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istotle, Reason, Freedom

唯物论和唯心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命题、哲学原理、哲学体系归根结底有一个究竟它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问题。哲学上的许多争论往往也是集中在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而展开的(当然，也有唯心论反对唯心论、唯物论反对唯物论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发展史，是可以的。重要的是，不要将这个命题简单化、公式化，到处乱套。应该看到，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别，在于究竟承认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这一个区分标准是一个抽象的概括，但确实是把握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本质区别的抽象，所以是一个科学的抽象。但是，第一，这个抽象是马克思主义正式表达出来的。在恩格斯将哲学根本问题明确叙述以前，尽管许多哲学家、哲学史家实际上是按照这个标准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争论，他们之中有些人也多少承认这个区分标准，但大多数是并不自觉地认识这个标准并且承认它的。一直到马克思以前的费尔巴哈还是这样，他将唯物论和它的一种特定形态——庸俗唯物论混为一谈。所以后来施达克将费尔巴哈说成是唯心论者。他是附和当时流行的偏见，即将追求理想的叫作唯心论，而把注重物质享受的人叫作唯物论者。这就表明，唯物论和唯心论在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的这点上划分界限，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这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却并不是古往今来一切哲学家和哲学史家都共同承认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家并不都那么自觉地维护这个划分原则。唯心论者并不那么自觉地维护“意识第一”，并将它贯彻到底，唯物论者也是这样。这种情况在哲学史上是随处可见的。有些唯心论哲学家的“党性”较强，一看到唯物论思想就拚命攻击，如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都坚定地反对唯物论；还有许多唯心论哲学家的党性就不那么强了。即使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黑格尔，也不见得在他们的每一个哲学命题和哲学原理上都能够坚持意识第一的原则。我们不能这样去苛求他们。你看，即使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懂得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科学概念的，并且是自觉地宣称要坚持它的，但难道我们能说我们的理论中就没有一点唯心论的东西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实际上，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师，不是也犯了唯心论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吗?!由此可见，在我们进行哲学史研究的时候，不能一说他是唯心论者，就必须将他的一切理论都说成是百分之百的唯心论，丢掉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还有第二，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划分标准，是一个科学的抽象，所谓抽象，就是将一类事物的共性概括出来。在所有的唯物论哲学中有个共同性即物质第一、意识第二，将这个共性(一般)抽象出来，它反映了唯物论的本质，即唯物论之所以为唯物论，最根本的就是这一点，如果违背了这一点它就不是唯物论了。可是，这个抽象出来的共性，尽管它是反映了事物的本质的，所以是科学的，但它终究是一种抽象。凡是抽象，和具体相比较，它的内容终究是贫乏的、空洞的。科学的抽象是很重要的，科学研究决不能离开它。我们研究哲学史，当然不能离开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这个科学标准，如果离开它，哲学史研究就无法进行。但是，又必须看到，抽象和具体不同。凡是客观事物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事物是具体的，这就是说，它们除了具有共性以外，还有个性；个性和共性相比较，是无限丰富和复杂的。任何一个具体的哲学家或哲学体系，都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如果只研究其共性而不研究其个性，哲学史的内容就很贫乏了。过去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中，有过将哲学家的命题或体系判定为唯物论或唯心论，就好像已经完成了任务的情况，所谓“贴标签”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应该承认，这种情况在一个时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以前是在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下，不重视甚至根本不讲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贬低以至根本不讲唯物论的哲学。所以，强调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要划清界限，强调唯物论的重要意义，在一个阶段内是必要的。这样做确也是将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观点的哲学史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观点哲学史的初步工作。但是，只是停留在这一点上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是既从具体到抽象，又由抽象回到具体。将哲学家哲学体系归到唯物论或唯心论，只完成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工作，只完成了科学研究的一半，还是比较小的一半；还要从抽象到具体，这就要对哲学家、哲学体系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它的丰富的内容，找出它的内外联系，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研究哲学史，就不是贴标签，而是具有丰富多采的内容了。