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graphics NX专业特训教程

作者：  (韩)严正锡，(韩)南正奎著;许明龙，王继新，刘小光译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

简介：　　《Unigraphics NX 专业特训教程》详细介绍了使用Unigraphics制作模型的最基本方法，通地实例讲解让用户更好地理解三维实体模型的创建过程和Unigraphics各命令选项的功能。全书共分9章：第1章对Unigraphics进行简单的介绍；第2章至第7章介绍了参数模型(Form Feature, Feature Operation, Curve, Free Form Feature, Sketch)的制作及编辑；第8章介绍了如何利用已绘制完成的3维模型生成2维图并进行编辑；第9章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介绍了利用所创建的零部件来进行工程图操作和制作爆炸视图的方法，及利用定义属性来生成Part List Callout(部件列表编号)等主法。附录给出了《Unigraphics NX 专业特训教程》所有涉及实例的工程图和模型文件。 　　《Unigraphics NX 专业特训教程》适合各类使用Unigraphics NX进行三维CAD设计的用户。通过学习此软件，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三维CAD产品设计的精髓。　　

Unigraphics NX CAM专业特训教程

作者：  (韩)金光熙，(韩)严正锡编著;廉哲满[等]译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简介：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使用Unigraphics进行CAM设计的全部知识。全书共分 11章：第1章和第2章分别对CAD/CAM和Unigraphics进行简单的介绍，第3章 至第7章介绍了WCS、Boolean Operation、Datum、Curve、Form Feature、Feature Operation、Free From Feature的制作及编辑，第8章介 绍了具体的实战演练，第9章介绍了Edit及环境设置，第10章和第11章介绍 了NC加工的部分知识。 本书适合各类使用Unigraphics NX进行CAM设计的用户。通过阅读本书 ，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三维CAM设计的精髓。

Unigraphics NX专业特训教程

作者：  (韩) 严正锡, 南正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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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graphics NX CAM专业特训教程

作者：  (韩) 金光熙, 严正锡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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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 中文野火版CAD/CAM/CAE权威指南

作者：  (韩)严正燮编著;金勋译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简介：　　《Pro/ENGINEER中文野火版CAD/CAM/CAE权威指南》是目前业界范围内最权威、最深入的Pro/E图书，自第一版问世发行以来，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累计销量突破60万册，是工业设计专家大力推荐的Pro/E图书，被众多来自不同行业的工程设计师奉为圣经。 　　《Pro/ENGINEER中文野火版CAD/CAM/CAE权威指南》酝酿、准备、策划与编写总时间历经数年，堪称是厚积薄发之作。《Pro/ENGINEER中文野火版CAD/CAM/CAE权威指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帮助与支持。其中有模具设计师、数近代编程师、产品设计师、曲面造型设计师、钣金工程师、逆向工程师及很多其他工业设计领域的工程师和众多教授学者，他们不仅贡献了他们的作品和经验，还提供他们在设计，开发时非常有效的“秘技”。为了能够使刚刚接触CAD/CAM的读者和希望逐渐或阶段性学习Pro/E的读者能够理解《Pro/ENGINEER中文野火版CAD/CAM/CAE权威指南》的操作过程在完成《Pro/ENGINEER中文野火版CAD/CAM/CAE权威指南》的草稿后，作者还请在校大学生操作了一遍《Pro/ENGINEER中文野火版CAD/CAM/CAE权威指南》的案例制作，从而完成了《Pro/ENGINEER中文野火版CAD/CAM/CAE权威指南》难度和易学性的验证，并根据其结果对草稿进行了修改。反映在书中就是使读者更容易、更快速地掌握技术，学到更实用，更真实的技能。

City building:nine planning principl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作者：  (美)约翰·伦德·寇耿，(美)菲利普·恩奎斯特，(美)理查德·若帕波特著;赵瑾[等]译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正经历着深澈的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开始熟悉并适应独特的城市体验：鳞次栉比的高楼、令人却步的宽阔马路、一眼望不尽的人群……当然，与此同时，你也不得不忍受空气污染、水资源缺乏及竞争压力等方面的问题。这一切，自然不能完全怪责于规划从业者，但有抱负的同业们又似乎必须做些什么。本书里，约翰先生以他几十年的从业经历，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当可持续性、可达性、多样性等原则在不同的渠道被一次次重复，想必国内的同僚们早已耳熟能详。然而，在我看来，本书令人最为印象深刻的精华恰恰不在于九项原则本身，而是作者在真实项目设计中实践这些原则的认真和专注。如果说“九项原则”是支撑起结构的骨架的话，那么SOM的大量设计实例则无异于全书的灵魂。对于任何项目来说，汇报时蜻蜓点水地谈及“可持续性”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只有确实将美好愿景落实到设计里、贯彻到建设中，一切才真正有了意义。庆幸的是，通过《城市营造》一书，约翰以他整个职业生涯将这种脚踏实地的态度传达给我们。我想，阅读此书，将不只于一次思想的交流，更是一种传承，传承对于城市美好未来的憧憬，以及实现这一憧憬的真切动力。这一切，始于理想，而终将变成现实。                             俞海星（《城市营造》翻译，SOM公司设计师） 注： 【上市十天，就已被盗版，该喜还是忧？】《城市营造:21世纪城市设计的九项原则》SOM公司首度公开的设计秘！凝聚作者、译者、凤凰空间编辑太多的心血，在此，我社严正声明：凡参与制作、销售盗版图书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追究其法律和经济责任；对打击盗版图书提供重要线索者，我们将给与奖励。希望大家多多维护正版图书!!!

高等电力网络分析

作者：  张伯明，陈寿孙，严正著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本书系统地介绍电力系统网络分析的计算机计算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实现 　　技术。 　　 全书共2篇12章。基础篇共6章，介绍电力网络分析的基本原理，包括电 　　力网络分析的一般方法，电力系统网络矩阵，电力网络计算中的稀疏技术， 　　网络方程的修正解法，网络变换、化简和等值，大规模电力网络的分块计算 　　。应用篇共6章，介绍电力系统网络分析中的潮流计算和故障分析，包括潮 　　流计算的数学模型及基本解法，潮流方程的特殊解法，潮流计算中的特殊问 　　题，潮流计算问题的扩展，对称分量法和相序网络，电力系统故障分析的计 　　算机方法。 　　 本书侧重介绍电力网络分析中的基础性和共性问题，将矩阵分析、图论 　　描述和物理概念解释相结合，注意联系电网实际，叙述深入浅出，并附有例 　　题和习题，便于读者自学。 　　 本书可以作为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电力专业科 　　技人员、高等院校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参考。

Th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作者：  陆谷孙主编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8

