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种人，他们很难形容自己的故乡，也很难准确地将自己与某座城市产生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他们来自于一个城市不是城市、乡村不是乡村的所在。他们曾拥有自己的学校，自己的银行，自己的礼堂，自己的社会，似乎除了火葬场之外，应有尽有。 　　 他们所存在的地方通常都有一个代号，或者是385信箱，或者是406信箱。他们的周围通常都是山，以及广袤的农村。他们在蛮荒之地拉小提琴，在不为人所知的地带唱俄语歌曲，并将视线牢牢地锁定在大山之外，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肩负崇高使命而来到这里。 　　 他们是来自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三线人。四百万知识分子、技术骨干，以及随后衍生出的数千万三线后代，他们在崇山峻岭之间构筑了至少两代人的生活。长期以来，他们沉默不语，世界便不为人所知。 　　 从1964年开始，在其后五年时间里，先后有包括核工业、航天航空工业、兵器工业、电子工业、船舶工业、综合科研和实验基地在内的三百八十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从沿海地区迁往三线。包括能源、电子、光学、机械等行业的二百多个新建项目，从1965年开始在三线地区同时动工兴建。第一批支援三线的科技人员、技术工人、管理干部，从沿海地区工业城市赶赴内地，成为这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在远离中心城市的荒山野岭之中，第一次出现了人的踪迹，在荒僻、冷寂、亘古无人的所在，一个又一个三线企业在那里安营扎寨。 　　 自1965年起，全国四百万知识分子与技术骨干开始不断接到调令以及谈话。 　　 他们的一生，从此改变。 　　 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活生生的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三个被称为“公社大楼”的样板工程在北京破土动工。 　　 关于公社大楼，作家史铁生在散文《九层大楼》里这样回忆当年老师在课堂上的描绘：“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 　　 如今在广渠门内大街边显得落寞的安化楼，正是三座公社大楼之一，它曾经承载过意气风发的“首都和全国人民”对于共产主义生活的期盼。 　　 半个世纪过去了。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北官厅大楼与福绥境大楼，一个已拆迁，一个已面临拆迁。安化楼也正在慢慢老去，它的墙皮已经斑驳，老式的木框窗户上净是碎裂的玻璃，走廊天花板下拉满了电力电信明线。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它就将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过去的小学》和《儿童房里的启蒙运动》，写的都是小学和启蒙教育，一个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一个是将近二百年前的德国。在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教育的艰难起步和灿烂童年。同时收录有德国最大的三家博物馆——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和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收藏的儿童启蒙读物原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