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作者：  沈语冰著

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

简介：　　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见解：20世纪乃“批评的世纪”。单从一波接一波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夸张。从上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到上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再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批评理论在20世纪的人文学科中确乎风光无限。即就视觉艺术批评来说，与上个世纪潮流迭起的艺术运动一样，艺术批评同样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景观：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罗杰·弗莱[Roger Fry]、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里德[Herbe rt Read]、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lGreenberg]、阿尔法雷德·巴尔[Alfred Barr]、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约翰·伯格[John Berger]、波普艺术批评家群体、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奥利瓦EOliwa]、阿瑟·邓托[Arthur Danto]、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彼得·贝格尔[Peter Burger]、加布利克[Suzi Gablik]、胡伊森[Huyssen]、T．J．克拉克[T．J．Clark]、麦克尔·弗莱德[Michael Fried]、西尔盖·吉博[Serge Guibaut]、唐纳德·库斯比特[Danald Kusbit]、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以及，或许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然而，这些批评家及其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当国内支学批评界对上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数家珍的时候，上述艺术批评家当中的许多人在国内艺术批评界甚至闻所未闻。艺术史向来被认为是本国史学中最弱的学科之一，而艺术批评理论的匮乏无疑加剧了它的不堪。上世纪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史家文丘利[Venturi]曾经断言：一切艺术史都是批评史，因为艺术史中对作品的描述、解释与评价无不涉及艺术批评，或者不妨说就是批评的任务。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艺术史的不满程度，可以从欧美各国质疑艺术史的方法论基础的出版物的持续升温这一事实中见出。可以这样说，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艺才史的方向。相应地，它的缺失也就成了国内艺术史学科的重灾区。 　　 批评家作为现代艺术潮流的孵化者、报导者、仲裁者甚至制造者，早已被公认为当代艺术动力机制中的关键。试想一下这些批评家在催化与帮助人们理解那些艺术运动中的角色：弗莱之于后印象派、阿波利奈尔之于立体派、格林伯格之于抽象表现主义。也许，我们可以援引美国艺术批评家库斯比特的观点作为我们对艺术批评的一般性质的初步认知。他认为，艺术批评家的角色经常是悖谬的。因为当艺术品还很新鲜和怪异时，他就率先，常常是最鲜活地做出反应，并且初步向我们解释它的意义。然而，他的反应又常常不很全面，因为这样的艺术品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过：作品尚未有一个历史，一个据此可以解释“文本”的语境。当批评家将艺术品当作一个当下产品来遭遇时，它还缺乏历史“负载”。事实上，批评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要在历史的法庭上赢得胜诉。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批评家经常是一个对艺术品“充满激情和党派性的观察家”，而不是对其价值做出无翻害的判断的裁判员的原因。正因为它的当代性，他扮演着鼓动家的角色，只能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处理整个案子。对敏感的批评家来说，作品始终让他感到惊异，而他则始终对它保持热度。他会让未来的历史家们去处理诸如解剖艺术品——到那时，它通常已被假定有一个公认的意义一一之类的事情。 　　　　然而，批评家当下的观点常常成为有关该作品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评价。批评家的反应，如果说不是所有未来解释的范型，至少是所有未来解释的条件。他的关注是作品进入历史的门票。现代批评家权力的标志，就是他对新艺术的命名。比如，路易斯·沃塞尔[LouisVauxcelles]的标签“野兽派”和“立体派”就曾大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些风格的理解。通过命名，这些艺术品对未来的人们来说就被赋予了某种本质特征。而且，只不过以“符号圈地运动”[Semioticenclave]——借用乌贝托·埃科[Unberto Eco]的术语一一作为开端的理解，成了话语构型的一整套语言，并且开创了各种观点的全部氛围。说白了，其责任是重大的。格林伯格有一回曾写道，批判性地趋近艺术品的最佳时机是当它的新颖性已经逝去而它自身却尚未成为历史之时。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刻，艺术品的阐释最是未曾得到解决，最是易受攻击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批评家以即席命名的形式所作的当机立断，能够一劳永逸地封存它的命运。因此，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Critics as Artists]当中所说的那样，批评对艺术至关重要；批评把握、保存、培育、提升艺术。 　　　　由于对批评的效验估计不足，也由于对欧美上百年的现代艺术批评缺乏起码的参照，国内艺术批评多少尚处于黑暗中摸索阶段。最近10年来，虽有不少西方当代艺术材料被介绍进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甚至介绍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不甚了了(国内乱轰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即是明证)，或者以一种绕口令般的伶牙利齿在美术界捣浆糊，使本来严肃的学术工作往往成为一场混仗。于是，甚至出现了——据说流行于美术学院——“西方艺术没有什么，他们要等到塞尚以后才有文人画”之类的荒谬绝伦的观点。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其中之一肯定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正当我们奋力抵抗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曾几何时，中国中心主义早已偷偷地从后门溜回来了。事实上，它又何曾从我们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血液中离开过?将艺术界(包括艺术教育界)观念的混淆单纯地归结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因为批评的原义之一就是“辨析”，亦即使观念尽可能清晰地得到表达)，可能失之简单。但是，对西方艺术批评的漠视与无知，已经让我们的学生吃足了苦头。 　　　　后果之一便是今日中国艺术走向了两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极端。在一极，艺术成了一种单纯的笔墨游戏与自娱自乐，一群与当下感性毫不相关的文人雅玩或匠人的玩意见。这类所谓的画家像龟缩在洞穴中的爬行类动物，固执而有耐心地蛰伏在他们的弹丸之地，他们坚固的硬壳足以抵挡任何来自外界的风雨的骚扰，社会的转型、生活的演化、感受性的变迁、审美观念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或者干脆是不存在的。其理论依据据说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化矛盾学说，一种认为在经济一技术、政治一社会与审美一文化之间有着不同步的结构的观点。问题在于，在贝尔那里只是一种“事实”[fact]的描述(还是相互“矛盾”的事实)，到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却成了一种可以遵照无误的“规范”[norm]。另一种理论据说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问题情境”，学说与贡布里希[E．Gombrich]的“图式理论”，一利认为艺术史的风格是艺术家在一定的情境中解决艺术问题的结果的思想。在这儿，波普尔的多样性的“问题情境”被许多人还原为单纯的“形式问题”，而在贡布里希那里是如此丰富而多层次的“趣味逻辑”则被简化为纯粹的“程式与匹配”的“形式课题”(好像贡布里希从来没有关心过趣味的变化似的)。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另一个理由据说来自“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逻辑的观照”。在他们的观照中，20世纪的所谓“三大艺术思潮”，即主张水墨画西化的徐悲鸿与主张中西融合的林风眠都或多或少地失败了，唯独主张“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各自迈向各自高峰”的潘天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一道，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岸的大师。本书作者无意否定上述诸人的成就，对诸大师之间(包括徐、林在内)的排队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我想指出的只是这样一个从未或很少处在人们反思范围中的事实：即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在上海)是如何在上世纪中叶的政治运动与保守主义分子的群起而攻之之下渐渐消亡的。所谓“三大思潮”，不管是西化派、融合派还是距离派，在我看来，只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而20世纪中国艺术史真正的三大思潮中，只有文化保守主义获得了空前成功，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在国内就没有得到过心悦诚服的承认，如今则早已成为新左派批评家反刍的草料，而现代主义的罂粟却像昙花一样烟消云散。但是，它顽固的毒素在被压抑了整整30年以后，终于在80年代中期悄悄绽放。 　　 第二个极端——在我看来是一个更阴险也是更恶毒的极端——就是在90年代以后以发烧似的热度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病毒：后现代主义。正如在欧美，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特别参见法国少壮派理论家费里与雷诺[LucFerry and Alain Renaut]对后现代老大师们的反击之作《60年代的法国哲学》[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以及伊格尔顿[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也是80年代末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新启蒙运动受挫的结果，从此，后现代主义立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最佳救命稻草，并加速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在反对现代主义这一点上的同盟，再次完成了对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扼杀(情形与40年代末有着惊人的相似)。 　　　　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西方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猖獗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80年代初，主要由于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水岭之作《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An UnfinishedProject]的宣读，西方思想界开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强大的批判运动。