简介：　　先后有百余学人参与，历经十数年艰辛劳动的《英汉大词典》是197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内规模最大的一种英汉双语词典，也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1986-1990）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收词20万条，设附录14种，共约2000万字。 　　 《英汉大词典》以独立研编(而不是译编)为工作的指导方针，自建第一手资料语库，博采英美百余种英语词典和其他工具书(详见其主要参考书目)之所长，有选择地利用前人的文化积累，体现了国内英语语库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水平。 　　 《英汉大词典》顺应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辞书编篡重客观描述的大趋势，在收词、释义、举例、词源说明等方面都侧重客观描述各种不同品类的英语以及英语在不同文体和语境中实际使用的状况，并如实记录词义及词形在源流动态中的递嬗变化，尽量避免作孰优孰劣的评判和孰可孰不可的裁断。 　　　　《英汉大词典》除语词条目外注意收录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注意收录历史事件、神话典故、宗教流派、文化群落、风俗模式、娱乐名目、技术门类、产品商标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科的专名术语，力图容纳尽可能多的百科信息，在确保各方面和多层次实用性的同时，努力提高内容的稳定性和趣味性，即不使人事和时势的变迁影响词典的有效生命周期，不让陈腐的学究气窒息读者活泼泼的释疑解惑的求知欲。 　　 质而言之，我们瞄准的是学术性、实用性、知识性、稳定性、趣味性。 　　 《英汉大词典》由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同济大学、上海教育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和文化单位派出学者，精诚协同，潜心编纂。我们深知外汉双语辞书编纂乃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基本建设，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的文化实力，断不容草率敷衍。我们也深知辞书编纂的客观规律对任何人都是铁一般的严正：12卷本的《牛津英语词典》从设计到编成曾历时70多个寒暑，即便到了电脑时代，这部恢宏巨著的补编竟也花去29年始得完’成，而由英、美、加拿大三国学者借助电脑通力合作编成的《牛津英语词典第2版》(共20卷)则是在第1版出齐之后过了漫长的61年才在1989年春问世；美国的韦氏大词典自鼻祖NoahWebster于1828年编成第一版迄今，历时一个半世纪有余，仅得三版。这些先例表明，在大量占有并融合各种资料后进行的独立研编，作业程序必然繁复，智力投人必大，周期必长，无法速成。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唯有兢兢业业，反复琢磨，勤奋砥砺，锤炼再三，长年埋头于蝇头小字，努力以学者的良知和心血换取历久不衰的文化效益。　　

Th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Volume 1

作者：  陆谷孙主编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简介：《英汉大词典(上卷)》由陆谷孙编写。先后有百余学人参与，历经十数年艰辛劳动的《英汉大词典(上卷)》是197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内规模最大的一种英汉双语词典，也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1986-1990）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全2卷，收词20万条，设附录14种，共约2000万字。 《英汉大词典(上卷)》以独立研编(而不是译编)为工作的指导方针，自建第一手资料语库，博采英美百余种英语词典和其他工具书(详见其主要参考书目)之所长，有选择地利用前人的文化积累，体现了国内英语语库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水平。 《英汉大词典(上卷)》顺应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辞书编篡重客观描述的大趋势，在收词、释义、举例、词源说明等方面都侧重客观描述各种不同品类的英语以及英语在不同文体和语境中实际使用的状况，并如实记录词义及词形在源流动态中的递嬗变化，尽量避免作孰优孰劣的评判和孰可孰不可的裁断。 《英汉大词典(上卷)》除语词条目外注意收录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注意收录历史事件、神话典故、宗教流派、文化群落、风俗模式、娱乐名目、技术门类、产品商标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科的专名术语，力图容纳尽可能多的百科信息，在确保各方面和多层次实用性的同时，努力提高内容的稳定性和趣味性，即不使人事和时势的变迁影响词典的有效生命周期，不让陈腐的学究气窒息读者活泼泼的释疑解惑的求知欲。 质而言之，我们瞄准的是学术性、实用性、知识性、稳定性、趣味性。 《英汉大词典(上卷)》由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同济大学、上海教育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和文化单位派出学者，精诚协同，潜心编纂。我们深知外汉双语辞书编纂乃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基本建设，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的文化实力，断不容草率敷衍。我们也深知辞书编纂的客观规律对任何人都是铁一般的严正：12卷本的《牛津英语词典》从设计到编成曾历时70多个寒暑，即便到了电脑时代，这部恢宏巨著的补编竟也花去29年始得完’成，而由英、美、加拿大三国学者借助电脑通力合作编成的《牛津英语词典第2版》(共20卷)则是在第1版出齐之后过了漫长的61年才在1989年春问世；美国的韦氏大词典自鼻祖NoahWebster于1828年编成第一版迄今，历时一个半世纪有余，仅得三版。这些先例表明，在大量占有并融合各种资料后进行的独立研编，作业程序必然繁复，智力投人必大，周期必长，无法速成。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唯有兢兢业业，反复琢磨，勤奋砥砺，锤炼再三，长年埋头于蝇头小字，努力以学者的良知和心血换取历久不衰的文化效益。

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作者：  刘德军主编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5

简介：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与民族敌人进行的生死大搏斗。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每个有血性的中华儿女都进发了巨大的力量，积极投入了反侵略的战争，同仇敌忾，为国家民族利益奋争，从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日卫国的巨大洪流。中国人民用了整整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肆虐侵略灭绝人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严正的审判，战争惨祸的始作俑者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个持久抗战过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事业。1935年的“华北事变”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开始高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始；随后，中国人民的抗战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中国全民抗战铁拳的打击下，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字投降，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她以正确的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及各项政策，直接指导着中国人民的抗战；她在抗日战争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直接领导作用。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揭示出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一方面，中国人民不仅以惊天动地的壮举创造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伟业，获得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完全胜利；另一方面，中国人民的军队在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进行正义战争成功的经验：必须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必须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必须实行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等。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谱写了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光辉史篇。 　　 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中国人民抗战爱国精神的核心内容就是：救亡图存，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追求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具体表现为：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中国军队前线将士视死如归地英勇杀敌；共产党、国民党、其他党派及爱国华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依靠自力更生，求得独立和解放等。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凝聚着中国人民，维系着国家的独立与尊严，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历史有着深远影响：中国人民赢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雪洗了民族的耻辱，国家地位大为改善；国民党的统治实力在抗战过程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由于日趋腐败，丧失人心，又开始从顶端向下跌落；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战过程中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中国是抗日和战胜日本法西斯的重要力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锻炼了人民，教育了人民，而人民的奋斗，人民的觉醒，又为崭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必然的条件。 　　 今年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仅以本书向此献礼!

