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的中国与联合国

联合国与全球治理（）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 （）
中国发展理念的全球共享与联合国的作用 （）
联合国制裁恐怖主义机制的功能和不足 （）
联合国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问题与应对 （）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经济新规则 （）
安理会制裁制度：兼论安理会对朝制裁进展及对我国的挑战 （）
联合国在冲突后国家的选举援助 （）
联合国维和机制在中国的本土化：冲突的产生与化解 （）
“保护的责任”与联合国人权保护理念 （）
从边缘到中心：叙利亚危机中的联合国调停（2011—2016)
联合国维和行动武力使用规范的思考 （）
联合国与非盟和平安全伙伴关系——以非洲和平安全架构为例 （）
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困境与变革：一种国际机制变迁的视角 （）
联合国系统与中国籍国际公务员 （）

【书摘与插画】
联合国与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中的中国与联合国联合国与全球治理本文第一部分根据陈健大使于2017年4月28日在北京大学国际组织人才讲堂首场演讲整理，第二至第四部分选自陈健编著：《外交，让世界走向和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陈健一、中国与联合国中国从哪里走向世界？中国是从联合国走向世界，联合国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第一个窗口。联合国1945年成立到现在，谈到联合国以及中国和联合国的关系时，有一个核心词：变化。联合国从成立到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也发生了诸多的变化。是什么导致了联合国的变化，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变化？从联合国来说，导致变化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大背景，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同的时代对联合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为联合国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不同的可能，这带来了联合国变化的大背景。还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联合国成员国的变化，从成立时候五十几个成员国到现在193个，成员国组成的变化是联合国变化的内因。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变化，一方面是中国随着联合国的地位和性质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是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变化。这两个因素导致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变化。从这两个变化的角度来看，关于联合国的变化及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变化，我觉得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5年联合国成立到1971年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近20年时间。这是联合国第一次被边缘化；第三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到本世纪初，这是联合国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作用开始全面发挥、全面拓宽的时期；第四个阶段，是新世纪以来最近的这十年，这是联合国第二次被边缘化，而且是中国引领联合国发展的时期。第一阶段从1945年到联合国成立的头二十年时间里，基本上来说，那时候的联合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操纵的工具，是美国实现其外交战略的工具。原因很简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虽然当时制定了很好的《联合国宪章》，但是联合国成员国不是西方国家就是追随西方国家的拉美国家，于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握了联合国大会的多数。有个突出的例子，在美国的操纵之下，联合国大会在朝鲜战争期间通过一个决议，把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定性为侵略者，联合国欠了中国的账。在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对联合国是口诛笔伐，经常公开批评联合国。当时的联合国因为受到美国操纵，所以也受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前印尼总统苏加诺说要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中国积极响应他的号召，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亲自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敢于摸老虎屁股”，里面赞扬了苏加诺敢于“摸联合国的老虎屁股”。总的来说，这个阶段，联合国刚成立的这二十年里，联合国是欠中国的账，一个账是蒋介石窃取新中国合法席位，第二是跟中国打了一仗，第三是联合国把中国说成侵略者。这个阶段里联合国有负于中国，中国也批判联合国。第二个阶段是从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开始，这也是联合国性质变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联合国是美国的工具、西方的工具，之后美国再也不能操纵联合国，因为成员国多数已经不是西方及其附庸国家了。到1971年，联合国132个成员国，有99个来自亚非拉地区，很多是刚获得民族独立的新成员国。这时期，联合国会员国的多数站在中国一边，对于中国恢复席位起到很大作用。彼时的联合国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个是联合国大会，世界上最民主的机构，一国一票。当时大会成员国多数是亚非拉国家，通过了一系列反帝反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决议，在政治上伸张了正义。缺点在于，西方国家或是投了反对票，或是投了赞成票而在实际工作中不执行。