮流，正具有了这种特征。董其昌云：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曰意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已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 　　 这一高屋建瓴的评论，以意与法的辩证关系观照书史，既含蓄地批评了宋人欠法、元人欠意，又含蓄地肯定了宋人取意、元人取法而各能超越前代的优势。而董的意、法统一目标，正是晋人的韵。然平心而论，他的这一目标实是与赵孟頫相同的，只是赵氏所处的时代，既不可能有苏东坡那种抒发个性的自由境界，也不能似米、黄那样狂放颠逸而振迅天真。他也并非完全如董氏所云“虽已意亦不用”，而如宋濂所评的那样，“笔意流动而神藏不露”。客观地说，这是赵氏书法的长处，亦是其弱处。这种在全面回归中恢复古法纯洁性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个性情趣在更深层次上的拓展，并因此而成为这一书法潮流的主要特征。诚如此，以赵氏崇古导致的元代书风，以其典雅、秀逸的书卷之气，为文人书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三 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的开端 　　 　　 元代书家中，书、画集于一身者十分普遍，较之宋代更向前迈进一步，苏轼、米芾尚未在画面上加以题跋，而元代书画家如赵孟頫、柯九思、倪瓒、吴镇、张雨、杨维桢等，均喜在画面上题跋、钤印。画成之后，将时间、姓名、作画的感受、题画诗跋于画上，再钤上印章，一可补意之未尽，二可使文学、书法、印章与画相映成趣，增加了形式感。这种题跋的形式使元代文人画形成了新的风尚。与此同时，画中的书法用笔，在崇尚古法思潮的影响下，也越来越被人重视。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这种观点可视为此时画家自觉地将书法融入绘画用笔的代表。柯九思善写竹石，他甚至认为“写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由此元人在观赏柯九思《竹木图》时，如此写道：“绝爱鉴书柯博士，能将八法写疏篁。细看古木花藤上，更有藏真长史狂。”元代以书法笔法观照绘画的认识，一方面乃由元人重视恢复古法派衍而出，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自北宋以来文人画的用笔技巧。反之文人画在元代的发展也大大促进文人学习书法的欲望，因而成为书法本身发展的一种动力，当时的书画家力主以书入画，认为“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所在”。画上的题跋与以书法入画的风气，使元代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起来，对后世的书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朵云.第六十二集,倪瓒研究

作者：  卢辅圣主编

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简介：　　元代是文人画家的舞台。由士大夫和隐士组成的画家群体主导了绘画图式与趣味的革命，从此前已在艺术上登峰造极的“宋画”中脱胎换骨，建构了以高逸的格调、幽雅的韵致为主要特点的“元画”体系。尽管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讲，“元画”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其中既有元初的“士夫画”、也有“李郭派”山水画和“文苏派”墨竹，但是最能代表“元画”特定内涵的却是元季四家的山水画，而以萧条淡远的画风著称的倪瓒，则将“元画”的独特品质推向了极致。 　　倪瓒的艺术不仅是元代绘画史上的个案，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晚期绘画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数百年来画界对其关注讨论亦从未间断。不过直到20世纪初以后，关于倪瓒的学术研究才逐渐走上较为系统全面的道路，近年来随着对画家生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作品风格的深入研讨，这一课题取得了令人关注的成果，但也存在着颇多争议，本期《朵云》所编选的十多篇相关论文基本上反映了近几十年来在画家生平、艺术思想、艺术作品和风格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今后能够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历史情境中对这一课题作立体的考察，将相关的研究进一步推进。 　　

知中·禅的入门

作者：  罗威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7年09月

简介：

随园食单:图文典藏版

作者：  (清)袁枚著;初志英编译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简介：　　本书是清朝才子袁枚的代表作，袁枚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烹饪学家。他所著的《随园食单》一书是我国清代一部系统地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重要著作。该书出版于1792年（乾隆57年）。全书分为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江鲜单、特牲单、杂牲单、羽族单、水族有鳞单 、不族无鳞单 、杂素单、小菜单、点心单、饭粥单和菜酒单十四个方面。在须知单中提出了既全且严的二十个操作要求，在戒单中提出了十四个注意事项。接着，用大量的篇幅详细地记述了我国从十四世纪至十八世纪中流行的 326种南北菜肴饭点，也介绍了当时的美酒名茶。 　　书中不仅蕴涵了这位大散文家对饮食的理解，也包含了他对生活品位的独特评价和独到见地，读来风趣而有文采。此外，书中还收录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其他经典，诸如：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供》，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元代倪瓒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等，读来别有一番滋味，而且颇有收藏价值。　　