钱海燕妙语漫画

作者：  钱海燕著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简介：　　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是《金锁记》里开头的一段。我现在正是带着满头的白发，回看那逝去的光阴，飞扬的尘土，掩映的云月。 　　 七十年代末叶，我从一场恶梦中醒来，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灾梨祸枣的奢侈了。每当一本新书出版的时候，我照例兴冲冲地亲自签名包扎、跑邮政局，当作一种友情和尊敬的“念心儿”分送朋友。1980年春，感谢香港昭明书店，给我印了一本装帧、排印、纸张都很漂亮的《选集》，多年的旧交刘以鬯兄，还写了长序，奖饰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册精装本，在扉页郑重地写上“爱玲老友指正”，准备寄往美国。但我随即听说，张爱玲近年来杜门谢客，几乎摈绝交游。我这才猛然清醒，我们之间不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横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虽然我们沐着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我决定把这本书什袭珍藏，作为我暮年天真未况的一个纪念。 　　 大陆实行对外开放以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联唐诗忽然走红。但在外交场合杯酒言欢中滥用的结果，最好的诗也会变成爱伦堡所谓“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点替王勃叫屈。潜称“爱玲老友”，天外邮书，大概难免落谬托知己之讥。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经整整四十年，阔别至今，她也未尝从我内心深处的“亲友题名录”中注销，却是事实。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陆出版的《传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着，她近三十年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经大体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来不及读。唐文标的《张爱玲研究》、《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等书，我手头都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帅河岁月》，我也找来读了。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已满意足了。 　　 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当年夏季，我受聘接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偶尔翻阅《紫罗兰》杂志，奇迹似的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c张爱玲是谁呢？我怎么能够找到她，请她写稿呢？紫罗兰盦主人周瘦鹃，我是认识的，我踌躇再四，总感到不便请他做青鸟使。正在无计可施，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出版《万象》的中央书店，在福州路画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即洪荒），不致扰乱东家的安静。旧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7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胁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 　　 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丏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雨避风。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周振甫、徐调孚、顾均正诸位，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他高度评价她艺术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对《连环套》提出严格的指责。一褒一贬，从两个不同的站头出发，目标是同一终点——热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绝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伽果我们对傅雷素昧平生，凭这几句话，也可以帮助了解他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作帕己的文章》，后来收在散文集《流言》里。现在经过迢迢四十年，张爱玲本人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批评。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我在1978年写的《怀傅雷》一文中，已经提到这件事，这里不再重复。 　　 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说到，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就被“腰斩”，以后张爱玲也不再在《万象》出现。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阐明真相。《连环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我是当事人，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楚了。但有一点确切无误：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实为证。 　　 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又一次承她信赖，要我提意见，其间还有个反复的修改过程。我没有敷衍塞责，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黄。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剧团的主持人是周剑云，我介绍张爱玲和他在一家餐馆里见面。那时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里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这种款式。相片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交际场上见多识广，那天态度也显得有些拘谨，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饰流苏的罗兰，饰范柳原的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桑弧见了，用上海话说。“赤刮利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导演，张爱玲的熟朋友——但这是后话。 　　 1944年6月和1945年6月，我两次被日本沪南宪兵队所捕。第一次幸而没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礼——严刑拷打，却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椎心刺骨的号叫声。京剧《文昭关》里描写伍子胥一夜间须发变白，我此时才有些亲身的体会。宪兵队在贝当路，人们谈虎色变，讳言其名，称之为“贝公馆”。地点在美国学堂旧址，原来是雪白的建筑，碧绿的草地，纯洁得像天使，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教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贝当路幽雅安静，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挑选这么个环境来开设他们的现世地狱。我被释放时，恰像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对那个环境感觉特别灵敏，觉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里，又看到张爱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请。这事情过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机会读到《今生今世》，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回事。一时间我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在此以前，我刚好读过余光中针对胡兰成的人品与文品而发的《山河岁月话渔樵》。抗日战争是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胡兰成的言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我有深切的共鸣。因为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的论据。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言，1944年8月）。张爱玲是敏感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战火依然弥漫神州大陆，的确是“更大的破坏”，但破坏不等于毁灭。古老中国和她的儿女，都在经受水深火热的考验——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全国解放”，在张爱玲看来，无疑是灾难。抗战胜利初期对她喧闹一时的指责早已沉静，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吸引着亿万人的注意——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了。1950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任何事物都有复杂性，不像一般观念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左翼阵营里也不乏张爱玲的读者，“左联”元老派的夏衍尤是一个。抗日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第一号的领导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夏衍从不讳言自己爱才，但用“左”视眼看起来，也就是“右倾”，“温情主义”。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衍亲自兼任所长，我被委任为他的副手。他告诉我，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我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后来夏衍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我还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给他。 　　 生活是个谜，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着许多秘密和未知数，何况是身外冷暖，背后文章，加上彩凤折翼，灵犀失明，大陆长期与世隔绝，被海外视为“铁幕”，彼此缺少了解，也就无怪其然了。 　　 人没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点一滴的经验，常要用痛苦做代价，这就是悲剧和喜剧的成因。时间蚕食生命，对老人来说，已经到了酒阑灯迤的当口，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也因此能够看得宽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当然不见得，老糊涂多的是。专门研究张爱玲的唐文标教授，说“张爱玲写作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她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可说是阴差阳错，也许亦是她自己所决定的。”这话说得好，但也还可以推敲，因为同实际有距离，原因也是由于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倾城之恋》里的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困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加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即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三十年风驰电掣过去了，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 .　　 　　 [

Research of strait economic zone

作者：  严正，马照南，孙宝臣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简介：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已经形成了多个有明显区域经济特征的经济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在台湾经济融入祖国大陆经济的潮流中，台湾海峡地区完全可能构建成一个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并驾齐驱的、在中国乃至亚太地区都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区。本书精选了两岸专家首次就“海峡经济区问题”研究的成果。全书就海峡经济区的内涵与范围、海峡经济区形成的必然性、海峡经济区的功能定位、海峡经济区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的比较分析，海峡经济区的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可供学术界和从事海峡两岸问题研究的学者参考。

不存在的部队

作者：  周健良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年4月

简介：强烈抗议、严厉谴责、严正交涉……你真的以为我们的国家只有这些？海外商务干预部队，Overseas Commercial Intervention Force，简称 OCIF！——这是一支在任何官方档案中都不存在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使命，是保护那些海外商务团体的利益，铲除使用非正当竞争手段的对手，拯救受到生命财产威胁的同胞！不是演习、没有训练，真枪实弹的硝烟战场、纸醉金迷的贵族赌场、茹毛饮血的非洲丛林、云波诡谲的金融战场……他们出现在任何一个需要他们的地方。即使我们的敌人不再畏惧任何的神明，我们也会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敬畏我们的拳头！

汽车离合器设计与制造

作者：  严正峰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年05月

简介：
本书采用集体编写的方式，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离合器委员会组织编写，由汽车厂家、离合器生产厂家技术人员和高校老师共同编写。本书内容主要包括：汽车离合器概论、离合器与动力传动系统的匹配、汽车离合器设计、汽车离合器零件的技术要求与设计、计算机辅助离合器设计、汽车离合器制造及检验、离合器的试验及可靠性技术、汽车离合器开发过程及质量管理、汽车离合器常见故障原因及改善方法、汽车离合器面片、离合器新技术。
本书内容贴近实际，理论论述与离合器设计与制造实践相结合，既可满足汽车主机厂与离合器供应商技术人员的学习要求，也可供高校汽车专业师生阅读使用。

天道

作者：  张守志著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09

简介：　　 小说以三家农民的遭际、抗争为主线，丁、周、徐、单四家关系为网络 　　，干部工作生活和干群关系为背景，演绎出惊心动魄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 　　展示了位高权重家庭腐朽糜烂的龌龊内幕和平常人家温馨维艰的生活情景， 　　尤其底层弱势群体的困窘与悲戚。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较量、搏击，彰显社会 　　公正和法律尊严。正义、邪恶、人性、灵魂、良知、和谐等在激烈的博弈中 　　沉浮，泯灭，升华……语言流畅，形象逼真，故事跌宕起伏，情节扣人心弦 　　，人物栩栩如生。读后发人深思，令人震颤，促人警省，催人奋进。 　　

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

作者：  严正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1

简介：本书是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库中的《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分册，主要征集孔子，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优秀作品，总结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当代人文学术与社会的发展进步。 本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论述详实，分析深刻，具有很高的文学性，科学性，理论性，适合各学术爱好者参阅。

