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优越感
长期居于学院之中，在纸堆书本里耳濡目染得久了，难免不会产生一种“想象的”优越感。
优越感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赞的高雅趣味，却偏偏被学院之人奉为高于大众的精英式标签。在不同的大学里来回穿梭，在漫漫的从博士到助教再到教授的道路上，每天从事高强度高密度的抽象思考，再时不时地就救世济民的大话题激辩一番，在某一个瞬间突感有历史加于己身的责任忧患意识，于是不自知中就会滋生出不少娇宠的学院气、傲慢气，把自己想象成见多识广、全知全能的俯视者，身体里处处流淌着知识的高贵血液。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一书中，曾提出写作有四大动机:其一是纯粹的自我中心（sheer egoism)，希望自己变得聪明，死后留名，向那些在你童年时候冷落你的长辈出口气；其二是审美方面的热情（aesthetic enthusiasm)，欣赏外部世界的美，或者欣赏词语之间正确组合的美；其三是历史方面的冲动(historical impulse)，希望看到事物的真实面貌，找出真正的事实，记录下来供后人享用；其四是政治方面的目的(political purpose)，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改变他人的想法。做学问和写作不无类似，或者更确切地说，写作是学问世界中*为重要的一环。奥威尔总结的四大动机，也就毫不例外地成为支撑学院之人优越感的巨大支柱。自以为我们今天所谈论的理论，所建立的模型，是构架明日世界意义系统的桥梁，是带领社会走出精神贫瘠的源头。
这股子想象出的优越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书呆子们对书本认知的盲目膜拜。学问做到白头，西方理论津津乐道，再创造出一些拗口的后现代主义表达，譬如“去文化的文化，反文化的文化性”，就可以拥有批评的特权，甚至跨越专业知识的门槛，说东道西，去涉猎本不熟悉的领域。现今学术培养的一大趋势，就是对单一学科的专精强化。书固然是读得多了，但读书的面却窄了，分析框架单一化，想象力也相应萎缩。另一方面，长期囿于学院之内，*为要命的，就是欠缺现实经验的锤炼。西方理论虽然读得不少，但在实际问题面前，却由于缺少*手的触感和体认，只能生搬硬套理论，提出的研究问题宏大有余，敏感性不足，总感觉只是隔靴搔痒，难以掌握应有的厚度和深度。真诚的批评家多是对现实世界有着切肤之痛的体察者，而非抱守着知识的优越感却脱离实际空口而谈的思想导师。
想象的优越感的另一种反向表现，就是关起门来只做学问，不问世事，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或美其名曰，保持知识分子的中立学术立场。当然，一门心思做学问，已经远远好过于那些将学问当作敲门砖的功利主义者，更何况在动荡的政治运动年代，*先遭受批判的，总是批评声音*的。在今天，社会大环境的浮躁气之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那么多“知识分子”一心依附于威权，而抛弃了学术的良知。所以肯花心思做学问的学院人，已属十分难能可贵。但诚如学者林贤治在《美国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言：“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一群充满活力、勇猛精进的知识分子，不能由此前后形成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稳定的知识分子传统，要建设一个文明社会将变得加倍艰难。”思想之业是危险的（海德格尔语）。只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政治问题上采取不管不问的回避态度，虽然规避了风险，堆积了自我的优越感，却丢失了重建政治社会秩序的理想和勇气。长期往复，犬儒化生存便会成为*常态的治学之道。
在我看来，有独立人格的学院人，既不应该怀念过去，也不应过分寄予未来，而是要对“现在”这个题目，坦荡荡地晒出自己不受阉割的思想，以及愤怒，用知识批判介入公共事务领域，为弱势群体发声，为社会不公呐喊，进而点滴地改善现状，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这才是一种行动的力量。
我在荒岛迎接黎明