80与9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可以被归结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这在思想界表现在伽达默尔／德里达[Gadamer／Derrida]之争、哈贝马斯／福柯[Habermas／Foucault]之争这样的大师级理论交锋中，表现在法国新生代思想家费里与雷诺等对前此20年中拉康[Lacon]、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Bourdieu]、博德利亚尔[Baudrillard]、德勒兹[Deleuxe]与利奥塔[Lyotard]的压倒性后现代思潮的直接对抗上，体现在德国中生代思想家魏尔默[A．Wellmer]、霍内特[A．Honneth]与法兰克[M．Frank]对法国思想的全面挑战中。在批评界体现在希尔顿·克莱默对后现代主义“庸人的报复”(参同名批评文集The Revenge of the Philistines)所作的反击上，体现在哈贝马斯与魏尔默对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所作的驳正上，也体现在艺术批评界持久的“沃霍尔[wlarh01]还是博伊斯[Beuys]”的争论中。在艺术运动中，它不仅体现在德国“新表现主义”对美国波普艺术的宣战中，体现在98－99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波洛克EPollock]大型回顾展中(并比较80年代批评波洛克及其高度现代主义的著名论文集《波洛克之后》[Pollocck andAfte门，以及99年出版的“批判之批判”论文集《波洛克：新的取向》[Pollock：New Approaches])，还体现在人们对晚期德朗[Derain]、巴尔蒂斯[Balthus]与莫兰迪[Morandi]的具象绘画的那种持久高涨的热情中。 　　　　90年代以来，几个特殊的案例事实上已经宣判了作为一种持续的哲学、思想文化与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死亡，尽管它的某些假设还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是拙著《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的结论之一。在这些案例中，“海德格尔[Heidegger]事件”、“保罗·德·曼[Paul de Man]事件”与“索卡尔[Sokal]事件”具备足够的典型性。据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只有维特根斯坦EWittgenstein]一人堪与媲美。但是，海氏将希腊的存在本体论、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与现代的逻辑本体论，一视同仁地概念化为“存在一神一逻辑学”[Onto-Theo-Logik]是一种典型的削平论。相应地，他将苏格拉底以后的整个西方历史一律视为“远离神的黑暗”，并于20世纪来到“黑夜之夜将达夜半”的最黑暗时期，也是对西方历史的过分简化的图解(显然是尼采的反启蒙思想“人类历史不是一部进步史，而是一部退化史”的翻版)。由于海德格尔戴上了这样一副哲学墨镜，他就不可能对20世纪现实中的色彩与层次做出区分，从而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一律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在他看来，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统统都是“同一回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德国纳粹运动中以及在其后的“非纳粹化”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事件”的复杂之处固然不容许人们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与他的在世行动中做简单的彼此类推，亦即，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纳粹行为，或者说海德格尔一度的行为证明了他的思想是纳粹主义的，这都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宽泛一点讲，德国20-30年代右翼知识分子(海德格尔、容格尔[Ernst Junger]、舍勒尔[Max Scheler]、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汉语学界”右翼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四尔”)叫嚣着大地、鲜血、战争、种族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点关联，那也委实太天真了! 　　 上世纪60年代，基本上由尼采与海德格尔培育出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后，在美国获得了更为露骨的后现代主义动机。正当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而遭致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的合法性危机之时，由德里达打头，所谓的“耶鲁四人帮”为后盾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地在全球漫延开来。其中最著名者，叫保罗·德·曼。此人极其聪明，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其基本观点是，一切文本都是作者袒露与隐瞒的运作，记忆与遗忘的策略。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而写作与阅读则构成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揭露与掩盖、设访与投射的游戏。80年代末，从他年轻时期的某些档案材料中，人们发现了他原来是纳粹时期一个积极的反犹主义者。于是，美国大学特别是英文系里那些天真的解构主义信奉者们，突然惊讶地意识到了某个事实：解构主义与罪恶意识的压抑(遗忘)之间的不经意流露的关联。 　　　　90年代初，美国的“索卡尔事件”使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点美丽幻象也破灭了。索卡尔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他花费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诈文，其中充满了常识性科学错误同时却充斥了后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奇思妙想与时髦术语，并把它投给了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刊物之一《社会文本》[SocialContext](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上宾詹明信[F．Jameson]是该刊的主编之一)，结果是，此文被登了出来。尽管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远未为人们充分意识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举表明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学术水准已经下降到了何种荒唐的地步。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上述三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破产。“事件”之所以为“事件”，乃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热情，因而卷入了无数文献。围绕着这些事件，人们能够组织起纷纭的思绪，从而给予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实体表现的形式。而这个时代精神状况则是：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应当被理解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的一种病理症状对一点已经获得了清楚的自我意识。后现代主义以其智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与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即便在最为流行的时候，也没有逃脱西方有识之士的尖锐批判。本书多次提及的哈贝马斯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后现代主义看成西方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一个反题。现在，走向终点的反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锋芒，一种新的综合开始到来。那就是“后现代之后”：魏尔默与霍内特之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观，当作如是解。然而，本书作者宁愿坚持一种拓展了内涵的现代主义立场，并认为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或贝格尔的“后前卫艺术”的提法更为可取。因为，如果说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正题，那么，贝格尔所说的旨在摧毁现代主义自主原则的“历史前卫艺术”[historicalavant－garde，指达达主义、早期超现实主义与苏俄前卫艺术]才是现代主义的反题。而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以杜桑[Duchamp]为代表)的延续，某种意义上则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的一个搞笑的美国版(以沃霍尔为代表，参本书所述胡伊森精彩的分析)。因此，导源于对现代性的敏感意识的现代主义，其潜力远未穷尽，而它在遭遇历史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反而显出了更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本书结论中所说的“无边的现代主义”的基本意思。 　　　　然而，正当后现代主义在它的原发地已经走向终结的时候，它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与某些论者不同，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学术界与艺术界鹦鹉学舌的结果(所谓“话语的平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更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动机。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总体性、反主体性、强调动态过程胜于静态结构，与中国前现代性思维是如此合拍，以至于人们稍加思索就不难从后现代主义当中辨别出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扬的后现代主义视觉美学：非线性几何、不对称、反崇高、散点透视乃至中国园林式“后现代空间”……也与中国前现代性美学如出一辙。不是偶然的是，西方鼓吹后现代主义建筑最起劲的查尔斯·詹克斯先生的太太就是一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家。而欧美某些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到中国来兜了一圈后欣快地大叫“后现代建筑在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于是，贫困时代的灾难性混乱、粗野的地方性崇拜与不加克制的复活主义立刻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前卫性。而近年所谓“经济起飞年代”的那些拙劣的伪现代建筑与陈词滥调的现代主义当然不加区分地被宣布为“现代主义的垃圾”。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落脚的时候，正是80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启蒙”遭到重创的时候。这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干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由9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出版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开路，北大与中国社科院一路高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出版事业大游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后殖民文化批评》，直到蔚为大观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似乎只有后现代主义分子才配称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显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后现代主义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左派眼里，难道还有比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主义、理性社会的大监狱、西方中心主义的险恶用心、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全球化的谎言，宣扬身份与差异、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更好的东西吗? 　　　　