Th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Volume 2

作者：  陆谷孙主编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简介：　　先后有百余学人参与，历经十数年艰辛劳动的《英汉大词典》是197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内规模最大的一种英汉双语词典，也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1986-1990）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收词20万条，设附录14种，共约2000万字。 　　 《英汉大词典》以独立研编(而不是译编)为工作的指导方针，自建第一手资料语库，博采英美百余种英语词典和其他工具书(详见其主要参考书目)之所长，有选择地利用前人的文化积累，体现了国内英语语库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水平。 　　 《英汉大词典》顺应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辞书编篡重客观描述的大趋势，在收词、释义、举例、词源说明等方面都侧重客观描述各种不同品类的英语以及英语在不同文体和语境中实际使用的状况，并如实记录词义及词形在源流动态中的递嬗变化，尽量避免作孰优孰劣的评判和孰可孰不可的裁断。 　　　　《英汉大词典》除语词条目外注意收录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注意收录历史事件、神话典故、宗教流派、文化群落、风俗模式、娱乐名目、技术门类、产品商标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科的专名术语，力图容纳尽可能多的百科信息，在确保各方面和多层次实用性的同时，努力提高内容的稳定性和趣味性，即不使人事和时势的变迁影响词典的有效生命周期，不让陈腐的学究气窒息读者活泼泼的释疑解惑的求知欲。 　　 质而言之，我们瞄准的是学术性、实用性、知识性、稳定性、趣味性。 　　 《英汉大词典》由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同济大学、上海教育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和文化单位派出学者，精诚协同，潜心编纂。我们深知外汉双语辞书编纂乃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基本建设，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的文化实力，断不容草率敷衍。我们也深知辞书编纂的客观规律对任何人都是铁一般的严正：12卷本的《牛津英语词典》从设计到编成曾历时70多个寒暑，即便到了电脑时代，这部恢宏巨著的补编竟也花去29年始得完’成，而由英、美、加拿大三国学者借助电脑通力合作编成的《牛津英语词典第2版》(共20卷)则是在第1版出齐之后过了漫长的61年才在1989年春问世；美国的韦氏大词典自鼻祖NoahWebster于1828年编成第一版迄今，历时一个半世纪有余，仅得三版。这些先例表明，在大量占有并融合各种资料后进行的独立研编，作业程序必然繁复，智力投人必大，周期必长，无法速成。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唯有兢兢业业，反复琢磨，勤奋砥砺，锤炼再三，长年埋头于蝇头小字，努力以学者的良知和心血换取历久不衰的文化效益。　　

FBI教你的23堂谈判课

作者：  李全国，王达林编著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3

简介：《FBI教你的23堂谈判课》内容简介：谈判不是背水一战，而是需要高度智慧、讲究精熟的游戏。通过丰富实例和生花妙笔，《FBI教你的23堂谈判课》为你解说谈判的各个方面！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所使用的谈判工具都是一样的，当你学会了谈判，在工作生活各面向你都能争取更多，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如鱼得水，应付自如。 如果你想在商场上取得更好的交易条件，如果你希望在人际关系中获得更多的主导权，如果你想让家庭关系、亲子关系更融洽，《FBI教你的23堂谈判课》教给你的谈判技巧，能给你超乎想象的优势！《FBI教你的23堂谈判课》还教你终极版心理测谎战术，从公事到私事、从随意的交谈到严正的谈判，教你巧妙破解骗局、做出正确决定，成为人际沟通常胜军！ 海报：