中国书法史,元明卷

作者：  黄惇著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简介：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借助马背上的骁勇，迅速崛起，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创立了蒙古汗国。数十年间灭西夏，又向西北扩展，征服俄罗斯与中亚、西亚，紧接着侵入长城关内。1234年，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与南宋联合灭了金国，占据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并开始大兵压境向南进军。宋高宗咸淳七年（1271），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中国，结束了300年来国内各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元朝扩大了疆域，比之汉唐更为辽阔。战火连绵使人民痛不欲生，但其后南北统一却使各民族间的文化得比相互交流，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东西方之间因渠道畅通，科学、文化的交流传播也进一步发展。 蒙古定都北京，又以中国为汗国之中心，即是看中了当时在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汉文化和汉族的封建经济实力。“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在战争中，蒙古贵族首领逐渐改变了游牧民族的陈旧观念。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更注意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以文治之道为立国之本。他采纳契丹人耶律楚材和汉人学者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人的主张，推行“汉法”，所订制度，多参照唐宋体例。 元初，尽管因战争的原因，各民族得以广为接触，然因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族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指西域人）为二等，汉人（指女真人和原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契丹人）为三等，南人（指淮水以南原南宋人）为四等，因此汉族人民及汉族士大夫地位卑下，思想十分痛苦。尽管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统治者采纳了汉族儒士提出的“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的建议，重开科举制度，但因此走入仕途的儒生，依然很少。国家各级政权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上，汉人入仕者仅为附庸。元世祖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曾命程钜夫往江南访贤，征得儒士24人，赵孟頫居首选。赵氏出山以后，对元代书画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元代虽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在思想上却并没有重大的钳制，比较宽松。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使汉族士人仕途无望，于是许多人转向文学、艺术方面的奋斗，促使散曲、杂剧、书、画在元代有了长足的进步。 继宋词后发展出的元曲以及在前代基础上发展出的元杂剧，在元代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占有突出的地位，许多作品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社会的矛盾，具有现实主义倾向，这显然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无望仕途，而与民间艺人和下层广大人民广泛联系的结果。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但那些鞭挞社会黑暗、歌颂纯真爱情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倾向，具有大胆的创造精神。 在绘画方面，元代如赵孟頫、李衎这样官居高位的艺术家毕竟太少，因此那些拒不入仕或不得志的文人画家，便以陶渊明为理想人物，而小隐于市。他们以山水画或梅、兰、竹、菊寄托情怀，抒发爱国之心与崇高的气节，导致了以重主体情感的写意山水画为主流的文人画的发展。其实即如赵孟頫亦属于在痛苦中度过一生的士大夫文人艺术家，他的作品亦以上述题材为主流，因而在思想感情上他与隐逸画家是一致的，元季山水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王蒙无不受到他的影响。 书法的发展，与文学、绘画等各类艺术一样，都因元代统治者对汉族文人的歧视而受到影响。但由于书法的实用性一面，作为文字的载体，它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回避的。元世祖不善书，却为了他的子孙能在这块汉文化的土地上坐稳江山，而令太子裕宗向指定的名儒学习书法，临写的大字珍藏于东观。其后英宗、文宗、顺帝都研习书法，文宗书受赵孟頫影响宗晋人，顺帝之子爱猷理达腊则书学虞世南。尤其是元文宗于天历二年沿“玉堂”旧制建立了奎章阁，由学士虞集撰《奎章阁记》，集因代法书名画作为内府收藏。元文宗还命柯九思为奎章阁鉴书博士，并在奎章阁集中了一批重要的书家，如虞集、揭傒斯、康里巎巎等。由蒙古贵族为统治者的元代，有此盛举，不能不说是书史上的大事。可惜奎章阁是短命的，仅仅五年，柯九思就因大臣争权、宗室内讧而被撵出朝延。 元代书法的发展最为突出的因素，客观地说还不是帝王于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元初的少数民族书家如辽宗室耶律楚材（1190—1244）等，虽善书，但也不足以有震动书坛的影响力。其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由于领一代风骚者赵孟頫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赵孟頫以精妙绝伦的书画赢得元世祖恩宠和朝野的好评，荣际五朝，官居一品，使得元代绝大多数的书法家仰慕于他。