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典故.上册,卷一至三四

　　國朝典故是一部明代史料叢書，共收書六十四種，凡一百一十卷。本書為明鄧士龍輯，明萬曆間刻本。見於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五別史類。稱「士龍南昌人，萬曆乙未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國子監禁酒。」書半頁十行，行二十字，框高二一·二公分，寬一四·六公分。書前有熊曰翀序，序後目錄但題書名未題著者。據熊序說鄧士龍「其學博，其識深，其力宏，故兼朝野之記載，合鉅細之篇釋，莫不經其搜羅，集而成典故，使後之考古者一展卷而明君良臣、名將循吏，方物土俗，燦若珠聯，森若燭炤。其有功於昭代也，不綦重哉！」概括地說明了本書的內容、價值和編者的學識。 　　此書前面鈐有「皖南張師亮筱漁氏校書於篤素堂」、「篤素堂張筱漁校藏圖籍之章」、「桐山張氏藏書」三枚印記。在蓬軒類記後面有李文田朱筆題記。在北京大學收藏之前為德化李盛鐸藏書。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權之後，為了加強封建王朝極端專制的統治，防止人民起來造反，就嚴於野史之禁。後來，明成祖朱棣為了平息人們對「靖難之役」殺戮之慘的憤懣情緒，就命布衣陳濟担任總裁，召集四方才學之士三千餘人，編纂永樂大典。從此，逐漸放寬了書籍傳播的尺度，才使在野的人敢于著書立說。又由於明朝的制度，凡進身於翰苑的名臣，都可以抄寫明代的實錄，一些大江南北的藏書家都家有其書，為編寫明朝的歷史，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到嘉靖、隆慶等朝、江南經濟繁榮富庶之區，便出現了王世貞、焦竑、胡應麟等著名的歷史學家。明朝的史學，嘉靖以後成為極盛時期。鄧球皇明泳化類編、鄧士龍國朝典故、高岱鴻猷錄、沈節甫紀錄彙編等書都是在此時期應運而生的。凡涉及於國家大事，朝野逸聞，以及邊疆地理、農民起義、各兄弟民族被壓迫的暴動，無不有專門的記載。到了清朝政府入主中原以後，為了提高清代王朝政權的權威，貶低明代人士所寫歷史的價值，認為明朝的史學極為疏略，非失於誣則失於妄，甚至於毫不足取，而加以禁燬。於是清朝的士大夫為了媚事清朝，一變明代史學據事直書的作風，像清代學者王士禛之流所寫的池北偶談、居易錄等類說部之書，多半是吟風弄月之作，來粉飾清朝的太平。還有些人懾於清朝政府的威嚴，噤口不敢談史事。那些明朝的野史稗乘，經過有心人的複壁深藏，秘密地把它保存起來，到鴉片戰爭以後，才逐漸發現出來。所以清代的史學家林昌彝說：「明人著書剿襲雖多，而出自心裁者，亦復不少，抑之太過，君子之所不取也。」（見林昌彝硯■〈耒圭〉緒錄卷六） 　　誠然，明朝人的著述，互相抄襲的地方是很多的，而且是非常的龐雜蕪亂。再經過徽州商人和福建建昌書坊店的商人競相刊刻，刻書時有時剪頭去尾，隨便改動，校刻不精，所謂「魯魚亥豕」處處皆是。但這也說明了當時刊刻書籍，傳播文化的昌盛，而且保存了有明一代的豐富史料；至於錯誤的地方，自當抉擇真偽，去粗存精，明眼人自能辨之。 　　刻本國朝典故中有四十多種書籍分別重見於明袁褧編的金聲玉振集、李栻編的歷代小史和沈節甫編的紀錄彙編等叢書之中，間亦有少數單印本和零星抄本。但另有十餘種書，非常罕見，且有較重要的史料價值，不見於上述叢書。如宋端儀的立齋閑錄，記載了自吳元年（一三六七）至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間的一些史實，不少第一手材料。如記永樂帝殺戮忠於建文的大臣，并把他們的女眷貶入樂戶、教坊任人蹂躪的情況：把齊泰的姐姐、兩個外甥媳婦和黃子澄的妹妹，一共四個婦女，叫二十餘條漢子日夜輪流看守。生了孩子令作小龜子。年長的婦女病死了，教抬出門外着狗吃了。都出自永樂皇帝的口諭，并見諸此書。所以魯迅先生曾說過：「我常說明朝永樂皇帝的兇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閑錄的影響的。」這書「好像是一部罕見的書。」（見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又如謝蕡的後鑒錄記載了明武宗時所發生的幾起歷史事件。其中載有霸州（今河北霸縣）劉六、劉七的大起義和義軍領袖之一趙鐩的供狀，以及朝廷派遣的總兵官張偉，因「剿賊」不力被處決的情況。另有幾種記述外國史地的書。其中薛俊纂述、王文光增補的日本考略概要地敘述了日本的歷史、地理以及日本和明朝的關係。書中並記有日本語言文字，它們和本書的最後一卷華夷譯語所記載的元（蒙古）語一樣，是研究這些語言的最早的資料。 　　總之，明代刊刻叢書之風極盛。明清以來翻刻或編製明代的叢書著作如林。解放前，上海商務印書館編有叢書集成初編以及用涵芬樓名義影印的元明善本叢書十種等書都收集了頗多的各代資料。這些書都沒有收鄧士龍編的國朝典故，而國朝典故刻本，海內僅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實在是人間孤本、文苑秘笈，是研究明代歷史重要參考資料。茲當實現「四化」之際，學術文化日趨繁榮。北京大學出版社本「古為今用」之旨，予以整理行世，藉供文史學家和文史愛好者的參考，將有裨益於學林云。 　　謝顧楨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