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插图珍藏本

宋代刻书的内容丰富多样，儒家经典当然是统治者不遗余力加以提倡的。北宋时期，国子监主持校订颁行了《五经正义》、《七经正义》及诸经注本，成为科举考试、士子学习所遵循的定本。南宋时期，各地方官府以及私人、书铺都热衷于刊刻经典，而且发展出了便于、研读的注疏合刻本、适于普及的附释音本、纂图互注本以及重言重意本、点校句读本等等。小学书作为阅读经典的工具书，也在重点刊刻之列。史部书中，正史的校订与刊刻尤受重视，其中史、汉三书的刊刻频率最高。此外《资治通鉴》及有关《通鉴》类史书也很受欢迎。子部书方面，佛教典籍的刊刻最为突出，尤其是几部《大藏经》的刊刻，规模宏大。医书、农书、算书等也很受重视，因为这是关乎民生实用之书。类书则以《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为人所重。集部书中，搜集整理并刊刻唐人诗文集，保存了唐代文人的著作；刻印本朝人诗文集，使本朝文人的著作得以广泛传播等等。宋代刻书中的丰富内容，难以尽数，下面我们仅仅选取几个方面的实例，藉以了解宋代刻书内容上的一些特点。 宋代儒家经典的刊刻 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兴旺，在封建统治思想的基础——儒家经书的刊刻方面，自然是极为重视。两宋时代，有所谓五经、九经、十三经等儒家经典的多次刊刻，内容亦有单经本、经注本、单疏本、注疏合刻本、附释音本、纂图本、重言重意本等的不同（图三三）。其中有中央政府的国子监所刻，也有地方政府及私人书坊的刻本。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两宋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儒家经典的刊刻活动。 五代国子监刊刻的《九经》印板，至宋仍由宋朝国子监收储，可供刷印使用。而唐孔颖达等人为群经所做的疏义，还始终未有刊板，不便使用。所以，太宗端拱元年（988），决定校刊《五经正义》。《玉海》卷四三《端拱校五经正义》条载：“端拱元年三月，司业孔维等奉敕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百八十卷，诏国子监镂板行之。”（影印本八一三页）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等五经正义。其校刻严谨，经过再校、次刻印《五经正义》是单刻疏文，为与后代的经文、注文、疏文合刻的情况相区别，称为单疏本。 北宋真宗时期刊刻《七经正义》《玉海》卷四三《成平校定七经疏义》条记载：咸平四年(1001)九月，“翰林侍读学士邢爵等及直讲崔僵俭表上重校定《周礼》、《仪礼》、《公》《谷》传、《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义凡一百六十五卷。……十月九日，命摹印颁行。”(影印本八一四页)这次刊刻的《七经正义》也是单疏本。 北宋真宗时期重刻群经注本 五代时期所刻监本群经，书板一直储存北宋国子监供摹印，但日久岁深，书板损坏越来越严重，于是有重刻诸经印板之议。 《玉海》卷二七《景德国子监观群书漆板》条：景德二年(1005)“九月，国子监言：《尚书》、《孝经》、《论语》、《尔雅》四经，字体讹缺，请以李鹗本别雕。”(影印本五三四页)李鹗本即指五代所刻监本。《玉海》卷四三《景德群书漆板、刊正四经》条：祥符七年 (1014)九月，“又并《易》、《诗》重刻板本，仍命陈彭年、冯元校定。自后《九经》及《释文》有讹缺者，皆重校刻板。”天禧五年(1021)，“令国子监重刻经书印板，以岁久列损也。”(影印本八一四页) 此次重刻五代监本群经，包括《周易》王弼注，《尚书》孔氏传，《毛诗》郑笺，《周礼》郑氏注，《仪礼》郑氏注，《礼记》郑氏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唐玄宗御注《孝经》，《论语》何晏集解，《尔雅》郭璞注等。 以上是北宋时期几次儒家经典的刊刻活动。它们都是由朝廷选官校定，国子监颁刻发行，成为世所遵行的定本。这些北宋刻本今天都已不传，有的可以根据南宋的覆刻本窥其大致面貌，有的则难知其详了。 上述几次儒家经典的刊刻活动，或为国子监自刻，或为国子监下杭州或成都刊刻。到了南宋时期，一方面国子监财力薄弱，书板多下诸卅I郡镂板，另一方面雕版印刷技术全面发展，私刻、坊刻极为兴盛，所以南宋时期儒家经典的刊刻．有监本，各州郡刻本，也有私宅刻本和坊刻本；有单疏本，也有注疏合刻本、附释音本、重言重意本等多种名目。儒家经典的广泛刊行及其形式的多样化．大大有利于经典的传播和普及。下面是南宋时期几次重要的刻印儒家经典的活动。 南宋高宗时期国子监覆刻北宋本诸经义疏 北宋国子监的书板，在靖康之难中尽数为金人掠去。高宗南渡以后，鉴于经典遗阙，遂不惜重有所费，决意重刻北宋监本经书。 《玉海》卷四三《景德群书漆板、刊正四经》条载：“绍兴九年(1139)九月七日，诏下诸郡，索国子监元颁善本，校对镂板。十五年闰十一月，博士王之望请群经义疏未有板者，令临安府雕造。二十一年五月，诏令国子监访寻五经三馆旧监本刻板。”(影印本八一五页) 绍兴年间重刻的经书，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认为包括单经本、经注本、单疏本。今天南宋初年所重刻的单疏本尚有数种传世，可以借此窥见北宋监本之面貌。这批经书名为国子监本，实际上是由江南各州郡承担刻板的工作。 南宋高宗、光宗、宁宗时期两浙东路陆续刊刻之注疏合刻本诸经 前此所刻儒家经典，或单经，或经注，或单疏，到了高宗绍兴时期，始有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将经文、注文与疏文合刻在一起，深便阅读。 今存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礼记正义》中，有光宗绍熙三年(1192)黄唐跋，云：“六经义疏，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 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他经独阙。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