由于他书法推崇二王，提倡复古，影响甚大，因而形成了队伍庞大的赵派书家群。 赵孟頫虽身在高位，但一生始终有归隐之心，如前所述他的山水画开启了元四家，在艺术思想上乃与隐逸画家相通。因此这种被压仰的精神创伤不可能不反映于他的书法。书法既不同于绘画直接以形表现，也不同于他自己的诗词可以吟哦出内心的痛苦，只是书法反映得较为隐蔽罢了。在元人统治下，赵氏推重古法，不能不说有恢复传统的一点民族意识；他着意追溯晋人，取晋人之逸趣，也不能不说其有一点寻求超脱之意。他的书法以遒丽、秀逸为基调，以清新脱俗、高雅出尘开启了一代新风，将北宋苏、黄、米等提倡的文人书法，在南宋后期衰微之后，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其书法中体现的书卷之气，后来成为涵盖书坛近500年的楷模。诚如此，元代以赵孟頫书风为主流的书法，较之唐人缺雄放之气，较之北宋少奇逸之趣，则是元代的社会条件之局限使然。 元代的书家除开赵氏一脉，还有隐士一脉。尽管其中不少作者也受到赵氏影响，或因社会地位的共同性而具有一致的审美取向，但其中为数不多的隐士书法家，却有别于赵派书法的风格特征。他们虽具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却不能出仕而报效国家，苦闷的矛盾心理，使他们只能以书法来表现情性，因此比起赵氏一脉来，能更多地流露出自己个性，如吴镇、杨维桢、倪瓒、陆居仁等。虽然此脉远不及赵孟頫影响之大，但不可忽视他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元代帝王为巩固统治还大兴宗教，对各教派基本一视同仁，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都得以传播，其中因佛教和道教在蒙古统一天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因而此二教力量最强，影响量大。佛教寺院之多，道教庙观之大，都是空前的。与此同时，元代帝王采纳汉儒士主张，仍然推重宋代程朱理学，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念。所有这些都在元代的文学、戏剧、绘画中反映出来。元代书家留下了许多他们所抄写的佛经、道经，也正是宗教影响的结果。同时，更因佛教、道教的流行，涌现出一批佛家、道家书法家。例如中峰明本（1263—1323），钱塘人，俗姓孙，性睿敏，元代高僧，为高峰妙和尚的弟子。他是赵孟頫夫妇的佛门师傅。晚居浙江天目山，仁宗召聘不出，赐谥普应国师。书虽初学王羲之，然用笔尖起尖出，类“柳叶”，自居家数，其书作流传日本较多。又如一山一宁（1247—1317），俗姓胡，浙江台州人。南海普陀高僧，大德三年（1299）奉元成宗命，持诏书出使日本，后留住日本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和京都南禅寺。圆寂后日本人追赠“一山国师”，所传佛门学派世称“一山派”。其草书在日本极负盛名，日本当时的书家雪村友梅、虎关师炼均出其门。他的草书师承颜真卿、怀素，狂放有法度，元气淋离。有《雪夜作》、《六祖偈》、《法语》等墨迹传出，在日本尊为国宝。再如雪庵溥光，俗姓李，字玄晖，号雪庵。大同人。元代高僧。学兼内外，淹贯百家，书画俱入神品。其书学颜、柳，“善真、行、草书，尤工大字。国朝禁匾，皆其所书”。他的榜书还影响了高丽。此外，元代禅僧古林清茂（1262—1329）、明极楚俊（1262—1336）、清拙正澄（1274—1339）以及元叟行端、祖瑛、月江正印、龙岩上人、楚石梵琦、了庵清俗等，书法各具特色，表现了佛门书家特有的孤介绝俗之气息。因佛道书家并非元代书法的主流，后面不再展开。 由于元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时代，因此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一些汉化的高层知识分子。他们大都长期生活在中原，与汉族文人接触而受到感染，其中也不乏朝中重臣官僚，如康里巎巎、周伯琦等，都在元代书法家中身手不凡，并对后世书法颇有影响。这些少数民族书家对于交流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元代书法的发展，因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士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这是我们了解元代书法时所不能忽视的。 二、元代书法的复古现象 元代的书法约可分为三期，前期包括蒙古王朝之初到大德之前，即指忽必烈的统治时期。蒙古统一中国之前，因战争连绵，书法不振，所以前期实际上主要指忽必烈灭南宋之后约20年间（1279—1294）。元初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等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中期指从成宗大德时代至文宗天历、至顺时代（1295—1331），元代的书法得以较为充分的发展。这一时期不仅是赵孟頫的书风风靡朝野，而且赵氏的学生辈如虞集、张雨、柯九思、朱德润等亦都活跃于江南和大都，更因文宗酷爱书画设立奎章阁，而使元延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书画艺术家。文宗以后至元末的顺帝时代（1333—1368）是为后期，这一时期康里巎巎 、周伯琦成为帝王身边最重要的书家。此外隐士书法在乱世中也得以突现。总体而论，88年间因赵孟頫的影响，元代书法整个表现出全面复古的趋势。 回顾历史，北宋书法在“宋四家”的倡导下，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写意特征。自宋南渡后，这种文人书法的写意特征却没有再得到充分的发展，模拟当代书家之风转而抬头。最突出的是苏、黄、米的影响，不仅在北地，金朝的书家竞相仿效，南方亦如此。宋高宗赵构曾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翰墨志》云：“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他自己的书法实践，即初从黄，再从米，而意识到须追本源后，则从智永上追二王，故其自云： 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贴》，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 惜南宋为时代所限，宋高宗的这种以回归魏晋而图书法变革的思想，未得拓展。 元初赵孟頫的出现，使元代初期的书风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赵孟頫之前，北方书家多宗颜鲁公，学习苏、米的人也不在少数。