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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符文军主编
出版社:时事出版社,2008
简介: 本书从华夏始祖盘古开天辟地开始,将三皇五帝,夏商西周,春秋战国 ,秦朝汉代,三国西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十国,两宋辽金,元朝,大明王朝,大清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下五千年历史的辉煌灿烂和沧海桑田 都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 ,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像政 治家秦始皇、曹操,谋略家张良、诸葛亮,思想家孔子、孟子,民族英雄林 则徐、邓世昌,科学家张衡、沈括,医学家 华佗、李时珍,文学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李清照,诗人李白、陆游, 革命家孙中山、李大钊等等。他们为中华民 族创造了无数的世界之最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也出 现了不少像奸臣秦桧、窃国大盗袁世凯那样 的民族败类。但历史是一面镜子,会让后人去借鉴,去思考,去创新,要不 ,唐太宗李世民怎么会留下“以史为鉴可以 知兴替”的名句呢?因此,虽然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血雨腥风,但还是没有 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和人类的进步以及社 会的发展。今天的基因工程、电子信息、遨游太空就是最好的证明。
作者: (东晋)郭璞原著;程子和点校
出版社:华龄出版社,2010
简介: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庞大的一部百科丛书,由清乾隆皇帝钦定纂修,从乾隆二十七(1772)开始,历时10年才最终编修完成。该丛书共收录图书3503种,总计约10亿字,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四库全书》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前期各种学科门类的重要典籍,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白话图解》丛书精选《四库全书》中收录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以适应现代读者阅读需要的编辑方法,经过精心校勘、白话评注、生动图解编撰而成。本丛书既保留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的权威版本,又加注了通俗易懂的白话提要;此外,还辑录了大量古代珍贵图版,并精心绘制了便于读者理解的手绘图、表格、图表等,用现代编辑手法大大增强了古代典籍的可读性,让传统经典生动易懂,同时兼具一定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和收藏价值。
作者: (日)出口保夫著;吕理州译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 中国馆 英国国家博物馆的33号展厅是专门陈列中国文物的永久性展厅,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印度展厅一样是该博物馆仅有的几个国别展厅之一。该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囊括了中国整个艺术类别,一言以蔽之,远古石器、商周青铜器、魏晋石佛经卷、唐宋书画、明清瓷器等标刻着中国历史上各个文化登峰造极的国宝在这里皆可见到,且可谓门类齐全,美不胜收。 然而,这仅仅是英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2万3千件中国历代稀世珍宝中的一部分,另外的十分之九都存放在10个藏室中,除非得到特别许可,一般游客是无缘谋面的。 某些藏品,如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只有特别的专家才可获得机会一饱眼福。《女史箴图》是当今存世最早的中国绢画,是尚能见到的中国最早专业画家的作品之一,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直是历代宫廷收藏的珍品。 现在世界上只剩两幅摹本,其一为宋人临摹,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笔意色彩皆非上品。另一幅就是英国国家博物馆中的这件摹本。它本为清宫所藏,是乾隆皇帝的案头爱物,藏在圆明园中。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英军大尉基勇从圆明园中盗出并携往国外。 1903年被大英博物馆收藏,成为该馆最重要的东方文物,称之为“镇馆之宝”毫不为过。该摹本存放于馆内的斯坦因密室,据报道,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艺术研究室主任谢成水2002年曾偶然在该密室看过这幅摹本,当时在登记册上只有上个世纪20年代两个日本人来现场临摹过的记录。 在中国厅中央墙上有几十平方米的敦煌壁画,其割痕虽犹可见,却难掩其久远的鲜丽及三位“浓丽丰肥”菩萨的雍容华贵。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国宝级敦煌画卷及经卷多以万计,除了这幅壁画,其他藏品在中国厅内却难觅踪迹。 1856年到1932年间,多个所谓的“西方探险家”以科学考察为名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达60多次,每次都掠走大量的文献文物。其中,尤以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在敦煌藏经洞劫掠的文物最多。
作者: 王元化
简介:
王元化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文心雕龙》,1979年出版《文心雕龙创作论》,此作初版即为当时大家所推重,郭绍虞、季羡林、徐复观、王力、钱仲联、王瑶等均予以充分肯定。与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同获首届比较文学荣誉奖。后来多次修订出版,*后定名为,《文心雕龙讲疏》。
本书辨定刘勰出身为庶族,刘勰思想基本以儒家思想为骨干,指出了刘勰思想的前后变化,讲了刘勰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且对《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作了释义本书是研究《文心雕龙》的经典,对我们创作也很有启发,很值得一读。
【目录】
新版前言
序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
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
《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
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
附释:一、心物交融说“物”字解
二、王国维的境界说与龚自珍的出入说
三、审美主客关系札记
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关于艺术想象
附释:一、“志气”和“辞令”在想象中的作用
二、玄学言意之辨撮要
三、刘勰的虚静说
释《体性篇》才性说——关于风格:作家的创作个性
附释:一、刘勰风格论补述
二、风格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
附释:一、“离方遁圆”补释
二、刘勰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
三、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点说明
四、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释《情采篇》情志说——关于情志: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
附释:一、《辨骚篇》应归入《文心雕龙》总论
二、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感情
释《镕裁篇》三准说——关于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
附释:一、思意言关系兼释《文心雕龙》体例
二、文学创作过程问题
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关于艺术结构的整体和部分
附释:一、文学创作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二、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
释《养气篇》率志委和说——关于创作的直接性
附释:一、陆机的应感说
二、创作行为的自觉性与不自觉性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
1983年在日本九州大学的演讲
1984年在上海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
1988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
《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序
《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
《文心雕龙讲疏》日译本序
备考
一、郭绍虞
二、曾祖荫
三、钱仲联
四、徐复观
五、季羡林
六、程千帆
七、兴膳宏
八、朱寨
九、牟世金
十、胡厚宣
十一、罗宗强
