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医事

陈醒哲的长篇报告文学《盛京医事(东北现代医学奠基人司督阁与盛京医院的历史绘卷)》以广阔的视角，大量翔实的史实，记录了东北现代医学奠基人司督阁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经历及盛京施医院的沧桑巨变。《盛京医事(东北现代医学奠基人司督阁与盛京医院的历史绘卷)》中事件真实，叙述生动，描写细腻，再现了一个世纪以前司督阁的生动形象以及众多历史人物的历史面貌。

1882年10月，一个朝阳刚刚露出水面的早晨，惠风和畅，百鸟盈翔，万籁清新。一艘来自英国的远洋客轮，在上海的黄浦江边缓缓靠岸，慢慢放下舷梯。伴随着一片嘈杂声和脚步声，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的司督阁满怀自信地走下舷梯。司督阁时年27岁，金发碧眼，面颊清削，目光睿智。他身高中等，有一副充满健康与活力的好身材，身穿一件苏格兰风衣，显得潇洒精练。踏上黄浦江码头的司督阁，步履轻盈，仿佛踩在欢快的鼓点上，目光中呈现出登上这片大陆后的兴奋与激动。这位生机勃勃的苏格兰小伙子，毕业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传教士学院。他是带着传颂上帝的慈爱，以医学技术服务满洲(现中国东北)民众的坚定信念，远航万里来到中国的。走在司督阁身边的是新婚妻子伊丽莎白。她是一位苏格兰牧师的女儿，长得端庄优雅，满目笑靥。在他们身后是司督阁的同学和好友韦伯斯特夫妇，他们也怀着和司督阁同样虔诚的信仰和仁爱，远离亲人，远离安逸的生活，远离繁华的欧洲大陆，与司督阁夫妇一起，登上了这艘前往上海的客轮。司督阁稍微放慢了脚步，带着略显激动的口吻对伊丽莎白说：“从此刻起，我就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了!我要施展我的医术，治病救人，传颂上帝的慈爱与恩惠。”伊丽莎白说：“感谢上帝，从此便多了，一个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中国人。”司督阁笑着否定说：“不，不。从现在起，我的名字叫司督阁，你就是司督阁太太。”韦伯斯特接着话头说道：“司督阁?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也许这个名字会被中国人写进历史，永远流传下去。”司督阁略作思考，回答说：“我还没有这么强的自信。我只是遵从上帝的旨意和我心中圣灵的指引来到这里的，唯愿这里的人们世代传颂上帝的美名，传播真理的声音。而我只是被神所使用，侍奉上帝和大众的仆人。”P1-2

白山皑皑， 黑水汤汤， 司公之风， 山高水长。读着这样的诗句去仰望一位历史上值得永远缅怀的国际友人，我的思绪总是难以平息，我的敬意总是难以止息。这个值得永远缅怀的国际友人就是世界著名眼科医生、医学教育家、医学传教士、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爵士。他的中文名字叫司督阁。司督阁于1855年生于英国北部的苏格兰，“幼即聪颖，长更颖悟，每试则列前茅，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传教士学院。其医术精妙、医德高深，且充满基督牺牲救世之精神”。1882年，司督阁“不以一己之学术有成，生活安逸为满足，反以既得神厚恩，必须施之于众为己任，故不避艰险，重洋远涉”，偕同新婚妻子伊丽莎白·黑斯蒂·史密斯，从爱丁堡来到中国，在满洲盛京城(奉天、沈阳)施医办学整整40年。司督阁把自己人生中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中国；把自己对真理的传播、对医学事业的贡献留给了中国；把自己所有的财富也留给了中国，他的第二故乡。他经历了清末时期7任盛京将军、3任东三省总督、中华民国初期2位奉天都督、1位东三省巡阅使的不同执政时代。1882年至1922年这40年，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东北历史风云变幻最为复杂、混乱的年代，亚洲霍乱、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东北大鼠疫、辛亥革命、第一次直奉战争，起伏跌宕，使人目不暇接。身处东北政治中心沈阳的司督阁，以医学传教士的特殊身份，参与和经历了这些重大的历史事变，直接推动了中国医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司督阁始终全心全意为中国民众服务。他以天使般的慈爱与善行，创造了永载史册的12项丰功伟绩。第一，创建满洲第一家盛京现代医学诊所，传播现代医药学知识；第二，开展卫生考察和巡回医疗，开创了医疗下乡的先河；第三，创办盛京现代医学堂，培养和训练现代医学助手；第四，在甲午战争中创建红十字医院，实行战地医疗；第五，创建满洲第一所女子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第一个实行男女生同堂授课；第六，在日俄战争中救死扶伤，开设救助站援助大批难民；第七，领导中国博医会制定规范的现代医学术语，提出把医院管理权逐步转给中国人；第八，在盛京城组织指挥抗击大鼠疫，建立盛京城现代医疗防控体系；第九，反对东北种植鸦片，积极参加禁烟活动，救赎“大烟鬼”；第十，在辛亥革命中创立奉天医科大学，着手东北现代医学教育；第十一，建立规范的现代教育体系，亲手培育出东北第一批医科大学生；第十二，创立了中国苏格兰友好协会，以一生努力架设起中英友好的桥梁。因此，司督阁深孚众望，赢得各界人们的普遍尊敬和信任，他的这些历史贡献载入青史，有目共睹。东北民众称他为“奉天神医”或“奉天圣人”。中国政府、俄国政府、日本政府、英国政府先后为他授勋，表彰他在救死扶伤中的突出贡献。中华民国教育部和东北民众团体为他铸造了一尊半身青铜塑像，以资永久纪念他的功绩。但是，由于长时期意识形态作用和惯性思维以及西方传教士和医学传教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国内学界对于外国传教士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的认识与评价有所分歧。一部分学者习惯于把西方的传教士和医学传教士与西方的坚船利炮联系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将他们一律视为西方的“侵略工具”、“精神鸦片”加以批判和诋毁。这样做只是在充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其实很不客观、很不公允，也有失人品和国格。近年来，有许多学者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开拓视野，开始反思过去简单片面、为我所用、自我捆绑的历史研究方法，对西方传教士进行深入认真、科学求实的考证，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肯定了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诸如医学、教育、科学等领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陈醒哲的长篇报告文学《盛京医事(东北现代医学奠基人司督阁与盛京医院的历史绘卷)》是一部48万字的长篇史传，作者用大量丰富的史料、开放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开拓性的视野，还原百年前的真实，记录了国际友人、英国传教士医生司督阁在中国沈阳施医办学整整40年的坎坷历程，回顾了这位伟人医者仁心，施医济世，高尚的仁爱奉献精神，拯救人的肉体和灵魂，为中国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