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研究

出版序言
导言：以“文化”充实公民身份研究
一、文化公民身份从公民身份到文化公民身份：发展演变与研究趋势西方近三十年文化公民身份理论综述积极公民再造:新共和主义的复兴困境及其应对之道交汇文化、公众参与和DIY民主：社交媒体中的公民身份政治法理与道德伦理：一个比较“君子”与“公民”的分析框架
二、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国家建设与文化政治：对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公民教育政策的比较分析“通通不识的通识”：香港新高中通识教育科的三重偏离
三、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议题、视角与理论
【书摘与插画】
自20世纪中期T.H.马歇尔建立起完整的公民身份理论范式以来，以“权利”为中心的研究代表了公民身份的研究主流。马歇尔范式(Marshallian)反映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早期公民身份的历史情形，即以单一民族国家作为思考视野，以高度同质性的公民群体作为社会基础，以资本主义和社会阶级作为超越对象。公民身份的使命在于使社会个体在单一民族国家范围内实现“分享社会遗产”“进而成为社会完全的成员”。更本质地说，公民身份的使命在于探索如何在一个以资本主义和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不平等”社会中实现社会“平等”。马歇尔范式上接启蒙理想、下启民族国家的初创阶段——一个以国家为政治平台、以资本主义为经济基础、以权利为斗争手段、以平等为终极目标的单一民族国家阶段。但当历史的车轮转辗到20世纪晚期以后，马歇尔范式尽管没有丧失其当代意义，但公民身份的言说语境却已发生根本性变化。首先，以民族国家为樊篱，政治、经济、文化在同一民族国家范围内齐步成长的历史格局已经被打破。经济要素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整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休戚与共的全球经济，民族国家对自身经济的管控能力大大下降。其次，传统民族国家中具有较高同质性的公民群体被从全球其他地方纷至而来的移民、难民、偷渡者、旅游者所参杂，原来具有相同生活、相同信仰和相同心理素质的公民群体被濡染在多元文化氛围中，对原来较为单一的公民文化形成冲击。当然，得益于现代交通的便利，民族国家自身的公民也分散在全球其他民族国家中，对其公民文化形成冲击。我们的时代正在从一种以国家为界限、具有高度同质性公民文化向以全球为界限、具有丰富异质性的公民文化转变。*后，与全球化携手同行的还是一个“地方化”的过程——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异质文化的冲击而激起的地方文化复兴和保守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传统民族文化被重新唤起和重视，使之成为重建社会团结和政治认同的纽带。作为这种现象的更加*的表现，保守主义、种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也成为全球化潮流中不可忽视的现象。所有这些表明，全球化不仅催生了全球一体的经济和繁密的人员交往，而且催生了复杂的“文化”问题。如何将“文化”安置在公民身份的谱系中，既是民族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公民身份研究的学术问题。马歇尔范式尽管不失经典，但不存在“文化”因素的立身之所。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完全以单一民族国家作为言说背景——确切地说是以英国作为背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同质性的公民集合体(citizenry)——在这种背景下，把“文化”作为与民事、政治、社会并列的维度之一，显得多余和缺乏依据。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已成为民族国家政治和公民身份研究中再也无法被忽视的要素了。这一点对于国际移民、难民、偷渡者、旅游者是如此，对于一国的少数民族是如此，对于由于全球文化冲击和科技变迁而造成改变的整个国家公民来说也是如此。“平等” “权利”作为公民身份的理想追求，已不再能够只聚焦于以单一民族、种族、宗教为文化基础的公民集合体身上，它们已必须被延伸至随处可见的来自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外来者身上，必须被延伸至由于社会变迁而催生的本国少数文化群体（如少数民族、同性恋者）身上，必须被延伸至本国公民集合体的所有成员身上。一句话，“文化”必须被作为与民事、政治、社会等要素具有同等地位的因素而对待，必须对公民身份的“文化”之维展开全面而系统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