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

代序 批评与历史经验——张旭东访谈
张旭东 薛毅
时间：2002年7月15日
地点：北京大学勺园
现代性理论与历史经验
薛毅：有个学生告诉我，现在艺术界非常流行两本书：一本是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你翻译的；还有一本是你的导师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北大的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据我所知，很多人是通过杰姆逊的这本书米了解后现代主义，也有很多人通过本雅明的书而迷上了所谓“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如果把这两本书中艺术家们和年轻人感兴趣的部分组合起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个人生活”这样一个主题，当然，人们也在这个框架下理解文学、艺术的功能、用途。杰姆逊在书中概括出的后现代特征，比如“平面化”啊，取消“深度模式”啊，几乎成为我们这里的常识了，而本雅明所写的“游手好闲者”，更散发出迷人的光芒。这两本书，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都非常走红。当然，这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很明显，这里有一种特殊的“误读”在起作用。
张旭东：最近一次大规模译介西方理论是在80年代中后期，包括杰姆逊的讲演录和平雅明肘翻译。我是在85年开始翻译的，87年才译完。在当时，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问题之间有一个时间差，杰姆逊讲座带进来大量的当代西方最新理论，它代表的是一个“先进”的西方文化形象，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才是他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等。后者人们不一定感兴趣，但能够得益于它们的总体性问题意识。这和8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总体性问题的探讨不谋而合。本雅明是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但是接受者并不在意他的马克思主义背景，而是更多地从他的行文中感受到一种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的魅力。这表面上看有些肤浅，但同样是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自身的生存体验去把握世界的认知方式的表现。在当下，中国知识界似乎不再对总体性问题，比如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等问题感兴趣；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从学院专业训练的角度去读书，所以这两本书被接受的思想氛围已经改变。你所说的这两本书的继续流行，必然有其他的、不同于80后代的指示不社会学背景。我想称之为“误读”大概并不过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两本书都是以分析资本主义或市场、商品时代的文化生产见长，80年代的中国还不是一个当代意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但人们却在它们身上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契合；而到了90年代，当真的商品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