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这儿的字里行间读到强化了这一信仰转变的人文主义之影响，特别是那种人文主义者厌恶迷信的基调。不过，加尔文本人倒是深信他的信仰转变是来自神意对他生命的干预，因此就像路德对其所遭遇的信仰转变的解释一样，加尔文倾向于把它强调为一个戏剧性的、出乎意料的遭遇，在那当中上帝抓住并掌握了他。他对天主教的拒斥无疑是唐突的，但这使他进入一个愿意学习的心境之中，进而产生一种较慢、并且也较积极的教义重构工作。当然，有可能(不管有没有意识到)加尔文对罗马教廷的批驳，是由他父亲与努瓦永的教会权威长期不和、并在被该教会开除教籍后死去这一事件所促成；而加尔文在16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训练，也正是早期宗教改革历史中，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被迫在信仰上作一生死抉择的时期。一些对旧教会的弊病(如果不是基础的信仰)进行批评的老资格的批评者，像伊拉斯谟或勒菲弗尔，已经 背弃原先的不满或者变得温和，并选择了传统而非分裂；而加尔文和其他伊拉斯谟昔日的门徒，像瑞士的宗教改革者乌尔里希·茨温利则继续发展其理念，选择往抗议的路线前进，最终则与罗马教廷分道扬镳。 关于他信仰转变的时间，加尔文没给我们提供线索：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对罗马的反抗1534年便已完成；而他信仰的重新建立是个渐进的过程，在1536年的《基督教原理》中才开始结果。当然，到1533年末之际，加尔文与罗马教会间的鸿沟已愈来愈深，他被危险地卷人正统派与异端之争的丑闻中。 福音改革派的理念在16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从德国渗透到了法国，并且受到法国国王的妹妹玛格丽特的支持。当时法国的保守派意见(以巴黎索邦神学院为典型)对于严正的正统教义可能受到的任何威胁抱着病态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事件(特别是那些与玛格丽特有关的事件)都受到严密的监视，被看作表明敌对宗教团体现状的信号。1533年秋天，新任索邦神学院院长的尼古拉·科普是玛格丽特的朋友。依照惯例发表校长演说，科普把演说变成丁关于“耶稣八福”的布道。这一讲演显示出伊拉斯谟以及路德的影响，号召对教会进行一场彻底的精神上的革新；它表明宗教改革已经渗透到上层正统派的要塞索邦神学院。这场讲演被宣告为异端，科普为避免逮捕而逃遁。曾经有人认为是加尔文为科普拟的讲稿(这个观点最近又被提起)。若真是如此，它就显示了加尔文在1533年秋天所处的立场：一个对天主教会的缺陷持强烈批判态度的福音改革者。加尔文与勒菲弗尔以《新约》为基础的改革是有联系的，无疑他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