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

进入21世纪，这样的电影文化战略将不再是可能、有效和正确的了。一方面，纯粹的好奇将随着不断地重复再现而降低兴趣的程度；另一方面，被这一批民族电影所塑造起来的中国形象，与真正的中国现实也在逐步拉开距离。更重要的还在于，正在加快迈向全球化步伐的中国，需要一个全新的形象呈现在世界面前。仅限于张扬民族文化的边缘状态和独特个性，必然导致电影创作更多地朝向历史传统去寻找和发掘文化资源，民族电影的文化形态不可能不显出一种古老和陈旧的面貌。这正是一大批第五代导演的创作追求最终达到的文化后果。长期以来，电影评论界只是从民族自尊和自信的角度去对他们向西方的邀宠提出批评，没有注意到这不仅仅是表现形式的问题，其中更包含着一种普遍的审美价值取向，这就是为了充分显示民族文化的个性，不得不跟着去肯定张扬那古老和陈旧的东西，在近年里一批第六代导演的影片如《那山、那人、那狗》、《洗澡》、《回家过年》、《美丽新世界》中，传统的乡村、民间、底层、家庭仍然一再成为青年一代固守或回归的精神家园，而现代的南方、都市、生意场则是嘈杂、混乱、邪恶、无情的。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中国民族电影仍然没有摆脱建立在自然经济背景下的那些思想感情。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仍然把同情与赞美赋予那些历史更为久远的方面。 这种集体无意识对于电影人的潜在影响和有力支配，无形中局限了他们的视野和观察力，当现实中更多的乡村农民涌向南方都市去寻求新的发展，然后带着资金、技术和经验返回家乡、建设家乡时，年轻一代的电影人却仍在为那些逐步消逝的审美感情高唱挽歌，追求着宁静致远的审美境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怪现象。这一批新生代导演的代表性作品一再地走向世界．也就在继续着他们的前辈所塑造的那个民族国家的传统形象，加强着西方对于中国的一贯想像。在“越有民族性才越有国际性”这样的传统观念支配下，更多的导演满足于发掘民族文化中那些更富于传统色彩的题材和内容，满足于拍奇观式的民族电影给西方看。电影创作狭窄的民族视野妨碍着民族电影不断扩大自己的交流范围，也局限了对所表现的题材去作更为深广的审美涵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中国影片有意识地对全球性、全人类性的问题表达自己的关注。农村教育、婚姻爱情、市场经济、反腐倡廉，大都是对本民族国家才关注的问题就事论事，很少能以小见大，从独特的社会问题中揭示全球性、全人类性的普遍本质。在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中，母亲还是那种古老而美丽的情感符号，还是表现中国女性独有的传统美德和含蓄而执着的爱情追求。虽然影片拍得美不胜收，但也仅是如此而已。然而，在阿尔莫多瓦的《关于我的母亲》中，那个母亲却在为器官移植、两性人、爱滋病这些关系到人类未来前景的问题奔波和忙碌。她在这些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关注担忧、包容性、仁慈心，使得她更像一个大地之母的形象，有着更强的概括力，得以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观众那里产生情感回应和审美认同。这样的文化视野，这样的精神高度，显然是张艺谋有所不及的。《关于我的母亲》仍然显示出西班牙电影富丽而热烈的民族风格，但它却不仅仅满足于狭窄的民族文化层面，同时面向全人类的未来，关注全球性问题，主动参与国际间的文化对话。在这个方面，张扬的《洗澡》就显得和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有所不同。尽管澡堂文化仍然带有非常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尽管在影片中南方都市仍然被视为与传统文化相对立的“他者”，但主人公大明对自己弱智的弟弟态度的变化，却包含着可以和西方构成一种对话的人权主题。在《洗澡》中，民族文化的层面和全球文化的层面是共生的，传统和现代虽然存在着冲突，但发展的趋势则表现在大明最终决定不顾妻子的反对把弱智的弟弟带往南方的都市。从来，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持续建构的可能性。如果不能发展自己新的文化层面，仍然仅限于把民族的传统文化视为电影文化的全部，势必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环境。对中国民族电影来说，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所缺少的正是这个崭新的更有超越性的层面。当中国正在加快迈向全球化的步伐时，民族电影还停留于在世界面前塑造一个古老的、传统的民族国家形象，还把对全球性、全人类性的关注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未免令人有背道而驰的感觉。 伴随着一部部影片在国际各大电影节上的频频获奖，中国民族电影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关注度都在大幅提升。这个势头在近年里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正在向更年轻和更众多的导演那里扩展。