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九十年代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考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自我发展都是在人与自然的一次次对话和不断超越自然异己力量的过程中取得的。人类进行的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满足自身发展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劳动实践，推动了从人与人依附关系到人与物依附关系的跨越，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理论应该而且必须关怀现实。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得到不断检验、继承和发展的；秉承马克思主义实践关怀的理论传统，《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21辑）》试图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研究对象，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现实分析，以求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有所继承和发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思了以前以消极生态保护为特征的生态中心主义，从关注一般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转为关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的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涌现了一些新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代表性的理论有：自主性和目的性的自然、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革命和生态危机理论、生态殖民主义理论等。代表人物有奥康纳、佩珀、格林德曼、福斯特、约翰斯顿、巴里．康芒纳等。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生态学的角度批判和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重返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以建立和维护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要求，形成了以满足新型需要为目标，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未来社会理论。其目的在于试图刻画新型生态社会主义的现实图景。 　　第一，生态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向内”和“向外”的理论延伸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突出强调自然的自主性和目的性，勾画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的一种“自主”的目的性作用和伙伴关系，重新审视了二元论和资本化的自然观，为反思生态危机提供理论上的哲学基础。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及自然人的有限性和人类社会生产的无限性”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客观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所有社会形态之中。当今生态危机严峻，凸现这一矛盾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但是，这真的是“重构”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吗？我们认为绝对不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界始终是无主体的、被动的，而人却始终处于主体的地位。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人总是自觉地与自然界建立起一种目的性的价值关系。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生态马克思主义抛开人类社会具体形态的差异性和社会制度的异质性来讨论自然对人的自主性和目的性作用是没有意义的。离开了具体的人类社会，就不会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所谓自然对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作用。 　　第二，九十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义发展出现了新情况，经济危机的爆发日趋平缓，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相对平稳的发展。西方社会思潮中出现了怀疑、批判马克思关于资苯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变革基本理论的论调。生态马克思主义面对高涨的生态环境运动，结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提出了通付生态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生态革命和自然的保护结合起来，指出，在资本主艾的生产方式中是不可能真正实现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从而避免了生态主义和七八十年代生态马克思主义抽象谈论自然保护的做法。生态马克思主义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理论思潮，强调入是社会有机体和自然有机体的结合体。这对于我们反思前苏联以经济决定论为核心的社会变革理论中的“人学空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然而，生态马克思主义试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矛盾提高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同等的基础性地位，是完全错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抛开人类社会具体形态的差异性和社会制度的异质性来讨论基本矛盾的“一般”是没有意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革命理论中，抽象地讨论生产条件，片面地夸大了生态斗争的作用，从而忽视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进行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西方社会结构经历了重要的变化，但财富、收人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却更加激化。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对抗不仅突出地表现为经济领域的权利统治和不平等，而且还更加突出地表现在生态运动的斗争领域。生态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阶级观点仍是最重要的政治解释之一，工人阶级也仍应该是生态运动的主体力量。但是，由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阶级革命的态度、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仍将“非暴力”当作斗争的一条基本原则，生态马克思主义将实现社会主义的领导重任交给了还没有被资本主义异化消费所毒害，既热衷于生态社会运动又关心社会主义前途的中产阶级及其代表即绿党，使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 　　第四，面对九十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运动”，生态马克思主义给出了自己的理论回应，提出了把“新社会运动”发展成为实现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变革的非传统力量的理论观点，分析了“新社会运动”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新社会运动”发展的全球化路径。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新社会运动”的论述中，认为“新社会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语境。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另外，生态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提出“新社会运动”的运动路线、方针和阶级取向问题，因而在指导“新社会运动”发展的问题上并没有明显的实践性价值。 　　第五，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殖民主义的根源，但在反对生态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具有明显的改良色彩。在革命道路上，它主张建立“共同财产所有制”，把人的发展和生态平衡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主张在全球建立一种符合人类和自然利益的生态经济体系；主张建立国际生态新秩序，反对各种形式的生态剥削，揭露掩盖在生态殖民主义下的所谓共同发展；主张国际交往中的平等关系，反对生态殖民主义，尊重第三世界的独立自主和自我发展。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忽视了阶级和经济斗争的作用，忽视了在民族国家存在的现实情况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区别的环境责任和现实能力，忽略了现实世界中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事实，对生活于同一时代中的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环境权利和义务探讨得不够。 　　第六，九十年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和传统社会主义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弊端，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理论设计，探索了如何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和扬弃传统社会主义而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生态马克思主义把可持续发展视为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制度的问题，把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考察和讨论，避免了空洞地对资本主义、传统计会主义的生态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生态伦理上的简单说教．然而，尽管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批评中看到了一些确实存在的问题，但它对苏东社会主义生态问题的批判却是建立在脱离具体国情和国际形势分析基础之上的，是非历中的和抽象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抓住前苏东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因片面追求增长，带来大量生态问题这一表象，就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传统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的联系。这是片面的。 　　胡锦涛指出：“发展是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经济与社会相协调的发展，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活动，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的品质所决定的。深入分析和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意蕴的重构和补充，正确认识其理论价值将会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