十二、钱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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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刘勰的生平事迹史书很少记载,现在留下的《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几乎是仅存的文献资料。这两篇传记过于疏略,甚至未详其生卒年月。清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根据《时序篇》“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一段文字,考定《文心雕龙》成书不在梁时而在齐末。所据理由有三:一、《时序篇》所述,自唐虞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二、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三、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赞美,绝无规过之词。《书后》又说:“东昏上高宗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前。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这一考证经过近人的研究,已渐成定谳。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根据此说进一步考定刘勰于齐明帝建武三、四年间撰《文心雕龙》,时三十三四岁,正与《序志篇》“齿在逾立”之文相契。从而推出刘勰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约当宋泰始初年(465年)生,至梁普通元、二年间(520或521年)卒,得年五十六七岁。至此,刘勰的生平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关于刘勰的卒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就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并《梁僧传》中有关资料,加以对勘,写成《梁书刘勰传笺注》。这篇笺注虽不越《梁书》本传范围,但对刘勰的家世及其在梁代齐以后入仕的经历,都有相当丰富的增补。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不少线索,但仍留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这里首先想要提出刘勰的身世问题。
《梁书》本传说到刘勰的家世只有寥寥几句话:“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灵真、刘尚二人,史书无传,事迹已不可考。但是我们从这里知道灵真为宋司空秀之之弟,而秀之又是辅佐刘裕的谋臣刘穆之的从兄子。根据这条线索,就可以从刘穆之、刘秀之两传来推考刘勰的家世了。杨明照《本传笺注》曾参考有关资料,制出刘勰的世系表①。《本传笺注》分析刘勰的世系表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尤众,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这里所说的臧氏,亦为东莞莒人,是一个侨姓大族,其中如臧焘、臧质、臧荣绪、臧严、臧盾、臧厥等,史书并为之立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称:“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②其中所举能文擅名的士族,舍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彭城到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济阳江氏外,就有东莞臧氏在内。《本传笺注》虽然没有明言刘勰出身士族,但以之比配东莞臧氏,似乎认为刘勰也是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这种看法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序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序录》作者直截了当地把刘勰归入士族。近来探讨刘勰出身的文章也多持此说。
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这是研究刘勰身世的关键问题。自然,在南朝社会结构中,无论士族或庶族,都属于社会上层(当时的下层民众是小农、佃客、奴隶、兵户、门生义故、手工业劳动者等)。但是由于南朝不仅承袭了魏文帝定立的九品中正门选制,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因而使士族享有更大的特权。士、庶区别是南朝社会等级编制的一个特点。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南史?王球传》来说明:“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士、庶区别是国家的典章。当时士族多是占有大块土地和庄园的大地主,有的甚或领有部曲,拥兵自保。晋代魏改屯田制为占田制后,士族可以按照门阀高低,荫其亲属。这也就是说,通过租税和徭役对被荫庇的族人和佃客进行剥削。他们的进身已无须中正的品评,问题全在区分血统,辨别姓望。在这种情况下,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的“谱学”成了专门名家的学问,用以确定士族的世系,以防冒滥。士族拥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实际上成了当时改朝换代的幕后操纵者。至于庶族则多属中小地主阶层,但是在豪族右姓大量进行搜刮、土地急剧集中的时代,他们占有的土地时有被兼并的危险。在进身方面,他们由于门第低卑,更是受到了压抑,绝不能像士族那样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晋书》载刘毅陈九品有八损疏,**条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意思说庶族总是沦于卑位。左思在《咏史诗》中也发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到了宋、齐两朝,庶族进身的条件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梁书?武帝纪》载齐时有“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规定③。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庶族被服儒雅,侥幸升迁高位,但都遭到歧视和打击。《晋书》记张华庶族儒雅,声誉日隆,有台辅之望,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深恩,憎疾之,每伺闲隙,欲出华外镇。《宋书》记蔡兴宗居高位,握重权,而王义恭诋其“起自庶族”。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南齐书》称陈显达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畏惧之色。尝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士、庶区别甚至并不因位之贵贱而有所改变。所谓“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文苑英华》引《寒素论》)。所以,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说,庶族都时常处于升降浮沉、动荡不定的地位。
根据笔者对刘勰家世的考定,并参照他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理由有下面几点:
**,按照士族身份的规定,首先在于魏晋间的祖先名位,其中以积世文儒为贵,武吏出身的不得忝列其数。可是我们在刘勰的世系表中,不能找到一个在魏晋间位列清显的祖先。秀之、灵真的祖父爽,事迹不详,推测可能是刘氏在东晋时的*早人物。《南史》只是说他做过山阴令,而晋时各县令系由卑品充任。至于世系表称东莞刘氏出自汉齐悼惠王肥后,则颇可疑。此说原本之《宋书?刘穆之传》,似乎应有一定根据。但是,南朝时伪造谱牒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新贵在专重姓望门阀的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编造一个做过帝王将相的远祖是常见的事。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书?刘穆之传》中“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话删掉了。这一删节并非随意省略,而是认为《宋书?刘穆之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据《南史》改削《齐书》本纪一事推知。《齐书》本纪曾记齐高帝萧道成世系,自萧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讳。《南史?齐本纪》直指其诬说:“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言,齐典所书,便乖实录。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可见《南史》改削前史是以其有乖实录为依据的。据此,我们知道东莞刘氏不仅没有一个在魏晋间致位通显的祖先,而且连出于汉齐悼惠王肥后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这是刘勰并非出身土族的**个证据。
第二,在刘氏世系中,史书为之立传的有穆之、穆之从兄子秀之、穆子曾孙祥和刘勰四人(其余诸人则附于各传内)。其中穆之、秀之二人要算刘氏世系中*显赫的人物。据《宋书》记载,穆之是刘宋的开国元臣,出身军吏,因军功擢升为前军将军,义熙十三年卒,重赠侍中司徒,宋代晋后,进南康郑公,食邑三千户。秀之父仲道为穆之从兄,曾和穆之一起隶于宋高祖刘裕部下,克京城后补建武参军,事定为余姚令。秀之少孤贫,何承天雅相器重,以女妻之;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他在益州刺史任上,以身率下,远近安悦。卒后,追赠侍中司空,并赠封邑千户。穆之、秀之都被追赠,位列三公,食邑千户以上,自然应该归入官僚大地主阶级。可是,从他们的出身方面来看,我们并不能发现属于士族的任何痕迹。穆之是刘氏世系中*早显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然而史籍中却有着充分证据说明他是以寒人身份起家的。《宋书》记刘裕进为宋公后追赠穆之表说:“故尚书左仆射前军将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此表为傅亮代刘裕所作,亦载于《文选》,题为:《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这里明白指出穆之出身于布衣庶族。《南史》也曾经说到穆之的少时情况,可与此互相参照:“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此事亦见于宋孔平仲之《续世说》)这段记载正和上表“爰自布衣”的说法相契。在当时朝代递嬗、政局变化的情势下,往往有一些寒人以军功而被拔擢高位,参与了**统治集团。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得列入士族。这里可举一个突出的事例。《南史》称:“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敩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这个例子清楚说明身居高位的庶族乞作士大夫,连皇帝都爱莫能助。我们在《南史?刘祥传》里还可以找到有关穆之身世的一个旁证:“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刘祥是穆之曾孙,时隔四世,仍被士族人物呼为“寒士”,更足以说明刘氏始终未能列入士族。“寒士”亦庶族之通称(《唐书?柳冲传》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即以寒士与世胄对举)。总之,细审刘穆之、刘秀之、刘祥三传的史实,刘氏出身布衣庶族,殆无疑义,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二个证据。