与保守主义者忽然从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中国前现代性的新的合法性一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从西方后现代主义“没有底盘的游戏”(德里达)、“一切皆可”(邓托)、“快乐的虚无主义”(奥利瓦)以及“正经不起来”(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那里，发明了“政治波普”、“泼皮现实主义”、“新文人画”、“玩得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以及各式各样假冒的观念艺术。但是，与保守主义的危险不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危险并不在于它成了与当下感性全然无关的形式玩物与装饰，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不顾一切形式法则与视觉质量的纯粹的观念。西方“历史前卫艺术”的合理因素在于：他们的反形式[anti－form]与反艺术[anti－art]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特别是经典现代主义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正题之上的。这样，前卫艺术的反题才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语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卫艺术，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个别事件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效应。不仅如此，它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以貌似激进的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代性的先天不健全；并以这种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诉求。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我读到了英国著名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的如下一段话：“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的机构，中国在进口减肥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殖民主义的进程有助于在好坏两方面剥夺第三世界社会的发达的现代性，现在这个进程让位于新殖民主义的进程，由于这个新的进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现代性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性的旋涡。这样，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岳现代性日益戒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一个进一步的矛盾是，在古老与先锋的痛苦张力中，在文化的领域里，再造了一种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经典条件。”(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第139页)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经典条件，本书暂且不论。这里能说的是，从意识到我们的参照系的情形——西方现代主义事业的未竟使命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幻觉——的那一刻起，这种条件就已经在形成之中了。因为，意识的照亮之处，正是救赎的开始之时。本书作者并不自命为这一救赎的努力当中的一部分。我只能满足于在四处弥漫着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雾中保持清醒的尝试，并且坚信，正如文化保守主义一后现代主义同盟曾经欢呼雀跃地宣布中国可以并且应当绕过现代性直接跃入岳现代性是一场白日梦一样，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乃是中国艺术的命运的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纸谎言。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工业社会”的美梦，然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法则、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则，乃至于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而我们在走向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无不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从思想意识到行为习惯上真正确立主体性——黑格尔认为的现代性的本质——的基础地位。回顾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狂热对“主体性”的嘲笑与“解构”，难道还不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吗!事实上，文化的中断与意义的失落(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的曲折与反复)、社会的未分化和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虚假团结，以及个性的匮乏，解释了以下社会现实：由于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的笨拙，以至于“创新”需要被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由政府来加以提倡；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种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现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础，以至于“诚信”居然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礼仪之邦”在遭遇现代市场法则与新型人际关系时的最大问题；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与20世纪极左派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义的压抑，以至于“个性”的不健全始终成为中国各种社会现象最有解释力的终极原因：由于缺乏个性，整个社会才循环地陷于各种“群众运动”之中；由于没有个性，整个社会才经常承受着未分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多元的价值体系及其相应的多元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一个庞大的无边无际的来分化社会的海洋(特鄹是农村)，为顽固的文亿保守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雨一个尚来形成自我意识中心、自我价值定位与自我道德承担的“无中心的”[non－centered]个人。恰恰成了“去中心的”[de－centered]、啕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和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的最佳温床。 　　 本书出版之际，我感到更加有必要感谢徐岱、高力克、毛丹、孙周兴、刘翔诸位先生，他们把我从结束学生生涯不久后的那种心智懈怠与无所事事中挽救了出来。回顾近十年的学术道路，我所取得的每一次转机都与他们在浙大玉泉校区所营造的智性氛围有关。对老浙大的怀念已成为一种珍贵的人生体验。没有一种氛围，一个人什么也干不来。因为你不可能在毫无氛围的情况下凝聚起纷乱的思绪。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有幸前往剑桥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剑桥大学艺术史系主任Dr．Binsky，他的热情好客使我得以自由地使用他们丰富完备的系图书馆和幻灯资料室。而Dr．Alice Mahon的现代艺术史专家与三一学院Fellow的双重身份，不仅给予了我直接的专业指导，而且还让我领略了最古老学院的日常生活气氛。我在剑桥的东道主哲学系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剑桥名士”们的风采。Dr．Raymond Geuss令人惊叹的慷慨博达与逸情雅致，常常令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他的个人背景(出身于美国、长期就学与就勃于德国)及其德国思想史的学术背景，让我在一个视哲学基本为数理逻辑的剑桥环境中找到了“知音”。本书的最后体例就是在与他的无数次讨论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其后去欧陆的游历虽然短暂，但至少部分地实现了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编织的梦想。艺术在这里　　见证了天地人神四方际会、供奉与馈增的游戏(巴台农神庙)，见证了古典时代的英雄精神(万神殿)，见证了中古时期神明与圣明的在场(“欧洲大教堂”)，也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性与神性的卓越平衡。置身于欧洲就是徜徉于艺术。置身于欧洲意味着要回答如下问题：艺术之为美的形式如何与艺术之为真理的在场以及艺术之为道德的进盼相互关联?[How an art as the beau tiful form is related to an art as the present of truth and the stageto morality?]置身于欧洲还意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一种伟大的文明如何屹立于地表，以及在这种伟大的文明中，艺术能够扮演何种伟大的角色?欧洲是真理的声音战胜虚无主义的历史本身，是道德的力量战胜犬儒主义的历史本身，是艺术的激情战胜猥琐无聊的历史本身。而这一历史本身又是如此直观地凝固在欧洲的城市建筑、广场、雕塑以及各大博物馆中!我在欧洲的经历使我懂得，一种伟大的艺术如何可能，以及一种伟大的文明最终怎样结晶于伟大的艺术之中!这一信念已经深深地沉淀于本书的血脉中了。 　　 在我感到有必要感谢的人当中，范景中先生的位置绝对位于前列。我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人当中至少有两人(波普尔与贡布里希)与他的出色工作有关。因此，当范先生询问我可否将此书交给中国美院出版社出版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对写书的人来说，没有比遇到一位好编辑更幸运的事了。周书田女士热情而又高度负责的态度使本书得以最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她不厌其烦地编选与调整大量插图，也使本书严肃的理论面孔变得可忍受了。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感谢一直陪伴我左右的两位女士。她们对我的爱怜与纵容是我生活中的永恒慰藉。刚到欧洲时的单身生活使我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她们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她俩的到来使我的生活得以恢复，并着手此书的写作，因此，把它献给她们，理所当然。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作者：  (英)特雷·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著;伍晓明译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本书初版于1983年，是伊格尔顿向英国普通读者系统介绍和评论西方世纪文学理论的一本专著。作者将起自俄国形式主义的纷繁复杂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革命梳理出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现象学、诠释学到接受美学以及精神分析理论三条主要的发展脉络，对其产生和流变、问题和局限进行了深入分析。本书据1996年第二版译出，新版增加了长篇《后记》，概括了此书初版13年以来西方文学理论领域中所发生的主要变化。

