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下杂说

明清易代之际是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没有谁可以逃脱时代的考验 。因为种种特殊的原因，知识分子遇到的考验是特别严酷的，封建道德的威 力在他们身上显示得特别严厉而强大，个人与“天地君亲师”之间的关系都 要求处理得符合标准。这很有点像作茧自缚或作法自毙。读书人平常爱说大 话，要求别人极为严格，在发表意见和作文章时提出了许多“高标准”，现 在轮到自己接受测验了，于是就有很多人出了丑。同时在当时公认的标准下 ，被分为好人坏人两大类型。这种舆论标准多少年来并无太多改变，今天看 来有些确是过时、不合适的了。其实关于这标准，在当时就已出现了不同意 见。有人就说，在关键时刻，一个人的责任在于努力工作与拯救危亡，不只 是一死就能了事的。如果自杀可以解决问题，又要你的“道德文章”何用。 在当时，这确是一种“大胆”的议论，但实在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看许 多晚明的历史书，作者判断好人坏人的标准，只在于他是否在甲申殉节。有 些劣迹昭著的家伙只因在“国变”时死掉了(有的还是莫名其妙地被乱兵杀 死的)，就一律归人《忠义传》(近来有一种意见，说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不同 的，前者死去了，后者则是投降的。我们应该承认马、阮之间确有不同，但 也不能只用这标准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而满足)，反之则归入《贰臣传》或 《遗民传》。这种分类的方法简便是简便的，但实在说不上科学。甚至有的 人说，像陈子龙那样不屈而死的人还比不上“从容就义”者死得漂亮。真是 极彻底的“为自杀而自杀”的高论。在今天，为什么必须要对崇祯皇帝表现 那样无条件的“忠诚”，实在不好理解。在当时的群众眼里，崇祯代表的不 只是他自己或朱明，他还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刻代表着自己的民族的。这 种感情上的判断与选择，可以理解，但今天看来也是不够准确也很不合时宜 的了。 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也躲不开，在历史上时时会遇到。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就说明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没有什么 疑难问题是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的，回避则不是办法。譬如气节问题，就不 妨试用宏观和局部两种观察方法具体分析处理，而分别得出恰当的结论。向 敌国、敌人投降是“民族气节”的问题；向“四人帮”卖身投靠、写效忠信 ，虽然不关“民族气节”，但到底也是一种气节问题。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 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搞灵活性。推而广之或等而下之，今天说东，明天说西 ，见风使舵，绝无情操，在这样人身上也有个气节问题。与汉奸、叛徒相比 ，程度固然有大学与小学之分，走的却是同一条路子，危害也并不小。 P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