最近，张元、王小帅、张扬、贾樟柯等年轻导演又接连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表明这已经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中国民族电影的整体实力和广泛影响正在催生一种放大的效应。然而，更多的人只是满足于对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沾沾自喜，却没有认识到其中包含着的文化资源以及市场拓展的可能。“眼球经济”最富于启发性的一点恰恰在于：更高的关注度是如何影响着市场的占有，并最终转换成经济上的收益的。近年来，西方的电影商人开始盯上中国民族电影这块肥肉。一些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反响的中国影片被西方的公司代理发行，开始为他们创造可观的利润。好莱坞更是形成了一股“中国热”：“这种‘热’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中国人自己拍的片子满腔热忱地涌入好莱坞；另一种是好莱坞自己热火朝天地去拍中国或跟中国有关的东西。”①好莱坞的“中国热”并不是中美关系修好，美国向中国表示亲善的产物，而是中国民族电影的国际声望与关注度的日益提高，让好莱坞看到其中所包含的无限商机。除了香港的武侠片、黑帮片、枪战片的诸多商业优势被好莱坞所利用之外，港台的电影人如李安、吴宇森、周润发、成龙等也先后被好莱坞所吸纳。最近，李安的《卧虎藏龙》因其典型的民族文化风格和好莱坞电影风格的重组，正在为好莱坞赢得高额利润。另一个大动作则是陈凯歌被米高梅公司请去拍摄投资数千万美元的好莱坞大片《温柔地杀我》。好莱坞为陈凯歌配备了一流的创作班底，提供雄厚的资金，日本听说是陈凯歌导演的，已出资450万元买了版权，其他国家的购片事宜也正在进行中。②好莱坞对陈凯歌的特别青睐，与港台的电影人被好莱坞所吸纳没什么不同，也是看到陈凯歌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电影艺术家，其所具有的为自己赚钱的潜力。各种优惠条件的提供只出于一个目的，这就是以这些具有票房号召力的东方人去赚更多的东方人或西方人口袋里的钞票。 在中国，民族电影的输出更多地只被当作赚取国际奖项的艺术资本。不少人对中国电影参与国际电影市场竞争的能力表示怀疑，甚至提出所谓的“内向化：，认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民族的处境没有产生全球性电影工业的基础和条件”。③短视地看，这个意见似乎切合实际、言之成理，但制定中国民族电影的文化战略究竟应该从现实的基础和条件出发，还是应该从文化环境的变迁和自身的发展趋势出发，这是一个关键。时至今日，民族电影进入全球化的语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表现在好莱坞大片对国内市场的占领，也表现在民族电影的国际竞争力和跨界拓展的实际可能。不管是否愿意，中国民族电影已不再能够关闭门户，只允许自己拍电影给中国的观众看了。基础薄弱也罢，条件不够也罢，都不可能阻挡这个总体的趋势。如果仅仅看到基础和条件的问题，重新让自己龟缩在国门以内，这不仅做不到，而且也不能和整个国家的发展采取统一的步调。 满足于这样的基础和条件，结果就是不能把它放置于新的文化环境，使它在经受各方面冲击的同时得到进一步充分的改善。更何况从长远来看，中国民族电影迫切需要制定一套正确、有效的文化战略，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发展。眼中只看到过去的基础薄弱和条件不够，而没有看到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关注度的急速提升，把已然出现在眼前的发展机会重新拱手让出去，这难道真的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中国民族电影的跨界拓展当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问题在于确定方向。在这个方面，香港电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借鉴的榜样。香港电影的本地市场过于狭小，发展空间不大。80年代初，香港以新艺城、嘉禾、寰亚为首的大公司，就已经开始进行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拍片，在日、韩、亚洲等地作市场推广，但这个工作一直到90年代才见成效。①今天，香港电影的国际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亚洲的范围，甚至在好莱坞那里得到非同寻常的青睐。当我们为它的成功交口称赞时，不要忘记其艰苦的努力是从20年前就开始的。如果香港电影也像我们的一些评论家那么短视，以所谓的基础和条件为由来为自己的无所作为开脱，那么香港电影可能有今天吗?过去，中国民族电影根本很难打入西方的A级电影节，现在不仅打进了，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赢得了很高的关注。至于商业电影市场，个别影片也开始进入了，好莱坞大公司已经明显看好华语电影的市场前景，难道我们自己还不应该有所醒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