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孙子兵法”今译

中华元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动力，而在中华元典之中，又以《周易》、《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这四部书为最杰出的代表。 不过就这四部经典本身而言，《周易》原为占筮文字的系统归纳与总结，重点是讲预测，探究的是天人之际的哲理问题，陈义高深，变化莫测，一般人很难真正读懂它，更遑论很好地掌握并运用它，故历来有“易无达占，诗无达诂”的说法。至于《道德经》，无疑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政治哲学宏著，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存亡祸福”现象的哲学概括和理论总结，包含有以“道”为主宰和天下万物所生本源的宇宙生成论，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循环重复的朴素辩证法，“无为而无不为”、“柔弱胜刚强”、以退为进的策略论以及“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理想等多重内容。然而，它的本质属性乃是它的思辨方法论，于具体的经国治军问题的论述似乎稍显不足，因此，除少数高明之士外，要领略其书精髓要义也的确有一定的困难。毕竟，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普及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经》的影响多少应该打个折扣。 《论语》与《孙子兵法》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它们更能从本质上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以切合人事、具体实用的风貌主导中华民族文明体系的构建，反映出浓厚的实用理性与人世旨趣。它们的文化观念牢牢地植根于农耕文明的沃壤，水银泻地似的渗透于所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指导着人们上至经国治军，下迄修身养性的全部活动，没有过于抽象的义理，没有不可捉摸的玄虚宏旨，总是那么的平易亲切，那么的贴近生活，“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从而最大限度地化深邃为浅显，化复杂为平淡，于是有了无所不在的普及，有了悠久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这两部经典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的两根柱石，更能反映中华古典文明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 《论语》是儒家思想的第一经典，主要记载儒学创造人孔子的言语行事，同时也载录了孔子若干弟子的言语行事，这一点，班固《汉书·艺文志》已有揭示：“《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全书共二十篇，约一万余字，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学说。大体而言，它包含有四大部分的基本内容：第一，以“仁”为本的政治伦理学说，反映在具体政治上就是提倡“德治”与“王道”。第二，以“克己复礼”为特点的礼治原则，具体表现为提倡爱有差等、尊卑有序的纲常之道。第三，以“用中适时”，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为基调的“中庸”思想。第四，以追求“天下大同”为最高宗旨的社会理想。其中，“仁”、“礼”学说是《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政治思想的主干，“中庸”思想是《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整个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大同”学说则是孔子远大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论语》千言万语，说到底都是紧紧围绕着这四个基本纲目而具体展开铺陈的。 《孙子兵法》是兵圣孙武军事理论建树的结晶，素有“百世谈兵之祖”的美誉。在战争观上，它提出了“慎战”与“备战”并重的主张，强调“安国全军”，仁诡统一。在战略上，它提倡进攻速胜，“上兵伐谋”，汲汲于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理想境界。在作战指导上，它肯定“兵者诡道”，主张争取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因敌制胜”，“示形动敌”，“避实击虚”，奇正并用，从而在战争活动中牢牢立于不败之地。在治军上，它强调“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信赏明罚，严格训练，拔擢贤能，爱兵善俘。所有这一切，均为古代社会的军队建设与战争实践提供了最迫切最必要的理论指导，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坚实基础。明代人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称道：“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孙子兵法》的地位与影响，与《论语》一样，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笔宝贵文化财富，《孙子兵法》也是永垂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