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的力量——中国文化世家的家风家训

目录

乐黛云 三代教书人，一脉家国情——汤氏家族的文化传承

梁钦宁 君子行不言之教——梁漱溟的独立思考与行动

叶小沫 教育就是要培养好的习惯——叶圣陶的言传身教

周立民 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巴金的“家”面面观

傅益瑶 文化是我家的传家宝——我和父亲傅抱石

曹 雷 硬着头皮往下读——父亲曹聚仁教我读书

钱汉东 继承家学，永守箴规——江南钱氏的家风家训

张泽国 让他三尺又何妨？——“六尺巷”里的张英家训

乐黛云 三代教书人，一脉家国情——汤一介家族的文化传承

关于汤家的文化传承，汤一介写了一本书叫《我们三代人》。这本书可以作为故事书来看，可以作为思想史来看，也可以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史、个人思想历程来看，还可以作为一本家族史来看，更可以作为一本 20 世纪知识分子的交往史来看。我觉得这本书还是非常特别的，没有别的书可以和它一样。

在 20 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思想上也受到巨大冲击。汤一介在他的书里讲了重要的一点，就是爱国的情怀。这一百年里，中国人民被压迫、被侮辱，受到帝国主义的欺辱，这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很多人都在想，我们怎么才能摆脱国家羸弱、被列强欺负的困境？我们中国人做的个梦是大同梦，这是孔夫子所提倡的“天下为公、世界

大同”，是我们中国人早的理想，也是中国人共同的梦想。到了 20 世纪，我们的切肤之痛是中国怎么能够站起来。我们做的梦就成了富强梦，我们国家如何能富强，如何能不受外国人欺辱，赶上国际发达国家的脚步，这是我们大家的梦想，也是汤家家训、家教中始终贯穿

的灵魂。

汤家兄弟从小就特别喜欢《哀江南》，这是《桃花扇》的后一段，讲到明末国破家亡，南京被清军攻占之后，汉族人民受到的痛苦。“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这是说一个人如果遇到了国破家亡，他的心里面该多痛苦。如果一个人没有对祖国的眷恋，他的一生就会十分悲惨。后面又写道：“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 !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人生的变迁是非常难预料的，原先经历过热闹繁华，嘉宾满座，可现在国破家亡，自己的一切也都没有了。后一句说“ 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国家要亡了，自己也只能唱唱哀

歌。《哀江南》这个曲子，其实是很多散曲放在一起的，一方面讲到国破家亡的痛苦，另一方面劝诫人们一定要坚强起来，一定要看到世事沧桑，不要舍不得放弃个人小小的东西，要能够看到世界的变化，为世界向好的方向发展尽一份力。

《哀江南》现在成了汤家的传家宝。

汤用彤先生小时候非常木讷，不太爱说话，也不太会说话，所以他的父亲，也就是汤一介的祖父汤霖老先生和别人说，这个孩子很笨，不会说话，读书也不太好。可是有一天，他发现汤用彤先生自己坐在门槛上读《哀江南》，从头背到尾，突然觉得这个孩子很了不起，很内秀。这是汤一介早和我说的故事，一直传下来。他的祖父汤霖老先生，开始在甘肃做知县，之后考了科举，在北京开馆招徒。到了六十岁，汤霖老先生退隐回到湖北家乡，他的二十多个学生就聚在一起，在北京万牲园，即现在的北京动物园，给他庆祝生日，也算是后的告别。会上，一个学生很会画画，就画了他们的聚会。汤霖老先生给画题了词，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在这幅图上，汤霖老先生讲了他的志向：“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意思是应该过简单而自然的生活，并且努力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不要为功名而不安，不要孜孜以求安乐，而要努力做到自己能做的，不要做分外之事，应该自然而然地活着，不要强求自己去做做不到的事情，这也是他对后人的劝告。这十六个字作为汤氏家训就传下来了。北京大学和一些企业家朋友在汤一介的墓前修了一个碑，叫“汤氏论学碑”，碑文上就有这十六个字。清明节的时候大家来扫墓，都会来看看这块碑上的碑文，这对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汤用彤先生非常爱国。有人评价他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兴亡，不爱国，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抗日战争激烈的时候，很多日本人认为，他们对汉学的研究、对孔子的研究，远远超过了中国学者。当时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很多中国学者没有下力气研究孔子，但是汤用彤先生写了一本《大林文集》，每一篇都抓住了日本汉学学者的硬伤。你们说你们研究得很彻底，我就给你们分析你们的错误，这本书非常有意思。由此可见，汤用彤先生的爱国之情是从他自己的学术研究出发的，他能做什么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会去做。抗战时期，他的哥哥在日本委员会里呆了几天，汤用彤先生对此始终不能原谅。他的爱国思想就是这样的。