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这样的夜晚了。当为论文的*后一段画上句号，合上那一堆敞开的书本，关上电脑，黎明已在窗外，正停留在我背后的窗帘上，她所带来的*束光明，丝丝缕缕地透进先前还阴暗的房间里，给人温暖，让人安静。如果黎明是一个早起去摘草莓的小姑娘，她一定戴着草帽，挽着竹篮，欢快地叩响我的房门，向我打声招呼，问声好。
没有人不热爱黎明，没有人不在黎明的朝阳里沉醉。我似乎可以想象，在一个同样刚刚度过漫长黑夜的清晨，在一间烟雾缭绕的小房间里，王小波飞快地写下了这样一行燃烧的字句:“太阳初升的时候，忽然有十万支金喇叭齐鸣。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在暗蓝色的天空飞过。在黑暗尚未褪去的海面上燃烧着十万只蜡烛。”
“我在荒岛迎接黎明”，我像热爱小波的这篇小说一样热爱这个题目，它让我内心升腾起一种纯粹的情绪，照耀出我的影子，倾泻出我的痛苦。正如小波在文章里面写到的那般：“我忽然泪如雨下，但是我心底在欢歌。”
因为我知道，黎明的背后，其实是一片常常会在恍惚中看不到尽头的黑夜，我要经过怎样的一个长夜才可以迎接到黎明。
刚刚过去的那个痛苦的黑夜，不，是数不清楚的第几个那样痛苦的黑夜，我再一次地战胜了自己。长夜里的孤苦，就像是踏着沼泽与泥潭在前行，每一步都要保持着稳定的节奏，无论是小碎步，还是大步奔跑，都不可以踏空一步，否则就要被这黑夜所吞噬。那种感觉，就好似一个人站在孤岛上焦灼地呐喊，周围只有呼啸的海风和巨大的扑打着礁石的海浪。这让我想起了小波的另一篇小说《绿毛水怪》，这几乎是我读到过的*好的爱情小说。当妖妖与陈辉在一座荒岛上相遇的时候，两人相约好第二天中午再见。陈辉当晚回去的路上却由于感冒发起高烧，在医院里昏迷了好几天，等他再次赶到岛上赴约时，只看到妖妖用刀刻在石块上的一行字：陈晖，你骗我，祝你在地上生活愉快。
小说的结尾无疑是悲凉的。在大海的包围下，妖妖坐在岩石上孤独地等待，她的眼泪渗透着的是何等的绝望与悲伤，她刻在礁石上的每一个字，都会像把利剑穿过胸膛一样，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痛苦。
在黑暗中的某一个时点上，我仿佛可以体会到妖妖的痛苦。一次两次三次，通宵读书写论文的留学生活，常常恍若置身荒岛之上，无边的黑暗向你压来，看着书桌上堆高的书本，还有那似乎写不完的论文，理想与现实在激烈地碰撞，对于因何读书的低语质疑和嘲讽之声在远处悠悠地徘徊。你得远离浮躁时代的喧腾、世俗生活的庸扰，向虚无和寂寞抗争，向迷茫和苦闷抗争。
一个人也要像一支队伍，不气馁，不恐惧，有自由，聆听孤苦，存下希望。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和寂寞作过七年斗争的刘瑜，在《送你一颗子弹》一书中，记录下了她在求学道路上孤心苦诣的寂寞以及那份孜孜不倦的求索。站在自己的荒岛上，尽管承担的是幽暗深处的孤独，甚或是瞬间的绝望和逃避，可依然要坚存一颗迎接黎明的心。想象一下吧，在黑暗尚未褪去的海面上燃烧十万只蜡烛，听着十万支金喇叭齐鸣，那是何等壮观和鼓舞人心的画面啊。小波也说，“我常常看到那个寂寞的大海。如果我停下来，那么就是寂寞，不如试下去。”试下去，是坚持，是鼓励，也是对自我的肯定，对理想的追求，对胜利将会接踵而至的信念，唯有如此，才可以迎接到太阳初升时的光芒万丈。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个体的奋斗轨迹，点连成线，线再结成面，交织在一起的，是一个个相似的故事。海外游子们的求学生活，必然都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夜晚，这样的内心挣扎，否定、怀疑，再予以肯定，甚至带着一点点小小的自嘲。十多年前，《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刚刚热播的时候，隔着电视看着一代人在日本求学奋斗的朴实记录，感动于他们的执着，也一度在揣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在支持这些留学生坚持下去？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现实要比影像更加感人，也更加辛酸。所有可以说出来的艰辛，都不过只是茫无边际的黑夜中一段小小的痛苦罢了。
但是我知道，这是我一生中*美好的时刻。我在荒岛上，依稀可见太阳在升起，黎明正在向我呼唤。
在漫长的旅途中