Why Marx was right

作者：  (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李杨，任文科，郑义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2011

简介：《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特装本)》主要内容简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痼疾纷纷显露。从城乡差距、贫富不均到经济掠夺问题，加上全球霸权在金融海啸中显露的腐败，种种迹象显示，让整个世界重新认识、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契机正在显现。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作者特里·伊格尔顿希望厘清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该书通过大量实证内容反驳了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进一步阐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作市场经济体系的可行性，同时还为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观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契合点，对当下的经济建设工作有着深远且具操作性的参考价值。

Why Marx was right

作者：  (英)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著;李杨，任文科，郑义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2011

简介：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痼疾纷纷显露。从城乡差距、 　　贫富不均到经济掠夺问题，加上全球霸权在金融海啸中显露的腐败，种种迹 　　象显示，让整个世界重新认识、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契机正在显现。作为一位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作者特里？伊格尔顿希望通过《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厘清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通过大量实 　　证内容反驳了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进一步阐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指导下运作市场经济体系的可行性，同时还为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观 　　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契合点，对当下的经济建设工作有着深远且具操作性的参 　　考价值。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

作者：  (英)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esota)著;王逢振译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简介：

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

作者：  (英)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著;马海良译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简介：　　本书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代表性论文汇编。全书分几个部分：（1）马克思主义理论；（2）文本政治和性政治；（3）朋友和哲学家；（4）爱尔兰问题，这几个大的方面充分体现了伊格尔顿的哲学美学思考。伊格尔顿现是英国最有影响的批评学，他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论争、驳辩和写作成为马克思主义遗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作者：  (英)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著

