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on Economic Ethic Thoughts in Guanzi

正因为周王室的衰微，丧失了调和诸侯间斗争的能力，因而自郑称雄后，诸侯间斗争更加激烈，而要积蓄实力，真正称霸诸侯，则必须在经济、军事上苦下功夫。 (二)经济实力的决定作用 任何政治、军事的较量最后都必然归结为综合国力的较量，而综合国力的较量实质上就是经济实力的较量，谁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谁就有最大的发言权，当今世界的美国之所以能扮演国际警察的原因正在于此。美国自19世纪中期发生过国内战争后，一直没有经历过战争，特别是给世界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没受任何冲击，反而通过做军火交易和后来参战作为战胜国而大得好处。因此，美国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支持其政治、军事行动，以至俄罗斯这样的北极熊都无法与之抗衡，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这就是说，有了足够的经济力量支持，是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当然，有了足够的经济力量支持，就是参战，也肯定能处处占尽先机，紧握胜券。管仲作为我国古代一个卓越的经济家，历来以善于理财著称，对军事与经济的关系也有着独到的见解。《管子》中对军事与经济、富国与强兵的关系的论述在先秦诸子之论中是最为全面、系统的，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思想。 《管子》充分认识到了军事对经济的依赖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强弱对战争的胜负的决定意义。它认为国用富足，军队才会强大，“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治国》)否则，“国贫用不足，则兵弱士不厉；兵弱士不厉，则战不胜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也”。(《七法》)国贫则兵弱，势必招致军事失利，危及国家安全。同时，深知战争要耗费巨大的资财，因此，《管子》强调“不竟于兵”。即非战不可时，要在战前充分估计战费开支，“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今交刃接兵而后利之，则战之自败者也”。一次用兵，便耗费多年积累的资财，战前需有足够的准备，战后才筹备军费，就等于先失败了。 由于《管子》对战争的经济后盾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在军备上，特别强调扩大生产，增加积蓄，“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权修》)可见《管子》加强军备的立足点在于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广开财源。同时，也强调运用“轻重之术”积累财富，并为军事服务，“夺然后予，高然后下，怒然后喜，天下可举”(《轻重乙》)。操纵物价，调整分配，满足国家需要，这是《管子》轻重之术的核心，并且，它强调借与他国通商的便利条件，通过国家控制物价起落，进而控制市场，获取天下资财，以经济手段支配他国为我所用。“夫齐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人来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骥黄金然后出。令有徐疾，物有轻重，然后天下之宝壹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地数》)通过国家号令，不仅聚集天下之财，也可役使他国臣民。 总之，《管子》把物资财富看作战争胜负的根本条件之一，把富国看作强兵的根本途径。在《七法》中提出了“为兵之数”的八个方面，而以“聚财”为首，并提出“财不盖天下，不能王天下”之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管子》把发展经济本身作为了一场经济战在打。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内政以寄军令”。管仲治理齐国，图谋霸业，立足点就是“作内政以寄军令”，隐军令于修内政之中。据《国语·齐语》载，管仲寓兵于农，兵民结合，政教与军教相统一，从而使居民组织、生产组织与军备战斗组织结合为一体，使之“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乘马》篇提出在“官制”(行政组织)、“邑制”(居民组织)、“事制”(生产组织)建立完备后，建立军备制度，“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L)一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四两(辆)”。在生活中，农业生产与备战习武相结合，“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推引铫耨以当剑戟，被蓑以当铠襦，菹笠以当盾橹。故耕器具则战器备，农事习则攻战巧矣”(《禁藏》)，从而使生产与军备相统一，富国与强兵相统一。 (三)“国家本位”经济伦理原则的历史合理性 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其产生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状况紧密相连的。《管子》“国家本位”经济伦理原则也一样，是与其历史背景相联系 的，是历史客观要求的产物，因而具有历史合理性。 1．符合历史发展的进程要求。 列宁说：“国家是阶级压迫阶级的暴力工具。”也就是说，国家是随着阶级分化而产生的。中国的早期社会发展，也是按这种轨迹运行的。原始社会之后，即进入到奴隶制国家时代，但因为其时生产力不发达，人类活动受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所谓国家仍是一种松散的部落联盟，并没有形成非常高度的集权。