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文集.第四卷[电子资源.图书]

《汉书·艺文志》著录：“《战国策》三十三篇。乃汉刘向所校定。” 刘向《叙录》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 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 ，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类)者多 。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 ，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 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 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由是可知：刘向于《战国策》，只是校除重 复，得若干篇，命定书名。后世遂辗转传为“刘向撰”，更谓“实向一家之 学”。这是误会。自清儒牟默人及近人罗根泽、朱自清等又考订其书成于秦 汉间蒯通之手。但即使蒯通亦不过编纂增补而已，其所根据的都是战国时期 流传下来的策论说词。据《汉志》载，苏秦有书三十一篇，张仪也有书十篇 ，其他的游说之士，也大都各有著述。这些书当然都是当时整理校定《战国 策》的重要资料来源。特别是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 书《战国纵横家书》更证明了这一点。帛书二十七章中有十章见于《战国策 》，八章见于《史记》，除去两书重复，只有十一章著录过，其余十六章都 是佚书；同时其中还保存了关于苏秦的书信和谈话十四章，只有两章著录过 。这说明刘向编辑《战国策》之前，确有许多记录战国游说辞的小册子。所 以说，《战国策》虽成书较晚，却不能不视之为先秦的作品。 《战国策》三十三篇，包括东周、西周、中山各一篇，秦五篇，齐六篇 ，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卫合为一篇。其文章，既然实际 上大都出于战国时期游说之士之手，则它的风格趋于敷张扬厉，并崇尚巧譬 善喻，是很自然的。这不只是他们抵掌揣摩，鼓舌腾说之所需要；而且也由 于他们东奔西跑，见多识广，吸取了各地的丰富知识，掌握了各地的生动语 言，才更有可能。因此，《战国策》中引用的寓言特别多。作为一种特殊文 学形式的寓言，到战国后期已经完全成熟了。所以《战国策》中的寓言，大 都生动活泼，文字简炼，含义深刻，饶有风趣，且富于智慧。是应该加以重 视的。 《战国策》中的寓言，与其他子书中的寓言，如《孟子》、《庄子》、 《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寓言，有着明显的区别。诸子书中的寓言虽亦 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大都是用来阐述诸家思想学说体 系的工具，附印着各家学派鲜明的思想色彩，而《战国策》中的寓言，却往 往是一些游说之士在政治和外交场合中顺口说出来的即兴之作。这可能与纵 横家的思想特点有关。纵横家在当时是一个很少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学派。他 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政治上朝秦暮楚，随机应变，没有什么坚定的立场和原 则，更不拘于为一国的君主尽忠，也谈不上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因 而其寓言在思想内容上，也就较之其诸子远远缺乏系统性和彼此的内在联系 。这些寓言的被引用和编造，则完全是为了加强其游说之词的生动性、趣味 性、新奇性，以便巧譬善喻，打动君主。所以这类寓言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和 说服力。比如：…… P538-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