朱希祖文存

作者：  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简介：　　一 　　朱希祖，字逖先，1879年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长木桥上水村。朱家浙西望族，自明以迄清季，共出了13名进士，其中，翰林一人，状元一人，可谓诗礼家传，源远流长。但至希祖祖父一代，已家道式微。祖父、父亲都只是庠生，在家乡以教书为生。然他们笃学力行，亦为乡人敬重。希祖兄弟六人，他行次第二，长兄、三弟、季弟早夭，故于诸弟中实居长。他幼承庭训，聪慧颖，为家族所厚望。叔祖父曾以“努力读书正少年，愿伊早着祖生鞭”的诗句予以勉励，父亲因以赐名希祖，字逖先。不幸的是，在希祖十四岁时，父亲突然得病去世，希祖不得已就馆他乡。1896年中秀才，1901年举禀生。为抚养诸弟，他从当地风俗，早早地结了婚，到富人大户家课徒授业。1905年，希祖以优的成绩考取了浙江省官费留学生，于是年7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攻读历史，1909年夏卒业。这期间，章太炎东走日本，帮助孙中山主编《民报》，宣传革命思想，开设国学讲习会。希祖与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朱宗莱、龚未生等人共同受业于章氏，常至民报社及大成学校，听章太炎讲《说文》、音和史学，时常请益。在章门的著名弟子中，他专攻史学。章太炎《自定年谱》“宣统二年”条云：“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它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1909年自日本归国后，朱希祖就职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时在这个学校当教员的多是留日学生，如马裕藻、周树人等。1910年春因师范学堂发生风潮，而改任嘉兴第二中学教员，沈雁冰（茅盾）即是他这一时期的学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响应。朱希祖携眷归里，被推戴为海盐县民政长，后改民事长、知事。因为从政非其素愿，故半年后辞职，而至沈钧儒任司长的浙江省教育司任职。去职之时，乡人扶老携幼，遮道请留。1913年正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国语读音统一会，聘专家若干人，各省派代表二人，蒙、藏代表各一人，华侨代表一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代表资格要求甚严：一须精通小学，二须旁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三须谙晓多种方言。朱希祖与马裕藻代表浙江省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提出的议案众多，分歧很大，争论也很激烈。最后通过了朱希祖联合马裕藻、陈睿、许寿裳、周树人、钱稻孙等人提出的议案，即择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又符合其本音。凡声母二十四，母十二，介母三，称注音字母。国语有注音符号，始于此时，朱希祖与有功焉。由是朱希祖名播京师学界，北京大学预科学长胡仁源定聘他为预科教授。1914年，清史馆又聘他为协修。时袁世凯密谋帝制，清史馆总纂赵尔巽赞成辅翼之，朱希祖羞与为伍，愤而辞去史馆职务。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与其它章门弟子奔走营护，劝慰至备。一日，章氏呼朱希祖至榻前，说：余为国绝粒，虽以身殉，亦无遗憾。余殁后，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耳。这一时期，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据说他常向章太炎请教中国文学史，以分散章氏愤懑之情绪。他编辑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流传较广，颇得好评。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广延学者，兼容包，倡导新文化。朱希祖当时作为国文研究所主任，积极响应，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新聘教授胡适之等，相与上下议论，提倡白话文学，以及民治与科学等思想，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倡导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白话文的价值》等。在北京大学这个新旧思想汇聚之地，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当时以保守著名的《国故月刊》同仁希望他加入他们的编辑部，被他婉言谢绝。1919年，他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刘复、胡适等向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议案三件，即《请从速加添闰音字母以利通俗教育的议案》、《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极大地促进了国语统一和白话文的推广。1920年底，他与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 　　1920年夏，北大史学系系主任康宝忠去世。经蔡元培校长推荐，朱希祖继任史学系系主任。除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朱氏因不满奉系军阀改组北京大学而暂就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外，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31年初。在教学体系上，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规划史学系课程；在课程设置上，他重视史学理论课的建设；在教学方式上，他主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在师资方面，他广揽人才，耆儒新进，皆所延聘。经过这个阶段，北京大学史学系成为具有现代学术体系的历史学系，对国内其它高校史学系的建设也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独立以及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在北京期间，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有教授之职，主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概论等课程。1928年10月，他兼任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的主编。这年年底，他发起筹备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六校教师和学生共94人。这是中国最早由多个高校历史学系的师生自发组织的历史学会。朱希祖以得票最多被推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在此之前，他还被举为故宫博物院审查《清史稿》主任，负责对《清史稿》的审查。 　　1932年10月，朱希祖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南下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文史学研究所主任，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广州是南明诸王兴兵抗清之地，朱希祖搜集南明史料已逾十年，所以很想借在中山大学工作之便，进一步访求史料，实地考察南明史迹。他与中山大学史学系的教师一起发现了南明绍武君臣冢，作《恭谒南明绍武君臣冢记》。他访问了广州当地的藏书家，见到不少珍贵版本书。在广东通志馆，他撰写了《广东通志略例》、《广东通志总目》、《广东通志说明书》等。对新编《广东通志》，他实际起了发凡起例的作用。他还为这部新型的通志撰写了《明广东东林党列传》。在这一时期，他对屈大均的研究卓有成就，撰写了《翁山年谱》、《屈大均传考证》、《翁山诗外版本考》等。他为史学系的学生，开设了四门课程：中国史学概论、元明史、史通研究以及地方志研究。有一位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说，他开设“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当时史学系主任为朱谦之，以介绍西洋史学理论为同学欢迎，史学系同学称他们为“二朱”。在文史学研究所，他招收了研究生，此举盖为中山大学研究生培养之始。 　　1934年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致函朱希祖，欲聘他为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早就打算北归，又因南京距故乡海盐不远，亲戚故旧颇多，且其长子朱也在中央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于是定北上。3月到任。朱氏离开中山大学令校方颇感突然，校长邹鲁、文学院院长吴康、史学系主任朱谦之均先后致书于他，希望他仍回中山大学。但朱希祖最终没有回去，而是在中央大学开始了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 　　中央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赶超北京大学之势。一是南京系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央大学的投资建设；二是南京也是东南文化荟萃之地，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历史悠久的高等学校；三是从北京大学等校因派系之争受到排挤的不少一流学者，纷纷到中央大学就职。此时的中央大学文学院，章门弟子的地位举足轻重。黄侃、汪东、朱希祖这些章太炎的著名弟子，都任教于此。汪东还是文学院的院长。朱希祖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所定课程体系，自然还是以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当主任时制定的课程标准为基础，略为变通。除了中央大学的教职，朱希祖还有不少社会兼职。如1934年6月以后，被行政院聘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35年10月，被考选委员会聘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1936年2月，受章太炎之约，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每月去苏州讲学一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还利用课馀时间，与长子朱及滕固等人在南京及周边城市考察六朝陵墓，辨认文字，从事摄影、测量、考证工作，最终完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中央大学开全体教授会议，定将校址迁到重庆。朱希祖一方面忙于史学系师生搬迁的安排，另一方面设法安置自己多年经营的藏书。经过极其艰难的不断转运，终于把书籍迁藏于安徽隆阜戴东原后人戴伯瑚家。