在Flight Memory网站上查看自己过去三四年的飞行记录，自己*常飞的前十大机场散落于世界各个角落，包括旧金山、香港、上海、伦敦、东京、北京、法兰克福和纽约，真是一路旅程，四海为家。
上大学的时候，高铁和动车还是很遥远的名词，于是常常乘坐一趟慢悠悠的绿皮车从上海回家乡南京，三百公里的路程往往要走上五六个小时。沿路全是大片大片的田野，每每在某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留，总会有小贩拥到打开的车窗前兜售零食和当地的特产，当时还有路途遥远、离家漂泊的感慨。可谁想十多年后，自己却拖着厚重的行李，来往于大大小小的国家，在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城市间走走又停停。*夸张的一次，是从南京飞到法兰克福转机去伦敦，从伦敦希思罗机场出来后直奔住所放下行李，换套行头，再立即返回机场搭乘下一班飞机前往旧金山，在短短30多个小时里绕着地球逆向飞行了四分之三周。也曾经坐红眼航班抵达纽约，凌晨3点在地铁站结识了一位刚刚偷渡来的福建客。在晃荡的地铁车厢里，我们彼此交换着自己的梦想，他想通过在美国打黑工给老家盖一栋房子，我想早点博士毕业找到一份学校里的教职工作。我们一同望向远方，似乎总看不清这趟慢速的列车什么时候会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在《古老的敌意》一书中，北岛回忆自己远离故土的那段日子，曾如此评价:生我想一个四海为家的人的*好处是，由于不属于任何体制，他有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批评特权。身在其中又在其外，用不着遵守当地的规矩。正因这种与各种文化，包括母语文化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可以说三道四、无法无天。我希望自己继续保持这种批评的特权。，自由的批评是种奢侈。游走于局内与局外之间，可以比身陷其中的此城之人看得更认真，提出更多尖锐的提问。但生说三道四，并不意味着信口胡说，而是建立在在地深度生活经验上的判断，否则任何形式的批评都很容易变味成为一知半解式的解读和猎奇式的浮光掠影。
另一方面，穿梭于不同城市、不同国家之间，生活轨迹不再是单一线性，周而复始终日不变，而增添了很多有趣的人生阅历。正是这样的生活轨迹，慢慢地让我学会用比较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生活工作过的每一座城市。而比较的视野，也是这一路行程下来人生赋予我的*为珍贵的东西。直到今天我都坚持认为，对城市思索的意义在于比较，任何孤立的观察虽然有其独特性，却会丧失比较的联动与趣味。而一次成功的比较则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仰视或者俯视都不是正确的姿态。同时，身份也决定了比较的真实性，不同立场的观察必然会牵扯进带有该立场的个人情感。如果个人情感过于激烈，则会不自觉地收窄自己的视野，变得偏见和短视。
李欧梵教授曾将我的这层尝试形象地比喻为“门槛上的视野”，站在门槛上观察，的确可以做到内外兼容。但不可避免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踏在门槛里边那只脚的幅度，已经大大超过踏在门槛外边那只脚时（或者相反的情况出现，又该如何呢？我们在比较叙述的过程中，是否真的可以做到逾越个人的情感，夹杂不同的身份与立场呢？
对此，我一直努力在“本土论述”和“他者视野”转化的换位思考中，去尽量保证跨越门槛时的平衡。在香港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曾和许多香港人一起为保留香港的本土文化和记忆共同呼喊和努力，也曾在香港人的世代纷争和边缘化等讨论中，又秉持着和香港人不尽相同的主张与看法。这些个共性与差异，正是来源于我在香港时的外来身份与本土情感的双重转化。而今同时在英国和美国两所大学里历练，也因此常常将自己置身于错位思考的情境下，去比较两种教育体制下学术研究的异同，学术中心如何进行转移，以及学科设置、教授评级、人才培养等议题。又因为自己本科教育在国内完成，所以也常会把中国的高等教育作为参照系进行比照，去寻找中国高等教育落后于欧美国家的根源。
诗人于坚在一首诗中曾写道：
在漫长的旅途中
我常常看见灯光
在山岗或荒野出现
有时它们一闪而过
有时老跟着我们
我相信任何一盏灯光
都会改变我的命运
此后我的人生
就是另外一种风景
在漫长的旅途中，那一盏温热的灯光，一直在我的心里，从来没有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