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宁精选集

　　 和我国读者喜爱并熟悉的十九世纪的屠格涅夫一样,跨越十九、二十两个世纪的伊凡·阿历克谢耶维奇·蒲宁(1870-1953年)也是在俄罗斯创造了文学的辉煌,终因不愿受制于本国的政治制度而流亡法国的,他还自称“我是得到法国的周全照顾的流亡者”(见《受奖演说》)。所不同的是,蒲宁流亡的时间(33年)比屠格涅夫(21年)更长,前后经历的政治氛围的反差更大。但有一点两人又是十分相同的:身居法兰西国土,心系俄罗斯文学,法国的侨居环境同样都未能中止他们用俄语为俄罗斯文学宝库继续提供精品。另外,他们都以俄国文化旅行者的身份在西欧汲取异国文化营养的同时向世界传播俄罗斯文学成就,当十九世纪的西欧人开始侧目而视俄罗斯文学这座新的高峰时,就有屠格涅夫的一份功劳。而蒲宁也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把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民族文学成就向世界做了最好的展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和屠格涅夫一样,蒲宁也是在政治的层面上流落到国外,寄人篱下,但在文化的层面上仍卓有成效地继续用一颗俄罗斯的心写出本民族文学的杰作,并把它推上二十世纪文学创作的世界高峰。蒲宁流亡国外如此之久而且生活经常如此窘困,但所取得成就却如此之大,原因就在于他虽久处异域文思始终没有枯竭,他的秘诀是充分调动他那丰富的记忆宝库,他长年累月地在记忆中咀嚼人生,从而获得了用之不竭的新的创作源泉。因此,蒲宁和屠格涅夫一样(不,比他更有资格),成了世界文坛上罕见的流而不亡的文学现象。 　　 伊凡·阿历克谢耶维奇·蒲宁,一八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俄历十日)出生在俄罗斯沃罗涅日一个渐趋破败却热爱文学的贵族家庭。在农奴制取消将近十年之后,他“从小就在衰败了的贵族之家长大”。父亲阿历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蒲宁,是个贪酒好赌之徒,放荡挥霍,常使母亲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流淌伤心的泪水,把家庭推近破败的边缘,全家不得不从沃罗涅日迁往奥尔洛夫省叶列茨县祖父的布蒂尔基田庄,后寄居外祖母的奥泽尔庄园。蒲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家族为俄罗斯贡献了不少国务活动家、将军、御前大臣及其他官级的官员。而在文学领域中,著名的有安娜·蒲宁娜(卡拉姆津曾称她是‘俄罗斯的萨福’)和瓦西里·茹科夫斯基。后者是土拉省地主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蒲宁与被俘的土耳其女人萨利哈的非婚生子,由于这个缘故,茹科夫斯基用的是自己教父的姓……从母系方面说,我属于丘巴罗夫的贵族世家。这也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根据我们家族的传说是在彼得大帝时代被剥夺了公爵爵位的家族……我的所有的祖先都同老百姓和土地联系着,父系和母系方面祖祖辈辈都是中部俄罗斯拥有领地的地主。这是一片肥沃的半草原,在这里,莫斯科的沙皇为了保卫国家免受南方鞑靼人的侵袭,从各个不同的俄罗斯地区的移民中建立了掩护部队,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里形成了最丰富的俄罗斯语言,并且从这里涌现了以托尔斯泰为首的几乎所有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①蒲宁关于家史的上述自述,定位了他作为一个俄罗斯大作家产生的民族土壤和人文生态环境。尽管作家并不对自己的贵族血统忘乎所以,但贵族家族破落的悲剧却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早早留下了烙印。他对平民知识分子乌斯宾斯基等人的自毁行为感到纳闷,对纳德松、迦尔逊等人的夭折倍加关注,对人的存在之谜的探索怀有浓厚的兴趣。