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际，“沧海横流”，成圣成佛成节成义，再也不是“终日在‘诚意章’里打搅”(《歧路灯》中语)的腐儒甚或伪君子徒托空言之事了，而是需要在大是大非前，身体力行，甚至赴汤蹈火也义无反顾。张岱的风格论，特种人格、人性，打上了新明的时代印记。在他看来，“凡炎凉势利者”，都是艺术的叛徒，不足以与言艺；惟有那些在大是大非前能“高尚其志”、人品无亏者，才可能在艺术上有真成就，这可以以他对阮大铖的批评为例。如仅以文才而论，阮大铖在明末文人中应属中上乘的(参看今人陈寅洛、吴梅等人的有关论述)。张岱早年同他还有一段交往(《张子诗秕》有《阮圆海留宿》二首，阮氏《咏怀堂诗·戊寅(1638)草》亦有《张宗子、吕吉士、姚简淑、嵇仲举人山见访》五律二首)；张岱对其戏曲才华亦甚多称赏，认为其所创作、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字字出色”(《陶庵梦忆．阮圆海戏》)。然而因为其人降阉，降清，大节有亏，张岱因之对他略无恕词。即以戏曲论，认为其“出色”处主要在技巧，至于内容，则显出他“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辨宥魏党”(同上)；在《石匱书后集》中更明确指斥：“大铖在先帝时，每思辨雪逆案；至北变后，遂如出柙之虎，咆哮无忌”，谓其人有奶即娘，“与彼偷牛剧贼，抑又何异哉!”从对阮大铖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张岱的艺术批评，全然不是什么脱离内容、脱离具体时代环境而就形式论形式，就艺术论艺术，而是在“人品决定诗(艺术)品”这个大原则下作出总体评判。这一点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与此相关的是张岱把文人的“文行出处”看得相当重要。孔子云：“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张岱同大多数正直刚毅的封建时代文人一样，对这一价值观看得十分认真。宁可作“衣食不继”的“处”士，而决不受嗟来之食，不“出”与无道者同流合污，这是他的人生态度，也是其品藻人物，鉴赏艺术的前提尺度之一。 《石匮书》卷二○九《隐逸列传》总沦；隐伕者，固非富贵恶俗人所能承受，亦非富贵“风雅”人所在张岱看来，严持操守，胸次高旷，是一种不易臻达的人生境界；而作为真正的艺术家，则一定必须有这种境界。这从他对友人鲁云谷的评价中可以看出： 张子曰：[鲁]云谷居心高旷，凡炎凉势利，举不足以入其胸次．故生平不晓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廛而有山林意……① 鲁云谷只是一位普通的民间医痘专家和园林艺术家，以张岱论人、评文“大着眼孔，冷着面皮，硬着心肠”的一贯作风，这里的评价可谓相当高。究其原因，就在于他所认定“人品”第一原则，事实上，也正如他认定的那样。没有一个品格低下的人可作出真正传世的“大块文章”。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的《石匮书·文苑列传》对明代文学诸家的评价，与官修《明史·文苑传》、《四库全书总目》以及大量识见凡庸的私家修史的选择标准和评价都迥然有异，卓有识见(参见附录二)。 《古今义烈传》自序云： 佘于节义士，窃以为然。当[其]负气慷慨，肉视虎狼，冰顾汤镬，余读书至此，为之颊赤耳热，眦裂发指，如羁人寒起，颤栗无措，……一往情深，余无多让!②正是因为对大义凛然者的“一往情深”，他到八十四岁高龄，还补写《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一书，将越中明末死节者补入书中以表彰之。因为在他看来，“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击火，一闪即灭”(《张子文秕》卷八)，亟待风扬。论人如此，其论诗论文之重“骨”重“神”，便属题中应有之义了。《一卷冰雪文后序》云： 盖文之冰雪，在骨在神，故古人以玉喻骨，以秋水喻神，已说其旨；若夫诗，则筋骨脉络，四肢百骸，非以冰雪之气沐浴其中，灌溉其中，则诗必不佳。“艺术作品是由人创作的，因而，创作者人品的高下，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作品的品位的高下。在国破家亡的关头，张岱尤为重视的是那种“正气凛凛然”(《张子诗秕》)的“大义”，是“不降身”“不辱志”(《和祁世培绝命词》)这样的“大节”。案，有明一代，文风炽盛，私人文集至夥，文人显宦，乃至富商大贾，几乎“人各有集”。张岱在写作《石匮书》时，就有“家集投来集若云”，不胜其多、不胜其烦之慨。与官修《明史》相比，他的选择是十分精审而严格的；更重要的是，其评价多发人之未发，独具慧眼。若将文集中许多动人的传记、序跋及《石匱书》及其《后集》中《隐逸》、《妙艺》、《独行》诸列传而合观之，可以这么说，他的衡文评艺，作品本身就是标准，至于作者，无论其为市井细民抑或黄冠老衲，只要大节无亏，均一视同仁．他对选本以“存人为急”的不负责任态度是持激烈批评态度的(详《张子文秕·与毅孺八弟》)。其论明初文学，谓宋濂、刘基、高启等人，“徒以皇家侍从之选，载笔供事”，大不以为然(虽不全盘否定其文才)，而对“名不甚著”的“闽中十子”以及历尽坎坷的聂大年等人，则认定其为“椎轮大辂之始”，在开创新文风(即文有真个性)方面功不可没(见《石匱书．文苑列传》上)，他对“名高位显”，但在各类官修史书中无例外地得到好评的王世贞，却殊不以为 然。“《文苑列传》王世贞传论赞曰：“余读《四部稿》及《白云楼集》，弁州学《左》而《左》，学《骚》而《骚》，学子而子，书簏中大一盗侠耳，其手眼不自出焉，故勿贵也。……当时《四部稿》初出，，临川汤若士(显祖)涂抹之曰：‘莫学王弁州以枵腹欺人。”’对其史识，评价尤低；而对李贽、徐渭等人，则推挹备至，认为李贽“发言似箭，下笔如刀，人畏之甚，不逮之甚，亦不服之甚……”)。只是其同时代人未认识其伟大价值而已。认为徐渭踵武其后，因“其胸中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无门之悲”，故“其诗如嗔如笑，如水鸣 峡，如寡妇之夜啼、羁人之寒起”，他的不朽之功乃在于与袁中郎一样，“生当王、李之世”而“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同仁)。他的这些论述多是发人之未发又自成系统。这种评价来自他自己一以贯之的文艺批评尺度，即：人必须首先“高尚其志”，“蕴厚其灵”，然后方可以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