但自从赵氏书风的风靡，一股向晋人学习的复古潮流占据了整个朝野，即连由金入元的的鲜于枢，也力主归宗二王，并受到赵氏本人的浸染。古典主义的书风因赵氏的提倡，笼罩了整个元代，继而延续至明代中期。我们将书法史上的这一转折，看成是一次重要变革。 赵孟頫的书学思想，正来源于赵构，他在仕元之前，便从赵构书法入手。一是其为宋王室后裔，所谓嫡系之传；二是赵孟頫的书学观，受赵构影响颇深，只是仕元后赵孟頫因政治上的原因，隐匿不言而已。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毫不隐匿自己的观点，而坦露俗继承宋高宗遗志的决心。赵孟頫言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于印章则提倡汉魏印章贵有“典型质朴之意”，抨击“新奇相矜”、“不遗馀巧”的世俗审美观；其“作诗文皆从李、杜、韩、柳中来，顿扫旧时（指南宋以来）之气习”。因此他的艺术审美观完全是以崇古为立场的，这种崇古思想，导致了他在书法上以晋人书风为尚，再由魏晋上溯两汉、先秦、所以他广涉行、楷、今草、章草、隶书]、小篆乃至籀书。由于赵孟頫的影响，各种书体在元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吾衍、吴叡、周伯琦等多数书家以篆隶名世；印章亦因赵、吾的倡导而由实用艺术转而成为文人艺术，并得到自隋唐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元代的篆隶艺术和文人印章艺术成就，向不太被人重视，而实际上是书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对以后明清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草一体，唐宋罕有人作，而在赵的影响下元代则不乏好手，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巎巎、俞和等均擅章草，元末宋克法前人而创造性地将章草与今草糅合，使章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此外小楷的振兴，也与赵氏的身体力行有关。这些风气使元代书法反映出鲜明的全面复古现象。 赵氏的书法观，集中体现在这样一句话：“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所谓“则古”，即以古法为准则；所谓“今人”，则显然是针对南宋以本朝书家为法的风气而言的。因此赵氏的崇古书法观，正与赵构合拍。不论其初衷如何，客观上却显然有着振兴之意，犹如唐宋八大家之古文运动，乃借古以开今，以法古而力矫时弊也。虞集曾说： 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山，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短古法……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险，至于即之（张即之）之恶谬极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末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公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 此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赵氏开一代书风的原因，也将赵氏在书法史上的突出贡献阐明。 明代的董其昌一生以超越赵氏为目标，正是从赵孟頫本身超越宋人这一点上得到的启示。大凡书史上开派的一代宗师，都清楚前辈人的笼罩是开启一代新风的最大屏障，因而注意师法文人书法本源。而赵孟頫所领导的这一古典主义的回归潮流，正具有了这种特征。董其昌云：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曰意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已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 这一高屋建瓴的评论，以意与法的辩证关系观照书史，既含蓄地批评了宋人欠法、元人欠意，又含蓄地肯定了宋人取意、元人取法而各能超越前代的优势。而董的意、法统一目标，正是晋人的韵。然平心而论，他的这一目标实是与赵孟頫相同的，只是赵氏所处的时代，既不可能有苏东坡那种抒发个性的自由境界，也不能似米、黄那样狂放颠逸而振迅天真。他也并非完全如董氏所云“虽已意亦不用”，而如宋濂所评的那样，“笔意流动而神藏不露”。客观地说，这是赵氏书法的长处，亦是其弱处。这种在全面回归中恢复古法纯洁性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个性情趣在更深层次上的拓展，并因此而成为这一书法潮流的主要特征。诚如此，以赵氏崇古导致的元代书风，以其典雅、秀逸的书卷之气，为文人书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三 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的开端 元代书家中，书、画集于一身者十分普遍，较之宋代更向前迈进一步，苏轼、米芾尚未在画面上加以题跋，而元代书画家如赵孟頫、柯九思、倪瓒、吴镇、张雨、杨维桢等，均喜在画面上题跋、钤印。画成之后，将时间、姓名、作画的感受、题画诗跋于画上，再钤上印章，一可补意之未尽，二可使文学、书法、印章与画相映成趣，增加了形式感。这种题跋的形式使元代文人画形成了新的风尚。与此同时，画中的书法用笔，在崇尚古法思潮的影响下，也越来越被人重视。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这种观点可视为此时画家自觉地将书法融入绘画用笔的代表。柯九思善写竹石，他甚至认为“写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由此元人在观赏柯九思《竹木图》时，如此写道：“绝爱鉴书柯博士，能将八法写疏篁。细看古木花藤上，更有藏真长史狂。”元代以书法笔法观照绘画的认识，一方面乃由元人重视恢复古法派衍而出，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自北宋以来文人画的用笔技巧。反之文人画在元代的发展也大大促进文人学习书法的欲望，因而成为书法本身发展的一种动力，当时的书画家力主以书入画，认为“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所在”。画上的题跋与以书法入画的风气，使元代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起来，对后世的书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閟阁集