10月下旬，将藏书安置停当后，纔起程入蜀，于11月初到达重庆。初到新校，骨肉离散，亲朋寥落，希祖感怀国难，时常忧心忡忡，尽管如此，他仍然奔波于住处和校园之间，教学、行政未稍懈怠。中央大学史学系学生组织史学会，推他为会长。当时教育部拟颁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作为资深教授，朱希祖郑重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对历史学科的规划和建设产生深远影响。1939年，他代张继起草了“建立总档案库筹设国史馆议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议交国民政府实施。1940年，国民政府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聘朱希祖为秘书长，后改总干事，实际负责筹备工作。他赁会址，延专才，商榷史例，探讨史馆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条例，部署会务。百端草创，出力甚多。有一首诗云“废绝黎洲征季野，忽开史馆杂旌旄。十年建国无文字，今日行都见凤毛”。就是推重他这一时期在史馆的作用的。1940年3月，朱希祖又被国民政府简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他既筹谋修史，又忙于考选事务，往返跋涉，精力交瘁。于是他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及教授职务。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虽规划多经草拟，而未能即为实施，因以辞去总干事职，改做顾问，而专任考选委员，悉力着述。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朱希祖被选为史学会理事及常务委员。 　　朱希祖在重庆时期的著述偏重先秦史、民族史及西南史地研究。他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南明史，本应在这一时期进入撰写阶段，因为资料迁藏于地，而不能着手进行。春秋战国至秦史事，大都在经诸子中，自随书籍基本能够满足研究之需要，所以他把精力转向了先秦，特别是战国史。他说他之所以研治战国史，一因今日世界为一新战国，颇可鉴古以知今；二因中国学术思想亦以此为最发达，整理战国史，其价值等于欧洲史之希腊史，秦史则等于罗马史，此二史若成，则在中国史界可推为最大之伟业。这期间他着有《汲冢书考》五卷、《战国史年表》八卷，两书在发现史实方面，均有重要的学术贡献。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年迈的朱希祖也经常为避空袭而喘息不安，加上重庆多雾，冬多阴雨，夏多蚊蚋，饮水不洁，时常生病。进入1944年，朱希祖的身体状时好时坏，几度住院。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国民政府发布了褒扬令，为他举行了公祭。各界赠送挽联三百馀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馀人，这在战时的重庆，可谓是极一时之哀荣。 　　二 　　朱希祖是一个学者，国民政府给予他高规格的礼遇，主要是他在学界的地位定的。他有一首诗《自嘲》：“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画像。可见，学术研究纔是他最孜孜以求的事业。 　　在朱希祖逝世一年后，《文史杂志》推出了纪念他的专号。朱氏的女婿、历史学家罗香林发表了《朱逖先先生著作目录》（包括未刊稿）。现在看来，这个目录尽管尚有不少遗漏，但基本上反映了朱氏的学术规模。这个目录将朱氏着述分为十六类：一、属于史学理论者二种；二、属于史迹发现者二种；三、属于史料辑录者三种；四、属于史学考证者五种；五、属于版本目录者五种；六、属于战国史者二种；七、属于萧梁史者三种；八、属于唐史者二种；九、属于宋史者三种；十、属于明史者四种；十一、属于近百年史者二种；十二、属于家史者二种；十三、属于文学史者二种；十四、属于小学与经解者二种；十五、属于日记随笔者一种；十六、属于诗文集者二种。这十六类中的每一种，有的是专书，有的是文集。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出，朱希祖的著述极其丰富。从研究的断限看，朱希祖研究的时间跨度很大，上自先秦，下至近世史，各个断代都有研究成果。如先秦时期有《东西周君年表》、《西周君世系考》、《秦自襄公至二世年数考》等系列考证文章，近世史中有《太平天国史事论丛》、《黄花岗烈士传》等。其它像汉、三国、魏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等均有许多考辨文章。特别是对战国史、南朝萧梁史以及晚明史的研究，朱希祖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所取得的成果比较多，他在这些领域造诣很深，在当时被誉为权威。唐史虽不是他的专长，但从他与陈寅恪的商榷文章《驳李唐为胡姓说》来看，他对唐史的研究也是很出色的。 　　从内容说，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如《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太史公解》等；有经济史的研究，如《梁代货币考》、《两宋盛行铁钱之因果》、《明代金花银考》、《桑弘羊之经济政策》等，《桑》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实开近代研究经济思想之先河；有宗教史的研究，如《梁代佛教考》；有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如《中国文学史略》；有氏族学、民族史的研究，如《左传姓氏录》、《两汉姓氏学》、《云南濮族考》等；有目录学的研究，如《宋代官私书目考》、《宋代金石书目考》、《版本目录学论丛》等；有金石学的研究，如《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安洲古器图考》等；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如《战国地理杂考》、《雪山党项地理考》、《黑党项所居赤水为洮水考》等；有文字学的研究，如《中国文字学》等。此外，他在史籍考订、史籍辑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辑佚方面，有《杨么事迹考证》、《伪齐录校证》、《伪楚录辑补》等专书。 　　在方志学方面，他用力甚多。1924年，他就开始搜集方志。他重视利用方志治史，许多史学著作采用了方志资料。1929年，他曾为弟子傅振伦主编的《民国新河县志》作序，盛赞该志为新型方志之准绳，且极力倡导编修新志。他主持修纂的《广东通志》，集中反映了他的方志学思想和修志实践。首先，该通志以阮元撰《道光广东通志》为基础，总结其利弊得失，提出了符合时代变化的通志体例，使这次撰修的通志体例、篇目具有了现代志书的性质。其次，主张《广东通志总目》分为纪、表、略、传四体，对旧体例有沿有革。他认为修志宜统合古今，其理由：一是“通志之名，媲于通史，肇自远古，迄于当今，是名曰通”。因此，只有将古今重大事迹网罗为一书，才能观其会通。二是近代新事物层出不穷，虽盛极于当代，然“亦胚胎于清季，斯皆断代之所不便述”，指出修志体例既应“储积广博，鉴别精确”，又需“观察通贯，始终条理”，而且必须考虑时代变化，志书内容篇目“势须增”。此外，他还对如何记人物、如何记事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说“同在省区，有本省人焉，有外省、外国人焉，故可分内传、外传。本省人入内传，外省、外国人入外传。内传又分为专传、汇传，专传注重个人特性，以人名分代编次；汇传注重社会体，以事类分派编次”。他还改阮元《广东通志》“事前略”为“大事记”，因为“事无鉅细，皆为前事，大事则随时随地，皆可自立标准，以定取舍”。这样的论述，确为卓见。他认为纂修志乘，非易事，“作县志之法，能兼得今世历史、地理二学之所长，乃得为善志，盖难矣。惟其为历史学科也，故必博访遗事，广储史才……惟其为地理学科也，故必实测幅员之修广、山川之崇深……他若政治、经济、风俗、文化之实况，皆应考察精密，统计真确”。说如无历史地理“二者之备”，志事将无成，正确地阐述了方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之间的关系。 　　朱希祖在史馆修史方面多有建树。他曾参与《清史稿》的修撰和审查。抗战时期，他更是主张国家要重视国史编修。他说：“盖吾族自有其历史，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何则？其魂魄永存，不能消灭也。自古以来，灭人之国，必以其历史为先务，端由于此。”“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在主持国史馆期间，他撰着了《史馆论议》，论述了国家修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历代修史之利弊得失、中国历代修史机构的组织和运作，总结古今中外国家组织修史的经验教训，制定国史馆的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的条例。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主张通过纂修国史，激荡爱国保家之民族士气，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感。 　　朱氏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南明史，他是公认的南明史权威，曾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二卷七期上发表《编纂南明史计划》。他致力于南明史料搜集达三十多年，抄本秘籍，无不悉力致之，故其收藏，无人能比，曾发表南明史籍题跋七十多篇，代表作有《弘光实录抄跋》、《校抄本思文大纪跋》、《稿本鲁之春秋跋》、《抄校本存信编跋》等；他结合自己对晚明史的研究，谈到了治史之三期，很能反映他对史学研究的看法。他说，作史之业，盖有三期，第一是搜罗期，第二是考订期，第三是去取期。这三期的要求则是：“搜罗务期广博”，“考订务期精审”，“去取务权轻重”。在第一期中，“一方竭吾之力，从事搜采，一方随所得书，从事整理，不必以前人所见之目尽入吾藏，方从事于著述也”。在第二期中，由于“前人着书，往往贪多务广，不加考订，即据为事实，遂至真伪不分，是非难别”，所以必须考订事实。而考订一事，往往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辗转牵连，都有说。所以，“欲定甲事，必先考乙，欲定乙事，又必考丙，非至静不能理其纠纷，非至明不能断其是非，非借助金石档案、诗文笔札，亦无以知其致误之由。故有丰富之史籍，非经缜密之考证，譬犹金铁未炼，泥沙未汰，不足以成器皿也”。在第三期中，之所以去取务权轻重，是因为“一切史材，非皆有用，何者宜取，何者宜去，非立定标准，不能权衡轻重。前人着史，往往侧重朝廷而轻视社会，注意政治而忽视文化，崇奉英豪而恝置众，发扬道德而罕言经济，至若夷夏之辨，治乱之理，亦多忽诸”。所以，“史料之考订，虽极精确，而编纂之时，亦须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方足称为上乘”。关于这三期的关系，朱氏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览宫室之美，第一期欲其入门也，第二期欲其升堂也，第三期欲其入室也。既不可躐等以求，亦不可一蹴而几”。从他的三期之论，特别是对第三期任务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出旧史学轻视社会、忽视文化、恝置众、罕言经济等弊端，认为第三期要在前两期的基础上，“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写出系统的著作来，这样的著作，纔能称为“上乘”之作。