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

戈尔巴乔夫最后总结说：“归根到底，大家看到，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模式。这对所有认真追求人类进步的人来说，都是值得思考的一个严肃的问题。” 2．认为苏维埃年代既有巨大功绩也有严重过错 戈尔巴乔夫写道：“在苏维埃时期，在极短的时间内过去的沙俄变成了先进的(在当时来说)工业大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发生了文明上的转折——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可与先进国家相比的工业大国。这一点是不可能否认的。” “但在整个苏维埃期间，俄国的现代化带有追赶式现代化的性质。官方的口号就是‘追赶西方，。但问题也就在这里。” “按照数量指标，例如钢铁和拖拉机的生产量，苏联确实甚至超过了美国。但是这些产品中大部分质量是不高的。生产效率则是不可比拟的低下，而能源和材料的消耗量则比西方国家要高得多。 “是的，在70年代曾提出过使国民经济由粗放转向集约化的任务。但是实际上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国家继续搞粗放式的发展，而在改革前的最后几年国家实际上是靠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过日子的。 “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最大的损失。我只要提一下对遗传学家的迫害和在许多其他的科技领域里对先进方法的排斥就够了。控制论被宣 布为伪科学，尽管苏联学者不论在研究这门科学的原则性理论方面，还是在解决有些应用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国家隔断了与国外科学技术界的对外联系，而全部世界经验说明：封闭和孤立必然会导致落后。 5．外部原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 1995年5月31日，久加诺夫在访问中国时谈到，苏联解体有内因也有外因。从外因的角度说，从加勒比海导弹事件开始，美国就制定了从内部瓦解苏联的计划，并从60年代中期起一直 实施这个计划，共花费了3万亿美元。美国先是把苏联拖进军备竞赛，遏制苏联在社会领域优越性的发挥；后又挑起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通过舆论搞乱人民的思想，并从内部搞垮苏 共。 参加社会主义学者协会与共产党联盟—苏共讨论会的部分发言者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外部原因起了很大作用。他们认为，十月革命后，以西方几个大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从未停止对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它们先是以战争的形式(如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和“二战”中对苏联发动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后又以和平的方式(经济军事上的施压、宣传舆论上的攻心以及金钱上的赎买等)破坏苏联的社会主义。苏联国内也存在反社会主义的力量。80—90年代，西方主要利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各种困难，联合苏联内外一切反共势力并在苏联上层找到了反苏反共路线的推行者。一发言者引用美国前总统布什及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的回忆录说明，美国政要在各方面所做的努力就是要使克里姆 林宫上的红旗降落。 亚佐夫认为，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对苏联进行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各种颠覆活动。“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十分清楚，通过军事手段无法战胜苏联，因此寄希望于“和平演变”和苏联内部动乱。针对苏联是多民族大国的特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千方百计地插手各地的民族分裂活动，煽动民族情绪。“美国之音”每周对苏广播时间长达500小时以上，并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给予舆论支持，极力吹捧苏联国内“民主反对派”的典型代表萨哈罗夫。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一部分移居以色列、德国和美国的苏联移民重新回到苏联，其中不少是西方间谍。他们汇集到雅科夫列夫旗下，以激进改革派自居，以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借口，四处煽风点火、混淆视听，大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为搞乱苏联、搞垮苏共推波助澜。 卢基扬诺夫认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存在决定了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依然存在。在一定历史阶段，阶级矛盾会激化，有时会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西方曾许诺戈尔巴乔夫，让苏联融入西方文明社会，这实际上是一场骗局，而且这种骗局还将继续下去。针对苏联民族成分复杂、民族矛盾较多的特点，西方曾制订出一套分裂苏联的所谓“民族战略”，即始终支持苏联境内的任何民族分裂活动。