作者：  倪瓒著;江兴祐点校

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

简介：倪瓒，元代画家、诗人。字泰宇，后字元镇，号云林，又署云林子。画史将他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并称元四家。明清时代受到董其昌等人推崇，常将他置于其他三人之上。《清閟阁集》是其诗文集。

封面题：潘运告编著

作者：  潘运告主编;运告译注

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简介：元代画论，当以赵孟頫的理论主张影响最大。元四家在其作画贵有古意的影响下，皆以复古为意，然都不照摹古人，而是求与古人神髓相合，出已之新意。 本书除辑录赵孟頫、倪瓒的画论外，还辑录有李衎的《竹谱》、黄公望的《写山水诀》汤垕的《画论》和《古今画鉴》、王绎的《写像秘诀》、盛熙明的《图画考》、夏文彦的《图绘宝鉴》。《竹谱》详述竹之画法，连黏帧、矾绢、调色和用墨方法也皆述及，同时具载各地各类竹之生态，可谓画竹及竹之百科。《写山水诀》偏重论述水山画法，言简意赅，阐述精辟，是黄公望对前辈和他自己从事山水画创作的经验总结，对明清山水画创作和理论的影响颇深。《画论》我从画法立论，尤得鉴赏要旨：《古今画鉴》不以考证见长，而多偏重于笔墨气韵之间；汤垕强调画的气韵、风神、笔意、笔法，要自出新意，主张当以意写之，不在形似，而以形似为末节。《图画考》和《图绘宝鉴》两书皆是对前人画论摘录的汇编，作者自己的见解不多，故这里对二书各摘录一小部分，以示其大略。 更多>>

无锡文库.第四辑

作者：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11

简介： 无锡历来被誉为人才辈出、人文苍萃之地，所谓“苍圣造端，文教聿起，泰伯入口气肇基梅里，由是人文之盛，冠於南国。硕彦辈出，著述繁富”（高铄泉《锡金历朝著述书目考》序》。明代以前，无锡地区就已出现顾恺之、李绅、尤袤、蒋捷、倪瓒等一代名家；到了明清时期，这种“硕彦辈出，著述繁富”的特点得以充分地体现。据对《江蘇艺文志。无锡卷》 一书的统计，古代无锡地区（包括江阴市和宜兴市）有著述存世或见於载籍的作者，从东汉到元代有一百四十馀家，而明清时期则多达四千四百馀家。其中，尤以诗、词、曲、文别集为多，并且涌现了如口天炳、陈维崧、万树、顾贞观、嵇永仁、杨潮观、周济、蒋春霖等一大批在全国范围内广有影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文人。 本辑为王立人主编的《无锡文库》之第四辑《书画传习录等》，主要收录历代无锡籍作家具有代表性的诗、词、曲、文集或珍稀史料。

丹青圣手——黄公望王蒙吴镇传

作者：  寿勤泽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简介：　　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被称为“元季四家”，在山水画上都有卓越的成就与极高的地位，尤其对近古山水画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这四个人有年龄上的差别，但在泰定初（1324）至至正十八年（1358）左右的30多年间，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虽然他们的生活境遇各有不同，但在画学思想上多有相通的地方。评价“元四家”的艺术成就与文化贡献，需要把他们放到宋元绘画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结合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与绘画思潮、审美趋势的变化发展来作分析评论。

八大山人

作者：  牛志高主编

出版社：安徽美术出版社,2014

简介：八大山人：1624年生于南昌，名朱耷，本是明朝宗室，因清兵入关，明朝覆亡，随隐遁山林国绘画史上的“怪杰”。擅画山水、花鸟、竹木，笔墨简括、冷峭、凝炼，虽着墨不多，均生动尽致，无景处亦成妙境，别具灵奇。中国的文人写意画到八大山人，在笔墨的运用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妙悟者不在多言。其笔墨清脆、构图缜密码，意境空阔，余味无穷，真是画外有画，画外有情，真正做到了笔不工而心恭，笔不周而意周，在这方面八大山入是无与伦比的典范。齐白石称其300年来领袖群伦，为画坛巨擘。 　　朱耷擅花鸟、山水，其花鸟承袭陈淳、徐渭写意花鸟画的传统。发展为阔笔大写意画法，其特点是通过象征寓意的手法，并对所画的花鸟、鱼虫进行夸张，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简练的造型，使画中形象突出，主题鲜明，甚至将鸟、鱼的眼睛画成“白眼向人”，以此来表现自己孤傲不群、愤世嫉俗的性格，从而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花鸟造型。画山水，多取荒寒萧疏之景，剩山残水，仰塞之情溢于纸素，可谓“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为旧山河”，“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可见朱耷寄情于画，以书画表达对旧王朝的眷恋。其画笔墨简朴豪放、苍劲率意、淋漓酣畅，构图疏简、奇险，风格雄奇朴茂。他的山水画初师董其昌，后又上窥黄公望、倪瓒，多作水墨山水，笔墨质朴雄健，意境荒凉寂寥。亦长于书法，擅长行书、草书，宗法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董其昌等，以秃笔作书，风格流畅秀健。本书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获取画卷信息，逼真再现了难得一见的原作风貌，读者能更准确欣赏到这些绘画的独有的用笔特征和微妙的墨色韵味，来满足广大收藏和艺术爱好者欣赏、临摹的需求。