第三,再从刘勰本人的生平事迹来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首先,这就是《梁书》本传所记下面一段话:“初,勰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据《范注》说,《文心雕龙》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初。案此时刘勰已居定林寺多年,曾襄佐僧祐校定经藏,且为定林寺僧超辩墓碑制文(据《梁僧传》载,超辩卒于齐永明十三年),不能说是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物。另一方面,当时沈约与定林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里只要举出定林寺僧法献于齐建和末卒后由他撰制碑文一事即可说明。法献为僧祐师④,齐永明中被敕为僧主,是一代名僧。刘勰与僧祐关系极为深厚,而僧祐地位又仅次于其师法献。沈约为法献碑制文在建武末,《文心雕龙》成书在中兴初,时间相距极近。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如果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沈约,似乎并不十分困难。为什么《文心雕龙》书成之后,刘勰不利用自己在定林寺的有利地位以及和僧祐的密切关系去会见沈约,相反却无由自达,非得装成货鬻者干之于车前呢?这个疑问只能用“士庶天隔”的等级界限才能解答。南朝士族名士多以拒庶族寒人交际为美德。庶族人物即使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往见士族,仍不免会受到侮辱。这类故事史籍记载极丰,不烦赘举。沈约本人就是极重士、庶区别的人物,《文选》载他所写的《奏弹王源》一文可为证。东海王源为王朗七世孙,沈约以为王源及其父祖都位列清选,竟嫁女给富阳满鸾;虽然满鸾任吴郡主簿,鸾父璋之任王国侍郎,可是满氏“姓族士庶莫辨”,因此“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斯为甚”。刘勰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这样一个人物,只有出于装成货鬻小贩之一途了。其次,《梁书》本传又说,沈约得书取读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重视的原因,前人多有推测,以为在于《声律篇》,因为它和沈约自诩独得胸襟的《四声谱》有相契之处。纪昀《沈氏四声考》曾谓:“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赏识。”这是不无理由的。距此时不久,刘勰就于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了⑤。不过,尽管《文心雕龙》见重于沈约,尽管刘勰入仕后又被昭明太子所爱接,但二人的史传和留下的文集,竟没有一件事涉及刘勰,也没有出现一句对他称道的话,可见他仍旧“未被时流所称”⑥,其原因很可能和他出身微贱有关。此外,刘勰少时入定林寺和不婚娶的原因,也只有用出身于贫寒庶族这件事才能较为圆满地说明。史称南朝赋役繁重,人民多所不堪,只有士族特邀宽典,蠲役免税。庶族自然不会得到优免。根据当时历史记载,一般平民为了避免沉重的课输徭役,往往只有进入寺庙,因为寺庙是享有特权的地方,入寺庙后可以不贯民籍,免于向政府纳税服役。《魏书?释老志》已有“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之语。《南史?齐东昏侯纪》称:“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出家疾病者亦免。”《弘明集》载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称:“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又僧顺《释三破论》引《三破论》曰:“出家者未见君子,皆是避役。”明明说出当时因避租役而入寺庙是普遍现象。当然,不可否认,刘勰入定林寺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佛教信仰以及便于读书等(当时的寺庙往往藏书极丰)。不过,我们不能把信仰佛教这一点过于夸大,因为他始终以“白衣”身份寄居定林寺,不仅没有出家,而且一旦得到进身机会,就马上离开寺庙登仕去了,足证他在定林寺时期对佛教的信仰并不十分虔诚。再就刘氏家世来看,亦非世代奉佛,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⑦。他自称感梦撰《文心雕龙》,梦见的是孔子,而不是释迦。《文心雕龙》书中所表现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学或玄学思想。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他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居处的动机并不全由佛教信仰,其中因避租课徭役很可能占主要成分⑧。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晋书?范宁传》、《宋书?周朗传》都有当时平民“鳏居每不愿娶,生儿每不敢举”的记载。总之,从刘勰本人的一些事迹来看,只能用出身庶族、家境贫寒的原因才可以说明,否则便很难解释。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三个证据。
有了上面三个证据,现在回过头来,参照一下《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刘勰并没有在这部论著中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直接表示看法。自然,我们从《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和基本观点也可以推出刘勰的政治倾向。不过,这里需要找到一些可以用来论证刘勰家世的更直接的材料。就这方面来说,我以为《程器篇》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字。刘勰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文人的德行和器用,藉以阐明学文本以达政之旨。其中寄慨遥深,不仅颇多激昂愤懑之词,而且也比较直接正面地吐露了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纪昀评《程器篇》说:“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纪昀这个说法虽然也看出一些问题,可是没有进一步去发掘其中意蕴,究明刘勰的愤懑针对哪些社会现象,只是笼统地斥之为“有激之谈,不为典要”就一笔带过了。直到*近,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始对《程器篇》作出较充分的分析。兹摘要录下:“细绎其文,可得二义:一者,叹息于无所凭借者之易召讥谤;二者,讥讽位高任重者,怠其职责,而以文采邀誉。于前义可见尔时之人,其文名籍甚者,多出于华宗贵胄,布衣之士,不易见重于世。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齐以来,循之未改……至隋文开皇中,始议罢之。是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于后义可见尔时显贵,但以辞赋为勋绩,致国事废弛。盖道文既离,浮华无实,乃舍人之所深忧,亦《文心》之所由作也。”这里显然把刘勰的愤激归结到士庶区别问题上面。现在我们就从《程器篇》援引下面几段文字来加以说明。
一、“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磐悬,丁路之贫薄哉!”——这里列举的前人仅西晋王戎时间*近,且出身势豪。(《晋书?王戎传》说他:“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其余管仲以下诸人,已经年代绵邈,似乎与士、庶区别问题无关。但是“纪评”指为非为典要的有激之谈正是针对这一段文字而发。细审其旨,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在这里含有借古喻今的深意,表面似在指摘古代将相,实际却是箴砭当时显贵。《奏启篇》以“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为楷式,《谐篇》用“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来解释民间嘲产生的原因,也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这一点,只要再看一看下面一段引文就更可以明白。
二、“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这一段话*早为鲁迅所重视,他曾经在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中加以援引,并指出:“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刘勰对于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产生的种种恶习所感到的愤懑和不平。正如《校释》所说,他一方面慨叹于布衣寒族无所凭借而易招讥谤,另一方面不满于贵胄士流位高任重而常邀虚誉。《史传篇》:“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刘勰推崇“良史直笔”,而指摘某些史臣文士专以门阀高低作为褒贬的标准,亦同申此旨。