虽然我的儿女在美国，我儿女的儿女也在美国，都不太懂得中国文化，可是他们都会背《哀江南》。因为我们在他们小时候，哄他们睡觉的时候，都唱《哀江南》，他们虽然不懂什么意思，但是对这个调子非常熟悉。不管怎么样，汤一介还是非常感慨，诗书门第断了书香，我想这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勉强留下也不

行，还是听其自然吧。他们现在作为世界人，对世界、对人类做出的贡献，总是打上“中国”的标志，这到底还是中华民族的记录。我们以后对中国青少年进行教育，应该更好地注重文化的传承。

汤家的家风是教育子弟存“真”。汤一介曾说，想写写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在这一个世纪里的思想变化。他特别讲到，汤用彤先生一开始对党派认识不深，没什么接触，但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和操守。抗战时期，梁漱溟先生曾经在西南联大发展汤用彤先生加入民盟，但是汤用彤先生拒绝了，他说自己不懂党派，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现在加入民盟，不是很好。汤用彤先生与胡适交好，他在西南联大任文学院院长时，胡适是主持工作的。胡适给汤用彤先生写信介绍北大的事情，说希望你们能够帮助保存北大的传统。国民党要撤到台湾时，蒋介石对于这批文人非常看重，希望可以带上里面的人物去台湾，就特意派了两架飞机去接他们。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大学上一年级，大概是十八岁。飞机就停在现在的东安市场，一个旧货市场，汤家住在北海附近，只要几步路就能走过去坐上飞机。国民党原计划接走两个人，一个是汤用彤先生，一个是钱思亮先生（非常有名的知识分子）。钱思亮先生去了，而汤用彤先生留了下来。汤一介分析了汤用彤先生留下的原因：一是很信任共产党能把国家治理好；二是汤一介当时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参与了党的地下工作，他是不会走的。汤一介的母亲觉得，他们在抗战时期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就是汤一介的长 兄，不能再和第二个儿子断了联系。汤一介说，汤用彤先生虽然留下了，但是他对共产党不了解，思想还是有斗争的。他曾经收拾了两个箱子放在北大图书馆，他一旦想走，提着箱子就可以走了。所以，汤一介写知识分子的心态史，是很坦白的，并没有为他的父亲掩盖什么，那个时候，他的父亲确实是有些动摇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汤用彤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在这段时期，汤用彤先生对共产党有很多好的印象，特别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这对广大知识分子非常有号召力。记得那时我和汤一介在美国，曾经有很多人劝我们留下，其中有一位很有名的外国学者申请了一个高额基金，想要把汤一介留下主持一个大项目。当时我们有没有一点动摇呢？当时我们心里面很摇摆不定，可是后要留下签字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想，不行，这是背叛祖国，我们绝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后什么都没要就回国了。虽然我曾被打成极右派，但我始终没有离开共产党，汤一介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认为中国的前途还是在共产党，真正优秀的人才，愿意为国为民做事情的人，还是在共产党内。虽然党外也有，但是主要的核心，还是在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

