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

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您第二次谈“民间”了。王教授，这一点使我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像您这样一位学院派的教授居然对民间抱有如此高的热情，去肯定它？让 我感到非常疑惑不解，感到惊叹，因为对于你们来说，应该对民间完全持一种拒绝的、不屑一顾的态度，才是正常的。 王：首先，民间是思想活水的来源，我们都来自民间，没有谁一出生就属于权力权威圈，或是谁的弟子。人富不过三代，思想也不可能三代，像苏东坡家族那样遗传的文豪少而又少，所以来源于民间的很多学者，他们的童年和青年记忆都会带到学术当中去。在体制中的思考并不意味着体制性思考，需要思考两面，即民间的一面和体制的一面。其次，处于一种中心文化的时候，如果不看另一方面——我称之为后殖民时期弱者的文化，弱者的呼声甚至称为沉默的一群人的呼声，这样的思考是没有良知的思考，所以有良知的思考应该把这部分人的命运思考在內。我不完全赞成今天的经济学家所谓的绝对竞争，如果说竞争是万能的，那是非常危险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民间的思考不仅是个体需要完成的事情，而且是为整个群体带回很多新的反馈、新的底层的一些信息，从而使自己的思想不僵化的一个方式。 问：您是否认为，起码在东方，真正的思想者或智者是在民间，而在西方倒不一定如此？ 王：这一点我倒觉得不一定完全，关键看学者自己的态度。有些人虽然身在民间，但却心在庙堂，这种伪民间是不行的。相反有一些处于体制內的思考者吸收了很多民间的思想、来自下层的呼声，这也是完全可以的。还有就是民间立场可以使自己避免僵化。很多学者到了一定程度就官腔十足，我认为问题很大，值得反省。 问：您刚才所谈的“民间”是否与中心、权威、边缘的概念有关？王教授，前不久美国的考克斯报告说，中国在高科技和核武器方面已经跟美国比较相近，我们的实验成果已经很近似于他们，虽然他们进行了一千多次核实验，而我们只进行了四十多次。另外从五角大楼等方面的资料汇总看，在尖端科技方面，双方大概相差二三十年，甚至十多年。那么在人文科学方面，您认为中国和西方相差大概多少年？ 王：这不太具有可比性。因为人文科学，比如汉学研究，西方比中国就差得很远。 问：当然不是指汉学。 王：是指西学？ 问：也不是指西学，而是指人文科学的全部对象。当然“人文”本身就是一个来自于西方的概念。 王：我想稍微说明一下，人文科学的标准不像自然科学那么确定。中国哲学是直觉性的，在西方人看来孔子是一位伦理学家，但中国人认为孔于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孔于是“伤人乎不问马”，从这一点上讲，孔于是仁义的。这就是直觉的，从一个事实来判断标准。比如某家失火，小保姆死了，他却问，我的存款烧了没有？这就是不仁不义的。中国不像西方是通过逻辑达到结论，而是直觉的伦理性的生命哲学。 问：那么从深度、广延、包客性等各个方面来看，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王：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与西方相差大约半个世纪．我们当时基本上接受的苏联30年代的思想。但到了现在有两种看法。一是差别很大，二是零的距离——在网络时代，西方所有的思想以几乎没有空间距离的方式立即传到全球，当然包括中国。但是你说的是哲学深度 '2问题，而不是一般的信息同步问题。我个人认为，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比西方的同事起码差十几年。 问：但有人分析，尤其是在艺术观念、深层哲学方面，可能相差至少二百年。 王：我觉得不会，这种说法过激且过于自卑。比如说开发西部，1980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前不久回答中国记者提问，美国开发西部花了将近二百年的时间，中国开发西部是否也需要花二百年?他回答，不，只需要二十年到五十年，因为这个时代的方法论和操作法不一样了。如果改革开放之前相差半个世纪的话，现在比较乐观的说法是差二十年到十年之间。很多方法几乎是同步进来的。 问：我指的是精英的思想。 王：那已经非常靠近，所以中国精英思想家在这个世俗化的时代往往高处不胜寒。 问：但我发现目前国內的精英思想往往是停滞在对欧美文化的诠释和引进阶段上的，而在独创方面却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理论和体系。 王：可能是．比如说20世纪，起码在西方来说，有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 问：但我们中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像样的流派，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王：对，这种中国无成流派的思想原因很多，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绝对平均主义和思考的自由程度。 问：这说明在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最基本的话语体系，甚至连话语体系的基础还不存在。那么从建立这样一个基础到形成一个体系，到形成一个权威体系的峰峦。您觉得这个过程十年、二十年可能吗?而且我发现中国有遗传基因的问题，这一代人好像是头脑更新了，但实际上同样继承了很多劣根性，到下一代劣根性继承得更多，祖祖草辈对劣根性的承传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您看这个问题严重吗? 十一个体身份与全球化处境 王：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看。西方现在是理论输出国，所以它源源不断地把其高峰时期的思想通过“理论旅行”的方式输出到第三世界，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不过现在有了很大的突破，这二十年来，我们几乎把西方一百年的思想都比较好地接受了。尽管翻译全集很少，但 是很多思想或者思想的片段被翻译过来，在这种译介阶段确实需要学术界花很长时间整体性地介绍思想。在西方。如果是一位研究海德格尔的学者，他除了海德格尔便不随便谈其他问题。中国当然也需要这样的专门家。不过我还是相信，如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翻译接受了西方的 话，将逐漸产生自己的新思想，一种中西交汇的思想；会在十年到二十年之内出现一批原创型的思想家。因为我们有一个契机，文革耽误了十年，文革这一批在压抑了十年、经历了很多苦难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思想和思想家。而且我相信我们会从20世纪的“拿来主义”走向21世纪的文化“输出主义”。 问：其实我指的倒不是落后，在某种古典思想的深度、内涵和包客性方面我们显然是可以和西方分庭抗礼的，甚至是超越的。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毫无疑问的，至少从一百多年前到今天，我们确确实实是被动消极的，被统摄的。被殖民的。当然现在是处在后殖民，而我们甚至 也甘愿如此。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办法可以回避或者抵触这一点?怎么样才能保持我们民族古典的自信? 王：这个问题比较大。在谈到上层建筑的时候，就要谈一些物质层次的东西。西方《华尔街报》认为，中国是一个“花架子中国”。他们到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以后，看到中国是上半身穿的“西装”，但是到老少边穷地区，又显出中国脚上穿是草鞋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