三、“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这里以妇人聪明来说明学文以达政之旨,寓有箴砭时弊之意。当时士族多不问政事,流风所扇,虽所谓英君哲相亦不能免,甚至武人亦沿其流。朝士旷职,多见宽容。《南齐书?褚渊传》称:“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梁书?何敬容传》载姚察之论曰:“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陈书?后主纪论》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这类情况,史不绝书,几乎随处可见。士流不问政事是由于尚于玄虚,贵为放诞。事实上,玄谈在当时已成了登仕之阶。《世说新语》曾记张凭因清谈得到刘真长赏识而被举为太常博士。任彦昇在《为萧扬州作荐士表》中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这些都说明了属言玄远方能入仕。刘勰在《明诗篇》中也批评了江左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的不良倾向。《议对篇》则以贵媵还珠之喻斥责了“不达政体”的浮华文风。这种批评和《程器篇》“学文达政”的主张是声气相通、原则同贯的。
四、“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刘勰为什么以文人习武作为衡量梓材之士的标准呢?此说人多以为异。但是,我们如果参照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不难发现刘勰倡立此说的由来。史称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刘勰撰《文心雕龙》正在此时。当时中原沦丧已久,北魏迁都洛阳,出兵南侵,萧齐皇朝不仅毫无御侮决心,反而不断演出了自相残杀的丑剧。南渡后,士族偏安江左,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耽好声色,体羸气弱。这一点,可引《颜氏家训?勉学篇》的一段文字来说明:“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蹑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夫射御书数,古人并习,未有柔靡脆弱如齐梁子弟者。士习至此,国事尚可问哉?”刘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文事武备并重之论的。
五、“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此说出于儒家。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其所本。这种人生观决定了刘勰的愤懑和不平,不会超越“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儒家思想界线。纪昀说他由于郁郁不得志而发愤著书,这个论断,大体不差。《诸子篇》“身与时舛,志共道申”的感叹,也同样说明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道理。
根据上面的引文和说明来看,《程器篇》在许多场合都对士庶区别这一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而这种批评是正符合于一个贫寒庶族的身份的。由此同样得出了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结论,正与上文考定刘勰家世所得证据完全一致。确定了刘勰属于庶族,就不难发现,他的一生经历都和他的出身有关。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中,贫寒庶族往往处于动荡不定的地位:在经济上遭到排挤,在进身上受到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得时时忍辱含垢。这种受压抑、不稳定的地位使他们对当时社会中的某些黑暗现象感到不满。
刘勰的一生,经过了入寺—登仕—出家三个阶段。他在**个时期,由于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入寺庙,采取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权变之计,发愤著书⑨。他在《文心雕龙》中,吐露了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反对了代表门阀标榜的浮华尚玄的文风,提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从思想体系上来说,他恪守儒家的思想原则和伦理观念。《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他处处都在强调仁孝,对儒家称美的先王和孔子推崇备至。从入寺以来,他就一直怀着儒家经世致用发挥事业的理想,当他一旦有了进身机会,认为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就马上登仕去了。因而,他从**阶段到第二阶段,即由居寺而登仕,完全是合逻辑的发展。这正反映了所谓“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人生观。他在第二个时期由于有了个人的前途,社会地位骤然提高,从而在思想上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自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后,就在言行上充分表现出亦步亦趋地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梁书》本传称:“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据《本传笺注》分析:“步兵校尉因陈表而迁。”此说甚是。梁武帝即位不久即长斋素食,曾三次舍身入寺。刘勰陈表正好投合了这种需要⑩。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刘勰在这个时期所写的《灭惑论》找到更有力的证据。这篇论著标志着刘勰由儒家古文学派立场转变到向玄佛合流(此事将在下章中详论)。《灭惑论》中有一段话说:“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刘勰反对奉太平道的张角和五斗米道的孙恩,似乎是佛道之争。卢悚亦奉天师道。李弘事迹不详,但为道教徒似无疑问。《老君音诵戒经》云:“称名李弘,岁岁有之。”晋时李弘有五,但在汉代史籍中,则尚未查出李弘名字。《灭惑论》所谓“余波所被,实蕃有徒”,正是指此而言。事实上,这种思想乃在于维护社会的统治力量。《诸子篇》:“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照刘勰看来,兵谋诡术都是造成社会动乱的祸源,因此他对于儒家经典以外的《史记》、“诸子”颇多微词。尽管刘勰在仕途中抛弃了以前的愤懑,竭力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幻想通过妥协道路去实现自己纬军国、任栋梁的理想;可是,看来他在仕途中并不得志。梁武帝学兼内外,奉佛教而不废儒书,曾经在这两方面发起过许多活动,史籍和《弘明集》都留下不少记载,其中却找不到刘勰参与的任何痕迹,可见他并未得到梁武帝的重视。到了晚年,他仍落入以前郁郁不得志的处境。梁武帝只命他和僧人一起撰经。他的地位又和入寺时相差无几了。终于他选择了出家遁世的途径,作为自己的归宿。据《梁书》本传称:“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刘勰用燔鬓发自誓的坚决态度来启求出家,可能由于在仕途上感到了幻灭,怀有说不出的苦衷。这就是他由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即由仕途而出家的原因。综上所述,刘勰的一生经历正表明了一个贫寒庶族的坎坷命运。他怀着纬军国、任栋梁的入世思想,却不得不以出家作为结局。他不满于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却不得不向**统治集团进行妥协。他恪守儒家古文学派立场反对浮华文风,却不得不与玄佛合流的统治思潮沆瀣一气。这些矛盾现象只有通过他的时代和身世才能得到*终的说明。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2009
简介: 《资治通鉴(套装全4册)》为《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的第四辑。全书文言原典300余万言,白话译文500余万言。因规模宏大,为方便读者阅读计,在不改变《通鉴》原次序的前提下,按朝代将其分为7辑,每辑大致3册(第四辑南北朝部分4册,第七辑五代十国部分2册),共21册,陆续推出。本辑所记,起于南朝宋高祖刘裕永初元年(420),迄于南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二年(588),讲述南北朝时期,凡一百六十九年之史事。420 年,宋受晋禅,刘裕登位,号为刘宋。424 年,文帝初立。三十余年,劝学招贤,“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元嘉大治。450 年,效霍去病狼山封胥,偏师数路,北伐中原,“赢得仓皇北顾”。453 年,刘劭弑父,文帝晏驾,其后皇室惨剧,前后相续,宗室大坏,骨肉离析。479 年,权臣萧道成,废顺帝自立,是为南齐。道成父子相承,体恤民众,交通北魏,内外差强。尔后诸帝,皆昏庸无状,国事不堪。502 年,萧衍代齐,南梁是立。梁武之初,励精图治,“五十余年,江表无事”,晚岁崇佛,国事始紊。550 年,侯景之乱,攻迫台城,南梁经营,三吴繁华,毁于一时。元帝即位江陵,讨平巨贼,未及三年,西魏袭破江陵,身死异国。敬帝即位,都城南返建康,内忧外患,无可收拾。557 年,禅位权臣陈霸先,南陈因立。霸先英主,志度弘远,惜天不假年,北方日强,陈氏子孙,惟保守一隅,只待隋军大至,金陵瓦解。南朝废兴相继,北国亦然。386 年,北魏始建,自太祖拓跋跬至拓跋嗣,而至魏太武拓跋焘,俱踔厉奋发,北讨柔然,再平夏、燕、北凉。439 年,北方大致划一,南、北对峙势成。自此,或南朝北伐,或北朝南掠,各自怀忿。北魏起于云中,为经略中原,而至平城,孝文慕汉,再迁洛阳,胡服脱尽,满朝衣冠,尽是南风。宣武、胡后执政,宠奸佞佛,豪门竞奢,六镇、尔朱氏之乱相因,北魏分裂东、西。未及数年,宇文篡西魏立周,高氏篡东魏号齐,周、齐攻伐连年,江北纠纷未已。齐帝了无才气,任意荒唐,“小怜玉体横陈夜,周师已报到晋阳”,国势由强入蹇。周武雄才,577 年,整齐师旅,振羽入邺,收齐全境。