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幽默

《从影断忆》引起的题外话 秦文同志从事影剧艺术四十年，写了一本回忆录，题名《从影断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承惠赠一册，我除了表示感谢外，还想说几句话。对于影剧我是个门外汉，她也未必喜欢读新诗——我能说点什么呢? 在中国，艺术生涯从来不是平静的，总离不开政治上的风风雨雨。这本回忆录除了作者个人的艺术追求和创作成就，免不了要写一些与此无关的人和事。其中写了一个同她的生活和奋斗分不开的圈外人，那就是她“事业上的热情的支持者”、她的老伴邓蜀生同志。 在坑坑洼洼的人生道路上，老邓和我倒有过不少缘分。我们是同龄人，是同乡，是抗战时期的大学同学；当时他读新闻系，我读外文系，就常有过一些共同的志趣；解放初期，我们都在新闻战线上工作，他已经是个名记者；接着，两人分別经受中国知识分子早期的磨难，他去了茶淀，我被送进了秦城；六十年代初，我们在一座大楼里相逢了，他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则戴着帽子回到了社会，有时仍在一起从事代替正业的“业余劳动”；十年动乱的全过程，我们有幸一起熬过来了——在那座大楼里，我们是最早被揪出来的；后来又一起到湖北咸宁，去晒烈日，流大汗，充当“壮劳力”；干校后期，革命群众改造好了，纷纷调走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只剩下老邓和我之类一小批(“撮”字不确)，留在白茫茫一片的大地上，过那“大无可如何之曰”；托天之福，终于一古脑儿被送回了北京，想不到为革命化的原单位所拒，他和我又一同被塞进了一个没有名称的翻译组，为首长们翻译一些他们偶尔想翻翻的外国书；天安门事件前后，中国政治真有黑云压城之势，老邓和我在那个翻译组里兢兢业业，彼此心照，又一起度过了那最艰难的一段时日；“四人帮”倒台后半年，这一小批又莫名其妙地回到了原单位——在同一座大楼里，他搞他的国际政治，我搞我的外国文学；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一同开始渐入佳境：1978年底，他被改正了“错划右派问题”，恢复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本色，这时他已55岁了；到1983年，他被评为“编审”，同时实现了他在大学时就有过的愿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被改正以后，非常关心我的“问题”，经常给我讲大好形势，为我打气……近年來，我们都觉得有点老了，时常见面问寒问暖，相互鼓励，都希望对方利用余年，赶着做出一点自己多年想做的事；前年，老邓出版了他的第十本著作《罗斯福》…… 我一口气写了这几十年，是因为我以为，我很了解邓蜀生同志。的确,这是一个一见面就知道可以信赖而且值得学习的人：他性格开朗,胸无城府,有话就说,怎么想就怎么说,他思想敏锐，学识渊博，一有机会就埋头读书，从不肯浪费自己能够支配的一点光阴——这些可贵的品质想不到竟是他当年倒霉的厫因。 然而，读了秦文同志的回忆录，才发现我对老邓的了解还是不够的。邓蜀生同志并不是一个对政治大事嘻嘻哈哈的人，也不是一个不问人情世故的书呆子；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对于误解、屈辱和患难同样是敏感的、严肃的，同时又是容忍的、积极的。他在人们面前，即使在最亲密的伴侣面前，从来不呻吟，不叫苦，不希求对方来分坦自己的伤痛，更不会把受不了的精神负担转嫁给对方。他在茶淀“劳教”期间。从没给妻子写过，一封诉苦或怨天尤入的信”也从没提过身体不适成思念等等；他在信中只说他，如何在劳动中学会干这与干那，如何在齐腰深的泥水中拼命干而受到表扬，又怎么愉快地过节假日……”。他从，劳教农场，发出来的信，竟像是“一个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正在努力工作的千部的普通家信”。摘帽以后。仍然“总是千又粗又重又脏的活，没有搞业务工作的时间”，尽管妻子为此愤愤不平，他自己却一点不生气，每次都高高兴兴地去，回来还显得很愉快地告诉我干得很好等等“文革”初期，他被揪了很久。仍然毫不改常地帮助妻子“冷静、客观地对待发生的一切”，并劝告她“犯不着记那些个人恩怨”……从本书作者的这些朴素的记述。我仿佛看到邓蜀生同志几十年如一日，真正表现了一个男子汉的风度。这种风度不能简单归之于他对于政治斗争的现实感，更应当联系到他对党、对人民和对自己的信心——三重信心几十年来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而不动摇和分裂，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但是，读了这本回忆录，我想说的还不止这一点。 从整整一两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来看，老邓夫妇的遭遇虽然并没有什么特殊，而且与不少人相比，也未必是最难堪的，但是他们所承受的考验却同大家完全一样，一样地严峻而又难 过，如果把这几十年比作风浪，那么每个知识分子家窿都司以说是一叶小舟，搞得不好，随时会有穗没的危险。邓蜀生同志终于在“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青春，首先当然要感谢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也亏得他本人在新的意义上的“个人奋斗”，但更是与他的妻子、本书作者秦文同志的高尚品质分不开的。 过来人想必依稀记得。那几十年不但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个考验，对他们的妻子尤其是个考验。为了知人论世，历史用不着慑设，情况是多样的。或是丈夫出了攀，妻子面真是突变风 云，为了孩子和本人的政治前作，啊不得其它。乃当机立断，及早主动与丈夫离了婚，这在当时社会上是会受到称赞的：或是丈夫出了事，妻子没有“觉悟”，不忍一刀两断，情愿一起，牛衣对泣,这在当时至少会受到，刨不清界线的非议——特别是丈夫落到了“人民外部”，而她仍留在“人民内部”，却像孤岛一样生活着。所受到的社会歧视往往超过了祸及妻擎的丈夫。甚至还有这样的怪事：某妇女陆夫遘闵。一时六神无主。奠知所措，遗有个别好心人出来，晓以政治利害之严重，喻以重建家庭之必须，继之荐以一位高官厚禄的“候选人”，搞得她进退维谷，左右两难——如果她对丈夫略有了解，稍事踌躇，终将这番好意，加以婉辞。那就得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惡嘲下，准备去过那几不齿于鸡狗的日子；但如果被吓住了，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好意，那么日久天长，扪心自问，那难言的疚悔又恐非外人所能想象的了。 旧的伦理观念遭到唾弃，新的政治道德没有建立起来，那些不幸的知识分子妇女当时生活在什么样的人间啊。由此我想到了邓蜀生夫人秦文同志当年面临逆境的镇定、坚毅和诚笃。和其他妇女不一样，老邓出事后，她并没有阳着在政治上摔下去，相反在艺术实践上不断取得进展，不但继续演戏，还可出国访问：从表面看，这自是大可庆幸的。然而，随着她和老邓之间人为的政冶鸿沟日见宽深，对她的考验也就可想而知了。根据作者坦荡的自述，她在老邓“劳教”期间，未尝不跟着认为他果真犯了错误，并相信“错了就改，改了就好”，更相信他一定会改好，因此才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希望你好好改造，任何时候你回来。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在等着你。”倒是老邓摘帽之后，发现他仍然被列入“另册”，连在“四清”中努力得至的的“五好队员”的资格都被取消，她曾度感到绝望，认为苦等一场，“仍永无翻身之日”，实在有点“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