例如，拒不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拥有主权，在克里米亚鞑靼人中煽动民族情绪，插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民族冲突，利用1986年撤换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机会支持当地群众闹事，等等。 克留奇科夫也认为，苏联发生的事件不是解体，而是崩溃，是外部势力有意识、有目的地催化并支持的破坏过程。 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写道：“我曾相信，民主制将会给官僚主义以重大的、甚至致命的打击”，但现实是，“民主制不仅未能胜任这项任务，而且本身蜕化成官僚主义民主制。官僚主义——看来这是我们的不治之症”。他认为，俄罗斯“正在产生一个新的畸形制度来替代社会主义的封建主义。国家的恐怖暴行已为普遍的行贿受贿、偷窃和抢劫所代替。”“我原来认为，自由的差额选举能够将正直、有头脑、有教养和有专业知识的人选进立法机构。可是，现实生活的情况是，不少对事业和社会漠不关心的无耻地蛊惑人心的人却钻进了中央和地方杜马。”他说，俄罗斯和苏联已经试验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但两种制度都被推翻了”。因此，俄罗斯应该形成某种新的第三种生活方式。“第三条道路不是什么超越历史和可能性的新尝试”，而是在现实条件下的社会发展道路。 2．要恢复和继承苏联和苏联以前时期传统中有生命力的部分 “团结党”对苏联时期采取既不全盘否定、也不全盘肯定的态度；而是主张继承其有生命力的积极传统。它在党的宣言中说：“对于‘团结党’来说，客观现实是这样一个事实：与在俄罗斯进行改革的一切革命的、激进的(不管是自由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方式相对立，最有效的是强大的、保守主义的中派政治组织作出的回答。这个组织主张恢复和继承传统(不管是苏联时期的传统还是苏联以前时期的传统)中有生命力的部分。同时把最近以来已经发生的重要变化固定下来。” 亚夫林斯基认为，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为各种社会力量提供了讲台。在1990年的共和国和地方政权机关的选举中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持激进态度的反对派和一些共和国的分立主义力量以微弱优势取胜。政治斗争开始转变为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1990—1991年形成了中央政权机关同共和国和地方政权机关的对峙局面。苏联宪法中关于共和国有权退出联盟的规定变成了争取政权的斗争中的口号：一些共和国宣布不加入苏联，另一些共和国宣布自己拥有主权、本共和国的立法机关处于最高地位，开始“法律大战”。企业对各级国家管理机关的从属关系问题变成了分配联盟和共和国财产的问题。地方苏维埃通过把地方所有财产(已收归市有的财产)从国家所有制中分离出去的法律，各自治构成体宣布自己拥有主权。1990年下半年国家进入政治和经济无政府状态加剧的时期，在还未用市民社会的横向联系取代之前，极权主义国家现存的自上而下的联系开始迅速崩溃。在这些条件下提出了“500天计划”，试图在实行硬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连续不断放开价格和逐步使卢布可以兑换，加快发展市场结构和企业的横向相互联系，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和土地改革基础上，建立自愿的共和国经济联盟，以便稳定经济和实行改革，把中央经济机关改革成跨共和国的管理机构。但是“500天计划”在1990年10月被苏联最高苏维埃驳回。戈尔巴乔夫不再支持该方案，他立场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亚夫林斯基认为，对“500天计划”的攻击与其说是私有化引起的，不如说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签署经济条约就会排除签署政治条约的可能性，各共和国将不再需要中央．自然也就不会再需要苏联总统。从1990年底开始了临时制定经济政策的时期：仓促的向工业品合同价格的过渡，不成功的货币改革、零售价格改革和收入改革，预算赤字的急剧增长，国家全部外汇资金的灾难性盗用。在放弃经济联盟这种一体化形式之后，苏联领导人积极致力于实现政治一体化和签订新的联盟条约。但是这一进程处于各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的领导人的强大压力之下，签订联盟条约势必导致整个联盟政权的全面改组，包括撤换领导人。这就是所谓的1991年8月叛乱的实际原因，“政变分子”没有得到人民、军队和大众传媒的支持，以全面流产告终。从1991年8月底开始，政治局势急剧改变，差不多全体共和国的领导人都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整个的联盟政权结构实际开始重新构建。很大程度上是在俄罗斯的压力下放弃了对签订联盟条约的研究和准备。苏联立法机构的工作被暂时停止，苏联政府被消灭。建立有效能的经济联盟的一切努力又一次被破坏。这一政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声明废除1922年的联盟条约，消灭苏联和建立象征性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亚夫林斯基认为，这是政治悲剧，对于绝大多数居住在苏联领土上的人来说这是个人悲剧，至今仍被认为是一场沉重的灾难。亚夫林斯基说：“20世纪的历史表明，革命发生在俄罗斯社会在道德与精神上同政权相隔绝的时候。1917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俄国君主政体不再存在；1991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失去了人们信任的、名声彻底败坏的共产主义制度，在自己的谎言和无所作为的重压下崩溃了。” ……