随即南向,不料未及出师,赍志而殁。周帝冲幼,皇权旁落。581 年,杨坚废静帝自立,隋朝开立基业。588 年,隋师南下,陈后主未料国运,只知悠游。之后,金陵城门即将洞开,后主拥宠姬狼狈入于胭脂井,南朝风流,至此云散,两岸混一只在目前,隋唐盛世,即将上演。本辑结束于此,以终南陈,以启强隋。此百七十余年,山河崩裂,无有宁日。其间立国十数,英主开基于前,子孙毁之于后,每有立新,旧时帝王,概莫能脱。禅位之际,幼帝泣愿“世世勿复生帝王家!”呜咽惨切,历历在耳,陈陈相因,犹然未悟。良臣悍将,或奔竞沙场,或构谋帏幕,但有稍息,身死主上之手,长城自毁,南北同慨。百姓“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顾故乡而哀叹,向阡陌而流涕”,良可叹泣。豪杰未易伸展,烝民几曾开颜,百年血泪,遍洒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读者到此,宁不戚然?然自东汉末至此,四百余年,中华各族,因分裂而致争竞,因争竞而致交融。胡边鄙人,熏染儒雅之风,汉家男儿,渐浸胡族健气,汉胡至此浑然一体,尔后千数百年,中华少有分裂之虞,皆系此四百年血泪。长夜难明终将明,浊水难清终须清,读者念及,或有欣然。南北诸国,兴替倏忽,人事反复,史迹斑斓。司马光诸人,整理繁乱,裁汰粗秽,得六十余万言,占全书五分之一强,将这百七十年余年史事,一一分付,开列井然,文言质朴,不掩兴亡之叹,烈士嘉言,尽有英挺之气。“生亦何欢,死亦何惧;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掩卷三叹,慎惕之心油然。《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为宋代名臣司马光主持编写,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1362年的大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使自汉末以来的学者所编纂的各朝断代编年之书,一变而为联结古今的大编年史。为学史者必读之著作。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之目的在于“资治”,凡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人物,都叙述详明。而对无关国计民生的事及人物,如众多的文人、高隐均不予提及。其记人记事,原则鲜明,为历代帝王大臣及学人所乐读。 司马光所处时代,距今已900余年,当时文言与当下所用的白话文已相去甚远,故现代人读之,多有因感到吃力而放弃的。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由台湾学者黄锦铉先生领衔主持,集台湾各大学27位著名教授之力,历时3年,将这部大著译成白话,深受中文世界读者所喜爱。 司马光是我国古代史学、文学、政治大家,其识见、才能早有公论;他与当时最优秀的史家一起,枯坐19年,抉搪幽隐、荟萃熔铸,用功极深,而成此煌煌大著。成就之高,后人难以企及。故此,译者在翻译时力图贴近、还原《资治通鉴》,译文典雅,紧贴原著,不以“现代眼光”作解人,不擅作发挥,旨在让读者能读到“干干净净的《资治通鉴》,干干净净的司马君实”。如此以拙御巧,实为明智之举。 本书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全书共计800余万言。为方便读者阅读计,将其分为七辑出版。分辑仍依原书次序,大体以朝代为别。第一辑为战国、秦、西汉(含王莽新);第二辑为东汉、魏(含更始);第三辑为东西晋;第四辑为南北朝;第五辑为隋唐(其中唐至安史之乱起);第六辑为安史之乱至唐灭亡;第七辑为五代十国。此分辑纯粹是为了排版阅读方便,不含任何对原作的理解之义。 本辑所记,起于南朝宋高祖刘裕永初元年(420),迄于南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二年(588),讲述南北朝时期,凡一百六十九年之史事。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第6辑·隋 唐(下)(全3册) 《资治通鉴(第6辑)(共3册)》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全书共计800余万言。为方便读者阅读计,将其分为七辑出版。分辑仍依原书次序,大体以朝代为别。第一辑为战国、秦、西汉(含王莽新);第二辑为东汉、魏(含更始);第三辑为东西晋;第四辑为南北朝;第五辑为隋唐(其中唐至安史之乱起);第六辑为安史之乱至唐灭亡;第七辑为五代十国。此分辑纯粹是为了排版阅读方便,不含任何对原作的理解之义。 本辑所记,起于唐肃宗至德元载(756),迄于唐昭宣帝天祐三年(906),讲述中唐、晚唐凡151年之史事。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为宋代名臣司马光主持编写,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1362年的大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使自汉末以来的学者所编纂的各朝断代编年之书,一变而为联结古今的大编年史。为学史者必读之著作。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之目的在于“资治”,凡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人物,都叙述详明。而对无关国计民生的事及人物,如众多的文人、高隐均不予提及。其记人记事,原则鲜明,为历代帝王大臣及学人所乐读。 司马光所处时代,距今已900余年,当时文言与当下所用的白话文已相去甚远,故现代人读之,多有因感到吃力而放弃的。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由台湾学者黄锦铉先生领衔主持,集台湾各大学27位著名教授之力,历时3年,将这部大著译成白话,深受中文世界读者所喜爱。 司马光是我国古代史学、文学、政治大家,其识见:才能早有公论;他与当时最优秀的史家一起,枯坐19年,抉摘幽隐、荟萃熔铸,用功极深,而成此煌煌大著。成就之’一高,后人难以企及。故此,译者在翻译时力图贴近、还原《资治通鉴》,译文典雅,紧贴原著,不以“现代眼光”作解人,不擅作发挥,旨在让读者能读到“干干净净的《资治通鉴》,干干净净的司马君实”。如此以拙御巧,实为明智之举。 资治通鉴:第二辑·东汉 魏(文白对照全译)(套装全三册)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第2辑)(东汉、魏)所记,起于汉淮阳王更始元年(23),迄于魏元帝咸熙元年(264),讲述东汉、曹魏,凡242年之史事。王莽末年,新政纷出,官吏竞利,民众涂炭,于是天下分崩,绿林、赤眉奋起,更始称帝,割据豪强林立。昆阳之战,王莽主力摧折,关中一鼓而下。刘秀乘时而起,假赤眉之手,肃清绿林,25年,称帝洛阳,史称东汉。聚集豪杰,扼杀赤眉,扫荡关东,平灭陇蜀,数年之间,天下一统。光武整顿吏治,减赋休民,六十年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继至,国富民强。和帝以降,七十余年,外戚窦氏、邓氏、梁氏继起,诸帝冲幼,皇权集于外戚。桓、灵之间,宦官崛起,穷凶极恶,党锢祸起,士人摧亡,从容赴死,终不能屈。宦官、外戚、士人三股竞力,此伏彼起,朝野再无宁日。黄巾兵乱,天下纷起,董卓入京,外戚、宦官一齐冰消。王允运计,吕布反噬,董卓败亡。豪强借镇黄巾、讨董卓之机,众起分割。曹操殳夷北方,孙权抵定江东,刘备收众巴蜀,天下三分,东汉名存实亡。220年,曹丕受禅,东汉灭亡,历时195年。221年,刘备帝蜀,229年,孙权称帝江东,三国竞逐,孙刘联和,曹魏独强。孔明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未建寸功,曹魏兴兵伐蜀,一鼓荡平。其间,司马氏兴起,外抗吴、蜀,内诛宗室,曹魏皇权旁落,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咸熙元年,刘禅车盖入洛阳,曹魏也将走向尽头,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叶。本辑结束于此,以终曹魏。 此242年,头尾均为天下迸裂之际,潼关内外,兵将纷纷,此去彼往,血染沙尘。但英主良臣辈出,豪杰用命,大称平生,全始终者不在少数,良计嘉言,满纸皆是。阴后、马后、邓后,或辅英主,或收束外戚,或主掌天下,言行多有出人意表,东汉历代贤后,大为可观。承平百数十年,朝廷或多有动荡,百姓终少见战火,文治武功,远迈前汉。中原雄起,边境大致清宁,翻看阅览,人意差强。诸般纷繁史事,司马光等人,一一按年月展开,条分缕析,因果分明。废兴之机要,人情之冷暖,尽在一览;文字典雅,史识高迈,两臻佳妙,读来赏心悦目。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第3辑·西晋、东晋(全3册) 《资治通鉴第3辑:西晋·东晋》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全书共计800余万言。为方便读者阅读计,将其分为七辑出版。分辑仍依原书次序,大体以朝代为别。第一辑为战国、秦、西汉(含王莽新);第二辑为东汉、魏(含更始);第三辑为东西晋;第四辑为南北朝;第五辑为隋唐(其中唐至安史之乱起);第六辑为安史之乱至唐灭亡;第七辑为五代十国。此分辑纯粹是为了排版阅读方便,不含任何对原作的理解之义。 本辑所记,起于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迄于东晋恭帝元熙元年(419),讲述西晋、东晋,凡155年之史事。《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为宋代名臣司马光主持编写,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1362年的大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使自汉末以来的学者所编纂的各朝断代编年之书,一变而为联结古今的大编年史。为学史者必读之著作。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之目的在于“资治”,凡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人物,都叙述详明。而对无关国计民生的事及人物,如众多的文人、高隐均不予提及。其记人记事,原则鲜明,为历代帝王大臣及学人所乐读。 司马光所处时代,距今已900余年,当时文言与当下所用的白话文已相去甚远,故现代人读之,多有因感到吃力而放弃的。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由台湾学者黄锦铉先生领衔主持,集台湾各大学27位著名教授之力,历时3年,将这部大著译成白话,深受中文世界读者所喜爱。 司马光是我国古代史学、文学、政治大家,其识见:才能早有公论;他与当时最优秀的史家一起,枯坐19年,抉摘幽隐、荟萃熔铸,用功极深,而成此煌煌大著。成就之’一高,后人难以企及。故此,译者在翻译时力图贴近、还原《资治通鉴》,译文典雅,紧贴原著,不以“现代眼光”作解人,不擅作发挥,旨在让读者能读到“干干净净的《资治通鉴》,干干净净的司马君实”。