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undbegriffe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Analyse, Kritik, Vorschlage

“目的”和“目标”词义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目标”一词的原意，是指一颗用来标示靶心的大头短钉。这种词义实际上也包含在所谓“平头钉”一词之中，而这种平头钉也就是那种鞋匠通常使用的钉子的名称。从历史上来考察，作为阴性名词的“平头钉”一词只是到了1800由坎佩(Campe)根据阳性名词“目标”重新构词而成。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避免在用词上的误解。而“目标”一词的原意则与“目的”一样。他指称一个射手所瞄准的照准点，指称一种行动的既定目的。它指称实施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指称人们想通过行动而达到的目的，指称由此而出现的任务，也指称发生在行动之后并且作为终点而表现出来的结果，还指称设想并努力实现的某一工作的效果。从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目的”与“目标”两词的含义有时完全相同，有时也相互包含。有时是“目标”一词被包含在“目的”一词中，有时则反过来，将“目的”一词归于“目标”一词之下。 在哲学的专业语言中，“目的”和“目标”一般也同义来使用。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作者对此进行了区分。比如，有的作者认为，“目的”可以归属于努力的范畴，而“目标”则可以归属于手段的范畴。具体而言，“目的是指通过努力而应该得以实现或达到的财富状态”。而“目标”则意指那种“通过使用一定手段才能达到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悦，“目的”和“手段”很少表现出相互联系。相反，人们谈论更多的则是所谓“目标—手段关系”。所以，“目标”和“手段”是相互关联的概念，亦即它们存在于相互关系之中。 将德语和英语中的相关词汇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德语的“目标”(Zweck)一词与英语的“enduc”一词相对应，而德语的“目标—手段关系”所对应的英语表述方式就是“endsandmeans”。同样，德语“目的”(Ziel)一词所对应的英语词汇则是"aim"和"goal”。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德语中的“目标”(Ende)一词，在过去也被人们与诸如“目标”、“意图”和“目的”之类的词一样同义适用。 作为对此概念分析的补充，我们还有必要对“目的”和“目标”概念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从原则上讲，两者的使用范围均被限制在有意识设定明确目的或目标的地方。其中，“目标通过特定的意愿而设定，而只有通过这种意愿，亦即想要做某种事情，或者有一个‘意愿所 要达到的目的’，目标才是目标”。根据艾斯勒(Eisler)的观点，应该区分“直接和内在的意愿目的”和“行动的目标”。换句话来说，“所谓行动的目标，就是实现这种或那种意愿目的。而这种或那种意愿目的只有在相应行动的条件下，并且也只有通过或者‘借助于’这种行动，才能得以实现”。因此，艾斯勒认为，一个行动的目标意指“一种在意识中所发生(设想或想象)的某种改变，其情感性的观念会引发一种去实施某一特定(内在或外在的)行动意愿的冲动” 而按照席施科夫(Schischkoff)的观点，目标就是“一种设想和意欲实现的过程或状态，而这种过程或状态的实现本身，则是通向目的道路上的一个因果性阶段。它是有关我们行动效果的一种预先推定(威廉·冯特语，WilhelmWundt)，并同时包含了为实现这种推定所需的手段。因此，目标和目的可以互相重叠，已经达到的目的可以看作是为了继续实现下一个目的的目标”。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列举不少有关目的和目标概念的论述。比如，克劳斯(Klaus)和布尔(Buhr)就认为，目标是“一种在思想上预先认识到的行动结果，它应该通过使用特定手段而实现”。 魏因贝格尔指出：“目标就是那些想要做，并且通过一定手段达到和实现的东西。” 虽然一般的教育需求概念在科学上是不能用的，但作为一种伪科学口号，它却可以对一些政治目标非常有用。首先，它有助于使每个人产生如下的想法，即：人们毫无例外地需要被概括在“教育”、“培养”或者“教学”概念之下的那些尝试性影响。其中，“需求”一词导致 了“必要性”的观念。而在我看来，对那种被认为是必要的东西，还必须作如下补充，即：它是必然的、不可免除的和不可避免的。但同时要注意的则是，除了这种语言上的欺骗性或引诱性之外，其实在此人们并没有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诸如教育这样的一种行动，只有当它如所证实的那样，成为出现某种应该出现的状态的条件时，才可以被评价为是必要的。 一般教育需求的概念包含了一种在事实上并没有根据的有关教育是有用的评价。谁使用这个概念，也就无限制地将教育冒充为是有价值的，因而也就放弃了根据所设定的目的并且根据作为手段的教育的某种特殊形式与该目的的适应性，来具体评价每种教育行动的价值。于是，他也就回避了对究竟为什么而教育以及究竟怎样教育等问题的检验。而那些在教育上所做的或者要求去做的事情，则往往强化了一种合理性的假象，因为它总是基于如下前提，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教育，而且这样的教育也都是有价值的。 要保护教育需求这一命题，比较简单的办法当然是让任何一种对人们提出的应然要求得以实现，并且把对人格的干预视为必要，而不管人们在对其进行批评性思考时，完全可能认为它们既不必要，也没有用，甚至也是不道德的事实。