比较典型的例子是1974年协商一致通过的《新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原本发展中国家称“新经济秩序”为the new economic order，但在发达国家坚持下，改为a new economic order，所以大会一致通过。应该说，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发达国家其实不执行。这一时期，联合国大会虽然非常活跃，但是实际落实有限。另一个是安全理事会。由于冷战开始，美国和苏联互相投否决票，安理会基本没法开展工作，我把它称为一个sleeping beauty（睡美人）。按照《联合国宪章》来说，安理会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最重要的舞台，但是在冷战时期，安理会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这样，在全球治理中的安全问题和发展问题上，联合国都没有实现《宪章》赋予它的责任。由于当时联合国大会由发展中国家“把持”，所以出现了反对联合国大会的声音。比如1975年联合国大会在阿拉伯国家推动之下，通过决议把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定义为种族主义。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言称这是“多数的暴政”。一些美国智库把联合国当成国际反美温床，1983年里根总统称美国欢迎联合国搬出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当人们最需要联合国在和平与发展领域发挥作用之时，联合国大会虽然通过了一系列好的决议，但得不到执行；安全理事会陷于美苏之间的军控谈判及其他种种博弈在联合国之外进行。联合国的实际作用与其创始人的设想渐行渐远。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这是联合国第一次被边缘化。这时期，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如何呢？看到联合国性质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毛主席亲自做出战略性抉择，决心不计前嫌，毅然派团参加联合国。在参加联合国之后的第一阶段，我们主要把联合国当做一个讲堂，是中国面向世界发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大讲台。我们工作的重点放在每年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上，我们的讲话确实是讲出了我们的声音，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赞扬。从历史照片可以看到，我们的代表团讲完话，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排着队来跟我们的团长握手表示感谢，他们说中国讲了他们想讲又不敢讲的话，说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心里话。我们当时讲话的主要核心是围绕三个世界思想，建立反霸战线。邓小平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全面阐述了三个世界思想，表示中国永远跟第三世界站在一起、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每年联大的讲话有一个特点：最高的调子批判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我们讲话之后苏联每次都气急败坏地答辩，但是美国从不答辩。有一次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讲完话，就碰到了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笑着说：你是不是又放空炮了？“放空炮”这个词是基辛格发明的，背后有一个故事。他第一次秘密访华，发现大街上都有横幅写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翻译也如实告诉了他。到了钓鱼台宾馆看到英文版的新华简报（Xinhua News Bulletin），头版头条也是相同的标题。第二天他把简报拿给中国的陪同人员，说这一定是上一个代表团留下的，可能你们忘了收走吧。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指示周总理跟基辛格做出解释。总理说：我们的宣传有两种，有的是说了要做的，有的是说了不做的。基辛格从这里发明了一个词“放空炮”。后来毛主席对尼克松说，我们要联合起来对付“北极熊”。所以美国理解中国的实际矛头是指向苏联的，美国是陪绑的，所以从不答辩。在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前，苏联一直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从来没有受到如此批判，故苏联气急败坏。由此看来，联合国也是中苏论战的又一战场。第三个阶段，就是冷战结束后的整个90年代，这是联合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黄金时代。因为冷战结束了，睡美人被唤醒了，安理会按照《宪章》发挥作用，成为联合国最有活力的机构。在1992年，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首脑会议，探讨共同应对地区冲突问题。大家知道，冷战时期掩藏的问题都随着冷战结束而暴露出来，在非洲、拉美、东欧（巴尔干半岛）等地区出现了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面对这些问题，5个常任理事国和国际社会形成了一个共识——应该有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五常第一次有了利益的交汇点。20世纪90年代，安理会发挥了空前绝后的重大作用：安理会授权的维和行动从80年代的5个增加到42个，维和行动的经费比常规预算的两倍还多，助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级别的维和行动驻地负责人近40个，超过了在总部工作的副秘书长级别官员。联合国维和行动和联合国秘书长双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1990年联合国授权老布什总统发动“沙漠风暴”伊拉克战争，到新世纪小布什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这十余年是联合国的黄金时间。有一位老资格的助理秘书长曾经说过，过去联合国秘书处想干的事情，成员国不让我们干，现在成员国追着要求我们干越来越多的事。老布什在“沙漠风暴”行动之后，到参众两院发表讲话，在谈到联合国的时候，他说：“现在我们可以预见这样一个世界——摆脱了冷战束缚的联合国，有希望实现创建者所赋予它的历史使命。”《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内容就是大国一致，在二战的战火硝烟上建立起一个和平的世界是当时人们共同的意愿，也是联合国的创造者罗斯福和斯大林等人的初衷。冷战粉碎了人们美好的愿望，直到冷战结束联合国才全面发挥作用。20世纪90年代安理会工作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