出版社：

简介：在其后帝国主义阶段，在一个假定的多元文化的社会里，这一制度不能再令人信服地声称它的价值优于其他制度的价值，仅仅是——关键的后现代术语——差异而已。在这两套价值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比较，因为这就假定存在着一个第三种合理性，它可以把它们都包括进去，它也是正在被否定的东西的一部分。正如伯纳德·威廉姆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事实上是一种绝对荒谬的假设；用不着利用它们二者之间共有舶某一第三种语言，我们就能把英语翻译成为马来语。但是这一行动服务于保护这一统治制度免于任何非常彻底的批评，同时它也服务于增强它的自由主义可信度。更保守形式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了这样一些人的思想，他们相信，如果这个制度要存在下去，真理必须为实践而牺牲。这种行动对杰弗逊或者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来说是神秘化的，而对弗里德利希·尼采来说则完全不是。也许在这方面，庞提尔斯·彼拉多是第一位后现代主义者。但是正如这一方案从未真正成功一样——这是因为，完全牺牲真理的概念使得像宗教和世俗道德这样的社会凝聚力的某些相当有用的原则变得无效——更激进形式的后现代主义开始将他们对真理的怀疑转向他们的统治者对真理的持续不断的需要，这些统治者把真理当作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反讽在于在这样做的时候，在坚持认为真理是权力和欲望的一种作用的时候，他们令人心惊胆战地接近了他们的统治者在实践中所主张的东西。 这一制度所面对的选择可以按照两种不同的自由观之间的一种加以重新改造。一方面有老派的理性的、自足的主体的模式，它完全和更经典的自由资本主义的阶段相对应。这一主体在它的时代是革命的，就像它也是有重大缺陷的一样，事实上这一主体从来没有那么可靠地被发现，这是因为它的那种自足倾向于把它从给了它一个停泊之处的这个世界上拔去，使它只能植根于它自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的欣快症也是一种厌恶，正如浪漫主义者都完全知道的那样。主体的自由使它悲剧性地与自然不一致；但是如果在它与世界结为一体这个意义上使它有了根据，那么这样以一种方式加强它只能以另一种方式削弱它。历史站在自由的主体一边，但是只有借助于将它抱在它的怀中，这样也就限制了它的自主性。主体或是不稳定地悬在空中，被迫处于孤独的自我禁闭之中来为它自己立法，它的内在自由与它的经验主义确定有着神秘的不一致；或者是这一主体被这样一个历史所支持，这个历史本身是对解放的逐渐展开的叙事，但是因此要冒被简约成为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效果的危险。或多或少这是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一种选择。 那么，到了最后，我们碰到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主体，它的“自由”由一种对事实的摹拟组成，这一主体根本没有任何基础，因此他有权在一个本身也是任意的、偶然的、随机的世界中或是焦虑地或是狂喜地自由流动。这个世界，这么说吧，以它自己的无基础作为上述主体的基础，以它自己无需理由的特性为这一主体的自由漂移颁发了许可证。这一主体是自由的，并不是因为它没有被决定，而正是因为它被不确定性的过程决定着。自由和基础的难题就这样被“解决”——但是只是冒着自由的主体本身被排除的危险。因为完全难以看出在这里人可以真正地谈论自由，正如在阳光里舞蹈的灰尘粒子不是自由的一样。就自由的任何“正面”信条而言，一个真正是随机的世界不会长久地停止不动，让我在推进我所选择的计划方面采取合理确定的步骤的意义上，有时间去实现我的自由。自由需要闭合，这是一个后现代主义似乎勉强可以接受的悖论。这就是为什么它的自由观时常是被经典的自由主义赞同的自由的“负面”概念，并且同样漏洞百出。但是至少对于自由主义来说，存在着一种紧密得足以算作这一自由的所在的主体；然而，如果后现代的主体被偶然的力量所扩散，被一种不停的差异的游戏所劈开，那么就不存在着自由的观念可以依附的任何东西。给予这一主体“根据”的努力，就像彼此冲突的过程的作用一样，冒了使其失去意义的危险，并且使得一切关于自由的谈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完全变成多余的。女人成为自足主体——在这一术语合理的而不是奇思怪想的意义上——之后，后现代主义开始解构这整个的范畴。 那么，正是某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学在和某些其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似乎戳穿了的解放的概念打交道。要被解放的稳定身份为什么而存在呢?解放的全部概念是否就是一个内在/外在、表现/压抑范式的另外一个变体呢?那么，也许解放不是某种过程或者事件，而仅仅是在于认识主体这一事物究竟是怎样的，这样说没有什么特别——即使现在，主体怎样在被发散、被去中心以及暂时的意义上是“自由的”，以及它怎样仅仅是我们关于秩序的形而上学时尚，这种时尚使得这一观念成为无价值的。那么，看来我们只要思考就能自由——只要用一种真正的自我的概念代替虚假的。但是这不仅涉及一种后现代主义所讨厌的认识论；它也以一种更为流行的表象重复了哲学唯心主义的传统错误。无论限制自我的是什么，仅仅改变我们对自己的观点是不可能只凭主观愿望就能使它消失不见的，正如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潮流完全懂得的那样。对于这些政治潮流来说，它不是正在改变人关于消除大叙事的思想，好像只要我们都不看着它们，它们就会消失一样，而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本身中的某些物质改造。 最后，我们可以回到“后现代主义”一词的意义含混的“后”字上。现代性的哪一个部分已经被后现代主义留在了身后呢？它的一切？人的平等的概念以及历史进步的观念？妇女的解放以及工人阶级的解放？对个人自由和良心的信仰以及对理性权威的信仰？现代性的某些部分像革命的观念一样，似乎在理论上已经崩溃，但在实践上没有，正如东欧最近的革命事件所证明的（对后现代主义来说，应该感到窘困的是，正当它把政治革命、集体主体和划时代的改造等概念作为如此形而上学华而不实的东西加以抛弃的时候，这些事情在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地方爆发了。然而，它也给了这些理论家某些安慰：上述革命迅速地转向了他们自己所称赞的市场文化）。普遍进步的信仰已经遭受了一次打击，但是特殊种类的历史进步（例如种族隔离的打破）仍然可能发生，虽然这种解放决非是普遍的，但也难以知道为什么任何人都不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但是，也许，它涉及到“目的论”的可怕概念；现在我们可以转到这一点以及其他事情上了。 ……

文学阅读指南

作者：  （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范浩 译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5-1

简介： 是什么让文学作品或好或坏？读者如何可以自由解释呢？诸如《黑绵羊巴巴叫》之类的童谣，是否可以充满隐藏的厌恶、反感以及侵略？在这本书里，特里·伊格尔顿比较有趣地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文学阅读指南》对于文学研究的学生，以及所有其他感兴趣的读者而言，都是一部加深他们理解、丰富他们阅读体验的理想选择。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作者：  Terry Eagleton