在一个充满了所有人都具有教育需求这样一种信念的社会里，每个想要按照自己所设定的目的而去改变人，并且宣称其相应的行动为“教育”或“培养”的权威载体，都既可能要估计到一种含糊的赞同倾向，也可能要至少估计到一种被削弱的反对倾向。越是在此之前成功地在当事人身上唤醒一种欠缺意识，一种落后意识以及一种过错意识，其行动就越可能有所收获。 同样，人们尝试围绕原罪意识、拯救需求的们念以及赞同所提供的解脱手段等问题实施宗教意义上的心灵关怀时所产生的诸种关系也与上述情况非常类似。其中，有关此技术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由伊格纳提尤斯·冯·洛尤拉(IgnatiusvonLoyola)所提出的“宗教训练”。这些训练的心理机制和过程如下：“人首先被抛人无意义的深渊，并且在其上帝面前得到鄙视的评价。于是，需要有一种拯救的理想出现在这样一种如此空洞、如此卑躬屈膝的心灵面前。最后，心灵将伴随着被拯救者大声的愉悦呐喊而追随拯救的理想。” 人们可以将这种技术以不同的方式应用于个体和团体，从而使其对某种由他人为其所设定的人格理想表示赞同，也使其赞同人们对其所实施的教育行动，并使其人格状态最终按照这种理想而发生改变。到了今天，人们虽然几乎已经不再提所谓拯救需求，但具有同样功能的一般教育需求的概念却在事实上充满了那些想要通过教育而创造“新人类”的人的思维图式。也正是由于它的不确定性和看起来所具有的经验特征，使得它比较适合被用来扩展一种不明确的有关教育和“培养”易于被人所接受的观念。在这里，当然要将它与有关它的目的及它的具体形式问题分开来讨论。 “教育需求”口号可以被人们用于政治的第二个优越性在于，它是一种不太容易让人察觉到的使教育者增值的手段或方法。如果教育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必需的，则教育者就可以被视为人类的助手。这也就类似于牧师相对于人们的拯救需求而言被视为人们获得解脱的中介一样。在一个机构化的教育已具有很大规模，人们对它的关注已远远胜于非机构化的教育的时代，首先出现的是职业的教育者，他们同时也是满足教育需求者需要的供给者。如果人们相信，没有教育，人将不可能成为“人”，那么，在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也就势必还要相信，如果不服从于教师的教育行动，人也不可能成为“人”。因此，教师也就成为所谓“世俗的牧师”，成为“守卫者、布道者和治疗者”。他有要行使一种权力，“而宪法和习惯法对这种权力的限制，要远远少于对那种由社会其他领域的托管者所行使的权力的限制”。 人们使用“教育需求”口号的第二个、而且也是在政治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将其作为为教育乌托邦辩解的幌子来使用。在此，按计划使人成为“更好的”、“真实的”和“有人性的”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之间真假难辨。它诱使人们接受如下幼稚的假设，认为人之所以 “成为人”，完全或者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教育。这也就更加导致了过高估计人们通过教育行动可以对人格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但由于我们并不能忽视通过正面的或者直接的教育只可以产生相对小的影响这样一个事实，因此，人们转而首先对侧面的或者间接的教育抱有希望。它不仅包括合乎目标理性地组织受教育者的生活环境，包括对其学习内容进行监督，而且还包括改变社会和文化，从而有利于形成相应的外部条件。而人们通常也相信，这些外部条件决定着想要形成的“新人”的产生。这是许多教育者和教育理论家倾向于在其有限的任务领域至少幻想逃避工作，以及热衷于虚构一个按照道德的和教育的观点看来更加美好的未来社会的思想背景。由此，也就产生了所谓教育国家的幻景，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信念国家和教育专 制的幻景。 认为所有人都具有教育需求的观念，与那种认为需要一种“永恒的教育”的观点紧密相连。它不仅促进了教育者的使命感，而且也促进政治家去思考如下问题：我们应该而且能够为人们确定一个应然状态，并且全社会都来计划通过教育而达到这种状态。这种思考的理论依据，看起来至少部分地建立在由教育需求概念所引起的误解之上，也就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即：只要不是那些由机体自身生物特性所确定的人格，都应该和可以通过教育而产生和形成。其结果，这些关系被如此错误地展现出来，就好像人的机体发展及其生长和成熟过程中保证其自然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补充，都不是由个人通过自己的学习所获得，而是由他人通过对其发生影响的教育所取得。这样，那些事实上通过学习过程所取得的成绩被归人到教育的功劳簿上，尽 管这些学习过程的进行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任何一种教育之外。而不管在此涉及到的只是在培养活动中和在使用教育学概念时的疏忽，或者涉及到的是一种有明确意图的言语上的诡计，教育无论如何都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与其原来所包含的外延并不相符。 总之，人的一般教育需求观念是一种现代迷信。假如说这种迷信仅仅有利于更多地为教育者的辛勤工作增添光彩，那倒还不是太危险。而当它被用于为一种政治弥赛亚主义服务，并且其支持者决定要为了一个“完美的”社会而教育“新人”时，其危险性才真正表现出来。应该说，它是那些认为完全规划人类共同生活不仅可能而且值得追求的人的一种精神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