文徵明

作者：  林家治著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

简介：《明四大家研究与艺术鉴赏·唐寅卷》内容简介：“吴门画派”是我国古代最杰出、最有影响的画派。这个画派敢于冲破明代各画派所崇尚的形式主义，大胆地有选择地继承唐、宋、元各家的画法，在自己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别开蹊径，开创了新的艺术境界。这种气概和艺术特色，为历代画派和各家所公认。毫无疑问，“吴门画派”成为了我国明、清四百余年画风的主要倾向。时至今日，其画风仍历久不衰。 苏州为古吴都城所在，故称吴门。自三国、东晋以来，吴门画师便人才济济，前后不绝。南朝梁武帝时名画家张僧繇是苏州人，他创立了佛像绘画及雕刻中的中国风格，擅长人物肖像。唐、代天宝年间苏州出了著名画家杨惠之。元代著名山水画家黄公望、倪瓒、朱德潜等，都是苏州人。据《吴门画史》记载，从晋代到清代，苏州出的著名画家就有一千二百二十多名。但是，作为实力雄厚的画派在苏州出现的，仅有两支。这就是明代的“吴门画派”与清代的“四王”派。其中，“吴门画派”的影响最大，持续时间也最长。“吴门画派”的崛起，绝不是偶然的事情，是我国书画艺术日趋成熟的必然结果。

倪瓒诗画汇通研究

作者：  张洲

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12月

简介：

故宫藏元代花鸟画

作者：  袁杰

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 2001年08月

简介：
中国古代历史上，元代只有近百年，但在中国古代绘画发展史上，元代绘画则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元代花鸟画在继承唐宋五代绘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显著特点就是文人花鸟画的勃兴。当时以“唐之边鸾，宋之徐、黄为古规范式”的设色花乌渐呈颓势，以清淡水墨写意为主的墨笔花乌以及竹石梅兰代之而起。
　元代绘画之所以出现这种新变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政权在各方面对汉民族加以排斥，文人士大夫阶层此时仕途无望，加之不堪忍受民族压迫，因而把绘画作为他们借物言志，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这一时期的主流画家们强调绘画要有“古意”和“士气”，追求物像的内在神韵，抒写画家的主观情趣。在艺术品味上，他们对院体末流艳、俗之弊感到厌烦，追求、向往一种简淡、清新、自然、秀雅的新风尚，于是北宋以来水墨写意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笔墨形式以简逸为上，善用水墨法，重视笔墨情趣，特别注重和强调书法用笔在绘画作品中的表现，突出作品的文学性，并将诗、书、画、印进一步结合，使作品情感美、现实美、形式美交相辉映，开启了元代绘画新风，对后世绘画艺术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涌现出的名家更成为后世楷模。代表画家钱选、赵孟颊、陈琳在继承宋人传统花乌画法的基础上，融人书法用笔，把写意与写实、细笔与粗笔、文人画与院体画融为一炉，成为开宗立派的巨匠。王渊、李衔、顾安、高克恭、柯九思、倪瓒、王冕等，不仅是画竹石梅的大家，而且对其他画科也有很深的造诣，下面将按花卉翎毛和梅兰竹石画两类题材对元代花鸟画的主要画家、重要作品及其艺术风格作一个简要介绍。
【书摘与插画】