出版社：

简介：　　本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一特里·伊格尔顿的代表作，系统介绍了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发展演变的脉络，在全世界有着广泛影响，并成为当代欧美许多大学文学专业的教科书，即使与伊格尔顿持不同观点的教授也不得不承认：“我没有更合适的教科书可用了。”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作者：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原著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

简介：20世纪的思想史，从主流上看，也许可以这样描述：胡塞尔、海德格尔发起现象学，萨特在此基础上提出存在主义，罗兰·巴尔特、德里达开创符号学及解构主义，弗洛伊德、雅克·菜康开创精神分析，但横亘于20世纪最大的思想山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贯穿了20世纪，成为百年不衰的显学。灿若群星的思想大师，伊格尔顿、福柯、阿尔都塞、庸明信、本雅明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等树起了20世纪思想史上最显要最明亮的里程碑。在今天的知识分子生活里，走在考博路途中的书生或者任何一位喝下年茶的知识分子，不涉及或言谈以上人物和知识，那就是20世纪的思想真空人。 克鲁泡特金(1842 1921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生于俄国贵族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宫廷封建教育极深。1872年，他在瑞士旅游时，受当时西欧革命运动和俄国流亡者的影响。l874年，他因宣传革命入狱；l876年越狱逃往西欧，开始了流亡生活。他致力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写作，其代表作有《一个反抗者的话》《田园、工厂、手工场)》《一个革命者的回忆》《互助论》《面包与自由》等，提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这些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典箱，产生过巨大影响，被译成多种文字。 《面包与自由》是作者在1886年，就法国社会改造而写的。他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批判了现实社会制度，对代议制、法律、强权等，进行了分析与抨击。同时提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经济与政治主张——若废除私有制，实行共产共有、经济平等，消灭国家，取消政府，废除法律，由各种自由联合的社团代替强权的国家，由社团成员的自由意志，代替法律的力量，以互助的形式和科学的方法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等。 本书作者，同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样，憎恶资本主义，充满平等富裕的理想，挑战统治者。本书可以看成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宣言。 克鲁泡特金不是一个全然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延继了马克思的主要思想。作者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才是人类完美的道路。编译此书，供那些在知识花园中漫步的人饭后茶余阅读，可能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伟大名著：这是一部对全球知识界有着非凡影响的文化名著，是充实和完善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著作之一，是每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完成知识储备最低要求的读本之一。 　 凝炼编译：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凝炼编译，充分突出了原著的思想精要和机智论述，使阅读变得既准确又快捷，更适合当代人快节奏生活下的阅读习惯。 图释延展：从人类古今图库中精选的绘画、摄影插图，极大地延展了全书的知识面，弥补了学术著述的读者局限性，第一次使学术著述在面对大众阅读时变得更加轻松明快。

Meaning of life

作者：  (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朱新伟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12

简介：　　我们都曾对人生的意义感到困惑。这个问题是否有答案？答案是否取决于我们？或者它不过是一个伪问题？在这部充满睿智和生气又能激发思考的作品中，特里·伊格尔顿展现了许多世纪以来的思想者，从莎士比亚、叔本华到马克思、萨特、贝克特，对人生意义问题的探索。作者知道，“本书的许多读者很可能会像怀疑圣诞老人的存在一样怀疑人生意义”，但同时又认为，在需要寻求共同意义的当今之世，我们有必要回答这个所有问题背后的问题。

Idea of culture

作者：  (英)特瑞·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著;方杰译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特瑞·伊格尔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家之一。鉴于“文化”是英语中两三个最为复杂的单词之一，他在自己的新著《文化的观念》中对文化的不同意义做出了区分，旨在以此将一般的读者引入当代有关文化的论争。 在这本著作中，作者用一种敏锐的相关性对后现代的“文化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文化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试图从非自然主义的角度重新揭示诸如人性之类的概念的重要性。本书不仅坚决反对文化研究领域的某种时髦的民粹主义，而且提醒人们注意文化精英主义的种种不足。另外，本书还对文化在我们的时代如此举足轻重的原因进行了根本性的追问，极具煸动性地提出，在承认文化的重要性的同时，现在是将它放回原位的时候了。

Figures of dissent:critical essays on Fish, Spivak, Zizek and others

作者：  (英)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著;刘超，陈叶译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简介：《异端人物／当代思想前沿系列／凤凰文库》编著者特里·伊格尔顿。 这本书名日《异端人物》，听起来就很有诱惑力，读前猜测里面大抵蕴藏了许多爆炸性的思想。但读后却感到，这本书像是作者在课余，邀约我们坐在咖啡馆里，听他侃侃而谈读书体验。书中所选人物五行八作，并没有特定的范围，从哲学家到作家，从演员到体育明星，也许作者在这里玩了个小把戏，打着“异端人物”的幌子把读者忽悠进他的书中。至于所谈论的话题，真可谓无所不包，从爱尔兰历史到法兰克福学派，从浪漫主义文学到性或身体。即使有些触及异端人物之异端思想，他又以独特的英式幽默加以调侃，一定程度上又解构了异端人物之异端思想的异端性。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作者：  特里·伊格尔顿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17年03月

简介：

伊格尔顿作为一位坚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处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英文原版出版于2011年），本着对马克思主义深入系统的研究，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本书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理论立场，其主旨就是要“展示马克思观点的合理之处”，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已经改变了历史进程，而且在今天依旧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伊格尔顿主要反驳了现代社会中10种常见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偏见，即：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实践有害论；马克思主义宿命论；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论；马克思主义还原论；马克思主义机械唯物论；马克思主义阶级痴迷论；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论；马克思主义集权国家论；马克思主义地位边缘论。伊格尔顿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对上述观点给予了强有力的反驳。

牛津迷案

作者：  吉列尔莫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年04月

简介：
远渡重洋来到牛津大学深造的阿根廷数学系留学生，刚到牛津不久即卷入一宗谋杀案：一个夏日午后，他的房东老太太在家中被杀。与他同时赶到现场的是牛津大学数理逻辑学泰斗阿瑟•塞尔登教授，因为有人在他的信箱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画着一个圆圈，并写着：“序列的第一个。”
接二连三的人被不露痕迹地杀害，每次案发前后，塞尔登教授周围总是出现一个奇怪的符号。种种迹象表明，凶手是在通过杀人，向塞尔登教授发起数理逻辑的挑战……
数学发明创造的动力不是推理，而是想象力的发挥。
——英国数学家 德•摩根