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但是做这样的工作是并不容易的。就以区别唯物论和唯心论来说，抽象地讲物质第一陛还是意识第一陛比较容易。而要对哲学家、哲学命题、哲学体系进行具体的分析时，就会发现并不容易。比如说，每个哲学家的体系中都有几个重要的、基本的术语，这些术语单就其本身来说，很难断定它究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在哲学史上，同一术语有时可作唯物的解释和运用，有时又可作唯心的解释和运用；即使是同一个哲学家使用同一个术语，也可有时作唯心的解释，有时则作唯物的解释。单凭这个术语，很难说它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只有和其他的命题联系起来，才能判断它。在西方哲学史中，比如古希腊哲学中讲的“逻各斯”、“努斯”，以至“存在”都有同样的问题，可以作唯物的解释，也可以作唯心的解释。比如“本体(Substance)”这个术语，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就有过从唯物论到唯心论的转变。在他较早的著作《范畴篇》中，他认为客观独立存在的具体事物是第一性的本体，而它们的共性(“种”和“属”即“形式”、“理念”)是第二性的，这时候他是站在唯物论一边的。但是到较后的《形而上学》中，他认为只有形式才是第一性的本体，具体事物是第二性的，这就转到唯心论方面去了。在其他哲学家中是不是也有多少类似的情况呢?又比如，从理论上讲，唯物论的认识论应该肯定认识是从感觉经验开始的，应该是属于经验论的，不能是理性论的；可是我们又承认斯宾诺莎是唯物论的理性论，这如何理解?我们既然认为斯宾诺莎讲的“神”是唯物论的，为什么莱布尼茨讲的“单子”就一定是唯心论呢?现在已经有许多同志提出许多这样的问题，对过去的有些说法提出了怀疑，我们就需要解放思想，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具体的研究。最近还有同志提出来，对于大多数哲学家是可以从他们的学说的主要方面确定他是唯物论或唯心论者，但对有些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是不是一定要确定他是一个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呢?还是只要指出他在哪些方面是唯物论的，在哪些方面则是唯心论的，如列宁说的，他是动摇于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就可以了。这些意见是值得考虑的。研究哲学史，如果只是抽象地讲，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应当是界限清楚，壁垒分明的。但是由于以上这两方面的情况，我们具体分析哲学家和他们的命题、原理和体系，往往可以发现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确实存在着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情况，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并不是简单地可以一刀切齐的。哲学史作为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就要总结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就必须对以往的思想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肯定其正确的方面，否定其错误的方面，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有发展。比如对于机械唯物论，我们既要肯定它的唯物论，要肯定它在当时的科学意义，它在历史上起的进步作用，同时也要否定它的形而上学机械论，否定那些导致它又陷入唯心论的方面。我们对唯心论也不是一概否定。对于唯心论哲学的唯心论方面，反科学方面，必须否定；而对于唯心论在理论上曾经补充过唯物论，如上述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方面，如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应该批判地吸收的；还有，列宁指出过，唯心论对唯心论的批判，往往是有利于唯物论的。研究分析唯心论失足的地方，分析它们的认识根源，让唯心论作反面教员，更是十分重要的，可以提高我们理论思维能力，避免或减少我们重犯同样的错误。人类的认识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由低级到高级，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我们研究哲学史，不能以今天的认识去要求历史上的古人；如果那样，就只能否定过去的一切，完全抛弃历史。这就又要回到研究哲学史的目的了。我们研究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为的是要总结历史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凡是对人类认识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思想，即使是唯心论或形而上学，也要加以肯定；当然不是简单的绝对的肯定，而是肯定它们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凡是对于人类认识的发展起过消极作用的，即使是唯物论，也要作历史的否定。研究哲学史，懂得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到人类的认识是怎么一点一滴地积累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的，才能比较深刻认识为什么只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是真正科学的理论。所以，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将各个哲学家及其哲学体系放在适当的历史地位中加以评价，才能说是坚持了哲学史的党性原则。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也不是已经穷尽了真理，它还要发展。我们现在还有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今后还将不断产生新的问题。要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从哲学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到启发。最重要的是还要不断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学习哲学史，就是进行这种锻炼的最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