如此以拙御巧,实为明智之举。 资治通鉴:第一辑·战国 秦 西汉(文白对照全译)(套装全三册) 本书为《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的第一辑。全书文言原典300余万言,白话译文500余万言。因规模宏大,为方便读者阅读计,在不改变《通鉴》原次序的前提下,按朝代将其分为7辑,每辑大致3册(第四辑南北朝部分4册,第七辑五代十国部分2册),共21册,陆续推出。 本辑所记,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迄于王莽地皇三年(22),讲述战国、秦、西汉三代(含王莽新),凡425年之史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赵、魏、韩三家分晋,周王室均予承认,将其视为与秦、楚一样的诸侯,司马光以为“先王之礼于斯尽”,周王室纲纪已然堕废,再不能以王室名分节制、仲裁诸侯所为,周朝衰落至于灭亡,皆始于这一节点。《资治通鉴》全书自这一年起始,以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警示君王大臣皆应以此为鉴。 三家分晋之后,诸侯强国再不以周王室为意,兼并加剧,至前256年,周赧王将周室城邑及百姓献于秦国,东周灭亡,诸侯只剩下秦、赵等七雄。秦王嬴政雄才大略,秦一国独强,依次灭韩、赵、燕、魏、楚、齐六国,至前221年,统一天下。嬴政称始皇帝,芟夷诸侯城池、销天下之兵以待内,贯连万里长城以备胡;废诸侯,立郡县,统一货币文字,实行苛政,企望江山传至千秋万代;未料才及身死,陈胜发难,刘、项相随;前207年,秦帝国即告灭亡。霸王项羽异军突起,宰割天下,以暴易暴,忽忽五年,身死国灭。汉高祖刘邦施行宽仁,轻徭薄赋,与民休养,至文帝、景帝,蔚然成治。汉武雄才,立意开边,漠南、漠北争战连年,武功固然赫赫,天下已然疲惫。其后西汉皇室大权盛极而衰,连遇外戚专政,皇权旁落,除宣帝有所振作外,再无西汉前期之辉煌。元帝以降,皇权落入外戚手中,再不能自拔。 至王莽地皇三年(22),天下分崩,更始帝刘玄称帝在即,昆阳之战幕即将拉开,王莽主力殆亡就在目前,民心已然失去,再无掌控之力,历史随即翻开新的一页,本辑结束于此,以终西汉。 此425年,大的朝代更替有二(秦承东周,汉代嬴秦),灭国无算,多伴有血腥杀戮。天下破碎、战火连绵的年代占其太半,其间豪杰纷出,贤才并起,壮士鲜血,洒遍中原。及至承平,也多兴灾患,百姓之悲苦沉沦,不胜记载。翻看阅览,或扼腕切齿、浩叹唏嘘,或感愤振作、踔厉风发,俯仰逸兴,所在非一。 诸般纷繁史事,在司马光等人笔下,一一按年月展开,条分缕析,因果分明。废兴之机要,人情之冷暖,尽在一览;文字典雅,史迹斑斓,两臻佳妙,令人叹为观止。 本辑所载:东周部分(前403~前256)(前256年东周灭亡至前221年秦统一全国,此35年,用秦国纪年),凡148年;秦部分(前255~前207),凡48年;汉部分(前206~22),凡229年。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第7辑·五代十国(全2册)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第七辑:五代十国 台湾27位教授经典译本,一部帝王之书、权谋之书、生存之书》所记,起于后梁太祖朱温开平元年(907),迄于后周世宗柴荣显德六年(959),讲述五代十国,凡五十三年之史事。 907 年,唐哀帝在洛阳下诏“禅位”朱温,国号后梁,定都开封。梁虽称天下共主,但其时晋、岐近在肘腋,燕、前蜀、吴、吴越、楚、闽、南汉、荆南各自,襟带山河,安境自保,朱温治下,不过一强藩而已,终及五代,亦不出此例。晋、梁世仇,梁初势大,然晋苦战不屈,克用怀愤去逝,存勗嗣位,潞州、高邑,两胜强敌;923 年,存勗亲率孤旅,悬军出击,一鼓而下汴梁,梁师瓦解,尽并河朔;后梁终结,忽忽一十六年。存勗登位,立都洛阳,国号后唐,布置百官,整顿锋芒,西进灭岐、前蜀。然庄宗得志之余,宠幸优伶,务于聚敛,于是魏州“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庄宗空为豪杰,竟死于乱军之手。926 年,李嗣源乘乱晋位,是为明宗,颇行改革,政局粗安。934 年,闵帝在位,猜忌将领,无故调防,从轲恐惧,起兵凤翔,闵帝出奔,从轲入洛阳自立。936 年,石敬瑭又因调防,惧祸起兵,以燕云十六州乞师契丹,唐师不利,从轲自焚,后唐灭亡,立国至此,一十四年。石敬瑭登位,国号后晋,父事契丹,交割燕云,岁贡金帛,两下相安。944 年,石重贵在位,与契丹生隙,947 年,耶律德光大举南下,后晋败亡,立国仅一十二年。胡族蹂躏,两京涂炭,民众奋起,辽帝被迫北返,晋阳刘知远乘虚南下,占据洛阳,进位称尊,是为后汉。知远不久即逝,隐帝即位,诛杀大臣,郭威含愤起兵,隐帝兵败身死,郭威为部下推举,黄袍加身,建立后周,至知远建立后汉,四年而已。郭威颇事整顿,柴荣相继,数年之间,后周吏治变化,士卒精强,出兵四伐,无往不利。未料正当努力之际,959 年,帝星殒落,幼帝进位,后周光明,顿时暗淡。黄河两岸战火连年不休,其余割据,志在自安。五代前期,蜀、吴占据益、扬地区,屏障江南,北方虽有攻略,不能逞志,因此吴越、楚、南汉、闽等弱小均能划境自保。至于晚期,诸国经兼并,或有内变,余南唐、吴越、南汉、后持,江淮屏障,已然可危。随后,北周内部,陈桥兵变将起,黄袍又将加于赵氏之身,五代史诗,金戈铁马,终于一袭锦衣,世事变幻,一至于斯。本辑结束于此,以终五代十国,以启北宋。 这五十三年,是华夏变乱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中原风云,未曾稍歇,乱世之下,利益相交,人人自危,所有杀伐,或起旧怨,或起惧祸,人主登极,多有出于自料;五代相继,兴替只在旋踵,中原物力,多付于战资,百姓固然流离,君主亦未能安宁,在位之时,内外俱废,吏治民生,非不肯关心,但力不能及尔;此间,座上十数,虽少令主,亦未见暴人,天下不能定一,形势使然。南方诸国,本出身藩镇,时局动荡,举首四顾,无枝可依,所为亦不过安身立命,翼护之下,百姓命运,远胜中州,其立国年数,亦远长于北方正统;江南有此安宁,社会经济得以恢复,所蓄财力,其后尽为赵氏所用,为北宋富盛,奠定基础。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第5辑·隋 唐(上)(全3册) 《资治通鉴:第五辑·隋唐(上)(文白对照全译)(套装全3册)》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全书共计800余万言。为方便读者阅读计,将其分为七辑出版。分辑仍依原书次序,大体以朝代为别。第一辑为战国、秦、西汉(含王莽新);第二辑为东汉、魏(含更始);第三辑为东西晋;第四辑为南北朝;第五辑为隋唐(其中唐至安史之乱起);第六辑为安史之乱至唐灭亡:第七辑为五代十国。此分辑纯粹是为了排版阅读方便,不含任何对原作的理解之义。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为宋代名臣司马光主持编写,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1362年的大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使自汉末以来的学者所编纂的各朝断代编年之书,一变而为联结古今的大编年史。为学史者必读之著作。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之目的在于“资治”,凡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人物,都叙述详明。而对无关国计民生的事及人物,如众多的文人、高隐均不予提及。其记人记事,原则鲜明,为历代帝王大臣及学人所乐读。 司马光所处时代,距今已900余年,当时文言与当下所用的白话文已相去甚远,故现代人读之,多有因感到吃力而放弃的。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由台湾学者黄锦鋐先生领衔主持,集台湾各大学27位著名教授之力,历时3年,将这部大著译成白话,深受中文世界读者所喜爱。 司马光是我国古代史学、文学、政治大家,其识见、才能早有公论;他与当时最优秀的史家一起,枯坐19年,抉擿幽隐、荟萃熔铸,用功极深,而成此煌煌大著。成就之高,后人难以企及。故此,译者在翻译时力图贴近、还原《资治通鉴》,译文典雅,紧贴原著,不以“现代眼光”作解人,不擅作发挥,旨在让读者能读到“干干净净的《资治通鉴》,干干净净的司马君实”。如此以拙御巧,实为明智之举。 本辑所记,起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迄于唐肃宗至德元载(756),讲述隋至盛唐,凡168年之史事。
作者: 李成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6年08月
简介:1、中国元素、中国图像、中国美学的源代码你能想象吗?我国唐代车轿的雍容华贵可甩十八世纪法国贵族的马车几条街、宋代女装的款式设计可让今日时装周的潮流设计师们相形见绌、文人学士们使用的餐具之精美堪比英国皇家御用品……这些图像与元素,在千余年的中国绘画经典中尽皆流传了下来。2、高清完整的复制呈现博物馆藏的原作我们无法随手把玩、窥其全貌;印刷品中的图片往往小而不精,无法展现细节。本丛书采用完整大图高清呈现:手端展开、纤毫毕现,连绵数米,一睹长卷全貌。家中有小朋友的读者,甚至可以带娃在地板上拉开长卷,与孩子一起在美术大师的图像迷宫中,寻找有趣的发现……3、时尚现代的设计语言丛书的设计借鉴了古代“经折装”简明直白的表现形式,还辅助以阅读的文字与说明。精装封面和回环书腰上,大师介绍、作品解读、名家评论一个也不少,达到极简与极繁的统一。每卷的封面设计,只选用一种中国画颜料,专一单色呈现。4、以美术史为体系的出版规划从中国绘画史有名有姓的*人顾恺之(东晋)开始,至唐宋元明清,到齐白石等民国大家,本丛书以时间为线,串成完整的出版体系,规划出版80卷以上。历代绘画大师一览无余、尽在其中。随书附赠一份“中国美术史大师脉谱(Map)。5、*亲民的价格过去,坊间能够看到的类似复制画,定价动辄几百上千,使人望而却步。本丛书均为高清复制的精装册页,每卷定价不过数十元。6、名家的推荐作家、画家陈丹青先生看到这套书,不由感慨:“建立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啊,正是这些东西,让人拥有文化自信。”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机先生则说:“中国古代的文化成就,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五千年辉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本国情,应成为常识,宜家喻户晓。”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张子康先生推荐道:“千百年来,这些杰作征服了无数观众,已成为华夏民族的美学基因、东方文明的背景符号!过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杰作往往深藏不露,普通读者难以一睹全貌,更无缘亲近赏鉴。本丛书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者: 刘俊文主编;索介然译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3