真相和能被证实的部分真相之间是有差别的。
——小说主人公 阿瑟•塞尔登


【前言】
导读：与哥德尔一起散步

蔡天新

1

为一部推理小说撰写导言，可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因为你必须小心翼翼，不能透露太多有关凶手的信息。否则，一旦走漏风声，不幸购买此书的读者一定会记恨于你。尤其这部小说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书中几乎提及了二十世纪所有重要的数学进展，并以此为一起连环凶杀案增加了悬疑气氛，同时也为读者设置了智力障碍。幸好，笔者在数学方面学有所长，后面这一点才没有增加我的写作难度。在此，笔者将利用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对本书的人物和背景作一个尽可能清晰的梳理。
这部小说用第一人称来叙述，主人公和小说的作者一样是阿根廷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说起布大，笔者曾到访过，它是革命者切•格瓦拉的母校，那位擅长虚构和推演的大作家博尔赫斯成名后也担任过该校的西班牙语文学教授。一九九三年夏天，这位年方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得到一笔奖学金，远赴英伦来到牛津大学深造。他的导师艾米莉•布朗森是一位才高心细的女教授，把学生安排在自己老师的遗孀伊格尔顿太太家寄宿，与老太太同住的则是她年轻貌美的孙女、大提琴手贝丝小姐。
贝丝小姐的双亲在一起车祸中身亡，她是祖父家产唯一的继承人，自小受到祖母的严厉管束，为此感到非常苦闷。老太太虽然坐在活动轮椅上，智力仍不减当年，她年轻时曾是全英国填字游戏大赛的优胜者，因此被征召入伍，成为阿兰•图灵率领的破译纳粹德国通讯密码的数学家团队成员，得以结识后来的丈夫伊格尔顿先生。图灵是个数学天才，后来他为计算机提供了最重要的设计理念，直到今天，计算机仍无法脱离他的理想模型：
输入/输出装置（带子和读写头）、存储器和中央处理器（控制机构）。
可是，图灵的性取向却一直得不到同代人的理解，后来，他因为不堪忍受对同性恋的强迫治疗，不到四十二岁就自杀身亡。如今，图灵机和图灵测试已是计算机理论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基石，“图灵奖”则成为计算机领域的诺贝尔奖。
没想到的是，主人公抵达英伦没几天，图灵昔日的助手——伊格尔顿太太就在家里被人谋害了。同时发现这起谋杀案的是两位数学家，一位便是主人公，另一位带有浓重的苏格兰口音，他便是伊格尔顿从前的得意门生、大名鼎鼎的逻辑学家阿瑟•塞尔登教授。
逻辑学是介乎数学和哲学之间的一门学问，成就最大的当属奥地利出生的哥德尔，他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晚年的挚友和知己。据说爱因斯坦之所以一直定居在普林斯顿，就是为了能有机会与比他年轻二十七岁的哥德尔一起散步。哥德尔的两条不完备性定理表明，没有哪一部分数学能做到完全的公理推演，也没有哪一部分数学能保证其内部不存在矛盾。哈哈，这是否意味着，有些案件是无法通过推理解破的？而塞尔登正是因为对哥德尔定理作了进一步的延拓，被视作逻辑学的权威。
从凶手故意留下的密码纸条来看，他是一个精通数学的人，很可能是塞尔登教授的一个崇拜者和挑衅者，比如在某次数学考试中遭遇了失败。果然没过多久，另一起凶杀案便发生了，这回的谋杀又牵扯到维特根斯坦及其“语言游戏说”和“遵守规则”理论。说起在奥地利出生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和老乡哥德尔曾双双入选美国《时代》周刊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位科技和学术精英。巧合的是，他们中的一个是最具哲学意味的数学家，另一个是最具数学意味的哲学家。
维特根斯坦的名著《哲学研究》虽然研究的是语言问题，却与数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他在书中引入了这样一个序列：

1， 5， 11， 19， 29……不难看出，前后两个数的差构成一个等差序列4、 6、 8、 10……，于是很自然地推断出下一个数是29 12=41。另一方面，也有人尝试用通项公式来表示，并最终发现an=n2 n-1，这样一来，也有a6=41。
显而易见，这两种方法殊途同归。因此，维特根斯坦这位主要在英国度过学术生涯的哲学家认为，在任何时候接受什么样的规则或反对什么，都是我们的自由。他还认为，我们可以遵循看起来清清楚楚的程序，但却无法预知这个程序将把我们引向何处。维特根斯坦的另一部名著则是《逻辑哲学论》，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语言是如何成其为语言的？”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样一个大众早已司空见惯了的事实：一个人居然能听懂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句子。
虽说凶手又在一个显眼的地方留下了密码纸条，但几位数学高手都未能破译，更不要说牛津警察局那位探长了。在第三起谋杀案中,疑犯留下的密码纸条终于让主人公有了眉目，每张纸条上的一个符号可能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留下的记数方法。这让他把破译密码的数学思维从逻辑学转向了数论，一门古希腊人十分迷恋，而今天仍非常热门的数学分支。恰好这个时候，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数学成就：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在牛津大学的竞争对手剑桥大学宣布了。

２

一六三七年的一天，法国南方小城图卢兹的地方法官费马正在阅读古希腊最后一个大数学家丢番图的著作《算术》的拉丁文版本，这不是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而是（和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一样）一些数学问题的汇编。费马有着“业余数学家之王”的美誉，他对书中的第八个问题入了迷，这个问题讨论的是毕达哥拉斯数组，这个问题又与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有关，此定理在古代中国被称为勾股定理，说的是，对任意一个直角三角形来说，它的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毕达哥拉斯不仅予以严格的证明，并且从这个几何问题中提炼出有关整数的方程（后人称之为丢番图方程），即如何将一个平方数写成两个平方数之和，他探讨了满足这个方程的所有三元数组，其中最小的一组是（3， 4， 5）。费马经过反复计算和推敲，恍然大悟，在问题8所在的页面空白处，他用纤细的文字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不可能将一个立方数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者，将一个4次幂写成两个4次幂之和，总之，不可能将一个高于2次的幂写成两个同次幂的数之和。