The Chinese Painting & Calligraphy

作者：  杨仁恺主编;薛永年等编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简介： 片断： 清代的书法 一、清代早期 （一）遗民书法家傅山、王铎、朱耷、石涛 明清之交，有一批遗民不满新王朝统治，隐遁山林，寄情翰墨。他们往往借书法抒发自己郁懑胸怀，因此作品个性强烈，笔法、结构都很奇倔，傅山是其中代表人物。 傅山（1607－1684），字青主，别字公它，山西阳曲人。是著名的思想家、医学家、画家和书法家。他性格倔强，荐博学鸿词不就，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在书法艺术方面，也追求独特、倔强的意趣。他弱冠学晋唐人楷法，后得赵孟頫、董其昌墨迹，临仿能够乱真。已而感到惭愧，认为自己“是如学正人君子者，每觉觚稜难近，降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者”。遂鄙夷赵体的浅俗，决心改学颜真卿，并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他成熟的书法即追求这种趣味，由于他学习传统的功底深厚，既学过工整的小楷，圆转流丽的赵体、雅淡秀逸的董字，又学过苍劲浑厚的颜体，因此，他书法中的拙、丑、支离、真率，是以工巧、秀媚、方圆、规矩中生发出来的，古拙而不失流畅，苍劲有力而又婀娜多姿。从他最擅长的行、草书中可体会到这种艺术情趣。如行书《丹枫阁记》（藏辽宁省博物馆），笔画圆润而又劲健，寓刚于柔；结体壮实中又含秀逸，兼有颜、柳与二王之气韵，为融合诸家的代表作。草书《孟浩然诗卷》（藏故宫博物院，图235）纵逸跌宕，自由飞动，更多真率之趣，而字与字不相连属，又是融入正书章法的有意安排。他的长幅作品尤其具有“笔力雄奇”的特点；《行书七言诗轴》（藏辽宁博物馆）以草写行，一气呵成，笔势连绵飞动，刚劲潇洒，全幅具有磅礴气势。不过他的行草早期受王铎影响较多。 朱耷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也是一位风格奇特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学钟、王、颜真卿，也得力于董其昌。行、草书最有特点，他善用秃笔、藏锋，线条粗细均匀，转折圆转，布置大小参差，偏中求正。邵长蘅《青门旅稿》说：“行楷学大令、鲁公。……狂草颇怪伟。”张庚《国朝画征录》说：“书法有晋唐风格”；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则指出：“其行草深得查华亭意。”从存世作品看，他早中期的楷书学欧阳询，行书宗董其昌，如《传棨写生册》中的楷书题跋，仿欧阳询；四十九岁在黄安平《个山小像轴》（八大山人纪念馆藏）上的自题，似董其昌。后又兼溶黄庭坚、米芾两家笔势，如五十二岁所绘《梅花图册》中的题款，多黄庭坚笔韵。五十几岁署“八大山人”款以后，通过临写钟繇、王羲之、孙过庭、颜真卿等人，书体为之一变，初较平正，用笔尖锐锋利，结体较少倚侧；六十一岁以后趋于险绝，秃毫飞动，字形错落，如《草书轴》（藏故宫博物院）中“客自短长亭，愿画凫与鹤，老夫时患胛，鹤势打得着”二十字。晚年复归平正，运笔圆润刚劲，结体端庄厚重，如《百字铭》。 石涛与朱耷同为“清初四僧”之一，以绘画著称于世，亦工书法，擅长行楷，面目较多，有的吸取苏轼笔意，有的近倪瓒书貌，有的圆熟，有的奇倔。而本色面目是参以隶体，带六朝造像记笔意。隶书受郑簠影响，也“散朴有致，不检绳墨”。 王铎（1592－1652），是清初一位有代表性的书法家，因入清后为官，时人非议，于他的书名不无影响。从书法功力看，较之傅山还要深厚些。他字觉斯，号十樵，又号嵩樵、痴庵等，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进士，清兵进关后，至南方任福王弘光朝东阁大学士，入清后官至礼部尚书。他的书法诸体悉备，楷书师法钟繇、颜真卿，既端平庄重，又灵巧秀俊，如《楷书王维五言诗卷》。而以“行草为最”（韩昂《图绘宝鉴续纂》），“宗山阴父子”（姜绍书《无声诗史》），亦吸取米芾之长，其师承与董其昌相近，却形成迥然不同风格。董尚柔媚秀逸，王铎却“力矫积习，独标气骨”，以“苍郁雄畅”见胜。梁巘《评书帖》指出他的用笔特点是：“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健，全以力胜”，他既学米芾，以圆转的篆书笔意来写转折，显得沉着含蓄，又时用折锋，增添刚健之势。如《草书学古帖卷》（藏辽宁博物馆）笔势连绵流畅，起笔、转折处又多方笔，凝重而不板滞，刚柔相济，尤以骨胜。他的结体、章法也颇具特色，字形奇险，或东倒西歪，或头重脚轻，章法大小错落，疏密相间，不平衡的字通过字与字之间和谐的安排求得平衡，纵而能敛，险中见正，形成跌宕起伏、对立统一的艺术效果。如《草书杜诗卷》（藏辽宁博物馆，图236）。

书画鼓吹

作者：  李烈初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宇宙万物，美不胜收。星空闪烁，云霞变幻，高山巍峨，大江浩荡，英雄舞剑。墨客操觚，美人含娇，童婴嬉戏，孔雀展屏，锦鳞映波，苍松挂藤，翠竹滴雨，芍药笼烟，芝草挺雾，彩蝶穿丛，流萤消夜……无不赏心悦目，难以释怀。智者乐于心，动乎情，不欲美景如电光石火之消逝，乃画之于岩石，画之于粉墙，画之于纸张，画之于绢素，使美景长驻，佳人不衰，飞莫惊，鲜花难凋。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图画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是画家的再创造。正似倪瓒所谓：“吾自写吾胸中之逸气。”也如齐白石所谓：“木本所无，画本所有。”我与画家心息相通，我爱自然，我能不更爱图画乎！ 　　画有具象，复有抽象。中国的书法，源于象形，进为抽象。区区线条，迷倒无数文人、艺士，以毕生的精力，使书法臻乎铁划银钩，龙飞凤舞，夏云奇峰，冰河危石，惊沙坐飞，孤蓬自振的种种境界。书法之美，是抽象美中的极品。面对名家书法，消疲提神，陶冶情性，延年益寿，有甚于药石者。不亦奇哉！不亦奇哉！ 　　“鼓吹”一词，有三种含义：一种是指阐释发扬。如《世说新语》称：“孙兴公云：《三都》、《两京》，五经鼓吹。”意思是说：《三都》、《两京》，虽然是赋，但骨子里是在阐扬儒家的“五经”精华。还有一种是指演奏乐曲的乐部、乐队。南朝齐孔稚珪，庭草不除，中有蛙鸣，自称可当“两部鼓吹”。青蛙叫，在学者耳中，无异动听的乐队奏乐。还有、指鼓吹的演奏者，即吹鼓手。我的“书画鼓吹”，实含众义而有之。既要阐释发扬书画的奥义妙谛，又要把无声的书画，谱写为优美绝伦的乐曲，更要当一名吹鼓手，为赞颂书画的乐曲奏出动听的音乐。力求“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