简介: 片断: 静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众咸附焉。又《蜀书》卷十二《谯秀传》(当作《晋书》卷九四《谯秀传》——译者): 乡人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数。(《晋书》作“乡里”——译者)与《李典传》的部曲相当的词,这裹是乡曲或乡人,这也不一定是私有庄园的劳动者。乡曲是古语,《史记·平准书》有“武断乡曲”之句,其意思是乡里,所以这裹完全是乡人的同义语。下面是时代稍后的东晋初期的事,《晋书》卷四三《山遐传》: 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接着说,山遐检察私附,放出一万多人(“出口万余”),这个数字和李典的“万三千余口”大略相当。山遐之所以把挟藏的私附还原为国家的平民,是因为这些人不是私有庄园的劳动者。李典的情况可能也和这近似。后来,李典的部曲成了他个人的私兵,因此,可以认为开始使用部曲这个名称的是《魏书》。 西晋灭亡,东晋代兴,中国北方陷于所谓五胡十六国的连续战乱之中,社会的发展被预想不到的 事態所打断,或者说产生了被扭曲的结果。正统的中国社会,反而在当时尚属落后地区的江南继续发 展。继《三国志》之后可供研讨的史料有公元四世纪初葛洪著的《抱朴子》,该书外篇第三四篇题名《吴 失》,叙述了三国的吴国在灭亡前夕的症状,权势者占有广大的庄园,过着奢侈的生活: 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只憑“闭门为市”这一句话、就知道这显然说的是庄园。其实这句话最初是用来说王莽时代的庄园经营者樊重的,《太平御览》卷八二七“市”条引《东观汉记》: 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杂果,檀漆桑麻,闭门成市。这是叙述庄园自给自足的经营方针,又《太平御览》卷四七一“富”条,也说的是樊重,说“有求必给”。由此看来,上面《抱朴子》的话也一定说的是个人庄园的情况,从而可知“僮仆成军”的僮仆,不外是庄园劳动者。 这个句子使人感到有点特别的是,如果在后世,不会写作“僮仆成军”,而写作“僮仆成羣”。 如今人唐长孺著《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度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第一 七页.引用这条就作“僮仆成羣”。但我的见解是,不是成“羣”,而是成“军”,在这一点上有重要的意 义。 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成军的“军”字,与部曲的意义相同。从字面上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实感是, 庄园劳动者不是像兽羣那样的羣,而是像军队组成部曲(队伍)那样进行劳动的。所以称庄园劳动者为 部曲,是基于当时人们的实感。换句话说,这裹称为僮仆的,可以看作和后世的部曲没有实质上的 不同。
作者: 李小荣 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4-10-1
简介: 本书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者对东晋至两宋时期著名作家、流派与佛教、道教关系进行个案检讨,重点讨论了陶渊明与道教灵宝派、李白与道教上清派、柳宗元《黔之驴》与佛教、庐山诗社与江西宗派的交涉问题;二者从宗教文学的角度阐述了道经文体分类的文化渊源及其影响、汉译佛典叙事类文体的特色和影响、禅宗语录对唐传奇的接受与传播、寒山诗对黄庭坚的影响;三者从宗教文化的角度重新解读了陶渊明著名的《游斜川》诗、阎朝隐的《鹦鹉猫儿篇》,揭示了李白释家类题材的创作特点与宗教成因以及佛教疑伪经与中国古代文学之关系;四者以敦煌文献为基础,辨析了佛教唱导的中、印渊源及其流变、变文变相之异同以及佛教音乐“契”的几种含义。总体说来,全书取材较为广泛,视阈较为闳通,论点较具启示性,对中国古代宗教文学研究者而言,当有所裨益。
作者: 任颖卮 ,王东升 著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4-1
简介: 《青岛佛教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一、佛教的历史源流;二、佛教的经典与教义;三、佛教的戒律和行事;四、佛教的建筑;第一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岛佛教;一、东晋高僧法显在崂山登陆;二、宋高僧道普在崂山海域殉道;三、宋齐居士明僧绍隐居崂山;四、北魏创建崂山法海寺;五、平度释迦院造像碑和天柱山石窟;第二章隋唐宋元时期的青岛佛教;一、日僧圆仁在青岛的足迹;二、大珠山三大石窟;三、宝寿重修崂山法海寺;四、平度大泽山智藏寺;第三章明代的青岛佛教;一、憨山大师早年岁月;二、憨山大师崂山年谱;三、憨山大师崂山春秋;四、崂山僧道之争始末;五、平度大泽山智藏寺;六、其他佛教成就等等。
Development of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作者: 阮荣春,张同标著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大型佛教艺术史著作,由著名学者阮荣春先生撰写。全书从追溯古印度佛教艺术发展历程开始,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朝、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等六个条块展开论述,以汉传佛教艺术为主体,揭示了中国佛教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发展演变。该书注重“发展”两字,着重讨论足以代表佛教艺术在中国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典型成就。
作者: 云海孤月著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
简介: 公元386年,代国遗腹王子拓跋珪走马草原、横戈塞上,建立鲜卑魏国 ,揭开北朝大幕。公元420年,东晋名将刘裕接受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帝位 ,建立南朝刘宋,定都建康,相伴滚滚长江的六朝古都开始见证南朝的风雨 沧桑。公元589年,北方五十万铁骑涌过长江,陈朝风流后主陈叔宝藏身景 阳宫井,南北朝落下帷幕。《南北朝那些事儿》正是描绘了这203年神秘而 又辉煌的历史。 本卷从拓跋珪写起,至刘裕去世,讲述了南北朝前期群雄并起,逐鹿天 下的情景。鲜卑、匈奴争霸草原;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角逐中原;羌人和氐 人浴血关中;大英雄吕光远征西域;名士桓玄篡夺东晋皇位;皇帝杀手刘裕 浮海渡河灭孙恩、破卢循,气吞万里,挥师北伐,斩首鲜卑,砍羌头,兵围 广固城,大摆却月阵。 一路读来荡气回肠,意犹未尽;一册在手,南北朝英雄传奇尽在其中。
作者: 陈寅恪 著
简介: 《金明馆丛稿初编》为“陈寅恪集”之一。收作者手定的重要论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支愍度学说考》《论韩愈》等二十篇,主要为有关两晋、隋唐史事研究,涉及经济、文学、史学、职官制度、兵制、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作者: 严耀中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简介: 《中国东南佛教史》是一部研究和论说中国佛教在东南地区传播、发展及其演变历史的专题著作。全书以“东吴之国与佛教初播”、“东晋—佛教在中国立足的关键时期”等18个专题,系统而又完整地论说了自三国至明清时期,佛教在东南地区初播、立足、兴起、演变的史迹;揭示了东南民俗、魏晋玄学等对于佛教在这一地区兴盛的关系,以及东南佛教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与这一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经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
作者: (明)罗贯中著
出版社:知识出版社,2001
简介: 《三国演义》,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为人民所熟悉。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晋朝文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博引群书。注文多出本文数倍,增补了许多材料。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同时,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着重记载魏晋名公士族的言谈铁事。据杜宝《大业拾遗录》记载,隋炀帝时已有曹瞒谯水击蚊、刘备檀溪跃马等水上杂戏。唐朝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以看到,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谚的材料。宋、元时代,三国人物己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说三分”(即说三国故事)已是“说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并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著名艺人。
作者: (东晋)僧肇著;张春波校释
出版社:中华书局,2010
简介:僧肇,东晋高僧,曾撰佛教论文数篇,阐述般若义旨。南朝梁、陈之间,经人汇编成集,名曰《肇论》。《肇论》文笔优美,结构严整,深寓哲理,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上均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僧肇文笔简洁,对般若学的阐发又多取老庄之语命意遣词,加之书中大量的佛教术语,使得《肇论》十分难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春波先生整理的《肇论校释》以宋代高僧净源所著《肇论中吴集解》为底本,以大正藏、唐代元康著《肇论疏》、元代文才著《肇论新疏》、明代德清著《肇论略注》为参校本,对原文作了校勘,对文中难懂的字、词、句以及其中的义理作了详尽的解释,文字浅近易懂,并在每段后附有“本段主旨”,以帮助读者整体把握僧肇思想。