在这个评注的后面，费马又草草地写下一个附加的注中之注，“对此命题我有一个非常美妙的证明，可惜此处的空白太小，写不下来。” 费马有所不知，以后的三百多年间，寻求这个命题的证明苦恼了一代又一代最有智慧的头脑，许多伟大的数学家都曾经全身心地投入并栽了跟头，以至于一位德国富商（他在一次失恋以后因为痴迷这个数学问题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临终时立下遗嘱，用十万马克（约合现在的一百六十万美元）奖励第一个证明它的人。
尽管如此，这笔奖金并没有阻止一位三十一岁的数学天才走向死亡，他便是对解决费马大定理作出重要贡献的日本数学家谷山，小说里也提到了他的自杀。一九八六年，美国数学家里贝特证明，由所谓的谷山志村猜想可以直接导出费马大定理，此时离开谷山自杀已经有二十八个年头了。谷山的遗嘱表明，他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信心，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工作的伟大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他受教育的年代正遇到残酷的战争，自杀原因与个人感情无关，谷山死后两个月，深爱他的未婚妻也结束了生命。
没想到，就在小说主人公来到牛津的那年夏天，一位叫安德鲁•怀尔斯的沉默寡言的英国人，经过七年的不懈努力，攻克了谷山志村猜想，澄清了那段历史疑案，并领走了那份比诺贝尔奖更为诱人的奖金。这里我想插一句，怀尔斯是个幸运儿，假如完成这两个猜想证明的时间互换一下，即先证明谷山志村猜想，再证明此猜想和费马大定理之间的递推关系，那么，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就落在美国人里贝特头上了。
在小说里，怀尔斯正好是布朗森教授从前的弟子，他也是塞尔登的亲密朋友。当怀尔斯从大西洋彼岸的普林斯顿返回剑桥宣布他的工作，牛津大学派出一辆校车把数学家们送往剑桥。可就在怀尔斯的报告结束几个小时以后，牛津却发生了一起车祸。小说的主人公适时破译出了第四张密码纸条上的数字,可是，他却无法阻止车祸的发生……
当然，这部广征博引的小说并不局限于数学和数学家的神奇故事，英国同胞里面，出现的人物就有诗人T.S.艾略特、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散文家德•昆西。让笔者不得不提到的还有，十九世纪的传奇人物刘易斯•卡洛尔，他是数学家、逻辑学家、摄影家和小说家（身份和本书的作者十分相似）。卡洛尔十八岁进入牛津大学，因为数学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做了一名数学讲师，直到退休。虽然卡洛尔写了不少数学论著，但都不甚重要，只有《欧几里得和他的近代对手》一书还有一些历史价值。
在牛津任教期间，卡洛尔对院长的三个女孩非常钟爱，常给她们讲故事，后来他把这些故事写出来献给了长女爱丽丝，被一位作家发现后得到了鼓励。于是，一部日后享誉世界的小说——《爱丽丝漫游奇遇记》问世了，她被批评家们认为是适合儿童纯真情趣的逻辑和数学心智的完美创造物。小说中的人物如蛋形人，术语如非生日礼物、非婚礼聚会等已成为英国社会和英语里的常用语，也出现在《牛津迷案》这部书里，以此增加了本书的人情味，并为主人公解谜留下线索。
“凡是我们不能言说的，对之必须保持缄默。” 这是维特根斯坦最为笔者赏识的一句话，虽然这部小说中没有提到，但却为我们的主人公身体力行地遵循。而对于这篇信笔写下的导读来说，也该是结束的时候了。借此机会，祝愿各位读者能与这部小说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笔者以为推理小说适合夜晚，尤其是冬日夜晚阅读），并“顺手牵羊”，对当代数学和逻辑学的最新进展和人类抽象思维的探究者有所了解。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杭州彩云居

问题意识与价值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精译

作者：  陈静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02月

简介：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始终对现实有着强烈的干预意识，本书以文学理论为依托，以文学理论关照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展开对当今社会问题的研究与批判，内容涉及对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批判，对经典文学和文化研究概念的重新阐发，对非主流文学作品的研究，对理论问题的讨论等等。本书收入詹姆逊、伊格尔顿、迈克尔?哈特等国外著名学者的理论文章，体现了西方文论研究的*成果，不仅能极大地拓展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也能够让国内学者感受到西方同行的学术精神。

亚里士多德、上帝与马克思的邂逅：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政治批评研究

作者：  林骊珠　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12月

简介：　　林骊珠编的《亚里士多德上帝与马克思的邂逅 --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政治批评研究》以“伦理-政治”为主线，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神学和哲学三个领域的伦理批评实践进行了详细梳理，将其伦理观的核心内容归纳为兰个方面：“人之德性”，“爱的律法”和“互惠发展” 。书中指出这一伦理观不仅吸纳了人文主义、犹太-基督教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也汇聚了伊格尔顿本人根据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三个范畴概念所划分的想象界、符号界与实在界三个领域的伦理学分别具有的优势和长处。

虚构的犹太民族

作者：  施罗默·桑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7年03月

简介：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

作者：  （英）伊格尔顿　等著，王杰，贾洁　译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1-1

简介：　　特里?伊格尔顿是一位文学理论家、小说家和戏剧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不受时代思潮约束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由于他的干预，使得一种枯燥乏味而又墨守成规的文化变得有生机起来。他的笔锋，就像他的学术同仁哈罗德?布鲁姆、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所熟知的那样，是犀利和不留情面的。　　这卷包罗广泛的访谈集，涵盖他的个人阅历以及他的学术思想与政治见解的发展过程，既生动又深刻。不仅会吸引那些对伊格尔顿本身感兴趣的读者，也会吸引那些对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思想史、社会学、语义学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现状感兴趣的群体。

Phenomenology, hermeneutics, and reception theory: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作者：  (英)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著;王逢振译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简介：《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是英国著名批评家伊格尔顿的重要著作之一。作品简明扼要地评介了20世纪后半期的各国种理论流派，包括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等，为读者勾勒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主要脉络。《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是西方高等学校学生学习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必读著作，清晰易懂，被誉为批评理论的“普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