汤一介想要写知识分子的心态史，就是想要记录他自己和他父亲所经历过的事情，绝不隐瞒、完全透明地说出来。他也说到了他的父亲次对党有所不满是因为什么。汤用彤先生原来对党非常崇敬，人家送他两只南京板鸭，他拿去送给当时的副校长，但副校长坚决不肯收。东西虽小，却是原则问题，汤用彤先生非常感动，认为中国共产党说到做到。可是在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开始了。当时北大工学院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和美国的联系非常密切，所以大家怀疑他和美国的关系非同一般。当时在太庙开了一个批斗会，汤用彤先生一回来就和汤一介说，在批判会上，大家对工学院的这位老教授推来攘去，虽然没有动手打，可是一直推来推去地让他交代。汤用彤先生很受不了，认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不应该这样践踏他的尊严，而且没有证据说明他一定通美国，就算一定要逼问，也不一定要动手，他觉得不能容忍。所以，他开始有些怀疑共产党。1956 年批判胡适、胡风等人，汤用彤先生心里面总是有所保留。汤用彤先生和胡适的友谊非常深厚，也很看重胡适。1956 年《人民日报》召开高级知识分子会议

当时就点名要汤用彤先生揭发胡适。汤用彤先生非常紧张，他揭发不出来。坐在旁边的郑昕，当时是北大哲学系的副主任。郑昕回来跟我们说，在会上汤用彤先生很激动很紧张，一下子打翻了酒杯，说不出话来，领导看到这个情况，就让人送他回家了。刚到家时他的嘴角有一点歪，不太能说话了，因为他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躺倒以后，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足足昏睡了三个月。当时党对汤用彤先生还是非常好的，马上让他住进北京医院，还请了当时好的苏联专家，给他好的治疗。他是大面积脑溢血，后终于止住了，三个月以后，汤用彤先生清醒了，能够说话，也能够写东西了，后来就在很好的条件下疗养，他也非常感谢共产党。就这样一直活到 1961 年。坦诚地说，那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里既有怀疑，也有感恩，又有自己想不通的地方。

我和汤一介结婚，一开始就决定不要像别人那样铺张。我们是1952年结婚的，没有婚纱，没有婚礼，没有单膝下跪，也没有钻戒。学生总是问我，那你们是怎么定情的呢？那个时候我们去农村劳动，在南苑种水稻，弯着腰累得要命，到了中午休息时，躺在草地上就起不来了。我当时穿着工装裤子，胸前有很大的口袋，他就摘了两片青草，往我口袋里面放，他说：“我交给你了，同意不同意啊？”我就同意了，然后确定了关系。我们的婚礼也非常简单，在他家四合院的院子里，买了一点花生和糖，把老师同学们请来。那个时候，汤一介不爱说话，他有时候也讲不清楚，我比较活泼。大家让我报告一下我们的恋爱故事，我就讲我进入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重要的信条就是要和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我不知道汤用彤先生当时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婆婆会怎么想，现在想来他们当时肯定很不高兴。我们就这样进入了婚姻的殿堂。第二天，按照中国的风俗，儿子结婚要向家里亲戚通报，所以他们两个老人家，就在东安市场森隆酒店请了两桌客人。我婆婆和我们说，你们两个人无论如何都要和大家打个照面，敬一杯酒就可以了。汤一介就和我商量，我说，不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向资产阶级投降了，有次，就有第二次。汤一介也很矛盾，不去和妈妈交代的话过意不去，去的话也不好，确实要划清界限。后来我们两个人还是没去，二老很伤心。可是他们什么也没说，也没有责骂我们，第二天照样在一起生活。我对这

两个老人非常钦佩，他们即使心里面很难受，却从来不表现出来，这就是有修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

后来，我在农村劳动了好几年后回到北大。五一节的时候天安门上会放烟火。那时候，也在天安门，邀请知识分子与民同乐，也邀请了汤用彤先生，而且他可以带几个家属。汤用彤先生当时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汤一介，一个是汤一玄，汤一玄比汤一介小九岁，也结婚有孩子了。汤用彤先生就和我婆婆商量，到底带哪一家呢？当时我也不敢说话，我是右派，政治上比人家低一截。后来，汤用彤先生带了我和汤一介，他认为我的儿子是他的长孙，汤一介是他的长子，按宗法的观念要带长子长孙。还有，他还觉得我很可怜，一个小女孩嫁到他家，从极左派变成了极右派，他也不懂为什么，觉得我很受屈辱，对我很同情。1958年1月，我刚刚生孩子就要下乡，汤用彤先生心里很难受，他说：“我从来没有求过任何人，但是为了我的长子长孙，我要求江隆基副校长给我的媳妇八个月的假期，让她给我的长孙喂足八个月的奶，再让她下乡。”江校长是德国留学归来的，很讲人情，就同意了我多留八个月喂奶。汤用彤先生非常感念他。