也就是说，作为一位以考史著名的史家，他不认为考证清楚历史事实就是史学的目的，史学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虽然如此，他仍反对没有第一期就进入第二期，没有第一、第二期的准备和基础就进入第三期，批评“方今治史学者，滞初步则徒夸张目录，截中步则徒穷探枝叶，躐终步则或轻言编纂，稗贩钞胥，或空谈方法，道听途说，鬻诳耀，尊己凌人，此真所谓唐华朝菌，不经风霜者也。欲其革除叫嚣之风，振导朴实之学，岂不难哉”。朱氏治史学之严谨扎实，由此可见。 　　朱希祖认为，“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此史学之全体大用也”。他强调史学的科学性，他曾说：“政治有党派，学术无党派。讲史学的，尤应超出于政党以上，乃能为客观的公平观察，不为主观的偏私论着，方合于科学的史学精神。”他称赞元丞相脱脱奉诏修宋辽金三史，各为正统，是至公无私。他重视直接史料和原始资料。在北京大学期间，组织学生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还自费购买了差点被人当废纸卖掉的清朝平署档案，撰写了《整理平署档案记》，说明收购经过及档案内容，对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进行评价。以后他廉价把这批档案转让给北平图书馆，其保存档案之用心，令人敬佩。他主张“治史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和同窗好友钱玄同都有不同意见。在日记中，他曾写道：“余以史学治经学，以论理学方法解疑难，最鄙视今古文家门户之见。旧时以汲冢古文书为人伪造，今治史知其不然。盖孔壁、汲冢、殷墟甲骨刻辞，实为吾国三大发现，信甲不得不信乙丙。近人或不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而信孔壁古文经，或不信孔壁古文经而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同是埋藏古物，何以信甲而不信乙，信乙而不信甲？是皆不合于论理方法者也。盖真伪之事，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凭空臆说。上列三事，皆客观条件具足，确皆可信，非大言虚说所可推倒者也。”但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当历史研究涉及到民族气节、国家前途时，他的态度是极其严正的。这从他的《伪齐录校证》和《伪楚录辑补》的序言及与他人的商榷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求真与致用相统一，是他史学思想的鲜明特征。 　　朱希祖在大学中，曾长时间担任史学系主任，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他十分自觉地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他说：“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学科。”他与史学系教授一起制定了具有现代史学系性质的课程体系。傅振伦回忆说：“民国初年，朱任清史馆编（协）修，兼北大中国文学系及史学系两主任，与李大钊制定课程标准为六类：一为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二为中、外通史，三为断代史，四为辅助学科，五为专门史，六为两种外国语。”罗香林也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抗战入蜀期间，教育部就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朱希祖主要就史学系的课程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大学各系课程，自须由部规定原则，使为遵守，而课目可依实情酌定，报部审核，至于历史学系，则不外应用与学理二途。大学教育，以学理为重，以期发明。其应用则师范院校任之。而就学理言之，则目的有二：一则发明历史真相，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为必修科外，须以考古、地史、人类、人种、语言诸学，及人文地理、吾国文字学、古文书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国别史如英、美、德、法、日、俄等国史为选修科，或更以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等辅之。二则发明历史真理，则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外，须以心理学、论理学、历史哲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为选修科，或更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辅之。至如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史学原理等，内容多有相通者，用其一种足矣。这一提议也是他主持史学系所一贯坚持的，在当时颇为人赞同，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 　　朱希祖还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对有价值的善本、稿本、抄本书，从不吝金购买。朱氏在北京时曾留有长须，绰号“朱胡子”。伦明（字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这样描述他：“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馀。勿吝千金名马至，从如求士例求书。”作一说明：“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君所得以乙部居多，尤详于南明，兼及万以后诸家奏议文集，遇古本及名人稿本，亦未尝不收也。”他的藏书最盛时，达25万册，百馀万卷。其中像《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抄宋本《水经注》，均为海内孤本。朱希祖一教授，不富裕，这些书籍都是他长期生活节俭之积累。从他的一部分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书的酷嗜程度。每有空闲，他总要去书店，发现善本书，喜不自禁，购之作题跋。他是“一个读书的藏书家，与其它欣赏的、校雠的藏书家不同”。朱希祖曾为自己的藏书室取名“郦亭”，请章太炎书匾。抗战时期，他还曾设想，等抗战胜利后，设立“郦亭图书馆”，仿天一阁制，以垂久远。但他对自己的藏书有极其开明的态度，未视作个人的私产，曾说：“藏书之人能自籀读以终其身可矣。子孙能继起则遗子孙，否则，可送存图书馆，犹得贻令名于不朽也。”在战乱播迁过程中，朱希祖为了他的藏书，可谓呕心沥血，艰辛备尝。抗战胜利，这些藏书得以完好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个人图书馆的条件已不具备了，他的长子，著名经济学家、文史学家朱先生将这些价值连城的藏书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朱希祖对公藏也非常重视，他不论人在何处，都致力于当地文物、史迹及文献的保护与整理。明清内阁档案、清代戏曲档案、西夏文佛经等得以保存，都有赖于他的呼吁乃至亲自搜购。作为一个藏书家，朱希祖对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三 　　朱希祖的著述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发表和出版的。1960年、1961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汲冢书考》和《明季史料题跋》。此后，他的著作在祖国内地基本没有出版。台湾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影印了《朱希祖先生文集》六册，但在祖国内地基本见不到。另外，朱希祖尚有很多文稿从未发表过，这些文稿现存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他在几个时期的日记也比较完备，它们或存于国家图书馆，或存于后人家中，也没有出版。朱希祖著作的整理出版状况与这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是很不相称的，这也使得今人对他进行研究面临诸多困难。这次编选的《朱希祖文存》，包括政论、文学、史学、学科建设、序跋书信等方面的论着，尽量选取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思想、学术特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散见于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有几篇录自手稿，过去没有发表过。第一组文章属于政论，朱希祖发表这类文章虽然较少，但这样的几篇也足以说明中年朱希祖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热情。第二组属于文学类的论文。朱希祖最早以讲授中国文学史著名，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又积极倡导新文学，尽管他以后很少用白话文写作。这组文章反映了他在“五四”前后的文学观点。第三组属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文章。朱希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较早地开设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类的课程。他重视史馆修史，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予以实践。第四组属于历史考证类文章。考史是朱希祖治史的主要手段，这里所选取的文章有考察中国人种的，有考察中国古代铁制兵器之来源的，有考察先秦学派的，有考察唐朝、明朝皇族的，有考察民族的。其中有的文章引起了争鸣，有的则是论辩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第五组是有关章太炎史学、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早期历史、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个人著述计划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教学思想。第六组是序跋及书信。其中既有自序，也有为他人作的序。这些序跋和书信，都是关乎学术研究的，亦有较高的价值。 　　《朱希祖文存》的选班，得到了朱希祖孙女朱元春女士、孙子朱元曙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朱元春女士向我提供了某些难以找到的文章，朱元曙先生向我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日记，令人感动。本书的责任编辑李志茗博士，慧眼独具，促成本书的出版，又不畏辛劳，细致编校。我相信，《朱希祖文存》对朱希祖研究以及民国时期的学术史研究，一定能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周文玖 　　2006年1月 　　撰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Leaves of grass