宋元明清名画图录,花鸟卷

作者：  本社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简介：中国画艺术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树一帜的特色，在中国民族文化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画各流派逐渐形成了奇葩异卉、斗妍争辉的局面，如渭渭泉水汇成江河，宏深博大、蔚为奇观。 　　宋代绘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戍体系，又互为影响和渗透，构成了宋代绘画丰富多彩的兴盛阶段。 　　元代绘画亲儒重道，礼遇文士，文人画占据了画坛的主流。诗、书、画三者结合，形成了鲜明的时代风格，有力推动了后世文人画的蓬勃发展。 　　明代绘画无论在传统绘画门类、各艺术流派还是绘画题材方面均呈现繁盛的局面，特别是在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画法方面，成就尤其显著。 　　清代绘画文人画风靡，山水画勃兴，水墨写意画法盛行，形成了许多独具个性的绘画风格和纷繁的艺术流派，其中文人画分出崇古和创新两种不同的走向。 　　我们根据历史文献，以宋、元、明、清的历史脉络为序，收录了范宽、马远、崔白、倪瓒、唐寅、董其昌、王时敏等数十位画家的三百幅经典之作，按山水、花鸟、人物分戍三卷出版。 　　制版时，图、文均采取原版复制的方式，为的是给读者保留一点原汁的味道。本套书虽不能囊括宋、元、明、清各代全部精品，但也可使读者对上述年代的中国画艺术有个大致了解。我们相信，这套书的面世给中国绘画的研习者、美术史的研究者以及大中院校师生提供了一套难得的文献资料·如果说我们的劳动能给广大读者有一点帮助或启迪的话，我们甚感欣慰，这也是我们出版此套书的目的所在。

无锡文库.第四辑

作者：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11

简介：　 本辑为《无锡文库》之第四辑《无锡文存》，主要收录历代无锡籍作家具有代表性的诗、词、曲、文集或珍稀史料。 　 无锡历来被誉为人才辈出、人文营萃之地，所谓『苍圣造端，文教聿起，泰伯入吴，肇基梅里，由是人文之盛，冠于南国。硕彦辈出，著述繁实』（高铄泉《锡金历朝著述书目考》序》。明代以前，无锡地区就已出现顾恺之、李绅、尤袤、蒋捷、倪瓒等一代名家；到了明清时期，这种『硕彦辈出，著述繁实』的特点得以充分地体现。据对《江苏艺文志．无锡卷》 一书的统计，古代无锡地区（包括江阴市和宜兴市》有著述存世或见于载籍的作者，从东汉到兀代有一百四十余家，而明清时期则多达四千四百余家。其中，尤以诗、词、曲、文别集为多，并且涌现了如口天炳、陈维崧、万树、顾贞观、嵇永仁、杨潮观、周济、蒋春霖等一大批在全国范围内广有影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文人。　　本书包含《梁溪先生文集（一）》《梁溪先生文集（二）》。

文人画宣言

作者：  冯骥才著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简介：《文人画宣言》内容简介：一次画展上，一位年轻的观者问我：“你的画是文人画吗？文人画和中国画有什么不同？”我笑道：“文人画就是中国画。”谁料他又把话倒过来，问我：“中国画是文人画吗？”把话倒过来，往往就换成另一个问题。这年轻人很善于思辨。我说：“不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这话好似绕口令。他听罢感到不解。我想解释给他，但又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明白，只能做如是说。文人画是中国绘画独有的概念。文人是有主见的人，故而自文人画崛起之日，各种艺术主张的旗号便高高擎起；而后历时千年，更是充满着自我的思想思辨和相互的理论争辩。由王维、苏轼、米芾、赵孟兆页、倪瓒、吴镇，及至董其昌、郑燮、齐白石等等这些中国艺术史上的精英，全都裹入其中。可以说文人画的历史就是中国绘画艺术的思想史与批评史。

中国绘画大师精品系列,董其昌

作者：  王东声著

出版社：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

简介：     董其昌(1555年－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思翁，别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朝政治人物、书画家。董其昌绘画擅长山水，师法董源、倪瓒等人，喜纯用水墨。其山水画如《关山雪霁图》、《秋兴八景册》、《江干三树图》、《山川出云图》、《山居图》属明朝的巅峰之作。王东声编写的这本《中国绘画大师精品系列：董其昌》为我们介绍的就是董其昌的仕途人生、行迹与交游、美学思想、绘画艺术等内容。

Selected cultural relics donnated by Qian Yong & Xu yue

作者：  张欣主编;苏州博物馆编

出版社：古吴轩出版社,2012

简介：钱镛的父亲钱以湘是一位热心公益的实业家，兴许是因为父亲的原囚，钱铺先牛早年远赴日本，在同小人学攻读经济学。毕业之后，在上海跟随妻舅、著名海上画家一代宗师吴湖帆先生学习书画鉴定。 张欣编著的《钱镛徐玥夫妇捐赠文物精选集》收录了《爵》、《蝉形冶》、《缂丝凤穿牡丹图》、《行书五律诗》、《行草七绝诗》、《李花山雀图》、《摹吴镇倪瓒山水》、《兰竹图》、《行书五言绝句》、《行草七言诗》、《行书五言诗》、《竹石图》、《缂丝经袱》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