人生的短暂、脆弱和易受伤害震撼着蒲宁敏感的心灵,而孤独(无同龄人)和故乡的无边辽阔更强化了这些苍凉的情绪。作者正是“在极其幽深的田野寂静里,夏天一直延伸到家门口的庄稼地里,冬天则在雪堆中间”度过了他那“充满忧伤和独特的诗情的童年”的。 　　 庄园的生活使蒲宁从曾是农奴的邻居多少领略了农奴制的残酷,从母亲和侍女们学到不少民谣和传说,从与民间的接触熟悉了人民的语言。受家境下滑的影响,蒲宁在上中学时经常拖欠学费,他本人对教学的枯燥死板也感到厌倦,终于发展到被勒令退学的地步。正在这个时候,哥哥尤里·阿历克谢耶维奇被监禁一年多后流放到乡下来。尤里曾是哈尔科夫民意党领导人,于一八八四年因参加革命而被捕,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曾获大学副博士学位。他比伊凡‘蒲宁大好多,像父亲对待孩子似的对待他,指导他自修完中学的课程。从思想到学业对他产生了有力的影响。这和他在此以前接受一位年老而酗酒的破落贵族作为家庭教师的教学效果(对这位家教所讲授的毫无兴趣)不可同日而语。 　　 在家庭彻底破败的情况下,十九岁的蒲宁出外谋生,先后到过奥廖尔、哈尔科夫、波尔塔瓦等地攻读“人间大学”:当过报社校对员、采访员、图书管理员、地方自治局统计员,此外,还摆过书摊卖过书。据他自己在给哥哥尤里的信中透露,他受尽了屈辱和艰辛,有时穷得被迫点头哈腰,有时使劲干活却反遭百般挑剔,被人当鞋匠一般吆喝。他在《奥廖尔导报》社干活时结识一位名叫瓦里娅·帕先科的姑娘,相恋并同居两年,终因瓦里娅的父母认定他无法给自己女儿提供生活的保障而分手,这件事给蒲宁的心灵造成不小的创伤。 　　 …… 　　 上述美学观点使蒲宁的一切散文,特别是《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成为散文与诗完美融合的结晶,同时又使他的一切诗能在俄国白银时代崇尚音乐化、象征化的时代氛围中捍卫并弘扬散文化、白描化的艺术魅力。散文与诗的艺术合力使得蒲宁在二十世纪这个缺乏诗意的动荡的暴力浪潮此起彼伏的世纪里执著地弘扬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人小说与诗共存的传统。他们创作中诗与散文相得益彰的经验结晶,为蒲宁一生所致力的诗的散文化和散文的诗化指明了方向。蒲宁的诗与散文虽在主题上各有侧重,诗是从自然美单刀直人其永恒主题,散文则从社会的矛盾和人与自然的对峙中定位其永恒主题。生与死、美与丑、聚与散等人生基本冲突却是蒲宁诗与散文的共同主题,因为同样都源于现实生活,都富有生活气息,如抒情诗《墓志铭》、《永不熄灭的光》与短篇小说《轻盈的呼吸》中所反映的现实的心灵矛盾与时代的社会氛围都有着惊人地相似的紧密联系。蒲宁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散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语言与绘画、音乐浑然天成的融合,即用语言营造的形象或意象,饱含着光与色的美和线条美,洋溢着节奏美和旋律美,蒲宁的语言虽然朴实、纯净甚至到了吝啬的程度,但在视觉形象和音响方面却是异常丰富的。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体裁虽互有区别,但诗的韵味却常是两者共有的特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的主人公能够“辨别含露的牛蒡草不同于潮湿的草的气味”就是一例。蒲宁的散文和诗歌互含着彼此的成就,这一点是和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经典作家一脉相承的。.因此,蒲宁对俄罗斯文坛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前苏联和俄罗斯的许多著名小说家,诸如革拉特珂夫、卡达耶夫、邦达列夫、拉斯普金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蒲宁的影响。至于说对于二十世纪的俄罗斯诗人,其影响也是不可磨灭的。如果说,白银时代的主流现代主义各流派是通过费特、丘特丘夫的中介继承并发扬了普希金的传统,那么作为非现代主义诗人的最杰出代表的蒲宁,也是通过费特、丘特丘夫的中介继承并发扬普希金传统的。