Record of a dusty table:Tao Yuanming & manuscript culture
作者: 田晓菲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7
简介:田老师在此著作中刻画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陶潜:北宋以降,受东坡影响,大部分文人都将渊明看作一脱俗的隐士,并顺其意来解其诗。作者则指出六朝之时的中国文化界乃一“手稿文化”:在印刷术盛行之前,文本的流传往往经过了不同人之手,以不同的版本展现在我们面前。好比说,“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此二句就引出了后人强加的误解。苏轼提出,“悠然见南山”才是正确的版本,而“望”则是文本流传过程所致之失误:作为隐士的陶潜不会刻意去“望”南山,而只会不留意“见”南山。此观点被多数后人所采。但实际上这二句却可能有不同的意义。 作者提出,在六朝时士人思想受老庄之道影响,好清谈玄学,隐居求仙:后人把“菊”认为是一种渊明隐居的比喻,而实际上当时菊花则与“长生不老”更有关联,为草药之一种。如果此观点的话,就不难理解“望”南山了。诗中可能并无那种刻意强调“隐士”的概念——此概念本身可能是后人强加的。 作者更提出,陶潜传记并不肯定,无论是《晋书》、《南史》、《宋书》,还是萧统《文选》中渊明之传记,均有相似记载:“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环诸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晋书·陶潜传》) 也就是说,对陶潜记载多出于其自传:而其自传则是一个名曰五柳先生的虚构人物之传记。陶潜作为“隐士”,也是由他一手打造的。作者则反问:如果陶谦真的是一隐士,为何要留下字据自谓“隐士”?好个“不祥姓字”!当然,作者也明白,“我们得记住这个‘少了些平静少了些不朽的陶渊明’也不能算是权威性版本。它只是很多个可能性中的一个,一个经常被刻意无视了的可能性而已。” 作者希望通过陶渊明的例子来说明“多个”陶渊明存在的可能性,以突出中世纪中国的文献不稳定性以及其文献在不同注疏者笔下由于个人或意识形态需要改变而自成一体的现象。通过展现陶诗的不同版本以及东晋刘宋之交的文化以刻画一“手稿文化”,《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不失为一佳作。
作者: 山亭夜宴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年12月
简介:1.作品再现了十位具有代表性的民国女子,以她们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中一出出对爱追求的故事。2.内容轻快,具有亲和力与亲切感。3.作者山亭夜宴,至今在杂志上发表各类短篇小说、散文,《南风》《为了告别的晨雾》《梦想家的广场角落》《那时,我们不懂爱》《中华传奇》《红尘飞扬》《闺房·下半月》《陶渊明:有囤地观念的东晋隐士》《爱客》《无赖爸妈要转正》。
作者: 王永平著
出版社:南京出版社,2008
简介:《六朝家族》主要内容:自公元229年吴王孙权称帝开始,至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止,这段时期里,先后有孙吴、东晋、(刘)宋、(萧)齐、(萧)梁、陈六个王朝在南京(孙吴时称建业,东晋南朝时称建康)建都。历史上,习惯将这六个王朝统称为六朝。
简介:古董造假、字画仿冒,古已有之。东晋时,康昕仿冒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连他儿子王献之也辨认不出来;宋朝皇帝宋徽宗喜欢造假,仿制了一大批商代的青铜兵器,摆在宫廷里,乐此不疲。 在古董斑驳的纹理中,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时代的风貌,它的价值,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但可怜的人类却只会用金钱去衡量它。 而本来一文不值的东西,精心涂抹一番,就可以价值连城;巨大的利益,令无数人铤而走险,更有一些家族,父传子,子传孙,世世代代在这个晦暗不明、凶险万状的江湖上营生。 《清明上河图》自张择端献给宋徽宗后,辗转数十手,经历了元世祖、文宗、徽宗、明世宗、穆宗、神宗、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宣统,最终由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东北,13个皇帝曾将它视作珍宝,更吸引了近千年来无数胆大妄为的江洋大盗,拼上身家性命,要将它占为己有。它四度被收入皇宫,又四度被盗出宫,直到…… 许愿从来没有想过,像自己这样的小人物,居然会和《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国宝车上关系,但是有一天…… 翻开本书,了解古董行当里的文化传承与江湖险恶。
作者: 潘小平著
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简介: 本书以散文的笔调和图文并茂的形式,深入浅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徽商崛起的自然和人文历史环境,徽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徽商奋斗的足迹和涉及的经营领域,徽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民风、民俗的影响,徽商的经营理念,徽商“亦贾亦儒,贾而好儒”的特点,徽商与徽州文化的关系,徽商的情感生活和徽州女人的人生命运,徽商衰落的历史原因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自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百余年间,引领中国商业经济潮流的,是来自古徽州一府六县的徽州商帮。当时的中国大地上,西至川黔湖广,北至京师关外,南至福建两广,东至滨海江浙,乃至南洋东瀛,到处都是徽商的车船店坊,到处都是徽商永不疲倦的身影,到处传扬着徽商顽强奋斗的事迹。“无徽不成镇”的民间俗语为当时这种情形提供了生动的注解。 徽商的崛起是由多种自然和历史条件的使然,但主要因素在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徽州四面环山、山高坡陡,可耕地面积非常之少,故徽州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历史上魏晋时代、唐朝末年和两宋时期三次大的战乱,大批中原显姓大族涌入徽州地区,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和人口的尖锐矛盾,徽州人应付挑战的办法,就是在务农之外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走出大山,以天下为人生奋斗的舞台,“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商足迹遍布九州。二是传统习惯。徽州不宜种粮,但却盛产林、竹、茶、桑、药材、山货土产等各种经济作物,徽州地区的数十条支流汇集而成的新安江,中游被称为富春江,下游就成为钱塘江。新安江流域水量丰沛,便于航行,为徽州人的货物贸易提供了一条黄金水道。徽州人营商的历史最初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的东晋时期,历史上三次大移民高潮入迁徽州的许多显姓大族,本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和特长,他们来到徽州,与徽州自然地理特点相结合,更加速了徽州地区商业化的进程。三是历史机遇。南宋偏安一隅,建都临安,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宋以后淮扬地区和苏、嘉、杭等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日趋发展和繁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徽州地处江南,紧邻这些经济日益发达地区,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徽州人历来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又能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以“徽骆驼”精神而著称,所以在商业领域恣意纵横,终成大器,也就势所必然。 徽商不仅仅在当时的中国商业舞台上扮演着主角,而且他们带来了“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等一系列先进的经营理念,创造了相对科学完善的资本运营方式。他们还以自己的商业行为和人格力量,将“士农工商”这样一种旧四民观进行了颠覆,改成了“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商与士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价值判断,这是中国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真正萌芽。可以说,徽商在经营上取得的成就和思想观念上所达到的高度,就当时而言无出其右者。 《徽商》一书,以散文的笔调和图文并茂的形式,深入浅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徽商崛起的自然和人文历史环境,徽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徽商奋斗的足迹和涉及的经营领域,徽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民风、民俗的影响,徽商的经营理念,徽商“亦贾亦儒,贾而好儒”的特点,徽商与徽州文化的关系,徽商的情感生活和徽州女人的人生命运,徽商衰落的历史原因等等。本书作者潘小平女士是对徽商和徽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知名作家,本书摄影吴广民先生是长期从事徽文化专题摄影的知名摄影家。本书完整而严谨的逻辑结构,流畅而练达的散文笔调,精美而丰富的随文图片,成为一大特点,也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会得到不少历史的知识和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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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谭其骧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