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红卫兵的心灵轨迹

张颐武序-- 在两个时代之间穿行：一次对话过程。 我们从这部日记中看到的是一个在东北中等城市四平市生活多年的少女的成长历程。而这个成长经验的丰富性给予了我们难得的有关“文革”时代中国日常生活的特异的见证。她不是“文革”中心的北京或上海的红卫兵，没有那些运动的内幕和复杂的内部传闻的记载，而是在内地城市中的个体生命如何虔诚地接受“文革”的整套意识形态，如何生活的历史。她笔下的“文革”没有那种复杂的隐秘历史，但却异常真切地表现了时代潮流席卷下的小城社会。这里首先有对她家庭生活的描述：从家里养鸡的细节到有关大姨父的故事，从干部子弟的优越到父母被斗的悲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干部家庭生活也依然匮乏的具体情景。一方面家庭与时代的潮流互相激荡，个人的命运席卷在政治的变动之中。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那些无法用政治概念笼罩的经验和趣味依然时常呈现出来。我们可以发现绝对的“公”的领域是不可能存在的，一种“私”的领域的存在仍然是“文革”时期文化中的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些为我们提供了有关那个进代生活的难得资料。其实，这里有许多有关四平市“文革”初期的政治和社会变化的描述。作者是领导干部的子弟，对于市里的情况有一定了解，写到了派性斗争，观点分歧，插队情况等等多方面的社会状况。这些都由于是现场直击式的描写，所以非常具体生活，是有关当时社会史、文化史的难得资料。 当然，这部日记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它细致的呈现了一个少女心灵的若干侧面，她成长的环境所带来的精神世界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轨迹被日记表现得异常生动和丰富。她在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对于文化的接受近乎严苛和狭窄，对于自己有一种几乎残酷的严格要求，对于那时流行的价值充满虔诚的信仰。这种内心世界的表述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史有难以估量的价值。这种精神史的意义表现在诸多方面，如那些简单而异常严肃的对于各种文学作品的批判，那些似乎永无休止的对于自己“私”心的忏悔和自省，让今天的人们看起来难于理解，但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这让我们能够更加贴近地看到那个时代对于一个少女的塑造。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绝对的集体性价值对于个人的几乎无限的支配，一种极端的道德理想对于个人的全面控制。这些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封建性，因为其前提不是那种简单的压迫和宰制，而是时代教育与训导的结果。况张新蚕所接受的教育并不是旧时代的模式，相反她对有关革命和世界格局的表述尽管反映的是那个时代流行的观念，但它仍具有一种代表性。日记中不仅仅记有本国的事件，也有地于世界格局的看法，同时她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愚昧，只能理解为一种不同的“现代性”选择的展现－一种另类的、以集体价值为中心的展现。它试图通过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激进的现代性选择，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思路（有关这种不同的现代化选择的讨论可参看AR德赛《现代化概念有重新评价的必要》，此文收入《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31－152页） 。我们从张新蚕少女时代的日记中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文化选择，用一种集体性的价值对抗个人性的价值，用一种乌托邦式的浪漫的对于人性的理解和理想主义的态度代替对于欲望的满足和消费的趋向。虽然这种特殊的文化今天已经变成了过眼烟云。 但它仍然留下了值得探索和思考的空间。在这里，一切也同样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是简单狭窄的概念，它们对于文学和日常生活的理解在今天看来是那么不可思议的荒谬和可笑，而对于“阶级敌人”的几乎神经质的敏感和无情，对于世界格局的片面的观察，都无可置疑地体现了那个时代思维和文化的偏移。另一方面，张新蚕在这里也透露了那个时代人与人的一种相对单纯的关系，一种互相关切和帮助的道德风尚，一种无私和真诚奉献的存在，一种对于国家的献身精神，一种在片面和狭窄中却大无畏的国际观。这些东西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会有所启发。 张新蚕的日记提供的见证是丰富的，它的出版为我们重新思考“文革”历史提供了一个来自普通人的真切的感受和见证。它对于今天处于全球化和市场化朝代的人们不是怀旧和猎奇的读物，而是对于一个特殊时代的理解的可能。无论如何，没有对于那个时代的深入的思考，也就不可能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