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的国家“最美好的时刻”。我们有充分理由赞成他的话。他指的是英国和大英帝国，但英格兰人喜欢认为，大英帝国的价值是他们臆造出来的。当然，在人们的记忆中，那场战争以及战后几年，是英格兰人最后一次对自已有个明确的、肯定的看法的时期。他们发现，《我们为之而战》之类的电影就反映了这种看法。在那部电影里，诺埃尔·科沃德以小说的手法描写了皇家海军舰艇“凯利号”驱逐舰的沉没经过。它是被德国俯冲轰炸机炸沉的。舰上的幸存者们躺在救生艇上，回忆着自己战舰的光荣历史。他们脑海里浮现出的却是一个强大的英格兰的形象。舰长和水兵们也许操着不同的口音，但在关于他们的国家代表什么的问题上，他们却有着共同的基本信念。这是个井然有序、等级森严的地方，战争只是带来某种需要忍受的不便，就像举办村民游乐会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这是个朴实无华、克已忘我的国家，女人们知道自己的位置，孩子们听到吩咐便会乖乖上床。“别紧张，”妻子们在一次空袭中互相安慰说，“过一会儿我们就去喝茶。”一位海军上士离家上战场的时候，他的岳母问他何时再度靠岸。 “这完全取决于希特勒，”他说。 “哼，他以为他是个什么东西?”岳母问道。 “你真是好样的。” 对于一个自己的文化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的民族来说，《我们为之而战》是一种坦然无愧的宣言，因而使人大开眼界。我们从中得知英格兰人喜欢怎么看待自己。这部以及许多类似的电影向人们展示，他们是一个恬淡寡欲，朴实无华，沉默寡言，很有纪律，自我否定，和蔼可亲，光明磊落，举止庄重的民族；他们宁可永远照管自家的花园，也不愿意去反对法西斯的专制统治，保卫世界。 我一辈子生活在摆脱了希特勒阴影的英格兰，不得不承认我对当时这个地方怀有钦佩之情，尽管它心胸狭窄，虚伪矫饰，持有偏见。它曾陷入一场再三得到保证可以避免的战争。在此 过程中，它提前几十年丧失了在世界上的显赫地位。修正派历史学家对我们说，英国在战争中取得的许多成就并不像当时看来那么辉煌。当然，英格兰人拼命坚持有关那场战争的英雄主义错觉，其中最得意的有敦刻尔克的“小船”，不列颠战役中的“少数人”的胜利，以及闪电战中伦敦人和其他城市居民的勇气。算了吧，“小船”的作用被夸大了，不列颠战役的胜利既要归因于战斗机驾驶员的英雄主义，也要归因于希特勒的错误判断，闪电战的胜利要归因于轰炸机司令部的勇敢精神和对德国毫不留情的报复性袭击。说英格兰人独门赢徘厂那场战争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看看丘吉尔如何竭力想要美国干预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1940年夏天，这个国家确实独自支撑着局面，那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要不然，欧洲的其他地区就会落人纳粹之手。要是没有地理上的巨大优势，这个国家也许会像从法国到波罗的海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找到心甘情愿的刽子手来听命于纳粹。但是，地理位置起着重要作用；它决定人的特性。 在詹姆斯王合并英格兰和苏格兰之后的两个世纪里，英格兰人似乎时而仇视苏格兰人——因为他们在内战中“背信弃义”，1715到1745年期间又爆发了詹姆斯二世党人起义——时而持不大在乎的态度。“苏格兰……肯定是地球上的藏垢纳污之地，”卡洛登战役之后，有一位大公在信中说。他收到了首相的弟弟纽卡斯尔公爵的回信，说，“至于苏格兰，我是活着的人当中对它最没有偏见的人……然而，我们必须考虑，他们生活在我们这个岛国之内。”我们不禁觉得，无论是仇视，还是假装不大在乎，都表达了同一种感情：内心深处，英格兰人非常敬重苏格兰人。最瞧不起苏格兰人的著名英格兰人要算是约翰逊博士。他认为，“看到苏格兰，你就看到了一个更加糟糕的英格兰。”当他被告知苏格兰“有许多人有望成为高尚和非凡的人”的时候，鲍斯韦尔记录下了他的回答：“我认为，先生，你们确实有许多这样的人，”那位伟人答道。“挪威也有这样的人；拉普兰以出大量这样的人而著名。不过，先生，我要对你说，苏格兰人向来看到的是，只有沿着通往英格兰的康庄大道前进的人，才最有希望成为高尚的人。”连约翰逊本人也解释不清自己的偏见；然而，苏格兰人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们至少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约翰逊只能找出一句话来回答鲍斯韦尔有关威尔士的问题：威尔士“跟英格兰没有太大不同，游客们别指望在那里看到任何新鲜东西”。 有的时候，英格兰人似乎需要那样看待自己。《这一个英格兰》杂志矫揉造作地认为．敌人“拼命想要摧毁英格兰人花了一千年才完善起来的生活方式”；这个敌人就是由下列势力组成的一个罪恶同盟：十进位的公制，城市规划人员，未经选举的官僚，擅自占地者，毁坏文物者，主张堕胎的人，通奸者，令人反感的广告，一贯正确的政治，现代电话亭，“由报纸、电台和电视组成的邪恶的三位一体”，多元文化主义，尤其是那些打算把国家交给欧洲联盟的胆小鬼，背叛国家的政客。