不过,各有所侧重罢了,现代主义各流派的功绩主要是丰富了古典诗歌还不够多样化的抒情技巧,现实主义流派的蒲宁主要是光大了古典诗歌中人与自然、声光色之间、诗与散文等因子之间的和谐,把普希金诗的质朴清新的品格提升到了与新的时代氛围相一致的新的高度,为保存并发展俄罗斯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从诗的数量看,蒲宁写过七百多首抒情诗(没有一首长诗),他诗创作的勤奋程度也是非凡的。我们在评定蒲宁的功绩主要在小说的同时,丝毫也不能忘记他对诗歌所作的杰出贡献。 　　 诗与散文的互动,是蒲宁进行艺术创新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可以说,他是诗中有文,文中有诗。诗中有文的例子不胜枚举。除了诗行断句上的大量采用散文句式(古典诗中也用,但数量有限)外,最明显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采用扩展的充分细节化的比喻、同位语等修饰手段,如:《致故乡》(1891年)总共才十二行的这首抒情诗用母亲作比喻就占用了八行,这样恰如其分的比喻用传统的手法是几乎不可能的。又如《暮色》(1903年)这首总共十六行的抒情诗,用了长达八行的同位语“怅情”(本身又带比喻)来修饰“阴影”这一意象,显得分外贴切、细腻。这种散文化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诗的意象的丰美性和鲜明度,焕发了诗的艺术魅力。 　　 蒲宁的文中有诗是蒲宁散文特征的来源。由诗人的气质和诗艺的素养直接形成的蒲宁散文中的诗意至少有以下几种表现:一、诗一般的节奏感和旋律感。从最短的超短篇小说《蚁道》至惟一的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无不洋溢着诗的乐感。如仅由六十四个词组成的超短篇小说《蚁道》(1930年)就是由一个包含两组抑扬格的诗一般美的句子开始的,全文还贯穿着词汇与语音有节律的重复,使人读后产生诗的感觉。二、像诗一样淡化情节,只是从生活之流截取一个个片断。如《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中作者所捕捉的岁月长河中互不连贯的思想情感的“意识流”(“回忆流”)就是,《蚁道》也仅是作者从生活中截取的一个片断。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可以使散文的结构变得简练,而且可以让读者对在突兀中呈现的主要形象形成多维的解读,如对《蚁道》中的马车夫形象既可理解为十九世纪抒情诗中马车夫主题的再现,也可理解为对果戈理《死魂灵》中抒情独白的呼应。三、吸取了印象派、象征派的若干表现手段。如在观察客观世界时常常突出作者对声、光、色、味等的主观感受以及内心深处的细微的心理体验,又如在不少作品中大量运用象征性形象,如《旧金山来的先生》的最后部分中用了大洋、火眼、魔鬼、船长等一系列象征性形象。四、借助诗的时空跳跃手法使主题由社会历史的层面向人的存在的层面升华。他描写生活截取的不是纵切面,而是横断面,他看重的不是社会各具体阶层中的人,而是从中抽象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性特征。“他赋予自己许多的主人公一种能力:在危机考验的关头更加充分地体验生命。对蒲宁来说,人的最重要的能力,可以说几乎就是牢记并善于体验生命的美好,尽量充分地感受生命的悲剧性壮美,视自然界为永恒不移的价值。”①从这一点来看,蒲宁对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方面,他继承托尔斯泰为人生的创作传统,但另一方面,他不受托氏对人生的宗教哲学观念的局限,向人的内心深层开掘不止。一方面,他继承契诃夫以敏锐的洞察力观察现实生活的传统,另一方面,他比契诃夫站得更高,用生、死与爱相交织的普遍规律来解读社会的现实冲突,朝永恒的人生真谛走得更近。综上所述,蒲宁的诗和文在风格的抒情哲理性上获得了统一。无论在侨居法国之前,还是侨居法国之后,这一风格特征始终存留在蒲宁的诗、小说、散文以及回忆录、文学评论文章等中间,因为“蒲宁的富有哲理的回忆录和文学评论文章,以及他的日记和自传是他抒发必须散文的延伸”(米哈伊洛夫斯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