作者：  (美)惠特曼著;李野光译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简介：这部以自然界最平凡、最普遍而密密成群、生生不息之物命名、面向人类社会芸芸众生的诗集，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的代表诗作集，内涵深广，气象恢宏。他开创了新的诗风，对美国乃至世界诗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全集收录了惠特曼从一八五五年初版的十二首诗发展到一八九二年的四百零一首诗，记录着诗人一生的思想和探索历程，也反映出他的时代和国家的面貌，所以说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史诗，也是十九世纪美国的史诗。 《草叶集》初版问世至今已有一百三十七年，它的作者惠特曼逝世也整整一百年了。从某些方面说，世界文学史上还找不到另一个范例，能像《草叶集》和惠特曼这样体现一部作品同它的作者呼吸与共、生死相连的关系。正如惠特曼在诗集(正编)结尾的《再见!》中向我们招呼的：“同志，这不是书本，／谁接触它，就是接触一个人。”这个人便是诗人自己。 惠特曼生当美国独立后约半个世纪，也就是那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新大陆蒸蒸日上的时代。他出生于长岛亨廷顿区西山村一个农民兼手工艺者的家庭，十一岁即离开学校开始独立谋生，先在律师事务所和医生诊所当勤杂工，后来到印刷厂当学徒和排字工，当乡村学校教师、报纸编辑和地方党报撰稿人。他在青少年时代接受了民主思想，成为一个杰斐逊和杰克逊式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同时开始学习写作，写些带伤感情调的小品、小说和诗歌。但是，正如他在政治上、在地方民主党内部斗争中频频被人利用和受到打击一样，他的文学创作也长期停滞在因袭模仿的阶段，没有什么成就。这样，到一八四九年三十岁的时候，他才改弦易辙，毅然宣布退出政治活动，并下决心在文学事业中奋斗一番。经过好几年的默默探索，他于一八五五年推出了《草叶集》。 惠特曼在《过去历程的回顾》中谈到自己写《草叶集》的背景、动机和它的主旨时说：“我没有赢得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承认，乃退而转向对于未来的心爱的梦想……这就是要发愤以文学或诗的形式将我的身体的、情感的、道德的、智力的和美学的个性坚定不移地、明白无误地说出并表现出来… …”他又说：“在我的事业和探索积极形成的时候，(我怎样才能最好地表现我自己的特殊的时代和环境、美国、民主呢?)我看到，那个提供答案的主干和中心，必然是一个个性……这个个性，我经过多次考虑和沉思以后，审慎地断定应当是我自己——的确，不能是任何别的一个。”写我自己，以表现我的“特殊的时代和环境、美国、民主”——这便是《草叶集》的主旨，是惠特曼当初的“梦想”，经过他三十七年的不懈努力，也基本上实现了。 《草叶集》问世前，美国文学已在浪漫主义运动与超验主义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片繁荣，但它主要仍是英国文学传统移植到新大陆的产物。尤其是诗歌界，在新英格兰学院派诗人的控制下，因循守旧的势力仍相当顽强，与当时雄心勃勃的政治面貌和日新月异的经济形势很不相称。以爱默生为代表的革新派思想家和作家一再提出要建立美国自己的民族民主的新文学。例如爱默生一八四二年在《论诗人》的演讲中表示，希望美国诗坛上将出现那种“有专断的眼光，认识我们的无与伦比的物质世界”，并歌唱“我们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以及北部企业、南部种植业和西部开发”①的歌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隘口，惠特曼闯了出来，开始以崭新的姿态和自己高昂的声调歌唱。因此，《草叶集》的出版不仅是惠特曼个人文学生涯的真正开端，而且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不过，由于它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语言，都与当时流行的美国诗歌和整个英语诗学传统大不相同，使得美国文学界用来迎接它的先是无情的冷落，接着便是恶毒的嘲讽和谩骂。惟独爱默生立即给惠特曼发出贺信，称赞它是“美国迄今作出的最不平凡的一个机智而明睿的贡献”。 《草叶集》初版有一长篇序言，其中，把爱默生提到过的想法加以具体化和发展，指出“别处的诗歌停留在过去——即它们的现成状态，而美国的诗歌则在未来”。但是，惠特曼在抵制和批判英国文学传统的控制方面大大超越了爱默生，几乎否定了从乔叟到丁尼生的整个英国诗歌，并对当时包括爱默生在内的美国诗坛采取了完全对立的态度，这无疑是过于偏激的。实际上，惠特曼既不是一个超乎历史传统之外的所谓受到“天启”的歌手，也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个“粗人”。他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前期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知识，吸收了英美文学传统中各方面的营养；甚至到《草叶集》问世以后还在继续向同辈诗人的作品借鉴，并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逐渐向传统靠 拢②，以致许多批评家又反过来指责他中期以后便失去了原有的创新精神。显然，惠特曼是一个适应时代、善于在批判中继承和在借鉴中创新的诗人，只不过批判和创新在他那里居于主要地位，早期特别突出，所取得的成就和在历史上留下的影响也最为显著。 《草叶集》从初版到“临终版”，始终以《我自己之歌》作为“主干和中心”。这首长诗内涵深广，气象恢弘，颇有睥睨当代、驰骋古今之势，不愧为十九世纪以来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长诗之一。但它问世后首先引起强烈反应的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诗中那个“我自己”往往被读者看成完全是诗人的自我写照，他粗暴傲慢，令人反感；二是诗人将性欲作为宇宙发展的基本冲动来写，或者说借性的意象来表现肉体与灵魂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大大冒犯了传统道德的禁忌。前一点经诗人的朋友和他自己说明，强调诗中歌颂的主要是那个大“我”即十九世纪美国普通人的代表以后，又引起了“自己 ”的两重性，二者纠缠不清，令人迷惑。后一点则到一八六。年第三版的《亚当的子孙》反而有所发展，人们索性称之为“性诗”，结果在内战期间惠特曼竟因此被内政部长免职，一八八二年《草叶集》被波士顿检察官列为“ 秽亵”读物，禁止发行。不过惠特曼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一八八八年仍郑重申明：“我三十年来确定的信念和审慎的修订已肯定那些诗行，并禁止对它们作任何的删削。”这里还应当指出，《芦笛集》中那些歌颂“伙伴之爱”的短诗，也有不少批评家认为流露着“同性爱的渴望”，但惠特曼对此作过严正的辩解，说“伙伴之爱”是作为“男人与男人”之间亲密团结的纽带，为美国的强大巩固和世界人民的友好关系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诗人晚年的朋友s．肯尼迪也说《芦笛集》是“惠特曼写友谊和民主精神的美丽诗篇”。这个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尽管组诗中有些篇什像《亚当的子孙》一样，写得略嫌浅露，很难避免人们的怀疑和争论。 《草叶集》中正面写诗人自己和他的“国家与时代”以及普通人的精神面貌的诗篇很多，除《我自己之歌》外，分量较重的还有《大路之歌》、《欢乐之歌》、《大斧之歌》、《各行各业之歌》，以及《开拓者!啊，开拓者!》等等。《桴鼓集》在《草叶集》里占有特殊地位，被誉为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史诗，诗人自己也满意地说它“作为一个艺术品比较完整……表达了我经常想着的那个创作雄心，即在诗中表现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和国家，连同那……血淋淋的一切”。至于中后期的重要诗篇，如《向印度航行》、《红杉树之歌》、《哥伦布的祈祷》，虽然大都是从当时诗人的境遇(如健康状况恶化)出发对环境、历史、生命的思索和咏叹，有时情调比较低沉，甚至带有若干宗教色彩，但视野宽广，立意高深，仍不失其天然活力和傲岸不屈的风貌。 惠特曼骄傲地宣称：他的诗中没有了“旧世界赞歌中高大突出的人物” ，而有的是“作为整个事业及未来主要成就的最大因素的各地普通农民和机械工人”，这是符合实际的。他既是自然的诗人也是城市的诗人。当英美诗人们纷纷从城市向乡村逃遁时，他却在钢铁时代的纽约纵情高歌，既歌唱高山、大海、草原，也歌唱火车头、电缆、脱粒机，这些都是新大陆、新时代的产物，他把它们一起拥抱。 惠特曼一般不主张以诗歌代替宣传，直陈慷慨，但是当正义事业被无情扼杀时，当人道主义接触到革命火花时，他也会义愤填膺，疾呼震地，如《啊，法兰西之星》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至于他后期的散文，特别是政论文章，其锋芒就更加犀利了。 不过，正如惠特曼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民主和人道主义，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他的哲学观点主要是在黑格尔——卡莱尔——爱默生的熏陶下形成的，甚至还可能受到过古代印度吠檀多派哲学神秘主义的影响。这些反映在《草叶集》中，不仅有那个时隐时现的“上帝”或“超灵”，还有某些诗和某些节段中那种玄奥莫测、连他自己也说“不好解释”的东西。 如《歌唱那神异的正方形》，至少在我们看来是太“神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