叛国元凶就是倒霉的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是他说了许多关于欧洲没有多少野心的话，并把英国带进了欧洲共同市场。结果证明，他的话都是一派谎言。杂志编者希望英国退出欧洲共同体，因为他认为那不过是德国人耍弄的一个阴谋，试图达到他们在1940年用梅塞施米特式109型战斗机没有达到的目的。从他每周收到的几百封来信看，他的大部分读者也是这么希望的。“整个事情是个骗局，到头来我们将沦为德国的一个殖民地。我们赢得了战争，但他们将赢得和平。” 我们又回到了彼得·辛普尔的世界：野蛮人已经兵临城下，英格兰人还在城里睡觉。英格兰人就喜欢这么看待问题。 别人也想塑造一个典型的英格兰人——约瑟夫·艾迪生的伍斯特郡准男爵罗杰·德·柯弗利出过一时的风头——但都不像约翰牛那样恒久。这个不大起眼的人物居然留传那么长的时间，这是很有意思的：毕竟，他既不相貌堂堂，也不特别聪明。他之所以能长命百岁，是因为他身体壮实。在漫画里，他很快被描绘成一条斗牛狗。面万是一头牛。因此，在他问世将近两个世纪之后，在跟德国进行海上大对抗的时候，他能跟阿瑟·里斯那首沙文主义赞歌·大海的儿子。全都主在英国”一拍即合。歌里杜撰了“斗牛狗种的小伙子们”的表达方式。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国家出了一个人——温斯顿·丘吉尔，他的相貌似乎将斗牛狗和约翰牛合二为一。 正如英格兰人坚持认为他不属于自己实际居住的城市，而是属于自己并不居住的乡村一样，他们仍然觉得真正的英格兰人是个乡下人。17世纪的一位威解释说，“要是你擅长吹猎人号角，具有追击的本事，精于训练和携带猎鹰，你就是一名绅士。”理查德·伯顿勋爵在《剖析忧郁症》一书中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谈到贵族热衷狩猎的时候说：“他们学的是打猎，练的是打猎，平时干的是打猎，他们谈的也是打猎。”三个世纪以后，这条原则依然适用：实际上，直到最近，乡绅们才开始重视学历证书；即便如此，那也不是为了自身目的，而是因为他们的儿子有了学历证书容易赚钱，便于维持乡村生活。 虚构的典型乡绅是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里的那位一本正经的西部乡绅。他酷爱骑马，酒量很大，红红脸蛋，咒骂汉诺威王室，张口就是“见鬼!”。生活中哪个谜的复杂程度，也无法与一群猎狐狗或者——头处于绝境中的獾的表现相比。但是，西部乡绅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写到那类人的时候说，“他们早上跟猎犬一起度过，夜晚跟野兽般的同伙一起度过——带着所能弄到的酒。”杰克·米顿是个典型例子。他生于17％年，据说在21岁那年继承了每年1万英镑遗产和6万英镑现金。米顿两岁丧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他先被逐出威斯敏斯特学校，后被哈罗公学开除。米顿把家庭教师打倒在地，后者离职而去。由于嗜好赌博，他不得不离开第7轻骑兵团，中断了军事生涯。他担任过什鲁斯伯里的保守党议员，默默无闻地干了一年；之后，他的真正才华发挥出来了，那就是蓄意破坏，从中取乐。 米顿不考虑后果的勇气是遐迩闻名的。他曾骑马全速越过一个养兔棚，看看它能否承受他的重量结果，兔子棚倒塌，马也摔倒，接着又滚在他的身上。他曾跟人打赌，夜间驾着一辆两匹马拉的马车穿过田野，飞越一条水沟、两道树篱以及一座三码宽的暗墙。他随时跟人打架，有一次跟个威尔士矿工斗了20回合，直到那人认输为止。还有一次，他在隆冬出去打野鸭子，为了不弄湿衣服而赤条条地从一处冰面上爬过去。他从来不带手帕，也不戴手套或手表。有一位搭他的马车的乘客对他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车祸。米顿听后喊道，“你这家伙这辈子活得真是没劲儿，”然后驾着马车朝一个土堆驶去，将它翻倒在地。要是上他家里吃饭的客人占了烤火的有利位置，他会把赤热的炭火塞进他们的口袋塑。然后，当他们吃完饭驾车回家的时候，他经常扮作剪径强盗，抢劫他们的财物——被抢的人当中包括他自己的管家。有一位客人留下来过夜。他喝得烂醉如泥，倒头睡下，醒来的时候发现米顿在他床上放了一头活熊和两条斗牛狗。 最后，奢侈的生活毁了他自己。他每天喝四到六瓶波尔图葡萄酒(早晨边刮胡子边喝第一瓶)，也无济于事。(他那心爱的猴子跟他一样劲头十足，经常坐在马背上跟他出去打猎；它也爱那杯中之物，后来误喝了一瓶鞋油而一命呜呼。)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里，据“尼姆罗德”说，他挥霍了50万英镑。他终于债台高筑；不得不逃往加来。一天晚上，他突然喘不过气来。“这该死的打嗝儿，”他骂道。他用火点着棉睡衣的后襟，想把打嗝儿吓跑。那衣服像纸一样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