刚满八个月的第二天，北大中文系就过来通知我马上下乡。我都没有时间和汤一介告别，当时他在做“四清”运动，在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和学生在一起。他知道我要走，就请了假回来看我，可是他到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所以后，他独自抱着八个月的孩子。如他在《我们三代人》里写的，“等我回去，已经人去楼空了，我们的八个月的孩子，一个人睡在那里。我抱着孩子走来走去，我在想，为什么人和人之间要这么残忍呢？为什么我这么小的孩子要离开他的母亲

呢”？他写出了他当时的心理。我走的时候，没有和汤一介告别，汤用彤先生在玻璃门里面，也非常难过，和我摇摇手，我扭扭头就走了，不然就要哭出来了。汤用彤先生是非常善良、仁厚的一个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带我上天安门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尾声。我到底是“摘帽右派”，上了天安门后的第二天，我们对门的人写了一封告密信给党委，说汤用彤先生把一个右派带到了天安门，还和握了手，如果她讲了什么难听的话，或者对行刺，那会怎么样呢？太危险了，汤用彤先生做得太不对了，应该给他一个警告。后来这件事情过去了，也没有警告。汤用彤先生也知道这件事，他很难过，但是没有责怪我。我也知道这封信，我也很难过，但是没说什么，多就是再回乡下，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可见，当时知识分子受到的压力非常大。即便这样，汤用彤先生还是不断地写书，他生病以后，还出版了好几本书。

有一次，汤用彤先生说了一句话“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我不知道怎么写，就问他，他非常奇怪，说我一个中文系的老师，为什么连《诗经》里面的话都不知道，我非常惭愧。后来就天天读《诗经》，这两句话也永远记住了。

1961年的时候，汤用彤先生病重，住在北京医院，家里面没有人，汤一介当时在市委党校工作，虽然他已经回到家里了，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晚上，我和我婆婆在医院陪汤用彤先生。我陪他的时候，他总是和我说：你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但是你不能沉下去，沉到里面做学问，反而总是在表面上做功夫。我后送你两个字，“沉潜”，你一定要潜下心来，好好做学问。

汤一介说他写《我们三代人》，就是想要把真实的东西留给后人。他说有的人不敢说真话，有的人不愿意说真话，中国 真正的历史，就很难传给后代。那个时候，他已经得了肝癌，知道自己不会太长久了，觉得应该把他知道的事情告诉大家，所以想写一本透明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史。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两校的大批判组，简称“梁效”，后来臭名昭著，因为当时是为四人帮服务的。可是，它的组成人员是由亲自选调的，说，必须有几个真正懂得中国文化的人来做这个批孔的专辑，就把这些人调过去了，都是很著名的学者，如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也包括汤一介。汤一介当时还挺高兴，因为终于不用在系里面挨批了，进批判组里面，就没有人批判自己了。我当时曾经劝他，你不要写这一段，“梁效”到底是什么，怎么来怎么去，党没有下结论，人民也没有下结论，你就不要写了，反正就是一段历史，空在那儿就好了。他不听，一定要写。在《我们三代人》里面，这恐怕是一段完整写“梁效”的经历的故事，写了他怎么调过去，如何亲自调的，他觉得很光荣，同时也把想逃避系里面复杂的斗争、找个地方躲起来的心态写了出来。他写了一万六千字，讲述“梁效”的来龙去脉。这一段历史，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汤一介如此坦白、真诚地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了出来。后来有人评论《我们三代人》，认为汤一介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倒台后的四人帮千夫所指，大家把“文革”中受到的屈辱和伤害全部发泄在他们身上。那个时候形势很紧张，我的女儿在黑龙江，周一良的女儿也在黑龙江，她们以为自己的父亲自杀了，但是我告诉她们并没有这样。女儿对于他的父亲参加“梁效”是很不赞同的，所以后来她说，在一张照片上看见父亲和“梁效”的人在一起，还在笑。女儿就说，他还笑，我都想把一个毛毛虫扔到他的嘴里。汤一介很自责，他要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