这种状况在夏、商、周几代都是十分相似的，周朝也仍然是分封诸候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获得了相应的发展，分封诸侯的势力不断壮大，成为越来越独立的政治、军事、经济实体，而随着周王朝的逐渐衰败，这种诸 侯国真正逐步具有了“国”的意义。 正是在这种时候，部分有见识的政治家为了强化其诸侯国的意识，以此统一国内人民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国家本位”原则的思想，这在当时历史时期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它使诸候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在国家的号召下得到有效的增强，特别是此原则在经济领域的运用，它使诸侯国国力大为增强，在接下来的诸候争霸战中表现出巨大的作用。也正是那些很好地利用了国家本位原则的国家，通过对国力的有效综合运用，逐步在争霸斗争中取得了优势。因此，可以说《管子》的“国家本位”经济伦理原则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但随着秦的统一，君主集权的加强，国家成为了君主的一姓之有，国家本位原则也随之变为“君主至上”原则。 2．符合齐国发展、争霸的目的。 齐地东靠大海，远离京都，早期并不发达，需要既可信任又具才干的封侯才能治理好，正是这样一个偏远之地，周王朝就将功勋卓著的太公姜尚派住了这块封地。 这样一个国家要崛起是不容易的，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整体控制，合理调济，施展多种经济手段，才能逐步增强力量，提高国力，在逐渐激烈的诸候争夺战中取得有利地位。《管子》清醒地看到国家经济实力的至关重要性，因此指出：“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而要财盖天下，不以国家本位经济伦理原则作指导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 另外，春秋初期齐国的几代国王都不太争气，王朝的更替非常频繁，这种状况更是严重消弱了齐国的国力。齐桓公在师傅鲍叔的辅佐下，取得了王位，他不计前嫌，重用管仲，雄心勃 勃，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事实上，任何一个君主要治理好国家，要有所作为，就必须以国家为重，不能由自己的意志任性胡来。《管子》“国家本位”经济伦理原则思想是一般诸 侯国富强的方法，更是齐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因此，它是符合齐国发展要求的。同时，齐国的发展也是遵此而行的，而且确实效果显著，足以证明这个原则的正确性。当然在专制朝代，纯国家本位的思想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存在的。在那种时代，国家也只是某部分人利益的代表，而它与君主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甚至于是混同的，因此，完全违背君主的利益而谈国家利益是不可能的。《管子》也不可能把这两者截然划开，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君主利益，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为主、为中心已是够了不起的了。 在现代经济伦理研究中，有不少人都同意将经济伦理的研究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宏观经济伦理研究，第二个层次是中观经济伦理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微观经济伦理研究。“所谓宏观经济伦理，是指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国家政府根据全社会整体利益，利用政府的管理职能，为社会政治经济协调发展而提出的基本经济伦理原则与规范。”(许启贤《经济伦理研究述评——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原载《高校理论战线》2000.2)根据这种观点，联系《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大体内容，我们发现《管子》的经济伦理思想基本上是一种宏观经济伦理思想。在研读《管子》的过程中，很清楚就能看出，《管子》主要是从国家的宏观面来指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它较少涉及微观的层面或者所谓中观层面，因而，对于其经济伦理思 想体系的整体构造来说，似乎也缺少了某些东西，或者说这个体系是有所偏重的，这与现代的经济伦理体系是有差异的，现代经济伦理研究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领域都是同等重要，同样深入的。因此，我们只能承认在《管子》中有这种差异，存在这种历史局限性。当然，能够看到这种差异、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也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住《管子》的内容，把握住《管子》的 经济伦理思想特色。 任何经济的运行都需要有相应的经济调控方式，《管子》从伦理的角度提出了对经济调控的有关要求，这就是《管子》的经济调控伦理思想。本文所论述的《管子》的经济调控伦理思想虽然形式上反映为对经济决策、经济管理、税收等方面活动的伦理导向，实质上全面揭示了《管子》对经济运行的法律、道德、人性要求，而这些正是经济的伦理化运行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另外，关于经济决策、经济管理、税收等方面的经济伦理思想在整个古代思想史上都是极为少见的，从以下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管子》的经济调控伦理思想确是经时济世之士的实践智慧的表现，而决非袖手旁观的空谈者的迂论，这里也从又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独特不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